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文铖：士志于道 ——汪曾祺的文化丰富性、创造力及当代价值
内容提要：汪曾祺一生相继接受了以儒释道“大传统”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容纳了民俗文化“小传统”的传统文化四重“价值参照系统”。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赋予他全视角的认知能力，因此其作品探讨了身体、心理、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知性、美感、人伦、实存、生死、终极等生命存在的各个层面。汪曾祺拥有“基层文化”和“高层文化”双重文化资源，特别是“高层文化”赋予他强劲的文化创造力。在传统文化不断遭受现代化与全球化侵蚀的语境下，汪曾祺作品丰富的传统基因对于促进民族文化认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汪曾祺 高层文化 传统基因 民族文化认同
文学界一般愿意把汪曾祺描述为“最后的士大夫”，俨然他是一位前朝“遗老”。其实，这种命名过于简单化了，缺乏真正的历史感，也忽视了问题的复杂性。汪曾祺拥有的绝不是单一的文化资源，而是一部浓缩的中国20世纪文化史，大致可以用“古今中西”“亦俗亦雅”来描述。在这里，我要探究的问题有三个：汪曾祺作品文化丰富性的内在原因是什么？他何以获得如此强大的文化创新能力？他传统味道浓重的那些作品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有何独特价值？
一、文化积累的丰富性
阅读汪曾祺的作品，总觉得文化内涵特别丰富。这种丰富性不是偶然的，而是来自作家深厚的文化修养——他的一生都在不断累积文化资源。
从“价值参照系统”的角度看，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汪曾祺经历了多次更迭与拓展。“价值参照系统是群体文化发展起来的价值体系，它体现着群体的经验、知识、思想、情感、意志、观念以及规范等，既是群体的价值认知系统，又是群体角色的价值取向系统。它作为群体文化不断积累所形成的价值心理倾向和观念取向，无疑是一种社会群体内在的价值意识，或者说是群体文化价值内化的心理定势”①。文化先于我们而存在，任何人都无力跳出文化的影响，每个人都是群体文化的产物，“从个体的人来说，它接受什么样的群体经验、知识、思想、意志、观念、规范，也就有什么样的价值参照系统，自然也就会按照这种价值参照系统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②。
家庭、邻里、亲友等首属群体的“价值参照系统”对于个体文化性格的形成往往具有奠基性影响。汪曾祺的家乡高邮是佛教繁盛之处，小小一座城池就有善因寺、天王寺、承天寺等八座大的庙宇。在这样的环境下，汪家也不免弥漫着佛家气息：祖父学佛，案边总是端放着《南无妙法莲华经》；祖母更为虔诚，恪守戒律，常年吃斋；继母张氏每天诵读《金刚经》《高王经》；保姆“大莲姐姐”受过戒，离开汪家后更成了常年侍佛的“道婆子”。少年之时，汪曾祺常随父亲与僧人交往，相熟的有八指头陀、铁桥等。家人怕他夭折，给他求得“海鳌”的法号，并在庙宇和道观里记名。人人诵经礼佛，耳濡目染，汪曾祺心灵深处怎会没有佛家的种子？对于道家，汪曾祺年少时亦有接触。他家近旁有座道观，名为“五坛”，当地一群颇有身份的人常常聚集在那里吟诵《南华经》。他初中的校舍，占用的是道观赞化宫的半边房产。故乡炼阳观里的那位马道士，读书行医，深居简出，神神秘秘，让他十分崇敬。汪家是当地望族，诗书传家，自然少不得儒家文化。汪曾祺的祖父是晚清贡生，他十一岁时，祖父就亲授《论语》，还训练他写一种叫作“义”的文章。他父亲深谙传统文化，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他小学、初中的国文教师周席儒、高北溟、张敬斋等，旧学根基都颇深厚。他还曾跟随名士韦子廉研习桐城派古文，师从乡贤张仲陶通读《史记》。这样的经历让他打下了牢固的儒学根基。总之，在社会环境、家庭氛围和学校教育的共同作用下，汪曾祺自小濡染儒、释、道三家文化，以儒学为核心的“大传统”构成了他原初的“价值参照系统”。
文化熏陶带给一个人的绝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观察世界的立场和情感体验的方式。孩提时代接受的文化素养最为重要，因为“首属群体文化所建树的价值参照系统结构是相当稳定的，往往对人一生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起支配作用”③。生命从一片空白到获得精神底色，此后所有的人生图景都要在这上面描绘。
