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蓝鸟》：新时代的《人生》
内容提要：俞胜的长篇小说《蓝鸟》在小说主题与意涵上，与1980年代路遥的小说《人生》具有高度的互文性。《蓝鸟》可以说是一部新时代的《人生》文本，主人公毕壮志的人生经历是对早先的高加林的人物形象的再生长，也是对我们业已形成的对于高加林以及《人生》的深刻的人物记忆与时代记忆的“再生长”。从路遥《人生》到俞胜《蓝鸟》，表现出了城乡二元对立结构模式下呼唤现代化到城乡融合、融入现代化的嬗变，《蓝鸟》较《人生》在爱情主题书写方面表现出诸多嬗变，《蓝鸟》与《人生》相较也表现出当代生活方式的流转变迁和叙事上的探索与新变。它所表现的农村知识青年的成长史、奋斗史与乡下人进城等问题，都是对前一代路遥《人生》所表现出的种种时代的记忆与个人的记忆的再度嫁接与生长，但又在表现记忆的生长与小说叙事再探索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蓝鸟》的意义，不仅仅是针对于当下的，它会在更多的层面与更深的意义维度，更多地指向未来与面向未来。
关键词：俞胜 《蓝鸟》 路遥 《人生》 互文性
俞胜的长篇小说《蓝鸟》于2021年8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25万字体量的长篇小说，光修改就历时至少12年之久。据作家本人介绍，《蓝鸟》第一稿完成于2009年元旦，而且据称是五易其稿。作家所用的功夫，都丝丝缕缕地隐现在了小说文本里。
读这部小说，最令人感怀和与之两相联系的，就是路遥的《人生》，甚至会在阅读中每每自觉不自觉地比较《蓝鸟》里面主人公毕壮志与《人生》中高加林人生境遇的关联同异、包括在其他人身上所隐现的时代与社会变化，等等。正如俞胜在文学对谈中所说：“毕壮志就像路遥《人生》里的高加林一样，小说详尽地描绘了这样一个农村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年轻人的奋斗、挣扎、坎坷、屈辱和欢欣的生命历程，以及伴随着他而展开的其他乡民的淳朴、善良和愚昧、自私相伴而生的人性侧面和社会发展的复杂趋势。”1中国当代文学史尤其是1980年代迄今的当代文学史叙述里，路遥的《人生》是不容忽视的小说文本。不仅是通过清理与发现《人生》中所映现的1980年代文学历史叙述的特质与机制，可见小说反映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社会变革的“交叉地带”的诸种变化，文本中既有传统与现代之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交织，又在社会政治与个人价值互渗中表现出变革时代的种种复杂境况2。而且，《人生》当年在读者阅读与评论界引起的轰动程度，是比路遥《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更甚的：《人生》在《收获》1982年第3期发表后，当年的单行本首印即有13万册，隔年二印加至26.5万册，而且还迅速衍生出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小说的热度很高、其表现几乎是现象级的。小说主人公高加林在长达数年里成为热议的对象与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等等。以至于有研究者说：“可以说，《人生》在当年的效应是轰动性、跨界性，且全民性的。”3
俞胜的长篇小说《蓝鸟》在小说主题与意涵上，与之有着高度的互文性，或可以说是新时代的《人生》文本。小说扉页上印有：“小说，是记忆的嫁接与再生长。”作家本人与很多读者觉得这是解释人物原型以及主人公与作家关联性问题，其实，更深一步而言，《蓝鸟》可以说是一部新时代的《人生》文本。毕壮志的人生经历及人物形象本身，是对早先的高加林这一人物形象的“再生长”，也是对我们业已形成的对于高加林以及对于《人生》的深刻的人物记忆与时代记忆的“再生长”。
