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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艾伟的《镜中》虽然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和哲理内涵，但被一种纯净简约的语言和风格化的叙事呈现，小说同时又有着浓厚的抒情性特征。小说中，两次死亡事件所构成的闭合式结构，实现了矛盾的象征性解决，而且这种解决又并不是回避矛盾；矛盾对方在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就具有了矛盾解决的象征性色彩，两次死亡事件正是在这一转化上实现了认识论命题和行动命题的结合。因此可以说，《镜中》既是精神分析的绝好文本，也是辩证法的杰作。

关键词：艾伟 《镜中》 象征性死亡 精神分析 交往理性

虽然作者在题记中声称“对称有着无与伦比的美感”，长篇《镜中》（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给人以触动的地方却是“对称”中的“缺位”或“缺席的在场”。如果说世界中的万事万物总是在对称中彼此重复、相互应和的话，这样一种对称关系却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场总是被“缺位”或者说“缺席的在场”所左右，意识总是被无意识所决定，存在总是被不在所塑造。我们被“缺位”所支配、所迷惑，我们却又总是不能充分把握它；这既是我们的悲哀之所在，同时也是世界所给予我们的重大挑战。艾伟的《镜中》让我们明白一点：如果我们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余，我们可能会很快乐，但那是简单的快乐，蒙在鼓里的快乐；如果我们因此而成为智者，便又可能是丰富的痛苦。因为我们发现，存在的反面并不一定是虚无，存在本身实在就是虚无。也即是说，缺席和在场并不彼此对立，而是互相转化和共存一体。因此也就意味着，光明本身就是由黑暗所构成，只是展现的角度不同，显现不同而已。或许可以说，我们只能在缺位的状态下，才能真正认识自己。我们只有把自己视为有问题的存在，视为一个不可不直视的对象时，我们才能认识自己。

据此或可得出结论，《镜中》既是精神分析的绝好文本，也是辩证法的杰作[其与东西的《回响》（2021）一起，堪称这方面的双璧]。说其是精神分析的绝好文本是因为事关救赎与创伤，以及认识自身的命题。我们只有在“镜中”才能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和拯救自己，但这样的视角却又是不存在，因为这是“镜中”的景象，我们是以不存在作为存在的前提，我们也就注定了永远处于残缺之中。“镜中”的悖论于焉不难看出。而说其是辩证法的杰作是因为，小说虽然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和哲理内涵，但被一种纯净简约的语言和风格化的叙事呈现，小说同时又有着浓厚的抒情性特征。

一

故事发端于一场意外的车祸，车祸中主人公庄润生的一对儿女丧生，妻子易蓉伤重毁容。这一场车祸彻底改变了庄润生的后半生。因为妻儿发生车祸的其时，庄润生正在与情人子珊幽会，庄润生为没能及时赶赴现场救援而陷入了深深的罪悔之中；此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他从监控视频中看到妻子曾出现在他同情人约会的酒店的出口，此时恰是车祸发生的前夕，这一意外的发现令庄润生几近崩溃：车祸发生时妻子的醉驾终于得到了解释，他从此认定是他害死了儿女，妻子车祸后的自杀自然也就不难理解。自此，庄润生的人生被彻底重写。他毅然断绝了同情人的亲密关系，并把她送到了纽约；他也开始了长时段的自我放逐，并尝试自我救赎的可能。他因此捐建了两所以子女的名字命名的希望小学，在一次去往希望小学的期间，恰好学校所在地附近的缅甸发生内战，他作为志愿者前去边境小镇，而后阴差阳错被关进了缅甸的监狱，差点丧命其中。小说较为详细地展现了这一过程。其逻辑似乎表现为：肉体的折磨是和精神的蜕变联系在一起，但结果却是，一步步的沉沦中，庄润生的精神几近失常，他也没有在肉体的折磨中获得重生。

小说虽然讲述的两男两女——庄润生、易蓉、世平和子珊——的爱情纠葛，但核心主人公是庄润生，其他人物都只构成为庄润生的背景性存在。这样来看，意外车祸构成了庄润生的人生的分水岭。庄润生的前一个时段的人生，构成为克尔凯郭尔和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生活历史”。后一个时段的人生则构成为“生活历史”的重复关系。即是说，正是在“生活历史”的反思性追溯中，庄润生的后半生的自觉自为性才显现出来。因此，某种程度上，这部小说可以看成是现代自我的诞生的哲学/文学标本。

