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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文学》2022年第10期 | 陈为人:老兵新传(节选)
来源:《山西文学》2022年第10期 | 陈为人  2022年10月17日08:10

陈为人,祖籍上海,太原为第二故乡。出版作品有《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马烽无剌——回眸中国文坛的一个视角》《让思想冲破牢笼——胡正晚年的超越与局限》《最是文人不自由——周宗奇叛逆性格写真》《山西文坛的十张脸谱》《兼爱者——墨子传》《特立独行话赵瑜》《柳宗元传》《冯霞是谁》《撇捺人生王秀春》等人物传记,《走马黄河之河图晋书》《摆脱不掉的争议——七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台前幕后》《太行山记忆之石库天书》《中国历代改革家的命运与反思》《弦断有谁听——世界文豪自杀档案》《红星照耀文坛——苏维埃八位文化人的命运》《地标的文明足迹——西欧行》《话说红颜》《歪批诸子》等散文随笔。

 

1.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父母一直希望我成为一个“造船工程师”,大概也是一种向往“蓝色海洋文明”的梦吧。但是,“砸烂旧的教育制度”破灭了这一梦幻。学业的中断使得从事连续性很强的工科已经成为不可能。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由于某种机缘,我得以结识从北京来到太钢(太原钢铁公司)“劳动改造”的文艺批评家唐达成。

1971年后,文艺政策有所变化,各种报纸开始恢复“副刊”,各级出版社也开始出版“革命文艺”。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太原市在侯家巷召开了“文革”后的首次文艺创作座谈会。我作为新涌现出的“工人作者”,与“文革”前就在《火花》杂志发表过作品的太钢老作者鲍世宁、王学忠三人,有幸列入与会名单。

鲍世宁没有参加,他是太钢焦化厂的技术员,他说,本职工作离不开,没有闲心不务正业。王学忠说,鲍世宁因发表文章受到冲击,吓破了胆,发誓这辈子再不舞文弄墨。

我与太钢的王学忠同居一室。能在山西省的第一刊物《火花》上发表作品,他在我心目中成为偶像。我说:“王师傅,我要向你们前辈多多学习,还请你多多指教。”那时候,工人作者沿袭工厂的习惯,对长者称师傅,而不是称老师,也算是时代特色吧。

有一天晚上,聊着聊着文艺创作,突然王学忠很神秘地问我:“你敢不敢去认识一个大右派?”

这天,我第一次听说了唐达成这个名字。我本能对右派有好感,我中学的语文老师李少华、蔡万选,后来进太钢后认识的施济生(认识他时,他仅是一个普通计划员,后来凭借自己的能力,官至冶金厅第一副厅长、太钢副总经理。我撰写过《由配角走向主角——施济生访谈录》,后收录于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儿女正当好年华》一书),以及在社会上结识的画家吴殿军等人,都是右派。于是在我的下意识里,右派成为有本事、敢直言的代名词。

王学忠介绍说:“唐达成是大右派,可不是小右派。下面的小右派,都是对基层的小支部书记看不惯,喋些二话,提些意见。这个唐达成,批评的可是中国文坛第一把手,周扬。你知道周扬吧?你去反对他,还会有好果子吃?”

后来我查到了这篇文章。唐达成以唐挚的笔名,在1957年第l0期《文艺报》上,发表了《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唐达成因此文而一鸣惊人,当然,也应了孔老夫子的那句名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唐达成也因此文而获咎。

2.文坛多见两面人

与唐达成紧密接触后,我问唐达成:“你当年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敢写与周扬商榷的文章?”

