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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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初十这一天，我回老家上年坟。

今年上年坟上得早，原因有两个。一是父亲今年不在了，我没必要候年根儿去上年坟。二是我这两天待在淮南候闺女放寒假一块回合肥，早早地回老家上过年坟，就不用再回一趟淮南了。闺女在淮南的一所高校当老师，学生早几天放过假，闺女说她下午跟老师聚在一起开一个茶话会，就没事了。我说，我下午回老家上坟，明天就能回合肥。闺女说，你下午去上坟，我没时间陪你去。我说，我一个人去是一样的。

我回老家要上三座坟，父母的坟和小妹的坟。母亲三十年前去世。那一年，她虚岁六十一，没有先兆的突然离世，丢下我父亲，丢下我们姐弟四人，丢下一个家。我们家像一只木桶，母亲是桶箍，她一死，这个家就散开架子。大姐出嫁，我和二弟各自成家。相对来说，最孤单的是父亲和小妹。小妹想母亲，避开人，找一处地方哭一哭。父亲想母亲，脾气越来越坏，看天一团黑，看地一团黑，一个家没有安生的时候。母亲去世一年后，小妹跟着一块去，父亲不反省自个的过错，反倒变本加厉地跟二弟和二弟媳妇争吵。中间有两年，他从村里找一处地方，搬出去一个人单住，老家那个家被他折腾得更不成一个样子。有一回，大姐跟我说，要是他跟娘换一换，我们家都比眼下强。大姐说这话的意思，要是阎王爷收走父亲，留下母亲，最起码小妹不会孤单地死去，最起码一家人不会频繁地争吵。

这一年，二弟和二弟媳妇带上他们家的儿子去金华打工，丢下他们家的闺女同我父亲在家里。二弟去那里的农民工学校当老师，二弟媳妇去那里的工厂烧饭，儿子去那里的技校上学，他们两口子工资低，自个顾不上自个，抽不出来钱往家寄，顾不上他们家的闺女上学，更不要说父亲了。那一年，他们家的闺女住校上高一，每个周末回家问我父亲讨要生活费。父亲在家里一年喂两头牛，要是手头紧，口袋空，就去邻居家磨一磨（借一借）。他们家的闺女是一个懂事早的孩子，明白考大学是她的最好选择与出路。每一趟回家她都要烧一碗咸腊菜带回去，节省一点生活费，买学习资料。三年后，他们家的闺女考上广东的一所二本大学，算是那些年我们家的一件大喜事。

早年我们家有一台四轮拖拉机。母亲活着时，父亲和母亲一块拉煤做生意，父亲开车，母亲跟车。母亲死后，二弟和二弟媳妇都吃不下跟车的苦，父亲就一个人开车做生意。父亲七十岁停下开车，开始在家里一年喂两头牛，春天买小牛，冬天卖大牛，一年忙下来能赚几千块钱吧。父亲虚岁九十这一年停下喂牛，第二年无疾而终去世。安葬下父亲，我一家人回合肥，二弟一家人回金华，一把锁锁上老家的大铁门，空空荡荡的老家就只剩下虚无缥缈的回忆了。去年，父亲活着，站地上。今年，父亲死去，睡地下。去年我回老家上年坟，上母亲和小妹的两座坟。今年我回老家上年坟，上母亲、父亲和小妹的三座坟。母亲和小妹的两座坟，是旧坟。父亲的一座坟，是新坟。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去上年坟，就是去见他们三个。

2

下午两点钟，我回到老家。这一趟，我坐的是一辆出租车。刚出小区大门口，一辆出租车就在我面前停下来。车上已有两位乘客。司机摇下车窗说，回头车，你坐不坐？所谓回头车，就是拼车，比单个人打车便宜。我问，到毕家岗好多钱？司机说，十块钱！我坐公交车回老家，中间转一趟车要四块钱，出租车司机要十块钱不算贵。我拉开车门坐上去。