一、从呼唤现代化到融入现代化的嬗变
路遥的《人生》原刊于《收获》1982年第3期，不同的研究者分别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视角，来解读《人生》。笔者看重的倒不是有的研究者对于《人生》系“改革文学”的归类，而是其敏锐的发现：“以城乡交叉地带为瞭望社会人生的窗口，从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切入社会，既敏锐地嬗递着时代的脉搏，真切地感受生活中朴素深沉的美，又把对社会变迁的观察融入个人人生选择中的矛盾和思考当中。”4如果说，路遥的《人生》反映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高加林的人生境遇和社会生活、时代嬗递与社会变迁；那么，俞胜的新长篇小说《蓝鸟》写出的故事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可以被视为观察与瞭望1990年代之后一段历史时期的社会人生的窗口。《蓝鸟》主人公毕壮志与高加林一样，也是乡村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在时代与社会生活发生着巨大变化的历史际遇当中，他们都由乡村进入了城市，具备自己所处时代之“乡下人进城”的典型特征。
路遥写作《人生》的灵感来源与经历，据称与路遥帮助弟弟王天乐跳出农门的经历密切相关：该中篇小说从1979年构思，三易其稿，1981年才得以完成。路遥本人是通过不懈的努力，才从乡下人“进城”成为城里人，弟妹都还在农村，他最希望帮助高中毕业的三弟王天乐也能够脱离农村、跳出农门。于是帮助弟弟改变命运的经历和思考，就催生和催熟了路遥写作《人生》，而且他因此对于当时城乡二元对立的思考也格外深切5。路遥将王天乐的遭际投射到了对《人生》中高加林这个人物的塑造上，“考察了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制约下中国农村青年的苦闷与奋斗”6。城乡二元对立结构模式、农村青年的“苦闷”“奋斗”是小说所要表达主题意涵的关键词。高加林本来可以做民办教师，却因村支书的私心而愿望落空，后又费尽周折做县委通讯组干事，最终也不得不回乡——高加林多次奋斗抗争想离开农村、改变自己农村人命运的希望都遭到现实的重创。这其实是城乡二元对立结构模式存在的一个表现，也表达了作家想借主人公遭际呼唤现代化、向往城市文明并希望现代文明能够改变农村现状的一种热切的期望。7
俞胜《蓝鸟》中，城乡差别依然存在，但已经不似路遥《人生》中存在着这样决然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模式。毕壮志并没有如高加林一样，在心中存有一份“我要成为城里人”的热望和对于自己农村人身份的深切苦闷。小说中主人公毕壮志出场时，是个十七岁的高中生，成绩是不错的。但彼时非此时（近年的中国高校录取率颇高），所以毕壮志才会发出对于自己人生未来可能性的思忖：“我们一个年级有两个班，一个班四十五个人。我的成绩排在第五，在全年级第七名。你说我能考上大学吗？”8他认为自己考不上。作家联系近年实况——是某个人只要读了高中，差不多就可以上大学的现状，道出了1990年代一段时期高考录取率之低的实情与历史情形。尤其是毕壮志又身处农村，当年更是不得不面对高考对农村孩子录取率很低这样残酷的遴选与淘汰机制。
毕壮志辍学与进城的起因，也不似高加林那样充满了苦闷与内心的痛苦。毕壮志是因为在与班主任宋应昌发生了口角与冲突（骂了班主任）之后，比较轻率地就退学了，而班主任还是毕壮志暗恋着的女同学宋燕秋的父亲。毕壮志并没有过于纠结于该如何跳出农门，他在与班主任发生口角进而辍学的事情上，似乎也没有多少遗憾和痛悔，反而只是觉得这一切似乎只是可能导致他会失去与自己暗恋的对象宋燕秋未来持续交往的机会。宋燕秋势必能够考上大学或者大专，这也是小说当中暗埋的隔开毕壮志与宋燕秋的一道阶层界限，但小说中两人最终的命运走向，并不是如《人生》中高加林与身在农村的刘巧珍之间那样的天堑一般的隔阂。或可以说，《人生》中决然的城乡二元对立，在俞胜《蓝鸟》中已经悄无声息地获得了消弭与融合，这背后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因素同样可考。
