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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南方都市的有力书写者，张欣的广州言说开放而多元。这种多元化建构往往与香港这一地域毗邻的他者密切关联，以香港为参照物寻找身份认同缓解身份焦虑是张欣小说的常用手段。香港他者的形象在张欣小说中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与流动性。早期小说中的香港无疑是广州人向往的梦幻之城，它繁荣、发达，充斥着各种物质符号与消费空间，是广州经济发展的成长镜像。但这一镜像身份随着珠三角崛起与香港经济疲软发生了较大转变，香港模式开始被不断被质疑，香港形象显露出衰颓的一面。“九七”回归更是极大改变了香港与广州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国族与本土意识在张欣城市建构中愈发凸显，香港不再是广州全力模仿与崇拜的参照对象，反而表现出广州认同的趋势，广州与香港以携手共进的姿态共同抵御着现代都市危机与身份焦虑。

关键词：张欣 广州书写 香港想象 镜像 国族认同

与热衷于表现启蒙现代性的1980年代文学相比，1990年代的都市书写更多呈现了经济理性主导下的现代商业之城和消费主义控制下的现代大都市。作家的都市意识也更为自觉和敏锐，他们的目光不再单纯聚焦于都市景观与都市生活，城市文化、城市精神逐渐成为他们的表现重心。张欣曾说，“我的确一直都在写都市，确切地说是寻找一种感觉，因为只有找准了感觉才能搭上都市的脉搏”①。而张欣，亦以其二十多年对广州都市的敏锐捕捉与着力建构成为“最早找到文学上的当今城市感觉的人之一”。②她的《掘金时代》《浮华城市》《深喉》《致命邂逅》等作品既展示了一个尔虞我诈、硝烟弥漫的商战之城，又呈现了一个欲望极度膨胀、物质最大丰富的消费之城，还建构了一个求利务实的平民之城。

转型期广州，既面临着急遽变化的都市现状，感受着强烈的中西冲突，还不可避免地迎来了现代性危机，这一切均导致来自个体和族群的身份焦虑与危机问题得以凸显，建构明确而独特的城市身份便迫在眉睫。但身份总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产生，外在的一切“他者”影响并控制着主体身份的形成。“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扯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③于张欣而言，广州都市的多元化建构往往与香港这一地域毗邻的他者密切关联，以香港为参照物寻找身份认同缓解身份焦虑是张欣小说的常用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身份认同存在流动性、多样性、相对性、境遇性等特征，这就导致地方成为一种“充满意义、且处在不断动态变化中的社会与文化实体”。④香港他者的形象在张欣小说中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与流动性。

一、梦幻之城：新时期广州的成长镜像

新时期初期，面对毗邻的现代发达城市香港的鲜明对照与千年商贸之都的辉煌历史，广州在强烈的心理落差下燃起重振繁华的欲望。祛除贫困偏远的广州印象，建构现代化城市身份是新时期广州言说的一大渴望，而往来密切有着族缘乃至血缘关系的香港便成为广州成长的梦幻之城，寄寓着张欣对于现代都市的浪漫想象。

张欣曾坦言自己是一个物质主义者，“物质世界实在是一个吸力巨大的磁场，只要你不是生在蛮荒之地，不是刀耕火种、目不识丁，就难免‘求不得’之苦”⑤。从这一物质需求出发，她笔下的香港首先便呈现出现代物质之城与消费之城的面孔。高楼林立的中环、耀眼的街道、喧闹的夜总会、星级酒店、豪华邮轮、国际品牌专卖店等现代都市意象在张欣小说中频频出现，向人们展示着香港奢靡享乐的梦幻气息。《浮华背后》开篇即展示了广州小艺人莫亿亿被迷人礼服、顶级邮轮、奢华盛宴等香港物质景观完全折服的场景；《我的泪珠儿》中青年严沁婷眼中的香港魅力四射，“远景和近景都是高楼林立，灯饰却是无处不在，犹如鼠色丝绒上缀满钻石”；《浮世缘》中，落虹的香港印象由六星级酒店、半岛酒家、太古广场等现代消费空间集结而成；《今生有约》中“亿万金元巨制的堂堂灯火”是文革到过香港的仅有记录；《亲情六处》里香港是富人们的购物天堂，珠宝商罗丝定期去香港购物，以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依然是你》中香港娱乐业之发达让中国大陆老板为之惊叹；《深喉》中政治愿望达成的戴晓明表达庆贺的最好方式便是与情人奔赴香港；《用一生去忘记》中1980年代的香港便已表现出明显的后现代消费特征，光怪陆离、纸醉金迷。

