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浩，1971年生于河北省海兴县。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曾先后发表小说、诗歌、文学评论等文字。有作品被各类选刊选载，或被译成英、法、德、日、俄、意、韩文。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将军的部队》《父亲，镜子和树》《变形魔术师》《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评论集《在我头顶的星辰》《阅读颂，虚构颂》。诗集《果壳里的国王》等，共计20余部。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文学奖、第九届《人民文学》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一届孙犁文学奖、第一届建安文学奖、第七届《滇池》文学奖、第九、十一、十二届河北文艺振兴奖等。

我想先从T.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一段话开始。这段话，在不少的批评中获得过引用。他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从自己的利害关系角度来解释文学作品……这一事实可能是为什么某些文学作品似乎世世代代保持自己价值的原因之一。当然，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仍然分享作品本身的许多偏见；但这也可能是因为，人们一直在评价的实际上根本不是‘同一’作品，尽管他们也许以为是。‘我们的’荷马并不是中世纪的荷马，‘我们的’莎士比亚也不是他们同时代人心目中的莎士比亚；情况很可能是，不同的历史时代出于自己的目的创造了‘不同的’荷马和莎士比亚，并在这些作品中找出一些成分而加以重视或贬斥，尽管这些因素并不一定相同。的确，任何作品的阅读同时都是一种‘改写’。没有任何一部作品，也没有任何一种关于这部作品的流行评价，可以被直截了当地传给新的人群而在其过程中不发生改变，虽然这种改变几乎是无意识的……”

T.伊格尔顿的话包含着深刻的道理性，他所言说的是一种显见的事实，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六经的重要价值可能是“注我”，我们在文学阅读中的“找出”往往是与我们的知识水平、智慧能力、经验差异、时代流行思想以及趣味偏好紧密相连的，从这点上来说，即使我们试图统一它也是难以做到的。是的，“我们的”荷马并不是中世纪的荷马，“我们的”莎士比亚也不是他同时代人心目中的莎士比亚，“我们的”鲁迅、“我们的”《红楼梦》也不再是他们同时代人心目中的鲁迅和《红楼梦》，我们不断地注入新的认知、理解和个人兴趣差异，我们不断地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和流行思想，我们不断地让它变成新的和更新的，个人的和更个人的文学。就以《红楼梦》为例，就以鲁迅言说的《红楼梦》为例，“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

个人所见和“自己的利害关系角度”改变着已有的旧文本，所有的文学经典不得不以一种开放的、不断容纳着阐释和新阐释、误读和新误读的方式接受着阅读，它在某种程度上被分割或分裂成无数的“镜像载体”，同时也构成了一种有着几乎无限容纳的宽宏。基于此，我们甚至会作出不同的延伸，仅限于文学创作而言，我们可能会把文学看作是一种生产性行为，这种生产性来自作家对于读者的趣味和诉求的猜度而与阅读者达成的合谋；我们会强化和强调文学作品产生的时代思潮对于作家观点观念的影响，那些恰应地回应了时代诉求的作家和作品会在恰应的时段内获得荣耀和特别的彰显，是时代催生作家，是时代诉求催生经典作品，它们需要一个深度的、有效的契合。我们以此来解释巴尔扎克和他的时代，解释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卡夫卡和他的时代，解释《小二黑结婚》和它的时代，解释余华、苏童、史铁生和他们的时代，解释先锋文学、后现代文学和它们的时代……在这里，我们注意着甚至是极为经心地注意着时代诉求、流行思想、主流意志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有力挥动，它对一些特定时期作家写作的渗透和影响，从潜在和显在两个方面；进而，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作家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和它同时代的时代诉求、流行思想、主流意志有一个内在呼应，“时代潮流”深度影响和决定着作家的命运以及他作品的命运，作家作品的“经典化”需要与时代诉求、流行思想和主流意志有一个深度契合才会得以完成。“伤痕文学”所在的时代诉求出现变化和不断的变化之后，再写“伤痕文学”性质的作品就难以再被关注；“先锋文学”作为一种流行文化随着时间的更变和由此带来的时代诉求、流行思想和主流意志的更变，它也就在慢慢地退潮，因此我们可以略有忐忑或不那么忐忑地向文学宣称“先锋已死”，或者说“先锋”的标本已经悬挂于20世纪80年代的那面痕迹墙上，再作延续本质上是无效的，可忽略的。