唐达成显得很平静:“其实没什么。一切自然地好像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想,如果把你放在我当年的位置,你也会去写那篇文章。”

唐达成说:“我们现在流行一句话:无私才能无畏。我想给他改一字才更为准确。无知才能无畏。无私?一个人一点不为自己打算,也许那是圣贤所为?恐怕圣贤也做不到。我倒是觉得,无知时,无畏,浑然不知,蔫胆大。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是因为没受过虎的危害。什么也不懂,也就失去了判断的依据。经历丰富了,当然优柔寡断。我的文章现在拿出来看,实际上是小儿科一类的讨论。”

唐达成又说:“当时文坛谈论写英雄人物应不应该写缺点。我认为可以写。像英雄人物的性格缺点,如脾气暴躁、生理缺陷,如口吃一类的事情,总还是可以写吧,还可以写克服缺点。这也不影响英雄人物的形象。可当时就是这种看法也不行。一次,胡乔木来给文联作协的干部做文艺整风的总结报告,我负责做记录,他提到了关于英雄人物的讨论,批评我们这种可以写缺点的意见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理论。我大吃一惊,但仍然想不通。”

唐达成又说:“周扬在那次会上也讲了话。他说英雄人物应该是光辉灿烂的。1953年10月召开第二次文代会,他做报告时,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英雄人物有没有缺点,可不可以写?既然英雄人物本质上是革命的,是优良的,非本质的缺点,如对老婆不好等,也完全可以忽略嘛。写英雄人物何必要写非本质的东西呢?”

唐达成还说:“当时我年轻气盛,觉得这样说太教条主义了,也太抽象了。我是根据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的感想来谈这个问题的。我说抽象地提出可不可以写缺点,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提法,因此无法确切地回答,实际上只有根据不同情况来决定是否写缺点。高尔基笔下的母亲形象,还有夏伯阳的形象,都不是完人,都有转变过程,不也是英雄人物吗?文章后面说得厉害一些。我说,按照公式或者所谓本质来写英雄,虽然写出了英雄,但实际上人物失去了灵魂,失去了生活本身鲜活生动的真实。”

当年,我刚进入创作,正面临塑造英雄人物的“三突出”问题。有段时间,对“歌德还是缺德”,还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历史的步履走得如此蹒跚,五十年代的问题,到七十年代仍在“老谱不断袭用”。此刻听唐达成的经历,无形之中有了“前车之鉴”的启迪。

当年对文坛一无所知,十分肤浅的我曾经这样问唐达成:“这么浅显的道理,作为领导文坛的周扬,连这点也不懂?这真是中国文坛的悲哀了。”唐达成回答:“情况当然要复杂得多。我到现在也不能相信,周扬作为我国一个老资格的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他很懂文艺,懂得艺术的规律。他读过不少书,有研究,也有见解。他不会不懂这么浅显的道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好比当年日丹诺夫在苏联文坛的地位。日丹诺夫是艺术的内行。我读过他的文艺评论文章。他谈起车、别、杜(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理论哲学观点,评价到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的现实主义传统,那是一套一套,说得让人心悦诚服。据说,日丹诺夫自己还能弹钢琴,能演奏贝多芬、莫扎特、肖斯塔克维奇的大部头作品。就是这么一个文学艺术的行家,一回到现实中,一涉及当代,就犹如换了一个人。批判和抨击起小说家左琴科、女诗人阿赫玛托娃,那就不仅有失风度,而且有失水准了。我想,这大概已超出了个人所好的范围。”

3.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唐达成对我说:“五七年的文章,可能只是一个因素,真正造成我命运转折的关键,是把我调到‘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审查组。”

作为组织上的信任或考验,还是预备党员的唐达成参加了调查组。面对丁玲问题出现的“反复”,唐达成原本可以保持沉默,沉默是金。也许,他只要保持沉默,就躲过了这一场劫难。

