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以往的蒋子龙研究大多沿用“改革文学”的框架加以阐发，但实际上，其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在城市大规模改革铺开前便已停止，他本人对改革文学的文学史叙述也不尽认同。在破除既定框架后，对其1975—1982年间的工业题材小说进行总体阅读与文史互证，便可发现这批作品细致揭示了历史转轨时期社会主义文化、西方管理科学、关系学与“清官”想象之间的复杂纠葛，因此具备一定的社会史与精神史的价值。与此同时，这些作品也探索了与社会化大生产相匹配的文学形式。这一研究个案具备相当的代表性，触及创作者姿态、典型人物的重塑、作为思想实践与社会知识的文学属性等多个层面，进而为更清晰地把握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学的关键特征提供了可能渠道。

关键词：蒋子龙 工业题材小说 老干部 社会主义文化 科学话语

引言 历史化与总体论的必要性

蒋子龙的工业题材小说早已被深深地印刻进“改革文学”的谱系中。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其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是“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蒋子龙也因之成为“改革文学之父”。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评价道：“写主动要求到濒于破产的重型电机厂任厂长，以铁腕手段进行改革的人物的《乔厂长上任记》，被看做是开风气之作；它在读者引发的热烈反响，从一个方面呈现当时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独特关系。”①在众多类似的文学史叙述中，《乔厂长上任记》所开之风气，都指向 “改革文学”的勃兴。而所谓“改革文学”，正是指“文革”结束之后，以追求城市和农村现代化为主旨的作品类型。

但蒋子龙却对这一文学史美誉多有推辞：“我写工业题材小说时还不知‘改革’为何物，至今也搞不清‘改革文学’的概念。”②事实上，自从在《人民文学》1982年第3期上发表短篇小说《拜年》之后，蒋子龙便停止了工业题材的创作。在1989年3月28日给友人陈国凯的回信中，蒋子龙解释了自己为何选择在创作高峰期“激流勇退”。

1983年，城市改革逐渐起步，大工业的改革不同于农村的分田到户。我所熟悉的工厂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无法预测。没有把握，没有自信。与其勉强地拙劣地表达，不如知趣地沉默。更何况改革之势迅速异常，“改革文艺”风起云涌，文坛已经热闹起来，少几个凑热闹的没有关系。③

工厂生活曾经是蒋子龙最熟悉的内容。1960年，19岁的蒋子龙从天津铸锻中心技术学校毕业，进入天津铸锻中心厂（后更名为“天津重型机器厂”）工作，成为一名正式工人。虽同年入伍，但1965年退役后再次回到天津重型机器厂（以下简称“天重”）工作，直至1982年被调入天津市作协才彻底结束自己的工厂生活④。

蒋子龙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高峰期（1979—1982年）对应着从“文革”到“改革”的过渡时期，其创作主题是继承与反思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发展状况，并应对工厂新出现的生产与管理问题。换句话说，与其工业题材小说血肉相连的“事实”（fact）/“实践”（practice）是毛泽东时代的工人与工业在改革时代顺延、调整与转型的初始历程。而1980年代中后期的城市改革完全超出了他以往的经验范畴，再加之他已告别工厂，“无法预测”，“没有把握”进而“知趣地沉默”就也在情理之中。

因此，既往文学史叙述所提供的认知方式，亦即将这些作品相当模糊地与1980年代以降的城市改革相连，进而将这些作品放置在一个此前时代截然断裂的“起点”位置上，是与实际情况存在极大偏差的。在2009年的一次访谈中，蒋子龙进一步阐发了上述观点。

要说心里有个情结，那就是要在新的小说里为《机电局长的一天》正名，让人感到像姊妹篇。当时绝对没有“呼唤改革”的意识和雄心，1979年“改革”这两个字的使用频率还很低。如果使用了“呼唤改革”这样的词句，肯定是后来的事，为了拔高创作心态。⑤

准此视之，以“呼唤改革”为阐释其创作，颇有些“倒放电影”的意味，即以后起的价值、趋势去评述此前的作品。而蒋子龙则“顺流而下”，将《机电局长的一天》定位为《乔厂长上任记》的“前史”，使得两部作品合成“姊妹篇”的样貌：前者刊于《人民文学》复刊后的首期（即1976年第1期），既是蒋子龙“文革”期间影响最大的小说，同时也是他的成名作⑥；后者虽创作于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22日）结束几个月之后，亦即创作于崭新的历史阶段，却与“文革”末期创作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在人物、情节与主题上有着非常明显的继承关系。两篇小说的“姊妹”关系已为越来越多的论者注意，⑦李杨更是将《乔厂长上任记》的叙述方式往前推，视之为1959年出版的工业题材小说《乘风破浪》的复归。⑧

长期以来，在面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学创作时，难以摆脱社会价值较高、文学价值较低的二分式评价，本文则尝试总体性地论述蒋子龙的工业题材小说，借此直面文学形式与社会历史内涵的内在关联，进而努力为理解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特征与价值提供新的阐释。

一、历史与文学的转轨：“老干部”变身“新人”

在剥离开“改革文学”的顺滑叙事后，便会首先关注到《乔厂长上任记》问世时曾遭遇两极评价⑨：一方面，天津文学批评界的一些同志认为该作品对造反派干部郗望北的正面描写会削弱对“文革”的批判力度⑩；另一方面，《文艺报》与《人民文学》的编辑部则对之大加赞赏。时任《文艺报》编辑的刘锡诚奉主编冯牧之命写下《乔光朴是一个典型》，刊发于1979年11—12期《文艺报》（亦即第四次文代会专号）。刘锡诚在文中指出：“小说的主要成就在于为我们塑造了乔光朴这样一个在新时期现代化建设中焕发出革命青春的闯将的典型形象。”11其他支持意见也持相似观点，纷纷将乔厂长标举为“具有时代精神的先锋人物”（冯牧）、“铁腕人物”（刘宾雁）、“四化的带头人”（宗杰）、“新时期的英雄形象”（金梅）12，等等。经过文艺界主导力量反复的、高强度的集中论述，共识逐渐建立起来，即《乔厂长上任记》跳出了“伤痕文学”“暴露文学”的哀怨情绪，一改“缺德”文学与“向后看的文学”的创作路径，顺应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宣传需要，并且呼应了人民群众对于恢复生产的急迫心理。到了1985年，《乔厂长上任记》已被叙述为“壮哉斯人，壮哉斯文”13。

“乔厂长”不仅摆脱了负面争议，还被经典化为四化建设的头号“新人”。不过，“乔厂长”这位新人不同于1950—1970年代的社会主义新人，乃是一位重回舞台中心的“老干部”。这延续了《机电局长的一天》的主角身份。用蒋子龙的话来说：

人家的文艺作品男主人公都是“小将”、“新生力量”，《一天》的主角是个“老干部”；人家文艺作品里的正面人物都是“魁梧英俊”，《一天》里的正面人物却是个“瘦小枯干的病老头”。14

“新人形象”从“小将”“新生力量”转移到“老干部”身上，这是读解蒋子龙工业题材小说的首个要点。蒋子龙叙述中看似轻巧的前后对比，实为时代转轨在文学创作中留下的深刻烙印。现实政治力量的博弈与价值秩序的重组，决定了哪个阶层具备承载社会主义未来的资格，也决定了文学创作中的主角设置与意识形态取向。“文革”期间，“老干部”几乎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同义语，“小将”才是被寄予厚望、承担着反修防修任务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落实在文学形式上，蒋子龙总结道：“当时有几条规矩，写作时是必须遵守的，你不遵守到编辑那儿也会打回来。比如正面人物应该是‘小将’、‘造反的闯将’，对立面自然就以‘老家伙’为主，任何故事里都得要有阶级敌人的破坏……”15如此看来，1975年“老干部”作为文学中的正面人物出场，转变不可谓不剧烈，同时也凸显出其时文学之于政治环境的敏感度，以及文学参与形塑时代意识的功能。

1975年10月底，第一机械部在天津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落实中央钢铁座谈会（1975年5月8日—10日）的精神。蒋子龙作为“天重”的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议。据他回忆：

我在锻锤上干了十年重体力活，第一次出来参加这样的大会，眼界大开，受到极大的震动，许多知名的大厂，如湖北二汽、富拉尔基重机厂、南京汽车厂等，老干部和老厂长已经真杀实砍地冲在领导第一线，实实在在地在领导着抓生产，他们的事迹让我有一种久违了的发自内心的感动和敬佩。

……

我当时正被大会上的一些人物所感染，经历了近十年“文革”的压抑和单调，这种从骨子里被感染的体验是很新鲜的，身上产生了一股热力。16

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工作，带动了一大批老干部的复出。17这些“实实在在领导着抓生产”的老干部感染了蒋子龙。与此同时，他接到了即将复刊的《人民文学》的约稿。在内心的驱使下，他在会议期间就写下了以“老干部”兼“老工业”霍大道为主角的《机电局长的一天》。而霍大道的原型是“天重”的厂长冯文斌与南京汽车厂副厂长的综合。自《机电局长的一天》开始，蒋子龙在接下来的工业题材创作中，几乎都将“老干部”设置为主要的书写对象。他如此界定“文革”期间的“老干部”：

我说的“老干部”跟现在的老干部概念完全不是一码事。那时的老干部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50年代由工人提拔起来的，还有一种是参加过革命战争，转业后进工厂的老同志。他们有信仰、有定力，不管受多大委屈，当生产出了问题，而造反派又玩不转把责任推给他们时，即便刚走下批斗台，他们也能下去把生产再捋顺了。工人对懂行的领导从来是尊重和同情的。18

蒋子龙此处的“老干部”是指在“文革”期间维持着“天重”正常生产活动的领导干部，包括“老革命”和“老工业”两种类型，他们的共同点是“懂行”“有信仰”“有定力”。自《乔厂长上任记》至他停止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权力秩序与意识形态话语陡然转变，理解、看待与表现“老干部”的方法自然也不能同日而语。“文革”彻底结束之后，老干部更是大量地回归各级领导岗位。19而到了蒋子龙写作《乔厂长上任记》的1979年，社会已实现平稳过渡，并将工作重点更为彻底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此前提下，所谓的“凡是派”干部、“文革”期间的“火箭干部”地位迅速下降，这导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老干部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力量上都已占据绝对优势。曾经的“走资派”强势复出，主导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的重塑。

