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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潘灵、段爱松新近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独龙春风》为研究对象，从现代性、 民族性视角探究作品的思想内涵，从小说、戏剧写作方法的借鉴和人类学、民族学、文献学方法 融入的角度研究作品的写作方式，认为《独龙春风》是近年来反映扶贫攻坚、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的优秀力作；《独龙春风》是反映独龙族摆脱苦难、跨越发展的史诗性作品；《独龙春风》创造了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

关键词：潘灵 段爱松 《独龙春风》 史诗性 现代性 民族性

近年来，文学界报告文学创作方兴未艾，大量社会热点问题成为作家关注的事项，其中，描写扶贫攻坚、乡村振兴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蔚为壮观。潘灵、段爱松的长篇报告文学《独龙春风》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为文坛吹进了强劲的春风，值得品读与研究。

一、史诗性地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沧桑巨变

《独龙春风》是一部深度描写独龙江沿岸独龙族同胞近一个世纪生活变迁的大型报告文学作品，作品有45万余字，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引子”，作者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2019年4月10日给独龙族同胞回信开始，引出故事，展现了居住在高黎贡山与担当力卡山之间的独龙族的生活状貌。文中，言及大山深处独龙族所处的艰难险境和原始蛮荒的生活；言及清代命官夏瑚上书，希望朝廷重视这一族群的命运等问题；言及这个民族亟待引导与帮扶的情状。

第二部分为上篇“春风一度”，重点围绕怒江州独龙乡在新中国建立后七十多年来的深刻巨变，记录了独龙族同胞可歌可泣的奋斗历史。作者从历时态角度记述了独龙族人的原始生活、恶劣的自然环境，写了夏瑚对独龙族人居生活的巡查、英国殖民者的入侵等情况；写了李根源先生的调研及组织当地族人爱乡护边的过程；写了独龙族人外有殖民者的入侵，内有察瓦土司的压迫，以及他们的反抗与挣扎；写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以及卢汉将军率众起义，云南和平解放，光明来临；写了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开始重视独龙族人的生活处境，颁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涉及对少数民族的关心；写了孔志清作为独龙区区长，带领当地独龙族人建设家乡，改变窘况的过程；写了1950年春，毛泽东主席对少数民族的关心和重视，党中央决定向全国各民族地区派遣访问团，了解民族地区情况；写了周恩来总理及中央领导人对少数民族的牵挂，以及王连芳等率访问团成员深入独龙江探访群众的情况；写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开发表《云南省人民政府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为加强民族团结，坚决肃清土匪特务，安定社会秩序，巩固国防，特联合发出公告》（简称“十项公告”），实施安定边疆，巩固政权，培养少数民族学员和干部等举措；写了新中国建立之初，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少数民族代表，周恩来总理为这个“直过民族”命名“独龙族”的情况。

第三部分为下篇“春风二度”。主要记述了七十多年来，围绕改变贫穷面貌，独龙族走出原始社会，迈入社会主义道路，实现脱贫致富的历程。

二、史诗性作品的两大认知方式

长期以来，文学评论界多把描写重大历史题材，时间跨度长，重点人物多，影响范围广的大型文学作品称之为史诗性作品。但是，我认为，文学作品的史诗性意义远不如此，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值得研究，那就是史诗性文学作品要重视表现民族在发展进程中民族精神的传扬问题，从学理上说，也就是现代性追求和民族性意识的问题。简言之，对这两者的认知与分析，可以加深对《独龙春风》史诗性意义的理解。

（一）现代性追求

现代性是衡量作品思想深广的重要尺码，史诗性作品不是单纯的写实，而是要“写意”，“写意”的目的就要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思想内涵。优秀的史诗性作品要表现文明性、进步性，这些问题与学界所说的现代性内容有关。从学理上说，现代性的实质是人类的文明性、进步性，体现启蒙、审美的多重含义，它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和艺术等方面的内容。也可以说，社会的进步、制度文化的健全、思想的启蒙等是现代性的体现，是文明世界现代人的追求。具体说，《独龙春风》所表现的现代性追求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作品从时间性上演绎了独龙族长达七十余年的发展变化轨迹，历时性地记录了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独龙族同胞改变家乡面貌的两次跨越过程。第一次是从原始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结束了苦难的历史，赢得了新生和尊严。第二次是新世纪后，独龙族同胞与全国人民一道，建设家乡，脱贫致富，迈入小康，走向跨越的历程。《独龙春风》写出了一个民族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在时间上将故事、事件铺展出来，具有时代感、纵深感，体现了当代性，其内涵就是现代性的追求，具有丰富的意义。

