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讲话》是形成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文本，甚至是其思想底蕴所在。历史地看，正是“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及其文艺功能的发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问题性，从深层次上决定着《讲话》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在双重视野融合中发掘其在今天仍激荡着我们的问题性，在历史的赓续和问题性的接续中思考如何以中国理论有效阐释中国文艺实践，有助于推动新时代中国文艺繁荣发展。《讲话》上承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下启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正确理解和阐释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的路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百年奋斗史中处于思想奠基的枢纽性地位，是读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的重要理论文献。

关键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新文艺 毛泽东文艺思想 问题性 整风运

2022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作为一部“活着的历史文献”，《讲话》对中国新文艺发展的深刻影响，是任何一部文艺理论著作难以望其项背的，其产生的世界性影响，也是任何一部中国文艺理论著作难以相提并论的。周扬1944年在选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并作序时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1正是《讲话》确立了文艺的人民性价值导向，此后成为中国新文艺发展的主流价值追求，高扬文艺的人民性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鲜明特点。历史地看，《讲话》是构成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文本，甚至是思想底蕴所在，产生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力量。《讲话》是正确理解和阐释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的路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百年奋斗史中处于思想奠基的枢纽性地位，是读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的重要理论文献。多年来对《讲话》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如果仅着眼于文本自身或文艺理论视角，很难获得突破性洞见。本文在双重视野融合中发掘其在今天仍激荡着我们的问题性，在历史的赓续和问题性的接续中思考如何以中国理论有效阐释中国文艺实践，从而推动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体系建构研究走向深入。所谓双重视野融合是指党的百年奋斗史的长时段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语境当下性的叠加，立足中国发展的新时代新方位与中国文明型崛起的现实指向，可以使我们更加从容地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历史视野中审视《讲话》深远的社会影响与价值诉求，及其话语表达逻辑的强大力量与方法论启示，从而为建构新时代文艺理论体系研究提供思想与学术资源。在《讲话》双重视野的融合中，《讲话》的问题性（关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发展道路与党的文艺领导权等）依然激荡着今天的我们，启示着我们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守正创新与使命担当。在一种大历史视野中才能深刻领会《讲话》如何立足“中国问题”，在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提炼出中国新文艺发展的问题性的根本性价值。同样，也只有回到特定历史时空抗战语境的当下性，才能深刻领会《讲话》把文艺工作纳入革命事业总体进程的政治诉求，旨在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经过“无产阶级意识”改造与立场情感的转变使自己融入革命大熔炉，在文艺大众化中牢牢掌握对“文化的军队”的领导权，是如何在历经时代语境转换中依然占有着我们。

一、何谓《讲话》提炼的问题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把党的百年奋斗史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2在党的百年奋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况，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3洞察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讲话》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颗明珠，它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文献，成功探索了中国新文艺发展的“延安道路”，收获了《讲话》精神鼓舞指导下的一系列红色文艺经典，甚至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发展的“一体化”组织体系与话语体系；还以其扎根时代语境中对问题性的提炼及其话语表达逻辑的政治诉求，为深刻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建构了一种超越具体时空条件的学术范式，为新时代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提供了思想与理论的血脉根源，其中的问题性依然紧紧地攫住我们，为梳理和提炼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资源与方法论启示。一定意义上，《讲话》上承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下启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之一。

《讲话》是如何立足文艺发展的“中国问题”提炼问题性的？这些问题性是如何表述的？可以说，这些问题依然在激荡着我们对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方向的思考，影响着我们对建构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研究的运思。《讲话》在逻辑起点和价值落脚点上可归结为对“中国问题”的回应，即全民抗战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与文艺作用的发挥。“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4历史地看，正是“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及其文艺功能的发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问题性，其成果自然不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在直面“中国问题”中形成了有中国气派和民族话语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化成果。今天，当我们说《讲话》的问题性仍在激荡我们时，意在表明建构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体系一定要立足文艺发展的“中国问题”，提炼具有时代特征的问题性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深入，在坚定文化自信的诉求中以中国理论有效阐释中国文艺实践和大众审美经验，建构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中国”应有的既有民族话语特点与理论主张又彰显理论一般性和相互通约的中国文艺理论体系。