我依然承认它是有道理的，至少有着某种深刻。只是，如果仔细思量，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在批评家那里流行着的看法其实暗暗地弱化着作家的主体思维和作品的主体价值，它关注于洪流和大势，强调着顺应性，强调着文本中可能出现的时代折光，而悄然地消解着作家和作品，尤其是他们的独立性。在我们谈论“我们的”莎士比亚、“我们的”卡夫卡和“我们的”《红楼梦》的时候，我们是否认真地想过，这些“我们的”莎士比亚、卡夫卡、《聊斋》和《红楼梦》都不是时代诉求、流行思想和主流意志的主动参与者。莎士比亚的戏剧关注的始终是旧事和旧史，它里面很少有当下时事和主流话题，如果不是法国文学对他的发现很可能我们会遗憾地和“我们的”莎士比亚永远地错过；卡夫卡的境遇、《红楼梦》的境遇、《聊斋》的境遇也大抵如此，它们可能并不在那个所谓的时代洪流中，它们不是生产，它们的存在在我看来可能是孤立的光的照亮。

进而我试图追问，“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从自己的利害关系角度来解释文学作品……这一事实可能是为什么某些文学作品似乎世世代代保持自己价值的原因之一”是否是一种真理性存在？文学作品难道不是因为它自身而有价值的吗？来自于经典文学的，那种恒定的、坚固的自主价值，它会因为时代的变化、流行思潮的变化和主流价值的变化，而消损多少呢？我个人也试图对我自己追问：我在阅读《荷马史诗》的时候，是预先地设有“自己的利害关系”，还是仅仅出于一种尊重的“先期热情”，一种试图了解和理解的先期热情呢？就我个人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极为遥远的《荷马史诗》于我都不具备特别的“利害关系”，我没有佩戴任何一种具有过滤性质的有色眼镜，我也没有期待它在任何一种意义上说服我。我不否认“不同的历史时代出于自己的目的创造了‘不同的’荷马和莎士比亚，并在这些作品中找出一些成分而加以重视或贬斥”这一情况的存在，我或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会出于个人的智识、才华和意识形态诉求“创造”出属于我和我们的荷马、莎士比亚以及鲁迅和《红楼梦》，我们为我们的荷马和莎士比亚提供种种不同的理解角度、阐释角度，为它注入我们的赞誉或贬损，但，我们真的“总是从自己的利害关系角度来解释文学作品”吗？只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吗？我们是否还可以有一种求知的、重塑自己认知和理解的角度？或者，我们是否可以再仔细地揣摩一下，那些经典性的文本真的是依靠我们的不断出于自己的利害关系作出解读，才使它们“世世代代保持自己价值”的吗？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荷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来阐释和解读，而不是别的、更靠近于时代洪流但文学质量较弱的作品来解读，用我们的阐释力量将它们“经典化”呢？为什么不选择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或者马格奈斯的作品作为经典化的代表？要知道，他们，也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及的剧作家。经典的选择，可能只有我们的“利害关系”和时代诉求的合力还是远远不够的，它还要或者更为需要它的自身价值。

