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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世纪生态小说与民间动物报恩故事中的生态智慧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并以此作为反思现实的精神资源和动力，被赋予了当代性内容，体现为共生共荣的生命形态、尊重生命的伦理关怀以及审美形式上万物一体的叙事结构。相比民间故事中非自觉的生态意识，当代生态小说则是自觉的文学创作，其生态反思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

关键词：《怀念狼》 《太平狗》 新世纪生态小说 动物报恩故事 生态智慧

21世纪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生态问题引起了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生态问题时明确提出了“生命共同体”的思想，他说：“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从“生命共同体”的思想来说，人与自然万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生命系统，人也是这个生命系统中的一部分，人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肆意地破坏自然、残杀动物，应该确立万物众生平等、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生态理念。惟其如此，生命共同体内部诸生命之间共生共荣的生命系统才能实现。新世纪以来的生态小说在构筑“生命共同体”的艺术世界的过程中，不仅体现出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而且也联系着传统的文化精神，把在民间动物报恩故事中体现出的生态智慧纳入生态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动物报恩故事中的生态智慧为我们思考生态文学问题提供了有意义的维度。

一、共生共荣的生命形态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始于20世纪80年代，新世纪以来生态文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许多有影响的重要作品，包括贾平凹的《怀念狼》、阿云嘎的《燃烧的水》、杨志军的《藏獒》、张炜的《刺猬歌》、阿来的《空山》、红柯的《生命树》等长篇小说，以及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鲁敏的《颠倒的时光》等中短篇小说。何谓“生态文学”？王诺将生态文学定义为，“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1这一生态文学的定义与西方生态文学的创作实践是密切相关的，受西方生态文学影响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但是其创作的思想资源和审美资源却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我们首先讨论中国传统民间动物报恩故事中“共生共荣”的生态智慧与新世纪以来的生态小说的关系。

中国民间动物报恩故事有多种，在这里我们主要以“义犬”和“义虎”故事为例进行分析。“生态整体主义所重视的整体，是整个内部每个组成部分、每一物种甚至每一个个体之间以及他们与整体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整体。”2民间故事体现了人与动物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共生关系，尤其体现在人与动物的情感缘起和相互救助的过程中。现搜集的50则义犬报恩型故事中，从义犬出场方式和义犬与主人情感缘起上看，可以分为家犬跟随和陌生相遇两种。虽是不同的生活场域，但是从情感上看，在故事中义犬都作为主人的陪伴，主人与义犬是共生的存在。主人的命运和义犬绑定，在主人遇难时义犬奋力相救以报答主人显性或隐性的恩情。其一是主人熟睡时遭遇火灾，义犬以毛发浸水润湿荒草帮助主人脱离险境，如《搜神记》中《义犬救主》3；其二是主人遭野猪、蛇、狼等野兽侵袭，义犬与野兽搏斗救下主人，如《搜神记》中《快犬救主》4；其三是主人被歹徒谋害或将遭歹徒谋杀，义犬与歹徒搏斗救下主人性命，如《集异记》中《杨褒》5。虎报恩故事而言，虎是以被救助者的角色出现的，虎遇到的难题主要有足或喉中刺，有22则之多，其余有虎仔生命垂危、难产、落泥坑、落陷阱等。难题包括大自然带来的生存威胁、生命本身遭受的困境和人为导致的灾难。义虎以实际行动报答恩人，弥补恩人在地位、经济、情感上的缺失，有的故事中义虎留下长期陪伴恩人；有的故事中还有这样的情况：义虎销声匿迹，但在危急关头出现报答恩人，人与虎实现了相互拯救。“人救虎”与“虎报恩”母题在不同文本中表现各异。以“虎暴”“虎吃人”“人设陷阱捉虎”开篇的故事结局是人虎和谐。作为家畜的犬与作为野兽的虎与人类的联系本质上存在差别。从故事深层结构的角度来看，义犬报恩故事可看出人与义犬始终在一起对抗外力，而人与义虎的关系在故事开篇中是二元对立的。人对虎进行施救，虎报恩后与恩人同一战线，共同面对外力如县官、财主或者天灾。故事中动物与人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相互联系，相互救助，构成一种和谐的生态关系，符合生态思想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的观点：人类应让共生的现象最大化，实现普遍的共生。

