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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梁思奇的《我的动物故事》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出发，通过讲述他与诸种动物之间的有趣故事，集中建构出了广西地域文化的抒情空间。具体来说，梁思奇不仅在描摹多元地域景观的过程中，再现了深厚地域情感，而且通过表达自身对故乡的怀想，诉说出了深刻的乡土情结。同时，梁思奇还在与诸种动物的交流中再现了日常的观察，经由日常的哲思表达了他对地域的深厚情感，以及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问题的独特思考。

关键词：梁思奇 《我的动物故事》 地域文化 抒情空间

梁思奇的《我的动物故事》即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出发，通过讲述作者与诸种动物之间的有趣故事，集中建构出了广西地域文化的抒情空间。这种抒情空间一方面指向的是作者在描摹多元地域景观的过程中，所再现出的深厚地域情感；另一方面，作者通过表达自身对故乡（尤其是“孩提时代”故乡）的怀想，诉说出了深刻的乡土情结；与此同时，作者还在与诸种动物的交流中再现了日常的观察，经由日常的哲思表达了他对广西地域的独特情感。

一、风土人情：地域景观的描摹

在英国学者迈克•克朗看来：“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个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域。”1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对地理景观的书写不仅生动地再现了多样的风土人情，而且还包含着丰富的地方性知识。这种地方性知识支撑着作者地域情感的表达和自我主体性的构建。基于此，梁思奇的《我的动物故事》对广西地域景观的描摹不可谓不特别。

《我的动物故事》所选取的写作角度十分独特，它并非把广西秀美的湖光山色作为书写对象，而是以广西特有的动物为写作核心，如饭碗虫、菩萨鱼、塘角鱼等。可以说，这些动物无论从名称还是从其特定的文化寓意来说，都受到了广西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比如，作者在《我的动物故事》中写到关于“饭碗虫”和“菩萨鱼”的回忆。从作者的描述中可见，“饭碗虫”和“菩萨鱼”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动物名称，而是当地的一种通俗说法。所以作者坦言：“我原来一直不知道‘饭碗虫’的大名，但知道了也没用，说它的大名，许多捉过‘饭碗虫’的人，根本对不上号。一种物件的名字很奇妙，叫习惯了再叫别的，似乎说的是另外的东西。”2显然，对于作者而言，关于“饭碗虫”的记忆无疑是奇妙的，它充当了作者回忆童年生活的中介物，我们从文章的温情描述中便可体会到作者对这些动物所拥有的特殊情感，而这种特殊情感就包含在那些奇妙的名称当中。不管是“饭碗虫”还是“菩萨鱼”，这些奇怪的称呼无不体现出本地人对动物的特殊观察方式以及特殊的情感体认。再比如，作者写到了“塘角鱼”，这种鱼生活于水塘的角落，看似平凡却带给作者无尽的童年乐趣。尤其是回忆起的那次捉鱼的惨痛教训，更是逸趣横生。当作者用手去按住塘角鱼时，“不料中了它的‘暗器’，被它的‘角’扎在了右手掌肉嘟嘟的地方，疼倒还好，还‘腌竹笋炒胡椒——酸加麻’”。从中可见，作者将自己的切身体会描写得尤为风趣。文中“暗器”的比喻不仅将“塘角鱼”的鲜活之态表现得很传神，更是写出了童年的那份天真烂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这样形容疼痛感，“腌竹笋炒胡椒——酸加麻”，这种另类的表达巧妙地借用了味蕾的感官体验，从侧面写被塘角鱼的“暗器”所击中的那种瞬间感受，这不可谓不新奇。结合上述内容来看，这些具有地方色彩的动物，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作者童年记忆的底色，它们不但给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也给作者带来了精神上的宽慰。

