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纲研究专辑
阎纲研究专辑
编者的话
出生于1932年8月的阎纲，到2022年8月，整满九十周岁。阎纲从1956年到中国作协工作之后，在本职的文学编辑之余，一直从事当代文学评论。从“十七年”时期，到新时期以来的新世纪、新时代，他在《文艺报》《小说选刊》和《中国文化报》等多个岗位上辗转腾挪，并长期担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对于文学编辑、文学评论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他都作出了自己的特殊奉献和卓越贡献。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刊，依照我刊惯例，本期特别推出“阎纲研究专辑”。张炯、周明、宋遂良、白烨四位分别从各自的不同角度，讲述了与阎纲的交往，对阎纲的印象，评说了阎纲在文学编辑、文学评论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辛勤劳作与杰出业绩，及其为人为文的个性特点。这些文章对于人们了解阎纲其人其文，以及重温过去的文坛往事，都很有助益。我们也借由这个栏目，对九十周岁的阎纲先生表达崇高敬意和良好的祝愿。
张炯：向阎纲同志学习
我在大学读书时便知道阎纲是《文艺报》的编辑兼评论家，但认识他却较晚。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噩梦后，我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被借调到红旗杂志文化组负责，经手发表了教育部写作组为教育战线“黑线专政”论翻案的文章。那时《文艺报》尚未复刊，阎纲、刘锡诚都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他们来找我为《人民文学》也写一篇为文艺战线“黑线专政”论翻案的文章。后来这篇文章虽排成清样，没有发出来。不过，我们从此却成了朋友。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后，我被沙汀、荒煤调回文学所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受命筹备建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1982年在南京召开全国当代文学研讨会，阎纲、刘锡诚代表《文艺报》参加，并加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被选为常务理事，后来又被选为第二届、第三届的副会长。于是，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共事。
阎纲在《文艺报》工作了二十七年，在《小说选刊》工作了三年，后来到国家文化部的《中国文化报》担任副主编，又到河北省文联担任副主席，创办了《评论选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创办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出版了四期后，请阎纲当主编近一年。阎纲从河北回京后，《评论选刊》就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接着办，阎纲、刘锡诚为双主编，后来因经费拮据，改为《中国热点文学》，仍由他们为双主编。在编辑的岗位上，
阎纲可谓一直兢兢业业，甘于做“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无私奉献。他的大量评论文章都是在编务之余写出来的。他先后出版有文学评论集《文坛倘佯录》（上、下卷）、《文学八年》《阎纲短评集》等十部，还有散文集《三十八朵荷花》等多部，硕果累累，可见他文字耕耘的勤奋。在我国当代文坛上，阎纲不但是优秀的编辑家，更是著名的评论家和散文家，也是媒体批评的杰出代表。
著名散文家梅洁曾这样评论阎纲：“在阎纲排炮般的评论文字里，我们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坐标：他在彻底否定罪恶的‘文化大革命’；他以足够的勇气颠覆‘文艺黑线’论，回归‘神学’‘鬼学’到‘人学’；他以真诚的评论和评论的真诚，倾心梳理着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他强调恢复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倡导讲真话，视真诚为文学的生命……他批评的胆识、激情，乃至文体的犀利、简古，曾被那个时代称为‘诗人型的批评家’。”（《我读〈三十八朵荷花〉》）梅洁的评价，我想大多读者都会认同，我亦然。不过，我想作点补充。
读阎纲的文学评论，有如读一部生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因为他不仅评文，还评人，并不忘时代的背景。比如，在《我的邻居吴冠中》一文中，他评画家吴冠中的散文，便不仅指出他的散文“情亦何深，凝炼复凝重”，还仔细描写他与吴冠中的来往，借助种种细节，把画家的为人写活！在评论韦君宜、黄秋耘的文章中，也如此。他评韦君宜的《露莎的路》，却从自己到医院病房看望病危的韦君宜写起，写她的为人，然后才评到她的作品。评黄秋耘，却从作家在五七干校的表现写起，然后才评他的文学贡献。他在《“失去”的抒雁》一文中评诗人雷抒雁的创作，从诗人的名作《小草在歌唱》写起，还写自己与雷抒雁的交往，把雷抒雁的形象活脱脱地描绘出来，最后才说：“从1979年开始，一个穿军装的年轻诗人觉醒了，不间断地歌唱：为操守、为气节，一直唱到30年后的《激情编年——雷抒雁诗选》。自《小草在歌唱》之后，他的小诗像绝句一样精美，短小、开阔、震人、耐咀嚼。堪称绝笔之作的是他发表于2011年9月号《人民文学》上的小诗《泥土之门》，赞美骨肉亲情，融入泥土乡情，跨越生死之间，照应《小草在歌唱》里目睹一切的‘野草’，读之不禁怦然心动，渗出泪水。这是雷诗的绝唱，虽然只有短短的17行106字……像绝句，却不带格律的枷锁，凝练而传神；是自由体，却不散漫零乱，收放自如，妙喻连珠。”
