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绿房子静悄悄的，窗外阳光一动不动。

低头翻微信，看见儿时同学，晒出春日图景，其中一张，一眼认出是处机关食堂。三十多年了，杂草丛生的院落，那棵硕大泡桐仍然活着。每至四月，一朵朵泡桐花开放，再一朵朵凋零。校园里如是，繁茂的花阴遮过走廊，伸手便可以摘到，朴素的花，朴素的香。

那时住校，我十一二岁，在食堂打饭吃。机关食堂，一份排骨两毛钱，有个条件好的女生一买三份。后来在我的散文《片片梨花白》里写到过。那年我读初一，觉得食堂特别大，现今看来门脸竟如此之小。两级水泥台阶，红瓦红砖，木头门窗，晒得不能再淡的淡蓝油漆，什么都没改变。

清整的房舍，依旧很有看相。

每次打饭排好长的队，后面的同学在我背上写字，我几乎都能猜到是什么字。他们惊讶、不信，再写再猜。伙食真的不错，馅饼、粽子、麻花、油条、米饭。菜，翻着花样，流水牌写着菜名菜价。黑木牌，彩色粉笔字，开饭时往窗口一挂。熘肉段、蚂蚁上树、什锦菜、酥白肉、豆腐脑。豆腐脑是咸的，不像沙市的豆腐脑以甜为主。师傅白衣白帽，油迹斑斑的工装泛着厨师特有的油腻味。舀一瓢，放饭盒里，浇上剁碎的榨菜码子。旁边摆着酱油醋，各色调料随意添加。长方形铝制饭盒，有些男生进来时，拿着勺子，迈着八字步，边走边敲，喇叭裤扫在地面；打好饭，边走边吃，一副倜傥风流、玩世不恭的样子。也有穿着吊腿裤和短上衣，小平头的老实男生。

有次打完饭，出食堂，碰见弟弟拿着饭盒上台阶。弟弟穿了件大翻领、束腰带的黑皮大衣，不由得令人眼前一亮，有点像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场景。弟弟绰号叫“英俊少年”，大衣不知穿谁的，是援助伊拉克的工作人员从国外免税店带回来的，折合人民币四十元钱，校园里不少学生穿。那些援伊人员很苦，五十多度高温，灰扑扑的路，短裤搓烂，没得穿。

父母每月给我们十元至十五元的生活费，大多家庭如此。不乱花，足够吃。铁路食堂，不赚钱，有补贴。

饭票红色、绿色、黄色，薄薄的长条纸，印着一两二两、一角两角的面值。用一张撕一张，一般塞在塑料小钱包里，有时夹进词典，然后忘掉。发现时，会有惊喜。

那时，父亲每月工资七十多元，母亲拿得多，计件，二百多元钱。矮小、秀气，能吃苦，不分昼夜地做，所以我们能过得较宽裕。现在回想，母亲都是最好的，因她的勤劳，又总是轻描淡写自己的付出。

母亲干的活，一般男人做不了，倒预制板，卸火车皮，拉架子车。我曾说，如果长大了，做她那样的工作，不如去死。说这话时，是20世纪80年代初，不知道当时以何种语调，轻而易举就说出了口。那日的余晖，把家属院染得通红，仓房的油毛毡顶晒着母亲用牛皮纸包好的大酱坯，还有给我们纳鞋底打的袼褙。母亲迎着光无言地站着，像尊雕像。刚洗完的头发，干净地沥着水。

二

朋友把照片裁剪放大，说，远处是学校，还记得吗？那栋矮一点的红楼房是咱们上课的位置，两排树还是原来的。她说之前，我已看到，学校已更名。

H形楼房，两排树当年很细，还是树苗。不知是什么树，有别于乌黑遒曲的泡桐。笔直的小树围了圈红砖，呈锯齿状。

阴凉的过道有黑板，我出过很多期，字并不好，总是斜斜地往上飘。一位语文老师站那儿看半天，说我喜欢画倒笔。自己并不知晓，包括自信，都是件迷茫空洞之事。

星期一，也会升国旗，掌握不好节奏，没有一次顺顺当当到顶的，不是快，就是慢。有时音乐停了，还差一大截，不得不嗖嗖地往上拉。众目睽睽，难免尴尬，幸好有人做伴，四人升旗，两人配合，两人拉。

