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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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我在一个县城兼任地方作协的秘书长，当地每年都会和知名杂志合作组织一些文学活动。每次都会安排点评当地文学新作。有一次征集稿子的时候，收到一组散文，作者来自陕西咸阳，作为人才引进在一所中学当语文教师。那组散文，写的都是他老家的乡亲，记录着关中平原腹地里农村灰暗而真实的生活，终南山下，渭水之滨，他熟稔流转于散文与小说之间的笔法，呈现出某种暗却又发光的异质。

我欣喜于遇到好作品，然又颇感沉重。他的那组散文，每一篇都是以死亡结束，有因夫妻吵架喝农药的，有因歉收上吊的，有因打不赢官司跳河的，还有说不明原因抹脖子的……那时的我，三十出头，年轻气盛，虽然也偶尔觉得活着就是一种历劫，但对死亡，显然并没有深的感悟。于是给他打电话：“固然很好。然而写了这么多死亡，几乎相同的命运，是否流于草率？……”

十年茫茫。工作，生活，似乎从未如人意。回头看去，折磨人的无非是心中执念。有那么几个机会，可以调走，去市里，或省里。郁闷时一直想抽身离去，然而机会真的来了，却又诸多犹豫，房子、孩子、父母，那些组成生活本身的错综的线，一根根缠住我，我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斩断前半生而选择离开故土。几次犹豫，便又耽搁下来了。

当地的第一所大学，是宁大科院，最先入驻的是艺术学院。因从事与文艺相关的工作，去了几次。艺术学院有专业的美术馆，教师有相对独立的工作室，师生的作品展陈颇多。第一个打动我的，是梅院长的木雕：一截树根，长脖酒瓶子般高，被雕成一个人形，并不具象，隐约有眉眼，然而五官是模糊的；令人吃惊的是下肢并非下肢，而是缠绕的树根，交叉，层叠。

一个根植于大地的人。

对于艺术作品的诠释与领会，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听他们说着农耕文明与童年记忆，或故土之情。而我是被一瞬间的牢固性所打败。这缠绕的树根，牢牢地把我们固定住，无论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终究挣脱不了自己的宿命。我一直说着走，说着走，却没有一次能下定决心离开。我被束缚着。

凶年，两位忘年之交的遽然离世，令人悲不能胜。一位是几无预兆地跳了楼，亲属说翻看监控，竟是毫不犹豫地从高楼纵身飞下，没有人想到一介文弱书生竟会如此决绝；另一位突发疾病，明明好转了，家人们还在商量会诊方案，却又突然加重，未能从危重病房出来。

人心之脆弱，生命之脆弱。守丧的日子里，我斋素，着素服。翻着曾经的聊天记录，翻着手机里存着的照片，翻着故友曾寄来的关于生平的那些报道。浙江日报，黄岩日报，浙江省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人，中国好人……那些为他带来荣耀的光环还在，甚至纸张都还是新的，人却已成灰了。

幼年失怙，少年时背井离乡，青年时因无心之误而被开除公职劳改数年，心爱的女子被迫离开。及至中年创业渐强；平反；晚年事业遇阻，年届古稀再转型。一生曲折，不过短短几十个字。“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这样一个不屈不挠的人。为了年轻时的文学梦，捐了数百万设立两个文学奖。

“每年都会有这样几次，在梦中痛哭失声，浮生如梦，并未消散”

“昨晚我又从梦哭醒，惊动了护士和陪床的人”

也许是因为刚经历一场人生的黑暗，那颠倒是非无处可诉的愤懑，那不得不低头的含辱受垢，使我与老人家有了某种共同的语言。听他说年轻时的经历，最好的年华遇到最大的坎，我的经历委实不值一提。

令我难过的是，我数次答应去看他，却拖着没有成行，总觉得来日方长。我一直有种天真的错觉，似乎生活将会一直这样延续下去。

直至老人家去杭州住院，我才与他商定周末去看他。然而就在周五晚上，收到他儿子的短信，告知其父亲刚被送入危重病房，就算去了也见不上面了。

我在南方出差的时候，接到他的来电，叫了几声便停了，心中一慌。回过去听到他微弱的声音，才算松了一口气。他说想给我打电话说说话，却没有力气了。不敢聊太久，怕累着老人家。搁下电话，就有无限悲哀的凉意慢慢浮上来。没有力气了。岁月终将抽丝剥茧般地抽去我们的生命力，垂垂老矣，垂垂危矣。

想起老人家说要公司每位员工读读我的散文；想起他说常有人来请求赞助，难得我与他相识十年却从未提过要求；想起他说又有媒体来采访他宣传他，想起他说他家的老宅，政府要重修建成他的纪念馆。我们如此短暂的一生，又能留下什么？