毕壮志也并没有如高加林一样，在心理层面急切地要离开农村、变身为“城里人”。毕壮志先是受同学米云凯的蛊惑，想像米云凯那样通过养兔子来发家致富，却不料遭到了米云凯的欺骗并欠下了亲戚们好多的钱。小说后来才揭秘当时年轻的米云凯已经通过养兔致富，其实全都是米云凯装出来的骗局。毕壮志受骗、养的兔子全部都死了，又承受亲戚们索要欠款的压力，母亲也哭号不已。这一切催生和催熟了毕壮志的“进城”之举。毕壮志在去木泥河镇看了一眼自己的中学后，向木泥河中学投下了自己深情的一瞥，擦干眼泪，就匆匆地踏上了进城之路，他是搭了一台手扶拖拉机进城的。这已经与高加林的进城在缘由与方式上有了很大的区别。
毕壮志并没有经历如高加林那样类型心理的想成为城里人的热望与苦闷和奋斗过程，确切地说是高加林一直满怀想成为体制内、吃公粮的人的心路历程并具备在现实中锲而不舍不断地为此努力地想成为体制内单位人的奋斗过程。虽然毕壮志进城的因由也颇具偶然性，有点吉普赛式四处随意流浪的性质——他搭乘了一辆进城的手扶拖拉机就步入了进城之路。毕壮志初进城时探访和投奔堂哥毕文章并不顺利，遭到了未来堂嫂的嫌弃和不予接纳。毕壮志有着知识青年的心气儿，就毅然决然离开堂哥家，虽是走投无路去县劳动服务公司应招，却并不见他有太多情绪或者沮丧的心理。路遥《人生》里，高加林面对他不得不离开的城市的生活与社会，心里是非常不甘、委屈与苦闷的，所以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喊：“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在毕壮志身上，高加林那一代农村青年的苦闷心理，和面对城市所怀有的那种备感不公乃至屈辱的情绪与心理，已然消失不见。
毕壮志在县劳动服务公司应招失败后，他又去了县二建公司，从最底层的建筑工人做起，由于还是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的，他先是帮经理钱彤的小姨子姜小美理顺了账本，然后又看施工图纸进而画施工图纸，缺乏相应的知识，就跟人请教和购买相关的资料刻苦学习……毕壮志后来又去了哈尔滨茂朝公司打工，茂朝公司是李茂朝下海开的公司，经营不善（这段小说叙事隐现与反映了当年无数体制内人员下海经商的社会现实），毕壮志为谋生计，只好又去做搬家公司的工人，然后因头脑活泛，盘下小区里的水果店做了水果店老板，本想开连锁水果店的愿望虽然遭遇种种变故终未能实现，期间与历尽周折终于娶了的宋燕秋之间也发生过婚姻危机，但还是在父亲的劝导和帮忙疏通之下，有惊无险地平安度过……
与高加林最终还是落得梦想自己成为城里人这一愿望落空、又被迫回乡的境况不同，毕壮志虽历经周折，却还是在城里留了下来，他也并没有如高加林所一直苦苦梦想的那样——要进入体制内单位和成为一个体制内的单位的一员。毕壮志最终做起了水果批发的生意，与宋燕秋也算有情人终成眷属，在城里也有了自己的家室、个体的工作和与高加林所向往的那种体制内城里人并不一样的“城里人”的身份。与路遥的《人生》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与时代特征等相比较，这其中的经济变革与社会生活的变化非常明显。如果说《蓝鸟》也带有“改革文学”的明显印记和典型特征，那么，《蓝鸟》中的“改革文学”特征将路遥《人生》所呈现的“改革文学”特征作了发展与变化，是新的社会生活与时代投影的记录，其意义与价值不容忽视。
俞胜《蓝鸟》中所表现出的如上所述的种种变化，是社会生活与时代变迁的真实记录与反映，与路遥《人生》中通过高加林等人物及其遭际所表现出的作家与人物都强烈呼吁、呼唤和渴望现代化、现代文明相比较，《蓝鸟》中所表现出的是作家与人物皆能够以自身的吃苦、勤奋渐渐融入现代化和现代文明的城市生活，转变过程是相对轻松的，消减了高加林所承载的那样的面对二元对立的城乡结构而备感苦闷、痛苦的精神心理与心理负荷。
