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鸿琳，原名刘建军，中国作协会员，1965年8月出生于福建宁化，作品散见于《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小说月刊》《福建文学》《草原》《解放军文艺》《飞天》《北京文学》等文学杂志，出版过长篇小说《血师》《刘虎从军记》《檀河谣》《东方欲晓》及中篇小说选集《寻找慈恩塔》等。曾获第27届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一等奖；福建省第七届百花文艺奖二等奖、福建省第八届百花文艺奖三等奖、第二届福建省中长篇小说双年榜中篇小说上榜作品奖等奖项。

红军号谱

■鸿 琳

一

华满妹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会被儿子罗广茂推进地窖里，里面黑咕隆咚的，霉味扑鼻。脚下不知踩到了什么，又软又滑，伸手一摸，黏糊糊的，是个腐烂的番薯！她将手在地上蹭了蹭，直起腰，去推头顶上的盖板，可用尽力气也推不动，上面肯定被压了重物。华满妹忍不住骂了起来，广茂，你个斫脑壳的，快放我出去！

上面一点动静也没有，两眼一抹黑的华满妹突然警觉起来，儿子莫不是跟红军走了？前些日子就听他嚷，要去当红军，她和丈夫都没有答应。儿子只有十五岁，嗓门大，人却长得瘦小，像根豆芽菜似的，枪都驮不起，能做啥？一想到这儿，华满妹心里火急火燎的，可一人多高的地窖爬又爬不出去，急得她又喊又叫。

其实，华满妹打心眼儿里拥护红军。去年农历十月初四，共产党人张赤男、罗铭等人发动塘背村七百多人举行农民武装起义，打土豪分田地，处决了欺压百姓的罗志老、罗昆杨几个大地主恶霸，让塘背村世代受地主剥削压迫的穷苦百姓扬眉吐气。华满妹一家四口分到了八亩土地，这是她过去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对穷人家来说，有什么比拥有土地更让人开心的呢？她和村里的老百姓一样，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共产党带领的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是穷苦百姓的靠山。

可那些地主老财、民团、官兵哪会甘心让穷人当家作主呢？又打又杀，恨不得将红军往死里赶，将才过几天好日子的老百姓重新踩在脚下。穷苦百姓当然不愿意，谁不想好日子天长地久呢？村里的许多后生呼啦啦都参加了红军，上前线和敌人打仗去了。

华满妹和村里的妇女们在乡苏维埃的组织下，做草鞋、送军粮，支援前线的事儿一样也没落下，可儿子要去当红军，她还真有点舍不得。自己就这么一个儿子，战场上枪子儿不长眼，要真有什么闪失，她可不想活了。儿子根本不体谅她的一片苦心，又哭又闹，天天往红军驻地跑。华满妹被儿子纠缠不过，就答应他过两年长大些再去。可儿子人小鬼大，竟敢趁他爹罗纪华一早外出做木匠活，骗说家里那只大公鸡掉进地窖，把她关进了地窖。

华满妹又气又急，也不知在地窖里叫了多久，隔壁的金福婶婆过来借米筛，听到叫声，吓了一跳，把压在地窖盖板上那个沉甸甸的磨盘挪开，才将华满妹拉上来。

你看到广茂了吗？灰头土脸的华满妹一把拉住金福婶婆急急地问。

金福婶婆说，刚才看到他和几个后生仔往村口去了。

华满妹一听，撒腿就朝外跑。跑到村口，太阳才刚刚升起，远远能看到一队红军出了东山坳，沿着蜿蜒的山路渐渐远去，一杆红旗被晨风吹得呼啦啦翻卷。

这天，是一九三〇年六月初的一个清晨。华满妹清楚地记得，那天初升的太阳红得刺眼，村口老枫树上有垂露滴到脸上，凉丝丝的，稻田里的禾苗发出哔哔啵啵的拔节声，一只山鹰在山巅盘旋。

当华满妹再见到儿子罗广茂时，已经是七年后的寒冬腊月。

对于住在距福建长汀东南四十多公里的塘背村的百姓来说，一九三七年冬天是罕见得奇冷。多年都没见这么大的雪，山白了，水白了，进村的路也白了，屋檐上的冰凌有一尺多长。后龙山上的树木被冰雪压弯了腰，时不时能听到树枝断裂的哗啦声。从东山坳飞下来的山雀儿冻得伸不开翅膀，扑棱着从空中往小河里掉，砸得河面上那层薄冰“吧嗒吧嗒”地响。

一大早，华满妹就起来了，她从鸡橱里把那只养了多年的大公鸡抓进鸡笼里，背上，打算去十里地外的钟屋村赶个集，将鸡卖了换些粮食回来。这是原本留着过年的大公鸡，自古以来，客家人过年都要吃鸡，寓意大吉大利，可家里米缸都见了底，哪还能留着过年？不吃鸡可以，不吃饭可会饿死啊！

儿子跟红军走后的第二年，丈夫罗纪华也参加红军走了，父子俩一走就杳无音信，留下华满妹和女儿相依为命。华满妹担心丈夫和儿子的安危，看到有红军在村里来来去去，她就去问，有时也会找村里的苏维埃干部打听。可那时红军不断在行军打仗，一会儿说在江西，一会儿说在福建，谁也说不清楚她丈夫和儿子在哪里。后来听说红军在距塘背村二十多里远的松毛岭和国民党军打了七天七夜，那些天，隆隆的枪炮声没日没夜地响，画着青天白日旗的飞机低得好像拿竹篙都捅得到。再后来，又听说红军从钟屋村出发，往江西方向去了。红军走后不久，国民党和民团就杀了回来，到处搜捕失散红军和红军家属，村头的水口上三天两头都有人被杀。华满妹从来不敢透露丈夫和儿子的去向，要不是乡亲们相互帮衬掩饰，家里有两人当红军，那些穷凶极恶的民团还会放过她？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每逢初一、十五，到村口的观音庙去点上一炷香，祈求菩萨保佑她的丈夫和儿子能平安回来。

华满妹背着大公鸡出了门，寒风呼啸，刮得人睁不开眼，雪粒打在脸上，刀割一样痛。刚走出村口，华满妹就看见风雪中一个身影跌跌撞撞迎面走来，身后是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

待那人走到近前，华满妹才看清是个乞丐。乞丐拄着一根木棍，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穿着破棉袄，腰上还扎了一根草绳，像棵狗尾巴草似的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乞丐见了华满妹，停下来，将木棍戳在雪地上，支撑着虚弱的身子，怔怔地看着华满妹。华满妹吓了一跳，莫不是乞丐看上了自个的大公鸡？这可是自己过年的口粮，可千万莫让乞丐给抢了。一想到这儿，华满妹不禁搂住了鸡笼。

乞丐突然扔了木棍，叫了声娘。

华满妹惊得往后退了两步。

娘！乞丐趔趄一下，扑通跪倒在雪地里，娘，我是你的儿子茂佬啊！

华满妹愣了几秒钟，丢了鸡笼，扑上去，撩起乞丐那披头散发，仔细辨认着，看着看着，华满妹就“哇”地哭了起来，一把将乞丐搂到怀里，儿啊，儿啊，你可回来了，这些年你可让娘想死了啊！

寒风呼呼地刮着，雪纷纷扬扬地下着，母子俩就那样相拥着在雪地里哭了好久好久。

那只大公鸡从鸡笼里飞了出来，如一团火焰在白皑皑的雪地上飞奔，它也没想到由于罗广茂的出现，改变了它被摆上餐桌的命运。在随后的几年里，塘背村东山坳上每天都有公鸡的晨啼在山野间回荡。只有华满妹心里明白，那是她家跑掉的那只公鸡。她曾上山去找，找回来绝对不再卖它了，要留着它给家中报晓。她想，公鸡啼了，天就会亮，天会亮，日子就还有盼头。

罗广茂跟红军走时是十五岁，回来时是二十二岁，整整过去了七年。他从一个少年变成了一个后生，但在华满妹眼里，儿子依旧是那么瘦小，只是脸上写满了沧桑，原先的一副大嗓门也变得轻声轻语，说话总怕人听到似的。

那个早上，由于天寒地冻，村里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许多人还捂着火笼赖在床上不想起来，除了几条土狗在墙角吠上两声外，老街上不见一个人影。在这纷飞大雪的掩饰下，罗广茂悄悄跟母亲回到了家里，藏进了灶房的那口地窖里。他做梦都没想到，七年前担心母亲阻止他去当红军，他把母亲关进了地窖里。七年后，为了躲避民团，母亲也把他藏进了地窖里。

一开始，华满妹也想让儿子就这么待在家里，虽然她不知道儿子这些年究竟经历了什么，但她看得出，儿子吃了很多苦，走路时左脚一瘸一拐，问他，他告诉说是挨了枪子儿，没好利索。