1935年，汪曾祺考入江阴南菁中学读高中。该校以“科学救国”为办学宗旨，课程倾向于自然科学与外语，文科不受重视。汪曾祺虽然不喜欢这样的环境，但毕竟开始较为深入地接触西方科学文化。1939年他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在抗日战争的隆隆炮火中，西南联大不仅是传承五四新文化的一座孤岛，而且是同步联结西方现代文化的一块飞地。在那里，汪曾祺不只接受了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更受到了西方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他一边阅读西方典籍——特别是现代主义作品，一边把这些思想和感受积淀在自己的诗歌与小说中。他探索人类的潜意识领域，对于孤独感、荒诞感、自欺、沉沦等进行全面思索。由此，汪曾祺确立起一个蕴含着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等多种现代思潮的价值体系。几乎整个1940年代，汪曾祺就借助这样一个崭新的“价值参照系统”观察社会、表现人生。这个非常西化的“价值参照系统”与他此前建立的极为传统的价值体系大相径庭，这样的急转弯无疑要经历一次巨大的灵魂震荡。
新中国即将建立之际，汪曾祺来到北京。在经历了一段失业生活及在历史博物馆的短暂工作之后，他报名参加了四野组织的南下工作团。他先到北平华文学校接受培训，接着随军南下，留在武汉二女中做了副教导主任。他竭力融入新社会，思想逐渐跟上了时代的节拍。1950年汪曾祺调回北京做了编辑。1951年，他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写出了《武训的错误》这样的批判性文章，并且发表在最具权威性的《人民日报》上——从文本可以看出，他已经掌握了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和时代话语。新中国建立之初，与人们反映新生活的急切愿望相吻合，文坛流行“报告”性质的写实作品。汪曾祺写出了几篇与主流合拍的新闻特写，如《一个邮件的复活》赞美普通劳动者，《怀念一个朝鲜驾驶员同志》颂扬了战斗英雄。这些作品很和谐地汇入了当时“颂歌”的潮流之中。1958年夏天，汪曾祺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参加劳动。也许是出于“发愤著书”的心态，他写出了几篇艺术颇为成熟的作品。《羊舍一夕》《看水》表达了热爱劳动、关心集体的时代伦理观念，《王全》涉及人民内部矛盾，思考生产队成立之后小农意识、官僚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冲突。这时的创作与1940年代那些关注孤独个体的作品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已经构成了他崭新的“价值参照系统”。
新时期以后，与拨乱反正的时代思潮相应，汪曾祺不断反思“极左”政治。面对被“文革”搞坏的人性和扰乱的秩序，汪曾祺重新审视传统文化，试图在那里找到建设良性文化生态的途径。儒家的和谐与人情味，道家的超脱通达，佛家的“中道观”“三法印”所蕴含的超越性，向他辐射出召唤灵魂的力量。不仅少年时代的传统文化底蕴一时间被全面激活，他还把民俗文化融入到这个文化版图之中。自延安时代以来，民俗文化一直处于显赫的位置。自1950年始，汪曾祺踏进民俗世界，先后编辑《说说唱唱》《北京文艺》《民间文学》等期刊。民间文学在当时绝不是纯文学，勤劳、朴素、勇敢、智慧、反抗压迫等民间拥有的优秀品质被视作新文化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还有一层，民俗文化受重视的不是泥沙俱下的内容，而是适合大众化的通俗形式。当时接受的方式或者是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挪用民间文艺形式，或者是用阶级观念对内容加以阐释和改造。1980年代社会环境空前宽松，汪曾祺已经挣脱以往存在的种种规约，调动起多年编辑、研究民俗文化所累积的知识，结合个人丰富的生活阅历，让民俗文化在他的创作中释放出充足的能量。从《受戒》《大淖记事》，到《故乡的食物》《童歌小议》，无不弥漫着民间原生文化的氤氲之气。汪曾祺被视为文化小说的中坚，寻根文学的鼻祖，不是没有根据的。汪曾祺再次确立起了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价值参照系统”，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在容纳了民俗文化基础上的全面升级。