可以说，选择“老干部”作为“新人”是由其时的现实政治秩序、生产秩序与人心秩序共同决定的。从文学形式上看，这也是蒋子龙在“怎么写”工厂故事上的自觉选择，亦可理解为社会主义大工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结果。蒋子龙在《大地和天空》一文中，总结了文学反映工业建设的六种方式，值得重视：（1）写成生产作坊，小打小闹。（2）写以厂为家，好人好事。（3）用写农村的方法写工厂，将工厂里的矛盾写成家族矛盾。（4）以工厂为幌子，把人物拉到公园或农村进行描写。（5）写二元对立的方案之争。（6）写小改小革，围绕一个机器修个没完没了。20他认为这六种模式完全无法描绘出现代大工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及其孕育的新人、新道德、新观念与新美学。而他则是非常自觉地去回应现代化大工业对作家的挑战，而且还占据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他1965—1974年担任天津重型机器厂厂长办公室秘书、代理车间主任，1974—1982年任天津重型机器厂车间党总支副书记、车间副主任。在八面来风、四通八达的国营大厂里做车间主任、工厂秘书的工作经历，为他提供了走进现代化大工业体系的契机。“文革”结束后经济领域最初的调整也是从国营大厂开始的，大厂故事成为时代变局的理想缩影，由此也就可以理解蒋子龙当年的这些小说为何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蒋子龙的身份认同是多面的，他既是工人作家，也是一线工人，同时也属于工厂的管理层。他的写作方案最终落实为以管理层“组织生产”的视角串联出现代大工业的宏观图景，以老干部复出来缩影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调整与变革的初始阶段。有论者敏锐地指出：“因为在新的历史变革时期，在为四化奋斗的道路上，各级领导干部是关键，许多复杂的矛盾往往体现在他们身上，写好他们，就能提契全盘，从根本上回答一些问题。因此，蒋子龙对各级领导干部形象的成功塑造是一个创举，它给作家的创作带来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和着眼全局的宏大气派，体现了时代对文学的要求。”21这一观点很能代表1980年代的普遍认知方式，亦即随着群众政治的退潮，经济发展成为核心议题，领导干部被视作开拓新路的主导力量。蒋子龙写作这些小说时，“提契全盘”的领导干部主要是复权的老干部，虽然他们很快便在1980年代陆续退场，但却在“文革”到“改革”的过渡时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2当然，本文的关键不在于描述老干部复归这一政治现象，而是意在讨论蒋子龙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再现老干部复归后面对的新情况，以及其中蕴含的工作方法与精神状态，并从文学的视角反思整个历史后果。必须强调的是，蒋子龙清醒地认识到“文革”中的老干部与“文革”后的老干部并非一回事。

许多工厂的工人都怀念老厂长，怀念过去的年代。但是老厂长回来以后，发现工厂还是原来的工厂，甚至人还是原来的人，可就是精神面貌不一样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一样了，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起了变化，原来管理工厂的那一套办法不灵了。用什么办法，怎样领导好现在的企业呢？这就是乔光朴上任后所遇到的问题，也是现在很多工厂的厂长们所面临的问题。23

在跳脱“改革文学”的认知框架之后，完全可以将蒋子龙1975—1982年的工业题材小说读解为以文学创作来思考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命题的思想实践，或者简单地说，其中的许多作品都可被读解为老干部重回工业战线的“旧人新事”，历史的延续与断裂构成了一个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域。有趣的是，《乔厂长上任记》的初稿名字便叫作《老厂长的新事》。《人民文学》的编辑涂光群在复审时将之改名为《乔厂长上任记》。涂光群自述改名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出于文学层面的考虑，我觉得《乔厂长上任记》比《老厂长的新事》文学色彩更强一些，更能抓住读者的眼球，改名后显得更为开阔一些。另一方面主要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因为当时邓小平已经重新上任，开始正式主持中央工作，所以《乔厂长上任记》也在某种意义上暗示了这一政治形势。‘文革’结束后我国正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政治上‘拨乱反正’、经济上‘以经济建设为核心’成为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虽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文革’已经结束，但是，当时仍然有一些很有组织才能的领导干部还被关在监狱里没有出任、主持新的工作，呼唤这些人物重新上任，参与到现代化建设的宏图大业中来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心愿。因此，小说修改后的题目无疑比《老厂长的新事》更能充分表达出广大人民当时的心声，也更加突出了‘老厂长’复出后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努力奋斗精神，更加符合时代的需求。”24可以说，“老厂长的新事”更接近于新旧交杂的本来面目，而“乔厂长上任记”则有意配合了当时“拨乱反正”的时代需要，设置了一个纯化的崭新起点。本文在剥离掉“乔厂长上任记”这层“涂改”后，尝试回归故事的创生状态，考察“老厂长”遇到了哪些“新事”，又是如何处理和面对这些“新事”的。

以老干部的“领导者”视角审视新的人与人的关系、新的矛盾内容与表现形式、新的管理工厂的办法，构成蒋子龙工业题材小说中最具现实质感与创造性的要素。本文论及的这些小说主要包括：《机电局长的一天》（《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乔厂长后传》（《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亦即《“维持会长”》）、《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新港》1980年第5期）、《开拓者》（《十月》1980年第6期）、《狼酒》（《中国青年报》1980年9月20日）、《拜年》（《人民文学》1982年第3期）等。这些作品中的老干部形象是多样的，下文拟从老干部的形象塑造为切入点，考察过渡时期不同老干部形象所代表的不同精神状态与工作方法，并从中思考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在新的现代化方案中是如何顺承与转化的。在此基础上，才能够更好地理解管理科学与行为科学等科学话语在文学文本中的“强势”存在及其意识形态功能，进而把握现代化等科学话语是如何被想象性地结构进社会主义转轨进程中的。

二、三种工作法：“管理科学”“关系学”与投机主义的漩涡

以“老干部”视角提契全篇，绝不仅仅意味着将小说的主角设置为老干部。在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中，除去蒋子龙的《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同类题材还有柯云路的《三千万》。《三千万》以老干部丁猛对经济指标“三千万”的核算为故事主轴，塑造了一位具有责任感与开拓精神的老干部形象。表面上柯云路与蒋子龙的写法很相似，但蒋子龙坦率地指出了他们之间的不同：“《三千万》这篇小说很好，但‘三千万’的数字没有感情……最好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把‘三千万’作为副线，不要把人物的感情、纠葛等都拴在‘三千万’上……我写乔厂长，乔厂长改革的成败与否，不影响乔厂长的感情，因为他的感情纠葛在他周围的人，包括上级、战友、对立面以及同他有过一段关系现在结成夫妻的人。”25蒋子龙的小说里也不乏对数字和效率的关注和崇拜，但他更看重的是数字背后的人。他并非围绕生产指标的达成或是技术难题的解决来构思故事，而是自觉地将老干部放进具体的关系场域中，考察他与周围人的情感 / 精神互动。

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例，老干部乔光朴与上级（霍大道、铁健）、战友（石敢）、对立面（冀申）以及同他有过一段关系现在结成夫妻的人（童贞）演绎出不同面向的工厂故事。乔厂长在故事中占据了枢纽位置，以他为中心关联起不同位置的人在具体情境约束下的精神状态与行动选择。真正的“提契全篇”，意味着一种总体性视野的形成，意味着一套有厚度、有纵深、有现实感的工厂叙事。26用蒋子龙的话来说：“创作的根须在生活里扎得越深，就越能细致感受时代动荡给人民带来了哪些社会的、伦理的、道德的、心灵的、外在的变化。”27进一步说，蒋子龙的小说集中展现了变革时代里复权老干部的工作方法，即老干部如何在上下级之间开展工作，如何组织与调动身边的人，如何具体地达致理想目标，等等。以老干部的工作法为切入点，便会发现这些小说至少呈现出三种不同工作方法与精神取向。

（一）铁腕人物的“科学”方法

蒋子龙笔下铁腕领导者构成一组群像，包括霍大道（《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车篷宽（《开拓者》）、应丰（《狼酒》）、冷占国（《拜年》），等等。这些人物一心为公，既具备一往无前的开拓进取精神，又有着极高的业务素养和学习能力。他们一方面是党的干部，同时也是企业生产经营的领导者，既服从社会主义政治的指引，又能按照现代科学和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这些人物极力将“社会主义”“科学”与“现代化”圆融一体：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发展自身的手段，而社会主义是现代化与科学的终极目的。这些人物设定反映了当时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迅速统合的乐观愿景。不过，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蒋子龙敏锐地捕捉到了诸多暗流涌动的现实困境，在小说的具体情境中暴露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科学”之间失衡与冲突的某些侧面。

霍大道是这一类铁腕人物的最早代表。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政治激情，以社会主义信仰来驱动现代化事业。小说结尾处，霍大道冒着暴风雨赶往机电局的场景与他当年长征的场景交相叠印，寓意着现代化是另一场长征。1975年10月24日，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大会上作的讲话《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可谓这类叙事的滥觞。另一典型的情节便是他通过不断书写革命回忆录来激励自己不忘过去，走好“新长征”28：“要教育自己，不要忘记过去，激励自己继续革命，顶多再给孩子们看看……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是更清楚了：不进则退，不斗则修。要不变色，就要立新功啊！”29

值得注意的是，在蒋子龙1980年代初的小说选本中，“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的字样已被完全删除，就连霍大道的青年司机小万阅读革命回忆录的情节也被置换为阅读内部政治读物《戴高乐》。从《机电局长的一天》的原版本到后来的删改本，写作回忆录的“继续革命”与“反修防修”的政治意涵被删除，仅仅保留了自我教育的目的。随着“文革”的结束，“继续革命”与“反修防修”彻底丧失了正当性，革命记忆和革命传统成为无法在代际间传承的、日益封闭与抽象化的经验。

小说里霍大道试图利用革命传统来激发安于现状的老干部徐进亭的斗志。但徐进亭并未被这套逻辑说服，他被现实生活里的物质享受深深吸引着。小说里徐进亭的出场总是伴随着小轿车，极为注意养生。有趣的是，在霍大道看来沉湎于养生才是一种病，只有“大干”才能治“大病”。如果说霍大道凭借其“大干”的闯劲带动了一批基层干部积极向上，那么当他面对躺在功劳簿上的老干部时，却显得非常无力。在“继续革命”的政治运动停止，权力监督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要刚刚复权且充满了蹉跎感与亏欠感的老干部重新焕发革命热情，在物质利益与现实诱惑面前保持自我批判，可谓难上加难。此外，霍大道组织动员的另一法宝是战争经验。他经常将战争经验直接代入生产管理——“霍大道总爱提战争年代，激励人冲锋不止，总是把调度会开得跟战争年代下达战斗任务一样”30。战争经验与解放军政治经验是毛泽东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经验之一，也是在“政治挂帅”之下发展经济生产的重要工作方法。不过“文革”结束之后，用战争经验来指导现代大工业的生产经营，很快就被当作某种错位与无知，工业管理知识越来越分化为一种专门的学问。

乔光朴并非霍大道那样能够统筹一切的干部，他在出山的第一时间便召唤自己的左膀右臂——分别是老搭档党委书记石敢和工程师童贞。石敢代表社会主义政治，童贞代表现代科学技术，而乔光朴则象征着现代化的开拓精神。乔光朴用共产党员的党性与昔日同志情谊来动员石敢重返工作岗位，又通过“爱情”与“婚姻”将童贞牢牢绑定在现代化战车上。最终形成的“石敢（政治）+乔光朴（生产）+童贞（科学）”这组黄金战队，开启了工厂的变革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党委书记石敢的形象今非昔比，他在“文革”之前是能言善辩的鼓动家，但在“文革”遭受批斗时不小心咬掉半截舌头，成了口齿不清的半哑巴。乔光朴在鼓动石敢重返工厂时，竟然将这半截舌头说成两个舌头：“你是有两个舌头的人，一个能指挥我，在关键的时候常常能给我别的人所不能给的帮助；另一个舌头又能说服群众服从我。你是我碰到过的最好的党委书记，我要回厂你不跟我去不行！”31这番说辞完全是围绕着“我”/乔光朴的需要而展开，一方面是在关键时刻给“我”兜底，而另一方面是说服群众服从“我”的意志。毛泽东时代一直强调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正在发生变化。正如乔光朴的自我定位——“我都不喜欢站在旁边打边鼓，而喜欢当主角”——厂长逐渐成为真正的领导核心。小说反复渲染乔光朴与石敢的不同：“乔光朴永远不是个政治家”而“石敢有敏感的政治神经”，面对反派人物冀申“摆的阵势，石敢从政治上嗅出来了，乔光朴用企业家的眼光从管理的角度也看出了问题”。这对看似亲密无间的昔日战友之间的界限非常清楚，乔光朴在会议上的一段发言很能代表他对“政治”的感知。

