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俊：论班宇工人题材小说中的情感与记忆
内容提要：工人题材小说是班宇创作的一大特色，本文从情感与记忆的角度讨论这一创作。苏联记忆在这些小说中频繁出现，显示出地域、个体、集体与主体等多重因素的复杂纠葛，释放出多重历史与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打捞历史的同时，班宇也将触角延伸到当下，关注工人在遭遇时代变迁之后的生存境况以及随之产生的精神危机，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观照中体现深度关怀。在展示下岗工人的困境时，班宇仍为他们涂抹了一股暖色，为他们在重压下的生活拼贴了温柔、诗意和浪漫的一面。个人、集体、地域、国家、社会转型等复杂问题被班宇编织缠绕为一体，并通过情感与记忆的维度获得了新的打开方式。
关键词：班宇 工人题材小说 情感 记忆
班宇以涉及工人题材的小说获得了关注，但是他也并非被这一题材拘囿，《隐翅》《气象》等小说就截然不同于工人题材作品。不过，工人题材小说在班宇目前的创作中反复出现，自然也成为一种值得探讨的文学现象。
随着西方人文社科领域“情感转向”的持续高涨，文学领域也越来越关注作品中的情感问题。当然，情感问题本身就是文学理论的核心关切之一，情与文的关系在中国文论传统中也始终被探讨。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文艺主张第一次明确地揭示了文学的情感本质，情感论的文学观念在魏晋时期得以确立。在近代中国，梁启超企图用小说来开启民智。他认为小说能带给人哀、乐、怨、怒、恋、骇、忧、惭等情感体验，而小说具有的“熏、浸、刺、提”①四种作用本质上也根植于人的情感。在西方文学理论的早期中国旅行中，情感观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由景昌极和钱堃新翻译的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中指出：“书之所以万古常新者，亦以有诉诸感情之能力故耳。”“一书有表达某种感情之永久力者，则为文学矣。”②可见，情感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中得到高度关注。与情感有关的是记忆，记忆并非仅仅指向具体事件，同时也与情感体验紧密联结，甚至是情感体验本身塑造出记忆。由此，情感与记忆可谓一体两面。同时，情感与记忆并不局限于个人，对集体事件的反映同样也形成集体的情感与记忆。本文拟在情感理论历史发展脉络之上从情感与记忆的角度考察班宇的工人题材小说，希冀从情感与记忆的角度连接起个体与集体，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考察作品中关于社会与个人的诸多问题，揭示社会、现实与历史的多重信息。
一、频繁出现的苏联记忆
班宇的小说中常常出现与苏联有关的表述，例如《夜莺湖》中民间乐团演唱的苏联歌曲、女演员唱的格鲁吉亚民歌以及斯大林的四句话。不过，这些与苏联相关的表达更多地出现在他涉及工人题材的小说中，这些表述有直观显露也有幽微隐藏，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对建筑外观的描绘。例如《灭点》中四层的教学楼是“复刻苏式建筑”③，《工人村•古董》中对于工人村内的建筑这样描绘：“村落一般的建筑群，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兴建，只几年间，马车道变成人行横道，菜窖变成苏式三层小楼，倒骑驴变成了有轨电车，一派欣欣向荣之景……”④《我年轻时的朋友》虽非完全由工人题材构成，但涉及工人的情节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占据重要比重，并且与小说的叙事走向密切相关，因此同样也可以放在工人题材小说的标签下讨论。作品中对教学楼这样描绘：“主教学楼是苏联人设计的，沿街而落，坐北朝南，总共三层，左右以中轴对称，近似涅瓦河畔的冬宫，一把灵匕铡入大地的腹中，孕育着圣母、圣徒与圣子。始建于1951年，盖了两年半，中途停工一段时间，许与国际形势有关。外墙斑驳，经年涂改，标语被拆成了笔划，如同折线，向上延至无尽。顶部镶着一颗泛暗的钢制五角星，原本底下还有一柄斧头和一把镰刀，于1958年某日连夜拆除，去向不明，仅存这颗五角星，重新钉嵌，移至正中央，风雨不蚀，透着幽沉的赤色。”⑤这两处描写分享着相同的时间，同时也指向相同的空间——不光是建筑所坐落的东北，还包括1950年代深深影响东北的苏联。由此，这些关于建筑的描写也构成了地理风物志，释放出丰富的历史讯号。
