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汀：不惑之年
人类的事，以百年计；宇宙里的事，以万年计；生活里的事，则以十年计。所以，但凡以十年为单位回一下头，必然意识到人生倏忽又过去了一大截。人生不满百，算下来，可堪回首的机会不过八九次而已。
从那个曾被人宣称是世界末日的2012年，到如今这个疫情依然肆虐、远方战争还在持续的2022年，刚好十年。这十年，几乎可以当百年看，影响未来千年也说不定。我个人的生活，也在这十年里和世界一起变化着：从图书编辑变成了杂志编辑，读了个博士，生了个女儿，体检指标从全部合格到多项不合格，并且从不愿意接受这些不合格到安之若素……这些都是中年人题中应有之义。若说这与多数人一样的日常里，有什么是独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只能是写作。
比十年前再远一点儿，2010年时，我还在一家出版社里编校外文翻译的学术书，每日跟一个法语译者掰扯同一个人何以不能有四个中文译名。我的电子邮箱里，正冬眠着一部长篇小说，那是我的长篇处女作。然后，已记不清在哪里看到的《萌芽》杂志和99读书人发起的第一届新小说家大赛（也是唯一的一届），我以买彩票的心态把小说唤醒，投递了过去。几个月后，竟然意外地被召唤到上海去参加复赛。复赛有一个环节，15个入围者，轮番上台，面对几位主考官做即席演讲并回答问题，如论文答辩。印象里，台下坐着苏童、蔡翔、潘凯雄、赵长天、叶兆言等几位老师，都是文坛和出版界的大咖。我似乎是得到了最高分，得以继续参赛，最后拿到了新锐奖和出版机会。小说最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名为《布克村信札》。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书信体，语调是模仿翻译腔，为了贴合这种语调，甚至连里面的人名也起得像外国人。现在，我敝帚自珍，仍觉得它并未过时。今年春天，想再版它时，发现手头竟一本也没有了，便到旧书网上买了一本。书到后翻开一看，扉页上写着：刘老师惠存，2012年8月29日，刘汀。是我的笔迹，应该是送给一位姓刘的老师的书，他作为旧书处理掉，又被我买了回来。我心里想，这不是巧合，是命定：我在2012年送给了2022年的自己一本书。
十年里，真正对我的生活具有改变效应的数得着两件事。
第一个是2014年女儿出生，她所引起的生活变动，很好理解。女儿已经8岁，8年来，她的每一个成长细节我都在场，想起这一点，我感到心安。带娃不容易，带娃也有乐趣，源于写作者的习惯，我随手记下她的一些行为和话语。这些记录，在2018年整理为一本小书《暖暖：父与女的故事》出版。我时常觉得，人是极为善忘的动物，我们经受的东西，不管是苦还是甜，只要时过境迁，便会不自觉地淡化、忘掉。我不希望若干年后，自己对女儿的童年，只剩下模糊的回忆，所以我要准确地记下那些细节，即便忘了，也可通过白纸黑字重新寻回。另外，从亲子关系方面讲，写它还有一层私心，那就是在早期尽可能地往感情的银行里存钱，存得越多越好，这样，将来某一天她叛逆了、沮丧了、受伤了、挫折了等等类似的情形出现时，才有可能取出更多的利息。
第二个算不上大事，但因为占据的逻辑位置比较特殊，所以影响着后面的许多事。2012年，我在出版社工作了几年之后，又回到学校读博士。读博的缘由有好几个，第一是编书编得困顿，工作量巨大且枯燥无味；第二是那时心里的学术梦还没全醒；第三个理由最直接，本科宿舍共八个人，除了一个毕业后即到海南岛中学教书的逍遥人，我之外的六个人都读博了，好几个已经留学完回大学当老师。我心里想，不读一下，以后实在没脸参加同学聚会。于是，这年秋天，我回到母校北师大，追随张清华老师读博士。那时早已成家，需要养家糊口，也不可能不工作，于是继续在出版社兼职上班。工作量上，跟全职没什么区别，除了上课考试，其他时间仍花在跟书稿较劲上。
2014年，我度过了人生中最辛苦的一年。读博的时候，我定下的底线目标是——绝不延期。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在毕业前写出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不得不说，写博士论文的确是人生最艰难的事情之一。如前所述，女儿也是2014年出生，加上博士论文，加上一份近乎全职的工作……够忙了吧？好巧不巧，就是在那一年里，为了生存，我还接了个急活儿，和梁振华老师一起合作写一部都市剧。女儿出生时，我仍住在妻子单位提供的中转房里，想当房奴而没资格。梁老师找到我，问我干不干？我说干，必须把这个山头攻下来。三个月出剧本，没干过这个活儿的人不知道其中的折腾程度。我们如期把这部戏啃下来，后来在湖南台播出似乎还拿了当年的收视冠军。这笔稿酬加上之前的一点积蓄，终于在第二年首付了一个小房子，感觉算是在北京扎了一截又浅又细的根。