但在工业界我知道是出了一批政治导演。哪一个单位都有这样的导演，一有运动，工作一碰到难题，就召集群众大会，做报告，来一阵动员，然后游行，呼口号，搞声讨，搞突击，一会这，一会那，把工厂当舞台，把工人当演员，任意调度。这些同志充其量不过是个吃党饭的平庸的政工干部，而不是真正热心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企业家。用这种导演的办法抓生产最容易，最省力，但遗害无穷。这样的导演，我们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早上就可以培养出几十个，要培养一个真正的厂长、车间主任、工段长，却要好几年时间。靠大轰大嗡搞一通政治动员，靠热热闹闹搞几个大会战，是搞不好现代化的。我们搞政治运动有很多专家，口号具体，计划详尽，措施有力。但经济建设、管理工厂，却只会笼统布置，拿不出具体有效的办法。32

乔光朴批判的是“用政治的办法管理经济”（大声讨、大会战、群众动员、政治挂帅），倡导“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33。1979—1980年国企变革的焦点是扩大自主权，摆脱官僚主义束缚。在经济争取“自主权”的前提下，所谓“吃党饭的平庸的政工干部”与“真正热心搞现代化的企业家”是截然对立的。在蒋子龙的小说中，政工干部的形象全部都是负面的（表现为不学无术、品德低劣、得不到爱情等等），而“嘴”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象征，同时也成为“空头政治”的代名词：“为人要实不要虚，平时要炼心，炼志，炼手，不可炼嘴……”34如此看来，石敢被设置为“半哑巴”，实则颇有深意，唯有如此他才能免去成为“政治导演”的风险，符合乔光朴“最好的党委书记”的定义。可不得不承认的是，石敢在乔光朴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乔光朴由于推行职工考核评议，将业务不合格的工人归入服务大队，辞退全部的临时工等铁腕政策，最终引发不少工人和干部的强烈不满。石敢在此过程中既没有说服乔光朴在政治方面多加考虑，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也没能帮他打消群众的怨气，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到了《乔厂长后传》中，乔光朴的左膀右臂换成了总会计师李干和副总工程师童贞，党委书记石敢变得更加可有可无了。

不过，如果以为“政治”已经完全退场，那就太过武断了。在与石敢对举时，乔光朴焕发出作为企业家的特质，但当他与工程师童贞相遇时，他作为党的干部的属性便凸显出来。乔光朴对纯技术的路线是不认可的，并对童贞的“政治衰老症”很不以为然。童贞对于乔光朴的仰慕与顺从，从性别与情爱的角度暗示出技术相对于政治的附属地位。在《乔厂长后传》中，乔光朴动员劳资科长和组织科长开展工作时，曾提到干部应当反思自己，应当对国家民族有“过失感”。对此组织科长表示完全无法理解和接受，他们并不具备乔光朴那样的政治责任感。因此，工厂生产中“政治挂帅”虽然被否定，但“政治”依然是老干部开展工作时的话语资源。当然，“政治”的意涵已经逐渐被抽象为爱国、爱党乃至热爱现代化事业了。

用科学原理和客观规律来组织工厂的生产秩序，成为这些开拓进取型的老干部的工作方法：比如乔光朴主持工厂的技术考核，恢复物质刺激，追求生产效率与利益，而他也对自己的时间进行科学有效的分配与管理；再比如《乔厂长后传》里，总会计师李干迅速上升为乔光朴的重要搭档。在写到李干提交的关于电机厂经营的主要问题和成效的报告时，小说强调：“这是李干自己设计的，上面没有一个多余的字，都是用实实在在的数字说明问题，一目了然。”35需要明确的是，乔厂长的管理方式还不是所谓的“管理学”，反倒更接近于“十七年”的工厂管理经验，也就是接近于蒋子龙设想的工厂管理的“应然”状态。蒋子龙曾说：“当时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现代管理学，也不懂何谓管理，只有一点基层工作的体会，根据这点体会设计了‘乔厂长管理模式’，想不到引起了社会上的兴趣，许多人根据自己的体会来理解乔厂长，并参与创造和完善这个人物。”36情况到了《开拓者》才彻底转变。《开拓者》中的主角车篷宽主张积极引进外国技术，推广管理科学和行为科学，并且积极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车篷宽在干部会议上公开倡导，并对目前的干部队伍表示了不满。

现代化管理是一门综合的科学，是由许多学科组成的。现代化企业靠个人的感性经验来指导是不行的，要善于学习，学会用科学方法科学组织和现代化工具进行领导……

比如说一个厂长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和能力呢？一个现代化企业的厂长，应具备五个条件：有科学知识，有才能，有经验，有个性，有远见性。讲具体点，就是厂长要有生产、技术、财务、劳动、人事、市场销售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能掌握各种现代化管理的工具手段和方法，有一整套管理企业的能力。要了解厂内外国内外本行业的情况，如政府政策、市场变化、新技术发展动向等，掌握全局，有远见地作出决策……37

在推崇客观经济规律与生产效率的时代语境中，专门的科学管理知识成为“显学”与文学作品中的正面意象，并不难理解。需要用心体察的地方在于，蒋子龙的小说不只是提供了现代管理科学与行为科学的合法性叙事，更在具体情境中“演示”了进行科学管理的“后果”。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上述新的管理方式迅速形成新的评价标准，触动了很大一部分既得利益群体。首当其冲的便是老干部群体，因为他们普遍科学文化水平较低。越是提倡科学管理，就越对他们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因此乔光朴式的铁腕改革，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因而，蒋子龙笔下的这些铁腕领导者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由于不断地受阻因而情绪变化剧烈，行动能力很强的同时脾气也比较暴躁。他们总是处于一种“有气”的状态，总是在与各种人“吵架”。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机电局长的一天》里养尊处优的老干部徐进亭。小说里这样写道：“徐副局长又高又胖，五十多岁的人了，大脸盘子红润润的，闪着亮光，一点褶儿也没有。别看这么个威武大汉，倒有一副阿弥陀佛的善性子，是个平时该急不急，欲怒不怒，高兴时还喜欢和下级开个玩笑的老干部。”38“善性子”的徐进亭不能理解霍大道身上为什么总有种“刺激人”的东西。

徐进亭式的“善性子”虽不足称道，但铁腕人物的强硬也并非没有问题。他们自诩占有了绝对真理，因而往往是“独断”且骄傲的。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拜年》中的冷占国。冷占国是一位只管生产、六亲不认，连“拜年”都觉得多余的总调度室主任。他在工作中遇到的难题是：

自己那套办法是卓有成效的，过去曾被无数事实证明过。可是现在这些办法只增加了他和周围的人在感情上的裂痕，对工作似乎并无多大好处。因此他也增加了对自己的怀疑和不满，他的坏脾气又使他把对自己的不满发泄到别人身上，这就越发遭到别人的怨恨。说穿了现在谁怕谁呀！……39

人如其名，冷占国采取了最冷静、最为数字化的管理方式，但不仅没有做好工作，反而加剧了集体的裂解。他越是严苛地推行科学管理的办法，就越是加重他与周围人的裂痕，越是积累自身的怨气，进而陷入恶性循环之中。他的坏脾气没能引领和团结周围的人更好地投入工作，反倒进一步加重了个人主义的离心趋向。

阎纲在概括蒋子龙的作品时，曾敏锐地指出蒋子龙的小说有实有虚，写出了逆境中的正气。40但正气也在制造着怨气。当管理学被视为绝对冷静客观、绝不务虚、只求实干的“科学”律令时，那么它注定不能够安顿人心。工业管理在本质上是一门实践的学问，是如何管理与组织人的问题。而人事系统的最大特点就是其不可预见性。在变革实践中，人心是否舒畅，人的积极性是否能够被有效调动，劳动者是否可以被有机地团结进新的现代化事业中，才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最为关键的问题。以往的研究者已经指出了管理科学的资本家属性，亦即“所谓科学的管理，就是把一些科学方法应用于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企业中越来越复杂的控制劳动的问题。它缺乏一种真正科学的特性，因为它的一些假设，只不过反映资本家对生产条件的看法”41。“管理科学”自身的虚构性与不可能，就在于它试图以管理者的片面视角来管理与控制活生生的劳动实践与人心秩序。实践的流动性、矛盾的具体性和人事关系的不透明性，都导致管理科学很容易沦为某种形式化的“纪律”或计算，难以有效组织一个集体的人心秩序。

因此，科学方法并没有带来工作实践上的成功。蒋子龙笔下的铁腕领导者的结局几乎都是失败的。《乔厂长后传》中，乔光朴的左膀右臂先后被调离他的身边，自己也遭受被罢免的危险，他在孤独面前掉了眼泪；《开拓者》中的车篷宽则是主动辞职，退到研究岗位；《狼酒》中的应丰感受到无尽的孤独，连女儿都不能理解自己。这类铁腕干部的困境并非“太阳底下的新鲜事”。

1959年，梁漱溟就曾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的管理经验时指出：“事情可怕的，就在于最坏的领导并不单出自坏干部，而往往还是某些‘好干部’……他一切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就非糟不可——非造成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群众之间的隔阂矛盾不可，非压抑以至窒息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可。”42“好干部”的“坏领导”是指单纯地依靠自上而下的方式埋头苦干，最终造成干部与群众的隔膜，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梁漱溟的观察总结，同样适用于1979年的现实。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一长制”的合法性建立起来，自上而下的“开拓”被视为最可行的道路。在这样的情势下，除了依靠“科学”方法、铁腕手段，还有更合理的领导方法吗？

（二）“滑头”的“关系学”

蒋子龙在铁腕领导者的身上寄托了勇于变革的理想，同时也揭示出以“直”“冷”“科学客观”为主要特征的工作法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运转不灵的窘境。《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出差寻求友邻单位的协作，结果却因不擅交际铩羽而归。他在现实面前获得的教训是：越是会处关系的人，越容易做出成绩。那么，“关系学”到底是合情合理的关于人的“科学”，还是“组织混乱和作风腐败”的产物？

《乔厂长上任记》中的造反派郗望北给出了回答：“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于战争年代，不同于五八年，也不同于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那两年。历史在变，人也在变。连外国资本家都懂得人事关系的复杂难处，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大量搞自动化，使用机器人，机器人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血肉，没有感情，但有铁的纪律，铁的原则。人的优点和缺点全在于有思想感情。有好的思想感情，也有坏的，比如偷懒耍滑、投机取巧、走后门等等。掌握人的思想感情，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一门科学。”43他认为“偷懒耍滑、投机取巧、走后门”乃是“类本质”，这相当于彻底否定了“文革”时期改造人性、追求一大二公的乌托邦冲动。既然人性亘古如此，那么对之进行研究和把握（而不是批判、克服和超越），才得以成为“世界上最复杂的一门科学”。郗望北认为目前人与人的关系不同于战争年代（军事纪律）、不同于五八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中平等协作的生产关系），也不同于“文革”初的两年（打碎官僚机器，扁平化的自治组织），而是进入新的人际关系状态。他未能明确阐明的新状态，依稀指向厂长领导下的现代企业制度。这种对“新状态”的体察和认同构成了1980年代以降企业制度改革的心理基础。不过，“新状态”中的“旧因子”往往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情关系与官场裙带关系混杂一体，呈现出似新非新的独特样态。

