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在全国文联与作协尚未恢复活动之前，复刊与改组后的《人民文学》凭借自身在文学体制中的特殊地位，实际上承担起了文坛组织者的角色。通过“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以及“《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三刊编委联席会”等文学会议，《人民文学》在文艺队伍重组、文学观念革新、文学组织重建以及文学实践引导等层面上，推动了文学领域的拨乱反正。这些会议是第四次文代会真正意义上的“前奏”，为“新时期文学”的建构扫清了思想障碍，提供了制度保障，是新时期文艺制度重建的一个重要支点。

关键词：过渡时期 《人民文学》 文学会议 文学制度

1976年至1979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阶段，是当代文学告别激进文艺，走向“新时期文学”的过渡期。粉碎“四人帮”后，文联、作协及其他文艺协会并未立即恢复，大部分文艺刊物尚处于停刊状态，文学制度的重建迟迟无法推进。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紧要关头，复刊与改组后的《人民文学》①实际上成为了文学界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中枢，代行文联、作协之职，扮演起文坛组织者的角色。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会议成为《人民文学》推动文艺队伍重组、文学观念革新、文学组织重建以及引导文学写作的主要形式。

文学会议是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到文艺政策的制定与文学秩序的调整，小到某类题材或某部作品合法性的确立，均可通过文学会议来实现。在1976—1979年的特定历史语境中，《人民文学》编辑部组织、参加的三次重要文学会议——1977年10月19日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1977年12月28日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以及1978年10月22日的“《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三刊编委联席会”，既有各自明确的历史任务，同时又由“破”到“立”地紧密承接，无不是文学转折的风向标。本文主要通过对这三次文学会议的史料整理与考证，呈现会议从酝酿筹备到正式召开再到后续影响的整个动态过程，揭示在乍暖还寒的文坛气候中“新时期文学”发生、衍变的内在逻辑，以期为考察文学制度的重建提供一条有效的线索。

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与文艺队伍重组

1976年11月，《人民文学》推出了编辑部改组后的第一期，即1976年第8期。此后一年时间里，刊物上虽然出现了叶文玲的《丹梅》（1977年第3期）、徐光耀的《望日莲》（1977年第3期）、萧育轩的《心声》（1977年第4期）、王愿坚的《足迹》（1977年第7期）等较为出色的短篇小说。但彼时的文学创作整体上仍背负着思想枷锁，显得相当沉闷与僵化。因此，为了推动文学创作尤其是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编辑部在积极组稿之余，开始酝酿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举办会议的构想最早可追溯到1977年8月。《人民文学》评论组组长刘锡诚前往广州组织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稿件。广东作协的领导人物秦牧以及从1977年第7期开始接管《广东文艺》的萧殷给前去的刘锡诚留下了“广东文艺界的思想比北京文艺界要解放得多”的印象②。在这期间，鉴于当时不具备召开全国性大型会议的条件，萧殷建议《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一个十几人的小规模会议，找一些人来交换看法。刘锡诚将广东的声音反馈到了编辑部。1977年9月20日，《人民文学》评论组在研究刊物的第11期选题时，正式提出了拟召开一次短篇小说小型座谈会的构想，并得到了副主编刘剑青的肯定。但在当时全国上下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大背景下，刘剑青对于召开这样一次短篇小说座谈会是否合适存有疑虑。请示张光年后，会议计划才就此确定下来。10月11日，张光年召集刘剑青、涂光群、刘锡诚等人又进行了一次有关短篇小说小型座谈会的集中研究，同意了编辑部提出的“控诉‘四人帮’”“贯彻‘百花齐放’方针”“促进小说创作的发展”的座谈会中心议题，并提出“生动活泼，交流经验，交换意见，不做结论，择善而从”的座谈会方针。③

