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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地域:《湖山之间》的空间结构及文化隐喻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 刘红英  2022年09月23日16:40

内容提要:《湖山之间》是浙江当代作家晓风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小说不仅具有鲜明的空间结构形式,而且描绘了空间文化的变动不居,以及游走在这个空间中的人们的生命状态。小说中杨小倩与金刚强都是从北方农村来到南方都市的青年,然而,命运却截然相反。考察他们的命运轨迹,我们会发现小说对全球化语境中当前中国的地域、文化、家庭、性别、人性的多层面思考。叙事者既承接了五四知识分子小说的批判精神,又具有消泯精英与大众对立思维的当代立场。

关键词:晓风 《湖山之间》 地域 死亡 文化资本

《湖山之间》具有鲜明的空间地域特征,突出描绘了东北大兴安岭和江南西子湖畔两个地域两种文化样态。在乡村城市化的现代社会进程中,地域文化与人的流动性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湖山之间》是着力描绘“山与湖”及不同文化的变动不居、相互渗入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不同人等的生存状态与生命历程。小说主人公是大兴安岭出身的杨小倩,她以倔强的个性、顽强的毅力考取西子湖畔的东海大学。她一路进军,读完硕士并顺利留校作辅导员。于此形成对比的是,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金刚强。他来自河北山区,也同样考取这所众人羡慕的985大学,成为杨小倩班上的学生。然而,金刚强由于家庭贫困、成绩落后,导致心理抑郁,最终“自杀”。“自杀”是小说描写的核心事件。围绕这个事件,各色人物纷纷登场,各种情节逐渐推进。

值得提出的是,在杨小倩与金刚强之间,一个是东海大学的辅导员,一个是学生。他们身份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都是这个南方都市的外地来客。可是,杨小倩能够硕士毕业并留校,金刚强还未大学毕业就因抑郁而“自杀”。他们一个优越,一个自卑。探求造成前者优越而后者自卑的原因,是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事实上,他们自身所携带的文化资本是造成两人具有天壤之别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一个文化关键词。他认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社会空间与文化象征具有对应关系。人的精神、性情、趣味、心智结构与自身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成长经历与工作环境密切相关。在传统文化社会关系中,教育被认为是正统的、积极的、向上的、高雅的。然而,在看似“非经济行为”的实践中,其实都具有隐形的资本关系。也就是说,布尔迪厄的“资本”观念超越了马克思所言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他认为文化也具有资本积累的性质①。他把“资本”的概念广泛地运用在文化分析之中。《湖山之间》中,杨小倩和金刚强虽然都来自落后地域,但一个拥有优越的文化教育家景,一个却来自拮据的纯白农民之家。杨小倩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母亲是银行优秀工作者,父亲是退伍军人,退伍后任银行机关干部。她的姥姥、姥爷也是工人阶级。金刚强家庭,除了舅舅是一个“小公务员”,其余全部务农。因为文化资本的不同,他们在西子湖畔的生活、生命都有了巨大差异。除了在吃穿用度等日常生活细节方面的不同,他们最突出的区别就是,一个能够在大都市体面地生活下去,一个却选择了“自杀”。“自杀”是小说的高潮部分。随着查找金刚强“自杀”之因的侦探式叙事展开,辅导员杨小倩找到了金刚强的日记。日记以暗线的形式镶嵌在小说正文中,看似副线却起到了推进叙事的重要作用,并达到了点题的目的。日记中写到:“她(杨小倩)说是从东北大兴安岭来的,也在一点点克服对这西子湖畔的都市生活的不适。山乡与都市的风土人情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我的生活理念还在湖山之间游移,说不清更认同的是哪一种。”②

这里揭示出地域文化融合的必然趋势,更准确地说,是中国的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融合的过程。这种城乡变化不再是高加林、陈奂生、刘高兴等人所遇到的问题,它是伴随当前全球化、商品经济以及消费观念而导致的。“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不管认同不认同都必须在这种融合过程中转变。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人因为文化资本的不同,出现了竞争的不平等。因为文化资本具有传承性、积累性与再生性。《湖山之间》反映出的是又一种社会转型期的概况和结构。这种转型,以商品的形式隐形地对多数人造成无可抵御的冲击。小说中,张云鹏(张无忌)是金刚强的舍友,是富二代群体中的一员。金刚强自杀前,和他发生口角争执。但他不仅不是杀死金刚强的凶手,而且他乐善好施,很多次想帮助金刚强。而金刚强坚持“君子不受嗟来之食”的精神信条。但这里有个问题,资本对人的戕害是合理的吗?布尔迪厄认为:文化惯性结构具有延续性,而“这一延续再生产的关键,则在于其社会等级结构的巧妙内在化”,“在文化生活领域暗藏有一整套柔性塑造个人惯习的微观机制”。③那么,《湖山之间》在表层结构上,杨小倩、张云鹏(张无忌)都是没有错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任何道德问题。尤其是杨小倩,是一个正面、积极的形象。但他们所携带的资本无疑与文化权利一致。对比之下,金刚强及其家庭以及类似于金刚强的人,属于社会底层。所以,在深层意义上,小说结构是反转的,是对不合理的社会资本与权力结构的批判。金刚强的日记揭示出金刚强其实是一个有思想、有个性、有尊严的有识青年,他的“死亡”意味着知识分子的死亡与思想意义的断裂。从这个层面上讲,《湖山之间》延续了“五四”新文学知识分子叙事的传统,对现实有着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力量。