吹去历史的浮尘，脱出强烈的战争硝烟的时代语境，《讲话》仍然闪耀着关乎文艺发展的“中国问题”的一般性价值诉求的强大生命力，一些学者口中所谓的时代局限性并未遮蔽这种一般性价值诉求所应有的理论价值。新时代文艺仍然要回答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与人民结合的问题，及其对文艺人民性的高扬以及在世界舞台上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问题。新时代的文艺、作家和艺术家仍然要深入生活与扎根人民，“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5文艺的人民性揭示了文艺创作为谁创作、为谁立言这一个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大家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6不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多数工农兵不识字、无文化的现实境遇，迫切要求把文艺如何为群众服务诉诸于文艺的普及，新时代文艺发展要以文艺精品的有效供给和勇攀艺术高峰的努力在追求当代文艺经典化中着眼于文艺的提高。同时，文艺还是文明互鉴视野下诉求民心相通的最好交流方式，在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文明互鉴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首音乐，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独特的视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京剧、民乐、书法、国画等都是我国文化瑰宝，都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7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秩序的变化，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历来具有深厚的天下情怀，当代中国文艺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信心和抱负，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创作更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作品。”8可以说，这是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亟需解决的“中国问题”，也是提炼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关于文艺发展的问题性的现实语境，直接关乎新时代我们要发展出什么样的文艺和文艺理论？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依然凸显“中国问题”意识，强调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的问题性与价值指向。随着时代语境的转换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外延也随之扩大，《讲话》的阶级分析法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场域，“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转化为在文艺繁荣发展中满足人民的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统一，以及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凸显在全球化舞台上以文艺精品的不断涌现为世界文学贡献中国力量、中国价值、中国精神的迫切性，从而为中华民族迈入强起来的新时代提供精神支撑。因而，新时代中国文艺和中国文化要着力于增强文化软实力，为中国文明型崛起的社会性成长和在世界舞台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支点，为中国崛起赢得广泛的国际认同提供强大的价值感召力。国际交往表明，在世界舞台上，“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9正在经历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明，全球治理的善治和人类文明的跃升需要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文艺和中国文艺理论要有为世界进步作更大贡献的强烈使命感。

历史表明，立足“中国问题”所提炼的问题性必然随着时代语境发生历史的具体的变化而有其时代特点，但其中问题性所彰显的一般价值指向有其超越性，从而能时时攫住当下的我们。文艺发展实践表明，作家艺术家只有抓住时代真正深入人民的生活才能与时代同频共振，也才能最大限度地彰显问题性的普遍价值，也才能使中国理论有世界眼光和诉求人类文明的一般性价值指向。洞察《讲话》立足“中国问题”所提炼的问题性：“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0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肯綮，不仅解决了新文艺发展中缠绕许久的大众化问题，还直接亮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人民性旗帜，其产生的影响是世界性的。日本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指出，《讲话》“不仅是中国的，而应当说是一切国家的革命文学家、有出息的文学家的座右铭和工作指针”。11在其主导问题性统摄下的次问题，如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歌颂与暴露的问题，等等，也无不有其超越时代的一般性价值指向。可见，《讲话》所提炼的问题性达到了创造性理论应有的普遍性价值高度而彰显出某种超越性。诚如日本学者竹内好所言：“这篇论文……从内容上说，接触的都是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并且它不是纸上的空谈，而是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而达到相当高度的抽象理论。咋一看来好像不成体系，这是因为运用‘不是从定义出发’的独特方法，但实际上这篇论文的结构是非常严整的，既具有强烈的民族特点，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12立足当前，理解《讲话》的问题性的一般价值指向依然需要回到其文本语境展开跨时空的历史性对话，在一种开放中阐发其意义，而不是固守其中某些现成性结论，更不能陷入“左”的强制阐释中迷失自己。《讲话》的问题性是攫住我们的引力，为什么要提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什么是最大的政治？为什么要强化对“文化的军队”的领导？对党外的文艺工作者如何在统一战线中既有团结又有斗争？对这些仍然闪耀着生命力的问题性的把捉要回到烽火岁月的抗战语境，特别是要关联中国共产党从1942年开始的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进行深刻领会。延安文艺座谈会本身就是整风运动的一部分，《讲话》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文献之一，强化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的结合是整风运动的重要任务。“党从1942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大成效”。13《讲话》使很多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豁然开朗，许多作家艺术家真正感受到了时代之“新”。会后，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延安革命工作者的带动下，革命根据地及中国的文艺运动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斗争实践中创造出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如在戏剧戏曲方面有新歌剧《兄妹开荒》《白毛女》《夫妻识字》，中央党校京剧俱乐部出品的《逼上梁山》，延安平剧院的《三打祝家庄》；在新文学创作方面有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组诗《黄河大合唱》、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等。在此期间，在看了京剧《逼上梁山》的当晚，毛泽东还在给编剧杨绍萱和齐燕铭的信中写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14

