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诗学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璀璨的瑰宝，经过数千年的沉淀和积累，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以及独具特色的诗学思想、经验和文化形态。中国诗学以生命为内核，以诗性为本质，既有生命的深度，又有文化的厚重，呈现出“生命—感悟—文化”的多维理路。当我们沿着这条路径跨越数千年的中国诗学传统时，抒情、叙述/叙事的话语气息和场景便迎面而来，而被遮蔽的叙述/叙事传统也重新回到中国诗学的批评视野，逐渐揭开神秘而深邃的面纱。近年来国际国内学界，几乎同步关注到诗歌叙述/叙事这一研究领域和盲点地带，开始推动和倡导诗歌叙述学研究，并出现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开拓意义的成果。

2020年10月24日，“首届诗歌叙述学前沿学术论坛”在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和腾讯会议云端隆重举行，初步实现了中国现当代诗学、古典诗学和外国诗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前沿学术观点的交集和碰撞为诗歌叙述学研究拓展了开阔的前景和深度。为了深化这一学科领域国际国内学术研究，2021年10月22至24日，由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主办、山东大学诗学高等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诗学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诗歌叙述学前沿学术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山东大学青岛校区隆重举行。来自北京大学等院校研究院的国内外八十余位专家、学者以“中国诗学与诗歌叙述学”为主题，并主要围绕诗歌叙述学前沿学术问题，结合中国现当代诗学、古典诗学、外国诗学、交叉融合诗学等学科领域，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对话，从而积极、有效地推动了古今中外不同学科领域的交叉、汇通研究，体现出重要的开拓意义与价值。

一、诗歌叙述学学科价值、概念辨析与对话

本次论坛与会专家高度肯定了诗歌叙述学研究的国际前沿地位与影响力，回顾并梳理了国内外诗歌叙述学研究的现状与脉络，对诗歌叙述学科，相关理论、方法、概念，研究方向、路径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对话，具有重要的理论建构价值与开拓意义。谭君强（云南大学）是国内叙事学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他在《谈诗歌叙述学研究》中以自己所著的全国研究生通用教材《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为例，从初版本把抒情诗排除在叙事学研究对象之外，到修订本将其纳入研究对象的演变过程，谈及自己观念和研究重心的变化，认为将抒情诗纳入叙述学研究是这一学科领域的重要开拓，它不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路径、领域，而且具有充分的学理性和有效性。就目前而言，他认为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可谓国际国内齐头并进，甚至在某些方面国内还处于前沿位置。吴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诗歌叙述学建构的若干问题》认为，诗歌叙述学研究具有补遗性质，是一个具有丰富研究空间的学术增长点。针对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他提出三点希望：首先研究者要从诗歌叙述发展史、作品史、理论史入手，扎实研究基础；其次诗歌叙述理论研究必须改变以往讲理论的态度和习惯，进行“自我革命”；最后诗歌叙述学研究要深入语言内部，在强化语言哲学与诗歌叙述学关联性的同时，提高对中国文化主体的体认。李孝弟（上海大学）《多维视域下诗歌叙述性的逻辑选择》对诗歌叙述性问题研究做了宏观梳理，指出了诗歌叙述性研究的逻辑选择路径，强调诗歌叙述学研究应当注重叙述思维、批评实践以及研究的多元维度。马启代（中国诗歌在线）《诗歌叙述学与诗歌创作简论》则从诗人与诗评家的角度，探讨诗歌创作与理论研究结合、互动问题，认为将诗歌叙述“诗性”纳入诗歌叙述学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对诗歌写作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庄伟杰、张伟等学者围绕孙基林《“叙事”还是“叙述”？——关于“诗歌叙述学”及相关话题》一文中提出的诗歌叙述问题及其相关研究进行呼应、对话与讨论。孙基林认为：“就诗歌而言，它并不像小说那样追求讲出故事，即便叙事也往往采用反叙事的叙述方式；内容层面不仅有事，而且更多是物，并不像‘叙事’那样预设一个故事。依照现代观念，即便‘叙事’也必然在叙述话语中呈现，并没有离开叙述话语的‘事’。‘诗歌叙述学’比‘诗歌叙事学’更为确切，它更注重的是‘叙述’而不是‘叙事’。当下诗歌书写者往往奔‘事’而去，缺乏一种自觉的叙述意识，其结果离诗的本质渐行渐远。诗的本质在于诗性，诗歌叙述的所指和目的自然也是诗性。”①庄伟杰（山东大学、《中文学刊》）《“诗歌叙述学”研究的若干思考》基于孙基林早前提出并给予命名、倡导的“诗歌叙述学”研究，从理论思考与学科建设视角阐释了这一研究所蕴含的重要意义，认为这一命名及其观念甚至可与20世纪80年代孙绍振提出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相提并论。张伟（中国海洋大学）《回到“诗歌的”叙述学——孙基林〈“叙事”还是“叙述”〉读后》肯定了孙基林多年持续不断致力于诗歌叙述学的劳作，其努力极具价值。另外，他认为叙述学从经典向后经典转向的背景下，将诗歌叙述学结构的“要件”由“故事”转为“叙述”缺乏文体依据，须找到诗歌与小说的“故事”相对应的种差—— “意象”，诗歌叙述学的“叙述”，应围绕“意象”做出不同的选择，在“言象互补”中落实“叙述诗性”。对此，孙基林（山东大学）《从“叙事”到“叙述”：一个诗学思考的逻辑进路》从思考理路上进行了回应和讨论，他从早年诗歌现场出发，对学界普遍认可的“90年代诗歌带来了叙事性”等说法表示疑问并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当代诗歌叙述研究应当回到源头和现场。他回顾并简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校园诗歌的“叙事性”问题及相关研究，以及第三代诗歌“从语言开始，到语言为止”的语言本体性叙述诗学及有关论述，对扭转固有认知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这一现场回应与对话对诗歌叙述学研究的多维度思考具有重要学术参考价值。

