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晋瑞，1970年生，山西平定人。主要作品有《原地》《爱上薇拉》《中国丈夫》《陌生人的玩笑》《别离》等。《中国丈夫》曾获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别离》入选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七月底，或八月初的一个夜晚，春生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正被一条人腿压着，他推开了它。腿的主人是一位国民党中央军下士，编号“丙139”，前天晚上塞进来连名字都没通报就病倒了。春生坐起来，周围死寂沉沉，臭气熏天，所有人不管衣衫褴褛，还是完整，都像尸体一样头脚颠倒插萝卜似的躺着。春生就恍惚了，迷惑了，我这是死了吗？春生怔怔地，不知是该庆幸，还是悲哀。他伸手推一下“丙139”，对方没一点儿反应，他又把脚伸到“丙139”脸上，依然毫无反应，春生更恍惚了，难道这些人，所有人，都死了？春生静下心，屏气试探“丙139”，那家伙的耳朵、脸和下巴都凉了。好好好！像这样无声无息死掉也挺好！可就在他轻轻将脚抽回来时，却隐隐感到一丝悠悠的热气，就像某人鼻翼翕张吁出的一丝微气，他顿时激动起来，伙计，尽管你是国民党兵，你要帮忙吗？春生揉揉眼，同时感觉自己的气管和食道干得简直要成纸了，于是转身把裹在衣服里当枕头用的砖头掏出来，拎起衣服，蹑手蹑脚溜出了营房。

这是违反规定的，性质非常严重。所以春生一出营房就被抓了，一片光，刺目的光，像一个透明罩子，早埋伏在那里一样“哗”地从天而降，不等春生惊醒，他已成了一只围笼里的猴子。这可毁了！春生在惊恐中哆嗦，东院的狼狗在叫，鬼子在恣意地嬉笑，中院的皇协军在划拳喝酒，可春生知道这探照灯后面或高高的围墙上，是一个个猎人的枪口。春生定定神，抬手挡住那束强光，光之外的世界什么也看不见，一切都被深不可测的白光遮蔽了。春生知道害怕是没用的，无论是哭，是笑，是唱歌，做鬼脸，求饶，结果都得看鬼子的心情，而开枪或杀人又是鬼子最拿手的事，那些鬼子，心里不舒服了杀人；高兴了杀人；打赌了杀人；精力旺盛了杀人；瞌睡犯困了杀人；喝醉酒了杀人；愤怒了杀人；甚至是想家了也杀人，没人能猜出他们什么时候会杀人，仿佛杀人成了他们的本性一样。因此春生猜自己大概是必死无疑了，鬼子的枪法他是见过的，鬼子边走边聊，猛地反手，连肩上的枪都不往下取，就能把天上一只鸽子打下来，现在先不说有探照灯照着，就算没有，即使一只与夜色融为一体的猫，单凭它走路的身影或声音，鬼子也能一枪叫它脑袋开花，除非鬼子是想和你玩一会儿，之前有过这样的先例，几个战俘溜出营房，他们当然知道四周是高墙，高墙上还有电网，自己是逃不掉的，他们只是想出来透透气，营房里太臭了，就算身体累得散了架，也被臭气熏得无法入睡。他们溜出营房，东躲西藏，最终还是被巡逻兵发现，巡逻兵并没有对他们喊话，而是用探照灯和子弹做起了猫抓老鼠的游戏。巡逻兵用探照灯将他们逼进营房过道，又用枪子儿将他们逼到操场空地，他们到处乱跑，冲巡逻兵解释自己只是出来上个厕所，巡逻兵才不听他们，他们的存活时间要看鬼子的开心程度，最终鬼子还是会用他们的尸体告诉其他人，一旦熄灯哨吹过，就谁也不准离开营房，就算臭死，热死，被蚊虫跳蚤咬死，屎尿拉到裤子里也不行。