二、爱情主题书写所表现出的嬗变
路遥《人生》与俞胜《蓝鸟》两篇小说，书写的是两代乡村知识青年在变革的时代里的成长史、奋斗史与乡下人进城的现实抉择与心路路程。小说文本都有着对于爱情主题的着意表现和发掘，爱情、感情线索是小说重要的叙事线索。但是两部小说在爱情主题和感情线索方面，也表现出很大的不同，有着明显的区别与迥异之处。
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面对与经历来自刘巧珍与黄亚萍两个女人的感情经历。与《人生》所凸显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模式一致，刘巧珍与黄亚萍也分别对应着“乡下人”与“城里人”的不同符码。高加林高考落榜做了民办教师，始终希望获得正式教师的身份，仍然满怀乡下人转换身份的心理渴望。但是做民办教师都被辞退之后，痛苦不堪的他，难免不被刘巧珍投来的感情所感染。刘巧珍是乡村姑娘，没有文化，但却爱高加林爱得无私而真诚，她先是不顾父亲的反对，全心全意地对高加林好，比如让高加林在家呆着、她到山上劳动。高加林选择与她分手时，她表现出的也是无怨无悔，甚至自认为自己没有文化、帮不上高加林什么，自视自己已经成为高加林的拖累，满心都是希望高加林能够照顾好自己、遇到适合高加林的女子。上学时城里的女子高亚萍对高加林抱有好感，高加林回乡务农后二人失去联系，高亚萍接受了另一个人张克南的追求。但是当知道高加林做了县委通讯组的干事后，她又经历了激烈的内心斗争，决定与张克南分手、去追求高加林。除了高亚萍具有比较自觉的女性意识与比较重视女性自主爱情及个人价值实现的因素外，高亚萍这番心理斗争与心理变化，其实也是城乡二元对立结构模式的一个外在显现。
《人生》中这样的爱情叙述模式与爱情主题所包含的内容，到了俞胜《蓝鸟》当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可以被视为是“二代”高加林或者“新时代”高加林的毕壮志身上，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新质与嬗变。虽然在毕壮志乡下人进城前与进城后的多年里，陆续遇到过几位性格迥异的女性，比如姜小美、申楠楠、还有那个申楠楠介绍的相亲对象、与毕壮志短暂交往过的姜虹，但是他深爱和矢志不渝地惦念着的只有宋燕秋一个女性对象。即便姜虹的父母嫌弃毕壮志非城里人户口和体制内工作而否定了他们继续交往下去，也并没有在毕壮志心里造成什么精神负担和严重创伤。不妨设想一下，这境况如果发生在高加林身上，一定是给高加林带来极度压抑、自卑又自尊、苦闷不已和内心的愤愤不平；毕壮志却泰然处之并没有什么太多心理的波澜，当然也恰好说明他心里驻扎着的还是宋燕秋而不可能是别的女子。宋燕秋上完大学之后变成城里人、经历与纨绔子弟韩亚杰有过一段失败的恋情之后，选择了毕壮志。这样的曲折际遇，反倒令毕壮志与宋燕秋的最终走到一起，显得弥足珍贵。毕壮志对于感情的选择和抉择，是遵从自己读书时就喜欢与暗恋上了宋燕秋的初恋情怀，并没有像《人生》中的高加林那样，把感情取向与选择，当成了是选择乡下女性还是城里女性——这与城乡二元对立结构模式相暗合的二元对立式的选择与抉择。
如果说，高加林对于爱情对象的选择和对于爱情蕴涵本身的体悟，更多地是服膺于其是否与变乡下人为城里人这一个人价值实现的目的性选择路径相匹配的话；那么，毕壮志对于爱情对象的选择以及对于爱情内涵的理解，就更多彰显出爱情本身的纯粹质地。毕壮志读书时，与宋燕秋在木泥河畔懵懵懂懂地约会，毕壮志就已经几乎是给出了自己一生的爱情选择方向。但是其后的情节发展，似乎愈来愈昭示了这个选择的不可能实现。比如，初进城时，毕壮志遭遇堂哥毕文章与未来堂嫂的逐客令，自己硬是硬气地花了仅有的钱住进了招待所，梦中都是宋燕秋与自己坐在背道而驰的火车上了，短暂的相遇然后迅即背道而驰、越来越远。