在这里，如果我们不惮猜度一下，T.伊格尔顿这句断言中是否暗暗包含了对文学作品的轻慢？它有没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即把一部有着诸多歧义和神经末梢的文本简化为我们容易理解和便于把握的某种话语，从而榨干了文本的汁液和芳香？我们是否太过看重时代诉求、流行思想的社会学意义而不自觉地动摇与忽视着文学的内在价值？那些允许和能够容纳我们根据自己的“利害关系”和时代诉求不断重新阐释的经典文本，让我们世世代代保持着先期的热情去阅读的经典文本，它们在时代的、流行思潮和审美趣味的更变中，为什么没有随着种种的更变和我们“自己的利害关系”而遭到必然的淘洗？我们再读李白、王维，再读《春江花月夜》或者《李尔王》《麦克白》，又是出自怎样的“利害关系”？难道，我们的学者和批评家们，要根据时代诉求、流行思想和主流意志，根据自己的利害关系来选择和生产经典？我们真的能做得到吗？

在一个时间的局部，一个被海德格尔称之为“时间性”的段落里，我们或许“真的”可以做到，譬如哈罗德·布鲁姆在《史诗》前言中提及的某些桂冠诗人，譬如在后现代风潮席卷世界时期的某些后现代作家，譬如“伤痕文学”中的《伤痕》或者其他，譬如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石黑一雄。他们或在某个时代洪流中显得“开风气之先”，或其作品的立意和价值指认符合了某个时代的主流意志与潮流涌向，让我们在“自己的利害关系”作用下放大了它的前瞻性和标识性，我们追逐着它的社会学意义而不断地自激，直至完全忽略它的文学粗陋和可怕的概念化增生——但如果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中，或者放在人类的整个文学史中考量，它们的那种短暂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提及哈罗德·布鲁姆的《史诗》，我还想引用他的另一段话，在我看来它可能与T.伊格尔顿的那段话构成了有趣的对应：“关于想象性文学的伟大这一问题，我只认可三大标准：审美光芒、认知力量、智慧。随着我们的社会（迟缓地）改变偏见和不公，如今所谓的‘相关性’，不出一个世代，便会被弃掷在垃圾桶。文学与批评界的时尚人士总会衰退过时，结实的老家具尚可作为古董流传，而糟糕的文学作品和某些意识形态劝诫则不会有这样的命运。”

如果说T.伊格尔顿强调了阅读者的主观价值和时代诉求的浪潮推动的作用的话，那么哈罗德·布鲁姆则强调了文学作品的另一面，即其中内含的永恒烛照，那种审美光芒、认知力量和智慧对我们的冲击与重塑，不会被时代的改变而轻易冲毁的坚固性。我想我们或许应当承认这两种相悖的说法都有其深刻的道理性，它们如同镍币的两面，以A的道理性否认B的道理性自然是轻率的、武断的、不智的，然而我们却往往让它们互搏，轻易地选择站在“自己的利害关系”中让自己保持有利的一方。而这种选择的危险之处在于，我们只要在不自知或者有自知但不肯停住的某点“再向前一步”，就可能坠入到信口雌黄之中。

我们在我们的时代阅读荷马，未必会完全认同史诗中呈现的某些前现代意识；在阅读莎士比亚的时候，我们也未必不会因为某个具体的事件和处理方式而与他发生争吵。我们可能不认可《水浒传》中鲁智深过于酣畅的杀人方式，不认可威廉·福克纳在书写到黑奴生活时的某种“政治不正确”，或者……在阅读中我们也许不会因为书中这样说而修改自己的观念，尽管包含臧否，我想我们也不会天真或武断地认为我们可以“有权”修改那些旧文本，何况，我们基于自己的利害关系和认知水平所作出的判断也未必一劳永逸地正确，可能随着智识和经验的增加，我们会修正（更改）自己的部分认知，否定自己之前的判断。基于接受的教育和相对匮乏的经验，我们的认知在最初的时候很可能是狭窄化的，在审美趣味、事物判断和文本解读能力上，一些更具创造力或“灾变”意味的文学作品很可能会“溢出”我们的审美，它们的存在难以被我们的旧有所容纳——在这个时候，更变的应当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理解，以及我们“基于自己的利害关系”所作的认知判断。不是每个人、每个批评家或作家在最初的时候就能清晰意识到卡夫卡的独特价值，莎士比亚的独特价值，或者《项狄传》《午夜的孩子》的独特价值，甚至有些人可能永远也意识不到：它，会有损这些经典作品的经典性吗？“文学批评只有在批评家在同一个心理学和语言学观察层面上运作的时候才有意义”，布罗茨基的这句话包含了启示和告诫，他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见解贫乏，缺乏审美能力和语言敏锐，“低于”作家的文本创造而无法真正进入到他所创造的独有世界的话，那我们所作的批评无论是褒是贬都无多大的意义，无论它是基于时代诉求还是个人的“利害关系”。当然，T.伊格尔顿在说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从自己的利害关系角度来解释文学作品……”的时候有着自信，他信任自己已具有的能力和高度，但对我和我们来说，它可能不是一个自明的、能够简单借来的断语。