唐达成给我讲过他童年时的一个小故事:“小时候我不喜欢说话,胆小,有自卑心理,怕说错话,一说话就脸红。有一年冬天很冷,我的手生了冻疮,红一块,紫一块,手背肿得老高。早晨洗脸时,我把手泡在热水中,妈妈见了,把我的手从脸盆里拽出来,一面用毛巾擦,一面对我说,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不爱说话,所以把手憋的。把话憋在肚子里,总要有地方憋出毛病。我知道妈妈是希望我能言善辩。但是,这句话却深深地印在了脑子里。很奇怪,当我在调查组接触了那么多材料,我也曾在心里多次告诫自己,你一个小萝卜头,是你管的事?不管也自然,管了也没用。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几天脑子里冒出来的,阴错阳差,竟然就是妈妈说我的那个情景。我摆脱不开这么个念头:我不说,说不准就会把哪憋出毛病来。”

唐达成说,周扬有句话他记忆犹深:“与其窃窃私语,不如侃侃而谈。”

唐达成终于爆发了。用当时把他打成右派的词语说:“唐达成终于按捺不住,跳将出来”。唐达成在1957年6月7日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终于把调查组的见闻做了一个发言。

唐达成说,周扬有个特点,高兴时滔滔不绝,生气时闷声不响。一散会,周扬背着手,沉着脸,一声不吭,“噌噌噌”地向门外走去。唐达成说,我在发言的最后说,“虚伪不能凭借它生长在权力中而变成真实”,这句话,最使周扬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他不止对一个人说:“唐达成竟然拿资产阶级的语言来猖狂对党攻击。”

如果说唐达成与周扬的“商榷”文章,周扬还有肚量,还容得“争鸣”的话,那么,唐达成的这个发言,就是捅向周扬要害处的一把钢刀,等于是在宗派斗争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站错了队。

唐达成就此被打成右派,开始了二十多年的苦难历程。

当时也许懵懂无察,但事后回想,唐达成的这段右派经历,对塑造我的人格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在自己的写作中,总会不断地向自己设问:你是要做“沉默的大多数”,还是信奉“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写作如果仅是言不由衷,那么写作的意义又是什么?

4.结识唐达成

王学忠引荐我结识了唐达成。

唐达成住在太钢厂区西南角的“古城”。当年日本侵略者占据西北炼钢厂(太钢的前身),在这里留下一片宿舍区。房子低矮而且阴暗,原来的一套房子一分为四,唐达成就住了其中的四分之一。我印象中,这就是一间十多平米的房间,进门西北角是一张大床,这张床占据了房间的绝大部分地方。朝南有一扇低矮的小窗,窗前摆了一张简陋的写字桌。写字桌与床之间只剩余一条很窄的缝,好像连一把椅子也放不进去,只能坐在床上写字。另外,一进门右手处,可能原来是一条狭长走道,唐达成稍加改造,勉强放进了一张单人床。这里,成了唐达成的机动空间。他母亲来,临时就住这里。平时彻夜看书,或者需要加班加点写东西,唐达成也睡在这里。

打成右派后,唐达成先是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此后转到北京八大处的机关农场,再转到河北怀来的作协农场,一直到1960年9月,唐达成才摘掉右派的帽子,分配到英文版的《中国文学》工作。然而好景不长,唐达成作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参加了1961年的“大连会议”。“像唐达成这样和大连会议有牵连的人,还能留在北京?”因为这么一句话,唐达成被逐出京门,流放到娘子关外的山西省话剧团。

尽管在话剧团对唐达成而言用非所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安置地,1970年初,山西文艺界“清理阶级队伍”,又把唐达成作为阶级“异己”分子,清理出了山西省话剧团。

山西省话剧团的编剧芦润泽这样向我介绍当时的情况:“当时来势凶猛,规定在一个星期内,所有清理对象,必须自谋出路。能联系哪算哪,联系不上,一律下放农村。我那个急呀,老唐毕竟和我不错,几天里,我电机厂、汽修厂、太钢,到处跑。好不容易说得太钢愿意收留唐达成。”