“然而，我的心却是一颗抽了丝的茧，丝的一头搭在宋燕秋的火车上，茧越抽越小，越抽越小……噌的一声，抽到了尽头，疼得我一下子坐了起来……”9他对于因能上大学而变身城里人的宋燕秋的感情，始终如一。尽管隔着现实与社会阶层的隔阂，貌似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甚至不可能再相遇，他也从未改变初衷。这是《人生》中的高加林身上所不可能具备的素质，高加林对于感情，更多是基于自己个人身份属性与社会学价值能否实现作为指标与衡量的标准，目的性选择意图过于强烈和深受个人脱离农村身份的个人性价值实现指向的制约。
毕壮志做搬家公司力工时，恰巧遇到给宋燕秋与男友韩亚杰同居的住所搬家具，毕壮志本想在韩亚杰面前装出自己混得很好的样子，谎称这个搬家公司是自己开的，却被组长张宝奎无意或者有意、故意给戳穿了，当众落了个难堪。这样的事如果搁在高加林身上，肯定是难以隐忍的屈辱。而韩亚杰后来被发现不是个东西，毕壮志愿意接纳宋燕秋，宋燕秋由于怕毕壮志嫌弃自己与韩亚杰同居的过往而担虑的时候，毕壮志也表现出了他相当的包容性与大度心理。这些，如果发生在1980年代初的高加林身上，恐怕是没有这么容易就能够坦然接受并在心理上不存在拒斥因素的。时代发展对人的社会心理包括婚恋观、两性关系等方面的心理接受度与价值观等，也都已经造成了影响。
如果说，“高加林和黄亚萍，是《人生》塑造出来的两个具有现代个人价值观的文学形象，也承载着《人生》对现代个人价值、主体价值的思考”10，那么，毕壮志与宋燕秋，则是《蓝鸟》这一表现了《人生》小说文本所表现的社会生活与时代、爱情主题等方面的“记忆”生长的——又一对具有现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当代个人价值观的文学形象，他们承载着《蓝鸟》所表现出的对于当代乡村知识青年或因高考落榜、或因未能经高考改变身份而进城谋生和进城务工的青年人的个人成长史、奋斗史，也如实与真切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史。就如作家俞胜本人所说：“乡村青年毕壮志的个人成长奋斗史，同时也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时代的变迁史。”11
三、当代生活方式的流转变迁与叙事的嬗变
路遥《人生》表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变革正在剧烈发生着的“交叉地带”的乡村知识青年的成长史、奋斗史，小说文本所表现与具备的个人价值实现的特征异常明显，而传统与现代绵密交织与剧烈冲撞着的生活方式也是深深浸透在里面的。路遥《人生》引用柳青的一段话作为题记：“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意旨很明确，就是意在探讨年轻人在个人道路选择上，比如面临政治上的、事业上的、个人生活道路上的“岔道口”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轻则影响一个人人生的一个时期，重则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柳青这段话亦准确概括出了《人生》这篇小说的主旨。
俞胜《蓝鸟》中的毕壮志又何尝不是处处要作抉择，《人生》中所谓的政治上的“岔道口”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得不那么突出了，但是事业上的、个人生活道路上的“岔道口”一点也没有变得比《人生》中少。毕壮志放弃继续上高中和参加高考，先是经历养兔失败，然后选择进城进而又去了大城市哈尔滨发展，数度更易他所在的工作单位，从为别人打工到最终为自己打工，整个人生经历、个人成长史与奋斗史当中所隐现的城市与乡村的现代化程度，都明显表现出比高加林时代的现代文明更加发展，现代化其实已经浸润着每个人的现实生活。