在师法苏联的1950年代，中国的城市规划也深受苏联影响。建工部（城建部）先后邀请了穆欣、巴拉金、萨利舍夫作为苏联城市规划专家来中国指导工作，沈阳连同武汉、南宁、郑州等城市规划都在苏联专家的言传身教下完成。列斐伏尔所谓“今日之中国，类似昨日之苏联”⑥即是在都市空间与意识形态上表达两者的关系。而在苏联对社会主义城市是工业城市的认识下，大批符合“集体居住”理念的住宅群开始出现。⑦这也正是小说《工人村》出现的宏观历史背景。具体到《工人村》与沈阳的关联上看，沈阳市政府于1952年9月按照苏联设计的“三层起脊闷顶式住宅”图纸开始进行工人村住宅建设。⑧文中“苏式三层小楼”即是基于历史真实。如果说《工人村》展示了苏式工人住宅所营造的“欣欣向荣之景”，那么《我年轻时的朋友》中的苏式教学楼则充满破败的气息，作者将这座教学楼比作冬宫，并且在对其描述时用了圣母、圣徒与圣子等宗教术语，从而也以宗教的神秘化和神性色彩消解了社会主义风格建筑拥有的政治庄严。两篇小说中的苏联风格建筑书写看似走向不同的历史时间节点：工人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转型中成为落伍的象征，致富能手也不再蜗居于工人村，而是另辟新居；苏式教学楼早在1950年代就显示出颓败的一面，而1950年代末期建筑物上象征标志的拆除也暗示了某种联结的断裂，教学楼本身也在1990年代岌岌可危。但无论是工人村初期的整洁美好，还是教学楼如冬宫般的庄严壮丽，最终都在直线向前的历史之流中成为废墟，与苏联的种种紧密关联在经过了历史的间离后成为了遥远的记忆。这些记忆带着悲伤、压抑的基调，同时也透露出哀悼与怀念的情感。
这种基于记忆的怀念之情并非单纯指向苏联，而是指向社会主义集体时期师法苏联所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制度下享受荣光的工人阶级与城市形成天然的亲缘关系，工人、工业与城市三者凝聚汇合，成为工人想象自身身份的多重意义位点，而当主流意识形态斗转星移之后，曾经被视为主流意识形态询唤出的个体也在位点的层层移除过程中陡然跌落。班宇曾在访谈中指出自己对工人这一群体非常熟悉，这些形象出自他的父辈，或者父辈的朋友。“他们的部分青春与改革开放进程关系密切，所以其命运或许可以成为时代的一种注脚。”⑨由于自身家庭和父母是国企改革的亲历者，所以他的作品也有“替父辈代言”的隐喻。⑩在这些作品的创作中，他也分享了父辈一代的情感，借助苏联记忆在对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回溯中展示了与社会历史变迁有关的内容及心态。
或许对苏联记忆表达得最为明显的是《空中道路》。小说以多线叙事展开，穿梭于不同时空。其中的一条主线即是沈阳铁西区的工厂工人班立新和李承杰偶然相遇并结伴出行，他们在坐缆车时遭遇了一次“空中危机”：缆车在半空中停止不前，并且天公不作美，电闪雷鸣还下起了冰雹。在车厢里的李承杰身体不适，随时可能栽倒下去。班立新让李承杰给自己讲一讲《日瓦戈医生》的内容来分散注意力。这是小说第三次提到这本书。而对《日瓦戈医生》的前两次提及无不彰显两位工人在文化趣味上与知识分子的差异。在第一次提及该书时，李承杰承认了自己的一次误认，之所以借这本书是因为他以为这本书是讲白求恩的。在对白求恩的接受过程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的文本或许是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而《日瓦戈医生》所流露的在长时段战争与动乱中对人性的丰富思考和《纪念白求恩》中反复出现的“国际主义的精神”“共产主义的精神”也形成悖谬关系。迈斯纳认为《纪念白求恩》等文本在1949年后被经典化后所形成的意识形态一直影响人民，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何李承杰会以为一个有着外国名字的医生是白求恩。迈斯纳指出：“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青年不断地受到教育，被告知自私是罪过，自我克制是美德，努力工作、俭朴、自我约束、勤奋和忠诚是合乎道德的箴言”。“艰苦奋斗和努力工作的苦行主义价值观武装起来的群众，在现实中，将以积极的生活态度着手建设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11由此，李承杰对《日瓦戈医生》的初次指认即是在上述层面完成，从而与苏联文学中其他更多具有人性内涵和精神内蕴的遗产擦肩而过。小说中第二次提及《日瓦戈医生》是李承杰向班立新讲述书中的部分情节，李承杰自然不太理解书中情节，只能以非常简单的方式讲述，而班立新同样也无法接收，只能将其以非常通俗化，甚至是“工农化”的方式理解：“可能就是歌里面唱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莫回呀头，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十九。”