作为一座千年商贸之都，新时期初期的广州无疑渴求重振雄风，商业空间与商贸之战便成为张欣的书写重心。她笔下的广州空间处处充斥着商战硝烟，她的各色男女纷纷投身商场，于其中，港商的强势他者形象清晰可辨。他们资金雄厚、生活富足，在广州人面前有着不可一世的优越和自豪感。《我的泪珠儿》中港商罗时音是一个惯于掌控一切的现代商业产物，“他随心所欲地规划生活……问题的所在只是，谁，可以进入他的规划”。《浮世缘》中的林灿荣轻描淡写地用金钱诱惑着落虹，似乎笃定她无法逃脱。《浮华背后》中的高锦林用金钱开道俘获了海关的主要负责人，成功地建立了他的走私王国。《用一生去忘记》中的刘百川以救世主般的态度与四季签订不平等合约，仍让四季感激涕零。

与港商强势他者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时期初期的广州市民对香港和香港人大多表现出逢迎讨好的姿态。《浮世缘》中的女孩子们渴慕着成为港商的二奶甚至三奶四奶，《我的泪珠儿》中青年沁婷对港商能看中自己受宠若惊，而能与港企合作即便是被合并似乎也是中方企业的荣幸。不仅如此，香港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文化产品、消费物品等均被广州以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全盘接受。《岁月无敌》中乔晓菲用身体换来的个人演唱会让众人眼红不已，《缠绵之旅》中广州人对香港音像公司盲目崇拜……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无疑是广州人现代化想象的认同对象，张欣笔下的香港更是摩登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

值得一提的是，张欣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想象亦时常与日本、英美等国家联系在一起。《我的泪珠儿》中香港天美电器打着日本原件组装的旗号在广州销售，虽然空调工作时噪音大得屋子像飞机场，但仍然起到抢滩广州市场的作用。《浮华背后》里莫亿亿为之迷醉的顶级邮轮，从船长到客房的每一个环节，无不是国际化的：船长是英国人，丽星邮轮机构是跨国公司，酒宴上的每个人都是《泰坦尼克号》的男女主角，邮轮狮子号行驶在公海上，客房有国际化标准的设施和管理方法。兼具中西文化的香港如同全球城市中的卫星城，将各种现代信息从英美等国家传递给渴望发展的广州城。张欣广州书写对香港强势他者的想象，其实质是对现代都市的构建，是消费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欲望传达，而消费之城与世界之城的想象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作家对广州等珠三角城市的身份定位，反映出广东作家渴望获得现代性身份的迫切愿望。

对于新时期初期打开国门、实行开放政策的广州而言，香港呈现出强势话语与霸权文化的特征，扮演了强势他者的角色。但改革后的广州在拥抱香港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同时，也陷入一种被强势他者凝视和身份认同的焦虑与迷惘之中。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在婴儿生活中，主体是以幻想的形式存在的，只是精神的主体。以后在镜像阶段中才得以确认，成为一个有形象的、自然的（指肉体的）与符号相结合的文化性主体，这个过程就是认证”⑥。但这里的认证并非原初生命主体的自我认同，而只是一种被他者符号体系所建构的虚幻认同。因为镜像阶段的孩童看到的自我始终是母亲怀中的自我，它“相信自己是母亲的一部分，感觉自己和世界并无分割。在想象中，没有差异，没有缺少，只有认同及存在”⑦。从这个角度来看，镜像阶段无疑是悲剧的。孩童的自我形象是以母亲他者为参照而建构的，而自我内驱力的来源则是渴望母亲他者认同的欲望，这就导致孩童无时不处于他者可能拒绝的焦虑与忧思中。