春生站在那里。他在等一声枪响，或者生硬的命令声——跑，跑，快跑！等他跑起来之后才是那声结束他生命的“啾”的一声。鉴于这种心理，春生还真动了，但镇定自若，他心想，无论我怎么做都快不过子弹，你个龟儿子想开枪就开吧，打死老子，老子壮烈了正好到地下去见爹娘。春生的衣服本来是抟在怀里的，这时索性打开了搭到肩上，大步走向操场，他要穿过那片空寂的黑暗。枪声就在这时响起，子弹不知从何处射进探照灯的光斑里，有的带来了一股凉风，有的击起一小团尘雾，它们离春生很近，却没有一发打入他的身体。春生明白了，这是鬼子夜间巡逻太无聊了，他们要和他玩玩，可没有他的配合，他们怎么也玩不起兴致来，因为无论鬼子怎样把子弹打到春生的腿间，甚至有一发穿过了鞋帮让他的脚生疼，他就是既不跑，也不跪下求饶，春生一心要去操场空地的东南角，那里有一口水井，那是他的目的地。

探照灯像舞台聚光灯一样一直跟着春生来到水井旁，停了一会儿然后突然移开。春生重新落入黑暗中，春生就判断自己应该是暂时逃过一劫，不用死了，巡逻兵破了例，这可能与那个叫高桥一郎的鬼子有关，那家伙这几天后背痒得要死，春生有办法给他止痒。不过现在，春生最着急的是水。他管不了那么多了，他把水桶扔进井里，很快拽上来满满一桶，连水桶里七零八碎的月光都没看一眼，便一头扎了进去。春生“嗵嗵嗵”牛饮，满脑子自己光屁股跳进河里的画面，可现在再也体会不到那种快乐了，现在只想把自己的身体变成胃。水汩汩地冲进喉咙，流过食道，清凉开始蔓延全身，他惬意地坐到地上，舔舐着嘴唇，心想要是这个时候巡逻兵突然给他一枪，倒没有遗憾了。但他也就这么一想，因为想起了“丙139”，他估计“丙139”活不久了。可是就算去见阎王，也不能让他说自己是渴死的吧。春生开始把衣服浸到水里，一点一点地，突然回味刚才喝过的水，似乎有种怪味，说不清，淡淡的，有点腥。就在这时，一个黑影从他旁边经过，嘴里还嘟囔着什么，似乎很生气。春生用心听了，同时从身材、走路姿势和口音上判断，应该是陈翻译陈财。

随后，春生从水桶里捞出已经浸饱水的衣服快速跑回营房。他把衣服里的水淋到“丙139”嘴里，便哈腰去了营房最里边，秘密支部的负责人刘一新的铺位在那里，他说他有一个重要发现。

一新哥，我觉得陈翻译兴许很重要。

你是发现什么了？

我刚才听见他说话了，很怪。

他说什么啦？

“有些人就想把自己刻在石头上。”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哦，我也不知道。当时什么情况，他就说了这么一句？

不是，说了很多。当时他从欧阳队长屋里出来，嘟嘟囔囔的，哦，好像还有一句。

说什么了？别急，你好好想想。

“善即上帝，可上帝却并非即善。”就是这句，这些话有用吗？

有用。非常有用。

其实刘一新也不知道是否有用。可他还是忍痛伸手捏了春生的鼻子。算是对春生这个情报员工作的肯定。

那是一九四一年。

对。

因为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二年七八月间，文瀛公园就发生了那次爆炸案，你奶奶，哦，我希望她是你奶奶——江口慧子小姐，抱着一个孩子跑到我家。如果当时我要心软，听了我太太的话，那现在我就是你的爷爷了。

