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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港•宁波新生代作家专辑】 《文学港》2022年第9期|林楠:隐没的出处
来源:《文学港》2022年第9期 | 林楠  2022年10月09日08:13

人越老去,烦恼就越像杂草似地在心头疯长。即便它们被囚禁在无边的暗牢,不曾追问出处,不曾窥探天光,可仍然能够吮取人心间那寂寞的汁水和黑暗的泥淖,以燎原之势,在溃不成军的田地攻下一个个防不胜防的据点,尔后,恣意生长。所以,人总有太多的隐秘无处宣泄,有太多的纠葛无处争辩,最后烂成一拢恹恹的腐草,将臭未臭。而我们,又不得不将全盘吞咽下肚,不敢质问,只好缄口不言。在我看来,这大概是人世间最痛苦的储藏。

那么,我该如何启齿呢?启齿关于父亲的年迈为何比别人要来得早。启齿关于他的苍老,像一支无意识的红笔,不疾不徐地改写着周遭。

不知从何时起,家里的马桶边沿总是湿答答的一片。那时候,我心下猛然一惊,有个答案隐隐地浮现眼前。一开始,我总是匆匆扯来卷纸,急忙将其拭去,仿佛在惊慌间掩去了一个惊天的大秘密。在我看来,目视他人的体液是极其羞耻的。不管是常年挂在孩童鼻唇沟上的清涕,还是从老年人嘴角不经意垂下的涎水,抑或是在公共厕所的纸篓里瞥见的女性经血。它们自身体的深处而来,或携着隐秘,或暗藏玄机,哪经得起一缕缕目光的焚烧。

于是,我一次次地扯来卷纸将马桶边沿的水渍拭去,滴水不漏又小心翼翼。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偶尔会在无人的间隙,细细打量这些令人羞耻的痕迹。我不知道这种行为是源于人罪恶的本能,还是仅仅出于对未知的猎奇。马桶的边沿,有时是江南杏花雨般的三两滴,有时却是直抒胸臆式的自由滩涂,而有时这些变幻莫测的图腾还会铺陈在马桶边的地砖上,渲染开来,好像在丈量着父亲身体里的经纬一般。这时候,我的脑海里会放映起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描写乌尔比诺医生的情节:随着岁月的消磨,不仅小便势头减弱,而且还歪歪斜斜,分成许多支流,最后变成了一股无法驾驭的虚幻之泉,尽管他每次都做出极大的努力想让它走直线。

人一过中年,所有的一切变得力不从心起来,好似这宇宙间最无法掌控的潮汐,在忐忑不安的心间久久地回落又迅猛涨起。而父亲的心情,大约也是如此。

从每一个越来越早的清晨,他细碎的脚步声起,即便是隔着一道道门,刷牙时仿佛要掏出心肺的干呕、洗脸过后未然拧干还淌着水的毛巾、蹲坐在马桶上因为通便不畅频频制造出的抽气声,一系列的声响都直击我的睡眠。愈是空旷静默的环境,那窸窸窣窣、零零落落的声响愈是如坦克逼近般隆隆作响。半梦半醒中我疲倦地睁不开眼睛,可听觉却是出奇灵敏。直到听见大门落锁的那一声脆响,我脑中这根紧绷的弦才肯慢慢纾解,复又沉沉入睡。

对任何人而言,人过中年这个颇具意味的历史事件都显得猝不及防。年轻时嗜睡如命,日上三竿任谁也唤不醒,可人一老,就连睡觉都变成了奢侈品。言语间,父亲所有的自嘲变得情有可原起来。不仅仅是生理机能的退化,更多的还有不齿的隐痛,在我不经意间,父亲携着一份受潮的情怀,已踽踽步入年迈。这其中的况味,大概只有湿漉漉的雨季才可能读懂。

从前晚间的餐桌上,父亲总是要小酌几杯的。仿佛几口烧酒下肚,那些卡壳了大半生的心事便能够在微醺中倾泻而出。时常他兀自讲着他的大江南北与潮平海阔,我和母亲已然吃完晚餐,开始收拾碗筷。餐厅里只他一人坐着低头抿酒,孤零零的几盘菜也咂不出何种美味。饶是如此,可还有两条小狗趴在桌下,仰着头迷茫地望着他。

我记得父亲有一酒友,我唤他阿永叔。那时候,父亲在工厂里开模具,阿永叔则是修理压塑机注塑机的好手,但凡机器出了什么故障,在父亲和阿永叔的配合之下定能找到症结,一一化解。阿永叔蓄着长发,有着高高的眉骨,常年一副忧郁森然的神色,冷冷的仿佛拒人千里。但他又喜欢穿些另类的衣服,让人不得不把目光扫向他。直到长大后我才回味过来,他那卷卷的长发,真是像极了披头士乐队的乔治·哈里森。大约是年龄相仿,志趣相投,父亲和阿永叔便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最后终于发酵成了不折不扣不醉不归的酒友。

