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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文艺》2022年第9期|徐可:启功夫子逸事状
来源:《长江文艺》2022年第9期 | 徐可  2022年09月20日09:00

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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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雪村给我画过一幅侧面头像素描,脸蛋圆圆的,眼睛笑成一道缝,慈眉善目,自带喜感。看过的朋友都说,真像启功先生,“面微圆,皮欠厚”。我也觉得有点像。

我把这张素描用在《仁者启功》一书的勒口上。

我与先生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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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至末期,我就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期间,曾亲闻先生謦欬;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字正腔圆,抑扬顿挫,中气十足,再加上风趣幽默,光听先生说话就是一种享受。每逢先生讲座,都是一桩轰动全校的盛事。五百座的大讲堂里,座无虚席,过道上坐满了人,窗户外挤满了脑袋。胆大的同学还截留先生的书法作品。九十年代初至2005年先生驾鹤西游,更有幸与先生相交十数年,与先生“情逾祖孙”,获闻先生诸多嘉言善行与趣闻逸事。

身世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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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尝自述:“本人姓启名功字元白。”了解先生身世的朋友都知道,先生是满族人,姓爱新觉罗,是清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虽然爵位逐代累降,到他的曾祖父这一辈,所能领到的俸禄已很微薄;但是,一直到他祖父那一代,都还做着高官;他父亲去世得早,未及封爵;后来他被按“清室优待条件”留在故宫内的宣统小王朝,封了一个“三等奉恩将军”的虚衔。他出生的时候,家里还有140间房子,占地近5000平方米,家境非寻常人家可比。他的外祖家是蒙古族贵族,也是世代高官。

但先生从不以此自矜。他自创“启”姓,自当“始祖”,决心“不吃祖宗饭,不当‘八旗子弟’,靠自己的本领谋生”。有人给他写信,信封上写着“爱新觉罗·启功收”。先生批注:“查无此人,请退回。”有一个时期,“爱新觉罗”颇为吃香的时候,很多人绞尽脑汁往上贴,正宗的爱新觉罗·启功却避之唯恐不及。他曾经写诗,表达了对以姓氏相矜的不屑:“闻道乌衣燕,新雏话旧家。谁知王逸少,曾不署琅琊。”(《族人作书画,犹以姓氏相矜,征书同展,拈此辞之,二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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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出生的1912年7月26日,清王朝已经覆灭,家道开始中落。一岁丧父,拉开家族急剧衰败的序幕;十岁那年,曾祖父、祖父等五位亲人连续去世,被迫卖光了家产,用来发丧、还债。家败如山倒,孤儿寡母,衣食无着,幸得祖父几位门生仗义相助,募集2000元购买公债,靠着每月30元利息勉强度日。但是到启功十八岁时,门生们捐助的钱连本带利都用完了,一家人生活又陷入困顿。他不得不辍学,扛起全家生活的重担,比常人更早地尝到了世情的冷暖、生活的艰难。中学肄业成了他的最高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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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能可贵的是,先生并没有被厄运压倒。学校生活结束了,他的学习却没有结束。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先生就师承著名学者戴姜福先生学习古文,又跟随著名画家贾羲民、吴镜汀先生学习绘画,很快显示出了高于常人的天赋。中学辍学后,他一边教家馆、打零工,挣钱养家糊口;一边继续跟随几位老师学习,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习作诗词文章,练习书画创作。贾老师经常带他去故宫看书画藏品,边看边给他讲解、点评,增长了鉴别书画的知识。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正规的科班教育,是他的缺憾;但是“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的学习方式,反而学到了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为后来成为“大杂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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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著名学者傅增湘先生把启功举荐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陈垣看了他的文章、绘画后,说了四个字:“写、作俱佳。”遂大胆启用只有中学学历的启功进辅仁附中教国文;未几,被主事者以“学历不够”为由辞退;陈垣又安排他到辅仁大学美术系任助教,又被以同样理由辞退;陈垣坚信启功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不应被埋没,再次聘请他回到辅仁,执教大一国文。从此,先生在陈垣身边,一边认真教书,一边潜心学习,并得到溥心畬、溥雪斋、张大千、齐白石等先生的指点与熏陶,在诗词书画、古典文学、文物鉴定等方面都崭露头角,与同为辅仁青年教师的余逊、柴德赓、周祖谟一起被人称为校长身边“四翰林”,又被戏称为“南书房四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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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辅仁大学教授英千里被任命为北平市教育局局长,想请年轻有为的启功去担任科长,薪水比当教师高得多。先生拿不定主意,去请教陈垣先生。陈先生问他:“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先生答曰:“我‘少无宦情’。”陈先生捋着胡子哈哈大笑道:“既然你并无宦情,那我就可以直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以后见了他们可以摇摇摆摆;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你要惟命是从。你想想看,你适合干哪个?”先生恍然大悟,回去立即写了一封辞谢信。他把信拿给老师过目,老师只说了一句话:“值三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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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初,风华正茂的先生突然被打成“右派”,教授职称及其他社会职务均遭黜免,工资也降了一级。后来又被打成“准牛鬼蛇神”,接受集中学习和劳动改造,工资停发,靠借贷度日,精神上更是受到极大打击。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先生白天接受批判和劳动改造,写检查材料,晚上就偷偷研究学问,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书稿。还起草了学术著作《诗文声律论稿》,用蝇头小楷抄在最薄的油纸上,卷成小卷藏起来,躲过那场浩劫,于197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多年的苦难和磨难中,先生已成为在诸多领域颇有建树的一代大家。

