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对于浪漫主义的定义长久以来均莫衷一是，我们无法确定一个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的说法，但浪漫主义的影响与流传却让我们无法忽视这一重要且深刻的思潮。本文的立足点是试图阐释在浪漫主义历史行进过程中与“革命”的有机联系，从法国大革命对浪漫主义的影响，来谈浪漫主义的本质特征、价值理念，及其与现实主义的关联性；另一方面从俄罗斯移植欧洲浪漫主义开始，谈及苏联“革命浪漫主义”对其的借用与变异。

关键词：浪漫主义 雨果 革命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

事实上，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要比浪漫主义文学本身庞大，关于浪漫主义之界定的著述要比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更加庞大。这里存在着一个倒置的金字塔。浪漫主义是一个危险和混乱的领域，许多人深陷其中，迷失了，我不敢妄言他们迷失了自己的知觉，但至少可以说，他们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对我而言，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它们都受浪漫主义深刻的影响。

需要补充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仰慕伟人、推崇非人体制、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干系的主题。

——以赛亚•伯林 《浪漫主义的根源》

一

作为现实主义之父兄的浪漫主义，无论是社会政治史，还是文学史，给浪漫主义进行规范性的定义，都是一件十分愚蠢的事情。如果说现实主义有时会呈现出“无边现实主义”现象，那么，浪漫主义从其发生期就呈现出了“无边浪漫主义”的形态，而且一直到今天，在世界文学理论的范畴里，谁也无法将它定义成具有共识、权威和说服力的文化思潮内涵和文学艺术创作方法。

我们且不从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广义层面来分析浪漫主义的特征，单就其狭义浪漫主义的文学艺术特征来说，三百年来人们也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的学理性和学术性的定性和定位，因为你如果按照惯性的阅读经验来进行判断，许多作家的归类就无法准确定位，亦如我在青年时代读雨果的作品时，一直把他当作一个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来看待的，但是，历史上的一切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又都把他当作一个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先驱作家供奉在先贤祠之中。关于这一点，我在下文中还要继续阐释关于这个理论“悖反”的文学现象。

不过，倘若从一个更加广义的角度来对浪漫主义进行并不严谨的印象式概括，那么，六百年前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就以“传奇性”创作出了举世瞩目的伟大作品，人们早已把它作为一种浪漫传奇故事写进了文学史中。即便它具有巨大的反讽意味，且对人物脱离现实生活的浪漫描写进行了无情的戏谑，但是这种看似反浪漫的小说正是通过传奇性、抒情性和诗性的表现形式获得了 “与风车作战”这类虚拟故事建构与人物描写胜利，完成了初期原始浪漫小说的塑型。所以，我一直把这种佯谬式的骑士传奇小说当作浪漫主义小说的先驱。前几年读布鲁姆分析小说的巨著《小说家与小说》，看到他在“导言”一开始就提出了长篇小说“浪漫传奇”问题，果然也是从塞万提斯说起：“自问世之日起，长篇小说的面目便是散文体浪漫传奇的孝子，不过如今浪漫传奇已经报了一箭之仇，长篇小说貌似已死，流浪汉小说（以各种奇怪的乔装改扮）得以重生。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大肆嘲弄浪漫传奇的形式，并驱之如鬼魂，但从马克•吐温开始持续到现在，塞万提斯的影响已经发生了逆转，愁颜骑士所承载的戏仿与幻觉效应超越了主宰其创作生涯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2

