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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孙甘露的最新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出版以来，在全国文学评论界引起诸多反响，而关于孙甘露的写作探索以及这部红色历史题材新作的文学阐释仍有着广阔的空间。近日，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和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共同举办了《千里江山图》的笔谈活动，评论家、中文系教授与研究生共同从小说多重元素、时代精神再现、历史书写技艺、艺术新变、叙事特征等不同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了评析。

主持人：徐兆寿

参与人：李生滨、孙强、赵勇、林恒、陈锦荣、高国靖、冯树贤、金新辉、牛鹤轩、任智峰、赵永辉、张欣、张睿聪

徐兆寿：孙甘露是新时期以来在先锋小说领域卓有成就的作家，我对他的阅读都定格在那些先锋小说里，多少已经有些陈旧了。因此，《千里江山图》的出现，对我本人乃至对整个文坛都是一件大事。他与李洱有共同的特征，即这部小说与《应物兄》一样写得很漫长，且名声在外，就是迟迟不见真颜。我想，这种漫长的写作是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心理现象，它可能是先锋作家在时代的洪流里如何重新确定自我、如何进一步面对当下和未来的一种心理过程。犹豫、徘徊、痛苦、不确定、重新构建自我等等，这些特征不仅仅出现在他们两个人身上，我想也是整个一代创作者的显征，也不仅仅在文学方面，还包括音乐、绘画、话剧、电影等方面。在我看来，在时代洪流转弯处，他们就是旋涡里的大石。他们面对的不再是西方这个文学外来母体，而且还有中国传统自身的文学母体，当然还有更多复杂的时代问题。所以我认为，《应物兄》与《千里江山图》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两个重要文本，但各自走的路不一样。如果将来有机会，可以把这两个文本再重新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进行讨论。

一、多重元素与时代精神的弥合

李生滨：中国现当代文学每一个十年都有作品承续叙事类型和故事结构的转向和再发展，1930年代《子夜》《家》《生死场》等长篇小说显现了启蒙批判的写实路向和艺术探索，1940年代《围城》《寒夜》《财主的儿女们》等作品确证了华夏儿女直面民族命运的道义担当和情感力量。延安文艺和十七年文学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传统，而1980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构成声势浩大的文学热潮，也引发了寻根文学思潮和先锋小说叙事的实验，确立当代小说多元开放的叙事形态。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现代主义思潮，深远地影响了后来所有作家的叙事追求和语言修辞。这样的文学史背景里，孙甘露是绕不过去的个性鲜明的小说家，特别是《我是少年酒坛子》内在情怀的荡漾和语言的奔放恣肆，《信使之函》显现了举重若轻的能力和宛转细致的风致。1990年代之后，先锋小说作家多有转向。孙甘露在生活的积淀和历史的阅读中，深入近代民族忧患的触摸和想象，以日常化的叙事捕捉个体的英雄情怀和民族情怀。小说《千里江山图》因与北宋王希孟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形成了共构关系，深化了小说英雄情结的内在主旨和民族主义的悲剧蕴意。小说从生活细节与场景细节的描绘中浮现了一个艺术和生活双重真实的世界。而附录使得虚构与真实之间的故事被强化，被镀上一层氤氲历史气息的文本质感。革命年代的悲壮故事的个性化叙事，再次引发我们对民族精神、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的心灵涤荡。