蒋子龙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上发表的《乔厂长后传》，是根据他1979年春创作的《“维持会长”》删节而成。在公开发表时，小说的篇名更换，相当于将主角从“维持会长”转移到“乔厂长”，这也就转移了小说的矛盾焦点。小说里的“维持会长”指的是市经济委员会主任铁健。当霍大道和乔光朴质问铁健为何要将出口产品的销售权从厂里调到外贸局，又为何要将童贞调离乔光朴身边时，铁健抱怨自己如同封建大家族的长房儿媳妇，苦苦在多重力量间周旋维持。“维持会长”本是指抗战时期为日方供应军需、维持地方秩序的汉奸人物，却被用来描述身兼数职的老干部铁健。这些距离革命文化最远的譬喻都无奈地指向一个现实——这位老干部难以延续革命时期的工作热情与政治文化，他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真正解决当下工作中的矛盾冲突，最终选择回避和调和的工作方式。他的这番说辞在第一时间引起了霍大道的同情，不过霍大道瞬间回过神来，认定铁健的所作所为绝不值得同情。霍大道瞬间的同情暴露了真正棘手的问题：在官僚科层制中，似乎只有勉力维持、处处小心，才可以成为官场上的“万年青”和“不倒翁”。

《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里的厂长金凤池，被许多研究者视为与乔光朴反差最大的厂长形象。金凤池的最大特点是“滑头”。金厂长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外单位给本厂最老实的工人庞万明借车，以便运送庞万明老父亲的遗体去殡仪馆，进而一举奠立自己为工人办实事的形象。果然，庞万明因为金厂长的“施恩”甚至感动到下跪。44他也很善于团结自己的同事，主动把副厂长骆明的女儿安排进国企工作，原因是“骆明懂生产，手下有人”。而他最绝的本事体现在到局里和公司开会的时候。他先安排好作为秘书的“我”（老魏）记录外单位的工作经验和公司领导的指示，然后就到会场外跑关系，挨个屋“拜年”。

从一楼到四楼，一个处一个处地转，每到一处就像进了老朋友的家一样，从处长到每个干部，都亲热地一一打招呼又说又笑，他兜里装的都是好烟，大大方方地给每一个会抽烟的人撒一根，谁的茶杯里有刚沏好的茶水，端起来就喝，当然他也不是光掏自己的烟，别人给他烟的时候也很多，他和每个处的人都很熟悉，又抽又喝，有时谈几句，正经事，有时纯粹是扯闲篇，开玩笑嘻嘻哈哈，非常开心，一晃几个小时就过去了。45

金凤池可谓熟络人情的行家里手，分寸拿捏得相当好。小说非常生动地展现了他与别人巩固亲密关系的这些细节。大家虽是在单位里以公职身份见面，却与邻里街坊串门无异，与熟人社会的相处之道一致。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以私人礼节相处，才算得上是自己人。人情味与裙带关系之间的界限显得非常模糊。小说特意设置了不愿当秘书的老魏来冷眼旁观这一切，使得金厂长不得不开口劝导老魏。

老魏，我告诉你一种我发明的学问。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打开一切大门口的钥匙——是金钱。在我们国家，能够打开一切大门口的钥匙——是搞好关系。今后三五年内这种风气变不了。我们是小厂子、小干部，要地位没地位，要权势没权势，再不吃透社会学、关系学就寸步难行。46

关系学是金厂长的看家本领，义气和恩惠则是他的杀手锏。“公事私办”加上“私事公办”，才能顺利敲开一切大门。金厂长为了不得罪厂里的群众，赶在政策变动之前大发奖金，被群众誉为“远见卓识，敢作敢为”，却被刘书记斥为拿国家的钱肥个人的腰包。小说结尾处，金厂长战胜刘书记，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人大代表。在看似顺风顺水的工作背后，小说插入了一段金厂长的自白：“我不是天生就这么滑的。是在这个社会上越混，身上的润滑剂就涂得越厚。泥鳅所以滑，是为了好往泥里钻，不被人抓住。人经过磕磕碰碰，也会学滑。社会越复杂，人就越滑头。刘书记是大好人，可他的选票还没有我的多，这叫好人怎么干？我要是按他的办法，规规矩矩办工厂，工厂搞不好，得罪了群众，交不出利润，国家对你也不满意，领导也不高兴。”47金厂长的无奈在于，做好人与做能人不可得兼，唯有“滑头”，才能成事。道德与能力开始分离，甚至成了能力的反面。

到了《拜年》里，道德与能力的撕裂表现得更彻底。前文提到，总调度室主任冷占国的业务素质很强，却难以团结自己的科室的员工。相比之下，总调度室副主任胡万通虽然业务很差，没有人看得起他，但人际关系却很好。蒋子龙聪明地抓取“拜年”这一人际互动最为频繁、最能体现中国人处世智慧与人情味的情境来展现两种对立的工作方法。冷占国觉得“拜年”纯属浪费时间，但胡万通却将“拜年”视为真正的工作时刻。

他是故意选了这个春节后第一天上班的早晨来扫大门口，可以向全厂每一个职工都拜一拜年。所谓拜年，还不就是问声好、打个招呼，你主动给别人拜年，也比人家矮不了一截，可对方心里会很舒坦。现在当个干部不能拿架子，板着面孔打官腔吃不开了，要想办成点事就得靠人缘儿，靠面子。48

在别人最需要被给足面子的时候，胡万通适时地表演出自己的亲和，展现出自己的“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就能让所有人心里都舒坦。而且胡万通业务能力虽差，却因精于疏通矛盾，所以成为单位内部畅通心情、缓和气氛、增进团结的润滑剂，也由此变得不可取代。最后，正是精通世故的胡万通被选举为厂长。

对一个领导者来说，必要的人情世故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当人情世故妨害到基本的道德标准时，就必须加以警惕。蒋子龙的短篇小说《招风耳，招风耳！》讲述了基层干部华胜贵“堕落”的过程。华胜贵发现正是他的严苛忠厚的品质为自己带来了不幸。个人改变不了时代观念，单枪匹马地与之抗衡，只会陷于痛苦。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如果依靠投机取巧、油头滑脑的非正规手段就能以最快速度、最低成本达到个人目的，那么美德自然会丧失它的社会土壤与生存空间。在这样的时代风气里，美德并不能带来幸福，只会招致失败、孤独和嘲讽。当华胜贵放弃他的品质之后，“感到浑身轻松，感到自己不再是软弱的和孤立无援的，而是强壮有力的，完全是个胜利者”。蒋子龙不禁问道：“他是个胜利者，还是失败者？真是活见鬼了！”49蒋子龙的笔调看似谐谑，内里却非常沉痛，他敏锐地感受到了“从做好人到做能人”的时代风向。与蒋子龙“活见鬼”的诧异相比，时人却将“好人”的逝去看作现代化的标志。

囿于好人主义评价系统，今天的中国就难以前进，更无法现代化，因为现代化需要的人才，决不是传统的好人。中国要前进，要现代化，要改革和开放，就必须要大量并不尽善尽美但却勇于创新的强人和能人。事实上，我国近年来已经涌现出并且还将继续涌现出这样的能人。我们这些年所看到的改革家，很难说哪一个是十全十美的好人，有的甚至有很明显的缺陷，但他们无疑是我们时代的强人和能人。甚至在农村，“老实巴交的好干部”也开始不受欢迎，农民希望那些有知识、懂经营的能人带领他们致富。随着社会发展对人的现代化的要求，中国人已不得不放弃“无为”的人生价值观，放弃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生态度，选择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有为”的人生价值观，做“敢冒风险，锐意创新”的现代能人。50

在此，“好人”与“能人”被理解为一组二元对立项。其中，“好人”是老实、无为、没有个人意志的代名词，而只有“能人”才会被人需要，被人欢迎，才是“人的现代化”抑或“现代化的人”。与能人相匹配的是一套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竞争逻辑。在这种现代性规划中，道德脱嵌，无法找到合理的容身之地，甚至出现越不道德越能凸显能耐的趋势。1980年代末的这番论述中，还透露着对道德问题的不屑一顾。但仅仅几年之后，知识界便发动了“人文精神大讨论”，沉痛反思整个社会人文精神衰落、道德滑坡的现象。遗憾的是，知识界的这一反思与追问，实在来得太晚了，在政治经济结构面前也显得太无力了。

（三）机会主义者的官场哲学

如果说金厂长这样的“滑头”还有一丝无奈，主要是为了工作的顺利开展以及保障厂内员工的福利。那么，当最后一丝无奈褪去后，工厂故事就蜕变为官场故事。有一类老干部复权之后，虽然占据了工业部门的领导岗位，但他们并不像乔光朴那样以“社会主义企业家”自居，而只是接续前业，再战官场而已，所关心者无非“权力”二字。蒋子龙笔下“只会做官，不会做事”的典型，是贯穿于《乔厂长上任记》与《乔厂长后传》的反派人物冀申。冀申在“文革”时期就牢牢地将自己拴在权力的网络中，利用干校副校长的身份和与下放干部建立联系，博得了他们的好感。“文革”结束后，冀申一方面通过控诉“四人帮”迫害赢得政治资本，一方面他在“文革”时期的政治投资有了回报，与官复原职的老干部有密切的私交，成为有特殊神通的人物。他原本从事组织工作，但“文革”刚结束就看准了机电局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显要位置，申请调到机电局工作，因为国企厂长这样的身份足以为将来的仕途提供很高的起点。他谋划了“大厂厂长-公司经理-局长-出国”这样一条理想的升迁之路。不过，乔厂长的到任打乱了他的计划，他被降级为电机厂副厂长。小说细致描写了乔厂长到任之前冀申在电机厂的工作方法。

这两年在电机厂，他也不是不卖力气。但他在政治上太精通、太敏感了，反而妨碍了行动，他每天翻着报刊、文件提口号，搞中心，开展运动，领导生产。并且有一种特殊的猜谜的酷好，能从报刊文件的字里行间念出另外的意思。他对中央文件又信又不全信，再根据谣言、猜测、小道消息和自己的丰富想象，审时度势，决定自己的工作态度。这必然在行动上迟缓，遇到棘手的问题就采取虚伪的态度。诡谲多诈，处理一切事情都把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工厂是很实际的，矛盾都很具体，他怎么能抓出成效？51

“这两年”指的是“文革”结束到乔厂长出山的两年时间，即1976—1978年。在此期间，从平稳结束“文革”，坚持“继续革命”到“抓纲治国”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树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情势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发生着剧烈的调整和变化。职业官僚冀申在这一时段内对政治高度敏感，其实无可厚非。他之所以成为负面人物，关键在于“用政治的方式搞经济”的做法。小说里关于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感觉结构一直延续到今天：政治务虚，工业务实，政治妨害行动。过量的政治感将会导致行动迟缓、态度虚伪以及自私自利。也就是说，政治不仅影响了工厂生产（冀申领导下的电机厂年年完不成生产任务），同时政治还影响人的品德与态度（冀申的虚伪和自私）。不过，必须加以追问的是，冀申所理解的政治就是政治的本来含义吗？换言之，“政治”只等同于猜谜游戏，只是字面含义、小道消息和丰富想象的大杂烩吗？“政治挂帅”“突出政治”中的政治崇高感是如何一步步演变到现在的，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视野又是如何破除掉的，这都是需要专门展开论述的问题。总之，反派人物冀申成功引起了读者的厌恶感。这提示我们，将“政治”理解为妨害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的虚伪话语，构成去政治化的普遍心理基础。在这一方面，文学起到重要的形塑作用。

冀申原本幻想通过搞大会战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借此调离电机厂。结果乔厂长到任后全厂大考核，冀申也在被考核之列。他被考倒后调至服务大队搞基建，从副厂长降为“编外厂长”。不过，冀申凭借自己手里的王牌——“文革”时保过市委王书记——成功地从窘境中抽身而退，而且还被升级为外贸局局长。借助这一位置，他给不少干部买外国货，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利益网络。冀申的背后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交换的利益关系网络，这个网络形成了一套与生产逻辑无关的官场运行逻辑。