村里实行了保甲制，保甲长每天早晚领着民团挨家挨户清点人头，深更半夜有时还会突击检查，要是让民团发现，当过红军的儿子肯定会被抓去砍头。尽管十分不舍，但华满妹还是在除夕半夜里，偷偷把儿子送进了山。

罗广茂藏在距村子十多里地鹧鸪窠的废纸寮里，靠吃竹笋、野菜、野果和华满妹偷偷送来的一些粗粮挨过了一个寒冬。他多数时候都是默默地坐在四面透风的纸寮里，好长时间一动不动，像个木头人一般。华满妹发现原本十分喜欢说话的儿子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沉默寡语，有时一天都没有一句话。问他，他也不说。华满妹也不敢再问，她怕触动儿子心事。她能告诉儿子的就是，他跟红军走后的第二年，他爹也参加红军走了。她问罗广茂，有没有见过父亲，她觉得都是去参加红军，总有遇到的时候。

让华满妹不解的是，对于父亲的杳无音信，罗广茂似乎并不吃惊，也没有表示出应有的担心和牵挂。她不知道，这几年来罗广茂看多了生离死别，看多了流血和死亡，经历了太多的枪林弹雨，知道在战场上生命是多么的脆弱，转瞬即逝。有多少战友血染疆场，埋骨青山，他自己都说不清了。一个经历太多的人真的能将生死看淡，无论对别人，还是自己。罗广茂心里猜测，父亲十有八九是牺牲了，但他不能对母亲说。他知道母亲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只要没见到人，没有确切的消息，她就坚信丈夫还活着，他得给母亲留份念想，留个盼头。

更让华满妹惊讶的是，沉默寡言的儿子有时会捧着一个巴掌大的油纸包发愣，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个油纸包儿子平时揣在怀里，睡觉藏在枕头下，形影不离。华满妹曾问他是什么，可他从来不说。

华满妹发现，躲在纸寮的那些日子，罗广茂经常做的就是嘴里含着一个拇指大的铜号嘴，咴咴地吹。那声音尖利，在大林子里回响。或许儿子只是用这种方式来打发孤凄寂寞的时光？

华满妹那时还不知道，儿子罗广茂那油纸包里藏着的是一本他看得比命更重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

二

二〇二一年，我多数时间都在搜集罗广茂的资料，几乎走遍了罗广茂当年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但有关这方面的记录并不多。现在网上能看到最多的就是一些有关罗广茂保存红军军用号谱的新闻和报道，但多数语焉不详，许多都是互相引用，没有经过认真的核实，有的甚至人云亦云。我在宁化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看到《宁化县志》里对罗广茂是这么记载的：“罗广茂，男，一九一六年五月出生于福建省宁化县泉上镇泉上村一贫苦农民家庭。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军，分配在朱德领导下的红四军三纵队当司号员。后被选派到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陆军作战司号大队学习。学成后，在朱德身边任司号员，后调红十二军一〇一团任司号员。第五次反‘围剿’初期，调红五军团四十三师师部当司号长。一九三四年初，在连城白洋与国民党十九路军作战时负伤，被送进长汀四都红军医院治疗。半年后，因反‘围剿’失利，四都红军医院被冲散，罗广茂在困境中脱险，回到泉上老家后，将保存的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交给母亲代为保存，再三嘱托‘这号谱胜于生命，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有半点闪失’。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他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新中国成立后，罗广茂结束流浪生活回到家乡，此时其母年迈，想不起军用号谱藏于何处。直到一九七四年，罗广茂在拆建谷仓时，才发现一本用油纸裹得严严实实的军用号谱用铁钉钉在谷仓底板下。一九七五年三月，罗广茂将珍藏的军用号谱捐献给宁化县革命纪念馆。经鉴定，这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是全国迄今发现唯一一本最为完整的红军军用号谱，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成为研究中国工农红军革命斗争史、红军军事生活及红军音乐等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二日，罗广茂因病逝世，享年七十八岁。”

我将县志记载的内容和我在宁化县民政局查阅到罗广茂的《红军失散人员报批表》中那份一九七九年他请人代笔的口述报告相对照，发现有好几处的说法不相符。在那份报告里，罗广茂明确说过自己的原籍是长汀县的塘背村，受伤时间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不是在一九三四年初，但为什么《宁化县志》的记载会出现如此明显的错误呢？当地党史部门的人员告诉我，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与当时编纂人员提供的材料有关，也和当时的信息交流渠道不畅有关。加上之前罗广茂保护红军号谱的事迹并没有得到宣传，人们对他了解甚少。至于会把罗广茂当成是宁化县泉上镇人，这和罗广茂在当地生活了大半辈子有关。对这个分析，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后来我在长汀县做田野调查时，曾经向长汀党史部门人员打听，他们对罗广茂的事迹知之甚少，也没有相关资料，就连《长汀县志》上也没有罗广茂的只字记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众人眼里，罗广茂确实成了宁化人。

我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逃难到宁化泉上的，而且他是一九三〇年参加红军的，不是一九三一年。二〇二一年春，我在泉上镇采访时，罗广茂的二儿子，现年六十七岁的罗云清这么对我说。

我告诉他，我查阅过他父亲的红军失散人员报批表，上面写的时间是一九三一年六月。

那一定是记错了，罗云清很肯定地说，我听我父亲说过，他是和他堂弟罗洪标一起去当红军的，罗洪标当时叫罗广丰，比我父亲小一岁。罗洪标是一九三〇年参加红军的，不信你可以去查。

这个信息让我很吃惊，之前我查阅过罗广茂的所有资料都没有这个记录。罗洪标一九一七年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南山乡塘背村，曾用名罗广丰，一九二九年十月，参加塘背农民起义，任儿童团团长；一九三〇年六月，参加工农红军，被编入红四军三纵队；参加过历次反“围剿”、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工程兵科学研究部部长、工程兵工程学院副院长，兰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

真没有想到，经过枪林弹雨九死一生过来的罗洪标将军竟然会是罗广茂的堂弟，而且他们是同时去参加红军的。如果罗云清说的没错，那么罗广茂参加红军应该是在一九三〇年而不是一九三一年。

接下来，罗云清又告诉我一件事，让我更加确定罗广茂是在一九三〇年六月参加红军的。罗云清告诉我，他父亲参军没多久，就跟着队伍去攻打了苦竹岭。

苦竹岭是长汀县四都、濯田两乡之间的一座险峰，距塘背村有六十多里。对于苦竹岭的战斗，《长汀县志》有作如是记载：一九三〇年，山上住着四都、濯田两区的土豪和民团七八百人，有两百余枪，筑有碉堡三座。六月中旬，红十二军警卫连和赤卫军七百余人，首次攻打苦竹岭，攻占了敌人两个据点。

按照罗云清的说法，这是他父亲罗广茂第一次参加战斗。听我父亲说，战斗是清晨打响的，当时到处都是枪声、炮声，呐喊声、惨叫声，他第一次看到红军战士在冲锋号声中冒着敌人的炮火不顾一切朝着山头上冲。不断有人中枪倒地，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又紧接着冲上，没有人后退。那个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吹冲锋号的红军战士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二〇二一年秋天，我在长汀县文联主席庐弓的陪同下爬上险峻的苦竹岭。山风浩荡，松涛澎湃，山顶依稀可见圮毁的残垣断壁和长满灌木丛的战壕。我在想，就在我脚下这片土地上，九十一年前，一个稚气未脱的小红军曾在这里第一次感受到了军号声排山倒海的力量，那嘹亮的号声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指挥着红军战士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也许，就是在这里，罗广茂结下了与军号的不解之缘。

但让我不明白的是，按照《长汀县志》记载，一九三〇年六月攻打苦竹岭的是红十二军警卫连和赤卫军，而罗广茂参加红军是在红四军三纵队，他在那份口述报告中也提到他的部队首长是萧克和张赤男。萧克当时是红四军三纵队的纵队长，而张赤男是政委，这一点罗广茂说得没错，而且他很清楚记得行军时萧克骑的是赤黄马，张赤男骑的是骡子。那他又是怎么参加攻打苦竹岭的战斗呢？这让我有点不明白。

罗云清个子瘦小，但身子骨还很硬朗，人也健谈，他说，我父亲去当红军时只有十五岁，还是个半大不大的毛孩子，一开始他到底是跟哪支队伍走的，他也不是很清楚。

这一点我可以理解，当时确实有许多的穷苦人家的子弟扔下手里的活计，跟着红军踏上漫漫征途。他们大多数人都没读过书，刚开始要说有多高的思想觉悟肯定谈不上。但是他们就认定一条死理，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就不会被压迫剥削，红军就是为穷苦人谋幸福的队伍，多少人到红军队伍中后来都锻炼成为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强战士。