阎纲常常以散文的笔法来写评论，因而评论文字便显得亲切，有感情，而文字的简古，更显示作者独特的风格。我把阎纲的评论称作“媒体评论”并无贬意。他长期在媒体工作，又是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报，能够紧密追踪当代文坛的发展，他总是敏锐地有感而发，他的评论大多简短，多为两三千字，甚至千把字。也多发表在报纸上。媒体批评传播快、读者众、影响广，而阎纲的文风和写法，尤得读者的喜爱。称他是媒体评论的杰出代表，当不为过。他的评论与“学院派”的文风大不相同。当然，阎纲也写长文章，如《1961年中篇、长篇小说印象记》就是评点许多作品的宏观性的文章。可贵的是，阎纲在他的散文式的常含诗意的文章中，并不乏表达自己深刻的理论见解。比如，他在《散文贵在动人的发现》一文中论述散文的特点：“好散文就是诗。”“散文这种文体十分可爱。散文尚美感、重真情，可以直抒心臆、掏心窝子。”“自然出之，一唱三叹，杂以痛切的暗示，就是散文。”他在《报告文学是与非》一文中论报告文学，说：“报告文学易学难工，谁都敢写，谁都觉得很难。凡文学无不带着镣铐跳舞，唯报告文学的镣铐最沉、最重。因为报告文学应是迫切的人文关怀，是人性、人情的新深度，是心灵抚慰与超越，是让人在应对时的美学感受中受到感染的文学形式。”“报告文学的报告性，即新闻性、真实感、富有创见、新见：人云亦云我新之，人深耳目我深之。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即对‘新华体’的超越。”“报告文学贵在有胆。报告文学是勇士的文学，容不得半点虚伪和冷漠；报告文学作者的形象，是能够人自为战、单兵作战的战士形象。他‘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一刻也不忘记民众和将来。”“报告文学的旗帜上始终飘扬着这样几句话：史家的深邃，艺术家的勇气，历史的使命感，文学的责任心。”“报告文学是正义和良心，报告文学的人格无价。心术不正的人不要写报告文学，没有新话要说，没有更深的话要说，不要动报告文学。”我所以引这么多阎纲的论述，因为这都是他对于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精粹见解，也是他十分独到的理论见解。恐怕在教科书的定义里是读不到的。
阎纲的文学评论还不乏介入当前文艺界争议的文章。如他针对《十作家批判书》而写的《‘宰’你没商量》一文。他说，“时下的评论，一经炒作，便俗不可耐。人们期待的是不带点铜臭味的扎扎实实的文心雕龙和艺术点穴，期待的是既民主自由又遵守游戏规则的理性批判精神，期待的是新枪法、新流派和新爆炸。所以，《十作家批判书》的出版是新鲜事，聚訟纷纭不足为怪。我读这本书亦喜亦忧，但急于要向著作者进言：首先尊重你的批判对象，不要伤害人。这一点做到了。只要言之成理，爱怎么批怎么批，越热闹越好”。对于评论界来说，我以为这是不二的忠言。阎纲对文坛的负面现象，他的批评是严厉的。如陕西曾出现一个文坛骗子，给自己戴上并不存在的系列耀目“头衔”，自吹自擂是所谓“世界级”的著名作家，而且当地媒体还帮着鼓吹。阎纲便毫不客气地撰文予以揭露和痛斥。
总之，阎纲作为爱憎鲜明的富于血性的评论家，他始终坚持文艺批评的歌颂真善美，贬斥假恶丑的原则和立场。我想，这自然也是我国文艺评论界的同仁们应当坚守的原则和立场。
阎纲为人谦和、重情义。我跟他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共事几十年，总见他倾心相帮，并能包容不同的意见，同志关系十分和谐。他长我一岁，我也总以兄长事之，重视向他学习。岁月如流，如今我们这代人都进入了老年，听说他已回陕西家乡住进养老院，作为我国文坛闻名的陕西籍评论家群中的长者，我衷心祝愿他长寿，好好保重，继续为我国文学事业作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也会继续向阎纲同志学习！
并期望评论界的后来者也向阎纲同志学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周明：“轻描淡写”说阎纲
1953年，在兰州，与阎纲第一次见面如在昨天。阎纲身体羸弱却活得爽朗、通侻，活出了第二春，一个活泼灿烂的“90后”。他大病初愈，却可以赶夜写出长文，情浓意浓、文采斐然。第一次， 2021年11月23日于病床之侧写了《在病房》，12月13日夜初稿于西安唐都医院、14日夜定稿于礼泉京英大酒店的《在病房•续》在报刊上亮相，不到一月时间两次大病、两篇大文！我还没有搞清是什么状况，他病了，好了，写了；又病了，又好了，又写了。两次还都是非常危和急的。阎纲心态年轻、乐观主义者，笑而待之，他《在病房》中，谈到“阎纲文艺创作76周年作品研讨会”，一通感慨：“76年风风雨雨，不知文艺为何物，一时糊涂一时明白，好像又明白了什么。积76年的写作经验，简单说来：一、不触及灵魂不动笔；二、没有深的或新的感受不动笔；三、没有人物的社会矛盾和内心冲突不动笔；四、没有独特的故事情节不动；五、没有传神的情节和细节不动笔；六、去陈言、去废辞，入耳入脑。你要存心折磨人，你就把话说尽。语言是文学的载体，也是文学的内涵。我追求的语言风格是：写评论——老辣、简约、有风趣。写散文——纯情、传神、带体温。”回到礼泉县这几年，他就没有闲散过。前来拜会的各路作者络绎不绝，他对待每一位都热情满满，组织编选了百十位礼泉作者名录和作品，并对每一位进行点评；在当地组织的文学交流会上他更是激情澎湃，将自己数十年积累的创作经验，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后来者。这期间，还有《我还活着》散文随笔集出版发行。这就是阎纲，九嵕山下的阎纲、“90 后”的阎纲。
一
阎纲本名阎振纲，乳名运生，他有幸出生在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大家庭。阎氏在礼泉县是一个大家族，出了好几位鼎鼎有名的文化人，阎纲当然是其中的领军人物。他受父亲熏陶，从小喜爱秦腔，吹拉弹唱无所不能，还登台在《苏武牧羊》中扮演了生角李陵，《西厢记》“酬韵”一场，扮相水嫩、板眼和谐，观众称赞之“活张生”。阎纲搞创作很早，16岁就开始在报纸副刊上发表小品文，创作出版了秦腔剧本《增产捐献》《传家宝》等。18 岁当选文艺代表，出席陕西省首届文艺创作者代表会议，作为最年轻的获奖者，与王老九等十位作者接受柯仲平、胡采、马健翎的颁奖。孝顺的阎纲，将自己得到的第一笔奖金全部交给了母亲。1952年，阎纲作为调干生考进了兰州大学中文系，我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情从此开始。