而在《狼酒》的饭局描写里，官场规则被更为赤裸地呈现。工业部副部长应丰以及秘书老周、调度局副局长徐炳坤一行前往G省协商大厂转产的问题。刚到G省，徐局长就提出应当主动请G省工业书记海保深吃饭。对此应丰极不理解，工作都火烧眉毛了，为什么第一件事却是请客吃饭？徐局长解释说吃饭这种物质手段是快速建立双方感情的最佳渠道。而应丰眼里只有工作，对此类“惯例”一窍不通。他认为先到工厂调查研究才能摸清情况，解决问题。但徐局长向他保证，在饭桌上就能把想要处理的问题全部解决，谈工作的前提是建立相互之间的感情。不曾想到，G省工业书记海保深抢先一步发出饭局邀约，徐局长替应丰一口答应下来，并详细交代了饭桌上的谈判术。

他用下级对上级说话的口吻，用老师开导学生的耐性，给应丰详细分析了海保深的思想，讲解了自己的打算，劝应丰今天在酒席宴进行到高潮，大家吃得正高兴的时候，向海保深提出工厂转产的问题，口气要有软有硬，软中带硬。海保深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愿意给中央一个坏印象的，他在全国的省委书记中算是少壮派，说不定他想在省里干出个样子将来到中央去工作。要利用他这一点。徐炳坤也叫应丰巧妙地借助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再给海保深一些好处，谈判保证会成功。52

小说的笔法很精准，徐局长是比应丰年轻十几岁的下级，却成为指导他纵横官场的老师。徐局长既敢大胆进言，又懂得说话的分寸。相形之下，老干部应丰自始至终以党员干部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认为这套权谋之术完全是旧官场的糟粕。徐局长却清楚地知道，这本来就不是纯粹的公事，而是体制内不同位置官员之间的一场交易（相形之下，《机电局长的一天》中的各单位反而是互相协作的关系）。G省大厂的业务归工业部领导，党政关系却在地方，产值利润也归地方所有，因而这些大厂接受双重领导。其中，纵向指令叫作“条条”，横向指令被称为“块块”，国营大厂处于条条块块的合力管辖中。这双重领导之间可以选择相互合作，也可能会相互掣肘。海保深需要应丰多给补贴，而应丰也需要地方给下属工厂提供方便，这就是徐局长指出的相互依存关系。所谓的拉关系是指在条条块块上多做文章——双方完全可以在吃得高兴的时候，顺水推舟地建立合作关系。应丰对此虽不以为然，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参加了这场饭局——

酒宴开始了，桌上摆的又是“狼酒”。海保深举起酒杯：“来，应部长，尝尝这种狼酒，它虽然不在八大名酒之列，好像不是正统，却人人喜欢，味道妙不可言，柔里有刚，力量大得很，把人醉倒了都不知是怎么醉的。喝！”应丰推说心脏不好，烟酒不沾。谁怎么劝都不行。叫他吃菜，他也不动筷子，眼睛根本不扫菜盘子。这搞得主人十分尴尬，只好叫服务员上主食。他拿了一根筷子，扎起一个馒头，不抬头，不吃菜，甚至不抬眼皮，三下五除二把那个馒头吞下肚皮，放下手里的单根筷子，站起身说：“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不奉陪了！”说完扭身下楼，走出了饭店。

宴席上的人全愣住了。海保深面有怒色，唐部长嘴角挂着讥讽的微笑。应丰告辞的时候，他们没有说话，也没有动身子，照旧喝酒吃菜。海保深冲着唐副部长高高地举起酒杯：“老唐，来，咱们喝干它！”

“对，干了它！”53

酒宴一开场，海保深便巧妙地借“狼酒”自喻，抢占先机：狼酒不是正统，寓意他目前身在地方；但狼酒人人喜欢、味道美妙、柔里有刚、力量大得很，这暗示他与应丰虽是身处科层制的上下级关系，但他人缘亨通，关系众多，目前暂居地方，实则能量很大。海保深的劝酒形式上毕恭毕敬，但劝酒词柔中带刚，消弭了现实权力秩序中二人的差等，将自己扭转为主动的一方。他期待饭局的结果是双方喝到“醉倒了”的地步，共同沉醉在这一火热的气氛中。在深谙官场规则的人听来，海保深的意思再显豁不过。但对应丰来讲，他思量着海保深的话，充满了不可遏制的怒气，极度讨厌这套利益交换规则。海保深主动劝酒，却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场面非常尴尬。应丰不仅滴酒未沾，还用单根筷子扎了一个馒头吃完便走。应丰吃馒头的生活习惯“自然”地暴露在酒桌上，但正因为他的本色出演，他从未有意设计过自己的动作，导致在请客方看来这一举动简直是侮辱和挑衅。他们本来计划用吃饭的方式拉近彼此关系，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酒酣耳热之际顺理成章地完成利益交换，形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同体关系。未曾想这套规则在应丰这里失灵了，双方关系跌至冰点。应丰离开饭店时，他们不仅没有起身送他，还相互敬酒“示威”。应丰不给他们面子，他们也不会让应丰轻易下台（这也反映出地方权力的扩大）。对应丰来说，真正的工作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一次失败的饭局，导致他得罪了上上下下所有人。

应丰离开饭店后，做出了与其领导干部身份极不相称的举动——在街上闲逛。他完全迷惑了，在城市最热闹的中心地段，他产生了巨大的孤独感：“从前他搞过特工，也打过游击在白色恐怖中，在只身一个人闯入敌占区的时候，没有这种孤独感。甚至前些年在牛棚的时候，他有恨，有怒，有悔，也没有这种可怕的孤独感。现在他占据着很高的职位，握有重大的权力，许多人请他吃饭还请不到，想巴结他还巴结不上，他哪来的这种孤独感呢？”54老干部应丰的思想观念、道德操守与工作方法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他理解不了时代，时代也没有给他留出做事的空间。不过，孤独感的最主要的来源还是他的女儿。女儿本应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女儿恰恰就是他最激烈的反对者。女儿替他总结了现代关系学的秘诀“善于求人，善于使人”，给他传达“权力不使，过期作废，不捞白不捞”的箴言，并宣称新时代绝不是学雷锋的年代了。这些都令应丰产生了彻底的幻灭感——“难道现代当一个正派人比封建时代当个清官还难！”不过，小说最后还是留下了光明的尾巴，应丰认为自己只要回到工厂和工人中间，就能重新振作起来。应丰从饭局上自我放逐，逃离到城市的人群中，将人民群众视为最后的救赎力量。这样的结尾带有一丝乐观，实则却彻底宣告了应丰一代的终结。他没有能力挑战饭局上的官场运转逻辑，只能暂时搁置思考与批判，陷入成为“正派人”/“清官”的幻想中。

颇有意味的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工厂变革为主题的小说中，“清官”的文化想象频繁出现，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新星》（《当代》增刊1984年第3期），以及张锲、陈桂棣的《主人》（《当代》1984年第3期）等。《乔厂长上任记》便是以包公戏结尾。

霍大道站起来对乔光朴说：“听说你学黑头学得不错，来两口叫咱们听听。”

“行。”乔光朴毫不客气，喝了一口水，站起身把脸稍微一侧，用很有点裘派的味道唱起来：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55

小说将乔光朴塑造为“社会主义企业家”的形象，但遭遇挫折时，他自然而然想到的是“清官”包拯。不过，蒋子龙认为“乔光朴决不是包公，他喜欢京剧，学唱那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正是意味着他要为实现自己生活中的目标而杀出一条血路是何等艰巨，大量的困难还在后面”56。小说以包公戏作结，意味着闯出一条新路将要面对大量的困难与挑战。乔光朴、霍大道、车篷宽、应丰这些老干部在故事结尾非但没有取得成功，反倒陷于更深的危机之中，将小说引向高度模糊和生成中的未来。蒋子龙自陈：“我觉得生活没有结尾，经过多少个弯路之后，我们国家的新体制刚刚开始建设，我很难给小说加上结尾，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57建设未来的艰巨性与不确定性，召唤出危机时刻的清官情结。乔光朴面对干部系统的组织混乱和作风腐败，只能用“清官”作为暂时的解决方案，即便蒋子龙撇清了乔厂长和包公的直接等同关系。《主人》里更是直接插入包公家训：“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刊石，鉴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58古代“清官”为民做主的精神，激励主人公周先彬推行民主管理的改革措施。

官场整体生态的恶化，导致了“清官”理想频繁出现。这些小说里的“清官意识”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就遭到评论者的批判，他们认为“在这些理想化的改革者形象背后，却是清官主义——一个陈旧的理想模式”59，进而“清官意识”被指认为“封建心态”60。蒋子龙等人的工业题材小说对应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破”与“闯”的阶段，当改革全面铺开后，他们在小说中传达的变革意识就显得保守起来。因此，这批小说后来的命运非常尴尬，它们一度配合了现代化建设的主流意识形态，但1980代中期以来，它们从内容到形式都显得落伍了，出现从“改革文学”到“文学改革”的呼声也就在情理之中。

有意思的是，《新观察》1987年第18期上的一篇杂文反击了关于“封建心态”的批评之声： “我疑心提出这些责难的同志是不是真的不了解事情。包青天式地解决群众疾苦固然不可取，却又是不得已。”61作者司马真认为，与其把批评火力集中在“包青天”上，不如多曝光和批判作风腐败的干部。柯云路回应质疑也循此道：“李向南也是个历史人物，而那些评论家又过于书生气，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这位县委书记难道还有其他的选择吗？”62柯云路强调要从具体历史语境中来理解“清官叙事”的产生。彼时的中国处于从破到立的过渡阶段，想要突破重围，很自然地就会依赖清官铁腕式的干部。所以有论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稍微顾及转型期的社会现实，那么自然会得出肯定清官叙事的结论……”63

“清官叙事”的评价分歧背后，实则反映出理念与现实的落差。毛泽东时代的反官僚主义在“文革”时期达到高潮，希望发动人民群众彻底改造官僚科层制特权化的痼疾。但遗憾的是，伴随着“文革”被彻底否定，对于官僚科层制的反抗、制约、监督几乎停止了。伴随着老干部的大规模复权，官僚特权集团在重创之后更加团结、亲密。现实催生乔光朴这样的“典型人物”：他表面倡导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但实质是依靠铁腕开拓新路，而“铁腕”是指“在官僚制内部以‘集权’的方式导致官僚制一定程度的失灵，以推进‘改革’”64。当对抗官僚主义受挫后，便会落入“清官”想象的暂时性解决方案中。令人唏嘘的是，“文革”的发动，便是以批判海瑞这样的“清官”形象入手，但“新时期”一开始，“清官”叙事便“不得不”发荣滋长，在小说人物的失败时刻提供乐观的未来想象。官僚主义的痼疾在“新时期”更深地巩固下来，可见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现代管理等“术”或“用”的层面，难以真正走出一条新路。