12第二次误认则彰显了工人文化水平的低下，其无法进入书籍的世界。有趣的是，在这里存在一个悖谬：这本书正是从厂里图书馆借的。作为国有体制工厂下的员工，图书馆是李承杰开展文化生活的空间，是他工厂工会赋予他的福利，同时这也是工厂为了提高工人文化水平所设立的场所，本身带有一定的教化意味。这种在文化层面上的教化始于1950年代，“速成识字运动”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即是对工人扫盲，借由扫盲来提高工人的文化素养，继而提高政治参与与专业技术水平，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李承杰的借书背景实际上有着久远的历史脉络。然而，这两次误认并没有实现理想中的文化熏陶，反而是重回了传统工人阶级想象和理解自身的方式。在第三次提及《日瓦戈医生》时，处于危急状态中的李承杰也只能几近胡言乱语地讲述书中内容，而班立新似乎也没有在听。于是，两人在第三次谈论这本书时，仍未能进入作品情景。通过这三次对《日瓦戈医生》的谈论，李承杰和班立新恰恰规避了对苏联历史文化遗产中知识分子面向的接受，而仍旧将自己圈束于传统工人阶级，这不仅并非是对苏联记忆的背叛，而且还是一条坚固的苏联道路。两人看似是在拒绝苏联符号，但实际跨越了历史的纵深，唤醒的是深层的苏联记忆。
这种记忆带来的主人翁心态在李承杰从高空中对城市进行规划的行为上有鲜明体现。被困在缆车里的李承杰突然向班立新说起了一个关于城市规划的想法。
我始终觉得，现在的城市规划有问题，有大问题，我们的生活不够立体， 只活在一个平面上，太狭隘了，其实我们可以开发空中资源，打造三维世界，像这种缆车一样，改造成空中的公共汽车，不用这种缆绳，不安全，受气候影响太大，直接用吊车，抗风、不挂霜、结实，比方说，我会开吊车，那么我可以作为一个中转站的司机，你要去太原街，好，上车吧，给你吊起来，半空划个弧形，相当平稳，先抡到铁西广场，然后我接过来，抓起来这一车的人，打个圈，抡到太原街，十分钟，空中道路，你看着空无一物，没有黄白线和信号灯，实际上非常精密、高效、畅通无阻，也不烧油，顶多费点儿电，符合国际发展方向。13
李承杰在高空中以俯视的视角审视城市，并且在“指点江山”的过程中产生主人翁的心态。从高空中俯视城市的视角类似柯布西耶在1930年代所主张的以飞机作为工具从空中规划城市的想法，空中鸟瞰视角以眼睛的直接经验获取了依靠理性智慧进行分析、比较和演绎才能得到的知识，“直接观看显然是比用大脑思考更有力度的认识方式”14。也是在鸟瞰城市时，李承杰才对城市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如前所述，沈阳在共和国初期由苏联专家参与规划。而李承杰这一番“打造三维世界”的样本即是基于沈阳。质言之，李承杰是在苏联专家规划的基础上发挥了自身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依托“以我为主”的心态显示了对自身城市的护卫。在空中的城市规划成为苏联记忆与共和国工人阶级的连接点，对苏联道路的模仿也内生出自身的工人阶级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凭借李承杰吊车司机的身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这番看似空想的城市规划反而根植于专业技术背景，在充分形塑起自身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工人阶级身份的同时再一次复现了工人、工业与城市三者的紧密联结。
班立新听完李承杰的规划后认为李承杰开吊车实属屈才，但是李承杰却不认同班立新的评价，认为这是大势所趋。李承杰所秉持的观点实际上也和“劳动分工无差别”的观念有共通之处，个体融入集体之中并为集体的事业孜孜不倦地奉献，这是对1950—1970年代劳动人民的记忆，小说在此处也重返了这一点。当李承杰设想自己开吊车时，消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读《日瓦戈医生》，变成了听带有强烈民族色彩的广播《薛刚反唐》。这一点恰恰暗示了“未来社会主义城市”的性质归属。这样一座社会主义城市在李承杰的设计中能极大节约时间成本，由此，《日瓦戈医生》再一次被提及。班立新认为，如果有这样一系列的“空中道路”，《日瓦戈医生》中的人物就能及时到医院，从而避免死亡。这种极其朴素的情感在符合传统工人阶级的感受系统时，也将苏联时代的城市道路与“未来社会主义城市”进行对比，从而确立了本土性生长的“未来社会主义城市”的优越性，叙事也最终完成从植根苏联经验，到重返苏联记忆，最后再到确立自身主体性的过程，在记忆与情感的维度指向苏联之后终于重回自身。
二、社会的剧变与情感的发生