根据《长汀县志》记载，一九二九年三月，红四军进入长汀后，中共长汀县委领导了四起工农武装暴动，在汀南，先后爆发了张赤男、罗化成领导的三平、南阳、宣城、涂坊、塘背等地农民暴动。是年十月，以长汀、连城、上杭、武平边境赤卫队为基础，在三平组建闽西工农红军第三路军，有两千余人，总指挥是张赤男。一九三〇年六月上旬，张赤男率领赤卫军配合红十二军攻打苦竹岭。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记载，一九三〇年六月中旬，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长汀南寨坝举行著名的“汀州整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六军和红十二军统一整编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军团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军团前敌委员会。军团下辖第四、第六、第十二军，其中第四军军长林彪、政委彭清泉，下辖三个纵队，第三纵队由原红十二军第二、第三纵队合编组成，纵队长萧克，政委张赤男。

由此肯定，罗广茂在一九三〇年六月初，先是参加了张赤男领导的赤卫军，随后就跟着部队配合红十二军攻打苦竹岭。战斗结束后，部队开到长汀，经过“汀州整编”，罗广茂成为红四军三纵队的一名红军战士，时间是一九三〇年六月中旬。

所以，罗广茂在他的记忆中就一直记着自己的部队是红四军三纵队，首长是萧克和张赤男，这其实也没有错。

三

“汀州整编”后的一段时期，罗广茂所在的部队驻扎在长汀县城南门外。长汀当时是中央苏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被誉为“红色小上海”。

当时，新战士很多，每天一早，战士们整队出操，练队列，由教员讲解射击要领。我父亲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打枪的，而且他的枪法很准。罗云清和我说起他父亲的一件往事。当时大队有民兵营，有好多长枪短枪，民兵营营长那时很气派，常背着一把步枪耀武扬威。有一次我父亲看不惯，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的枪拆开了，又噼噼啪啪给装上了，当时公社正在开大会，看得好多人都目瞪口呆。后来，公社书记让人在几十米外的矮墙上放了一个碗，我爹一枪就把碗打碎了。直到那时，我父亲当过红军的事才慢慢在当地传开了。

那么罗广茂当年是怎么当上号兵的呢？按照罗云清的回忆，在长汀的整训时，罗广茂的一副大嗓门被部队首长发现了，就是那个时候被选去吹军号的。听我父亲说，当时部队的政委姓张，长得瘦瘦小小，理着短发，小鼻子小眼，一看就是读书人的样子。毋庸置疑，这个张政委就是张赤男。

张赤男是长汀濯田人，一九〇六年出生， 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广州起义。后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历任中共长汀县委委员、闽西特委委员、闽西工农红军第三路军总指挥、第十二军第二纵队司令、第四军第三纵队政委、第一方面军第十二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十一师政委。一九三二年二月，在赣南新城阻击战中英勇牺牲。

我在长汀做调查时，纪念馆的同志告诉我，当时部队是上午出操集训，下午听部队首长上课。当时张赤男确实经常在大会上给战士们讲革命道理。他讲话时喜欢将军帽攥在手里，两手叉着腰站在台上，生动风趣，通俗易懂，很受战士们的欢迎。为了让战士们记住操练要领，他还编了通俗易懂的《操练歌》在队伍中传唱：

先立正，后看齐，

预备向前看，报数，

一、二、三、四、五。

向右转，托枪开步走。

向左转，对着目标行。

前面有敌人，

左右散开齐卧倒，

装枪预备放。

收操转来，集合吃饭，

吃过饭，上讲堂，

听课要用心。

工农兵，同志们，

努力干革命！

根据罗云清的回忆，罗广茂被张赤男看上还有一段趣事，有一天罗广茂和战士们坐在操场上听台上的张赤男演讲，因为个子小，他总是坐在最前排，当时张赤男提了一个问题问大家，为什么要闹革命？

罗广茂初生牛犊不怕虎，想也没想就回答说，为了有饭吃，不被坏人欺负呗。

当时战士们都笑了起来，但张赤男没有笑，反而表扬了他。张赤男说，我们的战士绝大多数都出身于工农劳苦阶级，他们受着地主老财土豪劣绅的剥削和压迫，一年干到头，吃不饱穿不暖，开始参加革命只是对某个地主、某个保长特别的恨，想着报私仇，这有没有错？没错，但不完全对。你把这个地主、这个保长打倒了，可他的上面还有乡长、区长、县长、衙门、团防，还有国民党反动政府这个最大的欺压穷人的衙门，他们手里有镇压我们穷苦工农的工具——国民党反动军队，他们有权有枪，照样还是会剥削和压迫我们。最后，张赤男问台下的战士，同志们，我们该怎么办？

和他们干呗！罗广茂高声叫道，那嗓门大得出奇。

对，和他们干！张赤男说，但怎么干？同志们想过没有，靠单打独斗是不行的，我们客家人有句老话，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只有拧成一股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自己的政权，建立自己的武装，才能保卫胜利果实。

也就是罗广茂的一声叫喊，让张赤男一眼看上了这个只有十五岁的小战士。他没想到这个瘦小的战士，嗓门却如此之大，而且中气十足。当时部队上正在物色司号员，挑选司号员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谁的嗓门大。嗓门大，自然中气足。毕竟吹号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中气不足，吹不响军号。

几天后罗广茂就从新兵班调到纵队司令部当号兵，当时罗洪标在司令部当勤务员，两个堂兄弟一见面那高兴劲没的说。罗云清告诉我，听他父亲说，那段时间，他们两兄弟都睡在一个铺上，合盖一条被子，那时环境和卫生条件差，两兄弟常常相互捉身上的虱子。

罗广茂人小鬼大，人又十分机灵，很快就向老号兵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军号吹奏，深得纵队长萧克和政委张赤男的喜爱。

罗广茂在那份一九七九年他请人代笔的口述报告曾经这么写道：“……一九三一年(实为一九三〇年，笔者注)秋天，我军和敌军在作战中，路过地点有宁冈、白石、王碑、高升圩、吉安、樟树、吉水等地，直到湖南长沙。在江西吉安一天一夜决战胜利后，休息了一个星期，以后部队改编为第四军十二师，我同样在师部任号兵。师长是萧克，政委是张赤男。”

我对照了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一九三〇年八月，红一、红三军团在湖南永和会师后，合编组成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副总司令彭德怀。八月底，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再攻长沙，由于敌人增加了兵力，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和电网，红军连续两次总攻均未奏效，此时敌援兵进抵湘潭株洲等地，红军撤围向湘赣边转移。红一方面军攻占江西吉安，激战一天一夜，休整一个星期。随后，红一军团进行整编，整编后分为红三军、红四军、红十二军。红四军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第十二师由原第三纵队改编，师长萧克，政委张赤男。

可以看出，罗广茂的回忆和军史上的记载基本吻合，他所提到的宁冈、白石、王碑、高升圩、吉安、樟树、吉水等地都是第一次反“围剿”的战场。而且罗广茂在他的回忆中，还特别提到红军在龙岗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

一九三〇年十月，蒋介石纠集了十二万重兵，以当时的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以第十八师师长、江西省“剿匪”总指挥张辉瓒为前线总司令，从江西吉安、福建建宁一带，由北向南，第一次大规模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于十二月三十日在龙岗设伏，全歼敌十八师，并活捉师长张辉瓒，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重大胜利。毛泽东激情澎湃，充满胜利喜悦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经过第一次反“围剿”， 罗广茂在战斗中逐渐成长为一个勇敢的红军战士。

四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在江西瑞金召开红军司号会议，根据部队在作战中反馈的意见建议制定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发出《关于司号问题的通令》，人民军队首次拥有了自己的号谱和司号制度规范，同时在全军遴选具有潜力的号手进行系统培训。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长萧克看好罗广茂的潜质，为了让他在战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将他送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罗广茂由此成为第一批学员。当时共有三十多名学员参加集训，校部设在瑞金城内的杨家祠堂。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最初是从红四军军官教导大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九二九年三月，以其为基础，成立了随营学校。一九三〇年，改称红军学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江西瑞金，由红一军团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第三分校和红三军团随营学校合并而成，将红军学校正式命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开始时，学校开设了步兵科、政治科和特科(包括机枪、炮兵工兵等特种连队)。后来，随着革命战争需要和学校规模发展，又开办了政治营和军事营等训练班，学制一般为三至五个月。首任校长是萧劲光，代理政委是何长工。一九三二年一月，萧劲光调任红五军团和红十三军政治委员后，刘伯承接任校长兼政治委员。

当时被挑选来的三十多名学员都很年轻，多数是二十左右岁的后生。而罗广茂当时只有十六岁，是学员中年纪最小的，人又长得瘦小，但很机灵，战友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小猴子”。