毕壮志所生活的时代，已经不是高加林所处的那样政治、经济等都发生着剧烈变革的“交叉地带”所具有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面影了。如果说《蓝鸟》当中的毕壮志等人物仍然是身处剧烈变革的时代的话，那主要是指身处商品经济大潮、个体经济飞速发展的经济变革的时代，两代人对于城里人身份、体制内身份的视角与态度等，皆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人生》中传统与现代交织，而且两者有很多的龃龉与冲突，其中也有作家深深赞美传统伦理道德坚守的层面。《人生》中对于陕北的地域风貌以及风俗等，比如刘巧珍的出嫁，都有着较为详尽的描写和叙述。《人生》虽表现了农村知识青年和农村生活的人们对于现代化的热切呼唤，但正如有研究者所说的，“思考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也是小说应有之义”12，德顺爷爷与刘巧珍被视为乡村传统与传统道德的化身，高加林与黄亚萍尤其是高加林被视为是具有典型现代意识的代表人物。高加林抛弃巧珍之后，遭到德顺爷爷从传统道德层面对他的训斥：德顺爷爷把高加林视为农村乡下土壤里生出的一棵苗，苗的根本该扎在土里，但是他对巧珍的抛弃就好比拔了根，根上一点土都没有了。路遥本人都把德顺爷爷与刘巧珍这两个人物视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美德”13。可以说，《人生》中作家与人物皆表现出对于传统同现代冲突该如何抉择，以及对于传统道德、乡土传统等理应加以固守的坚持与思考，这些都还是小说比较重要的表现内容。
俞胜《蓝鸟》当中也可见城乡之间、现代文明与乡土生活之间的不同与差异，但是格外剧烈的冲突与冲撞，并不是很突出。而且，本可以代表传统美德的毕壮志的父亲毕长贵，虽然依然还是具有很多中国乡村人们身上的传统美德，这也是他能通过赶到儿子家里、将婚姻与情感发生了矛盾和危机的儿子与媳妇再度劝和的原因。而父亲的形象，已经不是《人生》中的父辈形象、被视为是传统道德和美德的化身的德顺爷爷那样的形象。父亲毕长贵有着一种执著与坚持不懈的品质，他能长年坚持不懈地在种下大豆之后就与兄弟一起前往夹皮沟淘金子，尽管一无所获，他仍然坚持去、坚持空手而归，以至于导致毕壮志的婶婶误以为丈夫是被亲兄弟拐带着去了夹皮沟，那里有女人勾着他们的魂儿，于是还曾与毕壮志的母亲大打出手。直到妯娌俩发现夹皮沟里淘金的兄弟俩竟然过着那么艰苦可怜甚至可以说是悲惨的生活，只为了发家致富的梦想而年年去夹皮沟年年无功而返，毕长贵是直到自己患了很严重的风湿病实在去不了了方才作罢。毕长贵放弃去夹皮沟淘金的第三年，独自去淘金的老叔果真淘出了金子。连俞胜本人也说这令毕长贵这个人物形象增添了几分悲剧意味。但是细读小说就会发现，毕长贵对自己半辈子的坚持并在接近成功的时候与成功失之交臂，并没有怨天尤人，他对于美好生活、美好物质生活的憧憬，以及不会轻易被生活压垮，反而总是能够以一种从容心态对待生活，包括乐观看待儿子在城里的打工生活、儿子后来去哈尔滨的发展，他都是引以为豪并且加以大力鼓励与支持的。父辈的从祖祖辈辈的基因密码那里继承和传承来的坚忍、乐观、坦然与从容等，都在毕壮志身上有着或明或隐的表现，支撑起毕壮志在城里的闯荡生活。《人生》中所表现出的较为浓厚的“恋土情结”，在《蓝鸟》中已经隐而不显了。
同样是老辈的人物形象，在高加林父辈、德顺爷爷与毕壮志父亲毕长贵等人身上，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嬗变，其中隐现的是当代生活方式的流转变迁。与《人生》相较，《蓝鸟》还表现出写作风格与叙事策略、叙事方式上的嬗变。《蓝鸟》以主人公毕壮志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来叙述，采用线性时间顺序叙述的方式搭建小说的叙事结构。俞胜自言：“第一人称其实和我个人关系不大，就是觉得第一人称真实可亲一些”；“我是南方人，有意识地写北方、北方的乡村，可能会带来北方人写北方不一样的地方”14。