这些年，我回老家坐过各种车。早年，我在陶瓷厂工作，回老家骑脚踏车或坐公交车。骑脚踏车半小时能到，坐公交车半小时到不了。原因是，毕家岗车站离老家有四里路，两条腿走回去，要二十分钟时间。其后，我调进市文联工作，家住江陈小区，坐公交车回去要一个半小时时间，先坐3路车至蔡家岗，再转20路车至毕家岗。后来有去凤台县的大巴车途经江陈小区门口，票价五块钱。到毕家岗下车，剩下来的四里路，我要是不想走路，还可以花三块钱，坐三轮车回去。只是三轮车不安全，我敢不坐。再后来，我去省城工作，回老家分做两步走，第一步从合肥回江陈小区，第二步再从江陈小区回老家。

中间有一年上年坟，妻子生病不能跟我一块回淮南，她一个人留在合肥我不放心，只好跟小兄弟借一辆私家车回老家，尽可能地缩短来回时间。我不会开车，小兄弟走不开，他找他的小兄弟替他开。那一天是腊月二十六，二弟前两天从金华回老家。我没跟二弟打电话，匆匆忙忙地回去上母亲和小妹的两座坟，匆匆忙忙地回江陈小区吃晌午饭，再匆匆忙忙地往合肥赶。妻子生病，我回家没跟父亲和二弟说，他俩奇怪我为什么要借一辆车回去上年坟。村里有一家小饭馆，我担心小兄弟的小兄弟吃不惯。我想提前打电话叫二弟上街买菜自家烧，想一想怕耽误时间作罢了。我带小兄弟的小兄弟去洞山小吃一条街上吃淮南牛肉汤，好像淮南这地方只有这么一种小吃，勉勉强强地能说得过去。二十块钱一碗牛肉汤，两块钱一块鞋底烧饼，小兄弟的小兄弟吃一个心满意足的。那一天，我专门借一辆车回老家上年坟，从表面上来看风风光光的，其实一副落魄心酸的样子，只有我心里明白罢了。老话说，上年坟，谁上谁得。别人替代不了，必须亲力亲为。上年坟是祭奠去世亲人的仪式，更是活着家人的意义所在。

出租车至毕家岗停下，我下车去一旁商店里买三捆黄表纸、三沓冥币，一共三十四块钱。我不抽烟，问店主要一只打火机，一起装进塑料袋里，提手着往老家走。坐出租车的半路上，我想在车上睡一觉，不想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这些年都这样，决定回老家，心里总是不由自主地翻腾开。

母亲和小妹的死，父亲有推脱不掉的责任。大姐记恨父亲，我记恨父亲。大姐记恨父亲，嘴上说出来。我记恨父亲，埋藏在心底，不愿说出来。我不知道二弟心里怎么想，也不可能问二弟。二弟是一个没有责任和担当的男人。他高中毕业回家，就应该跟父亲一块开拖拉机，把母亲替换下来。那一年母亲都快六十岁了，还怎么跟得动车？母亲不跟车，父亲一个人怎么做生意？要是二弟有责任和担当，跟车的一份苦就不是能吃不能吃的问题了。能吃得吃，不能吃也得吃。你不能把一个家的重担，依旧沉压在父母亲的身上。

很快地，二弟结婚成家。很快地，二弟有了一个闺女。很快地，二弟媳妇怀上二胎。就是这一年，母亲出车祸身亡。家里出这件事，父亲没从中醒悟，二弟没从中醒悟。二弟不跟车，父亲叫小妹跟车。父亲的脾气越来越暴躁，跟二弟争吵，跟二弟媳妇争吵，跟小妹争吵。中间隔一年，小妹服毒身亡。从小妹死去的那一天起，我就不想进那个家门了，不想见父亲，不想见二弟和二弟媳妇。从那往后，我回老家在那里很少吃饭，更是没在老家睡过一晚上。习惯性地，我吃罢晌午饭下午回老家，坐一坐，跟父亲不咸不淡地说上几句话，就往回走。这些年，二弟和二弟媳妇一家人一直在金华打工，好多年都是父亲一个人在老家。老家是一个沉重的存在，回老家的路是一条沉重的路。每一趟回老家，我的脚重，我的心重。面对老家，我时常有一种喘不过来气的窒息感。