另有专家、学者还反思了“诗歌叙述学”研究的理论与现状。如王珂（东南大学）指出倡导诗歌叙述学的同时还应当从四个方面警惕叙述对现代汉诗的伤害：首先，叙述在拓展新诗写作的题材和体裁方面，尽管有助于浪漫主义写作向现代主义写作进化，却削弱了诗人的创作主体性和诗作的情感宣泄功能，特别是治疗功能；其次，叙述会减少产生抒情性的两大要素——音乐性和主体性；第三，诗人以旁观者身份叙述，会消减诗人的情感浓度和思想深度，削弱读者的情感共鸣和思想启迪；第四，诗作以记录为目的的日常叙述和科学叙事，因强调记录的精确和叙述的完整，会减少语言的跳跃和意象的叠加，弱化语言的张力和形式的美感。王东东（山东大学）对诗歌叙述学理论建构现状进行了积极反思，认为在积极建构的同时，应当警惕叙述对诗歌造成的负面影响，所以叙述限度问题也应该成为诗人、诗评家正视并思考的问题之一。由此可见，诗学观念与理论的现场对话、交流和碰撞，既丰富了诗歌叙述学的研究路径，同时也对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积极讨论并及时反思，对国内诗歌叙述学的研究将起到积极助推作用。

二、诗歌叙述理论的多元建构与阐释

与会专家、学者对诗歌叙述学的构成元素及相关诗学理论进行了认真辨析与研讨。在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概念及关系的阐释方面，方长安（武汉大学）《谁在叙述：诗歌叙述文本解读与分析》从谁是叙述者、为何出现多维叙述人、叙述人内涵的不确定性以及多维叙述人与诗性生成关系四个方面探究了新诗叙述言说的话语空间，不同言说空间形成的对话/潜对话关系使不同人称主体之间形成的话语场域是新诗与传统诗歌之间巨大的不同。姜玉琴（上海外国语大学）在《作者、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穆旦〈诗八首〉中纠结的三层关系》中认为，应当在作者和文本之间增加一个中间环节，形成“作者-隐含作者-文本”的全新阐释模式，由此强调作者与文本的关系并非是一种直接、权威的关系，更不可以互为等同与替换关系。隐含作者尽管“隐含”在文本中，却是文本的真正操盘者，躲在幕后设置一些叙述媒介暗示和表达其所要说的话，即“隐含作者”是作者的替身，需要通过另外一些“替身”予以表达，如意象、人物塑造、故事场景、情节设置等等。舒凌鸿（云南大学）谈论了读者认知视角下的抒情主人公和叙述者现象，从文体差异造成的读者眼中作者的不同、抒情诗之“真”不等于诗人之“真”、抒情诗之貌由诗人和读者协作锻造三个方面阐释抒情诗中戴着不同面具的抒情主人公“我”和叙述者。从读者认知视角看，与其他非诗文体相比，有两方面的原因影响读者阅读：一方面作者与读者往往将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或叙述者视为作者本人，但实际则是作者在诗歌中塑造了戴着不同面具的“我”；另一方面，尽管读者可对诗歌意义进行多种解读，但作者仍然可以通过其诗歌修辞，对内部结构进行调整，或者以副文本的题解或注释方式来控制读者对文本的理解维度，展现多个不同的抒情诗人形象。