“工人下岗”是班宇诸多小说关注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班宇小说最为突出的特色。下岗现象是重要的社会事件，是中国社会经济转轨过程中发生的一次重大震荡。它的产生与1992年中共十四大后推出的市场经济改革有关。在市场经济改革背景下，政府遵循“全面改革路线”，采取多项措施，其中就包括退出国企，直接推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国有资产市场化改革。中国人在付出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待业的巨大代价后，终于在1996年实现对于经济危机的“软着陆”。15这样的重大事件影响着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尤其是东北，作为共和国重要的工业布局区域，在这次事件中首当其冲。班宇对这一事件的聚焦既是从自身的成长环境出发对遭遇冲击的“老东北工业基地”进行地域表达，也是站在社会和个人的维度关注重要事件造成的社会断裂及其产生的复杂后果以及其中的情感症候。
工人阶级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认同的主体享有特殊的地位，而城市与工人的亲密关系也使得许多乡下人想要通过成为工人进而获得城市户籍，这在1950年代的经典文本《创业史》和《山乡巨变》中均有所体现。徐改霞最初渴望考取工厂离开乡村，盛淑君也曾希望获得工厂的工作机会进而在县城扎根。城乡二元体制与工农身份对位搭配的局面使得工人既享受着城市的滋养，内心又有极大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的一个重要来源即是工人在社会主义集体时期享受着多种福利，多项政策与配套措施同时保障着工人的工作和生活。例如《空中道路》中班立新和李承杰获得了外出度假疗养的机会，而班立新的媳妇也凭借家属的身份得到了这一次机会。然而当国有企业改革之时，这些曾经看来习以为常的福利不仅不再存在，甚至工作本身是否可以继续都是问题。工人的光环在国企改制的浪潮中渐渐黯淡，工厂被出售又被转让，班立新比从前更加辛勤地工作，待遇却只有原来的一半。李承杰甚至比班立新更早下岗，在下岗之时还曾感叹：“以前不甘心一辈子开吊车，现在觉得，要真能开一辈子，倒也没啥不好。”16这一点与李承杰在高空所规划的“未来社会主义城市”形成对比。曾经不甘心重复一份工作的情绪在对未来的理想设想中被稀释成“劳动分工无差别”的社会主义集体情感，但在高空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自豪之情此时却成为了对获得一份工作苟且谋生的希冀，集体时代的消隐让个体得以浮出水面的同时却也带来了主体危机，高空中畅谈的激情终究抵挡不过坠落时的幻灭。在吉登斯看来，“只有依据基本安全体系——本体安全感之源泉——这一唯一途径，个体方能体验到与包含着他人和他物的那个世界相关的自我，而这一世界经由基本信任在认知上被组织起来”17。如果将国企改制视作一次社会经济生活上的现代性事件，那么这次现代性事件所带来的正是本体安全感的丧失，李承杰、班立新不仅失去特定身份，而且也因脱离基本安全体系影响生活，在自我认知的渐渐破碎中变得比原先颓唐。
韦勒克和沃伦在其经典的《文学理论》中曾经说过，“某个‘一代’的统一联合体似乎是由以下这样的社会和历史事实形成的，即只有在某一特定年龄上的一批人才能在同一个敏感的年龄时期内经验到如法国革命或两次世界大战这样重要的事件”18。共同承受了重大历史、社会事件的同一代人会形成代际特有的社会文化心理。这种共同经历重大事件的代际特有的心理与雷蒙德•威廉斯所谓的“感受结构”相契合。“对于感受结构这一概念来说，根本涉及的与其说是一个阶级或一个社会，倒不如说是一代人。”“存在这样一种共同的经验，在分析中会认识到，当一个人对照社会整体可以分离的局部衡量这部作品的时候，仍然还有一些因素在外部找不到对应。我相信，这种因素就是一个时期的感受结构，它只有作为一个整体，通过艺术作品本身的经验才是可以认识的。”19经历了社会阵痛的父辈一代有着共同的感受结构，子一辈希望理解这种感受结构并将之诉诸艺术作品，用艺术作品本身的经验观照外部的空缺，从而有了小说的呈现。《空中道路》中一条线索即是作为子一辈的“我”在回忆过往。小说的开篇即讲述了还在读小学的“我”在读雨果的《九三年》，这一革命涌动的年代也恰恰暗中对应出了韦勒克和沃伦所描述的“‘一代’的统一联合体”，不过“我”并非属于对法国革命有感知的一代。叙事紧接着转向“我”在1998年从铺天盖地的新闻中听闻洪水，这同样是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构成“我”的社会记忆，这才是属于“我”的一代记忆。父亲此时也回忆起李承杰“未来社会主义城市”的设想，认为这种设计能降低受灾程度。于是，这一事件成为集体记忆与私人记忆的接榫处，子一辈的记忆与父辈的记忆在对接中逐渐融合，子一辈也开始慢慢进入父辈的世界。