虽然塞万提斯本人不屑于浪漫主义，但恰恰他的作品中就具备了浪漫的基本元素，毫无疑问，浪漫主义的阴魂不散，它流布在世界各国各个时期的作家作品之中，布鲁姆说得不错，它的风格还在，只不过是经历了一场“变形记”，如今已然渗透了“现代派”的元素，这也就使得“戏仿”和“幻觉”的艺术手法超越了“现代性”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让浪漫主义获得了新生。回眸近四十年来中国小说从“现代派”争论后的“先锋小说”创作开始，我们可以找出大量“戏仿”“幻觉”和“佯谬”元素的后浪漫主义小说文本，不死的浪漫主义不像奥秘克戎病毒那样具有很强的传染力，但是，作为一种隐形创作手法还是被广泛运用在许多作品当中的，不仅是虚构的小说，同时也存在于戏剧、散文和诗歌文体当中。当然，如果仅仅从广义的抒情、传奇的印象来归纳浪漫主义的特征，难免缺乏学理性和学术性，然而，能够梳理出一套有体系且令学界折服的理论概念与艺术范式的著述，以我有限的学识和查阅资料的局限而言，目前还没有见到过这样专门的理论文献。尽管像恩斯特•贝勒尔那样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著作很有学术深度，但是用它来阐释许许多多浪漫主义作家作品，就会虽得捉襟见肘。同样，如果你去套用《大不列颠大辞典》和各种“关键词”那样的工具书给出的词条来对应浪漫主义作品，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二十多年来，在阅读了大量的浪漫主义理论著述后，我越来越对其定义的混乱与理论的悖反感到无所适从，眩惑困顿。因此，我十分同意迈克尔•费伯在《浪漫主义》一书中开头第一章《“浪漫主义”的含义》中的判断：“至少自19世纪20年代以降，浪漫主义的定义已在学术界和新闻界经历了广受关注、热度突降、小修小补、重见天日、遭人模仿、被人遗弃、东山再起、最终尘埃落定，又从死亡边缘涅槃重生的无限循环。才智过人的历史学家A.O.洛夫乔伊在1924年的经典之作《论诸种浪漫主义的区别》一文中声称‘浪漫主义’（Romanticism）一词意义如此驳杂，以致其自身已习惯对使用‘浪漫主义’这一术语的文学流派或文学运动进行了研究，一个英国的，一个德国的，一个法国的，却发现这三者没有任何共同特征。”3所以，我以为这种无法定义的浪漫主义只能被大家认定为“诸种浪漫主义”了，然而，让洛夫乔伊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写这篇文章的十年后，还有一个苏式的浪漫主义诞生了，而它的发扬光大却照耀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

因此，本文的立足点是试图阐释在浪漫主义历史行进过程中与“革命”之间的有机联系，我打算从两个切入点来谈这个复杂的问题：上部分是从法国大革命对浪漫主义的影响，主要是以雨果的作品入手，来谈浪漫主义的本质特征、价值理念，以及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关联性。下部分是从俄罗斯“黄金时代”的普希金们在继承移植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时开始着眼，进一步探究俄式浪漫主义如何被20世纪30年代苏联作协规约成另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后，被中国文学界的“左联”借用并形成新的“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同时对它给共和国文学前三十年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后四十年带来的无情拒绝，予以客观评价。当然，因涉及的主题繁杂，这将在另一篇文章中予以讨论，我之所以提前说出来，就是强调浪漫主义的变异性在共和国文学史的某个阶段的重要性，以及它在当今共和国文学中所处的位置。

二

无疑，只要你读过丹麦批评史家勃兰兑斯那一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丛书，你就会清楚地看到德、英、法这三个国家对浪漫主义的认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我不想过多地纠缠在这个浪漫主义名词源自德国的理论，虽然，勃兰兑斯说出的金句令人深思：“谁会相信现实主义的德国从前曾经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德国呢！”所以，勃兰兑斯对迷恋哲学的德国人发出了由衷的感叹：“——然而，正是这个民族，曾经一度迷失在浪漫主义的沉思和梦幻之中，把哈姆莱特当作他们的代表。哈姆莱特和俾斯麦！俾斯麦和浪漫主义！……随着他的出现，政治取代了美学。”4毫无疑问，德国人是把浪漫主义和政治哲学联系起来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浪漫主义并不是受到普遍欢迎的，因为它甚至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依据，正如《文学的绝对——德国浪漫派文学理论》一书译者李伯杰描述的那样：“在整个十九世纪的文学史法庭上，德国浪漫派大多无异于过街老鼠，无论左与右、进步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基本上是人人喊打。他们从反叛浪漫主义，回归‘古典文学’的大师那里找到的理论依据能够说服后来的读者吗？”5虽然有歌德那句名言“古典的是健康的，浪漫的是病态的”作为理论支撑，却无法阻挡许多理论家和批评家对歌德作品浪漫主义抒写的阐释；同样，海涅也在其浪漫主义著作《论浪漫派》里对其“大加挞伐”，却也无法阻止后人将他的诗歌也列入浪漫主义文学史的序列之中。这是为什么呢？