二、衰颓之城：香港质疑与现代性批判

身份并不是固定不变，全球化和后现代语境下的身份更具有流动性和相对性。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身份“决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⑧。随着广东经济的迅猛增长，广州重拾千年商都的魅力与信心，而香港发展却因国际环境、政策调整、空间制约等因素遭遇瓶颈。香港的强势他者形象逐渐减弱，广州人不再像以往般推崇香港，正在兴起的中产阶层与文化精英们开始以审视眼光对香港及香港文化加以批判与质疑，这无疑象征着广州自我意识的增强，也意味着人们对香港模式与自我现代化发展的反省与深思。

张欣的香港质疑首先表现在香港困境的揭示上。在她的许多作品中，香港一方面富丽堂皇，令人眼花缭乱；另一方面却埋伏甚至爆发出重重危机，各种社会悲剧不断出现。《浮世缘》中上一月港商林灿荣还兴致盎然地用金钱诱惑着落虹投入他的怀抱，下一月却在金融危机的逼迫下跳下22层高楼。《用一生去忘记》中1980年代末期的励德公司老总刘百田不仅遭遇亲人接连去世的巨大打击，公司亦股票大跌、陷入瘫痪状态，只得转战广州，从头做起。《我的泪珠儿》里1990年代的香港天美公司遭遇一连串的投资挫折，罗二公子不得不将希望寄托在1990年代他们不屑一顾的内地市场上。《今生有约》中逃港的萧昆仑与其他港人般带着半生的血汗钱回到广州，重新商业之旅。

“岭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世俗文化”⑨，广州更是一个务实求利的世俗之城。张欣曾说，广州教会了她如何务实，“我己渐渐的把身上的兵气蜕去，甚至那种叫作精神上的东西，也令我感到虚无缥缈起来。我学会了如何对待实际利益，以及如何不避名利”⑩。面对市场经济大潮主导下的“掘金时代”，每一个个体均被卷入“你没有理由不疯”的变革进程中，张欣小说中的人物也纷纷沉浸于物质、金钱、权力等各种实际利益的追逐中。但张欣对金钱至上的经济理性主义并不完全认同，当各种感性欲望逐渐包围她而不得不缴械投降时，她的内心深处依然固守着浪漫与诗情。《你没有理由不疯》中谷兰坚持生命底线向报社揭发无良药商，《浮华城市》中夏遵义始终遵守着传统的情义，《爱又如何》中可馨与丈夫携手共渡难关，《首席》中梦烟和飘雪这一对好友虽表面相杀却内里相爱。所以她提到，“我在写作中总难舍弃最后一点点温情，最后一点点浪漫”11。固守传统情义的张欣以一颗悲悯之心凝视着深陷红尘的都市丽人们，书写她们欲海浮沉的艰难生存，捕捉她们疲惫而受伤的灵魂。

如果说，张欣对被动卷入商战的丽人们多怜悯之情，在面对利益唯上、用金钱控制一切的港商时便显露出她犀利尖锐的批判面孔。诚如雷达所说，新世纪的张欣“不再是白领丽人的怨而不怒，而是向着生活的复杂、尖锐和精彩迈出了一大步，不惮于直面丑陋与残酷”，从而“寻求正义的呼声”。12

《用一生去忘记》中，张欣对刘百田、刘临风父子二人的无情无义与金钱原则进行了毫不留情的痛斥。正宗香港人刘临风既是欲望快感挟持的消费符，还是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生产出的异化物。他奢靡纵欲却枉顾人伦亲情，贪念钱财却又毫无能力，被张欣视为香港消费主义文化熏陶下的典型废物与蠹虫。从宁波转战香港的富商刘百田似乎仍保有传统儒家文化的温情与仁义，如他万分痛恨小儿子的花天酒地与冷血无情，全心呵护第三代嘻哈与根宝。但他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一旦面临利益冲突，他的冷漠残忍便暴露无疑：他为孙女安排钱权交易性质的婚姻，他肆无忌惮控制民工的人身权与财产权，他无视孙女求情对四季赶尽杀绝。但张欣并未让刘百田的资本式残忍掌控全局，佛教的因果报应在刘百田身上划下浓重的痕迹：父子对决、财产流失、监禁入狱。

