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井之“深”
粤菜中的名牌“深井烧鹅”，并非是在一口很深的井里烧制，而是最好吃的烧鹅产自“深井村”。有些“村”，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村庄。令人最不敢小瞧的就是村。黄埔是村，深圳、珠海都曾经是小渔村……
七百多年前，深井村就富贵如“金鼎”。如今，虽说还是村，却名人辈出，对历史和文化作出过独特贡献，产生过道不尽的故事。
眼下，深井村依然骨头包着肉，“闷声发财”。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改革开放之初出现的一些村庄。曾几何时，他们“致富”的神话，似已自行破灭。究其因，还是太浅，生活是心物之合，也是心物之争，这是他们心败于物的结果，缺少深井村的“深”。
那么，深井村到底“深”在哪里呢？单是这村名，就有多种解读。深井，于北宋年间立村，初名“宁仁里”，取宁静仁义之意。元末明初，因村落被众多小山环绕，其形似鼎，阳光下金光闪闪，故易名“金鼎”，释义为“双手捧日，重振辉煌”。
如此响亮张扬的名字，怎么又改成“深井”呢？一说，深井坐落于珠江主航道和支流夹挟冲积而成的小岛上。江水靠近狮子洋，常有咸潮，因此，村里几乎家家有井，凡井都是甘泉，故名“深井”。此说颇牵强，井多、井水甜，不等于井深。深井村的井，甚至恰恰相反，因村落四面是水，下挖两三米便见甘泉。
还有一说，因特殊的自然条件，村人大都养鹅，其肉质肥美、细腻。烹制烧鹅又特选中小个头儿的“清远黑棕鹅”，所用之井也十分讲究，要在泥质上佳的土地上挖一口干井，下堆荔枝木炭，井口横搭铁枝……广府人极爱吃“深井烧鹅”，而广府人又遍布港、澳乃至世界各地，于是，村以鹅名。
我更愿意相信第三种说法。凌氏入粤先祖凌震，身为广东“制置使”，即最高军事长官，在元军南侵时，率军两次收复广州。最终，因大势已去，抗元失败。其第六子凌方名，选中若世外桃源般的“金鼎村”。江心小岛四面环水，村在岛中心，又四面环山，环环相护，隔绝尘埃。可惜，阴山韫异气，有“危”才有“机”，于是，他将原号“厚峰”改为“潜隐”，素履冲澹，隐者生存。并将“金鼎”改为“深井”，大隐隐于市，取意“隐藏于深深的市井之中”。
真正让村人舍“金鼎”之名而取“深井”，是明朝洪武年间。深井凌氏四世孙凌志达，在京城受何左丞不轨案株连，全家数十口被杀。凶耗传来，村人唯恐“跟进”被灭族，星夜将村口门楼上的石匾摘下，正式将村名改为“深井”。
这一“深”，反而过上了数百年钟鸣鼎食般的日子。可见，悲观也是一种优势，可让人生活在真实中，真遇到坏事反而不会过于悲观。不像现代人，习惯于活在自己或别人创造的词句中；一旦灾祸降临，难以应对。那么，为何用“钟鸣鼎食”来形容深井人的生活呢？
至今，深井村还保留着众多祠堂和私塾，单是凌氏家族就有七座祠堂，祠堂也可用作学堂。难怪深井村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据说，在全国这样的村落并不多。深井村里古木森森，翠云交干，有不少150年以上的老树，诸如细叶榕、大叶榕、山牡荆、五月茶与华南皂荚等等。我是“过来人”，总会想到，这些祠堂、私塾与老树等，是怎么躲过人世沧桑与历代波劫的？
不得不承认，深井，确实深不可测。深井人也活得沉实有范。因“深”是智慧，随时间形成一种规范，影响民风与民俗。
深井之“深”，在文武两道。村里先后出过七名进士，其中有三位武进士。在一座高堂大院，我就结识了一位老人，年逾古稀，却在咏春拳著名的木桩上，虎虎生风地飞速击打，力道生猛，豪侠有风概。他见我走近便停手，让我打他，我觉太过唐突，便上前摸他的肌肉，竟是软的。他告诉我，好的肌肉用的时候硬，不用的时候是柔软的，老是硬邦邦的是死肉。旁边的人介绍说，他年轻时打遍广州无敌手，后来立功无数，如今，是深井村武术训练班的顾问。
如今，生活节奏何其紧张，深井村竟然还有武术训练班？这很像70年前我的故乡，每到冬闲时，好武的年轻人，会聚到一座大院子里，跟村里武功最好的人学武。我也是其中之一。
最令人称奇的是，在这个四面环水的小岛上，深井村只有2.6平方公里。当初，凌方名选中此地，不就是因为它实在是适宜隐居、深藏吗？怎会“深藏”出了这么多进士，这在广东独一无二。
生活不富裕，能读得起书吗？四面都是活水，活水是利，流动是财源不断。而“隐”能读书，读书可明理，明理则养气，养胆气、骨气、浩然之气。“隐”是修为，是积蓄，不是目的。否则，深井村怎能一个接一个地出进士？
据《深井村史》载，清嘉庆六年的进士凌旭升，任山东安邱县知县，大旱之年，“旭日东升”的县太爷在烈日下求雨，大雨随即倾盆而下。无论是碰巧，还是他严正决绝的赤诚之心真能感天动地，都成为流传久远的佳话。他擅长医术，百姓有疾，亲自诊治，并赠药赠方，遂使全县疾患大减。其仁恕温谨的做派，被县里的妇女儿童呼为“凌婆婆”。
深井村凌家还出了著名女作家凌叔华以及诸多对民族、对历史有贡献的人物。村中的大姓凌家，是从沧州河间迁过来的，这也令我这个在天津工作的沧州人，有种莫名的邈远而亲切的感觉，进得村去，心神为之一振。
深井之“深”，留给人的思索极其丰富。比如，原本“深藏不露”的深井村，竟是中国第一个“国际村”。
地以水兴，人亦如此。中国最早的商贸大港是广州南海神庙，唐代称扶胥港。后迁至黄埔港，黄埔港淤塞，便借助深井码头。因深井水甜，外国海员及各路商贾在返航时，多在深井储备淡水。很快，深井村民大多能通晓英、法以及阿拉伯等外国语言。清雍正十三年，广东巡抚杨永斌在写给朝廷的奏报中称：“深井村民多有能番语者。”
那么，深井村人怎么会“番语”呢？
因为他们要独自跟洋人打交道，相互语言不通怎么行？他们“于洋轮湾泊处所搭盖篷寮，货卖蔬菜食物或缝衣剃头”。当时，村里洋人也很多，有一次，英国海员和法国船员在深井村酒后斗殴，弄出人命。中国地方官上报朝廷，乾隆批示，以后只允许法国人在深井村出入，而英国人只能在与深井一河之隔的长洲村活动……可见，那时深井村的“国际景观”多么热闹。至今，深井村还有一大片外国人公墓，有墓穴数百座。据传，其中还有美国驻华公使亚历山大·义华业的墓。
你说，这座深井村，究竟深不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