父辈所经历的“国企下岗潮”在其他小说中也有体现。《双河》中叙事者“我”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又创造了一个故事，嵌套了一个关于“父亲”的故事，在这样一个故事中，同样表现了子一辈尝试进入父辈记忆，并与父辈分享情感体验的冲动。故事中的父亲在1997年的变压器厂增效减员计划中主动下岗，把就业的机会留给徒弟崔大勇，下岗后的父亲开起了摩托车修理店，之后的故事也走向悬疑。父亲让崔大勇打造了一把钢珠枪，拿到枪没多久后父亲死亡。于是崔大勇锁定工厂技术员刘宁，对其进行盘问，悬疑故事的结局混沌未明，但是刘宁所描述的一番话却揭示了父亲一辈人的生存处境：“当时他病了，挺重，但家里谁也没有讲。”20下岗后的职工缺失了必要的保障体系，重病之时或因经济状况寻求解脱。这也正是199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现实，在政府“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计划下，数千万国企职工被强制性下岗，许多人被买断工龄，成为无工作、无住房、无保障的“三无”群体。21单位制的形成改变了传统中国宗法血缘的基本联系方式，在组织上反映出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努力，而这些进入城镇国营经济中就业的社会主义财富的直接主人曾享受到“工资、福利和保险等一整套囊括生老病死全部内容的保障”22。但是，在国企改制的浪潮中，这一切都如同过眼云烟。“城里人痛苦地告别了‘生老病死有依靠’的、与北欧福利社会主义国家相似的传统体制、失去了相对于乡下人的最大的‘身份优势’。”23这也正如西方学者William Hurst所言，“曾经的社会主义胜利者在如今的后社会主义阶段却变成了失败者”24。
国有企业改革同样也影响了技校的发展，以往给国有工厂输送技工的技校如今不包分配，毕业生需要自寻出路，这也正是《洪水之年》中“我”的处境。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仍然想办法把“我”安排进工厂，不过只能调入销售科。而父亲所在的浸漆组也面临即将到来的集体下岗问题。子一辈与父辈在此时终于分享了共同的社会事件，下岗的危机构成父子两代人的跨代际经验，也正是在这种跨代际的危机时刻，叙事的重心转向“我”，“我”构成之后故事的中心。在经济萧条的变压器厂里，“我”刚上班时无所事事，没有真正的销售任务，倒是要学习有关变压器的各种知识，尤其是历史知识。在与周科长的聊天中“我”经常需要回顾历史，例如“沈变是与新中国一起发展壮大的，从 1949年起由一个小型干式变压器厂发展成中国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国家重大技术装备企业”。对历史的回溯看似是在继承传统，实际上颇有借光辉岁月聊以自慰的哀伤之情，老皇历终究不能为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在对诞生史的回顾过程中强调工厂与新中国的共生关系，实际上也是在被“抛弃”的过程中尝试维系的一种情感联结与自我确证式的身份想象。当然，这种一厢情愿式的缅怀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变压器厂依旧发不出工资，需要“我”代表厂里去电厂讨薪。“我”的讨薪之路困难重重，因为发不出工资并非个别工厂的现象，而是国企体系的整体创伤。电厂财务科的李薇是部门留下的唯一人手，但是却在忙着准备厂里关于香港回归的知识竞赛。由此，一层悖反关系得以出现：在国企改制的大背景下，工厂却仍然紧跟时事，积极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自身千疮百孔却仍将自身视为集体事业的一个原子。忙着准备竞赛的李薇对“我”说：“……其中最高的山峰叫共产主义峰。在共产主义峰上，一切都将得以解释，也包括爱恨和生死。”这番话也激活关于社会主义集体时期的记忆，尤其是狂热的、不顾一切的红色信念。然而，这种仍将自身视为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想法并未获得理想的结局，电厂自身问题难以解决，只能按照应付款的百分之四十交付给变压器厂。“我”被小柳欺骗，将拿回的资金打入私人账户，周科长却带着小柳跑了，变压器厂员工未能拿到工资。两个工厂在与民族国家分享共同情感之时却都陷入困境，无人施以援手。子一辈没有父辈所肩负的历史重负，因而也能在社会的结构性变迁过程中生发出自身独特的情感体验，正如“我”对李薇所说的那样：“跟你这个镇电厂的出纳员，到底有啥关系啊。”25个体情感的流溢是对过往记忆的终止，也是新的情感与记忆的生长点。