太钢当年接纳唐达成马中行夫妇的王世英回忆说:“我问,他们能干得了什么?省话来的那个人,叫什么来着?说得天花乱坠。说男的能写剧本,女的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演员,一家两口子,能编能演,本身就是一台戏。搞话剧的就是会说,说得我就把唐达成、马中行留下了。后来……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李强对唐达成有这样的回忆:“老唐来了后写剧本,他写了后给我们念,文字还是不错的,老唐的词很漂亮,……不过,不过,我直截了当地说,老唐写的剧本根本没法演。不过,老唐这人也真好,读剧本那天,我们正准备排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正发愁,座山雕手下的八大金刚,演的人还凑不齐数,我连搞美工、管道具的人都用上了,还不够。老唐就问我,你看我能不能凑个数?你看看,老唐特体谅人,我还担心让他演八大金刚,会刺伤他的自尊心,他却自己提出来给你救场。”我看过唐达成扮演的八大金刚。现在提起话头,脑子里还会出现唐达成嘴里恶狠狠地念着“吆喝吆喝”的台词,脸上故作狰狞状的模样。

唐达成在太钢宣传队期间,曾写了许多作品:如大型歌舞《万岁!万岁毛主席!》、鼓词或山西梆子《自从咱厂来了解放军》、对口词表演《一分钟》、表演唱《炉前批判栏》、话剧《接班风波》等等。唐达成出手快,又积极勤奋,所以,不断有新作品问世。可是应该说,唐达成写得多,排演的少,极少数即便排练了,勉强演出了,也绝没有一个成为保留节目。其实也自然,人非全才,唐达成也不能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5.唐达成所言“沾包”

我与唐达成的第一次见面,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

王学忠介绍说,陈为人是咱太钢新涌现出来的文学青年,我们在市里的创作座谈会上,我向他说起你,他特别希望拜你为师。

唐达成眼神里曾经一亮,但很快惨淡一笑:“拜我为师?跟我能学到什么?别跟上我‘沾包’,就是万幸。”

唐达成用了“沾包”一词,我记得刻骨铭心。我当时并不理解。

唐达成又是凄惨一笑:“我一个戴罪之身,连自己都没个容身之处,身上毛病已经够多,可不敢再加上一条‘好为人师’。向我能学什么?我自己身上的流毒尚待肃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我可不敢再荼毒年轻一代。”

此后,便是很长的沉默,唐达成似乎不想多说什么。

告别出来,王学忠对我解释说:“唐达成一朝被蛇咬,十载怕井绳,心有余悸。我每次到他家,他也只是客套地打哈哈,并不多言一句文学上的事。”

初始,我以为唐达成是那种敏于文而讷于言,肚子里有货而嘴里倒不出来的闷葫芦,及至后来与唐达成一起抽调到太钢工人创作组,编一本不定期的《太钢文艺》,朝朝暮暮接触得频繁起来,才知道唐达成不仅是满腹经纶,而且口才也绝佳,说起文学创作上的理论,一套又一套,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老师不幸弟子幸。唐达成的发配落难,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上天赐我一个文学创作路上可遇而不可求的良师。

我在各种场合,遇到文友问起我“师从何人”?我总会无比自豪地回答:“唐达成,早在五十年代就敢批评周扬的唐达成。”“文革”中,周扬被批为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已经成为死老虎。我的话中含有唐达成是先知先觉。

当年,我们家与《太钢文艺》的主管领导,太钢政治部宣传处处长赵林寿同住太钢的二十二宿舍。我家住西四排,他家住中三排。父亲领我去过赵林寿家。父亲的意思,我在赵林寿手下工作,当然是希望“多多关照”。赵林寿也很见诚,当着父亲的面夸奖了一番。但很快出现了转折词:不过。他说:“不过,小陈毕竟太年轻,没有社会经验,我听说,他现在同唐达成走得蛮近?当然当然,唐达成嘛……也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我是说,唉,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复杂,你对唐达成能了解多少呢?”赵林寿没让我插话,继续说,“我知道你会说,不就是个右派吗?右派也已经摘帽。我问你,还有什么?他跟你说过他去台湾的事吗?你能说清他到台湾干什么去了呢?你又能说清他从台湾回来是干什么吗?”