张欣以刘氏父子的落魄下场传达出她对资本主义交易原则的质疑与否定，这意味着张欣对广州套用香港模式产生深深的怀疑。香港或西方标准的现代性危机已无处不在，张欣对港商的悲剧性处理难免带有理想化色彩。随着都市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显著，港商的中国大陆生存并未遭遇滑铁卢式的惨败。更多情况下，张欣不得不面对交易原则的无孔不入与燎原之势。如《深喉》中港商红酒卞用金钱与暴力在广州进行着威胁、恐吓甚至杀人游戏。只因女儿死因不明，他便欲置翁远行及其家人、朋友乃至任何一个为其鸣冤之人于死地。他派手下将翁父翁母打成重伤，他对翁妹赶尽杀绝，他无端迫害与翁有来往的女孩，他设下陷阱将呼延鹏送进监狱……故事结尾，虽然案件的直接经办人——沈孤鸿畏罪自杀，但红酒卞却因证据不足逍遥法外。不过，执着于寻求正义的张欣仍给读者留下了一条线索，红酒卞的玉石造假材料已被“深喉”掌握，等待着他的必定是法律的严惩。

精英知识分子的张欣毫不留情地撕掉遮掩着香港的奢华面纱，裸露出香港的衰颓滞固与冷漠血腥。普通民众也开始抛弃以往的媚迎与仰视，以平等之心对待频繁往来于港穗之间的港人，以从容之态面对香港文化的输入与辐射。《今生有约》中文革与母亲宝姑对回来投资的萧昆仑并无谄媚之意，她们以平和的家人心态欢迎萧昆仑的到来：宝姑沉浸于昔日温情，文革则感动于萧叔叔带来的父亲般温暖。当生意失败，萧昆仑只得败逃香港后，

文革遍寻萧叔亦只为归还金表，并独力承担下融资之责。《我的泪珠儿》中，人到中年的沁婷，再次面临港商罗二公子时，已全无年青时的受宠若惊与茫然无措，她居高临下地拒绝了罗的高薪，撕掉了罗的名片，“心里面着实有一点穷人翻身的味道”。《致命的邂逅》中，章迈决定引进最新的德国印刷设备，他将看起来很新但稍逊一筹的美国设备转卖给香港公司，使“从来只能接香港人洗脚水的中国企业家们，总算扬眉吐气了一回”。《缠绵之旅》中的江之邮对香港音像业颇多不满，认为其手法单一老套。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文化与香港商人深受广州民众的追捧与欢迎，但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他们已逐渐认识到香港的缺失与衰颓，他们以平视姿态面对越来越多来广州购物与生活的港人，很多时候他们仅仅将港人视为邻居与路人。

三、“想象的共同体”：“他者”融解与国族认同

香港与广东自古便有紧密的联系，同为珠江流域，同属岭南文化圈，同以广州话为主要交流语言，同宗同源的粤港在生活习俗、文化信仰等各方面均有共同之处。但近代香港的殖民与殖民文化改变了两者的运行轨迹，粤港两地密切关联、族群认同的依存状态被隔断，香港进入长期中西文化的冲突期和身份认同的焦灼期。1960年代，香港在自由贸易政策和优越地理环境的影响下迅速成长为国际大都市，香港人也逐渐从“失城”的伤痛和迷茫中走向怡然自信的“我城”文化建构。但远离殖民与传统的“我城”意识仍存在身份不明的困惑，“九七”回归更使“再国族化”成为粤港两地的共同话题。尽管回归初期的中国大陆官方话语、香港地区主流话语与香港地区民众在香港地区再国族化叙述与想象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来自官方的国族主义强力规训、港粤两地交流合作的普遍化和全面化使得国族认同逐渐为广大民众所接受。