郭海玉（南阳师范学院）《法无定法：中国当代诗歌叙述者的诗性变奏》将中国当代诗歌的叙述者分为显性“合一”型叙述者、显性“分裂型”叙述者以及隐性“框架型”叙述者三类，通过对中国当代优秀的叙述体诗歌文本进行解读、归纳和提炼，初步总结了不同类型的叙述者生成诗性的路径或方法，对诗歌叙述者研究尤其是叙述人称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于昊杰（山东大学）《奥弗斯之声——〈十四行集〉中叙述者声音之传达》认为在诗歌中，叙述者声音的传达呈现多维度的状态，一方面体现于文本之中，借助叙述直接表现，另一方面，诗人信仰的精神形象，与文本中的叙述者一起发出自己的声音。

一些专家、学者集中对诗歌叙述学的理论构建进行了多方面阐释，如叙述的诗性、叙事的符号化、事象的诗性与存在、诗歌叙述与诗歌创作之间关系以及1990年代诗歌叙事性问题等，涉及面既广且深入，既对诗学定论重新阐释和分析，又扩展了诗歌叙述学的研究视域，对当下诗歌创作与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阐释。于慈江（中国海洋大学）《叙述作为呈现诗的结晶质地或诗性的一种方式》认为，只要真正称得上诗的文字，便不同程度地具备结晶性或质地，即诗性，无论抒发感情、吟咏情怀，还是写景状物、叙述经历与物事，都不过是达成这一诗的结晶性或质地的方式或途径而已，诗或是偏主观的、抒情的、咏叹的，或是偏客观的、叙述的、宣叙的，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混融的，诗歌自始便有一种叙述基因。陈仲义（厦门城市学院）《符号化阈值下的诗歌叙事》则从符号学与诗学之间的汇通关系讨论了诗歌的叙述问题，认为符号与诗的最大关联在于二者可以相互转换，当符号的固化部分维持普遍的意向，符号便阻断了通往诗意的路径；当符号的固化部分分裂为多处歧义时，符号叙述便收获诗意效果。殷学明（聊城大学）《“野望”事象的诗性存在与书写》从“野望”事象视角探索中国传统诗歌的叙述问题，认为“野望”作为一种文化事象伴随着华夏民族诞生而产生，见证了华夏文明的整个历史进程。与单纯的物象相比，“野望”事象不仅真实记录了中国诗人困厄之时，不避险难、豪迈气概和诗性情怀，还深刻揭示了华夏民族社会变迁、时代更迭和文化焦虑的历史真相，其诗意性书写有着一般历史所不能替代的价值，需要我们深入挖掘。王瑛（华南农业大学）从本事、空间、义理谈论了诗歌叙述建构的三个维度，认为本事可以追溯抒情诗情之所起；空间可以发现情之构造，与时间相比，情感结构的空间性与诗歌空间性可能更为契合；义理可以探知诗之本义，情之所起与所踪，均伴随着彻骨的感悟和醒觉。亚思明（山东大学）通过对意象主义的交叉文化生成进行解析，指出中国古诗中蕴藏的美学遗产为世界诗歌提供了“意象并置”和“逻辑飞跃”的新型叙述方式，而随着胡适等知识分子开启的新诗运动又自“五四”时代起反作用于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文学一方面应该避免创作及研究上的“自我他者化”；另一方面也应警惕全球市场驱动下的同质主义的文学倾向，试图确立“汉语语言文化”为“世界文学”的特别媒介。赵目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当代批评家诗歌的叙述学研究》谈论了当代批评家诗歌的叙述性书写，认为优于创作主体的独特性，批评家诗歌创作往往表现出更强的叙述性。