3

三座坟不在同一块地里。按照远近顺序，我先去母亲坟上，后去小妹坟上，再去父亲坟上。

我走到村子南边，不往村子里进，绕村子西边的一条路，远远地就看见母亲坟上的四棵柏树。柏树不落叶，一年四季都绿油油地守护着母亲的坟。四棵柏树是母亲死的那一年，父亲买树苗栽下来的。柏树长得慢，一晃三十年过去，只长碗口那么粗。这块地是一户李姓人家的，父亲掏五百块钱买一棺地安葬下母亲。四棵柏树栽在母亲坟的四个拐角处，算是标明地界吧。界内，是老坟地；界外，是庄稼地。我去母亲坟上，停在坟前两棵柏树中间的位置上，掏出一捆黄表纸，解开捆绳，在坟前摞一堆，打火机点着焚烧。野地风大，不用一沓一沓化散开。我说，娘，今年我上坟早，你就早一天买年货吧。不管相信不相信，那边有一个阴间世界。不管相信不相信，人去那边一样吃喝拉撒。上年坟，焚烧纸，送冥币，算是一种美好的心愿吧。

母亲死去的头两年，父亲经常地一个人去母亲坟上。坟上长一根野草，父亲伸手薅掉。哪家的狗跑坟上拉一泡屎，父亲上锨铲掉。有一种树叫皮树，洇染得快，一棵洇十棵，十棵洇一百棵，半年不清除，坟的上下全长满。这种树，靠籽洇，靠根洇。皮树的果子吃进小鸟的肚子里。小鸟飞过来，屎拉坟上，经过一场雨，就有皮树生根发芽长出来。皮树一旦长出来，就很难根除。上手拔除树苗，树根留在土里，照样长出来。父亲年岁一年一年大，往母亲坟上去的就稀少了，再后面干脆一趟不去了。父亲不去，没人经管，任由野草生，皮树长。这两年，坟上的皮树有了手指头粗细，就算我带一把刀，也只能砍除树干，它发达的根早已深入母亲的棺材，与母亲的骨头融合在一起。

有一年，有人在母亲坟旁烧荒，火头燃着柏树。北面的两棵柏树，一棵烧死，一棵烧半死。我回家问父亲，是谁烧的？他说，不知道。我说，你找人察听是谁烧的，叫他赔钱！父亲不去过问，这件事不了了之。好像父亲不去母亲坟上，那里的四棵柏树跟他一点关联没有了。

我上过母亲的坟，去小妹坟地。

那里离母亲的老坟有二里地，小妹在那边找娘串门都不方便。那里是一片荒地，我沿一溜田埂走过去。这是一个暖冬天，腊月里气温高出二十度。我歪歪扭扭地一路走过去，拿拧出一头一脸汗。荒地里栽上一排一排杨柳树，叶子落光，袒露出一个个喜鹊窝。十来只乌鸦从别地飞过来，跟十来只喜鹊争抢地盘，叽叽喳喳，相互争吵，相互对骂，天上地下，黑白翻飞，半空中飘散着白色的喜鹊毛与黑色的乌鸦毛。向北三百米是淮河，那里的河滩地无遮无挡，空旷辽阔。喜鹊和乌鸦一路翻飞厮打去了那一边。我的耳边暂时地安静下来。小妹的坟上长满各种茅草和蒿子，烧纸时生怕燃着火。我手持一根棍子，压住火势，防止随风扩散开。这里地上不长皮树，却长一块块探头探脑的赖石头，少部分在地上，大部分在地下。