三、危机及出路的可能性
国企改制所造成的下岗潮作为一次重要的社会事件给下岗的工人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班宇也描写了下岗之后这些工人的出路。除了上述《空中道路》《双河》之外，也有其他作品表现了工人在下岗之后的生活。这些生活似乎孕育着一场又一场危机。
《枪墓》中“我”讲述了一个故事提纲，这个故事与下岗工人有关。在这篇故事提纲中，沈阳在1996和1997年发生了“七八”“十一五”和“三九”三次持枪杀人抢劫事件，事件的主犯是肖知仁和肖知礼，他们是下岗工人。事件还牵扯出了提纲主线中的主人公下岗职工孙少军。这些下岗工人为了生计，采取了非常极端的手段，其中孙少军之所以加入这一团伙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儿子孙程缴纳九千元即可进入重点中学就读，“但这笔钱对孙少军来说，的确很难负担”26。在巨大的生计压力面前，孙少军不得不想方设法突围，这种突围并非是为了当下，也是在播种下一代的希望：如果孙程没能读好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不是又会重蹈覆辙，走上他的老路？孙程最终偶遇曾经的收容遣送站副站长杨树，他曾抓走继母吴红和羞辱孙少军，是导致孙家最终落魄潦倒的重要人物，旧敌的突然出现也让孙程酝酿一次新的杀戮。由此，下岗工人所造成的不光是社会稳定问题，同样也有情感创伤，这种情感与记忆不断延续，并产生危机。故事提纲中危机的产生有一个原因即是杨树的私人特权，这种特权配合着收容教育等特定历史时期遗留物在让孙少军一家困难重重的同时也与孙少军的身份形成对比：曾经同样是社会主义光荣的建设者，同样享受着国家地位上的倾斜，甚至在广义上都可以视作是“吃公粮”的人，如今却天差地别，“这些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的‘主人翁’现在通过所谓市场改制落入了‘弱势群体’的范畴”27。这一系列的行为以及带来的后果正像是吉登斯所谓的“过去的时间融入了现在的实践，同样，伸向未来的地平线也与描述过去的曲线彼此交错”28。向历史质押的种种危机终于在现在悉数偿还。危机时刻的情感不仅指涉当下，也在叩问现实与历史的连结，“抛包袱”的时候为何偏偏只抛弃了某些群体？这些群体在生活面前作奸犯科又是谁的责任？这无疑是作品启发读者进行深入思考之处。
除了由下岗造成的社会治安问题之外，班宇在小说中也表现了工人下岗之后的出路。《工人村•鸳鸯》中的刘建国和吕秀芬夫妇在下岗后开了一家足疗店，但并不是正儿八经的足疗店，而是在姐夫的庇护下做起了情色生意。姐夫不光收取回扣，而且还在语言、精神上对夫妇二人形成压迫，夫妇二人为了生计笑脸相迎，忍气吞声，仿佛沦为姐夫的傀儡。《工人村•超度》中的董四凤和李德龙开始“跳大神”，依靠装神弄鬼为前来询问的人提供来自阴间的回答，在日复一日的欺骗他人与自我欺骗之中度日。这两个文本正好显示了工人所遭遇的时代危机以及其中的内涵消解。姐夫对工人的变相压迫即是破坏了“生产-保护”的社会主义式社会运行模式，然而，这种状况却无法摆脱，地位的丧失使得夫妇二人陷于此境却无法自拔，这正是小说所展现的危机之后——看似可能的出路仍然是新的陷阱。装神弄鬼的董四凤和李德龙则在另一向度上破坏了工人本身的纯粹，封建迷信活动在社会主义集体时期被严格取缔，而且也并不常见于工人身上。29叙事上荒唐的拼接形成极深的讽刺，通过充满东北风味的语言和情节讽刺了市场经济下的乱象频发，继而又通过乱象的产生反诘工人主体精神内核的消亡殆尽。在主体地位已经跌落的情况下，如果连曾经拥有的文化价值都变得岌岌可危，这才是现实危机之后的又一场精神危机。
两个文本提供了下岗所造就的生存压力下关于历史与精神脉络的诸多思考。据资料显示，1952年兴建的沈阳铁西工人村规划整饬，内部设施完善，除了住宅区以外，还拥有行政区、公园、图书馆、运动场、游乐场、电影院等功能齐全的场所。30“工人的阶级意识不是在生产过程中，也不是在工厂中形成的，相反是在远离工厂的生活社区中形成的。”31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社区曾经居住的是单位制下形成的“光荣共同体”，但是这样的共同体及其居住、生活空间在历史的风化下已经面目全非、乌烟瘴气，《工人村》同时展示了物理实体以及传统精神向度的消亡，其中不乏悲悼的情绪。