一言以蔽之，汪曾祺的一生大致获得了四重“价值参照系统”：从儒、释、道为内容的传统文化，到五四新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再到容纳了民俗文化的传统文化——整个轨迹仿佛画了一个圆环。表面看来这种演进是新的“价值参照系统”不断取代旧的“价值参照系统”的过程，实际上绝不是简单的替换，而是一种文化观念与另一种文化观念的叠加，是新旧文化元素的重新选择与融合，重量与比例的重新调和与搭配。可以说，汪曾祺的精神世界里时空高度浓缩，积淀了一部厚重的文化史，丰富、博大、精深。
二、生命存在的完整呈现
“文化不同，文化赋予人的感知形式和思维形式也不同。这表现在不同文化的经验、语言、文字、文法结构中。当客观事物的价值不能被这种感知形式和思维形式所感知或所想到时，人的价值意识则仍然处于没有觉察到或意识到的状态，即无意识。”④对于作家来说，拥有多重“价值参照系统”意味着更多的文化优势，可以生成更为敏锐、更为健全的感知能力，生成更为丰富、更为强大的思维能力，从而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世界、表现自我。而仅只具有单一“价值参照系统”的作家，则局限在一个平面上看世界，必然会产生诸多盲区。
海外华人学者傅伟勋经过多年思考，认为人类完整的生命精神世界蕴含于“生命的十大层面及其价值取向”的模型之中。他说：“依照我个人所了解的生命存在的诸般意义高低层序与自下往上的价值取向，我认为做为万物之灵的人的生命应该具有下列十大层面：（1）身体活动层面；（2）心理活动层面；（3）政治社会（politico-social）层面；（4）历史文化（historico-cultural）层面；（5）知性探求（intellectual）层面；（6）美感经验（aesthetic-experiential）层面；（7）人伦道德（moral）层面；（8）实存主体（existential）层面；（9）生死解脱（soteriological）层面；以及（10）终极存在（ontological）层面。”⑤对照汪曾祺的创作，我发现这十个层面无不涉及：在身体活动层面，《钓》《翠子》《蝴蝶：日记抄》《悒郁》《窥浴》《薛大娘》等表现生命原欲，《对口》《疟疾》《牙疼》等描述肉体病痛，等等，这些作品让人想起后来的“身体写作”，只是表述更为含蓄。《囚犯》《晚饭花》有内心的冲突和纠结，《结婚》《复仇》充满了意识的流动，《醒来》《礼拜天的早晨》则探察了潜意识世界，这些作品表现了心理活动的各个层面。早在1947年，汪曾祺发表一篇题为《年红灯（二）》的作品，简笔勾勒了一位革命女性形象；1960年代起他参与修改的《沙家浜》等“样板戏”，以及后来创作的《骑兵列传》《黄油烙饼》《天鹅之死》《皮凤三楦房子》以及“当代野人系列”，都涉及政治社会层面。汪曾祺历史知识丰富，《金冬心》《国子监》《宋朝人的吃喝》《杨慎在保山》等所记的人与事，都有史料支持。他新时期创作的小说散文，以书写传统文化显名于世。从思想内容看，汪曾祺亲近儒家，兼及佛道。他最喜欢《孟子》中“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一句，而这一句实是整个儒家思想的人性论基础。他重视亲情，如《邂逅》；他推崇义气，如《大淖记事》；他讲究“人和”，如《云致秋行状》；他欣赏“人境”，如《天山行色》……不一而足。汪曾祺的佛家思想，此处不论，后文略略提及。至于道家，《故里杂记•榆树》中“不为物役”的观念，《闲市闲民》中“少私寡欲”的观念，都近于老庄。从篇幅比例上看，儒释道占十之二三，而民俗文化则独占七成——物质民俗、精神民俗、社会民俗、游娱民俗，林林总总，无不涉猎。汪曾祺关涉知性探求的作品不多，但至少《乡下的阿基米德》和几篇描述传统工艺的散文可以算作例证。汪曾祺的作品充满了生命意识，美感体验可视作高峰体验的一种，小说《艺术家》《绿猫》和多篇文论都曾专门描述和探讨美感问题。在他看来，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贩夫走卒，离开美感生命就会枯竭。正是由于具备自觉的生命意识，像《迟开的玫瑰或胡闹》《钓鱼巷》那样的作品，汪曾祺才会从生命的角度对主人公予以充分理解，而非简单地从伦理角度加以批判。西南联大时期的汪曾祺，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一度对实存主体问题极感兴趣：他确认了人的“身体-主体”性(《醒来》)；把孤独视为人的本然处境（《匹夫》《三叶虫与剑兰花》）；对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乃至敌对状态予以反思（《囚犯》）；《磨灭》《风景•堂倌》《落魄》等则从精神的“落魄”入手，反思死亡与颓废，批判生命热力的丧失。对于生死解脱、终极存在问题，我觉得晚年的汪曾祺是作过认真思索的，表现为他对于佛教的某种程度的认同。那组“聊斋新义”，篇章取舍的标准之一恐怕是有佛教思想：《双灯》包含“缘起论”“三印法”观念，《画壁》的故事则基于“二谛”观，其他篇章《蛐蛐》《同梦》《瑞云》等，也都蕴含着佛教意味。《世界历史名人画传——释迦牟尼》则系统地阐释了“生死轮回”“十二因缘”“业报”“四圣谛”“八正道”等佛教基本概念。