去拜唁时，听说他临终都记挂着公司里一千多员工。

两位忘年之交，一个想活，一个想死。可以活着的人选择了死。想活下去的人却阻挡不了病魔与死神。想到那个像飞鸟一样纵身跃下的故友。固然人生不值得，然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轮回间一路秋色为君迟，冬雪又下了好几场，真的都不值一看了吗？还有一个朋友，抑郁症多年，总给我发短信说生而无趣想去撞车，我给他回了一条：每个人的归途都是死路一条，迟早要死，又何必着急？便想起十年前陕西那位作家写的那组散文，他那时解释，所写的那些死亡是真实的。

也许是梅院长的作品给了我启发。我添置了一堆雕刻的工具，想跟他学雕塑。

一个模糊的人。是的，从诗歌意义上来说，这种模糊指向更多人群，他可以是你，是我，是我们中的某个人，是芸芸众生。一个模糊的人，站在云朵之上。是漂浮的，是轻的，是形而上的。

仿佛是为了与梅院长的树根人形成对应，我把这个雕塑称为云中人。无非就是这样的生存状态，被牢固性缠绕的命运和试图挣扎而出的灵魂。知识分子的困境，除了生活，还有情感和尊严、哲学与审美。

等过了半年，我的心境才渐有缓转。那次去参加梅院长的个展开幕，木雕，纸墨实验。当代艺术与生命体验的交融。羊毫，长锋，拖笔，笔墨在纸上的质感；木头，白胶，炭，思考。

他做了一个实验，摄制制作了音像视屏，并在展览现场循环播放。一个木墩子，先雕刻成具体的头像，再用刀砍毁，然后放在火上烤。他说是因为目睹了母亲故世后火葬的情景。他的陈述，就像一首诗：

“先是具体的，头像

五官

然后抽象化，刀痕，模糊

再后来在火上烤

碳化，那一缕轻烟，

虚无缥缈……

散落的煤渣，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影片中的轻烟正散去，就像逝去的生命，并没有太多痕迹。我一下子看到了尽头、缩影。

有一个黄昏，我照常下班回家，在厨房里剁肉，忽然想给十年前的那位作家朋友打个电话。说起那组散文，他后来改成小说收录在个人作品集中。十年来的生活也并无多大变化，上班下班，当班主任，上夜自习，几乎每日雷同。而我也是上班下班，开会散会。这世上还有不同的生活吗？醒来，忙碌，睡去；再醒来。十年就这样过去了，接下来的十年也是这样过去，重复着，重复着。聊起这些年辞世的朋友。无常，是生命的常态。那些选择死亡的人，不止因为绝望。也许还有日子的无意义。

挂掉电话的时候，我诚恳地对他说：“为我那时的年少无知致歉，确实死亡离我们如此之近，如此猝不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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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半年，去宁大科院，在艺术系的仓库口，看到很大一堆被烧焦的木头，长长短短，有烧断的，有碳化的，有烟熏的，有烧焦的树皮剥落后露出的木头肌理，仿佛刚经历了一场大火。询之，才知道是梅院长从台州三门县拉回来的。那边一个城隍庙发生火灾，房梁木头都被烧焦了，扔在现场要被处理掉。他得知后心急忙慌地全部装了回来。

站在面目全非的木堆前，可以想象烈火怎样席卷闹市，舔噬着俗世繁华；想象房屋倾颓，横梁颓压；可以想象人们怎样弃店而跑，躲闪逃避；那些高高在上被供奉的神像如何断裂、毁损……被烧毁的木料还能做什么？他想起了母亲火葬时的轻烟。人死之后呢？一个雕塑家，试图用艺术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终极问题的思考。

忽然想起了焦尾琴。中国古代有四大名琴之说。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还有蔡邕的“焦尾”。与其他三张琴的名字相比，“焦尾”琴名并没有那么具有抒情性，更像是对其身世的直白。据史书记载，吴地，也就是现今我们江浙一带，有人在烧桐木煮饭时，蔡邕听闻火裂之声。知其良木，因而抢救下来，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那个时候，蔡邕正是“亡命江海、远迹吴会”之际，却也能从火烧桐木的声音中敏锐地发现良木并因形而制，做成名琴。后遂用“焦尾琴”“焦尾”“焦桐”等借指美琴，或比喻历经磨难的良材、未被赏识的宝器；用“桐尾焦、桐爨”等写良材不得其用，或比喻遭受摧残，幸免于难。在《飞鸿堂印谱》中也辑录有鞠履厚的篆刻：“三尺焦桐为活计，一壶春酒是生涯。”一段烈火过身的桐木，还带着焚身的伤痕，却获得了新生。焦尾凤鸣，从死复生，从无声到有声，艺术确然是神奇的。