除此之外，作者书写的很多动物承载着广西特有的文化寓意，这些动物被壮族人民赋予了独特的情感内容。比如，作者写到了“雷公养的‘狗’”，也就是蜥蜴。通俗地讲，蜥蜴就是四脚蛇，它拥有像鸡爪一样的脚。与众不同的是，在壮族地区，壮民对蜥蜴的认知仍带有神话色彩，认为蜥蜴是壮族神话中雷公的宠物，于是“雷公狗”一说便流传了开来。文中写道：“被‘雷公狗’咬着雷响才松口的说法很耸人听闻，我想大半是因为蜥蜴的样子很像传说中的龙，《易经》里说‘云从龙，风从虎’，龙管着风雨雷电，人们把对大自然的敬畏移植到这长相奇特的动物上。”众所周知，“雷公”在壮族神话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很多神话故事都与其相关。因而“雷公狗”的叫法显然具备了壮族神话传说的元素，这使得蜥蜴的故事变得怪诞离奇，进而吸引读者的眼球。如果说在作者印象中有着鸡爪一样脚的“雷公狗”是壮族鸟图腾文化的一种体现的话，那么其中所写的《童年鸟事》则完全是作者童年关于鸟之回忆的合集。对此，作者提及了自己的梦想：“我小时候曾日里夜里梦想变成一只鸟，把自己感觉每天不爽的原因，归咎于不能像鸟一样拥有一双翅膀，要是那样，自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特别是每天扑楞楞一下子就能从家里飞到学校了。”这是作者童年内心中真实的渴望，也是广西地域文化所编织出的美丽遐想。不可否认，壮族人民有着十分独特的鸟图腾文化，广西也有着“羽民之国”的雅称。因此，作者对于鸟的书写，无疑是广西地域文化的浓缩，它是对民族心理的深层把握，更是对地域文化的诗意操演。

当然，在《我的动物故事》当中，梁思奇把动物当作抒情核心对象的同时，十分注意对广西地域景观的描摹。一方面，“桂东南”有着令人迷醉的自然景观以及人文景观，这些景观构拟出作者内心中的精神世界，与作者笔下的千奇百怪的动物对举，共同拓展着作者的生命容量；另一方面，作者也提到了人类学家吉尔兹所提到的很多地方性知识，如其中提到的“趁圩”“煨”的烹饪方式，这些地方性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到地域性文化空间的构建中来。从作者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桂东南”这片西南土地上，池塘、稻田、牛栏等处处可见，这些略带潮湿的地方构成了南方写作的基础，它们都是广西地域景观的最为典型的代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广西稻作文化区的经济生产方式。换言之，偏热带气候的广西十分潮湿，为稻田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而这些稻田又是很多有趣动物的日常栖居住所。在这一点上，作者写泥鳅时自然也离不开稻田了。“耘田时也能捉到泥鳅。这时候的田野是最美的。浅浅的田水浸着刚扎根返青的秧苗，清澄澄的照影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秧苗在徐徐的轻风中抖动，像无数的小人在跳舞。”可见，文中的这段话显然给我们临摹了一幅西南稻田的风景图画，在这幅画中，农人的劳作与稻田中茁壮生长的秧苗将广西的地域之美展现得令人神往。与此同时，作者总在不经意间透露出有关广西饮食方面的知识。比如作者十分钟爱的“泥鳅粥”，详细写出了做“泥鳅粥”的过程。虽然整个烹饪过程有些残忍，但也展现了广西地域文化的一个侧影。由此可见，作者在书写动物故事的同时，不仅增添了很多地域性的风土人情的描写，而且也补充了广西特殊的地方性知识，这便使得《我的动物故事》拥有了不同寻常的审美趣味，更让本书孕育了美妙的文化空间。

二、浓烈乡愁：乡土情结的诉说

显而易见的是，《我的动物故事》凸显出了强烈的地域性，这种地域性使整则故事都拥有浓烈的地方韵味。这种原乡写作的韵味并不是现代文明所给予的，而是原汁原味的真实所产生的一种乡土氛围。在这方面，梁思奇可谓是新时代“乡愁”的言说者，他并没有选择都市的种种诱惑作为切入点，而是将回忆的线索从时间之源上回溯，从城市回归乡村，或者说从文明的桎梏与生硬回归到原始的粗糙和自然。