汪曾祺承载着四重“价值参照系统”，这四重“价值参照系统”赋予了他强大的认知能力。而借助这种没有死角的认知能力，汪曾祺以他的全部作品对生命存在作了全息透视，有感性，有理性，有信仰，生命的丰富性、完整性、深刻性由此得以呈现。可以说，无论是生命体验的准确、细腻，还是精神世界的宽广、深刻，汪曾祺都远非寻常作家可望其项背。
三、强劲的文化创生能力
一种民族文化通常分为“基层文化”和“高层文化”两个层面。“基层文化”存在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呈现为处于混沌状态的具体事象，理性与非理性因素混杂一处，缺乏自我否定能力，代代沿袭而来，具有保守性。“高层文化”则是“少数的知识分子，对于知识的追求，个性的解放，新事物的获得，新境界的开辟所作的努力”⑥。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要保持健康，就必须同时包含这两个方面，“没有基层文化，其民族的生活是漂浮无根。没有高层文化，其民族会由僵滞而消灭”⑦。一个民族的文化要葆有活力，必须拥有良好的张力结构，“高层文化”与“基层文化”之间保持适度的矛盾、互动与平衡。
就像一个民族的文化需要良好的结构一样，一个作家只有在“基层文化”与“高层文化”之间建立足够的张力，才会具备旺盛的文化创生能力。汪曾祺写出了那么多文化味道浓郁的作品，而且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欢迎，文化创生能力不可谓不强劲。
汪曾祺的文化构成中不乏“基层文化”。他无论去哪里，都要东看看，西看看，不断地观察民众的日常生活。从普通农民，到知识分子，从旧式文人，到战斗英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在他的扫描范围。他笔下的大量民俗，部分来自书本记录，更多的则源于童年记忆和对所到之处风土人情的体察。汪曾祺用大量的笔墨写民俗，写日常生活，写凡人琐事，就是要让自己的作品不缺乏“基层文化”所独具的毛茸茸的质感。不仅如此，文化创造者必须有充足的“基层文化”根基，没有这个文化的基壤一切都成了无源之水，一切也都丧失了归宿之地。
但是，如果心中没有精英意识，没有“高层文化”的引导，这些锅碗瓢盆、鸡毛蒜皮只会流于庸俗。只有“高层文化”或精英文化的制导，那些庸常之物才能化俗为雅，获得较高的文化品位。汪曾祺毕业于西南联大，那是一个精英荟萃、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浸泡在那里五年，他骨子里自然不缺乏自觉“高层文化”意识，也不缺少“高层文化”积累。汪曾祺被大家塑造成一个温暖平和的“闲适派”，但这个定位很不准确，完全忽视了他犀利深邃的一面。汪曾祺有一篇发表于1942年的作品，题为《结婚》。宁宁与“他”在家庭、文化和外貌等方面极为匹配。尽管宁宁感受到了爱情的缺失，但她还是心有不甘地顺着世俗的轨道，滑行着进入了婚姻。按照一般的逻辑，缺少爱情的婚姻可能会走向失败。但是，数年以后，宁宁居然肯定了自己的选择，因为“她明白人是生物，不是观念”⑧。五四时代，鲁迅曾经就“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予以发问，还写出《伤逝》那样一篇表现爱情脆弱性的作品。像鲁迅一样，汪曾祺没有简单地从“个性解放”的角度否定宁宁的婚姻，其中自然蕴含着更为深邃的眼光。汪曾祺熟读鲁迅作品，下放张家口的时候一度试图评点《鲁迅全集》，就像金圣叹批注《水浒传》那样。正因如此，他的作品中不乏国民性反思的眼光。《玉渊潭的传说》讽刺民众的宿命观与信仰的无虔诚，《八仙》批判国人“八仙”崇拜的背后不过是既贪图“逍遥”又期望长寿，《水母》暴露了寻常百姓对女神既祈求又亵渎的幽暗心理，《囚徒》反思“人道主义”的限度，《唤车》揭示知识者的冷漠……在这里，汪曾祺带有非常自觉的反思意识与批判精神，分明是以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观察社会、评判人生。当然，汪曾祺也不乏传统知识分子寻求灵魂安顿、独善其身的一面：儒家“风乎舞雩”和“游于艺”的审美生活，道家的“习静”与“技进乎道”“解衣磅礴”的脱俗，佛家对于世界本相的勘破和生死解脱之道……传统文化中超凡拔俗的侧面，构成汪曾祺精神世界的重要维度。如果说传统文化赋予他“守笃静”的一面，是他超脱衣食住行与世俗功利、寻求诗意栖居的精神资源，那么，存在主义哲学则赋予他行动起来追求自我价值的一面。《复仇》中的“他”冲破母亲遗命的束缚，摆脱了家族恩怨，与仇人共同凿山开路——这表明“他”的自我意识觉醒，开始通过自我选择、自主行动创造生命意义。