上大学期间，他继续各种文学题材的创作，经常在校刊和墙报上发表小说、散文。搞评论应该是到了《文艺报》以后的事，那也是因为工作需要。前不久，我整理旧物时，发现了一张1957年4月18日的《工人日报》，上面有我和阎纲合写的文章。写这篇文章，是工人日报社给我们的一个任务，让针对当时文艺界发生的几个重要事件写一篇综述。我和阎纲就认真梳理资料和素材，熬了一夜写成《文艺上最近发生的几个问题》，发表在《工人日报》，将近一个整版。文章从“ ‘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引起的讨论”“电影问题的讨论”“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等三个方面对当时文艺界创作的焦点问题、社会的关注点以及文艺界观点的相互碰撞等现象进行评述。特别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是王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用王蒙自己的话说，“1956年4月,在我21岁半的时候，写下了改变了我一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当年9月号《人民文学》发表时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说写的是“原来作小学教师的青年共产党员林震，被调到党的区委会组织部工作以后，就敏锐地发现了组织部里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毛病，因而刚一来，就积极热情地对这些缺点展开了无情的斗争。小说在揭露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阴暗面和批评官僚主义上有着它积极而值得肯定的一面，尤其是在揭露刘世吾这样一个政治热情衰退，把一切看成 ‘就那么回事’的人物，是有着重大积极意义的；但是对于带有浓厚资产阶级情调的林震、赵慧文，作者却没有从更高的角度去观察和批判，作品是带有片面性的。因之，小说发表后，当即引起了热烈而广泛的争论”。《文艺上最近发生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我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文章由
阎纲执笔的，自然更多地体现他的思想和观点。仅以上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分析和评论，就能看出阎纲是有文学评论家的潜质的。也可以说这是阎纲文学评论的处女作吧。
阎纲对文艺界创作的关注度很强，当时，他只是一个年轻编辑，却承担了《文艺报》对文学创作的综评任务，以《文艺报》记者的名义每年都要写几篇大的述评。这是他的工作，也就多了练笔的机会。阎纲用更多的精力环顾文坛四方，了解文坛动态，今年都出了哪些重点的作品、冒出来哪些文学新人等等，他必须时不时地有所发现，时不时地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报社交给的任务。所以，在那个时期，阎纲对作品和作家都非常熟悉，也经常在《文艺报》发表相关的评论文章。阎纲成了作家的朋友,“阎纲”也成了读者熟悉的名字。
阎纲在“文革”前写了不少评论，其中有些评论在当时影响空前。他写过有关《红日》《红旗谱》以及李劼人、王愿坚、茹志鹃、魏巍等作家的评论文章，受到过周扬、张光年、侯金镜等同志的赞扬和肯定。这里要特别提起一件事，那就是关于“《红岩》热”的掀起。
在《一九六一年中、长篇小说印象记》这篇综述中，阎纲重点推介了罗广斌、杨益言两人创作的《红岩》。不久，受《人民日报》李希凡约稿，阎纲撰写了《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红岩〉的思想力量和艺术特色》一文，发表在1962年2月的《人民日报》上，引起强烈反响，激发了读者的热情，《红岩》发行量大增。
在中宣部文艺理论家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的筹备会上，会议组织了王朝闻、罗荪、王子野、李希凡、侯金镜等对《红岩》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进行讨论，由阎纲记录整理以《〈红岩〉五人谈》为题在《文艺报》发表。之后，阎纲接受四川红岩杂志约稿，撰写了《〈红岩〉的人物描写》。一时间，全国掀起“《红岩》热”，全国报纸副刊被称为“《红岩》年”。这一年，也是阎纲的幸运年。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约，他所著《悲壮的红岩》一书，于次年春天出版发行，初版五万册（1964 年再版）。这部六万多字的书稿 ，他仅用了六天时间，这是阎纲速度。紧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阎纲进一步介绍《红岩》，《红岩》再次热销，又是一个“《红岩》年”。我们给阎纲起了个外号“阎红岩”。
不可否认，阎纲是研究《红岩》的第一人，《悲壮的红岩》是研究《红岩》的第一部专著。我们这批年轻人中，受阎纲影响走上文学评论这条道上的还真不少。雷达绝对是，而且很出色。记得雷达刚分来北京时是进了中国摄影家协会，那时他还没有结婚，我和阎纲相约去宿舍看望这个校友，雷达的床头就放了一本《悲壮的红岩》。后来，雷达对阎纲说过这样的话：“我从事评论，在文风和类型上都受过你的影响，从未轻忘。”还有何西来，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学期间投稿给《文艺报》，也是阎纲发现的，后来何西来也说：“我搞文学评论，都是招了老阎的活！”
接下来的十年动乱，阎纲自己写了不少。回忆起来是惊讶、是恐慌、是无奈，是心酸、是悲惨、是愤怒。一场噩梦，不堪回首！