受《讲话》思想的影响和精神鼓舞，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当时迅即掀起了文化创作的热潮，涌现了一系列广受欢迎的作品。在国统区，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人的文化创作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讲话》的影响。胡乔木同志当时曾亲耳聆听毛泽东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来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高度评价其重要价值和深远影响：“（从延安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艺术的整个历程与毛主席的讲话密切相关。”15从今天的历史回望，整风运动赋予新文艺以政治的革命伦理指向，《讲话》自身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坚实一环。“如果说‘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就在思想上真正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成长，并且越来越成熟了。”16不仅中国新文艺发展明确了服务工农兵的方向，而且形成了有中国话语特色的文艺研究新范式。可以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与《讲话》的发表，在一个较长时段始终规制着文艺为工农兵的发展方向，受《讲话》的规约与影响，延安文艺创作与批评沿着服务人民大众的方向发展，其影响渗入当代文艺各领域，甚至占据着当代文艺直接发展源头的重要地位。周扬认为《讲话》规定了中国文艺的全新发展方向，并且认定其为唯一正确的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方向。17针对《讲话》，《解放日报》第二天旋即发布了一则来自中央的通知。该通知做出重要指示，对于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给予高度评价。该通知强调，这一讲话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文明建设提供了又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范本。

伴随《讲话》在1943年10月19日于《解放日报》的发表，针对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的整风运动走向深入，新文艺的创作和批评出现了方向性转变，作家个人出现了思想认知和创作风格的转变，涌现出一系列值得研究的现象，如“赵树理现象”“周立波现象”“丁玲现象”等。贺桂梅在《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中以丁玲为例，分析了她在延安文艺整风前后创作风格的转变，以此对延安文艺整风改造进行研究，特别是对作家与政治权力之间发生的矛盾与问题的解决作了学术阐释。18《讲话》发表后，文艺工作逐渐被纳入革命事业的总体实践中，文艺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参与到革命战争中，为民族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作为《讲话》背景的整风运动的核心诉求——无产阶级意识的培育和强化

深刻理解《讲话》必须关联时代语境下真实的中国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在做的事情——思想整风运动，在这样的历史视野中才能领会其总体性意味。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整风运动的一部分，《讲话》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之一，必然体现整风运动的诉求——培育和增强无产阶级意识，借以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抵御外侮。通过整风运动使延安文艺界的很多突出问题充分暴露出来，甚至有些问题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严重程度。延安文艺界的很多人士是在抗战爆发后从上海等大城市过来的，他们在心理上满怀救国热情，但在现实中却对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不够充分。他们习惯了在国统区那里，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完全隔绝的现状，却忽视了在革命根据地出现的新情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鼓励文艺与人民大众的结合。问题是这些革命文艺工作者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19。他们还没有从思想上认识到延安根据地的“新时代”意识。如周扬指出的，“他们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怎么成呢？”20在文艺界内部，相互之间也因着历史的现实的原因，出现一些包括宗派主义等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