观看足球比赛是班宇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情节。例如《逍遥游》中许玲玲的前男友在环保局上班，他的兴趣爱好就是看球踢球，许玲玲也陪同看过几次球，两人可能存在的身份差异在对足球比赛的沉浸中消弭。在班宇的工人题材小说中，观看足球比赛也成为工人在下岗的危机来临后的心理调适方法，也正是在这一活动中工人重拾尊严，重新想象自身与他人的关系，在内心中重新获得平衡感。《渠潮》中李迢和满晴晴在屋顶上观看铁西体育场举办的中外足球友谊赛，在比赛过程中发生了一次巨响，甚至让场上球员都愣住了，原来是“西侧那一排房由于爬上去太多人，房顶不堪重负，直接造成坍塌，烟囱、瓦片和看球的人一并栽下来，卷在烟尘里，声音四起，纷乱复杂”32。值得关注的也正是这一群“楼顶上的观众”，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践行自己的爱好，在对这项爱好近似疯狂的实践中个体身份已经不再明显，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只剩下共同的狂热。这也与《去五里河》中出现的沈阳海狮队队歌形成互文关系：“我们的海狮劈波斩浪，我们的海狮奔向前方，所有的沈阳人都是兄弟姐妹，肩并肩手拉手站在你的身旁。”33由爱好所形成的地域集合泯灭了其他差异，只剩下兄弟姐妹作为唯一的指认方式。这篇小说还展示了在危机中的情绪消化以及矛盾的和解。“我”的父亲下岗后靠二手摩托车拉客，在此过程中认识了同为下岗工人的肖树斌，便与肖树斌一同看过几次球。肖树斌有一天突然借走父亲的车，从此消失无踪。突然，在一次看完球坐公交车回家的路上，“我”和父亲在桥洞里看到了衣着单薄的肖树斌。“他看见载满球迷的无轨电车驶过来时，忽然疯狂地挥舞起手中的旗帜，像是要发起一次冲锋。”34父亲在此刻原谅了肖树斌。本就下岗的父亲连谋生的工具都被骗走，但是父亲却在目睹肖树斌全情投入的举动的瞬间将这一切都抛之脑后。下岗后的生存危机、被骗后的压抑以及无聊时的困顿迷茫都在看球的情绪体验中冷却乃至消失，投入热爱的事物并以激情与诗意将其包裹，或许才是在遭遇一系列危机之时真正的出路，这也是为何父亲最初想不通“一个人怎么能如此轻松地放弃自己所热爱的事物”35的原因。班宇在访谈中曾说：“东北是经历过大变迁的，人们的生活也确实经历了变故，却并没有穷途末路，每个人都活得特别顽强。”“东北人又先天有顽强的、乐观的精神。”36小说中对人物观看足球的描绘正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危机的真正摆脱并非真实困境的永久解除，而是心理上的美学升腾，唯有诗意与执着的热爱才是危机降临之时的涉渡之舟，这既是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也是对危机之后人们如何调适的深切期待。
结 语
苏联记忆在班宇涉及工人题材的小说中反复出现，这些记忆在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的深度关联中被重新打捞，展示出错综复杂的联系。这些记忆同时也触及关于工人身份的生成与演化的诸多问题，苏联记忆与工人身份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社会文化的关键词。班宇在描写工人的境况时也将触角延伸到当下，关注工人在遭遇时代变迁的危机之后的生存境况，但苏联与工人两种标记也常常叠合，例如《灭点》中关于工人下岗的描写：“桥梁厂宣布解体，万人失业，没有哀号，反而是无尽的沉默，像浪花一样，一波一波向外扩散。‘解体’这个词儿是从新闻里学来的，最早用在苏联身上，后来每逢工厂倒闭，工人也都爱这么讲，仿佛能陡增几分优雅。”37对于遭遇下岗危机的工人们，班宇为他们涂抹了一股暖色，从而在表现他们在重压下的生活时依然拼贴了温柔、诗意和浪漫的一面，也正是这些充满人性的美好因素使得关于工人的叙事不再沉重与苦涩，在活泼、轻盈的氛围中又透着坚韧。
詹明信认为，“第三世界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38。虽然詹明信这一经典理论的出发点是以第三世界作为外部来观察西方中心，但并非不能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提供新的认识。事实上，这一论断同样也适用于对班宇作品的解读。空间所包含的内外关系，时间所容纳的历史演变以及个人与集体的交融与分离都全部缠绕在一起，成为彼此难以分割的复合体，情感与记忆正是进入这一复合体的一个突破口，或许也是认识班宇小说的新维度。
注释：
①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卷第1期。
②[英]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景昌极、钱堃新译，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22、36页。
③ 37班宇：《灭点》，《作家》2020年第1期。
④班宇：《工人村•古董》，《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74页。