1990年代诗歌叙述性研究方面，张德明（岭南师范学院）将叙事性视为1990年代诗歌的重要美学特性，不仅成就了1990年代诗歌的艺术个性，也奠立了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叙事的介入和强化，使1990年代诗歌在抒情节奏、结构安排、语词选用与组合等方面表现出新的迹象，促进了诗歌文体意识的开放，多种文体的互渗和杂合形成突出的诗学景观。杨亮（大连理工大学）从“亚叙事”入手，对1990年代诗歌“叙事性”进行了反思性解读。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最初具有“革命性”的文本策略，到新世纪诗歌普遍将“叙事”视若圭臬的乱现象，“叙事性”已然逃不过或被“捧杀”、或被“骂杀”的命运。如何以更为客观、理性的视角，恢复“叙事性”的话语活力则成为当下诗坛所必然面对的问题。张立群（山东大学）以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批评为线索，讨论了诗歌叙事问题及其相关理论话语的历史建构，认为“诗歌叙事”话语是跨世纪30年间最具有理论自觉艺术和实践感的话题，也是当代诗歌写作的主要趋势之一。

三、丰富的交叉诗学与跨学科叙述学研究

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述学发展过程中，跨文类的叙述学研究逐渐引起重视，本次论坛专家、学者既讨论了民歌、散文诗、影像诗学以及诗歌、小说与散文的多元文体互动等交叉叙述现象，又将中国诗歌叙述传统与当代歌词的叙述转向、诗歌与电影的互文性叙述等问题纳入讨论范围，促进了跨学科诗歌叙述学研究的交流与汇通。韩嘉川（青岛文学院）《诗歌叙述中的散文诗特征思考》认为散文诗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诗（自由诗）同步发展，散文诗具有叙事的本质属性，即新诗把本该应有的叙事功能“排出诗外”，而散文诗把这个被“排出”的功能沿着“诗言志”所具有的记载功能的原点继续延伸，尤其是衔接了波特莱尔、屠格涅夫，以及里尔克、兰波等西方现代文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影响。此外，在外部与心灵两个世界的汇聚点上，散文诗具有“诗”的本质、“思”的使命，并且以叙事的功能完善其存在意义。唐鹏举（山东大学）则从现代诗歌的叙述转向问题谈论了对散文诗创作的影响。包宇（山东大学）从“视觉”与诗的角度探索了当下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存在“视觉入侵”“图像转向”等现象，视觉技术手段介入诗歌作品，具备了重新解释文字、文学作品的可能，相反也扩大了文字的叙述范畴。马春光（山东大学）探究了“诗人小说家”张炜文学创作中诗歌、小说与散文的多元文体互动现象，认为与其称呼张炜“小说家诗人”，不如称呼 “诗人小说家”，是“诗性”而非“故事性”引领了张炜的小说写作，这种诗性为他的叙述着色，并由此引发出一种普范性的诗学洞见。张敏（河南大学）探究了1940年代跨越文字与歌唱艺术形式的“延安歌唱”问题，认为“延安歌唱”通过媒介转换，以音乐的形式、口传的方式传播，凸显出诗歌自身内蕴的“歌唱性”，是“大众化诗学”的理论突破。

魏文文（山东大学）讨论了诗歌与电影的互文性叙述问题，认为二者的互文性叙述一方面有利于化解诗歌的私语与晦涩、消解影像的直观可视性，另一方面形成了影像与文字、视觉与听觉融合的“共读”状态，促进跨媒介艺术的交流与融合。诗歌文本的结构性介入带来诗歌内涵与影像符号的互文，创作者通过不断重复的建构与解构，将碎片化叙事融入影片与诗歌，产生互文性对话，有节奏地推动了叙事的发展。