我到现在,对赵林寿那次用过的两句词,仍然记忆犹深:“入水不知水深浅,出水才见两腿泥。”

赵林寿的话的确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唐达成当年并未向我提起他有到过台湾的经历,这也可以理解,谁会把自己敏感的经历挂在嘴上?我并没把赵林寿的话告诉唐达成,也没向他问起去台湾的经历,我怕引起唐达成的伤感。我在心中为自己寻找辩护词:万一以后政治上出现什么反复波动,我完全可以找到托词,是组织上安排我与唐达成在一个部门工作,低头不见抬头见,接触多一点不也正常?

太钢的领导比较开明,要落实党的政策,发挥唐达成的一技所长,曾安排我与唐达成到峨口铁矿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以老带新,两人合作完成一部反映大打矿山之仗,解决太钢无米之炊的长篇小说。但到1975年,在太钢的一次内部创作会上,市委文教委领导应邀来参加会,见到了唐达成,马上对太钢宣传部的头头说:“连唐达成这样的大右派,你们也敢用?”于是,唐达成又被退回电修厂行政科。

唐达成的历史成为黥在脸上的“红字”。

唐达成不无绝望地劝我说:“小陈,以后你再不要说我是你的老师。不要因为我,影响了你的前程。”

政治上的跌宕沉浮,使我领会了唐达成嘴里“沾包”一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6.“窃书”与“读书”

太钢工人业余创作组起初设在太钢俱乐部前面的一栋大楼内,因为是三楼一间女厕所改造而成,我们戏谑地称为“三八号”。 离我们创作组不远,是太钢俱乐部的图书室。“文革”前开放时,我曾无数次地借阅过里面的中外古今经典名著。“文革”中,这些“封资修”的东西,都尘封在图书室后边的一排库房里。我和唐达成,还有另一个太钢的文学青年贾云辉,我们三人从窗户钻进图书室,看到那一摞摞落满尘土,四处乱堆着的书时,兴奋得就像阿里巴巴发现了四十大盗的宝库。密封的房子里很热,当时正是八九月盛夏之际,我们一面翻书,一面无意识地用手背抹汗,结果三人都成了大花脸。当时神经高度集中,竟然谁也没有发现。起初进去时,只说是看看,可一看就爱不释手,就有了拿一些回去的念头。记得唐达成当时说了两个词,一个是“物尽其用”;一个就是孔乙己的那句名言:“窃书不算偷”。我看到,唐达成的两条腿在往窗户台上跨时,在不停地哆嗦。直到回到我家,唐达成才长舒一口气:“好惊险,我一直觉得像有一只手会突然伸出来抓住我们。”

后来说起此事,唐达成还笑着说:“荒唐,荒唐。罪过,罪过。”

我从小喜欢读书,每个阶段总有每个阶段的阅读兴趣。小学时,喜欢读当年风靡一时的国产小说《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三家巷》《苦斗》《红旗谱》等,通俗易懂,可读性很强(唐达成特别向我推荐了柳青的《创业史》和李劼人的《死水微澜》);上初中时,我迷恋上剑侠小说,《三侠剑》《七侠五义》以及历史小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薛仁贵征东》 《薛丁山征西》等,每每看完一本书,就向同学炫耀,把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雄阔海、罗成、秦琼等隋唐十六条好汉一一道来;把坏狗熊欧阳平,两道白剌剌浓鼻涕的特殊武器,每一次惊险战例讲得活灵活现;上高中后,我开始喜欢上外国文学,觉得外国小说里对人性的揭示显得更复杂更有吸引力。那时读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德莱塞的《珍妮姑娘》《嘉丽妹妹》,以及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在同学中,都怵外国名著中西方人名太繁复,又是父名,又是本名,一读就是一长串,记也记不住,读到后面,竟然忘记了前面已经出现过。这往往成为我在同学们面前炫耀的资本,讲述外国名著中的故事情节,我故意把外国人名说得一个溜,看着同学们惊讶的眼光不无得意。大概随着年龄的增长,荷尔蒙分泌过剩,对书中关于男欢女爱的细节特别有兴趣,翻来覆去读,百读不厌。而书中关于政治背景的描绘或哲学观点的陈述,干脆就跳过去。