说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历史不能假设。

但不等于没这种可能。

月光下，我和陈翻译坐在文瀛公园的长椅上。我们是在几个月前认识的，我因为寻找奶奶的身世经常来文瀛公园，他尾随我，在我几次以为他是神经病后，他却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就是文瀛公园的爆炸案，我们由此成为朋友，可后来我发现，他是以此为诱饵钓我上钩，他真正的目的是讲他的故事——太原工程队的故事。就是说，他真正看重的是我作家的身份，虽然他并不要求我把故事写出来，但希望在浩瀚的历史里他也曾经存在过。我说，我会是一个忠实的听众，他说这不准确，因为他知道我为奶奶的事查了不少民国太原的文史资料，他很想知道资料里的内容，于是我们都成了讲述者，同时又成了听众。他所不知道的是，那阵子我的情况其实很糟，已过二审的稿子像约好了一样接二连三变成退稿，一个编辑还语气诚恳地给了我退稿原因——稿子看得让人崩溃，颠三倒四，逻辑断裂，句子与句子、段落与段落之间像是胡乱拼凑在一起的。我简直疯了，难道二十几年的写作我把自己写成了脑残？到底是我的小说不行，还是一些惯于以时间为轴空间为叶片把小说看成风车的编辑，一旦离开时空自己就会神经错乱？那天晚上，我把情况说给陈翻译，说我在琢磨我所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他就劝我最好放弃一切主义，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主义，人类有的只是内心，只要我们遵循内心，所做之事就无一错误。

后来公园的人越来越少了，夜色也往更深处走去了。我们继续聊集中营的事，他承认那天晚上他确实是从欧阳队长屋里出来，但他不承认遇到过春生，也不承认说过“有些人就想把自己刻在石头上”的话。

你是说春生，我们工程队可爱的小八路，当时就在井台边？

是的。我说，你一定说了那句话，春生当时还是个孩子，也就十一二岁吧，他说不出那样的话。

可我才不在乎自己刻不刻在石头上呢。陈翻译说，当时我的房租到期了，我在想办法筹钱。

那么另一句呢，“善即上帝，可上帝却并非即善？”

这句我说过。那天晚上我去欧阳队长那里拿钱。这事儿是事先说好的，可我去了，他就开始和我讲条件，要我十天内给他开一个释放证，我说，他可是工程队长，不比一般战俘，他的释放证即便我想开，那也得先做通日本人的工作。再说，当初他当那个队长是我保举的，你知道工程队长这个位置有多吃香吗？那些战俘们，我是说选人、派工、管理战俘，包括指定副队长、各班班长、战俘卫兵、灶房的伙夫，统统由他说了算，工程队说是由山西派遣军管理，具体负责人是所长松本大佐，但战俘们中间，那个工程队队长就是他们的王，他住单间，有人伺候，只要和日本人搞好关系，活得就和土皇帝一样，哪个战俘要想有好日子都得巴结他。可是他说我是找借口，说是我不想放了他这条大鱼。为此他威胁我，拿不到释放证，不仅一分钱不会给我，还要揭我的老底儿。唉，可能人就是这样吧，转念就从一种看法转向另一种，要符合他的意愿，他就觉得你真诚、善良、仁义、通情达理，什么都好，当有一天突然发现你不是他希望的，他就翻脸不认人，反过来还把“翻脸不认人”的帽子扣到你头上。我知道欧阳是个基督徒，可他根本不懂上帝，他却给我讲善，讲上帝，但他说的每一句都只是一知半解，话赶话我就说了那么一句。

看来你不信上帝。我说。

是我没办法信。有段时间我非常苦闷，体会不到人生的意义，我就经常去教堂，神父看我愁眉苦脸，就劝我没必要这样，因为这个世界，人人背上都有一个十字架。可这不是我想的问题，当时我其实是想知道上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说恶，他一直在讲仁慈，说善，为何眼看着人类的自相残杀他却不闻不问。我每天就在工程队工作，我每天目睹的——我该怎么说呢，水甲虫先生（我的外号），我不知道谁能给我看到的那些事一个答案。