张欣的《用一生去忘记》是一部情节跌宕起伏的都市传奇，小说叙写了港商刘百田一家三代的命运沉浮，表现了张欣对香港经济理性主义的批判与质疑，传达出儒家情义拯救社会人生的主题。与质疑香港模式，寻求传统回归的价值趋向一致的是，张欣通过刘氏家族几代的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复演出香港由去国族化到再国族化的建构历程。第一代创业者刘百田从家乡宁波南下淘金，初到香港的他曾面临强烈的文化冲突与异乡排斥，但他迅速用迎娶本地女孩的方式缓解了自己身为香港他者的焦虑，实现了港人身份的转换。然而历经沧桑的刘百田在1990年代却毅然决然地逃离香港地区重返中国大陆，这一举措固然有缓解精神伤痛、寻求企业新机的缘故，但内心深处对国族的认同与皈依仍是他回归的重要原因，刘百田无疑经历了去国族化到再国族化的转变。刘百田的国族认同感在刘家第二代那里却荡然无存，其子刘临风的国族意识非常薄弱。当公司风雨飘摇、难以为继，刘百田只得北上广州另辟新路时，刘临风无视老父的哀求执意留在香港地区。于他而言，“香港才是他最亲密的爱人”，中国大陆则是贫穷落后的卑微他者。刘临风无疑是香港殖民时期割裂历史，要求建立“我城”身份拥有大香港意识的港人，亦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享乐风气与拜金观念的典型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张欣给刘临风安排了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向来视中国大陆为垃圾的香港地区人在民工何四季的帮助下发起诉讼，讨要自己的财产继承权。虽然官司僵持不下，但刘临风在四季一步步的精心设计下竟获得胜诉的可能。一个顽固的带有强烈优势心理的香港地区人却最终不得不屈从于中国大陆民工的复仇安排，故事的反讽意味毋庸置疑，张欣对刘临风可笑性结局的处理明显昭示着她对部分港人去国族化的强烈不满。与叔叔深受西方消费文化影响不同，成长于广东广州的刘嘻哈更认可中国儒家文化，她看重血缘亲情，呵护纯洁友情，执着于真挚爱情，是一位怀有普适道义与同情的人的神性表现者，张欣以理想人物刘嘻哈的文化回归传达出她对国族主义的认同与守护。

《用一生去忘记》是典型的寻求国族认同的双城故事。主人公在广州-香港两城不断流转，他们的身份既模糊不清又清晰可辨：既是香港人又是广州人更是中国人。两座城市之间的关系亦由以往的边界鲜明到血脉相融，其中，广州是国族象征所在，而香港则是离散多年重回故土的游子，所以小说文本有着清晰的“离去-归来”的线索。这一模式亦常见于张欣的其他作品，故事大多讲述离散者在年轻或年幼时因生活所迫逃离中国大陆，多年后他们还是割舍不下血脉牵连而重返家乡。

“离去-归来”模式还表现在广州或香港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变迁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州人对香港文化奉若圣明，港片、港曲、港星均受到广州人热烈追捧。《一生何求》中天游最钟爱港星的歌曲，《岁月无敌》中晓菲竭力照港媒标准包装自己。但天游终是以纯净与本色的歌声赢得了观众，而晓菲即便在港商的全力下支持亦未能成功。与晓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千姿凭借着纯净与忧伤脱颖而出：先是潦潦阿姨力邀她到贵族夜总会唱歌，再是作曲家老枪为她专门创作了一组新歌，而千姿亦凭靠这一组歌曲崭露歌坛。《用一生去忘记》更是对儒家文化“情义”的张扬。从“情”的角度来看，刘嘻哈的人生始终渴慕和纠缠着亲情，纵然爷爷将她的婚姻当成交易，背叛承诺恶意诽谤四季，甚至将四季殴打成重伤，嘻哈仍挚爱着她的爷爷，“这是她生命中唯一的亲人，也是她在这个世界唯一可寻的血脉”。从“义”的角度看，嘻哈牺牲自我为四季援手；四季为了根宝与朋友闹翻，又出于朋友义气一力担下绑架的罪名，临终的他更因为嘻哈而放弃自己的复仇计划。张欣曾说，现代生活使人们心中的各种罪恶暴露无遗，但“人的伟大就在于人性中依然有顽强的另一面，那就是天然的尊贵，慈悲，同情弱者，怜悯之心”，正是它指引着人们穿越绝望，从而获得生活的幸福感。现代性无疑是一个矛盾综合体，它以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给人们带来任何时代都无法想象的发展与繁荣，但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和重重危机，如道德沦丧、价值缺失和社会异化等等。如何救治现代消费社会的交往危机与生存危机，张欣试图用中国传统文化唤醒人们的温情、正义与良知，从而使人们远离或逃脱物质化、单向度的异化人生。