作为《讲话》最切近的背景是中国共产党从1942年春天开始在全党范围内发动的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以这样大的力量和这样长的时间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一再指出，整风运动的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党内指导思想的分歧问题，即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还是想当然地凭主观主义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如何去同心同德地夺取胜利？“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21就整风运动的诉求而言，毛泽东指出整顿三风“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全党干部和党员要结合学习检查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22在此背景下，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主持座谈会并首先发言。5月16日，党中央又举行第二次文艺座谈会。5月23日，文艺座谈会举行闭幕会，毛泽东作最后结论。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其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与整风运动基本一致。指导思想上都是针对不正之风，目的是使党更好地负担起领导责任，使革命文艺更好地服务革命；指导方针上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查找并纠正党和政府自身存在的各种缺点和错误。正是基于政党领袖的立场决定了《讲话》的话语表达逻辑与方法论运用的有效性，出于对革命任务和“文化的军队”的高度重视，《讲话》切中肯綮地提出文艺的根本问题是文艺与群众的结合以及文艺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因此《讲话》要求作家艺术家强化无产阶级意识，这是由时代境况与当时的革命任务决定的，有其合乎逻辑的必然性。毛泽东指出：“由于现实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实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23现实境遇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向工农兵学习，把情感立场转到人民大众，“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24，大众化才能使文艺真正发挥教育民众、鼓动人民的作用。“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25毛泽东以其亲身经历讲了思想情感转变的过程，认为工人农民是最干净的，知识分子必须加强思想感情的改造。究其根本，必须在思想上认识到：“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26在毛泽东看来，只有经由立场和情感的转变，正确处理文艺工作与革命工作的关系，才能使我们党实实在在地掌握“文化的军队”和在统一战线中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这是《讲话》对作家艺术家的期望，也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价值诉求之一。

现实地看，《讲话》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语境的产物，必然高度契合其总体性战略诉求和目标指向。诚如毛泽东指出的，“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27。因此，《讲话》高度重视作家艺术家的思想改造，要求他们站到无产阶级立场转变情感态度和人民大众结合。“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28《讲话》以其话语表达逻辑的政治诉求强化作家艺术家无产阶级意识的养成，以及革命文艺是无产阶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毛泽东充分意识到阶级意识的养成对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根本性意义。从党的百年奋斗的大历史视野来看，中华民族能够站起来离不开精神的独立，对工农兵大众和中国共产党而言，对无产阶级意识的自我认同和强化是精神独立的表征。精神面貌的焕然一新，“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对无产阶级意识的强化，旨在掌握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核心诉求之一。“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29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文化的军队”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战线在中国革命事业中一直可圈可点，强有力地配合了中国革命事业的伟大探索。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革命的伟人。”30觉醒的中国人和为着新文化运动所启蒙的人，必然会选择和追随中国共产党，历史无可辩驳地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是人民的选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以其胸怀和眼界成功处理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把文艺摆在了革命事业的正确位置上。因此，《讲话》话语表达逻辑的政治诉求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以理服人、层层推进的说理方式使话语产生了强大力量，它与在文艺发展中强调艺术创作自由和对激励作品对艺术性的追求毫无扞格。

为着团结抗战抵御外侮，一方面，在文艺界统一战线广泛动员起来的各种力量中，小资产阶级艺术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进步力量；一方面，在革命文艺阵营内部，小资产阶级思想对于无产阶级思想来说又是有害的，需要在整风运动中加以纠正和纯化。毛泽东指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31这种思想意识如果不加以改造甚至任其蔓延，必然会危及到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因此，毛泽东指出：“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32解决问题的路径是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大众的结合，真正实现文艺的大众化。问题的关键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有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感情，立场即世界观和价值观是根本。只有引导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才有可能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党内关系”，即如何处理好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全部工作大局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党的工作中发挥文艺工作的独特优势；一是“党外关系”，即如何处理好党内文艺工作和党外文艺工作的关系，如何广泛联合起来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整风，文艺工作者的感情大大改变了，“小资产阶级的王国”受到了空前的冲击。

总体上看，《讲话》的话语表达逻辑始终抓住“中国问题”和强化“中国意识”，在理论研究中积极倡导“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33正是通过“古今中外法”，《讲话》立足时代语境提炼了关于文艺发展的问题性，以其高超的话语表达能力与方法论运用，使其焕发出超越时代的普遍性价值。

三、历史的回响与问题性的激荡

回望历史，无论是带领中华民族追求站起来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还是在改革开放中追求富起来与新时代迈入强起来的新发展阶段，始终都有着中国精神的凝聚和焕发的问题，《讲话》无疑是其中最具有真理性力量的闪光点之一，它启发并点燃了中国精神。