看来资料里的记载太表面了。我这么说，不管管不管用，本心是想给他一点安慰。

那些资料里怎么说我？他突然笑了笑问我。

贪财，贪色，胆小。

还有呢？

没了。

没了？就这么简简单单六个字？

那你还想怎么样？

是啊！那我还想怎么样？陈翻译自嘲式地笑笑。

夜更深了。再待下去，整个夜晚就都要来围观我们了。我提议先散了吧，回家，有空再约。回家？一个作家的家在哪里，难道不是故事吗？再说时间对于你们这种人来说应该没那么重要吧！走，咱们换个地方。陈翻译站起来，抖抖长衫。我说行，我听你安排。

我们走出公园，拐进桥头街，整条街接续钟楼街的风格非常民国，当然空气中也弥散着宁化府的醋香。我们去哪里，茶馆？酒吧？还是去上马街他那位相好的红莲姑娘那里？到了街口，他告诉我要带我回家。我知道他家在城坊街，去那里还有一段很长的路，再说——我说，有点晚了啊！

是啊，是太晚了，一晃几十年了。

我是说你太太，我这么晚去，会打扰她的。

这不是你考虑的。他的口气变得不由分说起来，去吧，就算认门。

这时，一辆出租停在我们旁边。司机摇下窗，问我们要去哪里。

一九四一年。陈翻译不露声色地微笑。

那是哪儿，酒吧？咖啡馆？

陈翻译用绅士般的微笑（连俏皮话都没说一句）打发走了出租。他说，我们步行，那样我们可以多聊一会儿，男人一旦回家，就没自由了。他嘱咐我，到了他家千万别提红莲姑娘的事。

行。看来你们很相爱。我说。

谁们？

你和你太太赵兰香。

我们还是聊工程队吧。陈翻译说。

于是我们向左拐，开始沿五一路一路北上。

不过，我还是不希望你称那里“集中营”。

但对战俘来说它就是“集中营”，“工程队”只不过是日本人为掩人耳目。

好吧！随你。反正很多事情我是说不清。

说不清？

你能说得清吗，水甲虫？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迷失吧。因为不会有人给你提供前提，哦，也就是背景，在我处的那个年代，我知道人们不是迷失在战争中，就是迷失在朝不保夕里。其实你也一样，你很可能迷失在现实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构成现实的真实背景和原因是什么。

资料上说，那天晚上刘一新一夜没睡。被俘前他的眼睛被毒气伤过，被俘时有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右臂，受审时鬼子拉开他的衣领将一锹红火炭倒了进去。这些经历就发生在十天前，夜里他眼睛红肿、干涩、奇痒无比，右臂和后背在快速化脓，那种钻心的疼让他感觉都快烂到心脏了，为了保护后背，他只好侧身靠墙，但疼痛丝毫不减。其实其他人何尝不是一样，他们一个个死一样地睡着，可又有几个能真正睡着呢，即便因为疲倦暂时闭上了眼，但也没有一个人从心灵深处真正睡着。看看这连牲畜都不如的生存环境，想想每天两顿饭还不到三两的食物，还有睡前那四个被鬼子带走的女人，她们此时——可能在……如果鬼子抽她们嘴巴，撕碎她们的衣服，直接捅她们一刀，或顶住胸口开枪，倒是万幸了……刘一新心里很难受，因为其中两个是自己的战友，她们之前都在晋绥八分区工作，一个是文艺骨干，一个是机要秘书，那个机要秘书的爱人在前线，出生不到半年的孩子刚刚寄养到老乡家，她们，包括另外两个不认识的女人，不管她们是什么军，可她们都是中国人。刘一新内心非常矛盾，一方面希望她们不如早点死了拉倒，一方面又希望她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来，希望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她们都不要把罪责加到自己身上。