动物报恩故事中人和义犬、义虎构成整体，整体内部各部分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义犬报恩故事中，人与犬被平等地安放在自然生态链中，链条中每一个参与者相互影响。义犬愿意自我牺牲救下主人的性命和财物。在义虎报恩故事中，有的故事以虎患为故事背景，人深受虎患之苦，设法猎杀虎，而故事结局为虎报恩帮助人，虎也因此获得“王”的封号，人与虎形成了共生共荣的整体。《丁岩》6中设擒虎具解决虎患威胁，故事却安排了一番谈判互相妥协，救出一只虎使得虎暴消失，人虎互不侵犯构成了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耳谈》卷六《金华守张公》7载浙江绍兴县郡丞张公佐治路遇青蛙鸣冤，在蛙的指引下救下商人。商人遇难的原因是向贩子买下青蛙放生，反被贩子所害。故事中青蛙报答了商人救命之恩，张公急速追捕贩子，不久人赃俱获。从自然层面来看，商人心生怜悯救下蛙，避免其被无辜猎杀，将蛙放归自然的举动维护了生态和谐。人对动物施恩，将动物放回生态系统中，人不予以侵犯，遵循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现代生态整体主义和谐观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整个生态系统内部关系的和谐，特别是作为大自然之一部分的人类与其他自然物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8。这一点前文已做分析，“二是指与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密切相关的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谐，人类社会是生态系统最重要的子系统”9。从社会层面来看，《金华守张公》中青蛙鸣冤报恩，张公将恶人送上公堂，惩恶扬善，维护了社会的和谐。民间故事中义虎、义犬、义蛙、义猴等以动物身份介入人类社会，以人的智慧和道德帮助主人摆脱困境。动物报恩故事基本遵循好人得救，恶人受惩的逻辑，动物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维护了社会系统的和谐。

在新世纪以来的生态小说中，许多作品都描写了“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有的作品写了动物在人的“暴力残杀”中趋于消失的悲剧，透露出浓郁的哀伤和反思；有的作品以浪漫的想象书写了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美好情景。不管何种写法的作品都呈现出明确的思想指向：人与自然众生的关系应是共生共荣，而不是以狂妄利己的“人类自我中心”去对待这个世界。贾平凹的《怀念狼》是这类小说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的故事发生在“狼患”与“人患”频发的商州。人与狼同处于生态共同体中，与狼为敌、过度灭杀，破坏了生态关系的平衡，导致商州只剩下了15只狼。小说讲述了记者“我”与“舅舅”在寻找这些狼的过程中遭遇的一系列与狼有关的事情。最后15只狼阴差阳错被剿灭，“我”最终也未能实现保护狼的抱负。小说写的虽然是“寻狼”的过程，但实际上是作者对人类如何生存的深刻思考，人与狼都是自然万物中的一部分，从生态的意义上说是平等的、相互依存的关系，狼的消失也意味着对人自身的伤害，所以小说写到了狼消失后那些猎人得怪病死去。在作者看来，人、狼以及万物众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人不能以自私的“自我中心”立场去对待自然，而应确立共生共荣的生命立场。缘于此在小说中作者构建了红岩寺这一“天人合一”的乌托邦，从民间动物报恩故事中汲取生态伦理思想的资源。红岩寺是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世外桃源，与人、狼剑拔弩张的外部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实现了人与狼的平衡与共存。红岩寺“老道”收养受伤的动物，悉心照顾并将它们放生。“放生”是对异类生命的爱护和尊重，是民间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行为，也是民间动物报恩故事中常见的内容。《尾蔗丛谈》卷二《放鲤祠》中载陕西临县乡民庄麟见大鲤困于网中，怜而放之后得到娇妻。《嘉泰吴县志》卷五《孔愉泽》载孔愉于路上见人将龟锁于笼中，买下放生于余不溪中，后来龟帮助孔愉升迁以实现报恩。《搜神后记》中《白龟救人》一文讲述一军人买下白龟饲养，出于怜悯放生江中，后地陷为湖，白龟救下军人性命。《灵应录》卷一载《放龟得金》故事开篇即说到，邸妪好修善，吃素食，见到鱼鳖、鸟雀之类，都会赎买放生。

《怀念狼》中“我”在红岩寺亲眼目睹了大狼求医的场景，大狼以沙土敲门唤醒老道士，向老道士求助，老道习以为常以木棍挑破脓疮，挤出脓血，为其救治。“大狼方从地上爬起来，回转身了，这回竟将前爪跪地地呜呜了三声。”10这一情节几乎是义虎报恩故事《唐语林》中《老妪与虎》的复刻。

