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透明的密室——读孙甘露《千里江山图》
1933年，中国革命的重心已转移至农村，白区环境恶化，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转移至江西苏区。无疑，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移”，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这一年，注定是不寻常的年份，也发生了北平故宫博物院将部分文物南迁上海的大事。恕某孤陋，中共的领袖们由国民党眼皮底下的大上海奔赴至江西的红色摇篮，这段历史我只知其大略而未闻其详，也未见过专门著述，所幸，孙甘露先生的最新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直刺历史的隐秘角落，我在阅读中走进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时空。
《千里江山图》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它依托的历史大背景是真实的，作家也通过大量的历史考证、真切的环境气氛、细腻的生活场景，营造了强烈的逼真感。有报道说，在创作时他也参考了当时的城市地图、报纸新闻、档案、风俗志等真实材料，重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广州、南京的社会环境、风物和生活，还原了当时上海的建筑、街道、饮食、风俗和文化娱乐等日常生活，一条马路、一件大衣、一出戏、一部交响曲、一道菜抑或穿街走巷的脱身路线，建构出了令人身临其境的小说空间感，给读者创造了沉浸式阅读氛围。
至于小说中具体的人与事，那必须是作家所掌控的空间。我相信那些人、那些情节是虚构的（是否有人物原型不得而知），但它的大历史逻辑合乎历史的真实，其惊心动魄的进程，也与历史本身相对应。简单地说，作家把这个重要的历史过程纳入了一个“密室逃生”的叙事结构中。“密室逃生”是历史悬疑小说的经典套路，《千里江山图》却把它花样翻新，玩出了新境界。我觉得这部小说在叙事上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作家把一个读者似曾相识的老套路刷新了，不仅刷新了“密室逃生”的叙事结构，更是刷新了革命历史小说的书写方式，构建了一种特有的、全新的叙事范式。《千里江山图》中固然不乏对密室的描写，小到卫达夫被关进的那间黑暗的密室，大到象征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龙华监狱，都可称为密室，甚至于茶楼、酒肆、旅社、银行、药号、理发馆这些公共场所，在国民党特务封锁、围捕中也都被赋予了密室的功能，密室逃生的戏份在小说中不断上演，其中最精彩的，应当是陈千里从煤号棚屋逃生的段落，地下党员叶桃逃出自己的家——被她的父亲、国民党特工总部副主任叶启年严密控制的瞻园，也具有密室逃生的性质，然而小说所要讲述的真正密室并不是这些，而是故事的主要发生地上海，在国民党军警宪特的监视之下，就是一间巨大的、透明的、开放的密室，每个上海人（不只是地下党员），都是这密室里的囚徒。
这部小说在叙事上的创新性在于，小说开篇即把主要人物皆纳入了龙华监狱，但作者“看不上”这个封闭空间（在其他革命历史小说中已经得到过淋漓尽致的表达），于是很快为人物解套，有意告别了这个“密室”，让这些革命者悉数被释放出来，分散在上海的各个城市空间里，并时时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小说中写：“敌人并没有释放这些同志，他们只是从有形的监狱转移到无形的监狱中。这座无形的监狱比龙华看守所更危险，外面的敌人很难看清，内部的敌人更加难以分辨。”作为城市空间的上海，由此被作家赋予了密室的含义。在我的印象里，这应该是文学史上的第一次，是对旧中国上海城市空间形象的一次全新的诠释。这也令我想起了边沁提出的“全景敞视监狱”的概念。在当时国民党黑暗统治下之中国，其实就是一座透明的、没有围墙的监狱，所谓的密室逃生，就是建立在上述一系列具体的逃生之上的一次“大逃生”，即彻底毁灭这座“全景敞视监狱”，把自由还给人民。
小说为这些地下党员规定了任务：必须将党的领导人从上海安全转移出去，同时，找出已渗透进地下党组织的敌人，这是他们必须完成的规定动作，限制条件是，所有执行这些任务的地下党员，都在敌人的密切监视下，一个也跑不掉；当然，还有时间的限制，就是以上任务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在上海小组几乎被敌人掌握的情况下，原来敌在明处、我在暗处，此时却变成了我在明处、敌在暗处，双方的处境发生了反转，这无疑将上海地下党置于极端不利的境地中，仿佛要在公开的状态下去完成一件不能公开的行动，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这一代号为“千里江山图”的重要行动，也因此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任务重要、又几乎不可能完成，小说的叙事张力正是出自这里，小说情节的推进，也因此而成为一种高难度的智力博弈，于是产生了一系列的“计中计”“骗中骗”“局中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迷雾中有迷雾，计谋中有计谋。
在阅读小说过程中，我像大多数读者一样，惊讶地发现了孙甘露这位“忧郁的先锋派小说诗人”变成了思维缜密的精算师，丝丝入扣、步步为营地推进着小说的情节。光怪陆离、鱼龙混杂的上海滩，给了小说中人物、当然也给了作家闪展腾挪的空间，而没有手机、网络、通联不便的二十世纪30年代，又给地下党的行动造成了很多不便，也因此左右了许多人的命运。作家此前所做的所有资料准备，此时都发生了神奇的效用。道路层层展开，阻碍却处处存在。在作家悉心营造的特定历史时空中，所有事件的发生都是那么不可思议又顺理成章。而这种将密室逃生的传统叙事套路纳入到一个开放、多变、诡谲、莫测的城市空间的写法，正是这部小说迷人之处。
小说中有一句话：“地下工作就像黑暗中的一道光，为了向那道光亮奔去，他敢往深渊里跳”，陈千里和他的同志们就被这道光照着，走向小说的终局——这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被圆满地完成，只是代价巨大，除了小说的“男一号”陈千里得以幸存，其他地下党员全部跳进了深渊。作家把一份“在相关行动中牺牲的中共地下组织成员”名单作为附录附在小说最后，许多烈士的生平介绍竟然是相同的，都只有两句话：“中共地下组织成员。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牺牲于上海龙华监狱。”这就是后人了解他们的生命历程的全部了。这简得不能再简的“简历”，无疑产生了震撼性的效果。他们的牺牲，正应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他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人民大众——引者注）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2022年5月21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