好在走出了噩梦，“文革”后我和阎纲回到中国作协，参与了《人民文学》的复刊。《人民文学》复刊，也是险象环生、困难重重，其中邓小平与张春桥鲜为人知的斗争内情，粉碎 “四人帮”后，在阎纲和吴泰昌受命撰写的《〈人民文学〉复刊的一场斗争》中得以披露。可以说，这篇文章是打响文坛揭批“四人帮”的第一炮。
二
“四人帮”倒台，国家治理走上正轨，文学艺术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新时期。我和阎纲的激情再次燃烧起来。那些年，我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刊物的编辑出版中，策划选题、约请作家、陪同采访，忙得不亦乐乎。阎纲更是精神振奋，发表了大量的文学评论。阎纲一直说他的专业是做了三十三年的文学编辑，业余写了小半个世纪的零碎。没错，他的确干了大半辈子的文学编辑工作，从小编辑到主编，几十年间他编过的刊物和报纸就有七八种，《文艺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当代文学研究丛刊》《评论选刊》《文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热点文学》等等，在每一份报刊工作，他都干得风生水起，也得到了各方面的充分肯定。但不可否认，大多数知道阎纲大名的，一定是著名文学评论家。业余写的零碎，才是阎纲留给世人最有价值的。刘心武的《班主任》1977年 11月在《人民文学》发表，两个月后，阎纲的《谨防灵魂被锈损——为新作〈班主任〉叫好》在《北京文学》刊出，应该是关注《班主任》问世的第一声呐喊。还有在《黄河大合唱》诞生38周年之日，应《音乐论丛》约稿而写的《论〈黄河大合唱〉词作的艺术成就》万余字长文；还有热诚推荐陈世旭《小镇上的将军》及陈世旭创作风格的《习惯的写法被打破了——谈〈小镇上的将军〉的艺术特色》和《陈世旭的创作个性》；还有《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读〈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还有……太多了。孙犁、王蒙、谌容、乔典运、古华、张贤亮、蒋子龙、从维熙、京夫、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等，活跃在那一时期的老作家、年轻作家以及刚露尖尖角的新作家，都闯进阎纲的视野、受到阎纲的眷顾。为了这些自己心仪的作家和作品，阎纲注入满腔激情在文坛上高歌、颂扬。毫不夸张地说，阎纲是为新时期文学披荆斩棘奋勇开路的一员骁将，是新时期文学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功臣。
文学评论家，阎纲做得有滋有味。当时文学评论界的活跃分子为他竖起了拇指、给予他充分肯定。特别是刘再复，他在《时代，呼唤阎纲式的评论家》中写道：“阎纲以全部的爱拥抱着新时期的文学，在每一篇评论中都可以见到他的沸腾的热血和急跳的血脉，甚至是万千情感交集的眼泪。” “一群冲锋陷阵的评论家，就是伟大的文学新潮的一部分。在这一评论家群中，阎纲是杰出的，他的呐喊并不白费，他和他的战友们的呐喊无疑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文化动力之一。一切正直的作家，大约都会感激他的声音。”
就在这几年，阎纲接二连三地出版了专著。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创业史〉与小说艺术》，1982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小说论集》，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文坛徜徉录》（上、下卷），好像 1987 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八年》是在1983 年编成的，一年一部、步步高升。差点忘了，阎纲参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也是在 1982年出版的，一下子推出陈荒煤、胡采、冯牧、朱寨、李元洛、谢冕、陈辽等十多位评论家的自选集，这是文艺界和出版界破天荒的举动，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套文学评论丛书，轰动文坛。你不能不佩服阎纲！文学评论家阎纲是文坛的骄傲！在1986年9月7日到12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组织召开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盛况空前。钱钟书、张光年、陈荒煤、冯牧、王蒙、唐达成、钟惦棐、许觉民、朱寨、李泽厚等当时文学评论界名流齐聚一堂。主持大会的刘再复多次请为新时期文学立下汗马功劳的阎纲等同志上主席台就座，全场掌声雷动，阎纲却逃之夭夭。大会期间，阎纲作了《文学十年》的长篇发言，同样是掌声满堂。阎纲就是这样，作文做事总是冲锋在前奋不顾身，彰显陕西人的风骨；对待荣誉却是望而“怯步”、坚辞不就，表现出文弱书生的面貌。你看阎纲，长得白净、长得俊俏，一点都不符合陕西人的特征；可写起文章来，那个敏锐、那个犀利，却又绝对是陕西人中的典范。
屠岸给阎纲的某些评论文章命名 “评论诗”——诗与政论的结合。我是赞同这个说法的。阎纲的评论，不是说教，不属于形而上，也不大去探究文艺理论、研究创作手法和技巧，不是那种这个作品怎么好怎么不好，一二三四地去分析。他是把激情注入到对社会现实的评判，对民间疾苦和不公的倾诉。他是真正把普普通通老百姓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评判作品优劣的准绳，很接地气。他的评论激情澎湃，有情怀、有诗意。他在不断地进行文体的探索，常常是将政论、杂文、散文、新闻，甚或是广而告之的语言糅进评论作品，读起来很轻松、也很亲切。真正做到了魅力独具、风骚独领。
三