有次，星期天起风，黄沙漫漫，地动天摇，吹得对面的人都看不清。龙卷风，每年春天好像都来那么一两次。寝室的床上蒙了层塑料布，塑料布上落了层黄沙。心里记挂着国旗，和几个同学跑去，迎着风连拉带扯拖回宿舍，塞在床下。国旗很大，像行李。

初三时，流行“神秘链”，不知哪个学校发起的，总之在校园里风行。下课后，大家急忙写。一封信，抄六份，寄给六位朋友。每个朋友给寄信的上线两元钱，再写六份发出去，等下面的下下线，给自己两元钱。如此循环，正常的话，每人得益七十六元，只需两元成本。与现在的传销类似，一种空手套白狼的金字塔融资方式。两元钱对一个小孩不是小数目，同学们纷纷往学校收发室跑，有信便迫不及待地拆开。收到过钱，也寄出去过。天南海北挖空心思寻觅能写信的人，最远的寄到了松花江。也可以给本地朋友，班上你给我，我给你，最后不了了之。信里说若不传下去，家里会遭殃，被汽车撞死云云。总之钱在作祟，那年是1983年。

也有不少学生集邮，集邮的钱，多半从口里省下来。放学后，几个人蜂拥去校外的小邮局。我有一本很大的集邮册，里面的邮票，有往来信件上的，也有同学给的，还有母亲从出国工作的邻居家要来的。故有许多外国邮票，可能面值不值钱，一长串一长串的，大部分是自己买的，有领袖头像、山水花鸟、开国大典等。翻检时，戴上白手套，用镊子一张张拈。从信封上取邮票，要先剪下来，放在水里荡一荡，慢慢把邮票和纸分开。再晾干，插进集邮册。也和同学们换，一张换一张，一张换两张等。弟弟比我集得多，饿得小腰精细，天天猫猫着。

二本集邮册一直由我保管。后来不集邮，遇到夫家一个聋哑孩子喜欢，便给了他。90年代，我偶尔得知被那孩子的哥哥拿出去随便换了两千元钱。那些邮票如果保留至今，一张都不止这个数目。当我听到这些时，很沉默，怅惘是有的。我们曾满怀着爱，极其认真去做一件事，并非为了利益，那是青春年少的生活。且对弟弟深深歉意，谁都有拮据的时候。

三

寝室里有个女生叫小宁，短发，齐刷刷的刘海搭到眉毛上。眉心有颗痣，头发柔顺，贴着精致的小脸。她不算好看，眼睛细长，皮色白净，平日轻手轻脚。放学后，喜欢抱着纸盒看她养的蚕宝宝。几条白蚕在绿叶间蠕动，沙沙吃着桑叶，叶子是放学后，在学校院墙外沟边的桑树上采的。

我们两家住一起，关系不错。她母亲很胖，生了四个姑娘，她老二。可能是想有个弟弟，始终没生到。邻里间有龌龊，常骂他们家“绝户”。儿女双全的，是像我妈这样的人，哪家有喜事，会被请去缝被子。

最后一次见小宁时，我已结婚，回娘家，碰见小宁也在。她从另一个城市来机关办事，好像要开一个证明。那几年，母亲家像转运站，接待天南地北一拨又一拨的旧时熟人。母亲人好，亲切，身上散发着本质上的热情与温和。晚上我和小宁睡大屋床上，她脱衣服时，露出雪白的肌肤，饱满的胸，有种让人不敢直视的逼迫美。她好像还没正式工作，才结婚，准备去丈夫单位。我们聊到很晚，说了些啥，已忘记。第二天一早，我送她去火车站，在早春蒙蒙的细雨中分的手。

后来听说她生了一个男孩，再后来听说她跳了水库，是自杀。那水库清亮亮的，她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