这部小说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即人的自我意识的诞生和个体的建构，需要从“生活历史”的回顾中获得力量，并以此构建起未来的人生道路。“只有当个体通过批判把握住了他自己的生活历史，自我才有可能在一种充满悖论的行为中必须选择我是谁和我想成为谁。但是，只有当生活历史被这样一种自我选择的行为转化为自我负责的存在形式时，生活历史才能成为个体化的原则。”①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如果没有突发事件或者说意外事件的促发，我们一般是不会对“生活历史”投之于很大的关注的。《镜中》里车祸就是这样的触发事件。是这一事件，使得润生、子珊、世平，甚至易蓉他（她）们此前的生活与此后的生活之间的连续性被打断；对他（她）们而言，未来的生活能否正常展开要以对此前的生活的反思和回溯为前提，此前的生活作为“生活历史”被凸显。如果说“自我”的总体性是以人生的完整性为基础的话，那么此后的生活和“生活历史”的连续性能否被修复就成为“自我”的总体性的重建的关键因素。妻儿的意外死亡，使得庄润生开始重审自己的前半生，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道德上的负罪感由此滋生猛涨。但对于润生而言，他无法直视这种道德负罪感，他知道自己是谁，但却不能重建以后的人生道路。

润生的拯救和人生重建需要有另外的机缘。自此，小说转而开始以子珊和世平的视角讲述故事。子珊和世平的人生的改变也都与这一场车祸息息相关。这一场车祸中，易蓉毁容，而后自杀，在自杀前，易蓉给子珊发了一封邮件，但这一封邮件被设置成一年后发送。小说因此呈现出三段式的结构。车祸前，邮件收到前和邮件收到后。这一年的时间，就成为小说中另外三个人的人生的改变的过渡阶段。庄润生沉浸在罪责中无法自拔，子珊在悔恨和怨愤中离群索居，世平也始终蒙在鼓里茫然失措。小说中，主人公们命运的再次改变发生在子珊收到邮件的那一刻。在这一刻，事情的真相徐徐展开，但只展开了一半。邮件中，易蓉透露了车祸的真正原因不是润生出轨，而是源于另一个男人的背叛。只是这另一个男人，邮件中并没有明白告诉。邮件甚至明白无误地暗示，润生的两个儿女并不是润生所亲生。自此，小说转向了对另一重真相的揭示：易蓉的意外车祸的根源不在庄润生与子珊的幽会（实际情况是，易蓉早就知道了他们两人的暧昧关系），而是因为世平。其时，世平与另一女子在润生幽会的同一个宾馆见面被易蓉发现，易蓉酗酒开车，随之发生车祸。这一重新发现和揭示的过程，小说采取的是虚化的做法。但其带来的震撼同样是深巨的。这就有了润生的复仇计划。他猜测到易蓉出轨的男人就是他的助手世平，他萌生了杀死世平的想法；但结果是，复仇一再被延宕，直到地震引起的火灾强行带走了世平。

小说此时呈现出的是这样一个奇怪的镜像关系：世平感觉到润生的复仇渴望，两个人都在期待一场死亡与救赎的时刻，既共同朝向这一时刻，又不断把这一时刻推向未来，死亡在这里某种程度上就演变成指涉死亡的游戏。此时，在看似无解的互文镜像的关系中，一场地震引起的火灾使得这一场游戏戛然而止。润生睡前点燃的蜡烛，在地震中引起了火灾，然后是世平冒死相救，他自己倒在火光之中。在这里，两人其实都死了一次，一个是象征性的死亡（润生象征性死于自己制造的火灾），一个是葬身火海。这一象征性的和实际的死亡，因而构成为一个人获得重生的隐喻：一个人只有在死亡构成的镜像关系中，才能真正认识自己，并获得拯救。这部小说因此也在在表明了一点，死亡与重生是紧密勾连一起的。死亡即重生，重生也即死亡。

据此，可以大致判断如下：这一小说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艾伟揭示出了一个深刻的具有辩证法特征的道理，即真理或美常常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存在于几乎同时的对照之中。黑暗与光明之间既是对照关系，也处于一种临界状态。毁灭和重生只在一瞬之间。润生的获救并不在他几近崩溃的状态，润生的重生表现在每一个时刻，即每一有着清醒而自觉的时刻。他多次想杀死世平，临到结果却又是一次次的错过。这既是一个循环，也构成为个体的真实写照。时间中的个体，都是一个复合体。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艾伟其实是重写了大写的人。人性的复杂性并不表现在多面性上，而表现在矛盾转化上，这种矛盾既是理智与情感的对立的表现，也是救赎与重生的辩证，人总能从其内在的矛盾斗争中得到解脱，或者毁灭。这样一种辩证关系，使得小说具有了一种内省的力量。