有一年正月,不知怎地父母在房里吵起了架,我只听得母亲悲戚地叫嚷,叫你喝酒,叫你喝酒。紧接着的是一记记玻璃杯碎裂在地板上的尖锐声响。大门一开,父亲拖起我便往外走。我穿着笨重的袄子,茫然地和父亲走在那条漫长的石子路上。

忽然,他停下脚步问我,冷不。我摇了摇头说,不冷。可父亲还是把我的手塞进他的衣兜里,紧紧握着。他的掌心分明布满汗液,冷冷、潮潮,像是未曾平息的风浪,也像是不曾稍止的波涛。

正月里的江南,是挟着肃杀之意的。石子路两旁的乌桕树,已被折煞得光秃秃一片,寒鸦也消失在乡野的天空,想来它们应是找到了取暖的崖洞,可安然度过这个寒冬。远处屋舍的烟囱冒着白烟,西北风一吹,就拖成了一抹长长的云,流转在万籁俱寂的傍晚时分。我想问父亲,我们要去哪,我们要走到什么时候。可是,冷的气流就匍匐在前方,我一吸鼻子,仿佛身体就被一束敌意穿透。

或许父亲也感受到了冷,便单手从大衣的暗袋里摸出一支烟,衔在嘴里,又松开我的手,护着打火机自顾自地点起来。那时候他可抽不起大中华、和天下,从衣兜里掏出来的从来只有村口小店最为平价的中南海。那幽幽的火光像暴躁不安的波浪,一圈圈地席卷着越来越短的烟头,所燃之处,猩红一片。

他嘴里呼出的烟圈,慢悠悠地在跟前打了个转,随后尽数散开。我想,这样寒冷的黄昏,即便是再燃十支烟,父亲也汲取不了一星半点的暖。一颗得不到抚慰的心,是需要时时刻刻蒙着惴惴不安的黑绸布,潜藏在稳稳妥妥的藤箧里的,哪能破门而出,一下钻进这无边的天寒地冻。可他就是这般的莽撞冲动,谁也奈何不了。

父亲领着我就这样沿着村庄的石子路,一直走到阿永叔的家。这时,天已是黑鹅绒般的暗。站在远远的巷子口,就能望见他家的窗口映出来的灯火通明。父亲的鼻头已冻得一片通红,只有握着我的那只手温度依旧。我们这两叶漂在苍茫之中的舟,在千涛万浪之后,总算是寻到了栖身的港口。

阿永叔家的院落非常小,东西放置得也并不是那么井井有条。一辆上了灰的老式自行车,一把折了翼的竹枝扫帚,窗沿下还摆有几口栽着葱的敞口破罐子。这几株葱的长势倒是格外好,碧油油的茎擎起一朵朵洋伞似的花,我不由多看了几眼。父亲还在一旁敲门,嘴里喊着,阿永阿永。

没过一会,阿永叔便来开门了,见到被寒风刮红脸的我们,他也不问缘由,就急急忙忙地把我和父亲引进门。许是喜逢佳节的缘故,他一贯森冷的脸上倒是应景似地添了几分平易的笑容。

入屋,一股暖气流扑面而来,我暖和得忍不住打了个哆嗦。餐桌上,十来个人已是吃得杯盘狼藉,一见我和父亲到来,齐齐地望着,随后才如梦初醒般匆匆忙忙挪出位置,给我们递碗置筷、斟酒倒茶。父亲坐在我的左侧,与阿永叔他们高兴地说着些什么,已全然融入了这席间推杯换盏的豪情万丈中。阿永叔的妻子则坐在我的右侧,她见我沉默寡言闷不吭声的样子,随即拍拍我的肩,递给我一罐旺仔牛奶,那罐装牛奶刚从盛着开水的铁桶里捞出来,热乎得紧。接着,她又将一块炸得金黄的熏鱼搁在我的碗里。我小声地说,婶婶,够了够了。可是,她不依,一副要将我肚子塞饱的架势。

夜很深了。众人酒足饭饱,三三两两在门口道别。一位戴着毡帽的伯伯已喝得面红耳赤,舌头也伸不利索,整个人堵在门口俨然一副门神模样,咿咿呀呀地不知说着些什么。我正要起身走,阿永叔的妻子急忙拉住我,从兜里摸出一个红包硬是塞到我手上。我自然是推辞着不敢拿的。因为每年正月里去拜年,母亲总会告诫我一番,所谓世故人情,并不是所有的红包都可以收下的,自己吃不准的时候最好要观望父母的眼色云云。