当人们发现青年人对浪漫主义情有独钟时，我们虽然不能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对其做出合理的解释，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巨大政治哲学背景是：浪漫主义反叛“古典主义”的本质就在于它与启蒙主义的勾连，对此施莱格尔有着详尽的分析，本文不再赘述。而我尤其感兴趣的是这个浪漫主义运动具有的启蒙元素，因为“按照这样的思路，浪漫主义理论通常被认为是由康德、费希特和谢林所发展，并应用在诗歌领域的学说。黑格尔则尝试把这个诠释刻印在我们对浪漫主义的理解上”6。那么，启蒙主义对文学艺术的要求就在施莱格尔的“断想”中得以体现：“诗的大部分内容都与生活艺术和人的认识有关。有鉴于此，道德怎么可能仅仅从属于哲学！”“谁如果进到了人性的中心，就是一个真正的人。”⑦既然浪漫主义与启蒙相关，那么，从价值体系上来说，以“人”为中心的浪漫主义运动不仅仅是政治诉求，也是浪漫主义文学艺术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我们观察哪一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主流和分析任何一部浪漫主义的作家作品，都有了一个较为恒定的坐标系。准此，我们才有可能不忽略浪漫主义与“革命”产生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我们知道，浪漫主义一词的出现正值敏感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早期浪漫主义对革命的认同态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法国大革命的认同态度——则把早期浪漫主义思想与欧洲古典主义的各种形式鲜明地区别开来。那个时代的人都自然而然把早期浪漫主义派在批评学中的创新尝试描述成一场‘革命’，所指的当然是一场‘批评学’和‘美学’的革命”。8亦如英国人强调其“革命性”时所言：“浪漫主义也展望未来……它培养了对被压迫者的同情之心……并且期盼一种新的制度，一个乌托邦。就是这样，它将自己与革命倾向联系在一起。”9无疑，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可以看出法国大革命产生的种种历史性的后遗症，正如拜泽尔在《浪漫的律令》“前言”所言：“理解早期浪漫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它与德国启蒙运动复杂及暧昧的关系。”“他们实际上依然是18世纪的孩子，是启蒙之子。”因为，它的宗旨就在于“在形而上学领域，他们发展出一套有机自然观来与启蒙运动的机械范式相竞争。在伦理学领域，他们强调爱与个体的重要性，以此反对康德和费希特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在美学领域，他们动摇了古典主义的标准和价值，发展出新的批评方法，即尊重文本的语境和个性。最后，在政治领域，浪漫派质疑现代契约论背后的个人主义，复兴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社群主义传统。实际上，是浪漫派最早确认并指出了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失范、原子论和异化”。10其实，我并不完全赞同拜泽尔在这里对浪漫主义的全部理论概括，但是，浪漫主义渗透于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各个领域之中却是不争的事实。

无疑，在经过了大革命动荡的法国，浪漫主义所发生的文学效应和影响确实远远大于擅长理性思考和哲学总结的德国，所以，文学史批评家勃兰兑斯就更加注意在“政治背景”下，对这个时代所产生的伟大文学家的作品进行深刻的剖析，他在《法国的浪漫派》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宣告：“1824年到1828年之间所产生的法国文学，不但重要，而且令人惊叹。”而在1825至1835年的十年间，“既然反动的压迫产生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那么最美好的社会文化教养就给非政治性的文学在感情领域和思想领域两个方面开辟了自由驰骋的用武之地，别的什么都不要求，只要求形式的精美和完善。于是，文学就处在极其有利的地位，使一次新的文化创作运动摆脱束缚，起程飞跃了”。11这一段话立刻让我想起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致命的顽疾——越是在动荡时代里，我们的作家就越是忽略这种书写史诗般作品的机缘，无论是浪漫主义的主观抒写，还是现实主义的客观书写，都很少进入我们作家的视野之中。从客观上来说，是因为我们有着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规约，但从主观意识上来说，则因为我们的作家轻忽了在文化语境中发现可以深刻反映时代和人物性格的文学塑造。或许是共和国文学前三十年提倡的所谓“重大题材”还心有余悸——因其政治性书写给文学本体造成了难以忽视的心灵创伤，这四十年来我们的作家对近距离的历史题材竟采取了熟视无睹的态度。无疑，这不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当然亦更非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我深切地体味到时代创作的症结就在于我们不缺乏恩格斯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的“典型环境”，我们缺乏的是对“典型环境”深刻的价值认知；我们这个时代不缺乏“典型性格”的人物，恰恰是我们的作家没有一双发现这些典型人物性格深处驳杂灵魂的深邃目光。因而，我们既没有巴尔扎克式的抒写，更没有雨果那样的人文情怀。