二

艾伟曾被视为“人性勘探者”（见《过往》的封皮），他自己也有过这方面的表述：“我相信，人不是我们习见的那个平庸的面貌，而且有着像宇宙一样深不可测的、谜一样的领域，有待我去探寻。”②他的小说对人性的矛盾复杂内涵的表现确实让人惊叹，这种“勘探”在《过往》《敦煌》等小说中也都有集中呈现，但我认为，据此而把艾伟仅仅定位在“人性勘探者”这一层面，可能是一种误解或片面之论。因为，人性命题仅仅停留在“认识的自我关系”③层面，这样的人性命题就只是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的表征，其终究无法走出“反思循环”④，艾伟的《镜中》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作者试图通过对人性的勘探以达到对“自我”和世界的重新认识，以及自我的重生和调整。

就认识论命题而言，其集中表现在“生活世界”的重构和共通性命题的提出上。“生活世界”是包括“生活历史”在内的世界之构成。“生活世界”概念的提出，源于我们对正常秩序的渴求，大凡对秩序的要求得到认可，生活世界就会作为一个命题显示其意义。只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我们并不会就“生活世界”去提问，换句话说，“生活世界”只有在成为问题的时候，才会作为一个命题被提出。“‘生活世界’某种程度上与（自然）科学的宇宙完全相反，它指的是我们不会去追问，不会想到要去反思的朴实的世界情境。它是我们整个日常行动的基础，我们惟有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对其提出问题。”⑤在哈贝马斯那里，“生活世界”的基础性作用主要表现在“绝对的明确性”“总体化力量”和“背景知识的整体论”等三个方面。⑥综合前面的论述，不难看出，“生活世界”的外在的边界可以有变化，但其基础性作用是贯穿始终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突发事件或意外事件的出现，使得包括“生活历史”在内的“生活世界”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即是说，事件的出现，向主人公润生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陌生的世界。世界向个人敞开了，但这一敞开是与个人息息相关的，这样一种新的世界，不仅仅是认识关系视野中的世界，而是与个人（也即主人公）的人生紧密相连的世界。这一“生活世界”因为突发事件的出现而分裂为前后两段，“生活世界”的坍塌成为了可能和潜在的危险，同时也使得“生活世界”的修复和重建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车祸后润生的自我放逐，使得同时期的不同空间的世界向主人公敞开。云南边境小镇，缅甸的内乱，果敢小男孩的命运，以及冯臻臻的人生，这些都与润生的人生构成了新的关联。而这些关联，在此前的润生的世界或者说“生活历史”中是不会存在关系的，如果说有关系的话，那也只是一种远观的关系，一种想象性的关系之存在。

这一扩大了的“生活世界”，对润生的冲击是相当大的。其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的两件事情上，一个是果敢小男孩彭小男，一个是上海支教女大学生冯臻臻。冯臻臻同支教学校校工兼汽车司机结婚事件被媒体炒作为扎根的故事典型，而且冯臻臻被塑造成带领当地人民致富的网店店主。但事实上，汽车司机白族小伙子，不仅强奸了支教女生，特别多疑且有家暴倾向，冯臻臻的网店也并没有带来实际的收益，反而是欠着当地百姓很多钱，冯臻臻被到处追债；冯臻臻的人生遇到了现实的诸多困境，用润生的话说这就是“真实不虚的人间”：“一股酸涩的情感像利刃一样划过胸口，他清晰地意识到，这世上没有传奇，所有对传奇的幻想最终逃不出破灭的命运。这才是真实不虚的人间。”产生这些想法时的润生，已经被从缅北监狱中救出。而在这之前，他一度精神崩溃，几近毁灭。其触发点是看到了电视上播放的一个画面。画面中彭小男用枪杀死了缅军军官，而后头颅被打爆。这让润生联想到了车祸中儿子的裸露的头骨。这一联想彻底让润生崩溃：他一直以来的努力完全失败，他并不能从车祸所带来的“生活世界”裂变的阴影中走出。这也表明，“生活世界”，如果只是从外表上扩张其边界，而不能在遭到破坏的基础性层面得到修复，这种扩张就只是虚妄的和脆弱不堪的，此时，哪怕一个联想，就能把自己完全击垮。