其次，作品始终以追求现代文明为标志，描写了独龙族同胞走向进步、走向文明、趋于富裕的发展过程。作品的现代性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表现这个民族在现代性追求中怎样弃旧迎新、与自然抗争、与原始抗争、与贫困抗争的壮举，详细的实例在上篇“春风一度”中有大量的记载和细致的描写，不再赘述。二是集中表现新世纪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强力推进脱贫攻坚战役，实现小康生活，加快新农村建设，增强民族精神，丰富物质生活，让人民获得更大的幸福感的现代化进程。这里，作者着力写了中央政府对独龙族的政策引领、经济支持和智力帮扶。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对独龙族同胞的两次回信与鼓励，独龙江隧道的打通，交通状况的改善，中小学建设的加快，各类人才的培养，社会各界对独龙族财力、物力的支持都是体现，这一切为民族现代化提供了强力保障，为现代性的追求起到了最好的诠释。如上实例在作品“春风二度”中均有翔实的描写，也不再赘述。

（二）民族性意识

民族性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领域，是文化的“代言人”、演绎者。民族性与现代性相伴而生，是现代性生成的语境和内在动力。民族性具有以下特质：一是“地方性”。民族性反映历史文化积淀下的民族地位、民族精神和民族习惯。二是“变更性”。民族性是变化、发展的，它受现代性的强烈推动，与现代性相应而生，相互影响。现代性的观察与思考，离不开民族性的文化语境，民族性的文化语境又为现代性的“干预”提供了可能。三是“特殊性”。民族性是民族的个性，相对于其他民族而言，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鲜明的文化身份和地位。正如文化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所说：“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既揭示他们的通常性，又不淡化他们的特殊性。”①因此，要写出宏大的史诗性作品，写出一个民族的生存史、发展史就应该关注民族性，进行深度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获取最直接的材料。《独龙春风》的写作准备历经三年多，作者曾多次深入独龙江一带体验生活，感受生活，他们对独龙江沿岸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和族群文化有了近距离的了解，这一人类学意义的田野调查为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独龙春风》的民族性意识可以从以下方面去分析。

首先，从“地方性”角度看，作品写了独龙族身份的认识问题。独龙族生活在独龙江河谷地带，处于极度贫困地区。历史上，他们与傈僳族、怒族、藏族等民族杂居，虽然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但是很少被人知晓，他们甚至没有自己的“族名”。作品中写道：“这个族群，根本就没有一个正式的族名称呼，并且经常散居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独龙江地区，当地人都习惯称他们为‘俅子’。”②“俅子”是一种歧视性的称呼，他们十分抵触，认为是侮辱，他们自称是“独龙人”。关于他们的生活状况，作品中写道：“整个民国时期，一直到建国前夕，独龙江流域和独龙人，依然在艰难困厄中苦苦挣扎。”③他们生活极度贫穷，仍然过着“刀耕火种”、衣不遮体的原始社会生活。这是当时独龙族人的生活，也是独龙族的“地方性”特点，令人叹息。

其次，从“变更性”上看，《独龙春风》揭示的独龙族的民族性是变化、发展的，他们一直在争取民族的生存权、发展权。历史上，他们在内受到土司的剥削压制，过着原始生活，与当地的察瓦土司进行过斗争。在外，他们曾与带有殖民主义意图的英国探险队进行抗争，保护家园，具有反抗精神。但是，生存条件恶劣，在历经沧桑之后，独龙族人口数量急剧减少，一度锐减到一千八百多人。由于长期受到当地土司的侵扰和压迫，为了生存，保证族群不被消灭，他们还用原始的文面方式来保护妇女，使之不被抢去做奴隶，以免民族灭迹。现实虽然严峻，但是这个民族没有倒下，在生存与死亡的抗争中，他们没有退缩，仍然奋起自救，改变命运。从早先的家族长孔目•金老人，到他的儿子孔志清等人都在为民族的生存而战。直到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央政府的重视与关怀下，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独龙族同胞才获得新生，加快了文明发展的进程。