阎纲是评论家，也是杂文和散文家。可以说，杂文创作从新时期开始，贯穿于他文学活动的全过程。早期比较有影响的是《“三突出”考》 《说“讳”》《“四人帮”的一块墓碑》《老八路又回来了》《焚书杂谈》等作品，后来反响强烈的杂文就更多了，有的结集出版了，譬如《冷落了牡丹》《一分为三》也算吧，还有《座右鸣》等等，既义愤填膺、不能自已，也风趣幽默、借古讽今；喷吐的是满腔的怒火，也有难以言说的隐痛。同样，悲悯、至情也是阎纲作品不可或缺的情感倾诉，尤其在他的散文随笔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阎纲说：“散文是同亲人谈心。”“散文写爱，要动真感情，作者掉泪，读者才可能含泪。”真知灼见！他的散文创作遵循的就是钟情、谈心，就是至情、痛切，是牵挂。《我吻女儿的前额》《三十八条荷花》《美丽的夭亡》。其中，《我吻女儿的前额》获得首届冰心散文奖；《美丽的夭亡》虽然获的是“北京文学•报告文学奖”，但我还是愿意把它归于散文中（他也写了不少的报告文学）。这些作品都是写女儿阎荷的，不忍卒读。阎荷是我看着长大的，想起来让人心疼、落泪。作为父亲的阎纲，对女儿的那份慈爱、那份殷勤，真的让人动容。他在作品中虽然也有表现，但真实生活中的父女情深，我自愧弗如。记得在首届冰心散文奖颁奖大会上，阎纲作了题为《我崇拜鲁迅和后期的冰心》的发言，又是一篇精美的散文，又是一次让人泪奔的过程，台下抽泣声声、不绝于耳，《文艺报》阎荷的同事刘珽更是热泪盈眶。这都是阎纲饱蘸笔墨为颁奖现场制造的浓烈的情感氛围。还有《美丽的夭亡》“北京文学•报告文学奖授奖辞”：“写出了生命中太多的痛苦、挣扎和死别。亲情和血泪纠缠的日记，当生命渐渐走向冷却时，却有一团温暖的气氛涌起并弥散，亲情、爱情、友情，它们一起融汇，一起萦绕着将要夭亡的生命，大爱、真爱、挚爱，坚持到最后。一个父亲以他破碎的身心和苍老的笔托举着女儿的永生。”这是一个女儿的父亲带给我们的阅读体验。作为儿子，阎纲更是纵情放歌，《我的醴泉、我的家》《不，我只有一个娘》《体验父亲》等等这些动情于乡里血亲的散文作品，这些是一个“60后”的老儿子奉献给家乡、奉献给父母的凝聚心血的作品。
阎纲说我们俩是“相知半世纪，结缘有五同。”即陕西同乡、兰大同学、作协同事、五七干校“五一六”同案犯、筹建旅京同学会的资深伙伴。说我们几十年没有红过脸。我哪敢和他红脸？家乡在北京搞文学工作的十几个，以及从事文学评论事业的一二十位陕西人，都以阎纲马首是瞻，他是旗帜。
阎纲欣赏吴冠中的“丹青负我”。最后我也想说一句：“文坛负阎纲。”现在想想，要是新时期文坛没有阎纲，那些曾被阎纲关注，被阎纲钟情、鼓吹的作家和作品该有多寂寞啊！当然,寂寞的还有我。这几十年间，没有阎纲携手，相拥相扶，风风雨雨一路走来，我也该是寂寞无奈的！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宋遂良：阎纲只有一个
我算是在劫后复苏的新时期正式登上当代文坛的，在我初登文坛的过程中，阎纲是我的伯乐之一。
1978年，我还在山东泰安一中任语文教师时，写作了一篇《秀丽的楠竹和挺拔的白杨——漫谈周立波和柳青的艺术风格》，忐忑不安地投送到刚刚复刊不久的《文艺报》。当时任评论组编辑的阎纲、刘锡诚、雷达等人，不弃草味，独具慧眼，选用了我的稿子，文章在《文艺报》1979年第2期刊出，由此在文学评论界挂上了号。可以说，时任《文艺报》的编辑阎纲，还有刘锡诚和雷达，是他们把我引进文坛的。对此，我永远心存感念。
1982年1月，阎纲在广州做了胃纤维癌症切除手术，术后要返京的时候，我邀请他途中在泰安（我当时在泰安一中教书）一停，同爬泰山。他如约来了！穿一件劣质毛领大衣，面黄肌瘦。据他的主治医生说，手术后好生调理能再活三五年。我是含着一种悲戚的心情陪他登泰山的。不承想吉人天相，整整四十年后，他依旧一身傲骨，满脸清癯。
前不久，看到在陕西老家礼泉养老院里，几个小姑娘嘻嘻哈哈为阎纲理发的视频，状态依然矍铄，觉得他真可以再活四十年。
阎纲是个奇才。温婉如玉，雄辩如风。物质一平民，精神一贵族。他这九十年，活得有生气有质量。
阎纲终生为文，有胆有情有识。1992年，我在为他的文集《人•鬼•神》写的序言中曾说：
阎纲一介书生，半生顿踣，平日待人温文少语，为文往往锋芒逼人，“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以情为文，以气为文，属诗人型的批评家。勇敢的判断，敏锐的思辨，火热的感情和令人会心一笑的智慧，使他的文章独具魅力。如此气质，在历史大转折时期，能不顺乎潮流，合乎人心，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敲响黄钟大吕？三中全会之后那几年，他精神抖擞，思想解放，不顾胃癌的危险，忍受精神的折磨，呕心沥血创办刊物，赶写文章，倾心于文风文体改革，扶起大量中青年作家，做了不少好事。
……
龚自珍有诗云：“不是无端悲怨深，直将阅历写成吟。可能十万珍珠字，买尽千秋儿女心。”其阎纲之谓乎？
1986年10月，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群英荟萃，盛况空前。大会多次请为新时期文学立过大功的阎纲等上主席台就座，全场一片掌声，阎纲却悄然逃遁了。
历史是公道的。呐喊的阎纲是不会彷徨的。
从那以后又三十年了，阎纲一直在呐喊，鼓吹，沉吟，规劝。他更致力于散文，如归有光，如孙犁，胸胆开张，胆肠寸断。写出了许多可以醒人和传世的散文。
1980年代中，我曾经和阎纲在沙滩二号那个活动板房（文艺报或小说选刊编辑部）日夜过从，谈文论艺，逛街访友，探讨文学评论的写作。那时评论界的文风仍未完全摆脱多年来形成的枯燥凶狠的教条主义影响。“显而易见”“有本质上的差别”“里程碑”“突破”等简单又严苛的判断仍然屡见不鲜。阎纲说：“多年来我经常想到的，是我们写的东西，首先能使读者愿意看，看得下去。评论文字应该打破旧格局，老套套。要多样化，多几副笔墨，从散文、杂文、诗歌、戏曲、音乐、雕塑、建筑中吸取营养，有时还可以借鉴相声。评论中还不妨讲究一下音韵、色彩、节奏、通感、画面、蒙太奇等，从文学的姊妹艺术中去学习。立论必须严谨，行文则要松弛。一个作品一个评法，风格要争取同评论对象的风格相协调。幽默，讽刺，调侃；谴责，控诉，讴歌；激昂慷慨，漫不经心，大悲大恸，插科打诨兼而有之。十八般武艺，用得着哪样用哪样。为了行文的松弛、舒缓，有时也要加一点闲笔浪墨，或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一道汤，太单调，读者并不喜欢。”