曾有老妪，山行见一兽，如大虫，羸然跬步而不进，若伤其足者。妪因即之，而虎遂举前足以示妪，妪看之，乃有芒刺在掌下，因为拔之。俄而奋迅阚吼，别妪而去，而愧其恩者。及归，翌日，自外掷麋鹿狐兔于庭者，日无阙焉。妪登垣视之，乃前伤虎也……11

“为狼治疮”与“为虎拔刺”高度相似。在老道士去世后，受救助的大狼带领群狼前来悲痛悼念，并送来了宝物金香玉。狼送物报答老道士相救之恩，如民间义虎报恩故事中义虎送来野彘、财物报恩。民间动物报恩故事在小说《怀念狼》中的呈现不仅仅是红岩寺片段，还有舅舅傅山曾救下的金丝猴化身金发女子在街上与傅山相遇，并以桃子相赠磕头道谢。贾平凹的另一部作品《莽岭一条沟》则完整讲述了一则动物报恩故事：一夜里，灰狼来到神医老汉门前嚎叫，将老汉带去石洞为病狼救治。老汉为病狼挤出脓水后仓皇逃回家。后来，灰狼送来银项圈、铜宝锁报答老汉救治之恩。至此，民间故事中“动物遇难→人救助→动物报恩”的情节得到完整的呈现。

在生态小说创作中嵌入动物报恩故事，复活的不仅是民间故事的情节、人和动物的理想关系，还复活了传统文化中伟大的生态思想：人与动物相互救助，生命彼此尊重，共生共荣。这体现了民间人们的处世智慧和生存智慧，呈现出异于现实的另一重生态维度。

生态小说中呈现的共生共荣的生命形态，正如民间动物报恩故事建构了“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将世界看成整体。共生共荣的和谐关系体现于两个方面，在自然中，人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环，保护动物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人与动物相互依赖；在人类社会，动物被赋予人的道德智慧，浓烈的人情伦理，惩恶扬善维护人类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尊重生命的伦理关怀

生态伦理观念，即是道德关怀不局限在人类本身，更要扩展到其他物种及自然存在物。生态伦理观念要求人类超越自身利益，从道德上关心其他物种。也就是说，人们应承认其他生命有其权利，并且尊重它们的生存和发展。“人不仅要成己，而且要成人，还要成物（使其他物种得以生存和繁衍）。”12

施韦泽在《敬畏生命：50年来的基本论述》中提出，只涉及人的伦理是不完整的，要对人及所有生物的生命都给予关爱、同情和帮助，这才是敬畏生命、对所有生物行善的“尊重生命的伦理”13。而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吕氏春秋》就提出尊重生命的思想，《贵生》《本生》《全生》《重生》等文章系统论述了符合生态伦理的生命观，其核心是：圣人之虑天下莫贵于生。自古以来尊重生命被视为人类最高的德行。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具有尊重生命的观念。例如，儒家学者所说的“仁”的概念，不仅局限于人类本身，更由此扩展，具有观照自然生命乃至整个自然界的意味，即“仁民”而“爱物”。从“义”的伦理范畴理解，儒家将对动物的态度纳入“义”的伦理范畴。《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得不到卫国重用西游，听到晋国两位有才德的大夫被杀而大发感慨。子贡问缘由，子曰：“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14这里孔子从杀人联想到刳杀动物，他把这两者都看作是不义的行为，他反对这种不义行为。