三、科学与民主的悖反：过渡时期的干群关系

与“清官”想象紧密相关的，是领导权的转移与劳动者能动性的降低，这意味着一整套劳动管理制度的变化。老干部的强势复出，一定程度上复苏了“文革”前的管理模式。“文革”前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主要效仿苏联的“马钢宪法”。“马钢宪法”是指苏联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公司（Magnitogorsk Iron & Steel Works）的工业管理模式，主要特征包括：一长制、专家治厂、科层管理、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技术至上。以此看来，乔厂长的人物设置便顺理成章。乔厂长早年留苏，1957年曾任列宁格勒电力工厂助理厂长，1958年回国任重型电机厂厂长。他在1979年的重新出山，意味着苏联某些管理经验的复活。而且，“文革”的失败更映衬出“十七年”建设经验的正确性与正当性，老干部由于继承了“十七年”的正确经验，在复出之初被寄予厚望。“十七年”的管理经验，连接的是苏联的“马钢宪法”，而“马钢宪法”又借鉴了美国管理模式泰勒（罗）制的很多成分。列宁曾明确指出“（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65，进而倡导在“暂时后退”，学习泰罗制的合理之处。可见，以“管理”为支点，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审视、反思与借鉴资本主义管理经验。

1980年出版的国内首本MBA教材《美国怎样培养企业管理人才》里写道：“管理作为一门科学，则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66管理科学在西方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管理学家泰勒（罗）通过多次工厂试验，形成了“科学管理”理论；1940至1960年代，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一方面运用电子计算机等技术手段，发展出“组织管理学”，另一方面通过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调动人的积极性来提高生产效率，形成管理上的“行为科学”；1970年代，系统理论被运用于企业经营管理，“组织管理学”和“行为科学”结合起来，发展出“新管理学”。67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确立“管理科学”合法性的过程，同时也是重新理解“现代”、理解“资本主义”的过程。列宁曾详细论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管理方式，故而他的相关论述在这一历史阶段被反复引述。比如，1918年4月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的这段话：

任何机器大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的共同工作。这一必要性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凡是思考过社会主义的人，始终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68

这段话在1980年代的出镜率相当之高，参与了重塑“何为现代”“何为现代企业”“何为企业管理”等一系列基本观念。不过，对这段话千篇一律的引用都忽略了列宁写作这段话的现实处境，取消了他对一长制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管理体制的辩证态度。因此，同样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另一段话被许多论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显然，这种办法不只是在一定的部门和一定的程度上暂停向资本的进攻（因为资本不是一笔货币，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政权后退了一步，因为这个政权一开始就曾宣布并实行了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资水平的政策。69

列宁认为恢复对领导和专家的依赖、恢复物质刺激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必要的退却。而且，“列宁写下这些话时，俄国正处于混乱之中且党还不能培养真正的无产阶级队伍。对于列宁而言，这又是一个临时的措施。但这临时的措施却又变成了苏联永久的特征”70，“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被戏剧性地删节为“苏维埃政权的任务”。选择性盲视与脱离语境的摘抄实际上取消了社会主义性质与现代大工业“科学”管理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在实际上取消了对于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与文化影响的追问。

对当时历史语境中的蒋子龙来说，他也没有条件辩证考量资本主义管理经验与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关联，更多是以行内人的视角，非常真诚而又紧迫地思考如何做好企业领导的问题：“怎么当厂长？现代工厂的厂长是一种什么精神状态？这些问题在我心里憋了有两年多。我感到非写出来不可，拿起笔来后边好象有人催着。写完以后，手里又象捏着一把火，存不住，撂不下，恨不得马上拿出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紧迫感。我是带着和厂长们聊天、发议论的冲动感情写这篇东西的。我很想听听厂长们的意见。如果这篇东西能引起领导工厂的企业家的共鸣，我就满足了。”71他认为“怎么当厂长”是恢复生产、提高效率的核心问题，因而相当自觉地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剖析与表达现实。蒋子龙与厂长、企业家对话的心态很能反映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文学以一种“新型知识”与“思想实践”的形态出现，深度参与社会转型过程。而创作本身是以工作生活中积累的经验与困惑为出发点的，而非职业作家的创作方式，因而具备更高的公共性与“社会档案”性质。

如果说老干部回归，意味着苏联经验、“十七年”经验某种程度的复活，那么这种复活遮蔽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曲折探索。在工业管理方面，“鞍钢宪法”便是与“马钢宪法”相对立的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模式，试图在高度集中和高度民主之间寻求平衡。“鞍钢宪法”的确立，源于1960年3月毛泽东对“鞍山钢铁公司”一份调查报告的批示。鞍钢宪法总结了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五项基本原则：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每一项原则都与“马钢宪法”形成对比，旨在打破苏联经验的教条。但必须强调的是，“鞍钢宪法”之所以能成为有效的社会主义管理模式，有赖于五项原则的整体配合：政治挂帅和党的领导遏制了经济的自发主义倾向，确保企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大搞群众运动和两参一改三结合创造了现代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新型生产关系，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民主；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则是社会主义企业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五项原则不可偏废，否则就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弊端。

在此基础上，1963年11月6日，时任石油部部长康世恩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又归纳了九条“大庆经验”，包括：革命精神、科学态度、群众运动、三基工作[基础工作（质量、设备）基本功、基本岗位责任制]、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严细作风、思想政治工作、机关革命化、全面关心职工工作。“‘大庆经验’简直就是‘鞍钢宪法’的亲生嫡传和具体化”72，“大庆经验”与“鞍钢宪法”在“文革”中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样板和指导方针。“工业学大庆”也成为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两相兼顾的发展道路。1977年1月，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便决定召开全国学大庆会议。同年4月，华国锋亲自主持了工业学大庆会议，标志着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决心。

不过，“鞍钢宪法”与“大庆经验”被抽象化为工作原则与发展道路后，很容易丧失其整体内容的有机性和丰富性。也就是说，上文所提到的社会主义方向、经济民主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平衡关系很容易被打破。《机电局长的一天》便形象具体地呈现出“鞍钢宪法”与“大庆经验”逐渐贫瘠化、抽象化乃至被完全否定的过程。《机电局长的一天》凡六节，第四、五两节集中描写了工人通过张贴大字报来参与工厂管理的情节。这张大字报主要针对矿机厂管理中的问题与弊端。在《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的初刊版本里，大字报的内容如下。

一、 我是老大。六月二十八日的报上登了矿机厂的消息，厂部发给每人一份；登载学大庆先进单位经验的报纸却不每人一份。

二、老虎屁股碰不得。对六月份的错误不认账，对局党委的批评不服气。

三、只抓生产不抓管理，对“鞍钢宪法”吃得不透，学大庆没有学根本。73

颇有意味的是，“鞍钢宪法”“学大庆”等字样在后来的修改版本中逐渐消失了。以1981年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短篇小说选本为例，原文中特意加粗的“鞍钢宪法”消失了，第三条变为：“只抓生产，不抓管理。没有章法，学大庆没有学根本。”74“章法”成为“管理”的核心内容，这体现了“文革”结束后急于恢复生产秩序的社会意识。在2013年版的《蒋子龙文集》中，第三条的内容再次发生变化，“学大庆”也被抹除：“只抓生产不抓管理，骗来骗去，害了自己！ ”75改动后的第三句变得莫名其妙，除了表达抽象的怨气，没有实质的含义。

通过并置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修改痕迹，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时代意识形态的变迁，加粗的“鞍钢宪法”与反复出现的“大庆经验”在新的现代性规划中已经没有了容身之地。“大字报”曾经是毛泽东时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形式之一。在理论上，“大字报”提供了领导者和群众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平台，既可以调动群众的主动性和责任感，也可以克服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促进干部与群众合心合力，实现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机电局长的一天》里的霍大道看了工人的大字报后，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群众是最亮的镜子，领导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认清自己。我看这个厂的党委应该开门整风，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个动力，端正办企业路线。同时，也只有让群众能向领导说真心话，而领导又听得到，听得进，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76

这段话肯定了大字报具有沟通干群关系的重要意义，而且大字报具有“真”的属性，反映的是真问题。领导如果可以深入及时地认识到真问题，势必会大大促进生产发展。关于生产建设中的干群关系，梁漱溟曾总结说群众是直接生产者，干部是直接领导者，群众容易从当时当地、短期利益和自身利益考虑问题，而干部更加关注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容易忽略群众的具体要求和切身要求。破除集中与民主、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的唯一途径是“时时要发动群众整风，坚决贯彻社会主义民主”77。小说里，霍大道将厂党委会搬到了大字报跟前，要求矿机厂的干部将大字报抄写下来，就地研究解决方案。抄完大字报，党委立即研究出了三条决议。

一、把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的经验立即打印，发给职工每人一份。二、今天下班后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读这张大字报，然后党委做检查。三、党委开门整风，发动群众提意见，揭矛盾，加强企业管理。78（《人民文学》1976年版）

一、把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的经验立即打印，发给职工每人一份。二、今天下班后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党委做检查，主要先检查六月份不抓企业管理以及七月份私改局计划的错误。三、党委开门整风，发动群众提意见，揭矛盾，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79（《人民文学》编辑部选本1981年版）

一、把局党委对矿机厂的批评立即打印，发给职工每人一份。二、今天下班后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这份布告，然后党委做检查。主要检查六月份片面追求产值，不抓企业管理以及七月份私改局计划的错误。三、党委开门整风，发动群众提意见，揭矛盾，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健全规章制度。80（《蒋子龙文集》2013年版）

至于这些决议如何落实、落实的结果如何、工人对结果是否满意等诸多现实展开的环节在小说中则丝毫没有涉及。道理很简单，这一情节的设置是为了论证霍大道的英明领导，而不是为了展现群众的实质性参与。不同时期的版本对比，呈现出参与通道的压缩以及规章制度重要性的提升。这导致小说呈现出一个悖论：霍大道使用自己的权力要求全体干部抄写大字报，而非干部自动自觉地走群众路线。民主的实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仰赖于领导者的意志。霍大道自认为是在依靠群众办厂，遵循了“鞍钢宪法”的精神。但徐进亭对他的批评却点破天机：“你决定了就干呗！”81

不过，霍大道并未完全脱离群众路线的理论设想，还在以自己的方式支持着意见的流通、交互与辩论。小说花了很大的篇幅描写霍大道主持会议的情景。他在开会时首先倾听各方意见，让各方把闷气透出来，然后再分别把人心理顺，最终促成各个单位之间的协调合作。但到了后续铁腕领导乔光朴那里，工作上的“独断”作风就更加严重，以至被人批评乔光朴在搞“夫妻店”。《开拓者》里的老干部车篷宽在给年轻的团委书记凤兆丽的回信中写道：“为了了解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各种人的思想、愿望、情绪、观点，我们应当有一套能够迅速地收集群众反映的方法。这样，领导机关在制定一些政策或采取这些措施时，就更有针对性。”82在他看来，思想政治科学化的表现在于可以迅速收集群众的意见，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被腾换了，更重要的是，思想政治工作变为了“专业”，政治也难逃专业分工的现代命运。由是，人民群众处于被分析和研究的客体状态，与群众路线培育的主体参与状态相比，可谓云泥之别。以科学之名，群众路线逐步异化和变形。83

《乔厂长后传》里铁健家的空间格局更为形象地呈现出“文革”后的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空间—情感距离。市经济委员会主任铁健因为身兼要职，每天都有许多老乡亲戚和基层干部去他家里找他托关系。霍大道和乔光朴去铁健家中找他，结果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跨进一拉溜三间大屋子，屋里的情景把这二位惊住了。中间的屋里生着大炉子，铁健的老伴围着大锅煮面条，有几个农村打扮的男人给她当下手，有的拿笊篱，有的端瓷盆，在她的四周团团转。有的称她大姨，有的叫她大娘，有的喊她嫂子。西屋象乡下客店一样，搭着通铺，铺上摆个小桌，桌上放着一盆黑乎乎的炸酱。六七条农村来的汉子，有的蹲在炕上，有的站在地上，一人手里端着一个大海碗，狼吞虎咽地吃着炸酱面。他们都是和铁健多少沾点亲带点故的。他们都想通过铁健这个门路给自己的社办工厂搞点材料和设备，给大队搞点拖拉机化肥之类的东西……东屋里坐着几位市里人。他们过去是经委或经委下属单位的干部，要求铁健给落实政策，解决工作和房子问题，也是苦于见不到铁健，不得不在他家里硬等。84