倘若说传统艺术倾向于审美，那么我所看到的当代艺术则更倾向于思考与启发。梅院长正在筹备一次新的展览。

我不知三门那座被烧的城隍庙境况如何。一般而言，城隍庙附近多是商贩云集熙熙攘攘。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城隍神通常被看作是阴间的地方官，在冥冥之中守护着一城百姓的安宁。民间常有香火祭拜，以求告神灵护佑，或能神赐功名利禄。在汉语体系中，城隍庙可以作为一个意象，属于尘世的各种欲望和寄托。这样的一个地方被烧毁了，本身就是一种暗喻。就像邓石如的那枚印章：十分红处便成灰。苦心经营的，不过短短几分钟，就成了灰。何其须臾？这枚印文出自清朝的咏炭句子：“一味黑时犹有骨，十分红处便成灰”，未入炉时，周身通黑，还有点硬骨头；烧红到极致，却又转瞬成灰了。由红入灰，岂止是炭？

成灰之后，又是什么？梅院长想起了逝去的母亲，我想起了逝去的亲友。那缕轻烟是生命的一部分，烧焦的炭渣是生命的一部分，火烧桐木发出的声音也是，七弦琴的乐声也是。

“而我所探索的，是终点之后的事。那缕轻烟去了哪里？”

托尔斯泰说：“要是一个人学会了思想，不管他的思想对象是什么，他总是在想着自己的死。”

陶渊明说，“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苍茫宇宙中，诞生了你，你的独立意识。何其渺小，但你就是你。怀才不遇又如何？怀璧其罪又如何？看清楚蜉蝣朝暮，何妨有骨，不怕成灰。

梅院长的新作品，长达八米，那些烧焦的木头，不再是木头，它们将被艺术赋予新的定义，呈现在世人面前。他要从灰烬中提取生命，把毁损转变为艺术，从无生命的状态唤出新的意识形态，或是启示。

是木头，还是灰烬，还是琴，其实并非本质。我们不必执著于相，结束就是开始。尘埃永不会落定。

“尘世的欲望，被一场大火烧毁。但死亡并非终结，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听梅院长描述他的作品，每一次都像是一首现代诗。

他的新展览主题就叫：重生。

 

都云作者痴

近日读印学史，掩卷长叹。不少书画篆刻家出身清寒，贫病交迫。高凤翰一臂病废，汪士慎失去一目，邓散木因病截肢，吴昌硕大聋。缶翁边款中不少皆言病痛：诸如臂痛欲裂；目疾乍廖，用刀殊弱；病肺将差；老缶不治印已十年余，今为大仓先生破格作此，臂痛欲裂，方知衰暮之年未可与人争竞也。

“扬州八怪”之一高凤翰，别名甚多，如西园、南阜等，偶也用石农。五十五岁左右因病右手被废，自称“废道人”。后改用左手，写字作画治印，磨砚题刻名词，虽则贫病交加，依旧不失风雅，他的印章中有“左臂”“丁巳残人”等，用刀雄健率性，取自汉白印风，又比汉印多出曲致。数年前曾在另一本集子中看到高凤翰所刻竹根印，一时兴起，自己也网购了竹根临仿，发觉竹根之涩滞，非寻常臂力可治。草草刻了一枚佛像印之后，不敢再作尝试，便愈发钦佩高凤翰的功底之深。

昨日在艺术馆闲谈，适逢一书画收藏者来访，品鉴高凤翰先生铭砚，以证真伪。同僚又把图片悉数发我一起考证，一方端砚，随形，质地颇为细腻，虽算不得极品，砚铭倒是喜人。正面疑似高凤翰手迹：“此温伯坚先生手制砚，壬戌春得之东武故人石莲生家。石农左手记。”刀痕深入，章草超妙，大小如三号字体。推算壬戌应是一七四二年，高凤翰时年五十九，正是从扬州返回故里的年月。然我尚无从查询他是否春季就已抵达故乡，并得了这方砚。先生嗜砚是众所周知的，传言藏砚千方，皆自为铭词手镌之。

听来访者说，今已查证确有砚铭所指“石莲生”此人。他找到一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书，那个时候出书还是相当严谨。其中《高凤翰研究》中有插图，是一七四三年的题辞：目精营虫鱼，心血筑钟鼎。落款为：东武故人石莲生精篆印，为作此纸。南阜左手。这既是高凤翰称赞石莲生的句子，也是自己的创作心得。落款章草随性放松，但与同僚发我的砚铭图片细细比较，还是略有区别，尤其是“石”字用笔。令我感兴趣的是，先生将此心得教自己的晚辈，也转赠给了扬州好友，查资料恰好读到先生诗稿手札：“陶生携其篆书，问道扬州，余以旧游所书，寄我笔墨，并订芍药花期之约，小诗代柬，写有以教陶生也，小玲珑主人同学。收拾残心血，缄题寄所知。春风好相待，把酒看将离。”读来迅速有扬州三月春风拂面之感，遥想当年，芍药未开，故人信来，一切恰是岁月静好人间清欢的样子。