就《讲话》话语表达逻辑的政治诉求而言，有学者认为：“毛泽东主要是从政治领袖的视角谈文艺的，他首先是一位政治家，他在不同时空范围内表达的文艺观点、制定的文艺方针与政策与当时特定的政治需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主要侧重于文艺的方向、方针、原则等文艺政策思想和艺术哲学理论，有些文艺问题则很少涉及。”34如若仅就《讲话》而言，固然毛泽东谈的是文艺问题，洞察《讲话》的话语表达逻辑，可谓是关乎革命事业成败的政治问题，是“文化的军队”的领导权问题和革命文艺发展原则与方向问题，其话语表达逻辑的政治诉求与问题导向高度契合。一定意义上，《讲话》不是关于文艺的理论务虚，而是实实在在地解决文艺发展的根本问题。

对于这一点，李泽厚从思想史视角有过分析，但其分析对《讲话》的巨大理论张力和积极性评价不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终于出来了，于是有《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毛泽东算了此愿，中国文艺中终于出现了真实的农民群众、真实的农村生活及其苦难和斗争。知识者的个性（以及个性解放）、知识给他们带来的高贵气派、多愁善感、纤细复杂、优雅恬静……在这里都没有地位以致消失了。头缠羊肚肚手巾、身穿自制土布衣裳、‘脚上有着牛屎’的朴素、粗旷、单纯的美取代了一切。‘思想情感方式’连同它的生活视野变得既单纯又狭窄，既朴实又单调；国际的、都市的、中上层社会的生活、文化、心理，都不见了。如果以这些作品对比一下路翎以至艾青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这距离已是多么之大。为工农写兵，为工农兵写，工农兵是文学描写的主角……这便是延安整风运动以后所来的近现代中国文艺历史的转折点的变革。这变革所造成的创作上和理论上的统治局面，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才有所变化。”35新人新话语新国家，这是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创造出新文化的一种艺术想象，所着眼的是一种真正的人民的文艺，有着人民精神上站起来的意味，固然其中的理想主义为“左倾化”解读提供了某种依据。作为一种新的范式和话语体系因其政治逻辑的强势和巨大理论惯性而生成某种统摄性力量，甚至影响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初期文艺发展的“一体化”话语和组织体系的建构。这其中有着时代性局限下“左倾化”的某种强制解读和不顾及语境变化的机械运用，当然也与《讲话》自身话语表达逻辑的政治诉求不无关联，但无疑存在着把《讲话》的政治关切下降为一般性文艺问题或简单化地视为文化政治问题，并将其具体应用于文艺发展的微观领域，从而造成对《讲话》深刻意蕴的某种误读。

通过引导作家艺术家转变情感和立场，不仅在和人民大众结合中使自身获得无产阶级意识，还使普通大众在增强阶级认同中实现精神上的团结。对于旧中国民众一盘散沙的状况，青年毛泽东有着切身的感受和深刻洞察，因此，从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深刻意识到民众团结和联合的重要性。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连载于第二、三、四期的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中提出，“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36。毛泽东开始号召民众的联合，文章中作为主词使用的，不再是“我”如何，而是“我们”，在相当程度上这反映了青年毛泽东思想的深刻变化。“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是只看重单纯个人的力量，而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民众之内，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37民众的团结和联合实际上是一种阶级的认同和阶级意识的强化，这是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军队除了打仗还是革命事业的组织员和宣传员，需要在革命斗争中最广泛地发动群众使之投身革命事业。1929年的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必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必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把宣传工作当成“第一个重大任务”。部队的文艺演出要服务于“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38对红军的要求如此，革命文艺更要自觉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在唤醒人民大众的无产阶级意识中发挥独特作用。毛泽东尽管是农民出身，但他对农民力量的真正认识有一个过程。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受主席团指定，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他在《决议案》中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从此，毛泽东对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同时，毛泽东在1926年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毛泽东以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在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讲话》中毛泽东讲了自身情感的转变过程，正是立场情感的转变使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出突出性贡献，与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密切相关。“毛泽东在对待理论工作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在他看来，有了正确的理论，才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停留在初级的感性阶段，而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它的内部规律性，用来自觉地指导行动；而这种正确的理论，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只能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和继续发展。”39这种以实践为主要源泉，充满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和方法论创新的思想论述，形成了具有浓厚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具有鲜明的“毛氏风格”的毛泽东思想，体现了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成熟运用。毛泽东指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40何为辩证唯物论？毛泽东指出：人的认识过程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41其实，理论与实践是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提出：由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并不意味着认识过程的完结，它只是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是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理论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不能由主观感觉判断来决定，而是要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其是否能达到预想的结果，在实践中检验其真理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42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是在血与火的斗争实践中炼成的，是历经大风大浪检验的。毛泽东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他说，只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在抗日时期，“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43。毛泽东思想的有效性、前瞻性和战略性，一方面源于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认识的升华；一方面得益于他从不放松读书和理论研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实践经验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他多次为抗大讲课，非常强调要“提高战略空气”。毛泽东高度重视战略问题研究，始终保持一种战略思维。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争是有规律的。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因此，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44指导战争是如此，领导党的文艺工作同样要尊重规律和需要战略思维，从而使文艺工作在民族复兴伟业中担当重要使命。