中间的屋子是亲戚，西屋是农村社队企业的联络员，东屋是城市干部。这些人虽属社会不同阶层，但都同样见不到铁健。只有局长霍大道和厂长乔光朴才有资格进入铁健家的里屋。

这里安静、优雅，屋里的陈设带着一种西方色彩。几个穿着俏丽的姑娘，嗑着瓜子，守着一台菲力普录音机，正欣赏着外国歌曲。她们对生人闯进这间屋子非常反感。85

里屋是铁健和家人的私人空间，也是家庭空间中最核心的部分。这里带着鲜明的“西方色彩”，老干部的子女在欣赏外国歌曲，这个小细节的设置可谓四两拨千斤。不过即便进入家庭私密空间，他们也没能见到铁健。铁健的女儿铁华指点他们，可以等到晚上市委小礼堂放映内部电影时去找他，而且要等到礼堂一关灯，电影准备上映时再去休息室堵他。果然，他们照这样的办法才找到铁健。从外面的三间屋子到里屋再到市委小礼堂，空间的距离隐喻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

在此可以引入同一时期发表的韦君宜的短篇小说《告状》进行参照。《乔厂长后传》中的“寻找铁健”之旅只是在领导阶层内部的上下级之间展开，而《告状》则是青年工人寻找领导告状的故事。《告状》的主人公是青年技术员罗怀新。他对自己所在的化纤二厂以次充好的欺瞒行为非常不满，但由于局里的主管处长是方厂长的熟人，一时间告状无门。情急之下，他想起动用父亲老罗的关系。老罗是轻纺专家，与现任市委工业书记李叔叔在“文革”后期交情甚笃。因此，他决定向李叔叔告状。老罗支持儿子告状，但媳妇于萍却十分担忧：“人家又没整你，你去告这个与自己无干的状，告完了，打击一定落在你头上。”86面对家人的分歧，罗怀新也在心里打鼓，他最终想到一个折中的方案——状还是要告，不过要注意方式，说明自己只是提供基层的麻雀供领导解剖，而且是匿名的。隔天晚上，罗怀新借着吃饭的机会，开门见山地向李叔叔说明了化纤二厂的造假行为。李叔叔听后十分生气，立即责成纺织局王处长对化纤二厂进行调查，前前后后共花了二十分钟，连文件材料都没有看一眼就投入到别的工作中了。对于化纤二厂开展调查的唯一变化就是——“方厂长见面突然不理他（罗怀新）了”。方厂长打击罗怀新的手段之一，是在全厂“向四化进军动员大会”上曝光罗怀新告状一事。罗怀新告状是为了确保国家利益，但未曾想与集体利益（奖金、荣誉）发生了冲突。厂党委书记指出，他这是破坏集体团结，惹恼了方厂长，所以下次入党名单里没有他了。罗怀新陷入痛苦之中：难道工人不能再向生产提意见了吗？

《告状》提供了“国家-集体-个人”三方角力的具体情境。其中，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存在冲突，而集体利益却与个人利益高度一致。相关的社会学研究也说明了同样的情况：“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同直接生产者经验生活的需要的矛盾在于，如果不能达到国家的生产指标，单位便无法获得奖金，职工整年的努力劳动都会付诸东流，人们‘生产涨一寸，福利涨一分’的愿望不会实现。企业整体地位若因此下滑，从上级部门获取资源将更为困难。这样，TY厂使用以下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和投机取巧的策略”，“所以工人也参与其中，宁愿弄虚作假，没做完报做完”。87而集体是个人时时身处其中的环境，因此，挑战集体利益，将会给自己制造很多麻烦。罗怀新秉持“公理”告状的结果，就是被集体疏离且丧失入党资格。

《告状》还提示了这样的信息，即入党资格的获取，与个人对集体 / 领导的效忠程度有关。华尔德在《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里指出：“早期自愿的追随者所具备的共同追求在后来的情况下却变成了等级体系中的奖励制度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在试图将整个社会纳入自己的意识形态轨道的同时，也就从最根本之处败坏了意识形态纽带原有的意义。”88入党本来是提升无产阶级觉悟，参与社会主义政治的途径，却由于与个人前途和领导权力紧密捆绑，变成败坏社会主义政治的计算游戏。如此下去，工人积极参与管理，真诚地提出批评意见，将会被视为挑衅单位共同体的利益，为此也将牺牲部分个人利益。如此一来，工人参与管理的动力与渠道将不复存在。而且，即使可以通过“走后门”告状，领导干部的处理方式也是向下追责，而各级官僚之间的相互调和自然会将问题抹平。真正的问题虽然继续存在，但却已经走完了解决问题的流程。小说里化纤二厂接受了调查并承诺进行整改，就意味着弄虚作假的问题在形式上被解决了。

通过考察具体的权力关系场域，就会发现民主管理的实现需要“制度-文化-经济基础”的全方位支撑，否则就将沦为形式。有许多论者发现，蒋子龙工业题材小说中的青年工人形象几乎都是负面的（比如《乔厂长上任记》里的杜兵），但并没有追问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为何青年工人一代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告状》从一个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上下自由沟通的民主管理通道庶几关闭，既然已经完全成为被管理的对象，那么就应当适应新的游戏规则，多为自己打算，即使采取不正确的手段。蒋子龙担任车间主任后，就陷入“人心大变”的管理难题之中。

我攒足了力气真想好好干点事，而且车间的生产订单积压很多，正可大展手脚。可待我塌下腰真想干事了，发现哪儿都不对劲儿，有图纸没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找齐，拉开架势要大干了，机器设备年久失修，到处是毛病。等把设备又修好了，人又不给使唤，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人心真像改朝换代一般，人还是那些人但心气不一样了，说话的味道变了，对待工作的态度变了。待你磨破了嘴皮子、连哄带劝地把人调度顺了，规章制度又不给你坐劲，上边不给你坐劲……我感到自己像是天天在“救火”，常常要昼夜连轴转回不了家，熬得最长的一次是七天七夜，身心俱疲，甚至还不如蹲牛棚。89

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继续学习管理科学，加强科学管理呢？还是应当进入具体情境剖析人事的情理呢？在当时的情势中，人们乐观地相信一定是因为之前的企业管理政治色彩太浓，太强调人的意志，因而不够尊重客观规律，才会导致离心离德的状态。因此，加大管理的强度，加强学习西方管理经验的力度，成为不二之选。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时代探索高度集中与高度民主两相兼顾的曲折探索就变得难以理解了。

在毛泽东时代，管理的问题，主要就是人的问题。如果可以有效地安顿群众的身心，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工作效果就会截然不同。不过理解和安顿身心，不是原理和观念层面的事情，必须在动态发展的现实中加以落实，而这才是真正的困难所在。后来的历史确实证明，在正确的理念下，不得法的领导大量存在。这些失败的记忆与后果，促使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企业管理一味追捧管理科学，却停止了对民主管理的继续探索。当时的论者已经注意到：“可以这样说，要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仍然需要‘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对这两位‘先生’，我们决不能厚此薄彼。只有把二者的作用都充分发挥起来，我们的新长征才能走得快。”90但民主探索与现代化建设高速度、高效率的追求之间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赛先生”和“德先生”并没能在转型中和谐同行。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方案，还有待后来人继续探索。

结语 “老干部”叙事的背面：“老工人”退场

本文开篇论及，蒋子龙对于“改革文学之父”的美誉颇多推辞。那么，他的自我定位到底是什么呢？时年六十九岁的蒋子龙曾在文中写道：“我现在常常集‘三老’于一身：‘老工人’、‘老兵’、‘老作家’。唯‘老作家’担不起，我以为作家能称‘老’，不是光靠熬岁数，成就最主要。‘老兵’则可以认领——1960年的兵，还不算老吗？至于‘老工人’一衔，领之泰然，且欣欣然。”91根据这则自述，他最根本的自我认同是“老工人”。不过悖谬的是，蒋子龙最为人熟知且成就最大的作品却是上文所论述的以“老干部”（管理层）为视角的小说。难道蒋子龙一旦切换到作家身份，就会忘掉现实中的自我认同吗？

为了解开这一谜团，有必要更全面地把握蒋子龙的工业题材作品，而这也是本文之所以要“综论”的原因。由是，一篇颇具意味的作品浮出水面。蒋子龙的短篇小说《晚年》与《乔厂长上任记》几乎同一时间发表，但在影响力和知名度上却远远不及后者。如果说《乔厂长上任记》呈现的是“老厂长的上任”，那么《晚年》展示的则是“老工人的退休”。一进一退，乃是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变迁。《晚年》讲述了老工人张玉田晚年不被青年工人和车间领导理解，直至被迫退休的故事。张玉田对于手艺的精益求精，对于工作不差毫厘的认真负责，对于工厂唇齿相依的深厚感情，在新时代的语境中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儿子为了继承父亲的工作，甚至不惜以“堕落”相要挟。张玉田的离厂，终是宿命。老工人“退休”，寓意着一代人的退场。张玉田被迫退休后，生了一个月的病。“张玉田得的是什么病呢？医生说是气血亏，要静养，多吃补药。老人自己心里可明白，他不是气血亏，而是精神亏，思想空了。希望是人的精神支柱，没有希望了还怎么活下去？对于他既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只有属于老年的过去。”92老厂长变身“闯将”的时刻，也是老工人步入迟暮的起点。

工厂不仅是张玉田的工作场所，也是他付出过青春与热血的地方。三十年兢兢业业的工作，让他收获了尊严与价值。当他得知曾经的徒弟、如今的车间书记田福喜以为他迟迟不肯退休，是担心退休工资比上班工资低时，他感到受了侮辱。而他退休后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入党。他根本不明白自己没能入党是因为田福喜忌惮他的资历，担心自己仕途升迁中遇到对手，而是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距离党员的标准还远。张玉田后来因为偶然撞见工厂党委张书记，并受到张书记的褒扬，田福喜才忙不迭地批准他入党。当田福喜盘算着如何切断张书记和党员张玉田的关系时，张玉田却在入党的当晚彻夜难眠。

这一晚上，张玉田失眠了，但这不是由于愁苦和憋闷；而是一幕一幕地回顾过去，他严肃认真地检查了自己的一生。

第二天早晨起来，老伴发现他的枕头湿了一片。93

时代运转逻辑的转化悄然发生。田福喜作为工厂的基层领导，所有工作只对上级负责，并且只知苦心经营个人前途；张玉田作为他的师傅却自始至终地爱党、爱厂，不断地自我批评与反思以期达到符合工厂发展的个人状态。但后者却被如此轻易地否定、贬低与抛弃了。可以说，张玉田式的工作状态、精神状态与生命状态的消逝，为所谓的“管理科学”与“规章制度”留出了空间。《晚年》被遗忘的命运，也为《乔厂长上任记》的经典化留出了“干净”的历史起点。而在此合而观之，才有可能更为接近起源时刻的实际状态。