正确的吹奏嘴形是吹好军号的第一步，但稳固正确嘴形并非易事。为了练口形，学校发明了一种快速固定嘴形、锻炼唇尖肌肉控制力的办法，就是把小纸片放在两唇间，用唇尖力量夹住纸片，保持得越久越好。当时学员们把这种训练叫作叼纸片，一练就是半天，嘴巴又酸又麻，说话吃饭都会打抖。在瑞金革命纪念馆采访时，讲解员这么告诉我。有些学员刚接触军号时，憋足了劲，也只能吹响一两声，气短音高顶不上去，吹不成调。怎么办？只能没日没夜地练，嘴唇火辣辣地疼，干裂、皴皮，肿得饭都不能吃。那时学校也没有什么镜子，许多人就拿着军号跑到水塘边去吹，一边吹一边在水塘的倒影里观察自己的嘴形是否正确。那时判定嘴形是否正确很简单，如果嘴唇正中留下了一圈红色印记，那就说明嘴形对了。

罗广茂因为在部队中吹了有一年的军号，和那些没有基础的学员比起来，算是有一点功底，但在司号大队，一切都有一套严格的教学规范，都得从头开始。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罗广茂知道红军军用号谱共有三百余种。

要在短短三个月时间记住那三百多首号谱，对所有学员来说都是一个考验，每天的时间被精确到每分每秒。当时学校还开展了学习竞赛，学员们个个都不服输，争先恐后，连做梦都在背诵号谱。

没有文化的罗广茂看不懂乐谱，只能靠死记硬背。他清楚地记得，教官对他说的一句话：在战场上，军号就是命令，如果吹错了，有可能就会影响整个战斗的胜负。

三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罗广茂凭着自己的机灵和刻苦，熟练掌握了各种军号的吹奏，将三百多首军号谱背得滚瓜烂熟，在毕业考核中成绩名列前茅，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奖励了一双布鞋。

一九三二年三月，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学习，司号大队第一期学员圆满毕业。在毕业仪式上，三十多名学员整齐地排在操场上接受首长的检阅。他们左手叉腰，右手持号，号管上的红绸带迎风飘扬，嘹亮的军号声响彻云霄。

九十年后，我站在当年的红校操场上，耳边仿佛仍能听到嘹亮的军号声。

最让罗广茂不能忘记的是，在结业典礼上，学校首长给每位学员发了一本军号谱，再三叮嘱军号谱的机密性和重要性，要求每位学员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保护好它。罗广茂怎么都没有想到，这本军号谱成了他一生中无法解开的缘，也正是这本军号谱改变了他后来的人生轨迹。

五

一九三二年三月，罗广茂带着军号谱回到红四军，随即被调到朱总司令身边任司号员。

罗广茂对朱德的印象十分深，他清楚地记得，总司令一点架子都没有，布满风霜又非常清癯的脸上，十分和蔼可亲。他嘴角上扬，目光炯炯，让人一看就像吃了定心丸似的，什么困难都难不倒。

罗广茂在回忆中曾这么说道：“……毕业后分配在总司令部做吹号工作，当时总司令部是一个外号‘麻子’的（姓名不详）当司号官，‘麻子’犯错误后，我就接替他的职务。那时和朱德在一起，由瑞金出发，向于都、赣州进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罗广茂从一名号手成长为一名号长。

身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的朱德的确没有看错人，罗广茂人虽小，但中气足，吹起军号来声音嘹亮，那高亢、激越、气势磅礴的军号声不断将他的命令传给战士，指挥着红军将士奋勇杀敌。

罗广茂军号吹得好，成了部队的抢手货。当时的司号员少，指挥员们个个看了都眼红，在朱德身边大半年后，罗广茂被调到红十二军一〇一团任司号员。一九三三年九月，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又被调到红五军团四十三师师部当号长。

红五军团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由赵博生、董振堂领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省宁都起义的部队整编而成，下辖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其中十五军军长黄中岳，政委左权，下辖四十三师和四十四师，四十三师师长是卢寿椿。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长征，红五军团作为殿后部队，负责阻击敌军追兵，掩护红军主力北上，多次击退并迟滞了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保证了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的安全，被称为“铁流后卫”。

但很奇怪的是，罗广茂作为红五军团第四十三师的一名战士，却没有随部队长征，那么，在这个阶段罗广茂究竟去了哪里，我找不到任何的资料。罗广茂在一九七九年那份只有不到三页纸的口述报告中，提到他一九三五年五月，在红五军团当号长，跟随吴胜的红九团在连城新泉马阳岽与敌作战左腿受伤，被抬到长汀四都红军医院治疗，后因医院被敌人冲散，逃出后与部队失去联系，流落在当地。

罗广茂的这段回忆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他为什么会从一名红五军团战士成为红九团的号长？众所周知，红九团是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闽西赣南坚持游击战争的一支部队，团长是吴胜，这一点罗广茂说的没错。

直到我查阅了红五军团四十三师师长卢寿椿的资料时，才解开这个谜团。卢寿椿一八九四年出生于河北阜城县，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参加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五军团十五军四十三师师长。他在一九三二年一月曾被抽调到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担任教学工作。一九三四年十月主力红军长征前，卢寿椿接到命令留在苏区工作。同年冬，在江西省瑞金县与国民党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一九三三年九月，罗广茂之所以会从红十二军一〇一团调到红五军团四十三师当号长，和卢寿椿有很大关系。罗广茂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时，卢寿椿正好在红校任军事二团团长，对成绩优异的罗广茂颇有印象，所以后来卢寿椿向上级要求将罗广茂调到自己的部队当号手。卢寿椿后来还担任过红五军团十四师师长等职，罗广茂就这样一直跟着卢寿椿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由于卢寿椿在长征前夕奉命留在赣南苏区坚持武装斗争，任红二十四师参谋长，罗广茂就这么跟随卢寿椿留在了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一九三四年冬因为卢寿椿牺牲，部队被打散，罗广茂与部队失去联系，他在闽西赣南一带一直寻找战友，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初在闽西上杭找到了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九团。

红九团团长吴胜出生于一九一〇年，是福建省永定县湖雷乡人。他在一九三〇年五月随所在的赤卫三团编入红十二军，任一〇一团四连连长。一九三一年也曾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毕业后任福建军区汀连独立营营长。一九三三年，汀连独立营与新泉、池溪等地方武装扩编为红九团，吴胜任团长。主力红军长征后，率红九团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吴胜在永定湖雷遭敌伏击，重伤被捕，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在龙岩英勇就义。

吴胜曾经在红十二军一〇一团四连当过连长，罗广茂也曾经在一〇一团当过司号员，两人本来就认识。对于罗广茂来说，只要是红军，就是自己的家，只要跟着部队，在哪里都可以打敌人。就这样，罗广茂在红九团成了吴胜手下一个得力号手，在战斗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被迫撤出苏区，开始长征，红九团和边区游击队退守福建龙岩沙田一带坚持斗争。

当时部队不断在行军打仗，罗广茂始终跟在吴胜身边，他是号手，他的职责就是随时将指挥员的命令传递到部队。也许许多人会认为，与在一线冲锋陷阵的将士们相比，罗广茂是比较安全的。殊不知，战斗中号手却是对手最为关注的对象，只要干掉号手，部队得不到指挥和命令，就会贻误战机，甚至导致整个战斗的失败。

一九三五年五月，红九团在连城县新泉的马阳岽被国民党军八十三师刘戡部和胡发祥带领的反动民团包围，红九团与敌人激战一天一夜，虽然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自身也受到重创。那天下半夜，团长吴胜组织力量进行突围，罗广茂跃出战壕，吹起了冲锋号，将士们在嘹亮的号声中呐喊着排山倒海般朝敌人扑去。

号声激越，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让敌人胆战心惊。

战场上到处都是呐喊声、枪炮声，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突然，一颗子弹飞来，罗广茂只觉得自己的腿上好像被猛扫一棍，腿一软，一头栽进战壕里。在昏过去的一瞬间，他死死攥住了那把跟随了他几年的军号。

当罗广茂苏醒过来时已经是两天以后，他的左腿被敌人的子弹击中，是团长吴胜指挥战士硬是背着罗广茂冲出了重围。因为伤势严重，队伍上缺医少药，吴胜只好下令将罗广茂抬到长汀四都红军医院治疗。

我一开始对罗广茂的这个回忆心存疑问，红军长征出发后，设在四都的红军医院为什么在一九三五年都还存在？为此我特别咨询了当地一位文友赖光耀，从中找到了答案。

赖光耀是长汀四都人，也是一位红军的后代，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整理当地的革命历史资料，编著了《红色四都》一书。他告诉我，一九三三年底，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将福建军区的第一、第二、第三分院整编为一个医院，院址设在长汀四都，故又称福建省军区四都后方医院。当时该院有医生护士三百多人，设有中医部、西医部，分设重伤所、轻伤所、病兵所、花疥所，既为部队医治伤病员，又为当地群众治病。医院还创办了“卫生训练队”，培养了一大批红色医务人员，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后，医院留守，由范一农院长负责。直到一九三五年五月后，福建军区整编，医务人员合并到军区，医院才告结束。