的确，任何作品的阅读同时都是一种“改写”，我们见我们所能见的和愿意见的，我们取我们所能取的和愿意取的……但对那些经典性文本来说，我们所做的见与取对它来说是本质上的更变吗？在“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的过程中，《红楼梦》是否被分裂（分割）成了无数个《红楼梦》？它是否还具有同一性？如果否认文本的同一性，那我们的阅读目的是什么？难道只是为了验证自己的利害关系和意识形态取向，或者自己接受的理论观念？我们是否可以轻易地“更换”掉这个被世世代代不断阅读的经典性文本，而选择一个或多个更符合我们的趣味、利益和价值认同的文本？如果承认同一性，那这一同一性又存在于哪儿？它是永恒性吗？它是如何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价值认知的“利害关系”中得以保存的？当时代出现变化，旧时的制度和国王们纷纷退场的今日，我们阅读“我们的”莎士比亚，阅读《李尔王》《麦克白》或《哈姆雷特》，试图读出的又是什么？一种批判态度？一种历史样貌？抑或，是一种只在戏剧中出现的奇观？

不，当然不是。至少从我个人的“利害关系的角度”，不是。在怀着先期的热情阅读那些经典文本的时候，我希望我能感受和领略来自情感与智力的双重冲击，希望能读到一个曲折的、耐人寻味的故事，希望能感受和领略语言的微妙和新奇的变化，希望能获得启示和启发，希望能在阅读中“局部”地过上一种之前未有的生活……总之，我会预先地清空自己，预先地把它想象成一段美好而百感交集的旅程，更主要地，是预先（哪怕是暂时地）放弃“自己的利害关系”，尽可能地不让自己先于理解之前就作出判断。我相信许多人在获取知识和智慧的过程中采取的是与我类似的态度，它并不鲜见。当阅读开启，在这一过程中我认为我们最应警惕的反而是过早地把“自己的利害关系的角度”放进阅读中，它会阻挡我们本应有的许多看见，一定会的。我想我们也应在思忖中注意到，当我们随着时代诉求、流行思想和主流意志的左右，从“自己的利害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和阐释文学作品的时候，它会带来诸多的、同时也是巨大的不稳定性，因为时代诉求、流行思想和主流意志有时的变化会比我们以为的更为迅捷，而我们的“利害关系”也不得不受此影响。在《雾中之路》一文中，米兰·昆德拉曾谈到，“我看到的那些对列宁、对欧洲一体等改变态度的人，全都露出了他们非个人性的本质。这改变既不是他们的创造，也不是发明，不是心血来潮，不是出其不意，不是认真思索，不是疯狂之举；它没有诗意；它只是靠向历史多变精神的一种十分乏味的调整。因此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感觉出来；反正，他们总是保持着老样子：总是站在对的一边，总是想着——在他们的圈子里——应该想的；他们改变不是为了靠向他们自我的某种本质，而是为了和他人混成一团；变化使他们始终保持着不变。”“我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是按照看不见的、自身也在不断地改变着想法的法庭在改变自己的想法；他们的改变只不过是一个赌注，押在明天将自喻为真理的法庭上。”——事实上，米兰·昆德拉所提及的这一“倾向”不仅在普通的阅读身上存在，在我们大多数的知识者身上，在作家和批评家的身上同样存在。当我们按照“自己的利害关系的角度”评判文学作品的时候，是否可以在作出笃定的断语之前再思忖一下：我们从自己的利害关系角度作出的解释是不是准确？进而，它有多大的成分是正确的、有见识的和自洽的？我们所谈论的，还是文学吗？