对于国民性的批判，对于“诗意的栖居”追求，对于自由选择和自我赋予生命价值的强调，无不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超越精神。有了这样精神的引领，文化才会在健康的轨道上飞升。“基层文化是无意识的，是保守的，是以社会性为主的。而高层文化，则是由知识分子个性的觉醒所产生出来的；它是前进的，解放的。所以高层文化，常表现为要求自传统中解放出来。因此，它便常常要求打破传统。”⑨当然，有时候不免要肯定传统的一个侧面而否定传统的另一个侧面。
汪曾祺的创作实践启示我们，一个作家要想拥有强悍的文化创造力，不仅要具备丰富的“基层文化”，而且要具备更具理性、更具超越性的“高层文化”，在两个层面的文化张力中体验、思索、升华，才能创作出具有充足的文化含量、满足读者多层次精神需求的作品。
四、促进民族文化认同
汪曾祺的作品凝结着一部文化史：包括儒、释、道和民俗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包括精神分析与存在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等等。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汪曾祺创作中影响最大的是他书写中国传统文化的那部分作品。这里，我们只谈此类作品的社会文化功效。
艾凯认为，现代化宿命般地破坏传统文化。“现代化过程在不同的时代、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出现了不同的形式，然而其实质都是相去无几的。其结果，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如：理智化、效率化等等差不多；而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如：对社会的传统礼俗、民族文化的继承等等所造成的破坏，也是大同小异的。”⑩就中国而言，现代化多以激进的方式推进，每个环节都或明或暗地带有反传统倾向：从新文化运动的颠覆，到政治运动的横扫，再到都市化的掏空……每次突进几乎都意味着与传统文化更深层次的断裂。现代化与全球化并驾齐驱，因此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传统文化除去经受来自内部的碾压，还要面临“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美欧操纵着强势的现代媒体，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侵蚀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传统。
传统意味着稳定的价值指向，意味着历史的连续性。传统文化的破坏，后果十分严重：稳定的“价值参照系统”崩溃，可供集体追求的文化理想丧失，人际关系的固定形式失落，生命意义释义诉诸个体化，人们普遍陷入精神的无根状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开，以交换为核心的市场规律不断颠覆传统伦理，“当传统文化与道德的结构已经崩溃——传统道德与文化的特定具体展现方式失去了缆系——的时候，那些曾经浸淫其中的人们产生了剧烈的焦虑与不安，所以急需一项确定的信仰来消除他们的焦虑与不安”11。惶恐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人们不禁提出这样的疑问：现代性就必然意味着与传统的断裂吗？传统文化不能在现代化过程中占据一席之地吗？
作为回应，全世界弥漫着的文化守成主义潮流在中国大地上得到了回响。海外华人学者开始把“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思想输入国内，宣称西方文化如果不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就无法被真正接受。而在中国文坛，最早作出应答的是汪曾祺。自1980年修改《异秉》、创作《受戒》开始，汪曾祺就开启了书写传统文化的创作之路。他走的路子不是一味的复古，出发点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读一下他的作品，这一点再清楚不过。《受戒》中小沙弥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汪曾祺自评为“思无邪”的境界，但是，两性自由交往、情感自然生发，其中也蕴含着冲破政治禁欲、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文化诉求。《岁寒三友》是汪曾祺最为道德化、儒家气味最浓的作品。王瘦吾、陶虎臣和靳彝甫三人用实际行动阐释“友”与“义”。但是，儒家之“义”过于高蹈，一味蔑视“利”。这个作品则主张“利”与“义”并举，明显经过了现代市场伦理的改造。立足于传统文化，但不是机械地复古，而是依据现实生活需要，顺势而变，在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社会主义文化和现代社会需求等多重审视之下，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吸收和重组，生成新的结构，实现现代性转化。尽管经过了现代性转化，但传统文化的基因被传承和激活了，并由此获得了新生。这就是汪曾祺的“回归传统”。