1977年10月19日④，“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北京虎坊路附近的远东饭店正式召开。《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主持会议，参会者有茅盾、沙汀、刘白羽、周立波、张光年、王子野、马烽、李准、王朝闻、茹志鹃、韦君宜、王愿坚、邓绍基、张庆田、张天民、林雨、邹志安、叶文玲、赵燕翼、萧育轩、陈骏涛、张家钧、高缨、丁宁、温跃渊、刘剑青、涂光群、刘锡诚、崔道怡等。孙犁本在受邀作家之列，但因身体原因未能前来参会，送来了书面发言。茅盾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名义在会上作了题为《老兵的希望》的讲话，这时作协尚未恢复，也是茅盾在“文革”结束后第一次出席文学界会议并发言。

此次座谈会规模较小，是文艺工作者之间一次小型的漫谈。参会人员不作长篇大论，彼此之间互相插话，呈现出自由宽松的会议氛围。从编辑部印发、仅供内部参阅的《人民文学》简报（1977年11月19日）来看，会议集中讨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探讨了短篇小说创作怎样更好地反映同“四人帮”的现实斗争、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两结合”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方法等当前短篇小说创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二是加强文学评论工作，深入批判修正主义的文艺观点和有害作品，加强对优秀作品特别是青年作者的作品的热情帮助，同时鼓励文学评论工作百家争鸣。

有学者评价这次会议是“率先以一个文学杂志的身份召集了一个国家最具影响力的一批作家”⑤。这一论断一方面揭示了文坛解冻时节，《人民文学》在文学活动中的组织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文艺队伍的重组。

会议规模虽然不大，但却是转折年代重建文学秩序的重要一步。它是《人民文学》在新时期筹备召开的第一个会议，也是老、中、青三代作家在新时期的第一次聚合，使得在“文革”时期被打散的文学队伍在新时期初步恢复了联系，推进了文学队伍的重建。一方面，此次座谈会使得沙汀、刘白羽、周立波、马烽等经验丰富的老作家，以及王愿坚、李准、茹志鹃等在“十七年”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重回文坛，促使在“文革”中被打散的文学队伍重新聚拢起来。“十七年”作家的归来，为文学界下一步重评“十七年”文学埋下了伏笔。马烽在此次会议上颇有胆识地提出了废除《纪要》和正确评价“十七年”文艺的问题。这两个话题在当时尚属于无人敢碰的禁区。另一方面，《人民文学》培育的邹志安、叶文玲、萧育轩等文学新人借此亮相。这些初出茅庐的文学新人此后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多篇颇具影响力的优秀作品，为“新时期文学”的发生积蓄了青年力量。

在聚拢新时期文学队伍的同时，此次座谈会聚焦当时短篇小说创作中的一些弊病，提出了诸多有效的指导性建议，对繁荣文学创作产生直接影响，促成了“伤痕文学”的滥觞。直观来看，此次座谈会后，《人民文学》的选题思路更为新锐，涌现出一批反映现实、表现创痛的优秀短篇小说。作为“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刘心武的《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写作与发表可以说是此次会议的直接产物。针对小说反映现实过于尖锐的争议，《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在和三级审稿人交换意见后，最终以一句“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勇敢地推出了这部被誉为“第一朵报春花”的《班主任》⑥。同期，编辑部还转载了一篇“伤痕文学”名作——贾大山的《取经》（《河北文学》1977年第4期），此后又相继刊发了莫伸的《窗口》（《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1978年第9期）、宗璞的《弦上的梦》（1978年第12期）等新作。作为全国作协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的一些决策与活动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全国文艺的发展。在《人民文学》促发的清新之风下，《上海文艺》在1978年第7期发表了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同年8月1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伤痕》，“伤痕文学”的大潮就此形成声势，新时期初年的文学园地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同在创作上的开放态度相比，张光年对于会议宣传的态度更值得玩味。张光年虽然是新时期文学发轫期的关键人物，促成了许多具有突破意义的会议的召开和作品的刊发，但这种开放同时伴随着谨慎。他将会议定性为刊物内部的业务工作会，并在会议开始之初就向参会人员指出，“不做总结，也无总结性发言，也无会议纪要，不报道，不请记者，不登报”⑦。会议期间，对于与会者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恢复文联作协的提议等敏感问题，他同样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他在日记中流露出这一紧张心理，“刘锡诚来说服整理（我在短篇小说）座谈会上发言记录，未同意”⑧。不止张光年，1977年10月28日听取“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的汇报会上，出版局局长王匡也持保守态度，主张发内参，不扩大宣传，以防给中央与宣传口施加压力。直到后期中央决定批判《纪要》的消息传出，张光年才决定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此次座谈会的文章摘要，并同意刘锡诚撰写一个内部参阅的简报⑨。这些举动反映了张光年在春寒料峭的文学气候中，对思想解放的分寸感的把握。