艺术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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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书法名满天下,人们名之曰“启体书法”。

关于先生书法,书法界这样评价:“不仅是书家之书,更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它渊雅而具古韵,饶有书卷气息;它隽永而兼洒脱,使观者觉得余味无穷。因为这是从学问中来,从诗境中来的结果。”品赏先生书法多年,我有六点突出感受:

一曰清。眉清目朗,神清骨秀,干净利落,清新俊逸,恰如“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没有一丝污浊气、烟火气、油腻气,没有一毫暴戾气、市侩气、江湖气。读先生法书,如对清风明月,如临一泓清水,令人神清气爽,尘杂俱灭。

一曰正。不仅字体端正,谨严方正,更有一股浩然正气,气象端庄。一笔一划,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无偷奸耍滑之心;气定神闲,沉稳安详,无浮躁草率之态。

一曰秀。字体秀丽,气韵生动,亭亭玉立,潇洒飘逸,绝无呆板雕琢、拘泥窘迫之气,没有按模脱墼、矫揉造作之态。如蓝天闲云,随风势而蒸腾;如山间泉水,随山势而赋形。尤其是友好间的书札,更是极尽自然挥洒之能事,飘逸婉转,笔走龙蛇。宛如一位细眉凤眼的翩翩美少年,春日驰马于柳岸花溪,只见一派从容和悠然,令人赏心悦目。

一曰雅。有意蕴,有品位,温文尔雅,典则俊雅,无粗俗、狂野、怪异之气。兼有历史的底蕴和学人的才情,深具庙堂气象与君子风度,恰似“蓝田日暖玉生烟”。一笔一画都浸润着中国文化的墨香,蕴涵了儒家、道家、释家的心境。他将诗文修养与书法艺术结合在一起,增添了书法的文人气、书卷气。

一曰劲。结体精严而超逸,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点画遒劲而俊雅,风神俊秀,晋唐风骨;章法爽利而宽博,疏朗潇洒,骨肉停匀。他晚期的书法作品,更是体现了“书贵瘦硬方通神”的风格,中宫紧凑,四外开合,瘦劲挺拔,刚柔相济,外有柔美秀润之态,内有骨力洞达之气,体现出“启体书法”特有的神韵。

一曰润。字形瘦长,笔道清癯,但瘦而不干、硬而不僵,因枯笔而带出的飞白枯中带润、枯而不涩。字体匀称含蓄,如处子肌肤,冰清玉润。充溢着温润、平静的冲和之气,荡漾着舒朗、飘逸的旷达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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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先生书法,我总会想起曹植《洛神赋》中那段描写:“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