四都的红军医院旧址位于四都镇的红都村，黑瓦黄墙，分为上下厅，两边配有横屋，中间有一大空坪，占地面积有六百多平方，从里到外无不散发着沧桑气息，让人恍惚间又回到那个战火纷飞、激情似火的年代。历史已走远，记忆存心间。我在与当地村民的交谈中，可以清晰感受到他们对家乡红色历史的熟稔与自豪，红色基因早已融入了他们的血脉里。

赖光耀告诉我，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各方面都很困难，加上国民党对苏区严密的经济封锁，不仅医生少，药品和医疗器械也极度缺乏。医疗设备极为简陋，仅有听诊器、注射器、止血钳、镊子、剪刀、小手术刀、缝合针、托盘等，药品以中药材为主，西药尤以麻醉药品为少。卫生材料也十分紧缺，往往使用过的纱布洗净消毒后会再用，手术时用的麻醉药品如普鲁卡因等根本无法保证，不少伤员需要在无麻醉的条件下施行手术。伤病员多了，连竹夹、木匠锯、菜刀等都用上了，光松毛岭战役，四都医院就收治了一千多名红军伤病员。

罗广茂被抬到医院后，高烧不退，腿肿得像水桶，子弹击碎了他的左腿骨。医生决定开刀取出子弹，但那个时候药品已经十分奇缺，根本找不出麻醉药，最后是医生将罗广茂绑在担架上，用烈性酒把他灌醉，将他腿上的子弹取了出来。那种剧痛让罗广茂刻骨铭心，晚年他在给子女们说到这件事时自己都还会忍不住发抖。罗云清说，他父亲后来有酒精恐惧症，滴酒不沾。

但是罗广茂并没有在医院待多久，大约二十多天后，医院遭敌人突袭，留在医院的红军伤员和医护人员遭到敌人的疯狂屠杀。

那天晚上，负责保卫医院的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拼死抵抗，掩护伤员转移，但因敌众我寡，大部分都牺牲了。赖光耀指着墙上依稀可见的斑驳弹痕对我说，据老人回忆，当时整个医院血流成河，屋里屋外都是红军伤员的尸体，有枪打的，有刀砍的，惨不忍睹。后来当地百姓自发起来掩埋红军的尸体，全村的棺材都不够用，只好将医院板壁的木板拆下来钉棺材。大半年后，这里的绿头苍蝇还密密麻麻，挥之不去。

和那些牺牲的战友们相比，罗广茂还算幸运的。那天晚上，在混乱中他爬到了后龙山，但民团打着火把满山搜捕，眼看就要被民团追上。为了不当俘虏，罗广茂一咬牙，翻身滚进了湍急的河流里。

六

罗广茂落水后，被河水冲出很远。一开始，他还能感到伤口无法形容的剧痛，但人在河水里翻滚沉浮只挣扎了几下，就失去了知觉，被湍急的溪流冲向下游。

第二天清早，一个采药老人在溪岸边的水竹丛里发现了昏死的他。

采药老人的儿子也是红军，在广昌保卫战中牺牲。白匪回来后，到处抓人杀人，他逃了出来，躲进鹰嘴崖的深山里。

罗广茂在老人的草寮里安顿下来，多亏采药老人，不仅救了他，还收留了他，帮他治伤。值得庆幸的是，罗广茂揣在怀里的那本用油纸包着的军用号谱还在，但军号丢了，只留下了一个号嘴。为什么军号丢了，会留下号嘴？我曾经向当地武警中队的一名司号员请教，他告诉我，军号由号嘴、喇叭口、号管三个部分组成，平时号嘴会卸下保管，用时再装上去。正因为这样，罗广茂在疗伤时，是把号嘴卸下来装在身上的，他后来还一直将这个号嘴保存了下来。

但是让罗广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老人为了采药给他治伤跌下悬崖，气绝身亡。

那天一早，老人说要去鹰嘴崖给罗广茂采驳骨草，据说那峭壁上有治刀伤的神药。按往常的习惯，老人采药一般都会在午时回来，可那天一直到半下午都还不见人影，躺在床上的罗广茂突然就有十分不好的预感，他挣扎着起来，拄着一根木棍出了草寮门，空山一片，小路静寂。罗广茂等到暮霭重重升起，还是不见老人的踪影，心急如焚的罗广茂一咬牙，忍着伤口揪心的疼痛，拄着木棍一瘸一拐沿着山路向鹰嘴崖方向走去。

大约走了两个多时辰，天彻底暗下来了，乌黑的天空出现了几粒星星，一弯冷月从黑黝黝的山顶升起，高耸入云的鹰嘴崖笼罩在一层朦胧的月影中，在黑夜中就像一只黑色的巨鹰。罗广茂来到悬崖下，边喊边找，终于在一堆乱石丛中，看到了老人血肉模糊的尸体。那个晚上，罗广茂抱着老人号啕大哭，在鹰嘴崖下坐到天亮。

第二天，罗广茂在鹰嘴崖下用乱石为采药老人垒起一座新坟，然后跪在坟前，给老人磕了三个响头。

由于没有药，罗广茂的伤口久久不能愈合，不断地溃烂化脓，那又腥又臭的浓汁流得满腿都是，溃烂的伤口里可以看到白森森的骨头。每天，罗广茂就坐在四面透风的草寮里挤着伤口的脓汁，用一把小刀清理着伤口上的腐肉。曾几何时，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罗广茂没有觉得有什么可以难倒自己，但是那个时候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无能为力，什么叫日暮途穷。

幸亏老人准备下了粮食，才使罗广茂没有在大雪封山时饿死在山上。直到第二年开春，罗广茂苦熬赖熬，腿上的伤口才渐渐愈合。在山上待了半年多，罗广茂恍如隔世，他觉得自己不能再在这山上待下去了，他必须去找部队，去找战友。在一个春雨潇潇的清晨，罗广茂收拾好行囊，拄着拐棍，掩上柴扉，抬头朝雾气迷蒙的鹰嘴崖看了一眼，掉头朝山下走去。

罗广茂下山后，才知道全县已经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白军和民团四处搜捕杀害失散红军和革命群众。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罗广茂只好扮成乞丐，四处乞讨，晚上露宿在人家的屋檐下、破庙里。他到处打听，都没人知道红军去了哪里。直到过了大半年以后，他在长汀县城的济川桥上偶然听人说中央红军那年北上后，在遵义打了翻身仗，一路向北去了。

罗广茂得知这个消息又喜又悲，喜的是红军还在；悲的是红军离自己越来越远了，自己何时能回到部队？但是罗广茂想，只要红军还在，他就还有盼头。此时的罗广茂不会知道，这时的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北，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没有找到部队的罗广茂心力交瘁，他想回老家塘背村，又怕给家里带来麻烦，为了活命，他在长汀和宁化交界的一个叫田畲村深山老林的一家纸坊做工。

土法造纸是长汀自宋代开始就有的一项重要的副业，生产工艺极其复杂，要经过砍竹、断筒、剥青、削片、沤竹麻、踏料、洗漂、耘槽、压榨、烘焙等十几道工序。罗广茂之前没接触过造纸，在纸寮只能做些砍竹、剥青、挑竹麻的杂活，后来又专司踩竹麻。踩竹麻是个重活，工作条件极差，那被石灰沤烂的竹麻堆在作坊的木槽里，工人要赤脚站在竹麻上死劲踩踏，必须将竹麻踩踏至稀烂如浆为止。罗广茂双腿长时间泡在石灰水浸过的竹麻里，夏天还好，到了冬天，裂得鲜血淋漓。

在纸寮的一年多时间里，罗广茂从来不敢透露自己曾经当过红军的身份。他在纸寮变得沉默寡言，伙伴们都给他起了个外号“薯兜佬”——“薯兜佬”是客家人形容一个人木讷、憨傻的意思。但罗广茂还是很感激那些朴实的伙计，其实他们也猜得到他的身份，只是个个心照不宣，嘴上不说而已。后来，山上的纸寮也待不下去了，民团隔三差五搜山，发现可疑的人随便就抓走，说不清来路就可能会送了命。为了不连累伙计，罗广茂只好下山，四处乞讨。但不论走到哪里，罗广茂都将铜号嘴和那本看得比生命都更重要的军号谱带在身上。

二〇二一年秋天，当我站在汀州城的济川桥的门楼上，看着大街上车如流水马如龙，我在想，当年的罗广茂饥寒交迫孑然独行究竟是何等的感受。人在最痛苦的时候会叫母亲，人在走投无路时会想起自己的家乡，也许正是这个念头的驱使，才让罗广茂冒着危险回家。在一九三七年那个大雪纷飞的腊月里，罗广茂拄着一根木棍，艰难地朝自己的老家塘背村走去。

但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罗广茂并不能在家乡待多久，为了躲避民团的搜捕，他在第二年开春时离开了塘背村。当他站在高高的山岭上，依依不舍地看着升起炊烟的故乡时，禁不住热泪盈眶。