影集里，至今有她一张侧身黑白照，两个小拳头支撑在腮帮子底下，模样清秀。很多年，我想着她头发散开，漂浮在水面的情景，以及她孤独苦闷，视死如归的个性。她比我低一届，死在90年代，一个充满欲望、浮躁的年代。我甚至不知道她因何而死，对人世背负着怎样的绝望。

她的姐姐与我同届，也与我住同寝室，长得有点丰腴。穿喇叭裤，晚上睡觉前，喜欢用夹子把刘海卷起来，第二天打开成波浪形。也有女生用烧热的铁钳子烫发的。不知道谁回去说她变坏了，传进她母亲耳朵。星期天她回来，在寝室里骂。

寝室里，冬天烧蜂窝煤炉子，有的同学偷偷用电炉子取暖，烤馒头片。不用时，藏在铺下，用鞋子挡起。一千瓦的电量，常常造成电线短路，舍监经常来查。宿舍的门平时不锁，只晚上插起。星期天，谁第一个回来，去舍监那儿拿钥匙，黝黑锃亮的圆形木牌，转圈的孔洞里挂满叮叮当当的钥匙，上面贴着医用胶布，用蓝色圆珠笔标着几栋几门。

晚上排队到锅炉房灌热水袋，开最小的水流，水咕嘟咕嘟往下流。水淋淋的地面雾腾腾。夏天，寝室外的黑白电视，滋啦啦闪着雪花，看得最多是山口百惠主演的《血疑》。教室里有暖气，一到冬天嗞嗞地冒着白气。玻璃黑板，写字，发出落叶般好听的沙沙声。

铁路子弟学校，免学费。

80年代，港风吹拂，为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曾和同学在寝室里有过争论。认为资本主义每个毛孔都沾满鲜血，说,你们去资本主义国家好了，不做包身工，便当妓女。听说邓丽君唱的《何日君再来》有关某国，便不喜欢。这首歌最早源于周璇，后被李香君演绎成中日两版，再后来成为邓丽君的专利。

想一想，真是一段铿锵的岁月，幸好漫长的时间河流让自己柔软下来，重新审视一些事物。

四

高一时办报，每个人都要办，写上自己的作文，然后上交。

我作文的题目是《文明古国的美德》，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画上报头刊花。里面拉扯上谭嗣同、文天祥等人，用了许多排比句。我与另一名低年级男生到市里演讲，一位河南口音的语文老师带着我们坐公交车去的。挺大的礼堂，乌压压坐满了人，腿打没打抖已忘记。

紫红丝绒帷幕徐徐拉开，人站在刺眼晃幽幽的灯光下，时不时打着手势，实在渺小孤单。侧面和后台有穿着白衬衣，来回踱步温稿的学生。

去之前，班主任让把稿子拿到语文教研室给教研组组长看。一直记得他的名讳，姓奔，大脑门，有点像马克思，曾与父亲同事。他在稿纸上画掉一句我引用的话：“宁可做社会主义的草，也不做资本主义的花”。他沙哑着声音不知说了句什么，让我很惭愧。似一个高声讲话之人，一下子遇见了一个极有教养的低语者，站那儿窘半天，一句话都没得。后来听过这位老师的朗诵，声音绕过几道溪水，枯竭时又缓缓流出。似幽谷，一排排荡漾的林木；如秋风，闭目似海，抑或淋湿的往事，总之带入遥远的无人之境，又在语言艺术的掌控之中。不激情澎湃，也不抑扬顿挫，是骨髓里的好。方知道文学或者说文艺可以如此温柔，磁石般被演绎着。

前年，听说他去世了，是癌。

得了二等奖，一个书包。后来局里的领导来视察，我又被叫去演讲，和一些文工团的演员一起汇报演出。在处机关俱乐部，本单位的礼堂，能容纳许多人，平时放电影、开会两用。那些女演员很时髦，烫发，裤线笔挺，身上香喷喷的。他们在后台化妆，上油彩；也给我化妆，上油彩。演的是新疆歌曲《达坂城的姑娘》，“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再就是《天仙配》，一个人唱双声，一会儿男一会儿女。