二、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与思想解放

作为激进文艺思潮的纲领性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通过“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表述，对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的文艺事业进行了全面否定。由于《纪要》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审阅，加之彼时“两个凡是”的观点，“文艺黑线专政”论直至1977年仍然是不容挑战的文艺戒条，严重阻碍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因此，深批“文艺黑线专政”论就成为解放文艺思想、繁荣文艺创作的迫切之举。如果说“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的召开，是文艺界主动、独立地谋求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有效实践，那么“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则具有与政治联合的“借力”意味。在与中宣部的彼此呼应中，《人民文学》编辑部巧妙地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发起冲击，以解除强加于文学之上的政治束缚。

《人民日报》是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先行者。1977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出席并作了发言。这次座谈会极大地鼓舞了当时踟蹰不前的文艺界，推动了《人民文学》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11月22日下午，张光年在《人民日报》的会后打来电话，向刘锡诚提议举办一个座谈会，限于在文学方面批判《纪要》。11月28日，《人民文学》编辑部组织了一个“题材问题座谈会”，以此为日后大会的举办作好准备。“题材问题座谈会”共有八名参会者，分别是杨子敏、谢永旺、李基凯、沈承宽，以及《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刘剑青、阎纲、高远、刘锡诚，八人讨论批判了“四人帮”的“反‘题材决定’论”等谬论⑩。1977年12月21日至26日，中宣部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许多著名文艺家和中宣部的重要领导就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和其他文艺问题作了发言和讲话。张光年参会并于22日下午作了一小时发言，指名批评了《光明日报》关于“刘少奇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编者按语。中宣部召开的这次文艺界座谈会为《人民文学》编辑部即将举办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作了很好的铺垫。

经过细致周密的前期筹备，“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于1977年12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总参招待所召开，为期三天半。会议在筹备初期被定位为全国性的座谈会。19日，张光年接受了李季、刘白羽的建议，缩小座谈会规模，不再邀请外地作家，并同刘剑青、刘锡诚修改参会者名单11。即便如此，参会的文艺工作者仍多达一百余名。除湖北的徐迟、广东的秦牧等少量京外文艺工作者，与会参与者主要是首都文学界的作家、诗人、翻译家、评论家和文学编辑，以及中国文联各协会的前负责人，可谓是盛况空前。

历时三天半的会议中，郭沫若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但以中国文联主席的身份请张光年代作书面讲话，中国作协主席茅盾时年已经八十一岁，讲了恢复文联、作协和《文艺报》的问题。会议的象征意义和实质性议题直接推动了新时期文坛“拨乱反正”的展开。具体到会议议题来看，对“十七年”文艺的评价得到了参会者的热烈讨论，是会上谈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李曙光、冯牧、李准、吴组缃、韦君宜、秦牧、王愿坚等纷纷就此交换意见。关于1930年代的文艺问题是参会者高度聚焦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周立波、李何林、骆宾基、曹靖华、许觉民等对此展开讨论。

相对于“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的谨慎态度，《人民文学》对于此次会议的组织可谓大张旗鼓。会前，周明、汪南宁请华国锋为《人民文学》题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而奋斗”。在31日上午的全体大会上，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宣读题词，并提议成立一个筹备机构，恢复文联与各协会，并为第四次文代会做准备。来自高层的声音，提高了会议的规格和政治意义。1978年1月17日，“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的会议内容见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于《华主席为〈人民文学〉题词》的大标题下刊载了新华社报道，同时刊载了《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抓纲治文艺》。同日的第3版为学习华主席题词专栏，刊载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欢呼题词文章《进军的号角，催春的战鼓——热烈欢呼华主席的光辉题词》，以及周立波、王愿坚、周而复、阮章竞、徐迟的学习题词文章12。与“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相比，“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的后期宣传力度得到了明显加强，影响也更为广泛，这是文坛回春脚步日益加快的显著表征。