在书法创作上,先生坚守自己的美学原则:雅俗共赏,赏心悦目。对于那些打着创新的旗号,粗服乱头、东倒西歪、以怪为美甚至以丑为美的行为,先生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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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书法只是先生的“副业”。他的好友钟敬文先生就多次“批评”他“不务正业”,为世人对他的误解深感惋惜:“诗思清深诗语隽,文衡史鉴总菁华。先生自富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

先生的书法光芒万丈,以致遮蔽了他在诸多领域的杰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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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工诗。

先生从小就打下了古典诗词的底子,青年时代就经常参加诗坛名士溥心畬、溥雪斋等人主持的笔会,与师友谈诗论词、酬唱应和。先生的诗词联语,格律严谨工整,语言典雅丰瞻,意境深远含蓄,学力深厚坚实,深具古典风韵。他为香港作家董桥写的对联素来为人称道:“窥园圣学传繁露,纳履玄机获素书。”上下联各藏“董”“桥”之典,清芬可挹,风流蕴藉,殊堪玩味。

先生诗思极其敏捷,堪比“曹植七步成诗”。1985年9月应邀访问澳门,欢迎会上,澳门文艺界长老梁披云先生题赠《启老法书香港展出谨赋志佩》一首:“瘦硬通神孰比伦。骚坛月旦更精淳。兴来能事成三绝,上苑花开海国春。”先生接过诗稿,略一沉吟,立即援笔疾书《敬次披云先生赐诗元韵》:“雅座书坛迈等伦。德成为上艺深淳。行来南国瞻光霁,喜沐清风四座春。”

同时先生又能坚持“我手写我口、我口道我心”,“笔随意到平生乐,语自天成任所遭。”他有深情款款的悼亡诗:“梦里分明笑语长,醒来号痛卧空床。鳏鱼岂爱常开眼,为怕深宵出睡乡。”(《痛心篇二十首》)他有诙谐幽默的打油诗:“门有缝,脚无根,四肢着地眼全昏。行人问我寻何物,近视先生看草根。”(《鹧鸪天八首乘公共交通车》)他的题画诗托物咏志,富于比兴,诗、书、画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让人领略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白露横江晓月孤,篷窗断梦醒来初。荷香十里清难写,昨夜沈吟记已无。”(《题荷记》)

先生还对古典诗词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从理论上对诗词创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用精炼而形象的语言总结了历代诗歌特点:“唐以前诗次第长。三唐气壮脱口嚷。宋人句句出深思,元明以下全凭仿。”他在给学生讲课时解释道:“嚷者,理直气壮,出以无心。想者,熟虑深思,行以有意耳。”他在《诗文声律论稿》中精辟地归纳了旧体诗的格律,借以诠释古典诗歌的语言艺术,探索诗体的革新,为中国诗的发展寻求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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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擅画。

他从小用功最勤的就是画画,二十多岁就小有名气。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师元人法”山水八帧、拟“元四家”山水四条屏等作品,画面气势雄浑,层次分明,青松挺拔,远山崔嵬,已成为传世精品。先生的画,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文人画,以山水、竹石为主,俊美、秀雅、清丽,富于文人之雅趣、深厚之学养、和谐之韵味、高远之意境。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他的黄金年龄,先生不得不放下钟爱的画笔。他晚年留下的画作不多,幅幅都是难得的精品。如1985年为迎接首届教师节创作的巨幅《竹石图》,1986年为教师节创作的《苍松茂竹图》,赠给香港爱国人士的《四季竹石图》等,即为先生晚年的代表作。

学术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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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当代少见的通才,一位全能型的学者,可谓诸子百家无所不知,三教九流无所不晓,自戏为“杂货铺”。他学问广博,在文字学、文献学、语言学、声律学等方面都有过人的成就,一时不可尽述。谨举一例。先生并不专事《红楼梦》研究,但他在红学研究中具有权威地位。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红楼梦》程乙本,俞平伯先生推荐先生作注释,说:“注释《红楼梦》非元白不可。”