首先，《我的动物故事》在很多地方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是文雅的书面语，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乡间俚语。这种乡间俚语虽然有时候读起来会稍显粗俗，但能够带给人们某种亲切感，使得作者的童年时代与现时代能够正常接轨，丝毫没有语言上的隔阂，进而体认到了乡土生活的那份纯真和质朴。比如，作者是这样写自家黄狗的侠义之举：“一条狗害怕不害怕，一眼就能看出来，勇敢的狗面对强敌环伺，尾巴一定是竖着的，像一面旗子，像在示意对方‘有种就放马过来’。”很明显，“有种就放马过来”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俗话。可以说，正是这句俗语，把黄狗护主的英勇气概表现得甚是到位。在《灵魂出窍的牛》中，作者的俗语运用显得愈发熟练：“我们旋风一般从家里跑出去，站在远处看田里水牛‘度（duó）角’——村人把牛打架叫作‘度角’——一较牛角的长短。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群牛与另一群牛碰到一起，总有一对像前世的冤家，远远地昂着头怒目而视，这边的说：‘你瞅我？’那边的说：‘我就瞅你咋的？’两边互不服气，迎面冲过去，噼里啪啦‘度’起角来。”这里不光有“度角”这样的地方性词语，还有拟人化的对话碰撞。毫无疑问，文中乡间对话的安排，不但把握了牛这种动物的脾气，也烘托出了广西人民耿直的地域性格。另外，作者还经常使用一些传统的、耳熟能详的民间民谣，来增强故事的可读性，使故事保持纯正的民间状态，不至于那么生涩与刻板。比如《蚊声如雷》中的民谣：“灰烟飞上天，/变蚊子；/灰烟飞上岭，/变绞芒；/灰烟飞落水，/变蚂蟥；/生生死死吃人王。”从这些清丽的民谣可以看出，梁思奇的《我的动物故事》确实拥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正是这股乡土气息为本书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把回忆性的文字盘活，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还原，或者说焕发自然生命的本真，以及原先未被文明所侵蚀的粗粝的色泽。

其次，作者多次表达了他对“孩提时代”生活的怀念，以及对祖父、祖母、父亲等亲人的怀想，这构成了作者内心中最为真挚的“乡土情结”，尤其表达了壮乡的朴素情感。不难发现，作者所写的很多关于动物的回忆都是与亲人直接相关的。作者写动物时，总是很自然地牵出很多童年时的人间真情，这些情感本是作者内心当中最柔软的所在，却在作者笔下的动物故事中得到了最完整的展开。在《人人一颗蝼蚁心》当中，作者就对童年时代的父亲讲故事的印象尤为深刻：“我喜欢农谚是因为父亲讲三国，诸葛亮知道三日内必有大雾，用草船借了曹操十万支箭。父亲说很多人都认为诸葛亮神机妙算，上知天时，其实很多动物就有预知天气的本事，蚂蚁在下雨前就懂得急忙搬家筑窦（巢）。”巧妙的是，作者由蚂蚁搬家联想到父亲小时候讲三国故事的场景，蚂蚁的神机妙算在作者看来就像三国故事当中的诸葛亮，而诸葛亮的神奇之所以能够镌刻在作者的脑海中，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父亲口述传统的影响。当然，儿时的记忆中还有祖母的身影，在作者的脑海中，祖母也是与动物相联系的：“我祖母‘定格’在我脑子里的形象，就是戴着老花眼镜，把簸箕搁在腿上，低头捡拾豆子里蠕动的蛆，丢到地上。按理说，这些吃豆子长大的蛆含有高蛋白，也许还有氨基酸什么的，从营养来说没有问题，主要是恶心。”在作者的温情叙述中，祖母低头安详的样子让人心头一暖。于是，蛆这种令人厌恶的东西便成了点燃作者炙热情感的导火索，当作者把重点移置到祖母身上时，蛆也就变得不那么讨厌了，相反作者是通过它去感受祖母的那份慈爱与关怀的。同样，祖父也是与一种不起眼的动物密切相关的：“说到与蚊子的战斗，印象最深的战场是在祖父的床上。每天晚上八九点钟，祖父坐在床边抽着水烟筒与人聊天，我端着煤油灯在蚊帐里搜索蚊子。”蚊子可谓是夏天最常见的昆虫了，作者由蚊子想到了祖父的床，进而想到祖父吸烟时与别人侃侃而谈的场景。由上可见，尽管蚂蚁、蛆以及蚊子都是一些渺小的，甚至是对人造成很大困扰的生物，但这些生物无不牵连着作者对儿时亲人的无法遮掩的想念之情。直接地说，这种感人至深的情感是作者乡土情结的具体外化，或者说其也是乡土情结的外在表征。