《人民文学》编辑部组织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并不是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首次会议，但其重要性仍旧不容小觑。张守仁在回忆此次座谈会时说道，“那是一次彻底推翻‘四人帮’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盛会，是文学界群英荟萃在一起，自己解放自己的重大举措”13。与此前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和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座谈会相比，“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的规模更加宏大，与会者多达一百余人，实现了作家队伍的大会师。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十七年”文艺领导者周扬的重新亮相。这是周扬在“文革”结束后第一次在文学界的会议上公开露面。周扬首先真诚地检讨了自己在过去工作中犯下的错误，接着就如何正确评价1930年代文艺与“十七年”文艺、“要文化革命，还是要毁灭文化”表达了自己的思考，得到了现场很多文艺界人士的谅解与赞赏。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上，周扬得以在文学界的集会上首次公开露面并发表讲话。其在会上真诚地检讨了自己此前的工作错误，实现了在“文革”后的真正复归。彼时已经主持文艺界工作的《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在会前就有意识地将周扬列入与会者名单，促成了周扬的此次归来，这为之后以周扬为核心的文艺领导层的重组奠定了基础14。鉴于当时“左”的思潮在全国还未得到彻底清理，“文艺黑线专政”论虽然受到批判，但“文艺黑线”仍被认为是存在的，故而邀请“罪魁祸首”周扬参会并发言就成为一个极具政治勇气的大胆决策。

此外，之前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几次会议，大都是从政治的角度对其性质进行单纯批判，正如袁鹰所言，“主要还是激于义愤，在大是大非上声讨它的罪状，用亲身经历的事实驳斥它对文艺事业的摧残和对文艺工作者的迫害，还没有来得及从实践和理论上作深入的剖析”15。也就是说，此前关于“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声讨，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感性和经验上的浅层批判，还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也缺乏系统而全面的眼光。从这一角度而言，《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的这次座谈会是此前相关批判会议的承续与推进，它在文学方面系统地对《纪要》进行批判，其中不乏理论的折光。它突破了《纪要》不能批的禁区，解决了《纪要》所涉及的1930年代文艺与“十七年”文艺的合法性等历史遗留问题，卸下了束缚“新时期文学”向前发展的历史负累。同时，此次会议又做出了恢复文联与各协会、召开第四次文代会等开拓历史新局面的动议，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需要提及的是，在彼时新旧交替、艰难蜕变的历史氛围中，“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时代局限性，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在会上隐晦地传达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应该受批判，但“十七年”文艺中也的确存在着文艺黑线的观点。加上当时刘少奇的冤案还未平反，很多与会者都默认了“文艺黑线”的存在，就连茅盾、张光年也不例外。此时文艺界的拨乱反正，暂时陷入了顾虑重重的徘徊状态。

三、三刊编委联席会与文学思潮

与“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和“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相比，“《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三刊编委联席会”范围较小，属期刊界高层业务工作会议。但它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走向却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如果说前两次会议更多的是解决政治强加于文学的一系列历史负累问题，那么三刊编委联席会则主要是面向未来，着眼于规划三家刊物的未来办刊方针，展现出重新启航的崭新姿态。