他对于文风的敏感和重视，令人吃惊，也令我纫佩。在谈到文风话题时，他随口背出了毛主席1958年给文艺报编辑部的一封亲笔信，批评他们写的《再批判》按语“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好”。阎纲说，“不讲道理不讲艺术的人就只有硬，直，凶！”他还提出了一个“炼气”的要求：“古人讲究学、识、才、情；讲究炼字，炼句，炼意，我再加一个气。学、识、才、情、气；炼字、炼句、炼意、炼气，总共‘四炼’。苏潮韩海，汪洋恣肆。你我在“四炼”上缺少功夫。”我后来把他这些吉光片语脱口而出的谈话整理成近万字的《阎纲随谈录》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阎纲给我取了一个笔名：傅愈。何意？傅之宝玉也（我内子姓傅）。
“读十年书，养十年气，然后可以为文。”——这是阎兄的名言。
阎纲在编辑家、出版家之外，还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或曰新头衔叫“选家”。他在担任《文艺报》编辑和《小说选刊》编委的同时，还主办和主编过《评论选刊》。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了我与此事的一些关联。那是1984年的4月间，我们在一次恳谈中，他说起想创办一个《评论选刊》，“以促进学风与文风的改革与改变”，我觉得主意甚好，大为赞成。此信息很快被春风文艺出版社的邓荫柯先生知道了，他征得社领导的同意，于同年8月赶到研究会的兰州年会上面见阎纲，商定了创办《评论选刊》。这个刊物在那个时候独树一帜，确实领了风气之先。除了《评论选刊》，阎纲还办过一个《中国热点文学》，也是选刊，不过是选收各类文体中的优质文学作品。所谓选家，就是要有发现好作品和有潜力的文学新人的本事。这便要有眼光，有见识，有胆魄。作为一个优秀的选家，近半世纪以来阎纲发现和提携的文学新人真是可以有一个连以上啊！
我还想起一个细节：1984年，李敬泽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小说选刊》工作时，寡言少语，埋头读书，但不多的话语总有个人识见。阎纲就对我说过，这个小李是个人才。后生可畏呀！果不其然。
阎纲是个珍情重义的关中汉子，司马迁的老乡。也是一个风趣幽默的性情中人。他同情弱者，尊重女性，主张对女同志要宽容。他发明了一个成语叫“三无一捕”。是说有的女同志爱丈夫爱得深切，严防先生有外遇，便采用无事生非无风起浪无中生有和捕风捉影的政策，严防死守。说罢连在座的女同志也哈哈大笑起来。他还有个在文人圈里流传甚广的名言：“不离婚就是家庭幸福，不得癌症就是身体健康。”似乎是切身而来的体会，却也是守住下线的告诫，引人回味，令人省思。
有一回阎纲的爱女阎荷曾对我描述过他家的温馨场景：“我们三个人挤在和平里那间小房间里，一张桌子留给爸爸写文章，妈妈坐在小饭桌边改稿子，我坐在一个矮凳子上把坐椅当桌子做作业。屋子里静悄悄的，都不说话，有事就互相递条子，深恐打乱了这种宁静的氛围……”
如今刘茵、阎荷均已不在了。月明星稀，乌鹊北归，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疫情期间，祈阎兄保重。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白烨：有关阎纲的往事忆述
近些年，把更多的精力用于编选当代文学七十年的评论选辑和史料辑要等要务，这使得回顾新时期以来的四十多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多年，成为近期的一种常态。在这种经常性的回望中，一些重要的人和事总会浮现脑海，不断闪回。这其中就有与阎纲相关的许多往事。
生于1932年8月的阎纲，今年已经整满九十岁了。如今的阎纲，在老家陕西礼泉一家养老院安享晚年。虽然远离喧嚣的京城，却以他的方式提携着当地的文学新人，关注着当下文坛的种种动向。可以说，文学创作，是他关注一生的领域；文学评论，是他终生投身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阎纲是用他的实际行动，向人们诠释着一个文学人对于文学事业是如何地鞠躬尽瘁，怎样焚膏继晷。这不能不令人为之纫佩，更令人为之钦敬。
与阎纲有关的人和事太多，就让我从阎纲与我说起，兼及他的文学评论业绩，他与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关系等等。以这篇颇显粗略的片段性文字，回溯印象中的点点滴滴，复现过往的历史记忆。
一
说起来也是天缘凑巧，陕西礼泉阎家，先后有我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两位老师：一位是陕西师大的阎景翰，一位是中国作协的阎纲（后来调至《中国文化报》）。
在我就学陕西师大中文系的时期，还处于“文革”后期，还有极左风习。阎景翰老师因为所谓的“历史问题”，不能登台上课。那个时候，学校安排我们去往陕西的农业先进典型村社——礼泉县烽火公社烽火大队，一边劳动锻炼，一边学习写作。阎景翰老师是随队的老师之一。当时我在写作历练尤其是在学写通讯特写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难题，比如怎样选材，如何叙述，尤其是事与事之间的转折，段与段之间的过渡，话与话之间的衔接，常常不会处理，很是犯难。一遇到这种情况，便去找阎景翰老师。在文学写作上造诣深厚且影响甚大的阎景翰老师，不管我们提出的问题多么小儿科，都是耐心地解说，悉心地辅导，经他几句话的点拨，几段文字的修饰，不但文章通顺了，而且还有味道了。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对于“然而”“于是”“不过”“或者”等转折词语的妙用。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他随便说到的文章重在条清理明，文字重在画龙点睛等话语，我都深深地记在了心里，并成为此后写作的追求目标。因为在这样一些写作实践中的不断受教获益，我在写作上不断有所进步，由此也对阎景翰老师有了较多的亲近和特别的钦敬。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有关政策的落实，阎景翰老师的处境日益改善，他的被压抑的文学才情也开始得以不断释放，署名“侯雁北”的散文、小说相继发表和出版。看到这些，心里真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和庆幸。阎景翰老师还擅长篆刻艺术，这也是我所喜欢和崇尚的。因此，我在陕西师大求学和留校之后，一直都与阎景翰老师有着较多的来往。