小妹死，应该跟母亲葬在同一块地里。不说跟母亲葬一排溜，最起码葬在母亲面前吧。不知怎么的，父亲不这样安排，执意地把小妹葬得远远的。父亲腿脚好的那些年，经常地来小妹坟上。春天里，他在旁边开荒一块地，栽烟叶，点南瓜。这里地薄，都是砂礓。父亲开荒，要从别处担泥土过来，肥料更是缺不了。土是熟土，肥是牛粪。父亲开荒的地块不大，却早早晚晚担土担肥忙碌好多天。村子四周能开荒的地多得很。哪块地都比这里土质肥，哪块地都比这里水源近。砂礓地的特点，就是下雨天留不住水，不下雨天旱冒烟。在这里开荒，相比挑土挑肥，浇水最难心。不说天天浇水，两三天要浇一遍水吧。父亲前后坚持五六年，一块地就撂荒那里了。

有一年，我回老家，父亲叫我带一只南瓜回去。父亲说，砂礓地长的南瓜好吃，又面又甜。南瓜圆溜溜的，四五斤重，表皮红中带黄，黄中带红，长在砂礓地里算大的。南瓜，我扔在半路上。小妹坟旁长出来的南瓜，我吃不下去，也不想叫老婆孩子吃。父亲在小妹坟旁开荒，找一个借口，不时地去那里看一看。父亲的心思，我能猜出来几分。那些年，父亲埋藏心底的一份疼痛比我深。小妹死，父亲负直接责任，我负间接责任。只是面对这份责任，谁都承担不起。

4

我家的三座坟，在三个不同方位。母亲的坟在老家的西边。小妹的坟在老家的西北。父亲的坟在老家的东北。我上过小妹坟，去父亲坟上，走一溜淮河边绕过去。

这一片河滩地，我四十年前走过。那个时候，大河湾村在淮河北岸的堤坝上，小学五年级放暑假，我天天渡过淮河来这一片地里拔猪草。这里土质差，村人锄庄稼马虎，不少地里长出来的庄稼没有杂草多。杂草中就有猪喜欢吃的各种草。我挎上一只竹篮来这里，个把小时就拔一篮子。早上，我出家门早，赶回头顶多半晌午。清早露水大，回头时我的一双鞋是潮湿的，两只裤脚也是潮湿的。鞋窝里灌满泥水，走路脚底打滑，“苦瓜苦瓜”地叫。那种年代里，大河湾人家穷，孩子夏天赤脚不用穿鞋子。拔猪草要穿鞋子，是防止踩在蛇身上，遭蛇咬。不能说我下地拔猪草没遇见过蛇，只能说我没踩在蛇身上，蛇没攻击我。村里很少有孩子跑这么远的地里拔猪草。最初带我来这里拔猪草的是大姐。大姐后来去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拔猪草这件事就交给我。那个时候，我喜欢独来独往，不喜欢跟别的孩子一块拔猪草，就算跑到这样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方，也不觉得有什么害怕的。

有一天早上，天气闷热难受，空气中不见一丝风。我去地里拔猪草，杂草和庄稼上的露水少，这是阴天的缘由。晴天露水大，阴天露水小，我有经验。我低下头拔猪草，想早点回家，下河里洗澡。夏天就这样，不怕天热，洗一澡就凉快。一篮子猪草，够我家的猪吃一天。拔一篮子猪草是我每一天的最基本工作量，其余的像挖菜园地或担水浇菜园地都是可做可不做的。那个时候，不存在暑假作业，期末考试都是开卷考试，课堂上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暑假天，我拔一篮子猪草回家就下河里洗澡。洗一澡，洗两澡，一天能洗好几澡。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夏天是清凉的，跟淮河水连在一起，跟我的童年少年连在一起。突然间，有一团乌云从八公山顶冒出来，铺天盖地地往天空中挤压，我闷头拔猪草没看见。赶我觉着一阵子凉风，听见一阵子雷声，想往渡口的草庵里跑就已经来不及。四下空空落落的，没有一间避雨的房屋，没有一棵遮雨的大树，来不及跑还得跑。乌云漫过头顶追过来。雷声漫过头顶追过来。大风漫过头顶追过来。大雨漫过头顶追过来。我扔下手里的篮子往前跑。我丢下脚上的鞋子往前跑。我惊恐万状地往前跑……那一天，我淋一场雨，受一场惊，发一场烧，生一场病。我病好再拔猪草，就不来这一片地方了。