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文联三届三次全委会扩大会议在西苑饭店礼堂举行，此前被解散的文联及各协会得以重新恢复。1978年7月，《文艺报》复刊，同年9月1日，刚刚恢复工作的作协在作协书记处会上通过了重新拟定的《人民文学》《文艺报》和《诗刊》的正副主编及编委会名单。这些活动为三刊编委联席会的筹备与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8年10月22日至25日16，“《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三刊编委联席会”在北京远东饭店召开。此次会议由时任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的张光年主持，出席人员有：《文艺报》编委冯牧、孔罗荪、刘白羽、韦君宜、赵寻、陈荒煤、林默涵、李春光、张光年；《人民文学》编委李季、刘剑青、孙犁、严文井、曹禺、魏巍、冰心、唐弢、冯至、沙汀、袁鹰、曹靖华、葛洛、草明；《诗刊》编委严辰、邹荻帆、柯岩、田间、阮章竞、克里木•霍加、张志民、贺敬之、臧克家、李瑛。

会议上，各位编委本着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和贯彻“双百”方针、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围绕“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怎样使文艺工作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进行了热烈讨论。首先，各编委联系文艺实践，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交流。会议主持人张光年在会议开幕之时就明确指出讨论三家刊物的编刊方针，不可能回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当前思想战线上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17。随后各编委联系历史与当下的创作实践，重申创作要深入生活、文艺作品应由实践与人民来检验的文艺规律。其次，各编委为进一步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继续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同时提出为一些蒙冤的作家作品平反。此前“文艺黑线专政”论虽然受到了广泛批判，但流毒的肃清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对文学秩序的恢复仍旧造成了很大阻碍18。刘白羽对此指出，“对‘文艺黑线专政’论，年初我们批了一下，现在还要批，要提高到真理标准、从实际出发、从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原理来批”。张光年则更进一步，针对“文艺黑线的帽子不能摘”的论调，有理有据地以三条事实对“文艺黑线”论展开批判19。魏巍提出要从理论战线与文艺实践两方面共同发力，来冲破“四人帮”设置的思想禁区。再次，各编委本着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积极为“伤痕文学”开道。唐弢、李季、陈荒煤、柯岩等对《班主任》《伤痕》等受到一些文艺领导人责难的作品表示支持。最后，各编委就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三家刊物的办刊方针进行讨论。刘白羽指出，“刊物要做实现四化的闯将，否则，刊物就没有必要出了。我们的刊物拿到社会上去，就是要在艺术形态领域里进行斗争”。

1978年10月25日下午，《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三刊编辑部举行分组会，联席会至此顺利结束。新华社于1978年11月23日对此次会议进行报道，《人民日报》在1978年11月24日第4版刊登了《坚决贯彻“双百”方针，认真实行文艺民主》的会议报道文章。“《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三刊编委联席会”是恢复工作的中国作协重新划定三刊主编及编委后的一次工作会议，对繁荣新时期文艺具有重要作用。其以实践的观点进一步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和“文艺黑线”论，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在文艺界的具体实践，促进了文艺思想的解放。此次会议结束后，广东、上海等其他省市的文艺界也相继召开了以真理标准讨论为主题的座谈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入与文艺思想的解放。正如刘锡诚所言，“那次会议在乍暖还寒的政治氛围里，对‘文学的新时期’的到来发生过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其中有些观点今天看来也许值得进一步商榷，但他们坚持实践第一的立场观点，推动解放思想运动，为‘新时期文学’廓清道路的意向是不容置疑的”20。

对于彼时正处于风口浪尖的“伤痕文学”，诸多文艺领导者在会上充分肯定了此类题材的合法性，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一勇闯禁区的文学潮流，有力地保护了刘心武、卢新华等文坛新生力量，推动了“伤痕文学”的发展。针对《班主任》《伤痕》等作品受到的争议，陈荒煤在会上认为，“尽管现在发表的这些作品，作者大都是青年作家，他们的经历究竟有限，不能一下子把本质揭露得很深，但他们闯出了一条路子。我们在《文艺报》的会上说过，青年是受伤的一代；刘心武在一次会上说，是思考的一代。很好”。另一方面，与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相比，更加知情于文坛的柯岩则担心在当时凶险的意识形态斗争漩涡中，这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文学新人会遭到极左思潮的反扑。因此，柯岩在对《班主任》《伤痕》表示赞赏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不足，“我欣赏《班主任》，它不是客观描写。我赞美生活中的战士。我丝毫不反对《伤痕》的发表，但我更赞美英勇顽强的战士。既要读者看到严酷的现实，又要给读者以榜样的力量”。“伤痕文学”在当时尚属十分脆弱的新生事物，任何一点的“风吹雨打”都可能使其不幸夭折。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文艺界高层为保护新生文学潮流、稳定文学大局的良苦用心。正是有了包括《人民文学》在内的三家刊物对“伤痕文学”的呵护与培育，这一文学潮流才得以茁壮成长。