综上所述，本文尝试历史化、总体性地剖析蒋子龙1975—1982年间的工业题材小说，意在实现三重推进：其一，突破关于“改革文学”的定型化叙述，更准确地理解这些作品的实际意涵，并以此为入口探索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的基本特征，包括“典型人物”的重塑、创作者的身份认同与创作诉求、作为思想实践与知识形态的文学书写、社会主义现代大工业的文学表现方式等，以期为其时文学与现实的互动作出更具体的说明。其二，本文的细读使得这批工业题材小说的价值不限于提供了“开拓者”家族的群像，而是深度呈现了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经验与现代西方科学话语之间的复杂张力。这些文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角力场，体现出苏联与“十七年”经验、社会主义激进经验、现代管理学、关系学、清官想象、投机主义的彼此交织，彰显出过渡时期重新确立管理方式的难度。其中的弊端也反过来深刻影响了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发展。其三，通过强调“综论”，尽量占有全部的文本经验，以期在大量重复的名篇名作研究之外，恢复更具整全性的文学世界。在“老厂长”复出的另一面，打捞与补足“老工人”退场的脉络，不仅体现出当时文学的“社会档案”性质，更体现出作品的温度与情感深度。而这正是文学不同于一般历史材料的可贵之处。也许，只有在如上这些向度的探索中，曾经跃动的生命才可能得到应有的尊重，曾经走过的道路才可能真正被反思，而曾经的书写也才能焕发出属于当下的价值。

注释：

①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页。

②蒋子龙：《“重返工业题材”杂议——答陈国凯》，《蒋子龙文学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页。此文是为了回应陈国凯于1989年3月1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公开信《重新开始吧！——致蒋子龙》。

③蒋子龙：《“重返工业题材”杂议——答陈国凯》，《蒋子龙文学回忆录》，广东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9页。

④蒋子龙曾回忆调入作协非他本愿：“后来市里下令，以主持常务工作为由，‘强行’将我调入作家协会——虽然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征求我意见时被我拒绝过。” 蒋子龙：《自豪与悲情：一个老工人的述说》，《同舟共进》2010年第8期。

⑤ 15 16 36 89蒋子龙、李云、王彧：《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叙事”，正等待着一次突破》，《蒋子龙文学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1、184、184—185、189、188页。

⑥“文革”期间蒋子龙公开发表的作品还有《三个起重工》（《天津文艺》1972年第1期）、《弧光灿烂》（《天津文艺》1973年第1期）、《压力》（《天津文艺》1974年1月号）、《春雷》（《天津文艺》1974年第3期）、《时间的主人》（《人民日报》1975年4月29日）、《势如破竹》（《天津文艺》1975年第3期）、《前锋》（《光明日报》1975年6月15日）、《渤海雄姿》（《天津日报》1975年9月26日）、《力量源泉》（《天津文艺》1975年第5期）、《李战斗的故事》（《光明日报》1976年3月7日）、《铁锨传》（《人民文学》1976年第4期）等。这些作品都以描述阶级斗争为主线，且大都发在天津地方杂志上。相比之下，以发展生产为主线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引起的争议最大，也最有影响力，因而无疑是改变蒋子龙创作生涯的重要作品。

⑦ 比如於可训认为：“1979 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的发表，又被时人指认为一股新的‘改革文学’潮流兴起的标志。事实上，这部作品无论是就其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还是就其主要情节所呈现的矛盾冲突而言，都与作者在 1976 年初发表的一篇反映企业‘整顿’的《机电局长的一天》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仍然是在暴露‘文革’的‘伤痕’和对‘伤痕’实施药石的疗效（或曰对‘文革’遗留问题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於可训：《论八十年代文学的若干叙述视角》，《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黄发有的《“改革文学”：老问题与新情况》（《天涯》2008年第5期）也持相同观点。

⑧ 李杨：《工业题材、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性”》，《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

⑨ 徐庆全的《〈乔厂长上任记〉风波及其背后——从两封未刊信说起》（《读书文摘》2010年第9期）一文对两极评价给出了充分的材料支撑与合理的解释，此处不再赘述。

⑩ 11 参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341、342页。

12文学评论编辑部：《对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的反应》，《文学研究动态》1979年第19期。参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346页。之后主流文学界对蒋子龙的支持力度丝毫不减，1979—1985年全国六次短篇小说评奖，他三次获奖并两次夺冠，三届中篇小说评奖也次次高中。

13 行人：《壮哉斯人！壮哉斯文！——略论蒋子龙的“改革题材”小说》，《文艺评论》1985年第5期。围绕《乔厂长上任记》展开的争论，还可参见徐勇《“改革”意识形态的起源及其困境——对〈乔厂长上任记〉争论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6期。

14 蒋子龙：《小说是作家更深刻的自白》，《蒋子龙自述》，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17 林彪事件之后，老干部开始陆续复出，不过“四人帮”还把握着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四人帮”与邓小平等“老干部”的角力至1975年已进入“你死我活”的状态。此时正面描写“老干部”虽有着较强的舆论基础与群众基础，但确实还存在相当的风险。《机电局长的一天》发表之后，便引发了对《人民文学》和蒋子龙个人的批判。蒋子龙回忆说正因为他写了老干部，“就理所当然地给这篇小说扣上了‘宣扬唯生产力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等七顶帽子”。参见《蒋子龙自述》，大象出版社2020年版，第105页。关于这场风波的详细过程，参见吴俊《环绕文学的政治博弈——〈机电局长的一天〉风波始末》，《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6期。

18 91蒋子龙：《自卑与豪情：一个老工人的述说》，《同舟共进》2010年第8期。

19“如果仔细考察十一届中央委员的情况，则更可以看清老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总体地位。在全部201位中央委员中，只有邢燕子、朱光亚、林丽韫、宝日勒岱等19人是新中国建立后入党的。”程美东：《1976—1978中国社会的演化——兼论华国锋时期政治环境的变动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6期。

20 参见蒋子龙《大地和天空》，《蒋子龙选集》（第4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18页。

21《前言》，参见《蒋子龙代表作》，张志英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22 蒋子龙的中篇小说《开拓者》（《十月》1980年第6期）里就已经开始抨击领导队伍的老化问题，另一代表作《赤橙黄绿青蓝紫》（《当代》1981年第4期）则讲述了青年干部解净的成长故事。领导干部的年轻化是大势所趋，不过他们也是在老干部的权力格局和路线观念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工作的。

23 71蒋子龙：《写给厂长同志们》，《新港》1979年第10期。

24涂光群、张书群：《我和〈乔厂长上任记〉及其它》，《长城》2012年第3期。

25蒋子龙：《小说杂谈》，《蒋子龙选集》（第4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78—379页。

26李怀印在国企研究中提出了“厚层理性和厚层描述”的研究方法。他认为理解国企职工的行为选择时不能完全从“经济主义”（无视群体利益和规则，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出发，而应当将他们的行为规则视为“一种‘受约束的抉择’（choice within constraints），其所体现的理性，属于‘情境制约的理性’（context-boundrationality）。如果说传统的理性抉择概念体现出的是一种‘薄层’（thin）理性的话，后一种则是‘厚层’（thick）理性，是根植于当地的社会文化土壤、受限于特定制度情境的理性”。李怀印、黄英伟、狄金华：《回首“主人翁”时代——改革前三十年国营企业内部的身份认同、制度约束与劳动效率》，《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在这个意义上，蒋子龙的小说较为成功地呈现出了当时的“语境”（context），其人物的现实性与真实性体现在他们的行为受到“厚层”（thick）理性的制约。有效的文学叙事与有效的社会研究具有高度的共通性。

27蒋子龙：《跟上生活前进的脚步——创作笔记》，《蒋子龙选集》（第4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55—356页。

28新中国成立后就已经出现了鼓动老干部撰写革命回忆录的呼吁，《文艺报》1958年第21期就曾推出“革命回忆录”专辑。程光炜《文学的“超克”——再论

蒋子龙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一文也对回忆录有所讨论，参见程光炜编《七十年代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3页。黄平《〈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与新时期的“管理”问题——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5期）对此也有讨论。

29 30 38 76 78 81蒋子龙：《机电局长的一天》，《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

31 32 43 51 55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

33“按经济规律办事”乃是时代主流意识之一。蒋子龙所在的天津重型机器厂厂史里也写道：“实践告诉我们：要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建立现代化管理的观念，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经验’和‘苦干’走向科学。改变那种凭经验、凭上级指示、凭红头文件办事的传统作法。早在一九一八年列宁就讲过：‘要管理就要内行，就要精通生产的一切条件。就要懂得高度的生产技术，就要有一定的科学修养。’现在，就我们所处的条件来说，在革命化的前提下领导干部的知识化已经成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课题。”《天津重型机器厂厂史》编写组：《天津重型机器厂厂史（1958—1983）》，内部发行，1985年版，第68页。

34蒋子龙：《弧光》，《蒋子龙中篇小说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1页。

35蒋子龙：《乔厂长后传》，《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

37 82蒋子龙：《开拓者》，《十月》1980年第6期。

39 48 49蒋子龙：《拜年》，《人民文学》1982年第3期。

40参见阎纲《序》，《蒋子龙中篇小说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1[美]哈里•布雷弗曼 ：《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等译，商务印书馆 1978年版，第 45 页。

42 77梁漱溟：《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试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3、475页。

44梁漱溟曾描述过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做到的对人的安顿状态：“这种制度使得各个人再没有什么身家问题的牵挂，是那些资本社会中的人所设想不到的。你不必怕失业挨饿，不必怕染病受伤，不必怕年老无靠，亦不用虑及身后的丧葬，连你那老亲的丧葬之费都给安排下了……总之，把你的身家安顿在集体中，与集体打成一片。此时为公即所以为私，为私即必要为公，不复是两回事。”梁漱溟：《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试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6页。金凤池“施恩”的做法与社会主义的“安顿”表面相似，但区别在于金凤池的做法是以公家权力谋取个人威望，其目的并非为了将个人更好地组织进集体。

45 46 47蒋子龙：《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新港》1980年第5期。

50刘跃进：《10年改革中价值观的10个转变》，《工人日报》1988年12月9日。

52 53 54蒋子龙：《狼酒》，《中国青年报》1980年9月20日。

56 57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的生活账》，《蒋子龙选集》（第4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312页。

58张锲、陈桂棣：《主人》，《当代》1984年第3期。

59李新宇：《改革者形象塑造的危机》，《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6期。

60参见金国华、郑朝晖《“清官意识”：审察、反思与批判——从〈乔厂长上任记〉〈新星〉谈起》，《小说评论》1988年第3期。

61司马真：《包公地位上升的反思》，《新观察》1987年第18期。

62建国：《发表〈衰与荣〉后的柯云路》，《文艺报》1988年第5期。

63苏奎：《“清官”“铁腕”与改革小说》，《文艺评论》2016年第1期。

64黄平：《〈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与新时期的“管理”问题——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5期。

65 69[苏]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34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0、161页。

66 67 中国工商行政管理代表团编《美国怎样培养企业管理人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6—17页。

68[苏]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34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180页。加粗效果为原文所有。

70[法]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中国工人研究网编译，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

72毛华鹤：《反思“工业学大庆”》，《炎黄春秋》2013年第5期。

73蒋子龙：《机电局长的一天》，《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加粗字体为原文所有。

74 79人民文学编辑部：《短篇小说选》（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4、577—578页。

75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文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80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文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着重号为笔者自加。

83关于群众路线的研究，参见贺照田《群众路线的浮沉——理解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个重要视角》，《二十一世纪》2018年第12期。

84 85蒋子龙：《乔厂长后传》，《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加粗效果为笔者自加。

86韦君宜：《告状》，《老干部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87贾文娟：《从热情劳动到弄虚作假：“大跃进”前后日常生产中的国家控制与基层实践——以对广州市TY厂的考察为例（1956—1965）》，《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

88[美]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页。

90林丕：《企业民主管理刍议》，《群众论丛》1980年第1期。

92 93蒋子龙：《晚年》，《新港》1979年第8期。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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