我现在对演讲、表演、朗诵，已没多大兴趣。暗，其实是种很华贵的东西，宝石样闪烁于黑夜，是对思想最好的尊重与礼赞。后来在学校大会上演讲，我竟然卡了壳，脑袋一片空白。良久，学生会主席过来移话筒，算是遮了过去。结果丢了一大段。

还参加过全市的作文比赛，得过奖，题目是《我的老师》。写的是初三的班主任，开头便用了“风度翩翩”四个字。老师姓柴，外号“才大官”，抑或“财大官”还是“柴大官人”，真的不清楚，也不知道为何男生给起了一个这样的绰号。也许觉得不太符合劳动人民的审美气质，有点鹤立鸡群、气宇不凡的清高味道。很板的一位老师，骨子里有硬的部分，用风度翩翩这个词实在不准确。这样的人不随和，像个概念，身段放不下来。吝啬笑，笑起来似假的，却发自内心。

有一回，我从教室的窗口看见他踮着脚，扯着腰带上的钥匙，开教研室的门。咋都够不到，一次次失败，便有点扎我的心，这样的动作实在亵渎了老师的形象。

老师待我不错。一次，晚自习布置作文，他来来回回巡视，走到我身后停下，说，好！抬手想拍我的肩，可能意识到我是个女生，便戛然停在半空。我本子上的第一句便是“教室的白炽灯下……”正是当时之景。

高一时，柴老师继续教我们语文。课讲得生动干净，讲《孔乙己》时，画出曲尺形柜台。阔时，拍出大钱；落魄时用手爬进来，垫个蒲包，盘着腿。

很多年后，我在菜市场看见他蹲在一个摊位前选土豆。依旧是大背头，一尘不染的衣裤。后来他分了楼房，曾住我家楼下，鲜有来往。我父母的家，也是一搬再搬。

五

高中时，教历史的老师姓蒋。蒋老师个子很高，魁梧，南方口音，常穿件灰色的洗白了的中山装。两个指头夹着粉笔不用回身，便可以在黑板上弯弯曲曲画出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座城市的版图。莱茵河、尼罗河、阿尔卑斯山脉，同样弯曲的河流和三角形小山呈现在粉笔之下。他的南方口音并不好懂，但课好懂，简洁明了，人名地名，起因、发生、发展、结果，几个重点一串就完了。

清晨的校园，许多人陷在薄雾里嘟嘟囔囔背书。我不大背，每次考试，大多用自己的语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两个词用得最多。历史在一个框架里循环，打破，进步；再打破，再进步。淘汰不合理，是从矛盾到触点的一个过程，思想亦是。

一百分的卷子我常考九十八分或九十五分。记忆里，我没和蒋老师说过话，也没去过他的教研室。他的办公室在二楼，斜对着我们教室。考完试，许多同学跑去，围着老师办公桌看分数。回来发感慨，说蒋老师拿着我的试卷，用手掸着说，看看人家的卷子。

蒋老师十六岁上大学，中年后调入我们学校，年年参加高考阅卷。我离开学校后，再也不曾见他。他的女儿是我的微友，很优秀，有自己的一方天地，身材颀长，每天迎着朝霞跑步。一次我去深圳，她在微信里说，能否出来喝杯咖啡。很遗憾，我正忙乱，未能赴约。

后来得知蒋老师已不在人世，这样一个立在讲台像塔一样的人。在他手里，我知道了什么是历史。历史是活的，在时间里构筑着人性，尽量往良善的道路上靠，它的前方是文明的曙光，而非一本薄薄的书。

一部历史便是一部战争史、反抗史、发展史、思想史。教的是历史，更多的是认知和眼光，人类一直在艰辛地蠕动着。

教物理的老师姓张，很幽默的一个人。吹口哨，拉手风琴，弹钢琴，粉笔头能准确地弹出去，落在开小差同学的额头上，在大家没被这道美丽弧线吸引前，继续轻松授课。每次正式上课前，张老师出一道题，再进行新的知识点。每个同学把答案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组长收上去，第二次上课再发下来。不是什么难题，只是概念，例如什么叫抛物线运动之类。每次我细心满满地答好，往往只得七八十分。概念便就是概念，严谨，不能有一字之误，这是在这位老师手里明白的。我的物理不错。他夫人教我们英语，很白，尖尖的脸，不爱笑，是个美人。也许自己英语不好的缘故，觉其不够亲切。因频繁转学，英语发不好音，窘迫而不自信，后来整个放弃。在我的记忆里，她总是杵着教鞭站在那儿。