1979年6月，我要调往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特意去向阎景翰老师告别，言谈中流露出了对于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北京之后的某种担忧。阎景翰老师当即给我说，我有个本家侄子叫阎纲，在中国作协《文艺报》工作，我给他写个便信你带上，去到北京之后可以找他。他在文学评论方面很有影响，人也好打交道。于是，我的阎家的第一位老师，又把我介绍给了我的阎家的第二位老师。
到北京之后，本职工作很是繁忙，也花了点时间适应新的环境。大约在8月份左右，去到位于沙滩大院的文艺报编辑部见了阎纲，把阎景翰老师写的便信递给他。跟阎景翰老师有几分相像的阎纲，果然热情相待，简单询问了我的情况，顺便绍介了当时在编辑部的几位大名鼎鼎的编辑。我的印象有刘锡诚、雷达、高洪波等人。那个时候，中国作协与中国文联各个单位都在忙着筹备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相关事宜。我从阎纲兴致勃勃的言谈里，知晓了文坛的不少信息。与阎纲接上了头，也等于与文坛连上了线。此后，与阎纲的见面和相聚就经常化了，或在他先后待过的文艺报编辑部，小说选刊编辑部，或在他当时的和平里家里，或在沙滩一带的某个小饭馆。由此，我也逐渐感觉到在偌大的北京，自己也不那么孤单了。
阎纲一边从事文学评论，一边从事文学编辑，也正是我自己当时所有的状态。因此，从他那里学习到的东西很多。那个时候，他在文学评论与图书编辑方面一有什么想法与计划，便会叫上我一起参加。影响较为深刻的，一个是参加《新时期小说论——评论家十日谈》的工作，阎纲挑头，朱寨、顾骧、何西来、王愚都一起参与。十多天时间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围绕一个话题一起聚谈，既有多个角度，又有不同看法，参加这种聚谈，对于我这样的文学评论新人来说，类乎于一种特别的课堂。他们的看法，他们的表述，都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和教益。每次谈完之后，录音整理成文，先在期刊发表，之后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汇合起来正式出书。另一个是参加《中外著名中篇小说选》的编选事宜。这套书的选题是阎纲最先想出来的，他认为中篇小说在新时期长足崛起，是一件值得特别关注的事情。可以考虑打通中外与东西，贯通整个20世纪，选编一套中篇小说的经典性作品，对于读者了解中篇小说，作家学习经典作品，都会很有裨益。精选不同风格的代表作，撰写赏析性的文字，也都是阎纲的主意。此举得到比较多地专注于中篇小说评论的张韧、吴宗蕙的欣然赞成，我也有幸忝列其中。于是我们一起去北京出版社谈选题计划，一起商量编辑方案，分头编选作品并撰写短评。此书在1984年由北京出版社推出之后，在文坛内外广受欢迎，之后又再版加印。这样一些著述与编书事宜，看起来专门而具体，实际上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对于如何看待创作和作品，怎样选文和编辑，乃至了解和熟悉当下的文坛现状、出版行情和市场走势等，都有很大的帮助。我在所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手比较快，从一个初入门的小编辑几年间做到文学编辑室主任，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另有一个演练自己的绝佳舞台，还有一个引领自己的高手师傅。
二
我在陕西师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开始发表一些小文章，留校从教之后，开始学习写作文学评论。那个时候，我与许多文学爱好者一样，痴迷诗歌，喜欢读诗、品诗、写诗，所以开始阶段的评论习作，主要是有关诗歌作品的赏析与评论。到北京之后，转向了小说评论，在小说评论这一方面，我设定了几个学习和效法的对象，第一个就是阎纲。
初习文学评论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梳理诸多的阅读感受，并以抓取要点、摸准特点的方式，把自己的看法恰当地表述出来。从阎纲的文学批评论中，我领悟到了在感受的爬梳中抓住要点的重要，在观感的论说中切取要害的要领。
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创作，随着思想解放和文学论争的不断深入，日益活跃起来，其状既似悬河泄水，又像百舸争流。许多作家在奋力突破、锐意创新中不断呈现出新的气象与新的风貌。怎样看取他们的创作，把握其特色，对于批评家来说，都是无形的挑战。但阎纲总能在流变的创作中看到新意，在丰繁的现象中抓住要点。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甫一问世，阎纲便在及时而来的评论中告诉人们：“仅就工业题材的创作领域而言，我以为，蒋子龙起当代之衰。”张贤亮的《灵与肉》等作品一度引起争议，阎纲在评论中毫不含糊地指出，“他悲愤交加，他伤心动情，情至极处，字字看来都是血。”王蒙的小说因借鉴了意识流技法别树一帜，使得人们评说不一，阎纲旗帜鲜明地指出，“王蒙的小说是文坛的新婴，包藏着旺盛的生机”，文章的题目索性就是“小说出现新写法”。这些评论及时而有力，在鲜明地表达自己看法的同时，也推动着小说创作的突破与出新。
阎纲在文学评论上给予我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他的独特的文风。文学评论是说理的文体，理论的阐述，观点的论说，往往使得文章本身只顾自说自话，写的枯燥板滞，读来味同嚼蜡。但阎纲的评论文章却给人们呈现出另一种风景。叙述直抒胸臆，说理淋漓痛快，评与论都紧贴创作和作品本身，文章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可读性，突出的感染力。如他评说张贤亮，起首一句便是“宁夏出了个张贤亮”，豁人耳目的惊呼中满含赞许之意。他评谌容的《人到中年》，言简意赅地说：“可以当诤谏来读。”评莫应丰的《将军吟》，他说“是《将军吟》，也是将军难，将军魂”。品读了阎纲的这些评论，我把他的评论文风总结出了三点优长：行文中内紧外松，洒脱自然；表意上以少胜多，言简意赅；语言上活用口语和文白杂糅。这样的自具一格的评论文风，我虽力不能逮，难以达到，但却是心向往之，心慕手追的。