润生的例子表明，“生活世界”的重构，需要从两个方面展开：既需要直面“真实不虚的人间”实实在在的现实困境，也需要在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命题等基础性的层面加以重构。缅北的经历（坐监）和冯臻臻的人生困境，都让润生充分认识到自身的渺小和把握自我与认识世界的难度，回到个体及其内心才构成润生的重大挑战和命题被提出。但这一回到，却又不同于此前，因为有了这一不可把握的世界的存在作参照，因而有了扬弃和超越的可能。这是充分认识和清醒后的回到自身。因此这一回到就具有了超越的意义，即黑格尔意义上的理念的回归之意。这一超越性表现在，通过从自身出发的命题上升到具有共同性的命题的思考上。这一超越性就表现在润生对建筑的美学的思考上。他的建筑美学观念的扬弃就表现在这方面。润生通过建筑美学的思考以表达对世界和人生的重新认识：“在道场建好后，人们穿过海水底下或黑暗或色彩斑驳的隧道后，突然站在光之下，看到……佛像，人们的心情一定会像他此刻一样，仿佛重生或涅槃一般。”这种两面性，构成了世界和自我的关系命题的新的理解：我们的人生既有精神性的向度，也有现实性的坚硬；既有向善的渴求，也有罪的可能；既有毁灭自我的冲动，也有重生的希望。我们需要从两种世相中，辩证地看待自己和世界。因而可以说，这不仅是认识问题，更是实践问题，需要从“交往理性”⑦的层面加以理解。

三

对艾伟而言，《镜中》的意义可能就在于，它提供了认识自我或者说自我建构的新的路径。我们的当代文学中，更多的是朝向世界的行动者的建构，即通过行动以建构自身的主体性，行动者们很少自省或返回内心。1980年代初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乃至改革文学，都属于这一种。彼时，虽然也有主体性的提法，但这里的主体性更多体现在行动者或反叛者的层面，比如说现代派文学。当时还有所谓向内转的提法，但这里的向内转仍旧主要停留在反抗和反抗者这一层面，其向内转主要是针对外向性而言的。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中的自我建构，多属于主体哲学“二元性”的表征：“历史是主体筹划和创造出来的，而主体自身又是在历史进程中被筹划和创造出来的（萨特）；社会表现为一个客体的关系网络，要么作为一个规范秩序，笼罩在具有先验前理解能力的主体头上（舒茨），要么作为工具秩序，在相互客观化的斗争中从主体自身那里生产出来（科耶夫）；主体要么集中体现在肉身当中（梅洛-庞蒂），要么与肉身构成离心关系，把肉身当作对象（普莱斯纳）。”⑧据哈贝马斯看来，“一种思想只要同主体哲学保持联系，就无法克服这些二元性，而必然会像福柯所敏锐诊断的那样，在两极之间无助地摇摆”⑨。

而这也意味着，深陷于意识哲学或主体哲学之中，是无法真正建立起个体或实现主体确认的，即使其打着反思性的旗号，比如说反思文学，也是如此。这种写作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自我意识的反思模式”：“根据这种反思模式，为了把握自身，进而意识到自身，认知主体把自己当作一个对象，并且与自己建立起联系。”⑩这种反思模式，是“反思循环”11的表现，其所建立起的是虚幻的主体。哈贝马斯看来，“‘个体’的意义应当根据第一人称在与第二人称的关系中所建立起来的道德自我理解来加以解释。我们只有认识到了我们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和究竟想要成为怎样一个人时，才能把握住超越纯粹单称意义的个体概念。”12这里的意思很明显，即我们的个体的建构中存在着一种对称结构，这一结构，可以称之为“镜中”关系，或可用“回响”（东西小说《回响》名）概括。

但这一结构，又不仅仅是拉康意义上的镜像，因为在拉康那里，镜像关系及其自我的诞生，是可以在自我的反思中完成的。而在哈贝马斯看来，自我个体的建构却是在对话关系所构成的“完成行为式”立场中完成的。这就意味着，对方或他者既是自我的镜像或回响，同时也构成为自我建构的前提条件。自我既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同时也从对方的视角出发调整自己。与反思关系不同的是，这既是内心发生的反思行为，也是行为上的自我调整，是把自己作为问题呈现出来，并在自我和他者之间来回往返的互动与调整。这一互动过程所形成的成果是，既重新认识了自身，也重新认识了他者；既拯救了自身，也拯救了他者。某种程度上，这一成果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交往理性”：“交往理性在主体间的理解与相互承认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约束的力量。同时，它又明确了一种普遍的共同生活方式。”13其中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润生的忏悔。如果仅仅停留在阁楼中把自我封闭起来，或自我放逐到边远地区，其所形成的反思的自我就永远是一个没有出口、没有行动、没有调整的循环，他不可能从这种自我忏悔中走出来。只有当他发现自己既有罪，同时他人（也即世平）也有罪的时候，他才能客观冷静而又主动积极建构自身。这是一个互为他者，众生皆有罪的世界，个人既不能独善其身，自然也就不能抽身罪责之外，只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产生真正有效的自我救赎。