故乡，离他愈来愈远，愈来愈远。

七

檀河从莲花山顶一泻而下后，穿涧跳峡，一路汇集十数条山涧小溪，到了闽西北宁化东部这个叫泉上的小镇时仿佛就像一个跑累了的汉子，猛地收住了急促的脚步，缓悠悠从小镇中心穿过，将小镇分为南北两半。河南是镇上的集市，每逢农历一、六圩日，粜米的、卖布匹的、贩土纸的、推销食杂蔬果的乡民和商贩摩肩接踵，将一条窄窄的粉行街挤得满满当当，叫卖声此起彼伏。河北的麻布岗建有一座四方土堡,里面横街两条，竖街七条，高大的封火墙上屋脊高翘，黛色丛林连成一片。土堡是清康熙年间当地名士李世熊为防匪患率乡民所建，里面住着一百余户人家。一九三三年七月，彭德怀率领的东方军攻克泉上土堡，歼灭了躲进土堡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一千两百多人，取得了东方军入闽后的首次大捷。红军长征后，这里驻扎了一个营的国民党正规军，与当地反动民团一道，在镇上实行白色恐怖统治。

连接小镇南北靠的是那条明万历年间修建的石拱桥，因年代久远了，长长的藤蔓从桥上垂到河面上，像给桥洞安了一道墨绿色的帘。沿河杨柳依依，每到春和景明，满河柳絮纷飞如飘雪，让这个在宋朝就繁华的小镇平添多少诗意。河两岸临水铺着长长的麻石条，清晨和黄昏，镇上的女人都爱在这淘米洗菜洗衣裳，唠嗑声、嬉闹声和“噼噼啪啪”的捣衣声在河面上此起彼伏，成为小镇的一大景致。

一九四三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在河边挑水的汉子们，看见一个拄着拐杖、蓬头垢面的外乡人摇摇晃晃走上桥来。那个时候，河面上水汽氤氲，细雨如丝，有无数的雨燕掠着河面穿行，一条打鱼的竹筏从桥洞穿出来，渔夫手中的竹篙划起一阵阵涟漪。那个外乡人站在桥上，身后是薄雾中的粉墙黛瓦，烟雨溟蒙的小镇宛如一幅被水湮湿的水墨画。

这就是罗广茂来到泉上镇一开始的情景。

居无定所的罗广茂落脚在檀河边的觉公祠。觉公祠是泉上李姓后人为李世宇修的祀祠。生于一六〇一年的李世宇是李世熊的堂兄，曾任明光禄寺署丞，常年兴资办学，造福乡梓，一六七二年去世后，李氏后人感其功德，建祠奉祀。因李世宇晚号觉非，当地人都把祀祠称“觉公祠”。

李安平是泉上镇李氏宗亲会的会长，他告诉我，当时镇上的人看一个乞丐住在觉公祠，还隔三差五将供品吃个精光，认为是对觉公的大不敬。李安平的父亲气不过，有一天邀了几个李氏后生要把乞丐给赶出去。当时蓬头垢面的罗广茂正在烤火，他们几个人就扯住罗广茂往外拖，可别看这乞丐瘦小，却有一股劲，只一抖身子，就将他们甩了几个趔趄。当时也有人猜测罗广茂的来头，但毕竟是个乞丐，大伙也没心思将他往深处想。自那日起，小镇的人都知道觉公祠里住着一个不好惹的乞丐。

罗广茂就这样得以在泉上镇落下脚来，他能吃苦，什么活儿都干过，帮大户人家做长工，当佃户，给商铺担水，替纸坊挑石灰，当轿夫，抬棺材，什么都干，目的就是赚碗饭吃。当时镇上驻扎着国民党五十二师卢兴邦部一个营的兵力，还有上百号民团。为了保存自己，罗广茂隐姓埋名，沉默寡言，只是埋头干活。他也曾被民团抓去区公所盘问，可罗广茂一副木讷模样，民团没问出什么名堂，也就不理他了。渐渐地，罗广茂在镇上立足下来，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我十分清楚，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一个背井离乡的人要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生活下来是多么的不易。罗广茂就像一个长在砂砾中的小草，虽然卑微，但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八

我小时候根本不知道父亲当过红军，他在我眼里就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作田佬，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父亲对我们很和气，一天到晚只知道干活。但有一次，我父亲却狠狠地揍了我一次，这是他唯一一次揍我，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罗云清这么告诉我。

那时罗云清还只有六七岁，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卖麦芽糖的货郎，当时的孩子一听到拨浪鼓的声音，都跑回家里找来牙膏皮、鸡毛鸭毛、鸡内金等围着货郎换糖吃。罗云清在家翻箱倒柜没找到什么，情急之中看到父亲的抽屉里有个红布包着的铜质号嘴，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来就跑。那货郎也没当回事，收了铜嘴，给了罗云清手指长的一段麦芽糖，便“扑通扑通”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去了。

正好罗广茂扛着一把犁回来，看见罗云清坐在门槛上吃得津津有味，一问，才知道自己藏在抽屉里的铜号嘴被儿子拿去换糖吃了，顿时急得直跳脚，撒腿一直追到村口才从货郎手里把号嘴抢回来，还和货郎打了一架。

关于罗广茂和货郎打架的事，住在檀河边竹沥桥的金根大伯证明确有此事，当时他是生产队长。

货郎说铜号嘴是他用糖换来的，要拿回去得拿东西来换，那时大家都穷，能有什么东西？罗广茂当时就急了，不还就扑上去掀开货担抢，两个人就在那打了起来。别看罗广茂个子瘦小，却有一股蛮力，货郎不是他对手，担子都掀翻了，两个人在地上滚了一身泥，铜嘴被罗广茂抢了回去。我当时正好路过，我就说罗广茂，一个破铜嘴儿能值什么钱，至于搞成这样。罗广茂气呼呼瞪着我吼，你知道个屁！我很少看罗广茂发火，那一次，他两眼瞪得像要吃人一般，吓得我都不敢说话。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事我都记忆犹新。那时我怎么会想到这铜号嘴会有这么一段传奇故事，那是他罗广茂的命啊。

这还不足为奇，罗广茂回到家后，也没饶过儿子，拿起一条牛尾竹枝揪住罗云清就打。那竹枝打人伤皮不伤骨，但却痛彻心扉，只打得罗云清杀猪般地号叫，全身伤痕累累。直到那个时候，罗云清才知道那个铜号嘴是父亲的命根子，再也不敢动这份心思了。

我问罗云清，你知道那个号嘴是军号上用的吗？我问。

我那时还小，我父亲从来就没说起过。

我听完罗云清的话，不禁哑然，不知说什么好。对罗广茂来说，那个号嘴是他的一份念想，是他无法割舍的一份情感，而他只能把这份念想和情感深埋在心底。

在这里我把罗广茂的生平认真捋一遍。罗广茂出生于一九一六年，在十五岁之前一直生活在长汀县南山镇的塘背村。一九三〇年五月参加红军。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二年三月，在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结业后回到红四军，被安排到朱德军长身边任司号员，后被调到红十二军一〇一团任司号员。一九三三年九月，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又调到红五军团四十三师师部当号长。一九三四年十月随四十三师师长卢寿椿留在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战争，是年底，卢寿椿在江西瑞金战斗中牺牲，部队被打散。后来罗广茂在福建上杭找到了红九团，在吴胜团长手下当号长。一九三五年五月，跟随吴胜红九团在连城新泉突围战中负伤，被送到长汀四都红军医院救治。不久红军医院被敌人袭击，罗广茂逃出后被一采药老人所救，在山上养伤至一九三六年春。伤好后下山寻找红军未果，到一家纸坊做工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冬天。走投无路之际他悄悄回到塘背村，被他母亲藏在离家十几里地的山上度过了一个严寒的冬天。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这五年间，罗广茂隐姓埋名在闽西北一带，当过长工，做过苦力，要过饭，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提心吊胆、隐姓埋名，躲避着民团的追捕，像一棵卑微的小草顽强地活了下来。他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我们无法想象。到了一九四三年春，罗广茂一路辗转流浪来到了距长汀三百来里的宁化县泉上镇，自此他在泉上镇落脚下来，生活了五十年，直到去世。

在这里我必须要提到的是，一九三八年，罗广茂背井离乡离开塘背村四处流浪时，他做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也就是这件事，让那本《中国工农红军军号号谱》得以保存下来，而且会成为国家一级文物，全国迄今发现唯一一本最为完整和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号谱，成为研究中国工农红军革命斗争史、红军军事生活及红军音乐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广茂功莫大焉，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无名英雄。

平心而论，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罗广茂十分清楚，作为一个失散红军，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随时都有可能丢掉性命。他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但他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是一名红军战士，他牢牢记着当年在司号大队结业时首长给他说的话——要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军号谱。从那个时候起，罗广茂就抱定了自己性命可以丢，但军号谱绝对不能丢的信念。在离开家乡前的那天晚上，罗广茂将揣在身上形影不离的军号谱用一张牛皮纸严严实实包好，郑重地交到母亲华满妹手里，要母亲帮他妥善保管，决不可丢失。临行前，他对母亲说，如果哪天红军回来了，你就交给他们。