毋庸置疑，时代诉求、流行思想、主流意志影响着文学，人类的普遍认知和认知的更变影响着文学，我们“自己的利害关系”影响着文学，这个影响不只是影响阅读，同时也影响着写作，即使在那些貌似与当时的流行性写作拉开距离的写作者那里，那种“现实呼应”也一直存在着。我不否认T.伊格尔顿“发现”的正确性和道理自洽，只是，我对他在言说中显露出来的片面深刻的过度强调保持着警惕，对他在这里所呈现的过度部分保持着警惕。是的，没有一种真正的文学（尤其是那些在世世代代的阅读淘洗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文学）不存在现实呼应，但以此作为判断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则显得片面。

在习惯上，我们可能以一种不思不察的习以为常来接受这样的一种认知：某个具体时代的文学思潮、文化思潮和意识形态诉求强力地更变着文学创作与文学选择，经典的文学作品的出现是在文学思潮、文化思潮和意识形态诉求的作用和影响下“催生”出来的，它们的完成在内质上“反映着”（至少是适应着）时代诉求，而这一时代诉求可能与当下的批评家们“自己的利害关系的角度”是匹配和统一的，那，它就会被置于高光之中，成为时代精神的倾向性载体而获得流传。因为“时代思潮”和风气变更，汉赋让位于唐诗，唐诗让位于宋词，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是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伴而行的，它产生于“拯救社会”的文学使命和建立“民主生活”的社会理想，T.S.艾略特面对他所处的时代面影而深感工业资本主义的精神贫瘠而书写了具有断代价值的《荒原》……这是一种我们熟悉的、几乎有些根深蒂固的知识方式，几乎不辨自明的知识方式，它也从另一侧面“证实”着T.伊格尔顿以及将文学看作是生产、时代潮流的涌向塑造其代表性经典的合理性——然而事实确然如此？它是我们认识文学思潮和文学流变的全部还是之一？我们设想一下，是不是还有另外的可能？还有另一种推动力，来自文本、来自于作家的推动力？

没有任何一位作家愿意在影响的焦虑中完成二手经验的传递，他们不会希望自己是渺小的后来者。同时，我们要知道“天才都拥有与生俱来的才能，他独自发展自己，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作品就是自我发展结果的体现”——克尔凯郭尔的话语中包含着卓见和作为写作者的具体体会，伟大的作家们都会尽可能地独自发展自己，即使他会从他的时代中有所汲取。没有任何一种职业比“成为作家”更会抵御工业化的生产和非个人性的了，他们需要创造，至少在主观上一向如此。在一篇题为《古老的敌意》的文字中，诗人北岛借用里尔克的诗句阐释他的文字认知，他认为一个作家必须要保持并始终保持“对自我的敌意”——这个“敌意”，最为合适的解释或许不是抗拒而是“警惕”，他如果想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就需要警惕惯常的、俗烂而平庸的语言系统对自己的规训，就需要警惕自己的不思不察和获得声名之后的惯性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它也许也会抵御它的阅读者以“自己的利害关系的角度”而做出的偏见式阐释。