因为身上的伤太疼了，刘一新无法入睡。他索性开始琢磨陈翻译的话。那时他对陈翻译一无所知，印象自然不好。那能好吗？陈翻译，一个中国人，就因为披了一张日本人的皮就耀武扬威，在日本人那里他是哈巴狗，转脸面对战俘就变成恶狗，晚饭吃饭时有战俘抗议小米发霉，他竟然站在板凳上乌鸦一样教训大家：你们别不知好歹，给你们吃发霉的小米怎么了，给你们吃黑面窝头怎么了，你们要知道，皇军没有土地，皇军不种粮食，可是你们，你们的父母、哥嫂、叔叔、大伯，你们中国人把粮食统统都藏了起来，宁愿烂掉也不交出来，你们的良心大大坏了，你们现在能吃上饭，都是皇军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这他妈什么逻辑？他竟然能说出这种话，难道他觉得自己把腿伸进鬼子裤筒，味一味鬼子臭气就成日本人了？

刘一新不知道难挨了多久，直到半墙上那个补丁般的黑窗开始由黑变青，又由青变白，他就知道新的一天就此开始了。刘一新努力动了动身，身上的疼就像突然被叫醒一样报复性地更疼了，他咬咬牙，控制住自己不要发出一声呻吟，这时早起的春生悄悄过来，他知道灶房里的那些老家伙，都是欧阳队长的人，就算早到，他们宁愿躲到一边抽烟也不会往灶火里撺一把火，春生得去灶房帮厨，但临走前想先看看刘一新的情况。感觉怎么样，一新哥？很好。你看，我还活着。那就好。去吧，我会好好活着的。好。咱都好好活着。说完春生走了。

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高墙外麻雀在城楼上鸣叫，一串清脆的马蹄声在麻雀声中“嘚嘚嘚”穿过城门，自东向西沿小东门街而来，那是一辆拉尸体的马车，用不了几分钟就会在“工程队”的木牌处拐进北巷。赶车的是南郊农民，也就四十岁，叫董成牛。马车向前走不了五十米，他就得下来，给第一道门，也就是集中营东院由日军把守的岗哨鞠躬，接受检查。这时几条还没关起来的狼狗会冲他跑过来，等他赔上一副笑脸后就离开了，然后他需要左拐通过皇协军把守的第二道门、战俘卫兵把守的第三道门，再穿过操场，才能去往营房北边的“病号隔离室”。那里说是病号隔离室，实际上就是一间停尸房，每天他需要跑一趟，有时候需要跑两趟，把里面的尸体拉走。

那天早晨，春生先到灶房点着火，确保灶房的烟囱准时冒出了烟，他看一眼锅，一锅水，就锅底那么点儿小米，再怎么熬，到最后也只能是一锅瞪眼米汤，再说米是前一晚下班前老家伙们就倒进锅里的，早上即便不烧火也早泡软了。春生给灶火里塞满片柴，便以给欧阳队长送洗脸水为由出来了，但他真正的目的是见董成牛，他要和他谈谈。于是他小大人似的站到了马车前，那匹枣红马在跺脚、摇头，努力驱赶着讨厌的苍蝇。董成牛正把尸体从隔离室搬出来又扔到车上，动作老练娴熟，就像屠宰场的工人。因此春生挺佩服董成牛的，要是换成自己，先不说那么多尸体需要搬，单尸体的污物与恶臭就让人无法忍受，再说有些尸体很可能已经染了病。那天的尸体好像特别多。见春生站在旁边，董成牛还发起了牢骚。你这孩子，没看见我在干嘛吗，要帮忙就下手，不下手就起开，你站那里干吗？

春生不仅没有躲开，反倒往车跟前走了走，他低声问董成牛，你把他们拉到哪儿了？

随便哪儿。

随便哪儿是哪儿？

以前是赛马场，现在是南郊的乱石滩。

然后你把他们埋了？

那得看情况，少的时候可以，多的时候就扔那了，就我一个人，埋不过来，只好喂鸟。

哦——春生突然感觉后背生疼，仿佛有成群的鸦雀在鹐自己的后背。

董成牛把尸体码好了，正用绳子往紧里捆，毕竟往南郊乱石滩还有一段路，他可不想让尸体在途中掉下来。春生默默地站在那里，他都已经忘记自己是为丙139来见董成牛的了，他怔怔地看着那些尸体，仿佛看到了自己。于是他说，成牛叔，我求你件事吧？