新时期文学创作状态的丰繁茂盛与势头的不可阻遏，文学评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这其中，既有周扬、张光年、陈荒煤、冯牧这样的专家型领导作为文坛主将的主导和引领，更有阎纲、谢冕、张炯、顾骧、刘锡诚、谢永旺这样的身处一线、仗义执言的评论干将的冲锋陷阵。他们联袂一起，共同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理论评论的中坚力量与主流趋向，导引了新时期从文学创作到文学评论的繁荣与活跃。他们以文学评论的方式，推动着新时期文学，建构着新时期文学，这使他们自己，既成为新时期文学中的重要硕果，又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杰出代表。
跳脱开个人的角度，从文学评论的宏观角度来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评论领域里，与阎纲同代同行的评论家为数众多，但在评论语言上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辨识度，在评论风格上自成一家，具有自己的独特个性的，如阎纲者的并不多见。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有着独特而重要的贡献的。
三
跟阎纲交往较多的另一个方面，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工作与活动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于1979年8月成立，从第二届理事会起，阎纲一直是研究会的副会长，从冯牧会长时期，到朱寨会长时期，再到张炯会长时期。在这个期间，研究会两年一届的学术年会，每年举办的重要的学术研讨会，经常利用周末召开的常委理事会，都有他的活跃身影，他为研究会的日常运作、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奉献了自己的心力与智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阎纲在研究会里还有一个重要方面的工作，就是编辑刊物。研究会在新时期之后，为了适应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需要，先后创办了不少的刊物，如《当代文学研究丛刊》《作品与争鸣》《评论选刊》《中国热点文学》等。其中后两个刊物，都是阎纲主要创办并主持编务的。1984年，阎纲与一些评论家朋友就商议要办一个评论类的文学选刊，“以促动学风与文风的改革”。经过一系列紧张的筹备工作，《评论选刊》（双月刊）于1985年正式出刊。《评论选刊》在各地的文学评论刊物蜂起，理论批评格外活跃的时期横空出世，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个刊物从文学评论角度办选刊，创造了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先例，起到了推介重要评论文章，推出评论新人，交流评论信息， 促动评论发展的显著作用。1989年，这份刊物因故被迫停刊。虽然它只存活了五年，但对于1985年到1989年的新时期的文学评论事业，显然是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的。
在《评论选刊》停办之后，研究会在1989年又创办了一份《中国热点文学》（双月刊），旨在打通文学的文体，选发报告文学、中篇小说、散文随笔等各类文学作品中值得关注的新作与力作，以彰显文学创作的走势，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这份刊物的创办与主编，也是阎纲领衔，以他为主的。那时候，研究会居无定所，编辑部皮包办公，每次要召开编辑部会，商讨选稿、编稿、发稿事宜，都要现找地方，某所高校中文系的教研室，外省驻京办的地下招待所，某个饭馆的小包间，找到哪里就在哪里开会，都留下过阎纲和编辑部同仁的足迹。虽然条件甚为艰苦，但参与者都很热情和上心，主编更是格外认真和操心，所以基本上在没有办公条件的状态下，把这份刊物办得有模有样，风生水起，《中国热点文学》的刊物问世之后，便成为了当时文坛的“热点”刊物，不仅文学界读者十分关注，还在当时的期刊摊点上成为热销品种。这份刊物也持续时间很短，好像主要的原因在有关方面出台了新的规定，研究会不能主办刊物，在办的必须停办。当时，为了使刊物能够存活和得以续命，阎纲、张炯、刘锡诚、顾骧等人四处奔走，找人托话，希望能说服有关方面予以宽容，但终因一时找不到新的主办单位，无奈只好停办。这份刊物只存活了短短的一年，但它在打通文学文体界限，坚持走综合路线，精心选收“热点”作品的取向，也是富含了创见与新意的，至今仍未有人超越。
其实，以上这些工作都是阎纲业余时间所担承的编辑任务，在此期间和与此同时，他还有着《小说选刊》（月刊）编委的本职工作，看稿、选稿和编稿的工作也十分繁重。那个时候，《小说选刊》也是到处租房。有时去到小说选刊编辑部串门，到了饭时，常常大家一起动手煮上一锅热汤面，一边吃面，一边聊天。铁人王进喜说过一句名言：“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觉得，阎纲在文学刊物的创办与主编方面，也是做着这样的事情，践行着这样的理念，体现着这样的追求。
四十多年来，与阎纲有关的往事历历在目，令人难忘。我庆幸在文学的黄金时代，在成长的重要时段，得遇阎纲这样言传身教、全能多才的老师。他为当代文学的评论，为当代文学的编辑，为当代文学研究会，都做了太多太多的事情，而且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我想，我应该感谢他，研究会应该感谢他，当代文坛也应该感谢他。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