据同僚说此砚得之仅五万余元，若能步步实证为高凤翰真迹，则可价值百万金了。但在本文校稿过程中，香港一印友，姓凌，半生过目数万金石印章，发来此砚在日本拍卖的网页，以为是典型的后加铭文砚，是有点水平的造假生意。在此考证过程中，金石良友抱团钻研互为启发，从金石遗件故纸堆里生生翻出岁月深处的浓郁陈香，实不失为一个痴字。

清代印谱中，常见一闲语印“特健药”。如徐三庚所治“特健药”，粗朱文印风，有天发神谶碑之书法根底，以书入印。徐自幼家境困苦，于道观中打杂谋生，后在市井练摊，全凭篆刻成名。又如赵叔孺的两枚“特健药”，一枚白文，仿汉玉印，稳健流畅。左右两栏，右边上下相叠两字，左边一字。一枚朱文，三字叠一排，仿元朱文法。好奇这印文与寻常诗意的句子殊为不同，横地里冒出些陌生感。这个词，不似文学性的书面语言，更接近市井口语。

于是又去查资料。唐时书论中已出现“特健乐”一词，也录有“特健药”者。考之《书苑菁华》，特健药作特健乐，恐是锓梓者之误耳，意思是刻板印刷的人失误搞错了。清代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九有提到：往见收藏家于旧书画之首尾，或题“特健药”字，亦有取为篆印者。也有人认为是突厥语，可能是某种突厥语中“杰出”一字的音译。众人各持一词，莫衷一是。

在吴颐人先生的著作中，则倾向于以为书画篆刻修身养性烟云供养之效。类昌硕先生在书画题款中的意思：人谓似孟皋、似白阳、似清湘僧，予姑应之曰：“特健药”而已。

“谁云病未能”是王维诗中名句，也是篆刻印家自勉之词。邓散木先生的轶闻更多，除却取名“粪翁”，自号“厕简楼”“厕简子”外，晚年又自署“一足”。据有关印学著作记载，盖因邓老六十三岁时，因血管堵塞截去左下肢。粪翁先生所治“谁云病未能”一印，取法古玺，金文入印，朱文刚劲有力，竟是他胃癌手术后，用锤凿印所创作的。再读他的日课表：“上午六时临帖，七时作书，九时刻印，十一时读书，下午一时刻印，三时著述，七时进酒，周六和周日下午会客，工作时间恕不见客。”工作之余，他拂晓即起，磨好一大砚池墨，书写到日出方进早餐，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由此仿佛明白了“特健药”的含义。久在人世，谁也无法抵御身体和生活所遭遇的疼痛和困境，支撑我们的，是某一种执著，热爱。这份专注仿佛是一剂特健药。

谁云病未能，特健药，无非源自一份痴。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苏州宝丰堂，从事文玩艺术品几十载。堂主谢峰善刻，白文冲刀见长，以百元一字计，润格实属菲薄。从前去苏州博物馆看展时，几次登门，挑选十多枚闲章。其所刻印章，多为世人喜欢的诗词雅句，风格开合大气，方寸之间，刀走凌云志，颇得文人青睐，从书画圈跨界到文学圈。我也曾多次购买他代理的苏州名家扇面，也曾嘱他刻竹根。他嫌竹根太硬，而改用菩提子替之。忽而一天，他女儿发布讣告。接续的日子，看到其远在国外的女儿委托至亲散卖宝丰堂积物存货。谢峰已死，算来年纪并不大。如今宝丰堂已歇业，朋友圈仍不时更新闲章售卖，皆为其生前所刻。痴了一生，只为生计苦。

前人称刻刀为铁笔，可见执刀者既要有笔上书法功底，更比书法费劲费力。认识孔先生，也是偶然。彼时其尚在杭州某市场练摊售印卖文玩，那间小店铺还是与他人合租的。我在店中挑了样玩物，付了钱，发现竟是宁波同乡，不免多聊了几句。他八岁时因触电而失去双臂，人生不幸。后启蒙于宁波两位篆刻家，再得西泠印社里名师悉心指点。三十个寒暑，痴于篆刻，以脚治印，入过不少省内外的专业展览。我观其印章，有传承有创新，高过寻常人水准。原想购一枚，却没有合适的闲章，若是定制，价格虽仅一百，然而彼时没有快递，往返杭州取件多有不便，只好作罢。

