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研究的四个发展空间
内容提要：赵树理研究在当前的四个发展空间：第一个，政治文化空间，即将赵树理研究置入一个大的政治历史层面，并认为只有如此才能确立赵树理作为现象级经典作家的位置。第二个，对老中国及现代中国民间价值谱系的承续。第三个，在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背景下，强势文化、中心文化与弱势文化、区域文化的关系。第四个，对现实主义形态的重新认知与肯定。
关键词：赵树理 政治文化 民间价值谱系 中心文化与区域文化 现实主义形态
近些年来，因为各种机遇与原因，赵树理研究在学界开始持续升温：其一，或以史料为据，还原历史语境，试图赋予赵树理以新的历史风貌；或从今天的现实高度，重新认识赵树理在历史节点上的文学史意义，这些，似乎都更侧重于对赵树理研究的“史学”意义。其二，或在区域文化、革命叙事、民族特色、文学接受等赵树理研究中的传统主题范畴内予以新的深化与细化，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些，似乎更侧重于在文学创作理论范畴研究赵树理并因此试图提供对今天文学创作的借鉴作用。在我看来，今后的赵树理研究，有四个发展空间是值得我们给以关注的。
第一个，是政治文化空间。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是为政治服务的，这是学界多年来对赵树理文学创作意义的一个基本判断。赵树理自己也说，他的小说创作，第一个是政治上起作用，第二个是群众愿意看。围绕着这一判断及赵树理本人对此的主观表达，学界或在延安文学时代及共和国十七年文学时期都对他给以高度认可，或在1980年代中期的“重写文学史”浪潮中给以基本的否定。然而，伴随着19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大潮汹涌下文学的边缘化现状，伴随着文学与政治关系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及学理辨析中的纠缠不清，随着文学与政治关系这一命题的悬搁赵树理文学创作与政治的关系也就伴被渐渐淡出研究的视野。那么，为什么在今天还要重新提出赵树理文学创作在政治上的积极意义呢？
第一，我以为我们对赵树理文学创作与政治关系的认识，受当时文学研究水准及赵树理本人的主观表达，一直被局囿在具体的政治方针及策略的层面，如赵树理所说，写《地板》是为了配合当时帮助农民厘清土地与劳动关系的认识，写《登记》是为了配合新的婚姻法的贯彻执行等等。然而，如果我们把其放在一个大的政治历史层面上，则不然。第二，能够从揭示人的生存与精神生态的层面，实际地应对一个时代的主要的价值危机，并以此介入社会现实并影响社会现实发展，是现象级经典作家所应具备的核心属性。
下面，我分别来谈。回到第一个话题，我谈谈我们要把对赵树理的研究，放在一个大的政治历史层面上所具有的的方法论意义。今天的中国，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一个是具有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几千年的老旧中国阶段；一个是从南边进入的以英美为主体的资本经济模式，即民国时代；一个是从北边进入又试图被中国化的俄苏模式及其变革，即1990年代之前的根据地形态及共和国形态。现在，当这三个历史阶段依次过去，中国开启一个新的百年征程的时候，当中西方历时性演化的各种形态在今日中国以平面性的共时性形态呈现之时，对既有历史经验价值资源的审视与借鉴，就成为应对今日发展之必需甚至是急需。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以其时在国人中占主体的农民及农民文化作为自己叙写的主要载体，而在农民及农民文化身上，既沉积着几千年老中国的基因，又体现着这一基因与资本经济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冲突。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在老中国形态虽衰败但仍根深蒂固及资本经济形态的弊端或局限在中国日显之时，通过对新型的根据地生活的书写，对前述的这些衰败、弊端或局限构成了批判与对抗，如他的小说以农民物质上的翻身与精神上的觉醒，以及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等等，既批判农民身上的老中国形态，也以此对抗其时资本经济形态区域中对农民的盘剥与漠视，也以正在形成或生长的新型的农民的精神形态美学趣味来对抗资本经济形态孕育出的精神形态美学趣味，等等，并因之形成树理式的文学叙事风格并以赵树理方向名世。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其一个更主要的特征则是，当被中国化的俄苏模式在中国初见雏形之时，他即敏锐地发现了其内在的矛盾并予以深入鲜明地揭示，当这一雏形日益完备之时，其内在矛盾亦日益尖锐之时，赵树理对这一内在矛盾的揭示与批判的意义，也就日益彰显，这集中地体现在他在创作中着重于对新型政权中坏人形象或官僚形象的塑造与批判上。这在我们今天回望初心时，尤其重要。