罗广茂在泉上一直隐姓埋名到了一九四九年解放，他清楚地记得那天他从将军坑纸坊挑了一担毛边纸回来，远远就听到锣鼓喧天，炮仗齐鸣，米行街上人们潮水般往镇西南的火烧坪涌去。他拉住一个人问是怎么回事？那人告诉他说解放了，大伙都去欢迎解放军啊。罗广茂一听，扔下纸担，撒腿就往火烧坪跑。这时的火烧坪已经一片欢腾，“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到了这个时候，罗广茂才明白是当年的红军回来了，劳动人民又当家作主了！罗广茂就像一个失散多年的孩子，突然又见到了爹娘，在激动人心的欢呼声中，像被抽掉了筋一样靠在一堵墙上慢慢地坐了下去。当他坐到地上时，他感到自己下巴不断地在发抖，他根本无法控制自己，捂住了脸无声地哭了起来。他还是有喜有悲，喜的是共产党得了天下，悲的是自己离开部队十多年了，是否还会有人记得他？这么多年来，他是从来都不敢在别人面前提起自己曾经当过红军的事，就这么战战兢兢熬过来了。现在好了，全国解放了，我可以公开我的身份了，我可以堂堂正正说自己当过红军了！火烧坪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似乎唤醒了他，他的心里涌起强烈的渴望。

但是，此时的罗广茂找不到战友来证明他的身份，又担心当年自己失散，会不会被人认为是逃兵，也就是在这患得患失的纠结中，罗广茂胆怯了，多少回话到嘴边都被自己强咽下去。

用什么证明自己曾经是红军？罗广茂想到了军号谱，对，它就能证明一切，就能证明自己曾经是朱总司令的兵。罗广茂火急火燎赶回了长汀老家塘背村。

华满妹已是白发苍苍，看到自己的儿子再也没有从前的大悲大喜，一个历经世事沧桑的老人似乎已经看透了人生。但儿子的回来还是让她感到欣慰，毕竟丈夫自从当红军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这个时候的华满妹还不知道她的丈夫罗纪华已在一九三四年九月的江西赣州筠门岭战斗中牺牲。

二〇二一年秋天，我在塘背村村口竖立的烈士纪念碑上找到了罗纪华的名字。当我站在罗广茂的祖屋前，残门锈锁，圮毁的土墙爬满墨绿色的藤蔓，院内荒草萋萋，早已人去楼空。当年就在这门里，一个女子依门守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多少月缺风晓，几度人间冷暖，如缎的黑发零落稀疏成花白短发，无数个春秋在翘首期盼中悄然而逝。

罗广茂的回来，让华满妹惊喜，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深深的自责，年事已高的她怎么也想不起来儿子当年交给她保管的那个油纸包藏在了哪里。这可把罗广茂急得团团转，在家翻箱倒柜，就差没掘地三尺，却怎么也没有那本军号谱的踪迹。那天晚上，罗广茂和母亲相对而坐，默默无言。上弦月挂在天边，耳边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母子俩都不说话，许久许久，罗广茂对母亲说，娘，你把儿子的命给丢了啊。说完，眼泪就哗哗地流了出来。华满妹也哭，边哭边说，儿啊，是娘不好，娘对不起你。

那个晚上，母子俩哭了整整一个晚上，陪伴他们的只有哗哗的流水声。

几天后，罗广茂告别母亲回到了泉上镇，毕竟这个时候他已经在泉上成了家。他想把母亲带上，可华满妹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乡，她要在家等，等丈夫回来，直到一九五五年，政府送来了革命烈士牌，华满妹才知道自己的丈夫早在十多年前 就已经牺牲。

罗广茂回到家后，大病一场，经常魂不守舍。唯一能证明他身份的军号谱丢了，这就注定他要把自己那段参军的历史尘封在心里，永远也无法向人们诉说，这是一个埋在心里永远的痛啊。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罗广茂才能偷偷拿出珍藏的那个号嘴，抚摸着，抚摸着，当年的金戈铁马才会在眼前出现，当年嘹亮的军号声才会一遍又一遍在他耳边响起。他常常想起在朱德身边当司号员的日子，想起军号声中那些前赴后继向敌人冲锋战友的身影，这一切，似乎都离他远去了，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即朦胧的幻影。有多少个夜深人静的夜晚，他坐在石拱桥上，一遍又一遍吹着号嘴，吹着吹着，眼泪就忍不住流了下来，伴随他的只有清冷的月光和涌涌的流水。

九

我看过一些关于罗广茂新中国成立前做木匠谋生的报道，但罗云清告诉我那都是乱写的。我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泉上才跟人学做木匠的，一开始他都是做苦力打短工，新中国成立前一年才成了家，我母亲叫王仙香，比我父亲小一岁，是当地一个佃农的女儿。他们一共生育了三男一女。我大哥是一九五〇年出生，我是一九五五年出生，我妹妹是一九五七年出生，我弟弟是一九六一年出生。随着孩子们的陆续出生，家里就更加拮据，常常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我外婆就劝我父亲去学门手艺，老话说老天饿不死手艺人。我父亲就听了我外婆的话，去跟住在檀河边新桥栋的王文思学做木匠。

罗云清提到罗广茂的木匠师傅叫王文思，顿时让我有些吃惊，我问他，王文思的老婆是不是叫罗春姖？

罗云清很惊讶，是啊，你怎么会知道？

我就是檀河边的新桥栋出生的，我父亲曾被下放到泉上，在生产队劳动，直到八岁时我才离开。说来惭愧，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竟不知与幼时老屋一墙之隔就是明代名士李世熊的故居——檀河精舍，我不禁为我的孤陋寡闻而汗颜。身为明遗民的李世熊甲申以后足绝州府，清政府屡征不仕，气节如虹，唯著述自娱。他的文风峭刻，以其渊博知识和高尚气节深得后人称颂，尤其是他在康熙甲子年八十三岁时撰写的《宁化县志》，被誉为“天下名志”。

当时我的邻居就是王文思和罗春姖，他们没有子女，我记得大人小孩都叫他们文思哥、春姖俚，这是客家人习惯的叫法。王文思抽纸烟，罗春姖抽水烟壶，用一个火折子点火，呼噜呼噜，很惬意的样子。在我印象中，王文思长得高大，肥头大脸，经常蹲在屋檐下磨斧头、刨刀什么的。他的厅厦里一年到头都有做不完的木匠活，总能看到一个瘦瘦小小的汉子在拉大锯。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汉子应该就是罗广茂。

按照罗云清的回忆，罗广茂跟王文思做木匠做了十多年，直到一九七二年王文思离开泉上镇搬回明溪夏坊乡一个叫廖家岭老家居住，他才挑着工具走街串户自己做。罗云清说他一家都要感谢王文思，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因为王文思教会了他父亲一门手艺，才让他父亲含辛茹苦将几个孩子养大。古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每年罗广茂都要走五六十里山路去给师父拜年，一直到他去世。

一九六〇年，我父亲回到老家把我年迈的奶奶接到了泉上一起生活，同时也把我爷爷的烈士牌一起带了出来。我父亲把烈士牌挂在墙上，经常怔怔地看着出神。

但我奶奶在泉上和我们生活了一年又回塘背村了，她是考虑到我父亲孩子多，生活困难，不想给我父亲增加负担。罗云清说到这里有点说不下去了，眼睛有点潮湿。他摸出烟，点燃，吸了两口，我看着他整个脸庞都笼罩在烟雾里。

我听了不免唏嘘不已，这就是人世间最崇高的母爱啊，丈夫死了，自己年纪大了，孤苦伶仃一人生活，却怕连累儿子。其实她多么渴望母子相聚，但却又宁愿骨肉相离重新回到她的故乡。或许，她是否也和罗广茂一样，还希望找回那本像儿子命一样重要的军号谱？或许，她觉得弄丢了军号谱，心中愧对儿子，只好重又选择离开？我不得而知。

罗云清告诉我，塘背村是革命老区村，听我奶奶说过，那村里对烈属优待很好，帮耕帮种送粮送柴，到了过年，村民做豆腐煎糖丸都会送来给我奶奶。我奶奶在塘背又生活了几年就去世了，八十多岁。乡村两级还给开了追悼会，我跟我父亲回去过，搞了路祭，全村人都来送。

也许，华满妹去世了，对罗广茂来说，那本视若生命的军号谱就真的石沉大海了。

此时的罗广茂除了日出而作就是日入而息，对过往他是不敢去想了，一切似乎都被他忘记了。但是，有一个人并没有忘记他，那就是当年和他一起去参加红军的堂弟罗洪标。一九六二年，已是少将的罗洪标回塘背村时，得知罗广茂还活着，顿时悲喜交加，连夜就给宁化县人民政府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了罗广茂当年参加红军的经历，恳请当地政府妥善安排罗广茂的生活。