《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是我国最具权威性的理论和创作刊物，对文坛的发展潮流无不具有高度的引导与示范功能。从文学体制的角度讲，三个刊物沟通办刊思路，正是文艺界高层在新时期初年统一思想认识、引导文学走向的一次自觉实践。通过此次会议，各编委在突破思想禁区、发扬艺术民主、繁荣文学创作等方面达成共识，从理论与创作两方面共同发力，团结一致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保驾护航，促发了文学格局的欣欣向荣。

结 语

与第四次文代会这种在文学史具有分期意义的大型文学会议相比，《人民文学》在1976—1979年间举办的文学期刊会议虽然在规模上稍逊一筹，但仍有其重要价值。第一，文学期刊会议所聚焦的问题往往具有高度迫切性，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文人命运、文坛生态等确实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第二，不同会议间往往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联，若没有一些小型文学期刊会议的召开作为铺垫，很多大型文学会议的顺利开幕就无从谈起。第三，文学会议的召开大都集结着不同文艺观念的分歧乃至论争，与大型文学会议相比，小型文学期刊会议上的发言能够直面不同观点间的分歧甚至对立，更能呈现出彼时文坛的真实脉动。

三次文学会议各自解决了彼时文坛面临的不同重大问题，前两个会议解除了新时期文学背负的历史负累，后一个会议则以谋划三家刊物的办刊方针为基点，积极为文学在新时期的重新出发构建良好环境。三个会议间呈现出议题上的递进性，逐步推动着思想解放与拨乱反正积淀为学科内部的共识。在转折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借助于文学会议这一特定的组织形式，“一个学科联合会在某个学科场域内激活了某种类似共同体的东西”21，建构“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的文化官员、中心作家以及批评家的共同体已经被凝聚起来，并被赋予了重新叙述文学史、规划文学发展方向的权力。这些文学会议为“新时期文学”的建构扫清思想障碍，提供了制度保障，是考察新时期文艺制度重建的一个重要支点。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研究”（项目编号：21&ZD25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文革”爆发后，《人民文学》于1966年6月停刊。1972年夏，原《人民文学》的副主编李季曾谋划刊物复刊，未果。1975年7月，在毛主席 “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下，《人民文学》的复刊再次被提上日程。1976年1月，《人民文学》“创刊”号问世，但此时刊物由“四人帮”把控，袁水拍任主编，施燕萍任副主编，李希凡、严文井兼职副主编，刊物的最高权力实际上由文化部直接掌控。“四人帮”倒台后，《人民文学》迎来人事调整。1977年下半年，《人民文学》由张光年任主编，刘剑青任副主编，涂光群任小说组组长，周明任散文诗歌组组长，刘锡诚任评论组组长，刊物领导权发生巨大转变。《人民文学》的政治态度、选稿标准与办刊思路随之转变，成为推动文坛解冻的一个思想阵地。

② 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页。

③具体过程参见刘锡诚《短篇小说座谈会始末》，《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5页。

④关于“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的召开时间，郑纳新（《新时期初期的三次文学会议》，《南方文坛》2009年第4期）、李洁非（《风雨晚来舟方定——张光年在“文革”后》，《典型文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温跃渊（《儒雅的笑容》，《回忆张光年》，中国作家协会编，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等均认为是1977年10月19日。刘锡诚在《在文坛边缘上》中“1977年10月20日”的记载疑似有误。

⑤郑纳新：《新时期初期的三次文学会议》，《南方文坛》2009年第4期。

⑥具体过程参见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245页。

⑦温跃渊：《儒雅的笑容》，《怀念张光年》，中国作家协会编，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53页。