在一个死却了真现实主义和真浪漫主义的时代里，我们只能远距离地在历史题材的躯壳里小心翼翼地寻找一个表达人文情怀的透气孔，在空旷的历史时空里对着一个看不见的“他者”呐喊一声，这是文学时代的不幸呢，还是作家识见和胆识的局限呢？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我们的作家仿造法国浪漫派文学运动那样，抓住革命大动荡时期发生的事件进行即时性的激情抒写，我们允许作家在历史沉淀后，通过深思熟虑后再动笔，但是，激情消逝后的冷静书写与即时性的反映历史事件时的激情抒写，应该是两种不同的写作风格，前者是理性的，后者是感性的，前者是近于自然主义的写实风格（因为后文我还要论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相同性），后者既是浪漫主义的写作风格，也是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其实，在中国百年文学史中，那个在五四时期就对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着极大阐释兴趣的茅盾先生，在经历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激情一发而不可收，立刻就动笔抒写了长篇小说《蚀》三部曲和短篇小说集《野蔷薇》，我始终认为它们并非是现实主义的文学，恰恰相反，那是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品，只不过需要加上一个前置词“悲情”而已。虽然它们无法与雨果的《九三年》《悲惨世界》相比，因为它们缺乏雨果作品中对文学最高宗旨人性原则的折射。但是，在即时性拍摄一个大动荡时代的长镜头里，让泛着黑白色彩历史底片似的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得以即时性地显影曝光，这无疑是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之一，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早期批评家把新闻书写也纳入了浪漫主义写作范畴的原因。

回到正题，浪漫主义在这个时代被删除了吗？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是浪漫主义文学不存在了，而是我们的作家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作品中的浪漫主义的写作元素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的批评家没有发现和发掘浪漫主义在新时代里发生的变化，没有用那双“内在的眼睛”去打捞深藏在海底深处的浪漫主义作品的新特点，当然也包括它在新世纪中创作方法的变异特征。

无论如何，我坚信浪漫主义是不会死亡的，亦如雅克•巴尊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现在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浪漫主义是死是生？我们能够做出一些假设性的答案，这个答案可能引导我们在最后做出‘生’和‘死’的决定。根据这里提出的区分的见解，内在的浪漫主义，对于特定的个体来说，现在还一如既往的活着，因为这是人类的一个常数。但是如果我们试图说目前的时代仍然是，或又回到浪漫主义，我们就必须确定目前的时代是我刚才描述过的人类的观点之下的一个产物。”12当然，我也知道，真正的浪漫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要进行整体性的恢复已不可能，但是，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技巧来丰富我们的创作，让我们时代的文学不至于陷入一种单一浅薄的创作方法之中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以我个人浅薄的知识谱系来阐释这样一个哲学美学上的宏大主题，当然是一个力不从心且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从文学创作及文本分析的微观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国的名著（当然也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以文学直觉来判断有其必要性，或许我们从中得出的许多结论能更贴近感性和世俗的浪漫主义。

因此，我认为德国人把浪漫主义分为“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并不十分科学，因为它从哲学和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判断文学作品，而这往往会陷入一种二律背反的困境中不能自拔，尤其当这些德国的理论界定被苏联借用以后，就变成了一整套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制度下的被放大了的另一种变形的文学意识形态——“积极浪漫主义”成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名词，而“消极浪漫主义”变成了被批判和消灭的对象——从本质上删除了浪漫主义对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深度描写和发掘，从而取消了悲剧美学的巨大文学表现能量。假浪漫主义之名，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大量标准化的“革命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成为世界文学中蔚为大观的另类浪漫主义文学的风景线。

三

还是让我们回到法国来吧，它虽然不是浪漫主义理论的发祥地，但是，无论是从政治文化层面，还是文学艺术层面来说，浪漫主义在法国文学艺术中的实践作品，都是世界文学艺术殿堂皇冠上的明珠，我们从勃兰兑斯对法国十九世纪文学主流青眼相加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来。在六册丛书中，论法国文学的占据两部，第三分册的《法国的反动》和第五分册的《法国的浪漫派》，占据了这套丛书的三分之一，而且作者用了最大篇幅论述法国的浪漫派。正如他在《法国的浪漫派》结论的最后一段高喊出的那句充满着浪漫主义激情的判词那样：“法国浪漫派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文学流派。”