然而,《湖山之间》作为对当代、当前社会生活的描写,叙事者在继承五四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同时,能够逸出“五四”传统而具有当下意义。如果五四知识分子的批判是指向封建文化及其所导致的愚昧国民,《湖山之间》批判的是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资本的逻辑,凸显的是对人性与性的展现。它消泯了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官员与群众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充分展现出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与道德精神和伦理规范无涉。当然,并不是说这种叙事不讲道德,而是它根本就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围绕着金刚强死亡这一核心事件,小说展开对东海大学的党委书记、即主管学生工作的最高领导陈翔教授,以及学院胡书记的描写。

值得强调的是,小说没有把他们刻画成“官僚”。他们作为学校领导,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尽责尽守。金刚强“自杀”后,学校领导都很紧张,但都没有“甩锅”推卸。杨小倩周五晚上去火车站接表妹,恰在她不在学校的这个时间,金刚强自杀。胡书记批评杨小倩,陈翔书记替杨小倩说话:“你就别怪小倩了,你看她大汗淋漓的,心里不定多着急呢!”④随后,辅导员、学院书记、校级书记都积极展开善后工作。杨小倩的“生情日记”,详细地记录了自己与金刚强的交谈内容。如果金刚强日记描述的是他的心灵踪迹,杨小倩的生情日记与金刚强日记相呼应,记录的是他的日常言语与行为。两种日记在某一些细节上完全应合,可以看出辅导员工作的到位,以及学校学院的工作安排都井然有序。小说表露出来的是现代社会中领导的岗位意识与职业精神。有学者曾言:“大部分的现代中国作家把他们的同情只保留给贫苦者和被压迫者。他们完全不知道,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阶级与地位如何,都值得我们去同情了解。”⑤从这个意义上说,《湖山之间》实现了小说在思维方式与批判指向上的转变。小说中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更没有因为阶级与地位为基础的好人与坏人。古今社会与历史迥然有异,但唯一不变的是人性本身。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学校工作人员与金刚强的家人同台对博。金刚强家庭中唯一作国家公务员的舅舅,撒泼耍赖,扇了杨小倩一个耳光。如果说小说有意讽刺与挖苦的唯一一个对象,那便是这个舅舅。一个小公务员,有一些趋炎附势、欺弱畏强的“官僚气”。在校方与他的单位领导沟通后,他很快便俯首帖耳了。在金刚强的家人中,小说突出描绘的是金刚强的父亲,一位实实在在的农民,集农民的踏实本分、诚实善良于一身。最可贵的是,在赤贫生活与疾病缠身以及儿子自杀的情况下,这位父亲却不为金钱所迷惑。最后,他说出了自己儿子的真正死因。他患癌却无钱治疗,儿子欲以“自杀”讹诈学校,从而为父亲得到一笔不菲的医疗费。所以金刚强固然是因为心理抑郁而自杀,但真实原因是为了父亲。在人性书写上,小说偏重揭示小时代里小人物的人性善。

“性”是人性的重要组成与表现,也是现代文学对人性尊重的体现。但“性”本身与文化、道德、伦理、身份、政治相关。《湖山之间》中的性爱描写被赋予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小说中不同身份的人的性爱观及其行为是不同的,这种思考体现出由道德立场与知识认知所引起的日常行为的差异。小说在写到杨小倩母亲张大凤与崔叔叔的关系,认为他们之间是“干干净净”,也就是说他们的爱停留在精神层面。而在杨小倩身上,则明显不同。这一代年轻人已经不再受到贞操的约束,灵与肉是统一的。杨小倩有三位男友,她与第二位男友相濡以沫,身心相交,但没想到这位男友原来有妻子。他们不欢而散,但杨小倩对男友并没有怨恨,更没有失去贞操的负罪感。在代际关系中,小说揭示出母女两代人完全不同的贞操观。以杨小倩为例,年轻一代人将“性”作为一种自我生活的正常行为,他们不必遭受道德伦理上的束缚。这种无意识罪感的消除,说明年轻一代在伦理观念上的自释。但金刚强是复杂的。某种程度上,性压抑也是导致金刚强自杀的原因之一。金刚强自杀前,与张无忌的争执,也包含着关于“性想象”的内容。小说中与金刚强有关的有两个女孩。一个是他追求的王某,一个是追求他的梁某。从金刚强日记可以看出,他处于极度的自我压抑中,无论精神的还是肉体的。他对王某也并非爱慕,而是包含倾泻性欲的原因。那么,金刚强对张无忌的嫉妒也就是因为自己喜欢的女生的身体被张无忌占有了的性嫉妒。而另一位喜欢金刚强的女生是他的高中同学梁某,也是唯一一位和他发生过亲密关系并崇拜他、仰慕他的女生。而且,小说最后交代金刚强与这位女生还有过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吊诡的是,这位女生在金刚强死后的陈述,与金刚强日记中所写是有出入的。金刚强把自己描写成一个性无能者,但这位女生陈述他们不仅同居而且有了孩子。这种矛盾使金刚强日记具有了文学想象与夸饰的成分,他用过分的自尊掩盖过分的自卑,他的高深的宏大叙事般的精英思想也就被消解了。