求我？我能帮你干什么？求我把你拉出去？

嗯。春生说，等我死了，求你把我拉出去，拉远点儿，别扔到乱石滩，我求你把我埋了，要埋深点儿，别让鸟儿鹐我。

你这孩子，说什么呢！董成牛刚要教训他，可看春生一副严肃认真的表情，就改变了口气，他就说，行，我答应你，不过那也得等你死了啊，你准备什么时候死？

不知道。春生嘻嘻笑，甚至还有点儿害羞，说，谁知道，也许就今天吧！

你这孩子。这次董成牛真生气了，以后不准你这么说，赶紧给我“呸”上三口。

资料上说，从那以后春生和董成牛就成了朋友。

那天好像发生了很多事。我和陈翻译说。

我没觉得，因为工程队天天都会发生很多事，新战俘要来，旧战俘要走，哦，我不是说“那种处理后的走”，当然也包括“那种处理”，自从冈村宁次到华北后，工程队的收容能力不堪重负，日本人也很头疼，营房面积就那么大，经费也没听说增加。日本人尽管怨气很大，但也必须面对。尤其是高桥一郎少尉和藤原苍介，每天牢骚满腹，不过他们从不向松本表达不满，尽管他们口口声声宣称要以实际行动效忠天皇，可实际上他们心里意见很大。陈翻译问我，这些资料上没说吗？

说什么？

高桥一郎，藤原苍介，还有春生。

没有。

真是太遗憾了！你知道春生为什么能进灶房工作吗？

陈翻译说，尽管工程队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战俘，但战俘也分三六九等，只要你去战俘中间遛一圈，你就会发现，那些卫兵、班长、副队长、灶房相对干活少待遇好的位置都在晋绥军手里，接下来是国民党的中央军，最倒霉的是八路军，他们出力最多，却也挨打受骂受欺负最多，我开始以为和他们不配合不服从有关，后来又觉得可能和他们穷身上没钱，给工程队长塞不上好处有关，最后我发现是日本人从骨子里就偏袒晋绥军。

这个资料上有说，背后的原因可能与一个秘密计划有关。

什么秘密计划？那个“C计划”？可那是针对八路军总部、129师师部的，冈村宁次为此还专门组建了一支挺进队。

是“伯计划”。日本人一直想拉拢阎锡山，很可能派遣军司令部给松本下了令，要他对阎锡山的部下好一点儿。

这个我真不知道。我一直还以为，也许是日本人知道那些晋绥军，尤其是带职的晋绥军释放后，有可能被安排去当警察和皇协军，或去他们的厂矿，便对晋绥军网开一面。因此春生能进灶房是个特例，当然这是高桥授意的，我不敢不听他的话。