从特殊性来看，《独龙春风》所写的民族性也是鲜明的。独龙乡远离都市，交通不畅，物质文化不发达，但这里的人民是质朴的，民族性是善良、包容和开放的。他们友善待人，不计报酬地帮助前来调研的科学家；他们关心弱者，重情重义，知恩图报；他们渴望接受新知，学习先进经验，改变环境，建设美丽家园。最终，在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奋发图强，使家乡旧貌变新颜，步入了小康社会，幸福感增强，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三、史诗性报告文学的另一种写法

报告文学是报告也是文学，“报告”是事实，是前提；“文学”是形式，是艺术。“写什么”和“怎么写”是文学家的艺术思维过程，要写出独龙族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使之具有恢宏的史诗意义，需要作家具备不俗的功力。《独龙春风》的作者潘灵、段爱松是文坛写作高手，他们在小说、散文和诗歌创作上成果颇丰。潘灵是写故事的高手，善于文本的谋篇布局，故事穿插组合，将思想贯穿全局。段爱松注重文献收集与整理，有音乐才情，长于细微之处发现真知，在冷静之中书写故事。他们的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具体说来，《独龙春风》的艺术成就有如下特点。

（一）精细的结构设计

《独龙春风》是一部具有宏大叙事风格的史诗性作品，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涉及民族问题和社会形态转型等问题。作品如同一部多声部的史诗剧，开头部分“引子”相当于音乐剧或者话剧中的“序幕”，作者介绍了独龙族的身份、地位和环境。上篇“春风一度”和下篇“春风二度”是剧作的主干部分，类似音乐剧或话剧中的“幕”和“场”，分别展现了新中国建立后七十多年来独龙族实现两次跨越的具体过程，即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翻身做主，整族脱贫，迈向小康，走上乡村振兴之路。两个部分就是两幕剧情，展示了不同时期的人物、事件。在这结构体系下，作者还巧妙地设计了多个场次，以分场次的形式介绍人物、事件，推进故事发展，突出剧场效果，言说独龙族昨天的苦难、今天的幸福和明天的希望。这是一种成功的艺术实践，将浩繁的内容组织得井然有序，体现出作者高超的结构艺术。

（二）多声部的情节安排

《独龙春风》借鉴了小说写作的方法，即“复调小说”叙事理论。所谓“复调小说”叙事理论是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解读后提出的一种小说写作方法，即用多组人物事件进行组合排列，共同上演，不同人物承担着各自的任务，推进小说情节的发展。《独龙春风》就具有这种叙事特点。作者在叙事情景中让不同的人物、事件纷纷出现，人物承担着各自的任务，事件推进着故事的发展，形成“多音齐鸣”的艺术效果。如“春风一度”中，作者在展现独龙族人的生存境遇时，写了清代命官夏瑚受命巡查独龙江流域的情况，写了民国时期李根源“着手经营怒俅两江之事”的过程，写了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对独龙族的关心与重视，写了王连芳率访问团访问独龙江沿岸少数民族等情况。这些人物、事件在作品中出现，各行其道，推进了情节的发展，形成和谐的多声部旋律，构成了宏大的叙事篇章。这是作者精细化的设计，事件多而不繁，人物多而不杂，有条不紊。

此外，《独龙春风》的写作中，作者还借鉴了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话剧写作方法，以客观叙事为主，以人物活动、事件展示为基础，推进故事的发展，作者不作主观判断，不下结论，让读者去阅读，去思考，留下想象的空间，产生接受上的“间离效果”，获得哲学思考，提升作品的表现力。

可见，《独龙春风》在结构设计和情节安排上，将小说和戏剧的写法运用到报告文学中，起到了突出的艺术效果，这是有益的艺术实践。

（三）多学科方法的借鉴

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是思想的文库，也是艺术的宝库。“诗无达诂，文无达诠”，报告文学的写作没有固定模式，在于作家主体性的表现，在于作家艺术思维的综合化表达。《独龙春风》的价值不仅在史诗意义的书写上，还在于新颖独到的写作风格上。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作者除使用常规的写作方法外，还借鉴了许多交叉学科的方法，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形式。作品中，作者借鉴了人类学、民族学的观察与分析方法，使作品内容丰富多彩，感人至深；借鉴了文献学收集、整理、甄别的方法，使作品史实清晰，说服力强。形象地说，《独龙春风》有一种跨界写作、实验写作的特点，可喜可贺，值得重视。