当上述三个社会模式的形态，在今日中国仍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存在之时，赵树理文学创作的现实意义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这就要接着说到赵树理文学创作在政治上的积极意义的第二点了，那就是，现象级经典作家的一个核心属性，是能够从揭示人的生存与精神生态层面，实际地应对一个时代的主要的价值危机，并以此介入社会现实并影响社会现实的发展，其介入、影响的程度，是衡量一个作家品位的重要尺度。如果只是某一个历史时代的“活化石”，而不能超越原有时代构成对新的时代的意义，或者只能在某种情感形态上精神形态上引发当代人的共鸣，而不能应对新的时代的主要的价值危机，并以此实际地介入、影响到当代生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去，那么，这可能会是一个优秀甚至非常优秀的作家，但不能达到现象级经典作家的品位。2021年是纪念鲁迅诞生140周年的一个节点，国内举办了各种对鲁迅的研究活动。我注意到在这些活动中，学者们多提到研究鲁迅的现实意义与价值。譬如王晓明就在多次的学术讲演中强调过，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青年左派就鼓吹过：时代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阿Q死去的时代，鲁迅也因之成了“封建遗老”。但时至今日，我们分明看到，阿Q、华老栓、夏瑜、孔乙己等等鲁迅笔下的人物，现在还仍然活生生地生活在我们身边。①王晓明还提到，新世纪之后，青年一代又提出，不能与青年一代对话的鲁迅研究将失去其研究的现实意义，这也说明着对鲁迅研究的现实召唤。我觉得，以此套用于今天的赵树理研究，也是如此。洪子诚教授有一篇文章《〈在有梦的地方做梦，或敌人……〉：教义之外的精神经验承担》谈他阅读法国作家阿拉贡于1960年代初所写《在有梦的地方作梦，或敌人……》这本书的体会。其中着重谈了我们应该如何反思自己真诚地走过的道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遇到的挫折。②我的理解是，一个是梦的有无，一个是在有梦的地方做梦，一个是如何面对这梦在实施过程中，自身所产生的敌人及这敌人所造成的梦的挫折。这些，对于我们今天通过研究赵树理，如何回望我们曾经的时代及因此如何应对我们今天的时代，都是极具现实性的启示意义的。当然，因为我没有看过阿拉贡的这本书，也许我对洪子诚教授文章的理解是一种误读。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把对赵树理的研究，放在一个大的政治历史背景下，从而使这一研究产生新的当下的时代意义。赵树理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政治版图下的文学定位及在这一定位下的赵树理文学创作的范式，赵树理笔下生活、人物在当今生活中以各种形态“复活”的形态及其当代价值，赵树理在1960年代初，当虚泛的华丽的“颂歌”“战歌”甚嚣尘上之时，以自身倔强的不入时流的《实干家潘永福》等作品的创作站位来介入现实，等等，这些，都会给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以新的时代启示，也是我们将赵树理置入大视野下的政治历史文化层面重新进入，给以研究的当下意义之所在。
第二个发展空间，是我们在今天力倡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时的民间价值谱系承续。中国古代的民族文化传统大而言之有三大价值谱系，即庙堂、士大夫、民间。民间价值谱系其根本核心是个体感性生命价值本位。其在古代文学世界里，始自《诗经》，途经汉乐府、小李杜、柳永等，终至《红楼梦》。譬如《诗经》中的《东山》：将士征战归来，不是衣锦还乡的喜悦，却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的感伤。花木兰应征，不是为了国家民族，而是为了老父亲，所以，得胜归来，东阁门西阁床的女儿妆要高于“尚书郎”高于“赏赐百千强”。在贾宝玉的心中，则女孩子瞬间的悲欢，远远比贾府的命运更为重要。正是如此，在庙堂、士大夫、民间三大价值谱系彼此消长的张力中，民间价值谱系既是几千年老中国文化的源头，又给几千年的老中国画上了句号，并以此标示了自己在民族文化构成与发展中的根本性存在，作为统领与治理社会结构的庙堂文化、作为在价值形态上支持对社会结构的统领与治理的士大夫文化，相较民间文化，虽更具统治地位，但这二者却是立足于民间文化的基石之上并随之而不断地调整与发展自己的，因为对社会结构的统领与治理，毕竟要顺从于民间的基本生存。这一老中国的民间价值谱系，在老中国结束后步入现代中国之时，在历史与逻辑层面，必然地与五四时代“人的文学”相衔接。如周作人在作为五四精神标帜的《人的文学》中所说：“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五四时代“人的文学”，其“人”是以个体生命为本体的。虽然其载体多为现代知识分子（就如同老中国的民间价值谱系，其载体唐代之后也多为不入正宗庙堂、士大夫价值谱系的读书人），但其价值站位则是以个体感性生命为本位。