生态小说中的动物报恩叙事承续了这种生态伦理观念，其生态伦理关怀是通过对动物的“人格化”实现的。这一方面体现在人将动物纳入道德关怀范畴之中，另一方面“将动物的一些生物特性与人的道德观念相比附，赋之以人的某种品德”15，重在赞美动物本身忠义、感恩行为与品性。《怀念狼》中“我”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秉持的是生态保护观念，在“我”的言行中体现的是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在“我”的认知观中，人与动物是平等的。“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一切都平等，我这一世是人，能否认上一世就不是猪吗？而下一世的我，或许是狼，是鱼，是一株草和一只白额吊睛的大虎……对狼产生了一种连我也觉得吃惊的亲和感。”16看着泪眼汪汪嗷嗷发颤的狼崽，“我”想起了自己的孩子看见枪战镜头时会躲在母亲怀中。“我”意识到狼崽也是长心的，出于恻隐之心“我”最终放了狼崽。这一情节与义虎报恩故事《丁岩》中丁岩救出了掉入陷阱中的虎一致。流传于福建安溪的《虎仔装新娘》故事中，兄妹俩见到奄奄一息的虎仔，果断救起带到家中照顾。脆弱的动物幼崽唤起人对生命的共情，故事和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将野物纳入道德共同体中，给予了尊重和关怀。“我”甚至把猎人们面临无猎可打的尴尬境地当成是人张扬过度侵犯狼群的报应。“从生命的意义来说，任何动物、植物和人都是平等共处的，强肉弱食或许是生命平衡的调节方式，而狼也是生命链中的一环，狼被屠杀得几近绝迹，如果舅舅的病和烂头的病算是一种惩罚，那么更大的惩罚可能就不仅仅限于猎人了！”17

《太平狗》中主人程大种虽一次次抛弃爱犬太平，但其实给予爱犬极高的道德关怀，在以下情节中表现尤为明显。初入城市时，公车上乘客嫌弃太平狗，为了证明太平没有狂犬病，他将手伸进太平嘴中凿出血。程大种将太平卖给狗贩子时悲伤多于轻松。“狗跟着他出来，是没有罪的，先挨了两锨，又给卖了，让人去剐，但不知怎么又出现了。他摸着太平，摸着它身上的累累伤痕，只有一阵阵心疼和忏悔。”18在工地上见到太平后，他决定“就是讨米要饭，也把这条狗留下，最后，完完整整地跟我一起回丫鹊坳”19。太平误食了工地上马二剪的饭食，他为了维护太平与马二剪大打出手。在太平相救被发现的危急之际，极度虚弱的程大种用尽最后气力发出指令，让太平快跑。面临当代社会残酷倾轧与弱肉强食的现实，主人程大种与太平已经形成心心相惜的生命共同体。在民间义犬报恩故事中，义犬的生命和情感也得到极大的尊重。《搜神后记》卷九的《杨生养狗》20故事中落难的主人愿意以“厚报”向路人换取得救机会，但是赠狗并非出自主人本意，狗并不在主人认为可以赠送之物范畴内。故事结局安排了义犬回到主人身边的大团圆结局。显然这则义犬报恩故事并未让义犬沦为礼品符号，故事突出的是义犬本身的价值。

《太平狗》如义犬报恩故事赋予太平高度人格化特征，它感情丰富，孤独有决断力。作者陈应松说：“生命是神奇的，是不可战胜的。越是卑微的生命越如此，最后，人没有回到故乡，而狗回去了，其实，我是将狗当作人写的，这谁都知道。”21《杨生养狗》故事中义犬最后也主动回到主人身边，在故事的人情社会网络中，义犬不是作为一种献祭的角色而存在，而是拥有一个生命的主体特征，是与人一样的“存在者”。小说《太平犬》和义犬报恩故事《杨生养狗》都赋予犬自由意志和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是对其生命价值和情感价值最大的尊重。

对动物生命的尊重在其他生态小说中也有多种呈现方式。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中，猎犬贝蒂义无反顾地保护主人性命，慷慨赴死报答了老猎人的养育之恩。忠贞的猎犬贝蒂感动世人，猎手们集体鸣枪悼念贝蒂，甚至在现代化的公园里建立塑像以纪念。开篇描绘的野狼谷是一个恐怖和残忍的世界，而在小说结尾变成温情的祭奠。民间故事中对动物生命主体和尊严的尊重也体现在终极关怀中。以义虎报恩故事和义犬报恩故事为例，有的故事体现为动物自主选择结束生命为主人献身，有的体现为人们为动物造纪念物永恒纪念之。《涌幢小品》卷三一《秦邦义犬》22一文，义犬为主人申冤，贼人受到惩罚后，义犬悲伤过度随主人而去。故事中义犬拥有丰富的情感世界，善良正义的品格，为了情义选择结束生命。多则动物报恩故事结尾人们甚至造了“义犬墓”“义虎亭”纪念它们。清慵讷居士《咫闻录》中《义犬》一文，犬救主人于野火累死，“还时葬之，且立义犬石以徵之”23。清《山西通志》卷六十载：“主生而犬毙。主就其地筑塔葬焉。”24现在流传的故事中也有许多义犬墓的痕迹。江苏文史资料《常熟掌故》记载：“主人就把遗留下来的银子给狗买棺埋葬，并用青石建成石屋一幢，取名‘义犬亭’。”25《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浙江省卷》中记载猎狗为主人护银而死，“商人为了纪念这条义狗，买了棺材郑重地把狗安葬在凉亭一边，又把凉亭修建一新，取名‘义犬亭’。直到现在，灵桥平坞村附近，还可以见到凉亭的遗址”26。流传于漳州市、南靖县等地的《义虎亭》的故事也讲述了人们为报恩虎建纪念亭。