看来这个高桥还挺照顾春生的。

是的，我也一直这么认为。你看的资料上有春生的相片吗？

没有。

哦，春生可是个可爱的孩子。

他很讨人喜欢？

怎么说呢，其实他的脾气一点儿都不好。他有一头乌发，还带点儿卷，鼻尖翘挺挺的，很像一个弟弟，标准的让哥哥宠坏了的弟弟，你没发现吗，一个家庭里那个真正的弟弟是从来不觉得小的，他总是口气很大，一出口就想让所有人都听他的。我不知道他在家的实际情况，但第一次见他就印象深刻，他是一九四一年春节前那批来的，战俘们从火车上下来，被绳子拴成一队，当时下着雪，寒风刺骨，一个个破破烂烂、垂头丧气，又趔趄踉跄，只有春生昂首挺胸地走在队伍中，即便消毒的高压水枪把他喷成落汤鸡也不低头，那些战俘是直接从战场上下来的，很多人身上还是单衣，只有春生身上穿着一身合适的八路军军装，虽然面料不怎么样，却是新做的，因此很扎眼。当时我就站在高桥旁边，每次有新战俘押来，不论日本人还是皇协军都很兴奋，尽管那些战俘被押送进来前身上的“油水”早已经被一遍二遍甚至是三遍榨过了，但他们还是相信多少还是有一些“油水”被深藏起来的，这就更加考验一个观察者的眼力，因此春生的表现，高桥一眼便看到了。战俘们一个接一个，从端枪的士兵面前经过，高桥突然举起了洋刀指向队伍对我说，你的，把那个小孩的弄来。那个？我想他指的是春生。是的。于是我把春生手上的绳子解开，让他去见高桥。高桥这时正用洋刀指着春生，我不知道高桥要干什么，但很有可能会一刀砍了春生，我知道高桥和藤原在暗暗较劲，比谁杀的中国人多。春生却毫不怵阵。那天春生是以自己理解的英勇走向高桥的，他目不斜视，直直地走向高桥的长刀，似乎只要那把刀不移开，就是穿透了他的整个身体，他也会继续走下去。高桥当然是不会移开的，他就是要让这把刀扎进这个中国人的身体里，于是他眯着双眼，鼓励春生，哟嘻，继续，哟嘻，大大的，继续。那刀真的扎进春生衣服了，高桥却突然把刀抽回来，架到春生脖子上，他说，你的，小孩的，死啦死啦的，不怕吗？谁是小孩子，我是八路。春生说。你的，八路吗，八路，死啦死啦的。死啦死啦的，我也是八路。春生这时竟然笑了，很自豪，似乎自己终于成为八路了。哟嘻，你的八路，高桥哈哈笑了起来，你的，我的小八路。说到这里，高桥把我叫到身边，给我下命令，这个小孩，小八路，死啦死啦的不要，你的明白吗？进了工程队后，我发现高桥似乎真的很喜欢春生，他经常把春生叫进他的屋里，用生硬的中国话给春生讲他小时候的故事，给春生糖吃，在春生给他洗脚时，还把水撩到春生脸上，惹得春生不高兴，冲他叫骂，奇怪的是高桥表现得反倒更喜欢。有一段时间，我真觉得他是把春生当弟弟了，高桥一郎有一个弟弟的，叫高桥次郎，就是江口慧子的未婚夫，但他们的兄弟关系并不好，我还猜想这个高桥是不是把春生当高桥次郎小时候对待了。因此他对春生格外照顾。

这些资料里完全没有。

当然没有。资料里只会记载那些铿锵有力又光鲜的人和事，这些无趣、无聊、看似没有多少意义但意义却非常重大的小事常常被忽视了。后来我把春生安排到灶房，尽管灶房里那些老家伙老欺负春生，但是欧阳队长挺喜欢春生的。只是他们越是喜欢，春生就越是苦闷，因为他觉得这是丢八路军的脸，自己就是不死，也不应该伺候汉奸。好在刘一新李光明他们那一批战俘进来，春生变了。

变了？

变了。变得开朗了。变得像个孩子了。所以我偶尔也可以带他回家了，让他去帮我收拾菜园，春生非常能干，完全超出他的年龄，我家的篱笆就是他扎的，既结实，又漂亮，我太太很喜欢他，让他叫姐。有几次她还和我说，能不能把春生收养成我们的孩子。

看来刘一新李光明他们的那个秘密支部还真是厉害。

是啊，连一个小孩子都让他们培养成了战士。春生就像开化了一样，开始跑前跑后照顾那些病号战俘，他不再抵触见日本人了，和我的关系也融洽起来。当然他很机灵，他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己的一场病，有一次他病了，我奉高桥之命把他送进医院，我太太去照顾了他，出院时他就说，我这个汉奸翻译也没想象的那么坏嘛，看来汉奸的心也是肉长的。

他叫你汉奸？

对，叫我汉奸翻译。不过，我不在乎，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

但实际上他是在执行任务，为秘密支部搜集情报。

是的。而且搜集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譬如欧阳队长想要离开工程队，而我一心想弄到钱，譬如他伺候日本人从他们聊天中听说即将会有一千名战俘送往抚顺，等等等等。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春生，就不会有刘一新李光明他们后来的逃亡计划。