就这一价值站位形态而言，其价值谱系仍可视为民间价值谱系的现代延伸及现代体现，这只要与那些以家国、民族、阶级等等“整体”利益至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相比较，即可明了。这一现代民间价值谱系的代表是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冰心、老舍、曹禺、张爱玲、梁实秋等等。只是他们一方面要控诉作为群体意识代表的旧礼教以“仁义”名义对“个人”的吞噬，如鲁迅笔下的狂人，一方面也要控诉资本经济以金钱赤裸裸地对“个人”的损害，如老舍笔下的祥子、月牙儿，曹禺笔下的陈白露，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等等。
赵树理的伟大则在于，他并不仅仅是在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形式上，更是在以个体感性生命为价值本位的实质上继承了古代民间价值谱系，并将这一古代民间价值谱系延伸、融入到五四“人的文学”之中，并且将五四时代“人的解放”从城市青年阶层实际地在物质追求、精神追求层面，扩展到了最为广大的农民阶层。赵树理可贵的独特之处更在于，在此基础上，他在延安社会模式及其后的共和国社会模式中，将古代以个体感性生命为价值本位的民间价值谱系、将五四时代以个人为价值本位的人性、将以阶级为价值本位的人民性、将以“整体”利益为价值本位的党性及新的国家利益为价值本位的国家权力做了最大限度的融合，并在创作中不断调整这四种价值谱系富有相互关系的，固守着力求适应这种张力的不断发展着的民间价值谱系，并在这种固守与适应中，对这一张力的变化，对调整这四种价值谱系的相互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这一固守与适应中，赵树理是从民间价值谱系这一角度进入到人性、人民性、党性层面的。在这一进入过程中，一方面，赵树理以人性、人民性、党性观照、改造原有的民间价值谱系，同时，又立足于发展着的民间价值谱系实际，有限度地接受这种观照、改造。另一方面，赵树理又以此立足点，对人性、人民性、党性提出不同的要求与希望。你只要看看，同样的一种传统女性形象，在三仙姑、小飞娥、小腿疼身上的不同体现，对此即可了然。也正因此，学界常常用农民代表、知识分子、党的干部这三重身份来概括赵树理的写作身份，但这三重写作身份，在赵树理的身上，却不是均等地静止地体现着，且赵树理的写作身份，可能也还存在着用另外的概念、范畴予以概括的可能。当今中国面临着各种人文思潮彼此消长、对话、对立的现实，赵树理所代表的民间价值谱系，在这一现实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并且有着重新给以认识与评判的必要，特别是在以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来讲好中国故事之时。
第三个发展空间。在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之时，民族文化如何具有全球性，区域文化如何具有共同性，如何避免误入后殖民的窠臼，赵树理在这方面的经验，在今天也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其一，不以强势文化、中心文化的标准为标准，更不以其为效仿与追求的目标，不因此而失去自己的主体性。赵树理最初创作时，五四时代的文学是其时文坛的强势文化、中心文化，但赵树理并不以此来规范自己的创作，及至丁玲等为代表的五四谱系的作家在根据地文学领域一度占上风时，赵树理也依旧并不相从，甚至公然声称不入文坛而以文摊自居，这已是学界共识，不须饶舌。需要提及一点的是，赵树理其实与根据地实际的主流文学也并不相一致，这是其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在共和国文坛日益被边缘化的内在原因。无论是代表根据地文学实绩与高度的斯大林文艺奖，还是代表共和国十七年实绩与高度的八大红色经典，都与赵树理无缘。但赵树理却据此独立性而历经几度大浪淘沙而仍巍巍屹立。
其二，不以强势文化中心文化为效仿标准，但又必须以自身与强势文化中心文化构成对话性，其对话性，在于应对了强势文化中心文化所面临的价值危机。只有这样，才能位居一隅却又超越一隅，立于历史的潮头又站在时代的峰顶。赵树理文学创作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成功之于五四白话文学所面临在大众化中进一步发展的危机是这样，其对延安文学在转型中奠基为广大民众所能接受的新的文学的时代需求也是如此。即使共和国建国之后，虽然赵树理屡屡返乡，但却长居北京，特别是他立足的是底层的民众，关注的却是政治中心的风云。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他在1950年代后期给《红旗》杂志的长信。
其三，如是，赵树理从始至终，可以说，既不在中心，又在中心，这样的一种互为主体的主体间性关系，赵树理对之的认识，头脑是清醒的，对之的实施，是极为自信的。这种清醒与自信，是我们将中国故事推出国门时所应学习的，是我们思考将区域故事让全国听到时所应光大的。