所以,这个时候,我唯有向父亲求救。谁料父亲瞥了我一眼便一锤定音,你阿永叔又不是别人,不要老念着你母亲讲的那些条条框框。言语间颇有不容反驳的意味。

我点点头,恭恭敬敬地接过红包,阿永叔的妻子顿时眉开眼笑。父亲又转过头去,同阿永叔道别。我端详着手里的红包,上头是烫金的竖排隶书体大字“大吉大利”,印得规规整整、妥妥帖帖。我出于恶作剧的心理用大拇指一揩那正中间的“吉”字,细细的金粉便黏在我的手上,任怎么搓也搓不掉。

阿永叔和他的妻子一直把我们送到巷子口,父亲向他们颔首。借着路灯的微光,我看到他们呵着气在笑。他们在笑什么呢,我不知道。此刻,我只是感觉到自己正被一束幸福的光所轻微地笼罩。

我和父亲已走出了很远,阿永叔的妻子还在我们身后喊,下次再来。那天晚上,月光稀薄,巷弄里我的影子和我的马尾辫一样轻盈、酣畅。

父亲一直都是阿永叔家喝酒聊天的常客,恐怕连他自己都忘了有多少回稀里糊涂地醉倒在阿永叔家的沙发上。而我呢,自从上了城里的寄宿学校,鲜少有机会回到这个村庄。等我再一次踏进阿永叔家院落的时候,已经是十多年后的事情了。

阿永叔的妻子瘦了不少,也老了不少。她一人立在门口,惨白的丧服罩在她身上,像是一株遇见风就会随时倾倒的稻草。窗沿下那几口破罐子还在,碧油油的葱长得竟比十多年前还要风发、还要健壮,它们不知道住在这间屋子里的阿永叔已经去世了,依旧活得没心没肺,无忧无虑。

后来的清明,父亲总会领着我来到阿永叔的坟头祭拜。我蹲下身把鲜花放置在石碑前,龟裂的石缝里头青苔正跃跃欲试地往上攀,这大概是这个物种对于生命的执拗和不甘。我忽地想起阿永叔那高高的眉骨,森冷的神色,还有那亘古不变的长发,只觉得岁岁年年,人事已不同。

这些年父亲已戒了烟酒,可对着阿永叔的墓碑,他还是想再抽上一支,在这凄荒的坟地,淋着孱弱的冷雨。他衔起一支烟,点燃,长长地吸了一口后复夹在指间。悬在一端的烟灰也不掉落,好像在等着什么。

吞云吐雾间,我们相顾无言,仿佛又回到了父亲领着我走在村庄石子路上的时光。巷口的路灯下,阿永叔和他的妻子呵着气在笑。他们在笑什么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不知道。而我唯独知道的,是父亲的眼里噙着滴多年未落的泪。这是父亲的宿命,也是许多男人的宿命。他们边成长,边苍老。边成熟,边垂暮。

那是我第一天到新单位报到,捧着一箱半人高的文件盒,还没来得及把纸箱搁上办公桌,揣在衣服前兜的手机已频频振动了起来。我还未看清屏幕上的呼叫方是谁,手指头已条件反射般匆匆按下了接听键。可是,对方也不说话。恍若在两个不同的空间,只有电流发出极其轻微的声响。我连连“喂”了好几声,他才迟迟开口。

噢,原来是父亲。

他问我,在干什么?我回答,在搬文件、收拾办公桌。不知是他反应越来越迟缓的缘故,还是仅仅对智能手机不太适应的关系,电话那头的父亲,像只衔着石头的鸟,语气木讷而焦躁。我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忙问他怎么了。一来一去间,电话两端似有一场无形的拉锯战。他沉了口气终于开口,你妈住院了,情况不太好,你来趟医院吧。说完,便挂了电话。

我的世界一下子静了。周遭是色彩瑰丽、人影纷乱的默片。过了好一会,我才从怔忪中醒过来,随即拎起双肩包,出门打车。

住院部十一楼的过道上,父亲站在那里等我,双手插在西装外套的口袋里,好像正把所有的不安往下按。年轻的护士急匆匆地从他跟前走过,穿着蓝白竖形条纹服的病人一瘸一瘸地从他跟前走过。他见到我来,终于将一只手从西装口袋里挣脱出来,朝我招了招,示意我过去。

小时候,一直都觉得父亲很高。直到现在才发现,从前那些原来是错觉。我走在父亲身后,看着他佝偻的背、前倾的肩,以及再次插入口袋的双手,一阵难受。我们一前一后进了主治医生办公室。坐在那的是一位女医生,一手托着眼镜,一手翻看病历报告。她见到我们进来,起身招呼我们坐下,接着又从文件夹里找出两张纸,推到父亲面前。我瞥去一眼,上面印着几个黑体二号字:手术知情同意书。