他的妻子，是个寻常人，却有不寻常的勇气。新疆石河子姑娘，二十多年前，看到他的报道，为他的勇气和才气所折倒，只身前往宁波。两人一见倾心，喜结连理。婚后迁居杭州，白手起家。两个外乡人，因文化而走在一起，又以文化打拼自己的天下。

后来交集甚少。自媒体兴盛后又见他开直播，多有往来日本搞展览，研究日本回流之古物。篆刻，既有谋生之苦，亦有精神之娱。

“一病身心归寂寞，半生遇合感因缘。”西泠八家之一钱松，生前刻过这样一枚印章。以笔事刀，十足的书写味，方笔碑意，愈拙愈古。这样一个善弹琴、善画山水、嗜好金石的斯文之士，在当年杭城被攻破之际，竟举家饮药自尽。也许自古以来，文人身上都有这么一种烈性的士气，文化为钢骨，守着气节的底线。

在孔先生的展览中，也有这样一枚，与先贤有同怀之慨。孔先生如今被誉为神足刻人。我看过他的视频。坐在一个宽大的平台上，印石已覆好墨稿放在书桌上。他的双脚搁上书桌，右脚熟练地摘掉眼镜放置一边，左脚小脚趾与次趾夹住印石，右脚大脚趾与第二趾夹住刻刀。身子俯下来，面部离双足一尺左右。看着他近一米八的身子躬成虾形，百味横杂。我们不得不对生命中的困境一再低头，但从未放弃。无常说来就来，逃不掉挡不了。但精神和审美上的救赎，凭藉自身完成。“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那个视频，我没有看完，觉着莫名的难受。

吴让之有一枚两面印：“只愿无事常相见，但使残年饱吃饭”，似乎正写出了人生的两面。赵之谦给魏锡曾刻过一枚“印奴”，吴昌硕有一印“印丐”，王福庵亦自称“印奴”，先生们以戏谑的口吻，保持美的尊严。让翁还有一印“画梅乞米”，边款也是饶有趣味：“石甚劣，刻甚佳，砚翁乞米画梅花，刀法文氏未曾解，遑论其他。东方先生能自赞，覩者是必群相哗。让翁。”这枚印是先生六十后得心之作，从他自赞如此足以可见。

“画梅乞米”的典故最早应始于元朝王冕，王冕画梅是小学教材中的故事。他携妻儿隐居，安贫乐道，以画自给，过着“画梅乞米”的生活。前文提到的汪士慎也是爱梅之人，所画墨梅常钤有“画梅乞米”印，其笔下梅花，以繁枝见称，千花万蕊，有空裹冷香、风雪山林之趣。五十四后左眼病盲，治印“尚留一目看梅花”。明明是画梅，却又和乞米并置，一面是审美的超凡脱俗，一面是局促的现实生活，多少人在这两者之间艰难地保持着独立的人格与审美的境界。

二O一七年十二月的一次秋拍中，赵之谦刻青田石自用印章《为五斗米折腰》以千万落槌，加上佣金一千两百多万元成交，创造了文人篆刻新的纪录。青田石，温润，清正，若谦谦君子白衣寒士。

孔先生的印章从几十元卖到几千元，并非依仗炒作和同情，我看过他的印谱，有西泠印社执行社长刘江先生题签，既有取法古玺，也有汉印之风，挺劲秀雅，以薄刃冲刀去追求汉印光洁妍美。有一方边款：以宁波大松石制真如斋三字，时在丁亥初秋于钱塘江畔。用刀率性自在，力度把控恰到好处。撇开足刻二字，他的篆刻作品，功夫不输常人。正如某一篇报道中，他的话：“请你收回眼神中那一丝怜悯和异样，用完全正常的眼光来看我。我只是比你行动相对缓慢一点而已。”

 

牡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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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有恩。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为故友张先作《张子野墓志铭》，谈及“平生之旧，朋友之恩”。近千年后，寓居京城的齐白石刻下一枚印章“知己有恩”，并在边款记下“欧阳永叔谓张子野有朋友之恩，余有知己二三人，其恩高厚，刻石记之”。齐白石印风粗犷，取法汉代急就的将军印。齐白石早年在京师卖画，价格低于一般人还少有人问津。后来陈师曾劝他自出新意，大胆革新技法，又亲自带着齐白石的作品到日本举行画展，助力白石显名中外，展览作品全部售空。陈师曾称得上是齐白石的知己。