当时县民政局有给我父亲回信，后来也派人来找我父亲，对我父亲当年参加红军的经历将信将疑，特别是听我父亲说他曾是朱德身边的司号员时，更是大为震惊，觉得这事非同小可，但当时信息闭塞，要核实哪有那么简单。我父亲急了，就托人代笔，给朱德写了一封信，委托当地政府寄去北京，罗云清这么向我回忆说。不久，朱德办公室就回信给宁化县政府，证明确有此人，至此我父亲当过红军的事才为人所知。那时泉上还有许多老人见证过红军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景，许多人都对我父亲刮目相看，经常有人向我父亲打听他当红军的一些事，我也是从那个时候断断续续知道我父亲在红军队伍中的一些经历。只是可惜了，后来县民政局一位姓彭的科长来我家，看我一家还住在觉公祠，就问我父亲要工作还是要房子？我父亲说没有房子住，民政局就拨了三百元给我父亲盖房子。罗云清带我去镇西南一个叫马祖庙的村子，指着一座土木结合的老屋告诉我，这就是我父亲当年盖的房子，我们一家都是在这里长大的。

屋子已经没人住了，黑瓦黄墙，从摇摇欲坠的大门望进去，里面堆着一些家什和破旧的农具。院子里有一个近十米高的李子树，已经开满一树细碎的白花，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清香四溢。

因为我父亲曾经当过红军的缘故，受到大家的尊敬，后来他先后当过马祖庙生产队的保管、出纳、队长，前后当了十多年。我父亲就在这座屋里一直住到他去世，他去世的时候，县里镇上都派了人来，棺材都是八个人抬的，还开了追悼会，给他送葬的走了好几里地。

那是一九九四年六月，院子里的李树那年春天开的花特别多，一嘟噜一嘟噜地堆着开，可却不结果，端午过后突然就爬满了许多拇指大的虫，几天就把树叶都吃光了，还结了满满一树白花花的丝，像戴了孝似的。不久我爹就病倒了，没几天就去世了，他去世时只有七十八岁。

罗云清说到这里，抹了抹潮湿的眼睛，补了一句，我爹这辈子真不容易。

我没有说话，抬头望出去，檀河水已经肥了，田野上的油菜花正开得如火如荼，春天的脚步已经在我耳边轰隆隆响起。

十

一九七四年，这是一个让罗广茂刻骨铭心的年份。

此时的罗广茂已经年近花甲，自从母亲去世后，远在几百里外的故乡塘背村渐渐离他远去了，他早已把泉上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把他的身家性命都托付在了这片土地上，他要在这生，也要在这死。

那一年，是罗广茂最后一次回故乡塘背村，父母在，人生尚有来路，父母走了，人生只剩归途。清明，他回去祭扫母亲的墓，一路上隐隐约约中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他,他后来想起，那是一阵阵久违了的军号声。

父母走了，老屋没人住，已经破败得厉害,他觉得要把老屋修缮一下，让父母的魂灵回来也有个落脚的地方。罗广茂身为木匠，修缮房子自然驾轻就熟，在村里乡亲的帮衬下，他挑个好天气就开始翻修房子。老屋是木屋，许多檩条都腐烂了，需要木料更换。罗广茂看门前那个自家的谷仓，虽然很破旧，但木料却还很厚实，就想把谷仓拆了，把木料拿来修缮屋子。

大凡乡下的客家人多数都会在屋前单独修造一个谷仓，谷仓用厚实的木板构成，上面盖瓦，为了防潮，整体架空离地面三两尺，家中的谷物及一些干货都储存在里面。

谷仓并不大，罗广茂提着斧头哐哐当当仅用了半天就拆开了。就在撬开谷仓底板时，罗广茂猛然发觉有个油纸包被牢牢地钉在一块底板上！犹如一阵惊雷滚过，罗广茂全身一激灵，手中的斧头咣当从他手中脱落。他扑上去，撬开两颗锈迹斑斑的蚂蟥钉，用衣袖擦去油纸包的厚厚的尘土，颤抖着打开油纸，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当罗广茂彻底打开油布纸后，顿时泪流满面，号啕大哭，原来，被油布纸层层包裹的就是他几十年魂萦梦绕的军号谱！这本被他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军号谱在失踪了近四十年后终于重见天日，回到了它的主人手里。

那天，塘背村的人都记得，罗广茂捧着那本军号谱，像个疯子似的又哭又笑，又笑又哭，还跑到他娘的坟前磕了无数个响头，直磕得额头稀烂，泪雨滂沱。

村里人以为罗广茂找到了祖上留下的稀世珍宝，当看到那是一本虫迹斑斑的发黄小册子时，大失所望，都以为罗广茂疯了。可他们谁会知道，这本小册子就是罗广茂的命，是他几十年来魂牵梦萦的红军军号谱啊！

罗广茂没有多做解释，第二天一早就揣着那本军号谱回到了泉上镇。罗广茂回到家后，和谁也没有提起，他把军号谱用一块红布包好，藏在了自己的枕头下，每天枕着它睡觉，一下就变得踏实了许多。罗广茂曾想要把军号谱交给政府，可这个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担心这本失而复得的军号谱再弄丢了，不敢轻易地交出去。就这样，罗广茂守着军号谱这个天大的秘密和谁也不曾提起。

日升月落，转眼又过去一年。

一九七五年，作为革命老区、中央苏区和长征出发地之一的宁化，开始筹建县革命纪念馆，宁化县革委会发出通知向全社会征集革命历史文物。

罗广茂看到这个通知心情格外激动，在公社干部的陪同下，来到县里，将他保存了几十年的红军军用号谱献给了宁化革命纪念馆。

王岳良是宁化县革命历史纪念馆的第一任馆长，他每天都在对征集来的文物进行甄别鉴定，当看到罗广茂送来的红军军用号谱时，心里咯噔了一下，一眼就看出这本号谱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罗广茂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军号谱的传奇故事渐渐呈现在了大家面前。

当时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对罗广茂所说的都很怀疑，不相信这个不起眼的老头会有如此不平凡的经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罗广茂把他的经历讲完后，突然就流泪了，哭了好久。最后他对我说，军号谱交给你们，我这辈子最大的心事终于放下了。他的那份真挚的情感让我们都很动容，又不由不信。八十多岁的王岳良在他家接待了我，说到军号谱，老人很是激动。

为了慎重起见，也为了验证罗广茂是否真当过司号员，是否真是这本军号谱的主人，王岳良特别请了一位懂五线谱的中学音乐教师，要求罗广茂当面将军号谱中的曲调一一演唱出来给大家听。

当时大家都替罗广茂捏了一把汗，想不到罗广茂稍作浏览后，便将军号谱里表现红军生活、训练、作战及部队番号、职务等三百四十多首曲谱准确无误地一一唱出，并做了详细的解释。当时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要知道，这可都是五线谱啊。王岳良更是欣喜若狂，他十分明白这本军号谱的价值，捧着军号谱的手都激动得微微发抖。

罗广茂是红军司号员及军号谱的主人终于得到证实，宁化县政府特地给罗广茂同志颁发了“纪念奖状”，上面写着“保护革命文物无上光荣”，同时还赠送他一套毛主席的著作作为奖励。随后，民政部门也确定罗广茂失散红军的身份，开始每月为罗广茂发放五十五元的生活补助。

终于，罗广茂用生命保存下来的军号谱有了归属，罗广茂一颗悬着的心也彻底放了下来，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保存下来的这本军号谱竟然会是无价之宝。就在他去世四个月后的一九九四年十月，经国家文物局近现代文物专家组鉴定，此号谱系全国迄今唯一一本最为完整和正规出版、印刷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是研究中国工农红军革命斗争史、红军军事生活及红军音乐的宝贵实物资料，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宁化革命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展厅，我终于见到了罗广茂用生命保护下来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这是一本用毛边纸、黑油墨印刷的号谱，长二十七厘米，宽二十三厘米。封面上分两行用繁体字写着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封面左右各画有一把军号，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印，左侧还有一方四方印，已经十分模糊，应该是当年军校首长的印章。封面上方有五道横线，象征着五线谱，横线中央有一图标——两把步枪相交护卫着一个齿轮形状的半球体。号谱静静地躺在玻璃柜内，似乎在向我述说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也许，罗广茂到死都没有想到这本军号谱有这么高的价值，但是，作为一名红军战士，他用生命保护的军用号谱已经是一个传奇。

二〇一八年十月一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在全军恢复播放作息号和施行新的司号制度，军营又开始响起嘹亮的军号声。那一声声的军号是军队的标识、军营的象征、军人的语言，更是军人熔铸于血液中的荣誉、纪律和回忆，和一种永远流传的红色精神。

军号，永远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