孙强：作为一个先锋小说作家，孙甘露在沉潜多年之后，完成了自己的蜕变，小说的题材、人物塑造、叙事方式都呈现了很大的变化，从扑朔迷离的先锋叙事转向了朴实平整的现实叙事，为革命历史叙述提供了新的艺术可能。《千里江山图》末尾的附录材料和一封烈士的遗书在提醒读者，小说和一段真实的历史有关，这些材料和小说正文部分构成了互文性，档案材料里对陈千里的采访可谓乏善可陈，对“我”而言，疑点重重，无论是人物的纠葛和历史细节都留下了很多的空白，这些空白和疑惑则在小说部分得到了重现和还原，当然是以想象和虚构的文学方式。这种互文性与其说是一种小说修辞的需要，还不如说表达了作家的历史意识，尤其是对革命历史的理解和虔敬。对历史的好奇和革命主题的理解无疑构成了小说内在的叙事动力。在21世纪如何面对现代中国历史，如何叙述革命传统，既是一个小说家要着手处理的艺术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和时代问题。从十七年的红色经典到八九十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再到近年来的“谍战风潮”，从《红岩》《红高粱》到麦家的《解密》《暗算》系列等等，我们看到历史和时代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也看到了一代一代作家对艺术创造的追求。“烈士的遗书”告诉读者，“我”与“你”同在，“我在望着你，在这世界上，在任何地方，一直望着你，望着夜空中那幸福迷人的星辰。”因此，小说体现了明显的重访、重申历史的愿望和意识，不仅在给大家讲述一段惊心动魄的革命历史故事，也在现实和历史之间建立了一种精神联系。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进一步说，小说对革命历史的重述，也是在新的时代试图重建我们自己的主体性、时代的主体性，尤其在一个网络技术极度发达、消费主义充斥的多元文化语境中。

赵勇：小说《千里江山图》涉及的元素众多，最重要的元素有三个，谍战、红色叙事、传统文化。其中谍战故事是其基本骨架，红色叙事构成小说的内在肌理，而小说中的“千里江山图”作为传统文化符号式的叙事装置则构成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同时也形塑了小说的外在精神气质。自2008年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潜伏》热播之后，谍战成为文学影视的热门题材，无论在严肃文学界还是网络文学领域，谍战题材都深受作者和受众喜爱，尤其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后很容易成为“爆款”，今年来更是连古装剧也开始“蹭”谍战题材的热度，比如热播的电视剧《风起陇西》就是以“谍战三国”的噱头制造了一波吸睛效果。可以说，谍战这一题材有着充分的大众接受基础。红色叙事在我国也有着扎实的社会文化基础，无论在主流话语角度，还是普通受众层面，红色叙事自有其通行的一套法则，无数“红色经典”在新的时代被不断地改编以至于形成“再经典化”，就充分证明了红色叙事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千里江山图》结合了谍战的骨架和红色叙事的肌理，又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其赋予独特的精神气质，是一部试图弥合严肃文学、影视文化和新媒体轻逸化书写的优秀作品，它代表了当下文学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那就是将主旋律价值、大众接受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巧妙地衔接起来，从而创作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浑然天成的作品。

二、历史书写的多种可能

任智峰：小说《千里江山图》叙述发生在历史现场的真实故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他以小说的虚构艺术力图还原历史面貌。《千里江山图》中的历史书写带有典型的“风物志”特性，通过揭示隐藏在历史褶皱中的细节来图绘时代肖像，而孙甘露正是打捞出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历史“细节”，以风物志的艺术创作手法表现出来。小说描写了各式各样的“物”，这些“物”不是冰冷的物理性存在，而是历史的肌理。《千里江山图》中的风物志书写首先表现在对故事发生环境的细致描摹，比如在“骰子”一节中，随着赶赴会议地点人物视角的变化，上海的风物开始逐一出现，小说家以摄影师式的冷峻手法描写环境。孙甘露在对上海的历史以小说的方式进行还原时，着重对事件发生时的风物进行诗学锻造，这种历史书写便具有了打造历史和重返历史现场的能力。其次，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中，还对历史事实加以有效“挪用”和融合。作为一部以潜伏和斗争为主线的谍战小说，小说家取材于历史事实，但他并没有囿于史料，也没有在小说中堆砌史料，而是进行适当的虚构和裁剪。在《千里江山图》中，对风物的描摹既是历史书写的手段，其自身也是小说创作的潜在目的。对历史的书写必然离不开对历史细节的重现，孙甘露在小说中如此青睐以风物所构建的历史细节，其原因在于小说要在一个高度还原的现场讲述历史，塑造业已逝去的人物。《千里江山图》以历史书写的风物志创作手法旨在从时间的流逝中凝固具有意味的瞬间，并由这个瞬间打开进入历史的门径，这是孙甘露创作《千里江山图》时的匠心所在。