汪曾祺这类承载传统基因的作品，为什么一开始就大受欢迎？这类作品的广泛传播，究竟会产生何种社会影响？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文学作品比传统文化经典更容易为读者接受。有多少人愿意端坐在书桌前、端着繁体竖行排版的《四书》或《庄子》阅读呢？而读汪曾祺的作品，感觉就不一样了。枯燥的文言章句转化成感性的文学语言，生硬的义理转化成了松软的故事。在这里，并非单纯地对传统文化作知识性介绍，而是把传统文化精神转化成纸上人物的血肉，转化成牵动神经的人文精神，直接诉诸读者的情感世界。而且这个传统已经经过现代性中和，糟粕尽皆清除，陈腐气息消弭，读者可以无缝对接。
什么样的文化塑造什么样的认知系统。人类心理的形成不单纯是一个生理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化过程，文化塑造了人类的认知系统。认知系统包括感知和思维方式两个层面。影响感知的因素很多，包括生理、环境等，但是“隐藏在文化深层结构中的文化诸要素对感知的过程和结果具有本质性的影响，限制并规定了人们感知世界和形成观念的过程，尤其是影响着人们对外部感觉材料的判断和选择，即如何为感受到的刺激赋予意义”12。思维能力和方式受生理影响，但是历史传统、哲学思想、语言等这些决定思维走向的因素，全都来自文化。汪曾祺那些承载传统文化的作品，能赋予读者大量的民族文化经验，作品承载的传统语言、文字和文法，以直接的方式影响读者的感知和思维，从而塑造他们民族特色鲜明的认知系统。
什么样的认知系统决定什么样的文化认同。一般地说，认知系统带有排他性，一个人在某种文化的熏陶之下就会获得特定的感知系统，产生特定的思维方式和情感体验方式。反过来，一旦具备特定的感知系统，他就会自然而然地认同这种文化，而容易排斥其他文化。被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反复熏陶，一个人就容易在民族文化与自身生存之间建立意义关联，接受本民族的情感方式，采用本民族共同的思维模式，遵循本民族共同的伦理规范，确保个人文化身份的完整。接受汪曾祺传统韵味十足的文学作品，就等于间接接受了蕴含其中的文化观念，民族文化认同感自然得到强化。有了民族文化认同感，个体才会对本民族产生忠诚感，自觉地对抗外来文化的入侵。当然，危机时刻，这种文化认同感就可能转化为反抗外来侵略的物质力量。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怎么发展和演变，虽然有诸多因素在起作用，但其真正深层起作用的，最终决定于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世界，最终决定于这个文化世界存在着什么样的文化价值体系。”13从这个意义上讲，多读一点像汪曾祺小说散文那样蕴含丰富传统文化的作品，对于健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保持完整的民族文化身份，确立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注释：
① ② ③ ④ 13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108、110、113、95、45页。
⑤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77页。
⑥ ⑦ ⑨徐复观：《徐复观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⑧汪曾祺：《结婚》，《汪曾祺全集》（第1卷），季红真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6页。
10[美]艾凯：《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11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03页。
12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5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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