中间相隔十年，大河湾村搬迁至现在的地方。我们家搬新家的时候，我已经考学走出大河湾村，在陶瓷厂工作了。这里离煤矿近，南五里路是毕家岗煤矿，西五里路是李嘴孜煤矿。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父亲果断地买一辆拖拉机，跑贩运煤炭生意。父亲的这一决策，带领家人过上温饱的生活，也走上一条家破人亡的路子。第八年母亲死，第十年小妹死，此后父亲一个人开拖拉机做生意，直到他七十岁那一年。我们家的命运走向，与大河湾村搬迁有关联，与这个时代有关联。父亲去世后，二弟一家人回金华，我一家人回合肥，暂时地脱离开大河湾村。我们却没办法脱离开这个时代。我们的命运受制于它，直到我们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猛然地想起一件事，我赶快打电话给闺女。我下午出门，闺女在家睡午觉。她叫我三点钟打电话喊醒她，三点半钟去学校开茶话会。闺女属于夜猫子类型，要是隔天上午不上课，头天夜里就晚睡，不管早上起多晚，吃罢晌午饭都要补一觉。电话打通，没有人接。再打一遍，依旧老样子。一瞬间，我心里生出一丝莫名的惶恐感。惶恐什么呢？我说不出一个确切的缘由。闺女不接手机，可能她午睡时调至静音模式，或她已经坐上公交车前往学校。车上嘈杂，听不见手机响。就算还有我想不到的缘由，她没能及时地接听手机，又算一件多大的事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无端地产生一种莫名的惶恐感。是生命的无常带给我们的？还是生活的未知带给我们的？这生命中的感知，我说不清楚。

我停下脚，站在一片枯萎的芦苇前面。芦苇一旁是淮河，有两个人在河边垂钓。淮河禁渔，钓鱼违法。这两人隐藏在这片芦苇中，显得鬼头鬼脑的。我绕过芦苇，往前五十米是渡口。经过渡口，走一条去毕家岗七号井的路。父亲的坟就在路边上。

闺女打电话过来，说她在家洗头，没能接听电话。我问，三点十分你没出门，开茶话会不迟到？闺女说，我打出租车过去，不会迟到！

5

父亲的坟地是他自个选的。

母亲死的那一年，父亲要是多给地主家五百块钱，就能在母亲坟旁多买一棺地。父亲没有这么做，他觉得离死远得很，不着急考虑这件事。中间隔一年，地主家迁来一座坟，占据母亲一旁的那一棺地。母亲面前还有一棺地，那一片地势洼，父亲眼里看不上。中间隔两年，那一片洼地葬上坟，这块地就没有可葬之处了。父亲跟我和二弟说，我的坟地不用你们兄弟俩操心，我割牛草看上哪块地，就花钱买下来。父亲说的在理上，他四周割牛草，哪块地适合他安葬，他自个最清楚。老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个至。父亲七十三岁那一年，请人缝好寿衣，生过一场小恙，挺过来。父亲八十四岁那一年，请人打好棺木，躲过一场小灾，挺过来。父亲七十三、八十四，他不操心买坟地的事，我和二弟都不说，好像说出来不吉利。

有一天，父亲说他是一个铁疙瘩。我问，这话怎么讲？父亲说，打我记事起就没生过大毛病。父亲说的是实情。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确实没有生过大毛病。这些年，父亲年岁一年一年大，偶尔地会伤风感冒。要是他觉得难受，就去山王镇卫生院挂两瓶水，也就慢慢地好了。