⑤班宇：《我年轻时的朋友》，《钟山》2021年第4期。
⑥[法]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刘怀玉、张笑夷、
郑劲超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9页。
⑦参见赵晨、申明锐、张京祥《“苏联规划”在中国：历史回溯与启示》，《城市规划学刊》2013年第2期。
⑧ 参见刘放、王健《沈阳：工人村的变迁》，《中国档案》2008年第1期。
⑨ 朱蓉婷：《班宇：我更愿意对小说本质进行一些探寻》，《南方都市报》 2019 年5月26日。
⑩ 参见林、班宇《构建新先锋的东北叙事模式——与青年作家班宇的对话》，《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11 [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张明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112、115页。
12 13 16班宇：《空中道路》，《上海文学》2018年第5期。
14[美]安东尼•维德勒：《摄影城市规划：从空中到地面规划城市》，《城市文化读本》，张玫玫译，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1页。
15 21 23参见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79—81、8、104页。
17[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2页。
18[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9页。
19[英]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樊柯、王卫芬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148页。
20班宇：《双河》，《青年作家》2019年第1期。
22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24William Hurst,The Chinese Worker after Soci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
25班宇：《洪水之年》，《鸭绿江（上半月版）》2017年第2期。
26班宇：《枪墓》，《山花》2018年第10期。
27汪晖：《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12页。
28[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页。
29中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即在广大农村地区开展破除封建迷信活动，内容包括批评教育、控制迷信品的生产流通等。对于工人群体，中共同样也把工人的启蒙教育作为自己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例如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北平市委就开始组织工会对工人进行教育，力图使工人克服愚昧的传统观念。参见李晓晨《新中国建立前后华北农村破除迷信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4期；《解放初期北京工人的政治启蒙教育》，《北京工人》1998年第6期。
30参见周大鸣、刘家佶《城市记忆与文化遗产——工业遗产保护下的中国工人村》，《青海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
31陈周旺、汪仕凯：《工人政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页。
32班宇：《渠潮》，《十月》2019年第2期。
33 34 35班宇：《去五里河》，《芒种》2018年第9期。
36丁杨：《班宇：父辈的落差感折射到我身上，反映到我笔下》，《中华读书报》2020年6月3日。
38[美] 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陈清侨等译，张旭东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23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