在文物鉴定方面,先生居功至伟。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就是书画鉴定。”先生35岁即受聘为故宫文物鉴定小组成员,后又长期担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其间所经眼的书画文物数以万计。由于他在书画鉴定方面的权威地位,先生的意见往往一言九鼎。故宫博物院珍藏西晋陆机《平复帖》,因用字、用笔都古奥难辨,一向被视为天书。先生34岁时就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力,不但释出全文,而且把残损的五个字补出了三个。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收购流失在外的古代字画,每遇疑难问题,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就说:“一定要找启功来!”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先生曾开玩笑道:“公之一言,定则定矣。”谦逊的先生马上回应道:“公何以遗漏‘我辈数人’四字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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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是怎样练成的?那是数十年如一日勤学苦练出来的。

有人说启功的字好学,好模仿。那是低看了先生、高看了自己。的确,网络上、市面上假冒启功字满天飞,有的甚至比真的写得还“好”。可仔细品味,那些模仿的字写得再好,也只是徒有其形而无其魂,空有其表而无其实。一笔一画也许模仿得非常完美,但是没有先生的神韵,没有先生的自信,没有先生的潇洒,特别是没有先生那掩饰不住的文人气、书卷气。

先生从小就对书法有着与生俱来的喜爱。他十岁那年的夏天,一个人蹲在屋里翻看祖父从琉璃厂买来的各种石印碑帖。当看到颜真卿的《多宝塔》时,好像突然从它的点画波磔中领悟到他用笔时的起止使转,不由得大叫一声:“原来如此!”当时他祖父正坐在院子里乘凉,听到他一个人在屋子里大声地自言自语,大笑道:“这孩子!居然知道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是先生的“启体”。其实先生的书法创作是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的。他先后学习过颜真卿、赵孟頫、董其昌、欧阳询、米芾、智永、柳公权、怀素、苏轼等人以及唐人写经等。他在多方吸纳传统书法成就的基础上,自辟蹊径,形成独特书体,独创“启体”之一格,明显不同于欧、颜、柳、赵等传统字体。先生终生临帖,一直到八十多岁依然每天临帖不辍。他曾写下过这样的警句:“笔成塚,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如此苦功,岂是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模仿所能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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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善于学习的一个特点是不迷信,不盲从,敢于独立思考、破除迷信。比如,宋元书法家赵孟頫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先生通过几十年的实践得出的结论却不同。他认为:“从书法艺术上讲,用笔和结字是辩证的关系。但从学习书法的深浅阶段讲,则与赵氏所说,恰恰相反。”他经过多年的探索,发现练字的九宫格、米字格并不准确,因为字的重心聚处并不是在格的中心点,而是在距离中心不远的四角处。根据这些体会,他大胆地修正了赵孟頫“书法以用笔为上”的理论,提出“用笔何如结字难,纵横聚散最相关”的结论。

先生不囿于陈规,他总是鼓励习书者不要被一些不合理的清规戒律唬住。比如“三指握管法”“悬腕”“悬肘”等等,那是古人席地而坐,没有高桌,所采取的执笔法,现在则完全没有必要墨守成规。在“师碑”与“师帖”的关系上,他主张“师笔不师刀”“透过刀锋看笔锋”。

2000年,先生88岁的时候,还写成一万多字的论文《读〈论语〉献疑》,就《论语》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表现了他对思想史重要问题的思考。2001年10月28日,89岁高龄、疾病缠身的先生,坐着轮椅来到国家图书馆举办讲座,对中国诗歌韵律来自印度的说法予以反驳。

