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在上海的“伟大握手”
今年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在上海历史性会晤100周年。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缔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高潮到来。
“时势之英雄”
早在1903年，孙中山就提到了社会主义。他在《复某友人函》中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
五四运动时期，孙中山支持学生运动，敦促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还阅读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并指派朱执信等创办《星期评论》，以共同推进新文化运动。当时，两份刊物被誉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
孙中山读过李大钊关于“十月革命”的文章。1919年，他同李大钊等人已有接触，“看到人们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著作，感到非常高兴”。
日本狂热分子曾以歪曲捏造的事实对中国、中国人民进行污蔑，还试图否定孙中山的人格和能力。李大钊却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英雄气概大加褒扬，认为“逸仙实造时势之英雄”“高洁之怀，天下共见”“其浩然之气，真挚之诚，高洁之怀，缠绵悱恻之心，可敬可钦，可歌可泣”。
“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同年12月，李大钊安排马林南下桂林会见孙中山，并提出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与中共合作等建议。
1922年，陈炯明发动兵变，孙中山避居上海。他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党员构成“非常复杂”，一旦动机难达，“便反对本党”。于是，孙中山痛下决心，决定“改组国民党的全体”，并真诚欢迎国共两党进行“党内合作”，欢迎苏俄援助中国革命。
1922年，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根据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无产阶级应该联络民主派，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
中共中央还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会议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并由李大钊负责联络国民党主要领导人。
8月23日，李大钊前往上海莫里哀路29号拜会孙中山，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从8月23日到9月初，李大钊连续多次拜会孙中山，商谈合作事宜，详细讨论“振兴中国之问题”。他们还谈及国内社会阶级的分析、革命力量的聚合等。不久，李大钊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成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第一人。
李大钊还在中共内部作了大量的解释、说服教育工作，以推动和促进国共合作。比如，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对革命统一战线进行理论探讨，提出“一个政治革命的党，必须看重普遍的国民的运动”。
1923年10月，孙中山委任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密电“即来沪会商”，并委托其参与国民党一大筹备事务。为帮助孙中山确定改组国民党的纲领和方针，李大钊多次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
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李大钊作为孙中山指定的北京区代表与会。李大钊抵达广州的第二天，孙中山便在大元帅府接待了他，并向其展示手写的《建国大纲》以征求意见。
大会期间，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五名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当选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明确的思想 无畏的勇气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国共两党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为此，孙中山决定成立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并任命李大钊为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
李大钊深刻认识到，如果没有国共合作的巩固与发展，要在北洋军阀统治中心和北方地区开展革命运动，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他特别注重加强北方国民党的组织建设，以巩固两党合作的基础与实力。
国民党北京执行部领导北京、河北、山东、河南等15个省市的党务工作。李大钊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作用和国共合作的优势，让国民党员由不足百人增至1.4万余人。
从1925年到1926年，在李大钊的组织领导下，北京开展一系列群众斗争，如国民会议运动、“五卅”反帝斗争、关税自主运动等。群众运动日趋高涨，极大地动摇了北洋军阀统治基础，有力地配合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
孙中山和李大钊交往时间不长、会面次数不多，但两人都立志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一步步建立起真挚的革命情谊。
李大钊多次称孙中山是“我们的革命先锋”“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认为“孙先生的主义，便是指导革命进路的南针”。在孙中山逝世周年时，李大钊在文章、演讲中颂扬其在民主革命史上的地位，认为他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全部历史中……实为最重要的部分”。
孙中山对李大钊的评价也很高。宋庆龄回忆：“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作者分别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