医生开始讲起手术的风险。父亲在我的左前方,正襟危坐。我看着医生那一张一翕的唇,脑袋像是一片空荡的广场,任由“不确定性”“肿瘤”“恶化”“切片”这些词如素昧平生的鸟扑入我的领地。可是,我却驱不走它们,任凭它们在那驻扎、撒野,啄得我生疼。

医生把手术风险交代完毕,告诉我们不要太紧张,情况到底如何,还是要看手术后切片的结果。说着便摘下手里水笔的笔帽,把笔身递给父亲。我忽地想起“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这句话,从前父亲总是拿此话宽慰人,可是这次,天塌下来,能顶上的人只有他。父亲接过笔,将同意书前前后后又看了一遍,在配偶那一栏打了个勾,又在末尾的下划线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我们一前一后走出主治医生办公室。父亲指着走廊尽头的那间病房,让我去看看母亲,他自己则站在原地。我也没有细问,便一路寻过去。病房里拉着厚厚的窗帘,母亲已经睡着了。她的手背连着细长的吊针,消瘦的身子只挂靠着这么一束支撑。即便在睡梦中,她也是不安的,那眉头久久地锁着,像抵着一道防线。我不忍心再看,又迅速折了回去。

父亲依然岿然不动地站在那里。此刻,我无法体会这个沉默着的男人究竟承担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生活的矩阵被打乱,内里的沉重又无法卸下。他的心头有高悬的重石,他的身后则是这个世界清醒的审视。走廊上,清洁工的拖把扫过他的鞋边,他侧身避了避。医院那呛人的消毒水气味,从来不会施舍人以安慰,它只会教人要力所能及地挺下去。

手术的前一晚,母亲已服了安眠药睡了,房间里很是安静。父亲刚从开水房回来,把热水瓶和脸盆一并搁在床头边的小方桌上,他看了病床一眼,复叹了口气。护士忙着交接晚班事项,并开始清退病人家属。

夜已经很深了。从住院部门口出来的马路上,已是人影稀落。我和父亲在等车,可是一辆辆挂起红色空车灯的出租车在我们面前疾驶而过,一如既往地对我们视而不见。在这条深夜的马路上摆有三三两两的流动小摊,这个时候城管早已下了班,小摊老板一个个精神抖擞、肆无忌惮。北风一吹,那葱油烧饼的香味扑鼻而来。还有那不知沸腾过多少次的茶叶蛋,在一口拥挤的铝锅里紧紧依偎。在这幢充斥着生老病死的住院部大楼外面,这就是一切。

父亲拍了拍我的肩,问饿不饿。我回答,不饿。他侧过头,看了看我背上的双肩包,从西装大衣的暗袋里摸出一叠钱,数了一千元塞到我手里。“现在也工作了,自己存着点钱买东西。”我手里攥着那叠僵僵的钱,想起那充斥着机械味的工厂车间,那斗志昂扬不曾停歇的压塑机,那条装配线上一一输送过来的产品,心里满是酸涩。

那个晚上,我们回到家已经很晚了。我躺在床上,一直失眠到天亮。可能,父亲是真的老了。所以,我尽可能地不去与他争辩,他也不理会只有孩子才愿意去深钻的牛角尖。我们都在用彼此更大的宽容,填补着一代与另一代的天堑鸿沟,而同时,我们也必须背负起为人子女与为人父母的道义背后最沉重的枷锁。

第二天,母亲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医生摘下口罩,告诉我们手术很成功,切片出来的结果也显示良好,让家属过去签个字。父亲上前接过笔,写字时他的手还在抖。何止是手,他的四肢、他的心脏、他的灵魂全部在这场喜极而泣的海啸中震颤发抖。

病床前,我一勺一勺地喂母亲吃粥,在她旁边耳语:“在手术的前一晚,你猜我看到了什么?”母亲眨了眨眼,示意我继续说下去。

“我看到爸睡着的时候,在伤心地哭。”那天半夜,我去洗手间,过道上听见他房间有很轻的啜泣声。推开门,父亲在床上仰躺着,一只手搭在心脏的位置,睡梦沉沉。可能他的梦里有无边的崩塌的脆弱和委屈,他在哭,那哭声随着肩膀一抽一顿,像是寒鸦的哀鸣,声腔里尽是悲戚。

听完,母亲还不相信似地眨了眨眼,咽下一口粥后,她又别过头去,缓缓流下了眼泪。

很多年过去了,可能连父亲自己都不知自己曾这样恸哭。

也许,在他心里,的确潜藏着一个隐没的出处,似休眠的火山,似未涌的泉眼,似未至的潮汐,它不曾被观摩,也不必被平息。这大概,是人世间最痛苦又最幸福的储藏。

林楠,1993年6月出生。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鄞州区散文学会秘书长。现任《鄞州散文》执行编辑。著有散文集《花开的声音》。荣获宁波市作家协会优秀文学作品奖。获评宁波市鄞州区首届文学新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