无独有偶，翻阅西泠八家的印谱，翻到丁敬的一枚白文印“只寄得相思一点”，读到边款发觉并非寄给女子，而是给好友金农：“老友冬心先生。好古拔赏。与余有水乳契也。客维扬不见者三年矣。书来。作此印答之。戊寅三月，丁敬并记于无所住庵。时年六十有四。”陈豫钟（号秋堂）曾治一枚印章“此情不已”，流落民间。边款是庚申五月作于汤氏之宝铭堂，秋堂。算来应该是在一八六O年夏季。令我感怀的是同为西泠八家之一的陈鸿寿（号曼生）的补款。大致意思是因陈曼生常向孙古云称道陈豫钟的印章好，孙古云某次在地摊上看见此印是陈豫钟所刻，花重金买来，特别珍惜。只可惜那时秋堂已经辞世数月了，秋堂去世后还能交到古云这样的印友，可以无憾了。二陈之间的情谊确实如印文所言“此情不已”。

高山流水，生死不渝，得一知己可以不恨。

杭州下天竺法镜寺旁，莲花峰东麓，有三生石。早年我抄经习书时曾去参访。三生石在山腰，从下天竺后门出，拾一段清幽小道，偶有大树斜出枝条半拦着山路。并不远，几百丈路，转过一角亭子，祈福的红绸与木牌便映入眼帘。大树蓊郁，几株古树间，三块巨石，石高三丈许，中间那块，向内的石面上额刻有篆书：三生石。不知是谁所镌。边上有刻民国时期《唐·圆泽和尚·三生石迹》的碑文。据说石上曾有唐末五代高僧贯休的楹联题刻，然我并未看到，许是唐宋时远，题词石刻大多已模糊不可辨认。倒是查到在清初《西湖佳话》和张岱的《西湖梦寻》中都有涉此石之记载。

三生石的故事，其实是两个男人的三生践约。有说典出唐代袁郊的《圆观》，又说苏轼的《僧圆泽传》也记录了这段传说，我所阅信息中多数道是圆泽禅师。讲的是他与居士李源的故事，两人性情相投情谊深厚，互为知己好友。禅师明知陪李源走水路赴峨嵋，会遇到生死劫，依旧顺了李源的心意。所谓行止固不由人。

果然在荆州遇到宿命，水路相逢一个怀孕三年迟迟未生的女子，就是禅师下一世的母亲，禅师只能坐化投胎，这一世的缘分终了。灭度前禅师说十三年后，在杭州下天竺寺门外相见。生死离别，李源悲悔不及，怪自己坚持走水路害得好友丧命，从此天人相隔。

十三年后的中秋夜，李源自洛适吴，赴其约。至约所，听闻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莫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果然是禅师转世。一个真信士，守时守信去赴约；一个隔世践约，穿越前世来到今生见前世的友人。

我喜欢这个故事的中性叙述，不流俗于男女情事，更是人与人的信义。人间情谊有很多种。两肋插刀是一种，知己有恩是一种，此情不已也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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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未年过姑苏，夜来独往万卷堂听曲。万卷堂旧为宋代藏书家史正志的藏书楼，清后改网师园。网师园几易其主，多为文人雅士，遗有诗文碑刻，亭台轩榭花木扶疏，是古典山水宅院的代表。姑苏人有心，组聘了一支演出团，沿着参观路线依据宅院布局移步换景地安排琴瑟歌舞。入夜，月色盈盈，倚在美人靠，隔着脉脉水波，听箫声若隐若现。

步行至濯缨水阁，避不开一段《惊梦》。现代全息手段，灯光朦胧，实景园林的古韵，一时竟不知今夕何夕？长长的拖音，缠绵秾丽。斯人唱的《牡丹亭》，原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

多数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惊梦片段，相遇，相爱，太美。然而又哪里会有完美？杭州女伶演到寻梦一折，忿惋而死，命断祭戏。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还魂一章。杜丽娘梦见柳梦梅，相思成疾，伤情而死，又因柳梦梅深情而起死回生。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亦可生。重点在死亦可生。殉情之事古已有之，然而死可复生不见实证。《牡丹亭》全名是《牡丹亭还魂记》，又称《还魂梦》。所爱还魂，谁人不想？又焉能做到？汤显祖做到了，他说：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对爱情的期冀，也是我们的。