“坟墓作为死者的安息之地，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显现之地。”27《野狼出没的山谷》中的义犬之墓，民间动物报恩故事中的“义犬墓”“义虎亭”，都成为人们纪念义虎与义犬的记忆之地，情感和观念易逝，而地点的记忆保证了逝去的义虎和义犬的在场。诺拉认为：“一个记忆场所存在的根本理由就是：让时间停止，阻止遗忘，让事物保持住一个固定的状态，让死亡永生，赋予无形的东西以有形的形式。”28“义虎亭”“义犬墓”使得人们对异类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延续到它们死亡后，深刻的同情、怜悯、尊重与关怀之情得到依附而获得了恒久性，这也是对后世的警醒，对异类生命态度的传承。

从民间动物报恩故事到当代生态小说中呈现出的对万物生命的伦理关怀，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生态思想所具有的当代意义和价值，我们理应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深刻的反思，在生态的意义上重新思考“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走进“诗意的家园”。

三、万物一体的叙事结构

当代生态写作相比民间动物报恩故事中非自觉的生态意识，有着新的叙事形态和价值诉求，其生态反思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相比短小精悍的民间故事，当代生态小说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更为复杂和丰富。但民间故事中蕴含的生态意识成为了作家反思现实的精神资源和动力。生态小说对民间动物报恩故事的借鉴体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在生态小说中直接嵌入民间动物报恩故事，这一点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二是生态小说对民间动物报恩故事并非直接挪用，而是隐含着动物报恩故事类型结构，即动物报恩故事存在于小说主体意识话语之下，本部分重点从这一问题出发，进一步讨论新世纪以来生态小说的叙事结构。

在义犬报恩故事中，义犬可以分为家犬跟随和陌生相遇两种，家犬跟随型出场频率高。家犬作为家庭一分子默认存在，这在小说中得到延续。陈应松《太平狗》中，家犬太平是在神农架家乡的赶山狗，它赶牲口，看庄稼，看山护院，上山打猎，出色地履行家犬的职能。当主人神农架农人程大种迫于生计进城打工时，家犬太平为了报答主人恩情执意相随。李传峰《退役军犬》中的动物主人公“黑豹”被主人张三背回家后安居下来，是主人最得力的助手和最忠诚的卫士。它为主人狩猎，“义”字当头，且战果累累、屡破奇案，它守护一方安宁，是人们心中神犬的象征。小说中的家犬一出场便和主人结成深厚的情义，“忠义”是家犬固有的品格，与义犬报恩故事中义犬与主人的情感缘起一致。

义虎报恩故事中，义虎是野生凶猛的存在，被人救助之后才对人产生感情，后续以实际行动报答恩情。当代小说中虎形象较少，而同为野生动物的狼较多见。小说《四耳狼与猎人》中，人与狼也是对立的形式出场。主人公“歪手巴拉丹”甚至将三只尚不足月的小狼崽儿囚禁。其妻子趁着巴拉丹不在偷偷将狼崽放生，对狼崽施恩的过程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但是这意料之外的“施恩”同样是狼崽对人报恩的情感缘起，实现了与义虎报恩故事中“人救虎”一样的效度，推动了后续狼出现救助恩人的情节。小说同动物报恩故事一样赋予了动物忠诚、大义凛然、刚正不阿等美好朴素的品质。动物对人情感生发逻辑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养动物，与主人朝夕相处的日常教化培养出情感，另一种是野生动物，情感生发逻辑是人偶然的施恩救助行为感化动物，这与义犬报恩故事和义虎报恩故事分别对应。