又一天，父亲说，我跟你说，我有活头呢！人活多长时间，哪有自个知道的？看着父亲一副神神道道的样子，我不想跟他说这样的话题。我不说，他说。父亲说，你想一想呀，你娘和你小妹去得这样早，她俩没活够的阳寿，不都加在我头上？父亲说的这个道理，我是头一回听说。娘和小妹没活够的寿命，不是没花掉的钱，留下来父亲花。父亲能够产生这样的一种想法，足见人心有多贪婪。

父亲虚岁九十那一年，停下喂牛。过罢年，他当家买下一棺地。那些天，二弟在老家。写契约，交钱，都是二弟办的。二弟打电话问我，回不回老家一趟？我说，他看上的坟地他自个做主，我回去不当家只是白跑路。父亲这一生独断专行惯了，老家的大事小事，我和二弟说话不算数。大多的时候，他决定的一件事，我和二弟都不知道，更不要说听一听我和二弟的意见了。父亲买坟地，他自个当家定，是最好不过的。我和二弟想插手，就算插进去，都会闹一个不愉快。我问二弟，坟地在不在路边上？在路边上，到时候抬棺材下葬方便。其实，我问这话纯属多余。时下，村里安葬死人都是家人花钱请殡葬公司操办，叫一条龙服务。入殓，挖坑，抬棺，不用家人操心。二弟说，坟地在去毕家岗七号井的那条路边上。

这是一块簸箕地。坟地在两只手端簸箕时的左手位置上。簸箕口朝向东北方。父亲睡在这里能看见淮河里的流动河水，能看见淮河对岸的一溜堤坝。早年，我家的三间土坯草屋就盖在那一溜堤坝上。母亲、父亲、大姐、我、二弟和小妹，一家六口人就住在三间土坯草屋里。眼下，三间土坯草屋早已不存在，母亲、小妹和父亲也相继去世。我焚烧过黄表纸，面对父亲的坟，弯曲两腿，跪下膝盖，重重地磕下三个头。我似乎一下子明白，父亲为何要把坟地选得这么远。他活着，尽量地逃离母亲和小妹。他死后，依旧不想跟母亲和小妹葬很近。

6

这一天，我没进老家的大门里。

老家的大门上锁，我没钥匙。就算我回村里，也只能在老家的大门外面站一站。父亲活着，老家的大门锁匙在父亲手上。父亲死后，老家的大门锁匙在二弟手上。过去我回老家，十有八九遇见大门上锁。我站在大门外面等候割牛草的父亲回头，或是我去四周庄稼地里找割牛草的父亲。有一趟，父亲在家里，从里面插上大门。我敲门喊他开门，父亲听不见。父亲晚年耳朵背，跟他脸对脸说话，大声地喊破嗓子，他只能听一个七七八八的。我敲一敲大门，大声地喊一喊，大门依旧不见动静。我没办法，去堂弟老虎家。老虎是四叔家的二孩子，住在村北头。老虎跟我一起走过来，不敲门，不喊人，直接翻墙进去，打开大门。父亲在屋里床上睡觉，见我走近床前，惊奇地问，你怎么回来啦？想一想又问，你是怎么进来的？老虎没跟我一块进屋里，家里有事转脸回家去。

下午四点钟，我离开父亲的坟回头。可以这么说，从小妹死的那一天起，我就不想进老家的大门了。在我的生命中，老家现在只剩下三座坟，父亲的坟、母亲的坟和小妹的坟。

……

全文刊登在《山西文学》2022第10期

【作者简介：曹多勇，1962年出生于淮河岸边的大河湾村。现为安徽文学院专业作家、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4部，中短篇小说集6部。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作家》《山花》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300万字。长篇小说《美丽的村庄》（与人合作）获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中篇小说《好日子》荣获安徽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