闲步庭院，见一对年轻演员在天井说笑，女子正在试身段，男子打扇，不觉竟痴了痴。此时此景，多像旧时的少年夫妻两情相悦举案齐眉，多么好，多么美。一切就像刚开始那样。

初闻不知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那个时候，一位年轻的美籍华裔翻译家，正在翻译我的诗歌。她给一个加拿大诗歌出版社投稿，他们有意向出版她的诗歌翻译小册，里面包含最近两年翻译的代表作品。（这种小册的英文名叫chapbook，在北美和欧洲文学圈流行，为四十页或以下的手工制作限量版小诗集，除了阅读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小册中会有她翻译的五位诗人的作品，分别为废名，秋瑾，戴望舒，小西和我。其中每人会选入三首诗歌，包括我的《举着鞭子的手停不下来》《独白》和《天一阁》，前面两首是重印，最后的那一首是首发。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女性与少数性别文学杂志Room希望能够发表几首我的小诗。另外有个美国的亚裔文学出版社（叫Singapore Unbound）也有兴趣在他们的网上发表我那首《举着鞭子的手停不下来》的英文译文。问我有没有其他类似题材和风格的诗歌，希望考虑一起发表。她们说很喜欢这首诗，讲家庭而又很诗意，写出了日常生活中的残酷。而美国的一个网络杂志也希望能发表我的诗歌《独白》，并能和她交流一下创作的感受。这个网络杂志喜欢发表描述各个国家地区的诗歌，所以译者写了短的介绍，强调了我所生活的宁波背景。我陆续签署了翻译权授权书。

《独白》这首诗歌终于从我的诸多诗歌中被发现了。译者有敏锐的诗感，问我诗中的“教场山”有否独特意义？“喧嚣的集体自尽”和“独白”是否存在对比，是否有类似于埋没、逐大流，放弃个性与独立思考的意思？

那首诗已经写了八年了，写的是生命意识，岁月给每一个人带来的苍茫。那时我还只是个三十出头的少妇，四十岁的女人和二十岁的女人，她们所经历的与心态皆不同。那个时候，我正在读《过于喧嚣的孤独》。因为外祖母百岁冥寿，民间风俗过了百岁就转世投胎去，后辈可以不再祭祀。忽然觉得自己来处更空了一点。外祖母对我有煦伏之恩，恩逾慈母，是我最爱之人，二十多年前她离世之际，我曾觉得这世上再无亲人。

生命的意义与归宿在哪里？你知晓祖母葬在哪里，但却不知道祖母的祖母在何处。对大处的茫然。但具体的生活仍在继续，爱恋，欲望，桃花，姑娘，青草从石板缝中生长出来。石板之硬与青草之柔软，永无止境。究竟什么是恒久？究竟谁是主宰？所以就写了《独白》。

教场山是城中的一座小山丘。早的时候叫晒网山，因为这片地方从前面临大海。明时山上有烽台，俗称烟墩，为抗倭之用。山的东南面开辟教场基地，作为操练兵马之所，也是斩首示众的地方，故后人称为教场山，并一直沿叫至今。教场山上从前是墓园，历代人们的安葬之地。我读书的时候，有时会一个人去墓园里静坐，想到历史、战乱与繁华、死亡。时间的神秘性。

现在教场山上的墓已经迁走，四周越来越热闹，已改成公园。沧海桑田。这样一个意象进入诗歌，虽然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名，是偶然的但也具有某种必然性。后来者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就站在古人的墓址之上，就像生建立在层层的逝去之上，就像青草长出来。

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翻《中国历代篆刻集粹》，翻到赵之谦。其所篆印文“俯仰不能弭，寻念非但一”“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阙”（两面印）。四面长跋，白文楷体《亡妇范敬玉事略》，间有界格，工整规肃。赵之谦所撰，门人钱次行刻之，也就是钱松的儿子钱式索篆代刀。

据年谱记载，赵之谦十六岁母亲殁，兄为仇诬，以讼破产。十九岁娶妻，妻子范敬玉读遍五经，喜为诗，书宗率更（欧阳询）。同治元年，战火烧至绍兴。范敬玉避难至母家，幼女夭折。不久范敬玉病殁，年仅三十五岁。家中所藏文物俱被战火吞噬。因战事阻隔，数月后赵之谦才得知妻女去世的消息。家人死徙，屋室遭焚，赵之谦悲痛欲绝，刻了“我欲不伤悲不得已”“三十四岁家破人亡乃号悲庵”等印，从此改号“悲庵”并刻印，边款云“家破人亡，更号作此”。

同年夏，赵之谦感怀七世祖赵万全千里寻父金蝶扑怀的故事，再刻“二金蝶堂”斋号印，汉铜印风格。边款中流露出对先祖孝行懿德的追念和对自身遭乱离、丧家室的遭遇的悲怆，当年先祖遗骨尚有后代走寻而负归，如今自己剩一身、险以出，潦倒天涯，惟有泪下。

刻此石，吿万世。

我更相信，他的内心，盼着妻女亦能化为金蝶扑怀归来。

3

连着几年去看牡丹。城南，山下。一个四合院的南边。周围有矮墙与世相隔，散落的豆萁，青菜畦开着淡黄色的小花，一丛丛的，高高低低，分外野趣。有雅士芳兄从洛阳移植牡丹八百株，只一色，白，单瓣，浓而不艳，艳而不俗。