这种决绝的全称性判断的理由在哪里呢？！

毋庸置疑，法国浪漫主义的诞生除了上文提到的各种原因外，还有雨果式的价值重建，即：在“革命”的政治伦理之上，文学将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当作一切文学创作内核的真理，因而从创作理念与创作手法上来说，他的后期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中，已经表现出从前期单纯的浪漫主义中突围的迹象，他作品中许多创作方法已经接近于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了。

众所周知，浪漫主义在德国的发生期正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期，这个影响世界政治三百多年的革命运动，延绵不绝地继续影响着世界政治文化格局，然而它在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文学影响，却远远小于其政治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然而，浪漫主义所胎生出来的文学巨匠，只有在“文学法兰西”中得到比国王还要高的礼遇，法国文学巨匠在世界文学史的长廊中，其数量虽然占据前茅，但是，能够站在巨匠前列的恐怕还要数不朽的维多克•雨果（虽然当今有些文学史家和评论家把他逐出了世界文学的前茅，逐渐被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鼓吹者视为过去式的老派文学流派人物了）。殊不知，法国文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像雨果那样的巨匠，把一个世界性的文学母题定准了基调——把人性和人道主义的音符牢牢地嵌在了文学交响诗的主旋律之中。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法国作家就成为“革命”旗帜下的文学主题表达者，他们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式来进行启蒙思想的教育。就雨果而言，他是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生13年后出生的作家，但是在他的血脉之中一直流淌着“革命”的基因，有着自由精神的价值导向，他25岁时在为剧本《克伦威尔》而写的长篇序言中宣告了浪漫主义文学的诞生，进而被文坛封为当时浪漫主义的领袖人物。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中，他热情地赞颂革命，在政治上偏向左翼，正是这个时候，他创作了著名的浪漫主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对封建专制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但是，我们亦不能忽视身处在那个政治动荡时代，他也曾有过价值紊乱游移的时候。他在1845年被路易•菲利普授予上议院议员，归属于保皇党。而在1848年的“二月革命”中，他又站在鼓吹革命走向共和的立场上发表文章。到了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宣布帝制后，雨果在流亡的19年当中写下了许多政论文章，当然，这些都成为过眼云烟，只有到了1862年长篇小说《悲惨世界》问世，雨果才又一次获得了法兰西文学的骄傲。1870年拿破仑三世垮台后他回到巴黎，次年，他当选了国民大会的代表。在这之中，让我不得其解的问题就在于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时，雨果摇摆不定的政治立场——一方面不支持这样的所谓革命，另一方面，就是在政府无情镇压巴黎公社的时刻，他又毫不犹豫地谴责当局的暴行。我非历史学家，也不想对这场革命的性质进行价值判断，但是，我可以从雨果三年后出版的最后一部伟大作品《九三年》中看出了一个文学巨匠价值立场的本质特征，那是一切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不管是作家已经自觉意识到的，还是作家自身并没有意识到的潜意识，这都是每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基本价值理念。

我试图从法国先贤祠里把维克多•雨果请出来，让他宣读那个震撼文学世界的名言：“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不仅仅是雨果式的浪漫主义作品的宣言书，同时也是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灵魂所在，而缺乏这样素质的作家作品，一定不会成为伟大的作家作品。

法国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似乎就是一个历史进步的运动，它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往往被许多理论家赞颂，然而，“革命”中的“污秽和血”被历史学家所忽略与遮蔽了，我曾经写过启蒙与革命双重悖论的文章，其中对“革命”中产生的非人道主义的倾向进行了肤浅的论述，但是并没有进行特别细致的梳理，而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自浪漫主义文学家雨果开始，将人、人性和人道主义搁置在文学创作的最高价值原则基础之上，那是共和主义的思想在激励着1870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形成了他们的思想结晶，正如迈克尔•费伯所言：“1789能激发年轻人想象力的无疑是法国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法国大革命是在美国各种事件的鼓舞下发生的，却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这就是我们理解这部作品时，打开雨果为什么不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七月革命”“二月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为背景进行创作的一把钥匙，因为晚年的雨果对革命的反思更加深刻更为独到，他的视野比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看得更辽远——他将人的生命视为高于一切的写作宗旨。