冯树贤：小说《千里江山图》是近年来谍战小说、谍战影视剧热潮持续的又一高峰。在这之前，谍战小说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不断提升，产生了一批颇有分量及影响力的优秀小说作品，比如龙一的《潜伏》、王小枪的《面具》、麦家的《风声》、肖锚的《风筝》，以及网络文学谍战题材类小说如乌鸦与麻雀的《孤岛风云》、寻青藤的《谍影风云》、可大可小的《交锋》、只爱煞英雄的《惊雷》、如水意的《间谍的战争》等，这些作品有很多已被改编为影视剧，从另一个方面促进着谍战文学向新的高峰迈进。并且在谍战小说中，作家们将之前高大伟岸的英雄形象逐渐落实于普罗大众的身上，将之前二元对立的观念打破，形成多维侧面展示，使得文学作品散发出了更强的生命力与更为持续的影响力。

赵永辉：《千里江山图》中呈现出强烈的时间纵向叙述观念，将时间设置为线性时间，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串联起人物和事件的基本线索，进而建构起整个故事，在个人化的历史叙事中着重描写小人物的爱恨情仇。孙甘露将看似庞大难以触及的历史风云落实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赋予历史肉身更为具体和感知的审美形式，以小人物写大时代，在历史叙事中摹画出时代的背影以及生活在历史现场的人的多样情状，以写实手法营造出具有洗去浮华而细腻真实的历史叙事。小说叙事节奏紧凑，情节推动迅速，对于文学与历史的结合与呈现可谓相得益彰。孙甘露对历史保持尊重和审慎的态度，关注历史中的人和事，在纵向时间内的书写之中寄寓自己的褒贬态度，以小人物的成长道路与命运纠葛反映出了历史叙事之下的细微光芒。他返回传统，坚守历史，在精巧含蓄的叙事论调中形成小说的紧张基调，显现出别开生面的艺术审美风格。

三、艺术新变和精神重聚

林恒：小说《千里江山图》以北宋传世名画为名，不仅其作为组织接头暗语，预示计划一旦启动便不可撤销，同时也隐喻表面繁华的十里洋场，一切来自地上与地下的暗流涌动。小说以拼图式叙事对事件和群像展开描写，不仅在情节架构方面惊心动魄、引人入胜，同时也勾勒出一个充满悲剧时代下的人性凋敝。小说由一场地下秘密会议而展开，虽然经过详细而周密的部署，却因为“内奸”而使整个计划与布局扑朔迷离、险象环生。他们当中有人为了革命理想慷慨赴死，为了保护同志英雄牺牲，也有人为了金条放弃信念，为了私利沾满鲜血。从上海到瑞金的三千多公里，不仅是“千里江山图”计划的转移路线，更交织着种种人性的生与死、爱与憎、善与恶、血与泪，“三千多公里”既是当时疮痍满目的祖国山河，同时也饱含将革命理想火种洒向全国的历史宏愿。小说以简洁、冷峻、克制的笔触勾勒复杂、矛盾的人物关系，以拼接式的场景描述将悬疑、冲突元素融入类型题材之中，在小说叙事层面将“现实主义”创作推向了崭新的艺术高度，而在立意方面将个体与群像、事件与历史、人性与时代进行有机结合，超越以往谍战题材的格局限制，使整部作品充满英雄史诗气质。

陈锦荣：从主题上看，《千里江山图》确实是符合“主旋律”叙事的，这也是新时期以来“红色叙事”的一大特点。在小说中，《千里江山图》是地下党人的接头暗号，孙甘露以此为题，讲述在1933年的上海，中共地下党围绕一次秘密任务与敌特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由此小说的主题也逐渐明晰：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为了人民的江山而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只是为了天下太平、人民幸福的理想。这群理想主义者用生命照亮了一段历史的暗夜，展现了对崇高的革命理想的致敬。《千里江山图》除了塑造陈千里这一英雄人物之外，还塑造了一批正面人物，如林石、凌汶、梁士超……此外，反面角色叶启年也塑造的十分传神。孙甘露让每个人物在行动中展现自己的性格，同时也不回避他们身上的缺点，在紧凑的故事情节中，塑造出了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千里江山图》洗去了先锋小说的绚丽华美，在优雅简洁的讲述中，呈现出一段民族秘史。