那段日子，时间是这样安排的：不分周末和节假日，6点钟起床，坐地铁到出版社，在楼下麦当劳买一份6元餐，进办公室开电脑，一边吃早餐一边写剧本大纲。大概9点钟，把大纲发给梁老师，他提修改意见，我第二天上午把修改稿和新一集大纲发给他，如此循环。9点钟到中午12点30分，处理出版社的工作，因为一个人负责一条产品线，策划、责编、宣传、营销整套活都得干。午饭后，同事大都伏案或在简易躺椅上午休，我则开始噼噼啪啪打字，码博士论文（为了节省去图书馆的时间，我把需要的绝大部分参考书都买来或者复印了，办公桌真可称书山），直到下午三四点钟，当然其间穿插着无数出版社的事儿。5点多下班，坐地铁回家，晚饭后再开始漫长的带娃阶段……
我啰啰嗦嗦这些的意思，不是说那时候过得多惨，相反，这一直是我引以为傲的一段经历，除了把身体耗坏了许多指标之外，这段生活最重要的作用，是彻底帮我理顺了自身和世界的关系，或者说，逼迫我通过最深入生活的方式摆脱它的束缚。许多感受、体验、思考，都因此获得了极致的可能，成为我很长一段时间里写作的情感基础。
也是在2012年到2015年之间，因为职业的缘故，豆瓣网成了我最常用的网站。除了给自己做的书上传信息、约评论这些基本操作之外，还开始在上面发一些自己写的文章。有两本书的内容，都是先在豆瓣上发了，后来才结集出书的。这是两本散文集，一本是《别人的生活》，另一本是《老家》，它们一个处理“此刻”，一个解决“过去”，保证我最终可面向“未来”。
转战杂志社之后，我的写作真正步入正轨。一是有了非常合适的写作氛围，也多了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尤其是认识了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互相砥砺中，我写得更加从容自信。另一件事不能忽略，即在李宏伟、彭敏等朋友的鼓励下，重新拾起诗歌写作，这才有了参加第34届青春诗会、出版了一本诗集《我为这人间操碎了心》这些后事。
2017年，我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中国奇谭》。12个短篇，写于2008到2015年之间，是起跑阶段对自己的试炼。这个集子的初衷就是要玩点儿花活，把自己所感兴趣的写法都操练一遍，好坏另说，至少上上手，感受一下十八般武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刀枪剑戟究竟是何等重量。当然，这些小说背后也有着整体调性，即后记里提出的“新虚构”一词。后来，我的短篇基本是沿着这个路子走的。理想的节奏是，5年左右写出一个短篇集子，如今刚好5年过去，“奇谭三部曲”的第二部《生活概要》已经编妥，正断断续续地开始第三个集子的写作。
2019年，出版第一个中篇集《人生最焦虑的就是吃些什么》。这部书的第一篇小说《午饭吃什么》刚好写在十年之前，那时候我还在出版社，稿子投给了《人民文学》，大概两年后发了出来。哪会想到，后来我自己也到杂志社来上班了，在我个人看来，这本书标志着我写作的一个阶段的结束。
2018年起，我开始着力写一个以“竹兰梅菊”命名的“四姐妹”系列，也就是后来的《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这一批小说里，我试图回到人物，回到我身处的细微现实中来，尽管《中国奇谭》或者《人生最焦虑的就是吃些什么》都是反映现实，但与四姐妹的现实还是不同的，四姐妹写的是人群中人，也是人身上的人群。
2021年，我感觉到可以重新写长篇了，这时距第一个长篇《布克村信札》的写作，已经十几年，长得有点超乎预料。3月份，那个在心里和手机备忘录上“养”了许多年的故事，终于如雏鸟一样破壳而出。年底完成初稿，如鸟之羽翼基本齐备，至于它能飞多高、飞多远，已不是我此刻考虑的事。
总结下来，虽然在大多数时候仍被介绍或认作“青年作家”，但年纪过了40岁，按孔夫子的说法，已是不惑之年。在写作上，“不惑”二字也恰当，对自己要写什么、能写什么、怎么写，心中越发清晰且笃定。接下来，便是另起一段，空两格，开始新的故事，也开始新的人生。
一直提醒自己，尽量不要写成个人生活和写作概述，现在看来，似乎仍然流水拉杂。我已经越来越不擅长在作品之外表达观点，这同样是这十年所给予的。在读博和毕业的前几年，我写过不少评论文章，那时候总是言之凿凿的语气，仿佛对一切都有自己的意见。如今，我依然保持着立场和观点，但不再争论和辩驳。我越来越相信一句话：作品没有说出的，作者就没有权利说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