德行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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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从小从母亲和老师们身上学会了做人的道理,深受儒家思想特别是佛教的影响。这些为他仁者情怀的养成奠定了基础。他说:“我从佛教和我师傅那里,学到了人应该以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关切众生;以博爱为怀,与人为善,宽宏大度;以超脱为怀,面对现实,脱离苦难。”热爱他的人们甚至发出这样的赞叹:“世无完人,启功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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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个大孝子,他由衷感恩母亲和姑姑对他的抚养,对母亲和姑姑非常孝顺,从不忤逆。已过而立之年的先生,经常在老人面前做嬉戏之态,讲各种笑话,只为逗老人开心。而每当母亲不悦,要用鸡毛掸子打他的时候,他总是毕恭毕敬地说:“奶奶(民国时期满人称母亲为‘奶奶’,称祖母为‘太太’),等儿子把眼镜摘了,静等受打。”一句话逗得母亲气也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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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婚姻是“谨遵母命”的产物,但婚后感情笃甚,相濡以沫。妻子不幸早逝,先生把自己和妻子关在屋子里,绕着妻子的遗体,为她念了好多遍“往生咒”,还写下《痛心篇二十首》及其他悼亡诗作。赵朴初先生曾感慨道:“启功先生最感人的作品是他的《痛心篇》。”妻子去世后,说亲的和“自荐”的络绎不绝,先生干脆把双人床换成单人床,绝了他们的念想。每年清明节,先生都要去墓地“带”妻子回家。他用一生的坚守实现了对妻子的郑重承诺:“不管灵魂有无有,此心终不负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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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看上去乐呵呵的,其实内心有大悲哀存焉。先生幼年丧父,是寡母和姑姑把他拉扯大,是妻子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支持。可是她们在世的时候,先生没有能力让她们过上一天好日子。等他有能力回报她们了,他最亲的亲人都不在了。因此,晚年的先生内心经受极大煎熬。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午睡欲醒时梦慈亲与先妻,忽痛哭。”这种大悲哀经常流露在他的诗文中:“钞币倾来片片真,未亡人用不须焚。一家数米担忧惯,此日摊钱却厌频。酒酽花浓行已老,天高地厚报无门。吟成七字谁相和,付与寒空雁一群。”(《中宵不寐,倾箧数钱,凄然有作》)好友邀他出游,先生婉言谢绝:“先母晚多病,高楼难再登。先妻值贫困,佳景未一经。今友邀我游,婉谢力不胜。风物每入眼,凄恻偷吞声。”(《古诗四十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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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恩师陈垣先生去世,以先生的身份,不能进入灵堂吊唁。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他一字一泪地撰写了一副情真意切的挽联:“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馀文字答陶甄!”

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举行陈垣校长100周年诞辰纪念大会,先生主动请命书写会标。先生当时住着逼仄的小平房,也没有写大字的抓笔。年近七旬的老人就自制工具,跪在不足两平方米的空地上书写。在一旁帮忙的学生感动地问:“先生怎么下跪了?”先生回答:“给老师下跪,有什么不应该的呢?”

1991年11月,先生以义卖书画作品所得,为北师大贫困学生设立奖学助学基金。先生谢绝校方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建议,而是以陈垣先生书斋名将其命名为“励耘奖学助学金”,以感谢恩师对自己的培养并作永久纪念。赵朴初先生题诗赞曰:“输肝折齿励耕耘。此日逾知师道尊。万翼垂天鸾凤起,千秋不倦诲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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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毕生以“教师”为自己的主业,视“为人师表”是世间第一等高尚的事情。他为北京师范大学拟定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为天下为人师者树立了为学、为人的标杆。

有一学期,先生按计划讲完“唐代文学”,又主动加讲“八股文”和“古诗词作法”。讲完这两门课后,学生没有听够,先生意犹未尽,又决定延长课时,加讲“明清诗文”和“书目答问”。但教室实在排不开,先生干脆把课堂搬到学生宿舍。一间小小的学生宿舍,挤满了十五六个人,有先生的研究生,也有本系的青年教师,还有慕名来“蹭课”的外系师生。先生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学生宿舍里为学生“加餐”,成为古今中外教育史上少有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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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朋友中,既有“达官贵人”,也有“平头百姓”,他都一视同仁,从不厚此薄彼。对那些普通的人,饭店的厨师、宾馆的服务员、上门修理的水暖工、开车的司机……他都彬彬有礼,没有一点架子。参加各种会议,先生利用余暇为众人写字,总会想到那些工作人员、服务人员。在一次宴会上,厨师出来请先生写字。先生放下筷子,接过他们拿来的笔记本,认真地题词落款。周围所有的人都不再说话,带着惊异的神情,静静地看着先生写字。