还需指出的是，梁思奇在《我的动物故事》中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也就是说，作者注意到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即乡土性与现代性的对立矛盾。不可否认，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也逐渐向乡土世界扩展。在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工业文明逐渐取代了农耕文明的位置，与此同时，人们也渐渐地告别了那种只适合于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梁思奇的思考是深入的，他揭示了乡土与当前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冲突，并以此提醒我们要坚守内心的净土。正如梁思奇在《序言》中所说的：“在工业化、城镇化急风骤雨的‘现象’后面，农耕文明仍在支配着我们的思想。”这就是说，现代化的新事物、新现象并没有完全剔除传统农耕思想的残留，如作者提到的豪华别墅旁的漂亮花圃变成了菜地，现代的大学校园里有改头换面的土地庙。这些无不说明了这样的问题，即现代社会如何对待及处理农耕文明所剩余的东西？当然，这只是现实问题浅显的表层，问题的实质在于，现代化要求人们的思想转变，让农耕文明中的一些不适应城市生活的思想观念退出城市的舞台。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城市文明也滋生了很多新问题，面对不同的诱惑，现代社会的人们早已放弃了农耕生活的道德准则和真挚情感，当物质的欲望充斥一切的时候，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功利化、利益化、个体化，人与人之间也会变得异常陌生。对此，梁思奇写《我的动物故事》就是要再现儿时乡村中的那些温情场面，把乡土社会中那些真挚的情感留存下来，来补充城市生活的空虚。《我的动物故事》充斥着大量的乡土元素，那些乡间俚语、乡间民谣、亲情故事，无不彰显出作者内心当中浓烈的乡土情结，尤其表达了壮乡的朴素情感。

三、共同记忆：日常情感的再现

梁思奇在讲述动物故事的过程中，表达了自身对于日常生活的体悟与感念，而由于这种记忆是在广西地域中生成的，因此也就带有了特殊的地域文化记忆，进而能够实现作者对唤醒读者“共同记忆”的某种期待。

首先，在写作《我的动物故事》的过程中，梁思奇总是选取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平凡的瞬间，以此来把握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把记忆落到生活的实处，在日常生活当中提炼睿智和哲思。在再现儿时日常情感的同时，作者从儿时的幼拙与稚嫩中走出，转而运用现年龄阶段的思考方式，来体味年龄变化的人生乐趣。比如写到蟋蟀时，作者的言谈之中总是充满着暮年的感慨：“秋风乍起，叶黄欲落，气象萧索，蟋蟀的叫声入耳入心。这些大自然的精灵，在秋风乍起的清寂中，在自己生命黄昏将至之际，奉献给人们快乐，真有一些‘榆虽晚，为霞满天’的情怀。有人玩物丧志甚至丧国，这并不是蟋蟀们的错。”毋庸置疑，蟋蟀鸣叫之时，总会引起人们心灵的震撼。秋风萧瑟、叶子枯黄之际，蟋蟀的叫声总是凄凉的，这是生命进入黄昏的象征，预示着即将步入暮年的人生阶段。由此，作者进一步联想到古代王朝的兴衰，使文章拥有了一种沉重的历史感。可以说，这样由古及今的思考均是作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所形成。另外，作者还经常进行对比，用儿时的记忆来反衬现时代的一些现象，如萤火虫本是一种特别有诗意的虫子，可是经过时代的发展，早已不再是诗人托物言志的对象了，而是明码标价的商品，它为现时代的那些不纯的爱情标注价格。因此，作者慨叹道：“据说现在一些地方也纷纷放飞萤火虫，萤火虫更成了年轻人生日、情人节网购馈赠的礼物，价格不菲。只是不知道在一片熙攘热闹中，人们是否还能体会到昔日的乡愁，而那些‘温馨、浪漫，充满童趣’的萤火虫，又能否经得起这样的折腾。”这显然是作者通过萤火虫的对照，来反讽现时代物欲化的畸形。