第一人称叙述，并没有令小说呈现如郁达夫“自叙传”小说那样的叙事效果。这正是《蓝鸟》这部小说极为可贵与难得之处，也可以说是小说在叙事方面所取得的造诣与成就。第一人称叙述，作家主体很容易主观介入性侵入小说叙事，令小说叙述当中承载太多作家主体心理的流露，甚至演绎为中国现代时期作家急于宣泄心理情绪的内心独白式小说或者个人自叙传小说，或者是呈现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那一段先锋派文学叙事的惯有特征——作家主体和作家主观性介入小说较多，令小说叙述更多地发出的是作家自己的声音而不是人物自己的声音。
《蓝鸟》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既有一种扑面而来的亲切感；又因为作家俞胜非常注重人物视角的选取，在小说的很多场景和情境的描写当中，着意用人物的有限视角进行叙述，就令小说天然与个人自叙传式的小说划清了界限。比如，上学时毕壮志约宋燕秋木泥河边相会，就采用的是毕壮志的人物视角，他对宋燕秋的观察是基于他自己人生观价值观和当时的认知能力的——彼时的毕壮志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单纯、有爱而又缺乏男女相处的经验。毕壮志进城后，对于姜小美、申楠楠这样的女性人物的观察、描写，也都是遵从与服膺于毕壮志这个人物的视角。可以说，在县城二建公司打工的时候，尽管几乎是朝夕相处，但毕壮志并没有深刻、全面和完整地了解姜小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在小说家的叙事里，姜小美与姐夫的关系也似明实暗，表现得恰到好处。
《蓝鸟》当中对于申楠楠的描写和叙述也是一样，申楠楠在丈夫不在家时，对毕壮志发出的隐讳的邀请，毕壮志并未赴约。整个事件的叙述，也都是从毕壮志的有限视角出发。其实，有一个可以标识《蓝鸟》第一人称叙述非常成功的标志，就是在读小说过程中与读完小说之后，除了第一人称叙述自带的亲切感，读者会暗自思量小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作家俞胜本人的一部“自叙传”？而事实上它是一部地地道道的虚构小说。这恰恰证明了小说叙述上的成功，以及作家本人对于人物有限视角掌握与运用得可谓是娴熟自如，并且叙述的尺度与分寸拿捏得也较为允当。而且作家虽然祖籍安徽，系南方人，毕竟在辽宁生活过十几年，生活经验的积累，令作家在将小说最后背景呈现为哈尔滨时，显得十分接地气和具有客观真实性，并没有因为写到第四稿了，才去过哈尔滨15而影响小说的叙事效果，这也是作家重视地域生活经验积累的一种表现。通过考察俞胜《蓝鸟》，或可以在第一人称叙述的虚构小说所能实现与达到的叙事效果等方面，给当代文学写作以有益的启示。
俞胜《蓝鸟》当中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方面，就是小说题名“蓝鸟”，而且“蓝鸟”作为意象在小说叙述当中，反复出现了三次：念书时的毕壮志与宋燕秋在木泥河畔的初约会（其实也是他们在少男少女阶段惟一的一次约见、是他们距离互相之间萌生感情情愫最近距离的一次，在毕壮志自己看来，那是他情定宋燕秋的一次见面）。俞胜自己说，“‘蓝鸟’具有象征意义”，既是毕壮志与宋燕秋“爱情开始的象征”，又在毕壮志的梦中、两人关系转折时出现，“像一条线索一样暗示了故事的走向，串联起了毕壮志的整个心理和命运的发展过程”16。可以说，“蓝鸟”不仅是小说题名，还是小说中一个重要的审美意象。又犹如中国传统小说的“金针”，串起了小说的情节线、预示故事走向，也隐喻着毕壮志的心理和命运发展。毕壮志在搬家公司做力工时，还丝毫看不出他人生中还有再与宋燕秋相遇的可能。但是，蓝鸟的出现，似乎已经预示出了故事的走向。