在我看来，得《讲话》个中真味的是李书磊的解读。他认为：“精神文化尤其是文学作为广义的社会文化的直接体现，它也不得不受制于现代化或称为现代性在中国的实现过程。1942年毛泽东主持的文艺整风运动的主要目标——实用化与集中化——都体现了这一过程的要求：实用化指向文化的普及，集中化指向社会的统一，这都是社会整合的基本内容。同时，也可以把文化的实用化与集中化要求看做一个有能力实现社会整合的政党在其革命过程中必然具有的严厉本性的一种体现。”45从革命发展的政治视角看，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文艺作为“齿轮和螺丝钉”被纳入革命机器的总体运转中，是文艺工作服从革命事业需求的逻辑必然，既是政党意志的体现，也是时代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使然。

结 语

时至今日，《讲话》仍以其对中国发展的问题性的提炼与阐发给予我们诸多启示，是新时代尊重文艺发展规律和建构文艺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与理论资源。问题导向（文艺大众化）和目标导向（团结工农兵打击敌人）决定了《讲话》话语表达的政治诉求，这种话语表达逻辑会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具有新的价值指向。新时代文艺人民性（个人出彩的机会，守江山就是守民心）的彰显，指向的是在世界舞台上中华民族的强起来，话语表达逻辑的政治诉求与文艺的人民情怀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讲话》中强烈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功利，在今天看来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和不足，这在当时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胡乔木在晚年曾评价说：“《讲话》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必然带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一面。”46他还特别举出郭沫若的例子：“《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久，郭说‘凡事有经有权’。毛主席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是得到了一个知音。”47作为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文献，我们既需要传承和弘扬其“经”的方面，也要与时俱进地阐释其“权”的有效性及其界域，不能机械地将之教条化。对我们党的文艺道路而言，《讲话》对问题性的提炼具有经的特点，在一脉相承中体现了党的初心和使命！至于方法论的启示，它本身就是鲜活的，时时起作用的，不断促使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走向文化善治。《讲话》高举文艺人民性的旗帜，确立了文艺和人民大众结合的方针政策，开辟了中国新文艺发展的“延安道路”，为中国新文艺指明了发展方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文艺成就。为中国文艺道路的成功探索奠定了理论上和方向上的基础。习近平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48新时代新方位，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时代文艺如何担当时代使命和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仍需要立足文艺发展的“中国问题”提炼具有时代特点的问题性。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与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8ZD00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作家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页。

③ 1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6、27页。

④ ⑩ 19 24 25 26 28 31 3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60、49、67、52、69、78、80-81、80页。

⑤ ⑧ ⑨ 48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12、13、3-4页。

⑥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求是》2019年第8期。

⑦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11[日]藏原惟人：《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报》1957年第7期。

12转引自刘振瀛等《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日本》，《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页。

15 46 47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52、342、343页。

16周扬：《周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17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684页。

18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0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21 3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391、407页。

22 27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9、567、568页。

23 30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36页。

34黄曼君主编《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文艺实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19页。

35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58-260页。

36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

37 38 39 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213、437、444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12页。

41 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291、297页。

4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5、826页。

45李书磊：《1942：走向民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序言第2-3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