张睿聪：《千里江山图》故事的开篇，便呈现出蒙太奇般的剪辑视角。以菜场为中心，迅速呈现不同人物所观察到的画面。卫达夫站在浙江大戏院门前，观察到原本拥挤不堪的浙江路异常的秩序井然。黄包车上的乘客刚一下车，师傅便拉着车立刻匆匆而去。异常与紧张的气氛便已渲染起来。随后视角转到易君年，他站在花园的一角，以电影镜头中的窥视视角，观察对面的大楼与下两层的菜场。以秦传安的视角，将菜场的侧门写出来，秦传安走到排练厅，管弦乐队的音乐正缓缓流淌，与卫达夫画面的紧张和易君年画面的窥视形成了对比的张力感。田非在同春坊弄堂附近来回踱步，并不时地摸一摸口袋中的钥匙和骨牌。田非不断踱步与摸钥匙骨牌显示出的紧张和不安，进一步渲染了气氛。崔文泰的画面呈现出菜场二楼的面档饭铺，内心紧张的崔文泰正通过吃来缓和紧张。而与地下组织即将秘密聚会所呈现的紧张感不同的是国民党特务的轻松感。在菜场斜对面的街角，在一辆车内，游天啸与姚探长“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因为安排组织内部的奸细，他们已提前得知密会的时间与地点。通过对地下组织不同成员画面的快速剪辑所呈现出的紧与松以及地下组织整体的紧张感与国民党特务的轻松感的对比，故事整体的叙事节奏已呈现出来。这种文字层层渲染和叙述极为清晰的画面感，显现了作者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小说《千里江山图》是当时中国青年群体的真实而复杂的写照。故事所发生的不过是上海一个地方，但暗喻的却是中国的千里江山。历史的洪流裹挟着每一个渺小的生命，但文学的力量，或许就是在正史之外，去发现、去记录、去书写宏大历史潮流中的那些微小的生命以及他们绽放出的璀璨的光华。

四、叙事特征的多维变易

高国靖：“谍战文学”的选材注定更加注重于人物描绘与对立，需要将暗处的惊心动魄暴露在阳光下，这些隐藏在阴暗中的忠诚与背叛、温情与残酷都在《千里江山图》中有着精彩的体现，孙甘露对于人物塑造的把握以及对剧情设计的构思，都让这部以真实历史改编的故事有了更深层面的升华。而其对人物描绘中有着一种独特的气息，概括为——隐秘而伟大。比如故事开篇，由于内奸事先走漏消息，会议还没开始就被迫中断，在场的同志由于桌上的钱财数量远不够赌金的标准却又无法脱身而锒铛入狱。此时，一名不知姓名的同志不惜选择用跳楼这种极端的方式发出预警信号，让还没赶到会场的同志幸免于难。他的生命之光如此之微弱而短暂，却让这无边黑夜转瞬被点亮，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用性命换来革命主体之保全。接下来包括老方那样为掩护陈千里脱身而自蹈死地，还是在“黄雀”易君年手中屈死如凌汶的凋谢，都是为了其革命信念“义无反顾”。《千里江山图》破开了那些隐秘而伟大革命者表象的坚硬如铁，带我们感受到了彼时那份无尽黑暗中的孤寂、隐忍，滚烫的理想与不屈的灵魂。孙甘露很好地保留了其精准、优雅的小说叙事手法，在分别由三十四个人物或者地点环境构成的章节中，如电影中的平行蒙太奇手法一样，分别推进却也相互联系堆叠，形成一种特色美学叙事的动态结构。

张欣：小说《千里江山图》借一幅传世名画形成了“叙事麦格芬”，创设了一幅连接广州、南京与上海的地下革命斗争空间，以冷静的笔调书写地下革命斗士们的信仰与牺牲、暗战中的残酷与悬疑。作者力求对革命历史逆向补充的同时，也以再现革命与历史的姿态将先锋派文学与谍战类型小说巧妙嫁接，利用叙事视点的多维与转化营造一种动态化的分形叙事“迷宫”，形成小说独特的文学性。