“离去-归来”模式还表现在港人国族理念的变化上。“九七”回归前，部分港人如刘临风之流对中国大陆及中国大陆民众持鄙视态度，港媒中的中国大陆移民往往是不文明的乡巴佬，港人亦将中国大陆置于本土空间想象之外。“九七”之后的他们随着媒体舆论的转向、与中国大陆联系日益紧密等因素而逐渐转变了地域观念，“‘岛城’与

中国大陆的互相渗透，一个延展而又混杂的空间想象便由此而生”。13张欣笔下的港人一改新时期初期的傲然面孔，亦不再轻慢中国大陆市场，他们努力扩大甚至转移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场域，更试图在中国大陆找寻家族血脉、确立身份归属。《我的泪珠儿》中，港商罗公子的国族理念便呈现出明显差异。“九七”前的他对中国大陆和中国大陆人毫不遮掩自己的轻蔑与无视，即便罗父对中国大陆子公司亦是一副听之任之的态度。但这种自以为是的狭隘地域观在香港地区回归后逐渐改变，遭遇家族危机的罗公子陡然明白他们的商业中心应由寸土寸金的香港转向宽广驳杂的珠三角，他们的空间体验与人际往来亦应调整和修改。他开始将广州天美公司视为商业主战场，放下手段向父亲的老情人沁婷表达歉意与诚意，而他的家人们也与沁婷俨如亲人，罗公子们表现出明显的归来趋向。

“他者并不是一个现在的事实或自然形成的对象，而是一系列由族群成员自己生产、选择并认可的‘幻影’。”14改革开放初期的广州，在祛除贫困、融入世界的迫切愿望下开启新时期现代化进程，同宗同源的国际大都市香港便成为广州成长的镜像之城。但彼时张欣对广州和香港的想象呈现出鲜明的强弱对照，广州的自我主体身份在对香港他者的顶礼膜拜中变得模糊不清，广州书写因此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自我东方主义”色彩。历史进入到世纪之交，张欣的香港想象随着时代和境遇的改变发生变化，世纪末的广州形象令人瞩目，香港的衰颓与阴暗却慢慢浮出地表，“九七”回归更促使粤港关系发生根本转换，广州与香港同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平等主体。虽然两者的异质性仍然存在，但此时的湾区城市圈开始表现出明显一致的族群意识与国族认同感，香港的他者身份也逐渐为“他性”特征所取代，广州与香港在平等对话、互惠互重的基础上谋求着多元文化的共生与创新。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广东文学的‘南中国城’想象与身份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YJA751020）、广东省2020年度普通高校特色创新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中的城市形象与文化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20WTSCX03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张欣：《感觉都市》，《人民文学》2000年第12期。

② 12雷达：《当代都市小说之独流——张欣长篇近作的价值拓展》，《小说评论》2013年第2期。

③ [美]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27页。

④ 朱施等：《地方与认同：欧美人文地理学对地方的再认识》，《人文地理》2010年第6期。

⑤ 张欣：《我写的情感很“草根”》，《南方日报》2009年10月13日。

⑥ 方汉文：《后现代文化心理：拉康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5页。

⑦ [美]莫以：《性别/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陈洁诗译，台北骆驼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⑧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⑨李权时编《岭南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⑩ 张欣：《那是我来时的路》，《张欣文集》，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11 张欣：《深陷红尘，重拾浪漫》，《当代作家》1995年第4期。

13 马杰伟：《酒吧工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14石川、顾涵忱：《族群认同与香港电影中的“北佬”形象》，《文艺研究》2007年第11期。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