如果我们在《悲惨世界》中看到那个一直扮演者反面角色的警官沙威最后以自杀来完成人性向善的人道主义原则，这并不仅仅是止于宗教式的忏悔意识，而让我们看到了人道主义的伟力——能够让一个反面角色瞬间就转换为一个比正面人物还要高大悲怆的英雄人物，在我耳畔想起的是在这部作品二十年后柴可夫斯基创作的世界超一流的作品第六交响曲《悲怆交响曲》的动人旋律。这与其说是浪漫主义的胜利，还不如说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因为浪漫主义的真实性也是建立在对历史的客观反映之上，它只是在抒情表达方法上有了主观意念的折射，它并非是冰冻的历史事件和冷静而不动声色的人物描写，而只是带有激情表达的主观元素而已。

要深刻阐释《九三年》，就必须了解雨果对法国大革命的价值判断。从许许多多的历史文献中，我们看到的法国浪漫主义遵循的是一种追求真善美的理想主义的原则，以至于像雨果一样的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都站在了正义和真理的一面，这在后来的几次革命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谈到法国革命，在我的脑海中立马浮现出的就是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为纪念1830年推翻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所创作的一幅举世闻名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那个袒露双乳的半人半神的女英雄，正是作者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涂抹出来的杰作。这与雨果式的浪漫主义理想人性原则是完全吻合的。雨果作品的伟大，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虽然是“革命”的产物，但是高悬在“革命”之上的人道主义理想造就了大革命时代的浪漫主义原则，这与后来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原则有着霄壤之别，其本质特征显然是相悖的。

正是动荡的大革命，让法国人在政治观念上也形成了巨大的分歧，这个历史背景不是本文所要阐释的目的，我要考察的则是法国作家是如何在文学创作中坚守自己的文学立场，站在文学最高原则的人道主义理想立场上，与自己的政治立场观点进行无情的搏斗，最终将文学贡献于神圣殿堂上。

或许这就是雨果在克服自己世界观的缺陷的时候，做出的牺牲自己固有价值观念和利益的决断，正是这样的决断，让一切政治家和哲学家的理论黯然失色，不是上帝和权贵把他请进了先贤祠，而是至高无上的文学理想和全体阅读者对作品价值的无限崇拜将他的灵魂抬进了先贤祠——这就是享誉世界的“文学法兰西”的无上荣耀。

半个世纪前，我从扬州师院图书馆特藏书库里特例借到《九三年》（那应该是郑永慧的译本，1957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全译本）的时候，我激动不已，连夜看完了这部著名的长篇小说，与《悲惨世界》相比，同样，让我无法理解的困惑就是：在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中，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都做出了令人无法理解的行为举止，反革命分子朗德纳克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三个受着战争威胁的孩子；而革命者郭文也违背了革命的原则，放走了反革命分子朗德纳克。这对于一个生长在革命时代的人来说绝对是不能理解的。我们成长于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的理论和语境下，当然无法理解雨果为什么如此构造人物。连这个译者在1930年代上大学时期与同学激辩时，都认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由此可见，不能“温良恭俭让”地进行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几代人的普遍思维（因为1930年代盛行的是“左联”文学思潮，郑永慧与少数青睐欧洲文学，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读者相比，算得上是一个落伍的青年了），何况我们这一代生长在红旗下的人就更加不能容忍郭文这样的革命叛徒的“卑鄙”行径了。多少年后，也就是1980年代以后，当我读到雨果那个人道主义的金句时，我才顿悟出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理想境界是什么，不，应该是一切文学作品，包括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在内的文学的最高原则。何况雨果晚期的作品从创作方法到艺术形式已经更加接近批判现实主义，唯一不同的是作者在作品中融进了激情的人道主义抒情描写。

我不想展开论述以雨果为首的一代法国作家对卢梭极端革命思想的反思与反叛，而是赞颂雨果们用浪漫主义的文学表达，充分阐释了那个时代“公共知识作家”对“革命”之上的人性选择和人道主义创作原则的坚守。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赵林对卢梭的许多评价，但是我十分同意他在《浪漫之魂》中说出的那一段代表着雨果价值观的话：“维多克•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把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一切社会动荡的责任都归于伏尔泰和卢梭，他借用流浪儿伽佛洛什的嘴说：‘这是伏尔泰的罪过！这是卢梭的罪过！’”13因为哲学家并不理解文学家雨果对一切暴力政治的人道主义的价值判断。