结合上述内容来看，记忆可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参照物，它是具体的，有着具体的空间和时间内涵。如果说时间在作者那里被定格于童年的话，那么记忆的空间则是与广西地域有着密切的关系。扬•阿斯曼认为：“回忆形象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使其被物质化，需要一个特定的时间使其被现时化，所以回忆形象在空间和时间上总是具体的，但这种具体并不总意味着地理或历史意义上的具体，且集体记忆会在某一具体时空中促发一些结晶点。”3可见，时空并不是虚构的、非实质性的，而是真实存在的、具体的、可把握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的动物故事》不光涉及到个人的交往记忆，它更多地指向了集体共有的地域文化记忆。比如说抓壁虎去卖钱，就是作者那代人的集体记忆。“断了尾巴的‘雷公狗’一文不值。我们捉‘雷公狗’并不是贪玩，是拿到供销社卖，记得才一毛多钱一条。‘雷公狗’可以用来泡药酒，但如果尾巴断了就成了废品，据说没有功效了。”由于当年的物质条件远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因此像“雷公狗”这种小活物就成了孩子们拿去卖钱的好东西。这里，“供销社”无疑是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中最难忘的事物，它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更是那个时代的印证。关于一些其他的集体记忆，梁思奇也在《我的动物故事》中略微地提及。如他在写螳螂时所说：“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凡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念书的人写文章都有一个特点：喜欢使用成语。在写这些作文时，我们学了很多成语，不少都是一知半解。”由此可见，作者的动物记忆与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记忆混合在一起，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那些由动物所想到的成语，被写入特殊时期“批林批孔”的墙报中。可以说，这是1960年之后一代人革命记忆的文字翻新，我们从那个时代的作文中便可窥见一二：“孔老二、林彪之流螳臂挡车，不自量力，企图阻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只能落得粉身碎骨、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这里，螳螂不再是平凡的生物了，而是历史的象征物。作为那个年代的斗争图像，它成了阻挡历史车轮向前运动的“绊脚石”。质言之，这种将动物作为记忆象征物的写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私人性交往记忆的狭窄范畴，而是跃入了集体的时间索引之中。

四、和谐理念：时代转型的哲思

自理性主义哲学兴起以来，“我思故我在”成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首要原则。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人逐渐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并从自然的世界中分化出来，获得了独立的、区别于自然界的完整人格，或者说完成了人与自然的主动分割。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美也是理念显现的一种方式，他指出：“但是由于理念还只是在直接的感性形式里存在，有生命的自然事物之所以美，既不是为它本身，也不是由它本身为着要显现美而创造出来的。自然美只是为其他对象而美，这就是说，为我们，为审美的意识而美。”4从黑格尔的话里可以看出，自然作为人的审美客体，它是以人的审美需要而存在的，同时形成了一种人类中心意识。这种人类中心意识带来的结果是，人肆意地将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从而造成了生态失衡、物种灭绝等重大影响。