在一些作家们那里，譬如在威·休·奥登那里，在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那里，在库切那里，他们都曾提及过一个词，“强力”，或“强力诗人”或“强力作家”。他们的意思大抵是，那些独特的、有着强烈个人标识的“强力诗人”或“强力作家”，那些承载他们伟大思考和深刻洞察的作品会在他的时代“令人惊讶”地建立起山峰性的高度，而后来被我们称为“风潮”性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是在他的影响下而形成，也就是说在他出现之前某些流派性的、潮流性和时代诉求并不是那么显性地存在的，而恰是因为他的在，那种卓然的光吸引了同时代的作家也吸引了那些伟大的阐释者，他们作为“助燃的火焰”使“强力作家”的光形成流脉，并使“强力作家”的光耀变得更为明晰。在库切看来，这些“强力作家”不仅能影响和更变文学的时代面貌，而且会“照亮他的先驱”；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则更为“激进”，他认为所谓的文学史其实更多的是“强力作家”们的创造史，文本呈现史，“假设我们涂掉这些名字，拿掉他们那些卓越的、独特的作品，整个文学史就会变得极度黯然，丧失了它的规律性。”窃以为他们的话语虽有片面但也不无合理之处。在巴尔扎克出现之前，那样书写现实、书写巴黎的城市化进程大约是不可想象的，当时还没有人那么清晰地意识到金钱和财富在社会生活中会呈现那么重、那么重的力量；在卡夫卡的写作被广泛阅读之前，读者也未必会意识到“官僚化”的机械王国会荒诞到那种程度，对于世界体制机制的机械化、冷漠化和官僚化，我们都可察可感但又无法说得清晰，是卡夫卡通过“卡夫卡式”的写作延展了我们的神经末梢，让我们意识到它是以一种怎样的可怕方式压榨着人们，让人们的生活遭受着怎样的异化……而如果我们在史诗写作中取消荷马、维吉尔，在唐诗中取消李白、王维，在现实主义脉潮中取消福楼拜、巴尔扎克和列夫·托尔斯泰，如果我们取消意识流中的乔伊斯和威廉·福克纳，如果——我们可以简略地提及“维多利亚时代”的地下小说但记不起经典性的作家和经典性的作品，可以简略地提及骑士小说但除了那部“葬送”骑士小说的《唐·吉诃德》之外其余的作品似乎都不被高看。我们可以简略地提及诸多在它同时代风靡一时的、具有思潮性的或被时代诉求所认可的文学，在那个简写的文学史中，它们所留下的是没有内容的稗壳，对于增进我们的世界理解、文学理解都没有什么作用，除非，在后世的作家中，伟大的卓越者在这个旧有稗壳里种植下让人耳目一新的新芽。

《为什么读经典》，伊塔洛·卡尔维诺谈到，“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富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一部经典作品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远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卡尔维诺言说的是经典作品中“不会随时间的淘洗而慢慢失色”的永恒性价值，即使其中的背景依赖已经完全被拆除。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它言说的国王和他们的帝国已经不见痕迹，可“生存还是死亡”的议题依然在着，它同样会对我们此时的生存构成追问；美国人蓄养黑奴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然而我们在阅读《喧哗与骚动》或者《押沙龙，押沙龙！》的时候，也依然沉醉于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思忖人的存在及其意义。我们阅读鲁迅，是否会把它看作是言说旧时代和旧时代民族性的“过时之书”？我们会不会在阿Q、孔乙己或祥林嫂、华老栓的DNA中发现我们自己？阅读鲁迅，我们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从自己的利害关系角度来解释文学作品”的？如果是，我们是不是需要反思一下自己和自己在阅读中的进入渠道，我们是不是根本没有想过要从文学作品中有所汲取。而是带有丝丝的粗暴和傲慢在“为别人读”，为那个在时代诉求、流行思想名义下掩身的、庞大的“别人”来读的呢？有时候，那种“毫不利己”的呆板化、简单化和说教气的社会学阐释实在让人倒胃口。

在这里我依然想重申，我绝不否认T.伊格尔顿话语中的道理和正确的一面，任何一个有效的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一定会参与作品的“重塑”，甚至部分时候会在一个角落中发现即使作者本人也未充分意识到的“价值”。我所忧忖的是基于此的武断和再进一步，忧忖的是从“自己的利害关系角度来解释”和在时代诉求、流行思想和主流意志的名义下对于艺术性和丰富性的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