正如克拉克在《文学法兰西》中所说的那样，“雨果确实踏入了政坛，虽然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但是公共作家绝对不会放弃对文学的忠诚，因为这是实现抱负的平台”。“雨果使文学和政治合为一体，是他把伏尔泰式的哲学家带进了19世纪，……雨果成了法兰西的象征——第三共和国的法兰西，有着革命历史然而除去了革命恐怖的法兰西。雨果广受人民爱戴，他的卓著声誉使他成了一个时代的理想象征——虽然还在延续传统但这个时代已经面向新的大众了……是什么给予了这等权威？他能代表整个一代文学，甚至文学本身发言吗？看一看雨果文学作品的范围就能得出部分答案。在一个文学正在变成专门话语的时代，雨果坚决拒绝知识与文学的边界。面对日益细化的危险分工，他却更加拓宽事业，几乎没有任何事物能逃过他的双眼。确实。其他作家可能会冒险尝试超过一种文体，而雨果所具有的宏大想象力和天才般的语言能力使他几乎涉猎了每一个文学领域：他是传统意义上的诗人。”14以我的理解，以上的引文起码涵括了三层意思：首先，作家可以，也应该介入政治，因为任何人都是生活在一个政治的环境中，但是你必须对文学保持忠诚，这个忠诚是以人道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其次，作家可以，也应该把启蒙和革命代入作品之中，但是，在文学作品中必须去除“革命的恐怖”意识形态，确立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再者，文学并非就是纯文学专门知识技术的“简单传声筒”，作家不仅应该有着更加广阔的人文视野，还需通过文学语言的魅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是雨果式浪漫主义文学理想化作品的呈现方式方法。

这样的诗性浪漫主义创作在如今动荡的世界文化格局中还适用吗？尤其是在当今中国作家当中还有人能够理解雨果的文学理想的实际意义吗？在一个浪漫主义被弃之为敝屣的时代，我们如何去理解浪漫主义呢？仅仅是像珍妮斯•A.拉德威在其《阅读浪漫小说——女性，父权制与通俗文学》著作中那样从中产阶级的女性角度去阅读现代通俗浪漫主义小说吗？

我还是想用以赛亚•伯林的话来作为此文的结语，他说“我意欲言及的革命以及被认为革命的后果和现象（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终极目的就在于“我并不想定义浪漫主义，只想研究隐匿在重重伪装之下这场革命能够暴露出来的那些最明显的症状”。雨果是这样的作家，而他作品的当代意义还存在吗？

哲学家往往是为一个时代的政治做代言人，历史学家是为追求历史的真相而存在，而文学却是为着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理想而活着。

不是吗？！

注释：

1 这个论题酝酿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我也让自己的三个博士研究生以此为论域做了博士论文，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切入论述这一论题，虽然也持之有据，论之有理，但是与我的预期目标并不完全吻合。于是，在疫情刚刚开始的2020年春节前后，我就开始了这一论题的自我阐释，然而，在许许多多的杂事打扰中，我停下了写了1000多字的开头，当然，在两年当中，我又重复阅读了大量的关于浪漫主义的理论书籍，也找到一些新的史料，于是就有了续写此文的冲动。此文是关于浪漫主义在欧洲的起源探索，以及法国浪漫派在雨果率领下所限定的浪漫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最高原则。下一篇文章是探讨从俄罗斯“黄金时代”的浪漫主义到苏联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下的革命浪漫主义的确立，以及它对百年来中国浪漫主义的巨大影响。

2 [美]哈罗德•布鲁姆：《小说家与小说》，石平萍、刘戈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3 [美]迈克尔•费伯：《浪漫主义》，翟红梅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4 [丹麦]勃兰兑斯：《德国的浪漫派》，《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刘半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6页。

5 6 [法]菲利普•拉库-拉巴尔特、让-吕克•南希：《文学的绝对——德国浪漫派文学理论》，张小鲁、李伯杰、李双志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2页。

7 8 [德]恩斯特•贝勒尔：《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李棠佳、穆雷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9 12[美]雅克•巴尊：《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侯蓓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15-16页。

10 [美]弗雷德里克•拜泽尔：《浪漫的律令——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观念》，黄江译，华夏出版社（注：这个正版的书籍竟然没有版权页），第2、10页。

11[丹麦]勃兰兑斯：《法国的浪漫派》，《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李宗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13赵林：《浪漫之魂》，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版，第1页。

14[美]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文学法兰西——一种文化的诞生》，施清婧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27、136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