为此，梁思奇在《我的动物故事》中对人类的行径进行了深入反思。首先，作者意识到生态多样性（或者说物种多样性）对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重要价值。在这点上，《我的动物故事》承认了所有生物的平等地位，并给予它们最真切、最真诚的关注。针对这一问题，作者写道：“除了写到鸟、鱼、狗、牛等人们熟知的禽畜，还写到了老鼠，苍蝇，蚊子……在人们的观念中，它们都是如假包换的害虫。对它们的讲述，并不是我善恶不分，是非不明。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的存在恰恰是人类得以存在的前提。生态多样性是大自然的根本特征。”也就是说，《我的动物故事》所挑选的写作对象并没有局限于那些拥有丰富文化寓意的动物，而是扩大了视野，将一些平常毫不起眼的甚至让人觉得很厌恶的动物也囊括其中。作者承认老鼠、苍蝇、蚊子、蜈蚣、蜘蛛等动物的生存地位，恢复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合法席位”，赋予它们在记忆中所应当占有的位置。比如，在常人看来，蜘蛛可能是令人恐惧的生物，它面相狰狞，且具有一定的攻击性。可在作者的笔下，蜘蛛则呈现出另一番样态：“我小时候经常做的事就是看蝇虎捕苍蝇，过程比一部大片还精彩：它在墙上爬来爬去，就像老虎在森林里巡游，发现苍蝇之后，它不会直接扑上去，而是停下来，像在盘算什么，然后掉头绕到苍蝇的侧面。”这是蜘蛛捕食时的精彩描写，谨慎的蜘蛛有着娴熟的捕食技巧，它被作者说成老虎，从作者绘声绘色的描述中，读者仿佛能想象出蜘蛛小心的步态，在一步步的逼近中彰显出猎手的老练与成熟。同样，苍蝇在动物故事中也并非恶心的、让人避而远之的虫子，而更像是作者儿时的玩伴，与作者进行着智力上的斗争：“我把苍蝇拍握在手里，像黑旋风李逵身怀利器，杀心陡起。”作者自况为《水浒传》中的李逵，把自己当作了苍蝇的有力对手。可以说，苍蝇、蜈蚣之类的动物，也是作者内心中的一份柔软，它们包含着作者很深的情愫，也体现出作者对所有动物的包容态度。不管是什么动物，在《我的动物故事》中都有“出场”的机会，这是难能可贵的。

梁思奇将思考进一步延伸，并认识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动物生存家园的侵占给动物所带来的极大伤害。在这一点上，作者清醒地认识到人类中心意识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观念。古人依靠天意吃饭，因此能够与自然界和平共处，相得益彰，对自然界始终保持一颗敬畏之心与感恩之心，而不是一味地索取。可见，自我意识确立以来，人总是把自然界当成随意索取的对象，任意地开采自然资源，任意地捕杀动物。于是，作者指出：“工业革命的伟力，刺激了人们战天斗地的雄心壮志，一度树立了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观念，但‘道法自然’，自然同时是一种规律，谁违背了它就会受到惩罚。雾霾、赤潮、台风、火灾、地震、泥石流……人类从自然灾害中认识到了自己的狂妄与冒失，对自然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相和谐。人类正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正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然文明过渡。”梁思奇认识到随着科技进步，人固然可以利用自然资源来造福人类自身，但大自然中仍有人类需要去遵循的法则，它仍在支配着大道的运转，所谓的道法自然就是这个道理。这是道家的思想的显现，但也说出了现时代的真理。

[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西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中心特别委托项目“80年代文学思潮与当代壮族文学转型研究”（项目编号：2021TBWT01）、2021年广西哲学社会规划研究课题“陆地年谱长编”（项目编号：21BZW003）

与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广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多元表述的文化意义研究”（项目编号：18XZW03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② 本文所引段落均出自梁思奇《我的动物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下文不再一一注释。

③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

④ [德]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0页。

[作者单位：南宁师范大学北部湾环境演变与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山东大学文学院]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