我喜欢牡丹是自遂昌看《牡丹亭》之后，文化与美色的相融，那种美，竟有了脱俗的意味。我还为汤公园的牡丹作了一首诗发在《诗刊》里。有老友乔迁画室，自号宽庐，我曾赠牡丹一盆，老友作画以答，在一张民国旧纸上画两浓一淡牡丹三枝，落款题：吾自幼习画常随性而发不入时赏不画牡丹也。时以丙申三月吾居宽庐作新画室，极目远望，阡陌纵横，背倚峙山而翠色欲滴。时小友来访赠余牡丹一株以添雅色遂作此。读来犹觉满室生香。

匆匆韶华，春之将尽。

访名苑名花，八百株洛阳白牡丹，藏于青山与闹市之隙，花叶蹁跹，单瓣，清气，我著一身白衣，流连于千百朵牡丹之间，仿佛自己也风姿绰约。

莫名却想起捷克作家的《过于喧嚣的孤独》。赫拉巴尔说：“我之所以活着，就是为了写这本书。我为它而活着，并为它推迟了我的死亡。”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一个废纸打包工的独白，地下室、书籍，珍视与销毁。耶稣和老子的对话，暗喻，意识流，哲学与终极思考。这生的喧嚣，这孤独。

在书中，他最后一次回到地下室，将自己和书一起放入机器中，按下按钮，开动压力机，在最爱之处结束生命。那一刻，他看到了年轻时爱过的姑娘。一九九六年底，赫拉巴尔因病住院，在即将出院时，他从病房窗口坠落身亡。

生命难以承受之重。最残忍不过是对美的毁损，因为我们爱得深切。

去年春，传统花朝节，再赴芳兄小园赏牡丹。芳兄家父沈老先生，善工笔，十余年前在我所在艺术馆举办过展览。那时就可见芳兄孝心。彼时其母尚健，芳兄感慨母亲一生默默扶持父亲，成全了父亲写字作画的雅兴，在展览中特意要致辞向母亲表示谢意。逝水流年，其母病逝之后，留下老父亲。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这数年来，素来喜欢游山玩水的人足不离乡，陪老人颐养天年。厅堂间所见皆是老先生的工笔花鸟，有线描稿，有墨稿，有重彩，松枝茂然，鸟羽纤毫毕现。

芳兄尊父，已是入杖朝之岁，又小动手术，芳兄忧愁之心言语难表。不想术后两日能自然行步，如此高龄目力尚能作画，也是奇事，想起赵之谦的二金蝶堂，或许真是父慈子孝之感应吧。问及前园牡丹，可有开否？不意芳兄答：他早已无意身外之物，只求与父亲相伴终日，能搏父亲宽心一笑为乐。全然已抛却牡丹。遂唤来嫂子陪我共探牡丹园，但见满栏花开，独立东风。

便无限想起我的外祖母。我曾尝过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又尝过知己先往之痛。谁能阻挡时序的更替。美，终究是要败的，要碎的。

外祖母落葬之后，不知缘何墓前的野松柏枯了一株。十年之后，外祖父归葬，趁着动土之际，重修坟茔。我又另购了一株松柏上山，劳表哥手植。有一年好友陪我去扫墓，我老远指着那两棵树说，外祖母的墓最好认了，远远就能见到一株高一株矮的松柏。未料隔年，好友也辞世了。人生聚散信如浮云。

十年生死两茫茫。外祖母去世二十年，我仅梦到一次；故友亦是。此生不会再相逢。为外祖母写过诗，也写过散文《外祖母的床》，收录于《散文选刊创刊30年散文精选集》。然而我既不曾等来《圆僧泽传》的三生践约，也不敢妄想《牡丹亭》的死而复生。人世间多的是黄土埋幽，与生俱尽。那些传说实则是因为不可能而美之。

看着满屋子老先生的笔墨，看着友人与老父亲寸草春晖，扇枕温席，分外羡慕。朋友说，牡丹是富贵花，寻常人家是舍不得剪的，更不肯赠与外人。我心既已视富贵如烟云，你若喜欢牡丹，我也舍得。一下剪了五枝，取五福临门之意。

有许多美是建立在冷峻的死亡之上。所谓向死而生。比如牡丹插在汉富贵砖改磨的花器中，组成花开富贵。却少有人知晓，这些吉语砖大多是墓砖。

“是花都放了，那牡丹还早。”想起那年去看牡丹……白牡丹，干净得像个谎言，她开得那么白，让朗诵祭文的语调慢下来，让灵魂暗下来。

我们都有过人生最美好的日子。

那年牡丹花开的时候，我正在抄《春江花月夜》。

那时我们最爱的人都还活着。

张巧慧，宁波慈溪人，中国作协会员。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作家》《十月》《青年文学》《散文百家》《散文选刊》等几十种文学杂志。获2015年度华文青年诗人奖、第二届三毛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