教化学的女老师有点老，温和白净，走路慢，烫着短发，标准的知识分子形象。她是浙江人，住在校园里。她的先生很瘦，棱角分明的长方脸，凸颧骨，黄黑皮色，戴副黑边眼镜。每到九月，他们家的水泥外墙，便趴满漂亮的紫粉色牵牛花。

高一的班主任是那种矮小，但爆发力很强的人。他名牌大学毕业。走路带劲，课讲得有力，子集、并集、交集，奇函数、偶函数，一一讲来。且会作诗。学校组织诗歌比赛，他写，让我们朗诵。女生问，什么是幸福？男生答，不是餐桌上的杯盘狼藉、残羹冷炙；男生说，什么是幸福？女生答，不是身上的绫罗绸缎、华服美饰。

自己散漫，并没有活成老师想要的模样。但想一想，很多年来我是爱他们的。一个老师，便是学生心中的丰碑，才华智慧幽默的代表和体现。他们曾参与我的生命，我学到了父母身上欠缺的东西，算是社会意义上更广博的家长。

六

儿时朋友见我感慨，又给我拍来处机关大楼的图片。夕阳把楼宇涂上忧伤的红，我从来不知道它如此之美。咖啡色的墙体，粗大的圆柱，伟岸、坚固、肃穆，比现在的豪华场所所差无几。

那时抓腐败，哪个贪污，判了刑，在机关门口张贴告示。路过之人七嘴八舌，边看边议论。犯罪之人挂个牌子，站在敞篷车上游街。同学的父亲，关在某监狱喂蚊子，睡草袋子。

父亲因修桥梁去了另外的项目，一个工程的资金在他手里过，上亿是有的。办公室的黑板上每天有流水。放假时，我常去父亲办公室，学他签字，在黑板上写古诗词。回寝室，给父亲写信，他若贪污，我便断绝父女关系。写好后，贴上八分钱邮票，跑到球场边的小邮局，找个绿色邮筒投递出去。

有年寒假回家，有人找父亲办事，推来一辆女式飞鸽牌自行车。在那个年代，这算值钱之物。我推到马路上，还没来得及骑。母亲赶出来，把车推回来了，向别人道歉，让赶快推走。

现在母亲还对弟弟说，你姐多革命，别人送的烟酒，当着客人的面就让提回去。母亲说这话时，并无责怪之意。反而说，一家人好过赖过，有饭吃，平平安安就好。

那时，家里的钱，几乎都是母亲挣的。父亲只拿那点死工资，都知道他认真，一棵钉子都不往家里带。我们三姊妹结婚，家里没花什么钱，婚后也是自己勤劳，没用过父母的钱，反倒常给父母钱。

少年意气，迷茫刚硬也脆弱。

机关大楼临着马路，围着圈黑色铁艺雕花栅栏，对面是灯光球场。球场一侧是一级一级的石头看台，每到球赛，围得水泄不通。

多年后，一个比我低一届，长得非常漂亮一说话就脸红的女生，讲起她的初恋。读初中时，她常常一个人坐在灯光球场的石凳上，拄着下巴，呆呆看一个男青年打球。暗恋别人好多年，连姓名都不知道。她说这些时，已结婚，美得依旧像巴伦博伊姆演奏的《月光奏鸣曲》。

岁月是个好东西，粗粝地扎着人心，又绵软如绸。

【作者简介：菡萏，本名崔迎春，60后，湖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荆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见于《作品》《清明》《天津文学》《散文》等。出版《红楼漫谈》《菡萏说红楼》《空翅》《养一朵雪花》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