在叙事结构上,小说呈现出时空交错的叙事方式。在章节安排上,对湖与山的交替描述起到舒缓紧张的错落感。小说在山水地域流动的平行结构中,同时展开一条纵向历史线索,即围绕杨小倩展开的是对她的家族历史的叙述。饶有兴味的是,《湖山之间》的家族历史显示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在家族叙事的代际关系中,叙述的是杨小倩、张大凤、张大凤母亲三代女性的故事。换言之,这个家族历史是由女性支撑并构建起来的,是关于女性家族的历史。这样,小说一改以往传统家族历史小说中以男性作为主导者的叙述方式,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

杨小倩的韧劲、勤奋与上进的品质,某种程度上是对母亲与姥姥精神的继承。张大凤的母亲如何含辛茹苦靠自己有限的能力,忍辱负重,维持一个大家庭老少三代人(二位老人、四个孩子)的生活。在母亲与姥姥身上,叙事者展开了对新中国苦难历史的叙述。张大凤父亲是伐木队的工人,36岁时因脑溢血去世。单位领导私自让张大凤母亲改写自己的年龄来接班,否则,一家人会面临因饥饿而死亡的困境。张大凤凭借自己的聪慧,考上大学。由于家庭条件的限制,她选择了金融系统的银行学校。她以优异的成绩大专毕业,回到家乡。她不仅成为金融行业的一位优秀干部,也成为她家族历史中全家人的经济保障。正是张大凤的付出与努力,才有了杨小倩在杭州生活下去的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杨小倩继承了母亲的拼搏精神与智慧基因,能够在激烈竞争的当代大学校园里出类拔萃。大兴安岭地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女性,不是矫揉造作的,而是那种“生的刚强、死的伟大”的精神。

论及代际关系,在金刚强与张大凤之间也有着相似特征,也可归入代际书写的另一线索,这一线索仍然含有独具特色的性别意识,即张大凤与金刚强,他们都面临着不同于一般人的苦难。但张大凤一代人的苦难是凭借毅力与勤劳可以克服的,金刚强这一代人的苦难则凭借个人力量与坚毅品质未必能够克服。这里包括前面所述的消费时代的文化资本问题,此处不再赘述。这里强调的是,这种叙述从性别立场而言,叙事者将胜利赋予给女性、将失败附加在男性金刚强的身上。金刚强的死亡再一次被赋予了男性历史颓败的意义。小说中的男性,金刚强、金刚强父亲、其舅舅等都值得同情,但都是失败者的象征。杨小倩父亲虽为军人,退伍后在银行系统任要职,但其能力不及张大凤。小说也并没有给予他更多的笔墨。张大凤爷爷,是个坐在轮椅上的瘸子。然而,需要继续追问的是,小说对这种坚强伟大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一定是对女性的赞美吗?当女性被赋予“天使”美称的时候,其实和被赋予“妖魔”的喻词具有同等意义。无论怎么称谓,她们都是男性立场上对女性的想象。在男性与女性之间,是看与被看,欣赏与被欣赏的关系。以杨小倩为例,她与三位男友之间。特别是她的第二任男友,对她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来自被其外表的美与肉体吸引。母亲张大凤、姥姥都同样被领导作为美物一样地对待过。所以,虽然小说叙事者对这个家族历史的叙述以女性为主,并高度肯定了女性精神。但最终,女性意识仍然被纳入了男性历史的话语模式中。所以,小说对女性的审美及其建构,越是赞扬她们的承担与付出,越有可能遵循了男权历史的惯性。

在世界成为地球村的文化背景中,不论是在中国的哪个地域,还是在世界的哪个国家所出现的社会的、文化的现象,都具有某种类同。随着现代性的进程,人性更加复杂、资本愈加隐蔽、性别问题更为尖锐,各种文化非常混杂地搅拌在一起。当人们向往西子湖畔的都市生活的时候,我们不禁往回看、往北看。在《湖山之间》的地域描绘中,湖水与山色、南方与北方、乡村与城市、历史与现实相得益彰,共同呈现在湖光山色之间。小说以古典的语言,营造出氤氲弥漫的、气韵蒸腾的审美世界。不同地域的人在其间相遇,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空间中的组成,都“游走”在各个流动的地域中。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外华文文学批评理论反思与重构研究”(项目编号:2OBZW15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和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④晓风:《湖山之间》,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175、83页。

③张怡:《文化资本》,《外国文学》2004年第4期。

⑤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