是的，春生应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高墙电网的集中营里出逃完全没有可能，而那些利用外出做工零星出逃的，不是被当场打死，就是被抓回来在战俘们面前当众处死，再有可能就是发动暴动，可是谁去组织呢，再说时机怎么把握，大规模的行动就会有大规模的镇压，代价太大了。不过资料上说，有过一次成功，就是把一千名战俘送往抚顺的那次，他们暴动了，居然成功了。

那绝对是一次意外。那时工程队的人太多了，山西派遣军就和关东军签了一个协议，每往东北伪满洲国或日本关东军送一名“特殊工人”——实际上就是战俘，山西派遣军便可得五十元好处费。不过那次暴动，李光明已经当上队长，而且他一定和刘一新他们进行了策划。你想想，一千多战俘被送往抚顺，十几节车厢，每一节都是闷罐车，途中连拉屎尿尿都不会放他们出来，而且那些战俘晋绥军、中央军、八路军都有，车头车尾还架有机枪，我是说，那些战俘是毫不知情的，他们只能在车里听到哐当哐当地声音，鬼才知道第二天中午列车在唐山站，因为加挂几节货车停下来，皇协军抬着窝头筐给每节车厢送饭时，一打开车门，就在那一瞬，战俘们像山体塌方一样黑压压地扑下来，他们把皇协军压到身下，又抢了他们的枪，车头车尾的机枪当然会马上扫射，但是枪子不可能扫到每个人身上，有战俘倒下了，但也有战俘跑远了，跑出了射程。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细节——车门打开的一瞬，那些战俘齐心协力扑出车门，这一定是有组织，有策划的，否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这次暴动发生在李光明当上队长的第三天。资料上说，春生将这消息告诉刘一新，刘一新马上把李光明叫来开会，他们想抓住这次机会。第二天李光明在分组时，每组都放进去了五六个八路军，那些八路军事先知道暴动计划，他们一上车就开始做工作，而且工作出奇地好做，因为是去关外的抚顺，还是煤矿，大家都想与其死在那暗无天日的地下，还不如死在亮堂堂的阳光下。没想他们居然成功了，近七百人逃了出来，有一半就地参加了八路军的冀东抗日武装。

不过也就只此一次。陈翻译说，松本大佐被筱冢义男，哦，当时的山西派遣官司令，骂了个狗血喷头，他不可能再犯这样的错误。后来我才得知是春生的功劳，因为那是一次秘密行动，连我都不知道。

你恨春生吗？

我为什么恨他？暴动又不关我的事。陈翻译看着我，不过，对春生，我还是挺失败的，我一直以为，只要有我，他就不会死，可是结果——唉，不过我已是历史了，失不失败已无意义，但你不能，你得写出令人信服的好小说，高级小说，米海西，起码你不要以为那种把人看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小说就是好，人除了情感需要，还有精神需要，我是说那种独立的、理智、深刻的精神需要。不过我相信你行。

为什么？

因为你不投机取巧。我从来不信“机”“巧”可以凭空得来，聪明人都在下笨功夫，可你看看你的周围——这时一只猫，看不清颜色，突然从我们面前穿过马路，钻进旁边绿化带里去了。陈翻译问我，你知道我最痛恨什么动物吗？

这我怎么会知道。

是乌鸦。因为它们总吃死尸，吃完死尸就哇哇乱叫。你不觉得吗？现在有太多的乌鸦，你的周围，包括你——我不希望你也变成乌鸦，最起码别变成一只大乌鸦。

我们继续向北，过了府东街，路东是成片的复古建筑，有不少名人故居。我知道往东走，进入校场巷，便可以看到河本大作，就是那个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后又以浪人身份来到山西，成为山西派遣军和阎锡山座上宾的日本人的居所。可是时间太晚了，几乎看不到几个行人的我，也恍惚的感觉，自己好像正走在一九四一年的太原大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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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节选部分，全文刊登在《山西文学》2022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