换言之，这种自我救赎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向的。其既针对润生，也针对世平，同时也针对易蓉和子珊，这是在“我-你”之间互文镜像的“镜中”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闭合结构。因此，只有在“我-你”都产生自我救赎和自我毁灭的冲动时，才能产生真正的凤凰涅槃。涅槃诞生于毁灭之中。这就有必要回到小说的结构上来。小说的开头是一场意外车祸及其导致的死亡。结尾处也是一场意外死亡，这次的死亡源于一场非人力所能主宰的地震，及其引起的火灾。两次死亡，带走了润生生命中的重要人物，一个是妻子易蓉，一个是助手也是情敌世平。死亡事件一前一后出现在小说中，某种程度上构成为主人公人生历程的闭合结构。第一次死亡事件，使得“生活历史”作为一个问题凸显出来；妻子易蓉的意外车祸，使得有关“我”的过往历史凸显出来，“我”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过往，认识自我的命题得以凸显。第二次死亡事件，则使得“生活世界”的重要意义凸显出来。世平的死亡事件，则使得与“我”有关的“生活历史”拓展为“我”和“你”（即“我”之外的关系世界）之间对话关系的“生活世界”。这样来看就可以说，两次死亡事件就具有命题功能的特征，它们是作为“我”的命题向“我-你”关系命题的凸显和完成的过渡因素出现的，而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易蓉和世平的死，具有闭合性，都是在象征性的层面完成了对这两个命题的回答。因此可以说，他（她）们的死都是象征性的死亡。

对于润生而言，死亡既使得认识自我的问题得以凸显，又造成认识自我命题中对话对象的缺失，他无法去找易蓉交流，这注定是一场永远无法完成的对话交往行为。小说以易蓉的死亡，搁置了交往行为中的“完成行为式”立场；这样一种“通过内省对自己的对象化”14行为，因为没有实际的他者的存在，虽看似客观冷静，但其实充满了局限和无法解决的悖论。他使自己陷入了“反思循环”无法自拔。所以，这之后的庄润生的自我放逐，甚至缅北监狱中的自我放弃，都具有这方面的意义。从这个角度看，世平的死亡事件就具有了交往行为中的“完成行为式”功能。他们两人火灾事件发生之前的互相揣测对方的意图和想法，就是一种典型的交往行为。这是一种从对方的角度出发，反思自身和改变自身的关系结构。他们之间，既互相仇恨、怀疑对方，又相互依存、结为一体，两人的互为他者的镜像结构，使得任何一方的死亡都构成为杀死自身的象征行为（甚至地震中的火灾也是润生自己所“制造”，以象征性地杀死自己），当然同时也是一种获得重生的涅槃重生。《镜中》开头，妻儿的死亡当然具有叙事推动力的功能，但这种推动，与其说是起着促进了主人公的人生的改善，不如说是阻碍了主人公的人生，它使得主人公的人生变得问题重重，被重新打上了引号或被悬置起来，它同时也使得有关自我的认识论命题得以凸显。但小说并没有停留在这一认识论基础上，而是继续往前推进，它告诉我们，真正认识自我，不仅需要忏悔和救赎，更需要浴火重生和凤凰涅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结尾的火灾才显得有其必然和必要。在这里，死亡并不是矛盾无法解决或象征性解决的体现，而毋宁说死亡本身就是象征性的，这是象征性的死亡事件。

对于长篇小说而言，死亡叙事一直是其不可或缺的叙事要素。长篇小说中的死亡叙事，通常是作为叙事上的功能出现，或者是以隐喻性的方式显出其象征意义，死亡事件出现在小说的开头、中间或结尾，都有其特定的意义所在。15《镜中》里两次死亡事件所构成的闭合式结构，实现了矛盾的象征性解决，而且这种解决又并不是回避矛盾。这一解决是与艾伟在小说中提出的认识论命题紧密联系一起的。在他看来，矛盾既无时不在，也时刻都有彼此转化的可能，故此，矛盾对方在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就具有了矛盾解决的象征性色彩，小说中的两次死亡事件正是在这一转化上，实现了认识论命题和行动命题的结合。而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镜中》既是精神分析的绝好文本，也是辩证法的杰作。

注释：

① ③ ④ ⑥ ⑩1214 [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

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199、192、79、191、189、193页。

②艾伟：《情感和人性的胜利》，《过往》，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51页。

⑤[德]汉斯•约阿斯、沃尔夫冈克•诺伯：《社会理论二十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48页。

⑦ ⑧ ⑨ 13[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76、369—370、370、376页。

11参见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页。

15参见徐勇《死亡叙事与现代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