民间动物报恩故事遵循着“受难—解救”的主述模式。有的生态小说创作使用了较复杂的艺术手法和表述策略，但深层的主述结构与价值规约依然遵循着动物报恩故事的叙事逻辑。义犬报恩故事中都是以“主人遇难”的开端展开情节，义犬救助主人的方式各样，“义犬救主”都是叙事中的核心情节，义犬报恩的行为承担了救助主人的功能，义犬在故事中承担了救助者的角色，受难者由主人承担。《太平狗》中，主人程大种与太平狗来到城市后都遭遇了非人的待遇。程大种不得不将太平抛弃，太平凭借超凡的智慧和毅力一次次回归主人身边，实施周密的计划救助主人。最终程大种被折磨致死，太平狗独自回归家乡。虽然小说中“解救”行为并未取得圆满的结果，但太平狗作为解救者在故事中履行了“解救”的功能。《退役军犬》中的“黑豹”与主人一起遭受了政治风暴，被迫与主人分离，但它奋力从森林返回村子找到主人张三叔，将主人遗失的烟袋送回主人，最后却被冯老八枪击射杀。黑豹冒死回到主人身边，舍身取义捍卫与主人的情义。这使得动物报恩故事“受难—解救”主述模式得到有力的情感升华。

再如冯骥才《感谢生活》主人公夏雨在“文革”中面临身心摧残，妻离子散，而爱犬黑儿一直陪伴在夏雨身边，与之相依为命。黑儿报答主人养育之恩，于主人危难时刻给予心灵慰藉，由此夏雨“感谢生活”。“义犬救主”故事结构隐藏于小说叙事逻辑之下，相比于民间故事，小说叙事节奏更为激荡而剧烈。

不同于义犬报恩故事中人与义犬始终在一起对抗外力，人与义虎的关系在义虎报恩故事开篇中是对立的。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指出，一个人物可以充当不只一种角色，一种角色也可以由几个人物充当。在义犬报恩故事中，义犬是相助者角色，而义虎报恩故事以“虎落难”构成叙事逻辑起点，义虎作为被救助者的角色始，被人救助后才让自己供人驱使并成为人的相助者。从功能上看，是“受难—解救”这叙述逻辑的重复。张健的小说《母狼衔来的月光》开篇，有一段瘸腿公狼死于人类陷阱的故事情节。目睹了公狼之死的母狼“红毛”，怀着悲壮的心情要在这里为死去的丈夫产下狼崽儿。失去公狼庇护的母狼与狼崽处于弱势中，不得不接受孩子们的死亡。佛成哥保住了最后一只狼幼崽的性命，执意要接养狼崽。由此“动物落难—人救助”的初始情境交代完成。佛成哥、狼崽和母狼“红毛”建立了情感连结。后来，母狼“红毛”为了拯救迷失的英子与同类搏斗，将佛成哥救出伐木现场的危险境地。狼崽儿也为佛成哥送来野彘报恩。人对狼施恩后，在沦为“受难者”时，狼一次次出现完成“解救”。这与义虎报恩故事叙述模式是有相似性的。总体而言，基于对当代生态小说中动物叙事的整体把握，虽然野生动物与家养动物两类故事在叙述逻辑和结构铺排上有所区分，但是其隐含着动物报恩故事的主述框架是一致的，所传递的价值观念也是一致的。

通过如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代生态小说和民间故事在叙事结构上具有前后的承继关系，在这种结构背后隐含着他们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相似看法：亦即人与万物众生是相互联系的生命共同体。在这种“万物一体”的观念支配下，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在文学作品中构建了“人—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使当代生态小说既保持了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又具有了新的表达形态和美学意蕴，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量。

注释：

1 8 9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2王诺：《欧美生态批评 生态学研究概论》，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页。

3 4 干宝：《搜神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42页。

5 6薛用弱：《集异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9、67页。

7 王同轨：《耳谈》，孙顺霖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

10 16 17贾平凹：《怀念狼》，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页。

11王谠：《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82页。

12杨通进：《环境伦理学片思》，《自然辩证法》1995年第3期。

13余谋昌：《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4页。

1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333页。

15姚立江：《羔羊之义与禽兽比德》，《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18 19陈应松：《太平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60页。

20陶潜：《搜神后记》，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21小说月报编辑部编《小说月报第12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

22朱国桢：《涌幢小品》，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33页。

23慵讷居士：《咫闻录》，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250页。

24顾希佳编《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清代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51页。

25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常熟掌故——江苏文史资料》（第56辑），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2年版，第299页。

26曹玮玲、张建华主编《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浙江省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第264页。

27[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77页。

28[德]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余传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页。

[作者单位：上海商业学校]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