一觉醒来，天已微明……我再转到窗前朝外看，突然发现，窗外也有一双眼睛正盯着我看。它就停在云杉伸向我们窗口的那根树枝上，麻雀大小，腹部是白色的，腹部以上的羽毛闪着蓝幽幽的光泽，我离它那么近，它却没有惊慌地飞走，仍然歪着小脑袋，用那一双黑豆似的亮闪闪的眼睛专注地盯着我。那一双黑豆似的亮闪闪的眼睛，像有千言万语要对我诉说。我激动起来，我朝它伸出一只手掌，我期待它能飞到我的手上。我记得，它就是木泥河边的那只鸟，我和宋燕秋相约木泥河边时，我就见过它。它也见过我们，没想到过去了这么多年，它居然也来到了哈尔滨，它居然也找到了我，它是不是也找到宋燕秋了？17（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毕壮志因蓝鸟的喻示，而不再气馁、不再自轻自贱，重树信心与重新整理了自己的人生与生活的思路。并在一种年轻人所拥有的蓬勃向上的力与对于未来生活的希望当中，不断努力，脚踏实地，并与宋燕秋终成眷属。小说中蓝鸟出现了三次，俞胜本人也希望“蓝鸟”：“象征着一种希望，一种蓬勃向上的力。一个人，只要有理想，肯努力，并且脚踏实地，最终一定有所收获”18。有评论者已经对“蓝鸟”意象作了较为精到的分析19。其实，还有一点没有被研究者与作家本人所意识到的是，“蓝鸟”意象还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与丰盈了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叙述方式在文学想象力方面的表现力。可以令小说在第一人称叙述所自带的亲切感与叙述方式固有的“实”之外，增添了能飞腾起文学想象的翅膀的表现力与意义维度，令小说格外增添文学性与艺术性的元素。
也正是当代生活方式流转变迁的结果，俞胜长篇小说《蓝鸟》，失去了路遥《人生》诞生时作家与人物皆身处历史与时代“交叉地带”的那种特殊性，或许注定了令小说很难如当年的路遥《人生》小说文本和小说人物高加林那样，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度与讨论热度……但是，这些并不能影响与抹杀俞胜《蓝鸟》所自具的意义与价值。或可以说，俞胜《蓝鸟》是与路遥《人生》互为映现的、更大程度上是作为社会发展变化了的新时代的“《人生》式”小说文本。它所表现的农村知识青年的成长史、奋斗史与乡下人进城问题等，都是对前一代路遥《人生》所表现出的种种时代的记忆与个人的记忆的再度嫁接与生长。《蓝鸟》在小说主题与意涵上，与路遥的《人生》具有高度的互文性，但是又是在记忆的生长与小说叙事再探索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蓝鸟》的意义，不仅仅是针对于当下的，它会在更多的层面与更深的意义维度，更多地指向未来与面向未来。
注释：
① 111618俞胜语，参见俞胜、马宗武《呼唤一种蓬勃向上的力——关于长篇小说〈蓝鸟〉的对谈》，《青年报》2022年2月13日。
② ⑤ ⑦ ⑥ ⑩12 周新民：《〈人生〉与“80年代”文学的历史叙述》，《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
③邱晓丹：《路遥接受史之冷热现象研究——兼论当代文学现实主义脉络的裂变与转型》，《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
4参见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页。
⑧ ⑨ 17俞胜：《蓝鸟》，春风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5、49、198页。
13路遥语，参见王愚、路遥《关于〈人生〉的对话》，《星火》1983年第6期。
1415俞胜语，参见2022年5月3日俞胜与笔者的微信。
19参见张欣宇《“蓝鸟”的意象分析》，“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s6jysZcUhOtFTbb8ToM7yw。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