四、多维度的个案研究与剖析

本次论坛的个案研究十分丰富，初步实现了中国现当代诗学、古典诗学、外国诗学的交叉融合，彰显了诗歌叙述的诗性魅力与张力。现当代诗歌叙述的个案研究始终绕不过鲁迅，张厚刚（聊城大学）阐释了鲁迅诗歌叙述的三次转向，将其分为革命者叙事、启蒙者叙事以及独语体叙述，肯定了鲁迅诗歌创作的诗歌叙述哲理，其背后诗哲学的转变以及诗思想的搏斗最终完成了中国新诗的现代转型。张志忠（山东大学）以郭小川的《一个和八个》为例讨论了叙事诗中的复杂诗学问题；丛新强（山东大学）从路也的《兵工库的春天》看到了诗歌叙述的民间修养以及叙述和抒情相结合的文化精神；朱西（意大利学者）从翻译诗学的角度探讨了汉语诗歌外译现象中的叙述性问题；赵思运（浙江传媒学院）认为从黄公望的绘画杰作《富春山居图》，到翟永明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再到陈思安导演、周瓒编剧的同名舞台剧，构成了一个媒介间性与跨媒介叙事的典型案例；贾西媚（意大利）从叙述学角度谈论了杨炼的中文自传体诗，认为长诗《叙事诗》是一种另类“叙事”，把空间和时间的事实和其他因素组织成了一个有始有终的事件链，是通过视角传达出来的一连串主要精神或心理事件；吴昊（廊坊师范学院）将目光聚焦在朝向未来晚期风格的一些诗人，认为在西渡诗歌中，“晚期风格”在语言方面更多地涉及词语想象力的展开，在主题方面主要体现为对“记忆”的叙述阐发以及对历史的审视；徐冰月（山东大学）从“事件”的动态性和过程性出发，以韩东和于坚为例，讨论第三代诗歌的时间书写，将其具体特征归结为人自身存在游走性、物之存在的过程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效性、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的相对性；杨碧薇（鲁迅文学院）以云南青年诗人王单单为研究对象，认为其在“感悟与运思”中找到了平衡，从单向凝视到他者凝视的叙述模式中找到了叙述风格；康俊（首都师范大学）认为《1965年》是张曙光“叙事性”诗歌写作的标志之作，“故事”层面上《1965年》于“双重进程”叙事中书写了时代的文化规约，“话语”层面上《1965年》从自然叙事法则、个人型叙事声音、儿童叙事视角、反常的省叙等技巧中书写了个人的身份政治。

古典诗学、外国诗学的个案分析主要涉及陶渊明、布罗斯基、博尔赫斯、叶维廉等。吕辛福（青岛科技大学）通过翟理斯所用陶集版本分析，挖掘陶潜诗歌中“政治性”与“事典性”的关系；陈芳（云南大学）《从回忆到此在的叙述》分析了布罗斯基散文诗《小于一》的视觉叙事特征，从色彩、韵律、凝视、看与被看等角度剖析了视觉叙述的多层次表达对散文诗叙事的建构；林佳（北京师范大学）论述了博尔赫斯作品中的“叙”与“述”的问题，认为正是叙、述的和谐构建了作品的诗性；韩镇宇（东南大学）将叶维廉追求诗语凝练、开掘现代汉语表达特质的诗学尝试视为“假叙述”的重要特征。

论坛闭幕式由孙基林主持并作总结发言。他认为本次诗学研讨会暨诗歌叙述学论坛参与专家多、研讨议题广且深入，不仅进一步打开了诗歌叙述学研究及学科建设的国际视野，而且在理论思考、文本细读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往届基础上进一步有效推动了此领域研究，众多前沿学术观点的交集与碰撞，也为诗歌叙述学研究拓展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与深度。

注释：

① 孙基林：《“叙事”还是“叙述”？——关于“诗歌叙述学”及相关话题》，《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诗学高等研究中心]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