只要视力所及,只要能找来一读,拉到篮里就是菜,不求甚解生吞活剥,认为知识就是力量,开卷有益。

唐达成家徒四壁,唯一财富就是从北京带来的几箱子书。这些唐达成精心挑选的名著经典,成为我“饥渴年代”的精神食粮。唐达成作为我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在他的藏书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文艺评论和美学专著。我记忆中有车别杜的全集,斯坦尼斯拉夫全集,还有唐弢、侯金镜、邵荃麟等评论家的文集。唐达成说:“要成为一个作家,不要只狭隘地光读文学方面的书。文史哲不分家,一定还要多读一些史书和哲学方面的书。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正是受唐达成的影响,我从创作起步时,就对理论历史哲学都有了兴趣。唐达成还送给我两卷本的《文心雕龙》,说这是床头书,值得慢慢品味,反复阅读。

我偏爱雨果的著作,对这位浪漫主义作家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妙语如珠的满篇锦绣,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找来一切能找到的雨果著作读,读过他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笑面人》,尤其对雨果十六岁时与小伙伴们打赌,半个月内写出的《布格-雅加尔》惊叹不已。认为简直是神童的天才之作。

唐达成问我:“你这么喜欢雨果,一定读过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那是一个作家在晚年,思想最趋成熟后的收官之作。”

我当即给唐达成讲起,书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情节:反革命叛军的核心人物朗德纳克亲王,在海上,在克莱摩尔号军舰上的精彩出场;我还复述了书中,代表公安委员会的监军西穆尔登教士、雨果心目中人道主义的象征人物,革命军总司令郭文与被俘的朗德纳克亲王,那场“捉放曹”的精彩心理斗争……

我对自己过目成诵的记忆力,一向颇为自我陶醉自我欣赏。

我从唐达成的脸上,并未看到赞许,反而是微微摇头。唐达成问我:“读过雨果的《九三年》,你对小说描绘的历史背景,法国大革命如何看?”

我搜寻记忆,我得承认,我只注重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而雨果对故事发生背景的大段描绘,我认为是闲笔而忽略了。我只记得,雨果把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的三巨头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称之为“地狱里的三个判官”。

唐达成又是微微地摇了摇头:“我们看一本书,一定要能够把一本书由厚读薄,再由薄读厚。由厚读薄就是能概括出故事轮廓;由薄读厚,就是要看出书中力透纸背的丰富蕴涵。”

唐达成说:“我近来一直把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比照。我总隐隐约约觉得,其中似乎有着心理学意义上的一脉相承。”

我闻所未闻,我洗耳恭听。

然而,唐达成并未再往深里说,而是话锋一转:“作者从生存状态中看到了书,读者从书中看到了生存状态。这样才算完成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唐达成又说:“当然,雨果也仅是一家之言。你应该看看其他作家、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记录,有比较才有鉴别。”

唐达成从他的藏书中,拿出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向我推荐。唐达成当时并没有向我解释何以推荐此书,只是说:“书要自己去读,去想,任何人不可能越俎代庖。”

唐达成当年的这些谈话,如同一颗种子,埋藏在心中扎根发芽,孕育了我几十年后写出《“革命”,还是“宽仁”?——重温雨果〈九三年〉》,以及我西欧行后写出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凡尔赛宫:一个王朝的崛起与陨落》《协和广场:演绎革命的历史大舞台》《巴黎凯旋门:一将成名万骨枯的“丰碑”》诸篇文章。

……

此为节选部分,全文刊登在《山西文学》2022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