《千里江山图》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限制性“视点”的转换形成了对故事的非限制性叙事。小说不仅聚焦陈千里、凌汶、卫达夫为代表的地下党人，也以易君年、叶启年、游天啸等视点“操控”着呈现给读者的“图像”。作者巧妙地借陈千里与叶启年敌对双方的固有矛盾，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动态视点的反复转换，以读者难以察觉的方式对上海、南京与广州等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空间进行细致描写，也通过不同人物对同一事件进行多方地认知、回忆与推测。然而，作者也利用“内聚焦”限制性在需要揭开悬念的某些信息上选择暂时沉默，多次曝光寻找“内鬼”等一系列迷雾重重的故事情节是作者为读者精心准备的叙事圈套。这种圈套造成了读者与人物的“不知道”，因而作者便可同读者一起多层次、多侧面地对事件进行透视，从而在小说创作层面与读者接受层面形成一种立体化、动态化效果。由于“内聚焦”叙事视点不得不依附在特定人物身上，因此《千里江山图》在叙事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盲点”。面对这一问题，作者以“零聚焦”与“外聚焦”集中对小说事件与人物心理等“盲点”进行多方面地补充与验证。一方面，作者借“外聚焦”视点，客观地“记录”事件的原貌，对街道、房屋甚至食物进行细节的补充，这加深了小说的历史性与真实性；另一方面，当小说中后段真相大白时，作者又不动声色地转为全知全能式的“零聚焦”视点，对陈千里的计谋、卫达夫的“叛变”与易君年（后为卢忠德）的阴谋等展开明暗两线的双重叙事，并最终跟随读者一起，从层层迷雾中揭露出一个明朗的世界。

牛鹤轩：《千里江山图》里的“千里江山图”计划既是革命先辈们在革命低潮期的乐观主义精神彰示，同时也是他们奋发开拓如“千里江山”一般壮阔的地下交通线之隐喻。小说对于革命先辈们精神的赞扬离不开相关悬疑叙事元素所构成的危险迭生的内容，整篇小说的故事全然透露着惊心动魄、步步危机的悬疑风味，而悬疑特点的营造亦离不开各个悬念段落的巧妙配置。《千里江山图》中的悬念设置充分体现着中西结合的独有特征。可以说，该部作品是一部典型兼具中西方悬念特点的文学佳作。小说《千里江山图》开篇就悬念迭起，不论是开会小组的成员被捕、老方被怀疑、林石被怀疑等等悬念的安排和设置，都产生了一种别样的“情节摇摆”效果，在这样的效果中没有一个明确、清晰的突破点，也没有将答案直接呈现给读者，但是却总能令其产生一种特定的期待视野，这即是西方式悬念设置的特点所在。随后，对于出卖大家的奸细，作者在对读者充分“折磨”之后，将崔文泰是卧底的真相进行了直接地告知，让人们将期待方向转为这个卧底该如何被大家识别。而这种直接告知的方式则是中国悬念设置的特有手法。

金新辉：《千里江山图》是兼具趣味性与历史感的一部长篇小说，因为它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特征是悬念性。可以说作者做到了处处有悬念、时时有悬疑。作为一部谍战长篇小说，悬念性必定是其本质特征，但作者的笔触却能一以贯之地在通篇都保持这种悬念性是非常难得的。尤其在小说的开头，以年轻的地下革命党人在集会中被抓为开端，被抓时还有冒死从楼上跳下通风报信的无名氏，有率先逃跑的卫达夫和崔文泰，还有掏出骰子的易君年。很好地为读者留下了集会被泄密、内部有敌人以及内部的敌人是谁等疑局，开头设置悬念的方式能够使读者产生极大的阅读兴趣，而读者内心的疑惑，作者在后面的描述中，一环扣着一环地将这些疑问一一为读者做出了解答。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二特征是精确性。作者将人物形象与性格特征刻画得入木三分，每个人物都有其鲜明而准确的性格特征和形象特征，而准确的人物刻画使人物在行动中的表现和剧情的转向变得顺理成章而不突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