首先，人类学、民族学方法的运用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说服力。人类学是研究人类体质和社会文化的学科。民族学是研究民族问题的学科，它研究民族的起源、风俗习惯、文化与历史的关系等。为写出作品，作者曾多次深入独龙江沿岸，与独龙族同胞一起生活，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和自然环境，尤其是对当地百姓进行了认真访谈，观察分析，作出了详细的记录，积累了大量的人类学、民族学资料，达到了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所提倡的“深度描摹”的地步。因此，作品中所写的独龙族的第一次跨越、第二次跨越的相关史实和人物事件是真实可信的，具有人类学、民族学特点。如作品中写独龙族的生存环境极度恶劣，他们曾经没有族名，受到歧视，被称为“俅人、曲子、俅族”；写新中国建立后这一族群受到政府重视，周恩来总理为之命名为“独龙族”的过程；写独龙族被土司压榨、人口锐减的情况；写独龙族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斗争等内容都真实自然。

其次，用事实说话，用文献佐证。文献学是以文献和文学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研究文献的特点、功能、类型等问题，是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基础。在创作过程中，作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许多当事人进行过采访，搜集了大量的珍贵的材料，使作品具有充分的论据。这些文献有英国探险队长亨利•奥尔良的记录、清朝命官夏瑚的记录、陶云逵的调查日记《俅江纪程》，弥足珍贵。此外，大量政府文件的收集、整理也十分珍贵，作者结合情节的发展进行介绍与分析都把握得当，过渡自然，证明了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问题的关切与重视。作品中载入并介绍的文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0年7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送西南访问团》、邓小平在欢迎中央民族访问团西南分团大会上的讲话《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王连芳回忆录等都是难得见到的珍稀文献，作者对这些文献的摘录与展示，有效地配合了人物、事件的介绍，说明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关注，说明独龙族族群问题的严重性和改变他们的生存状态的紧迫性。由此可见，宝贵的文献材料具有重要的佐证价值，增添了《独龙春风》的现实感和说服力。

四、遗憾的艺术

瑕不掩瑜，文学创作是一种遗憾的艺术，只有较好，没有最好。《独龙春风》在写作上也有一些缺憾，应予指出。

（一）材料筛选不够精细

《独龙春风》在写法上有“非虚构”的特点，自然、平实作者的本意。但是，作品在材料选择上不够精细，枝蔓太多、事件过杂，“浓得化不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品的表现力。如作品过于追求真实，突出“在场效果”，引用了太多的文献，过于累赘。此外，作品过于面面俱到，注重背景和场面的描写，使得节奏有些拖沓，冗长。从形式上说，一部报告文学近四十六万字，工程浩大，过于沉重。客观写实过多，艺术表现尚有不足。卡西尔说得好：“艺术是表现，但它是一个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表现方式；它是想象，但它更是创造的而不仅仅是再造的想象。”④卡西尔的观点对于文学创作具有启示意义，值得思考。

（二）气势恢宏但张力不足。

《独龙春风》太注重描写大场面、大事件，太注重宏大结构的设计和宏大叙事的铺排，但是，文中的有些内容还缺少更加冷静的分析与判断，作者有时候被材料所困，被情绪所累，被时间所隔，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作品的张力。因此，在创作上，还需要精耕细作。关于文学写作的经验，清代文学家李渔所说的“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审虚实”的观点很有启示性，应予领会。

（三）群象过多而形象不足

报告文学不仅要写事，还要写人，其中，焦点人物、重点人物是作品的核心，是灵魂。从艺术文本来看，没有一个贯穿始终、影响发展的核心人物来推进故事作品就很难聚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受众的阅读兴趣。《独龙春风》在人物塑造上的特点是散点透视多，焦点透视少。作者写了众多的人物，但是核心人物、贯穿始终的人物没有。要说有的话，就是对一个“族群”的描写，即独龙族。就叙事文学而言，人物是主体，还是应该强化对典型的人物的刻画，仅对一个“族群”进行全方位的描写还是不够的，应该写好一些重点人物，“点面结合”，相得益彰。

综上所述，长篇报告文学《独龙春风》是一部内容丰富、反映历史跨度长的力作；是一部成功借鉴多学科知识写作的实验性力作；是一部反映扶贫攻坚题材的经典力作，称得上描写独龙族族群命运的壮丽史诗。

注释：

①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②③潘灵、段爱松：《独龙春风》，云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86页。

④[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艺术》，《现代性中的审美精神：经典美学文选》，刘小枫主编，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524页。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