⑧11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9页。

⑨在1977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此次座谈会的专访和短评。专访为《让文学创作迅速跟上抓纲治国大好形势——〈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9日），短评为《充分发挥短篇小说的战斗作用》（《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9日）。《人民文学》在1977年第11期开辟了“促进短篇小说的百花齐放——本刊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专栏，在11期、12期上专门刊载了座谈会上的部分发言。1977年第11期发表了茅盾的《老兵的希望》、马烽的《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李准的《短篇小说的人物塑造及其他》、叶文玲的《创作，也要大干快上！》、王朝闻的《谈谈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第12期发表了周立波的《关于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沙汀的《短篇小说我见》、陈骏涛的《题材是广阔的》、王愿坚的《新一点，深一点》。

⑩参见刘锡诚《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41页。

12这五篇文章分别为周立波的《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贡献力量》、王愿坚的《喜迎革命文艺的春天》、周而复的《朝着华主席指示的方向前进》、阮章竞的《在华主席的指挥下战斗》、徐迟的《向着二十一世纪》。

13张守仁：《文坛精英劫后大聚会》，《文坛风景：我与当代作家》，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14在张光年邀请周扬参加“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作公开讲话后，张光年又和林默涵在文联三届三次全委会扩大会议（1978年5月27日）召开前造访周扬，邀其参会并发言。同年9月21日，周扬、张光年、李季等人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华北油田“八人行”，徐庆全认为这次出行实际上在酝酿着以周扬为核心的文艺领导班子的重组。参见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223页。

15袁鹰：《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

16关于“《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三刊编委联席会”的召开时间，刘锡诚在《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中的记载为1978年10月20日至25日，田本相、阿英编著的《曹禺年谱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中曹禺参加此次会议的时间与刘锡诚的记载相同。但会议报道文章《坚决贯彻“双百”方针，认真实行文艺民主》（《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4日）却是这样记述的，“为时四天的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思想解放，充满民主的空气”。如此看来，此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就不可能是1978年10月20日至25日。郑纳新在《新时期〈人民文学〉与“人民文学”》（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中以张光年日记为依据，怀疑刘锡诚的时间记载有误，将召开时间定为1978年10月22日至10月25日。在《文艺报》2021年8月4日刊登的《来到春天的温暖里——回望新时期北京文坛新气象之兴》中，作者李林荣认为会议的召开时间是1978年10月22日至10月25日，“小小的远东饭店和巨大时代转折中的新时期文学之兴的缘分，在它被选定为1978年10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三刊编委联席会的会址时，似乎又不期而然地加深了一步”。考虑到刘锡诚个人回忆的模糊性和《人民日报》《文艺报》的权威性，笔者在此亦将会议的召开时间定为1978年10月22日至10月25日。

17参见刘锡诚《三刊编委会与真理标准讨论》，《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6页。本次会议的与会者发言均引自此书的第126—153页，此后不再注明。

18在1978年6月5日文联三届三次全委会扩大会议结束后，文联与作协在名义上是恢复了，但从李季在三刊编委联席会上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不容乐观，“文联全委会后，新华社向国内外发了消息，几个协会恢复工作，到现在还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秘书长跑断腿，借一间办公室都借不到”。（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6页）“作协、文联名义上是恢复工作了，但牌子还挂不出来。找不到上级领导单位。最近听有人说：你们不是我们领导的单位，只是我们联系的单位。‘十七’年不是文艺黑线嘛，所以人家不敢沾边。”（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页）可见“四人帮”制造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文艺黑线”论还在阻碍着文坛拨乱反正的现实开展。

19在1979年1月2日文联所举行的迎新茶话会上，“文艺黑线”论才得以被公开否定。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在会上请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宣布，在十七年文学中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第一次公开、彻底地否定了“文艺黑线”论。参见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

20刘锡诚：《三刊编委会与真理标准讨论》，《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9页。

21[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陈圣生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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