第四个发展空间，写实。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是写实的。其特点有这么几个。
其一，是细节的真实，这种真实，既是生活的真实，也是历史的真实，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具有“史性”的生活真实。这特别突出地体现在其对当时那个时代关涉人物命运的物质形态的叙写上。在这方面，你会很吃惊，一向反对西方风景细描、心理细描而以白描著称的赵树理，一旦写到这方面，则不惜笔墨，将那些体现关乎个体生活的物质形态的数字大段大段地如实写来。譬如孟祥英的劳作业绩，譬如马多寿在入社时对自己利益的精打细算等等。这固然体现了赵树理是从“个人”出发走向“整体”的，是从“人性”走向“人民性”的，但从写作方法考察，读到这些，你还是会不自禁地想到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在他的小说中，“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知识，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③
其二，是在细节真实的基础上，努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呈现出来的符合“史性”的生活的真实。除了偶尔的《小二黑结婚》结局这样的以观念来改写符合“史性”的生活的真实的败笔外，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几乎都具有着“史性”的生活的真实，以至于类似《孟祥英翻身》《实干家潘永福》等等，你甚至都可以将其视为报告文学作品。
其三，正因为赵树理小说以写实而“直观事物本质”，所以，赵树理小说的意旨，往往是超越于作者的写作意图的，也超越于各种解读者依据其时各自的理论、认识而对作品所作的解读。这是赵树理的文学作品初看很土，主题表面看，似乎也简单明了，但却能够经得起历史沧桑的检验，让读者伴随着历史的进程看到他有新意的魅力所在。譬如他的《锻炼锻炼》当“整体”以神圣名义来剥夺“个体”利益之时，以自私本性来体现对自身利益护守的“小腿疼”，以青春激情来体现国家利益并对个体施以粗暴的杨小四等等，就都给后人以多种解释的可能。譬如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十里店》——早已超越了是否写与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其时的时代性主题，而是与赵树理一贯的站在民间价值谱系立场上，书写体现了历史发展规律的新的政权新的社会形态所产生的新的内部矛盾内部冲突的写作追求相一致。
其四，赵树理的这种写实，是基于传统中国民间价值谱系，却又经过五四时代人的文学的洗礼，经过延安时期文学、共和国文学及人民文学的洗礼，所以，有着非常厚重的历史意蕴与深刻的思想内涵。
勿庸讳言，今日中国，封建遗毒，资本力量，引发了国内社会结构价值形态的冲突与动荡，特别是资本力量，对原有的价值形态的颠覆性不可小觑。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文学结构的变迁具有同构性的文学社会学的原理出发，诞生于以资本力量摧毁传统社会这一历史时段的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现实意义的不容低估。虽然在一味求新的浪潮中，文坛曾一度将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视为过去时，而朝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迅跑，但几经历史风雨的淘洗，我们终于又从观念的天空回到了现实的大地。西方的浪漫主义，推崇在一切原则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那就是个人。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是经过了西方浪漫主义的洗礼，意在对现实中那些阻碍、损害个人的社会结构、人性阴暗进行探索与批判。这样的批判现实主义，对于经历了人的文学、人民文学洗礼之后的中国文坛，可谓适逢其时，而绝无过时一说。赵树理的写实，与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堪有一比，那或许可以成为当今中国文坛所最急需的最值得继承、借鉴的创作资源。
要而言之，今后的赵树理研究，应该更多地与今日中国的社会变革之需，与中国文坛反映大时代之需相联系，并在这种联系中，彰显研究的时代意义。
注释：
①参见王晓明《鲁迅对于今天的意义（上）》，《名作欣赏•上旬刊》2021年第7期。
②参见洪子诚《〈在有梦的地方作梦，或敌人……〉：教义之外的精神经验承担》，《读作品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③[德]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3—684页。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