还有一次,一位工人师傅在路上遇到先生和几位领导,正想回避,没想到先生却主动伸出手来,说:“小董师傅你好。”董师傅连忙说:“先生您好,我的手太脏了,就免了吧。”先生风趣地说:“不要紧,只要不是黑手党就行。”

雅量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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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为人素来“谦己敬人”。谈话、行文,经常自称为仆,而对对方则用敬语。别人给先生来信,他会把原信中敬称字样剪下寄回,回信讲明“敬璧”。他给人题字,落款“启功敬题”,招来黄苗子先生“抗议”。先生这样“解释”:“我改名‘启功敬’了。”自谦到这个份儿上,让人没有脾气。

1987年4月,浙江省有关人士请先生为刚刚成立的树人大学题写校名。先生说:“浙江省有沙(孟海)老在,他是我的前辈,我不能题树人大学的校名,校名应该请沙老题。我只能题学校内的图书馆。”

1992年,北京佛教居士林恢复活动,礼请赵朴初和启功二位先生担任名誉理事长。先生坚辞不就,他说:朴老是当代中国佛教领袖,德高望重,自己决不能接受与朴老同级的职位。直到朴初先生逝世后,他才接任名誉理事长一职。

人们心疼先生,在他家门上贴上字条:“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先生一本正经地请我为他“辟谣”:“大熊猫是国宝,我怎么敢自称大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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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北师大中文系决定为先生调整工资。先生得知后,除当面向系领导表示拒绝外,又专门写信,书面陈述自己的意见,恳切希望把机会让给其他更需要的人。他在信中写道:

1、我得到党和国家的鼓励已经太多了,我自己生活上没有更多的需要,再多即是浪费了。

2、现在名额分配在我所在的这一层人员,实际负担比我大,而能力比我高、工作比我努力的同志确实不少,处理必费周折,腾出一额多一回旋馀地。

3、我不是只表“不要”,只求“缓给”,我确实相信今后国民经济一定很快增加,下次调整,为期不远,两三年后争取学习改造工作贡献有所进展,那时再调,岂不心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一个老板请先生题字,送了厚厚的一叠红包,红包下面附了一张名单,都是一些权贵的名字。先生很生气:“我给人写字,从来不会问人要钱的。”

1999年6月,有关方面拟请先生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不啻喜从天降,可先生却真诚辞谢,而推荐另一位先生担任。后来中央还是安排先生担任馆长,有人祝贺说:“这可是部级呢!”先生说:“不急不急,我真的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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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月,先生将所藏清康熙皇帝自用御砚、清雍正皇帝赏田文镜的“玉音”端砚、和亲王弘昼鎏金如意,以及其他珍贵书画藏品共十九件,无偿捐给辽宁省博物馆。博物馆馆长来先生住处接收捐赠物品时,看到先生案头有一幅《溥心畬山水小卷》,遂要求一并带走,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先生的老友张中行得知后感叹:“启先生可真不把东西当东西!”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先生的字就已“一字千金”,风行天下;可是先生从来都没有拿自己的字当回事,他老是说:“我的字不值钱,你们不用收藏。”他写好了随手送人,一点也不心疼,从未想过以此为己牟利。

先生有一个小本子,封面书“书债”二字,里面记录的是求字者姓名和要求。先生夜以继日,手不停挥,“书债”换了一本又一本,却终其一生未能还尽。

有一次,先生利用开会间隙为众人写字,三天的时间里,写了130多幅,会议代表、工作人员、服务员,谁要送谁。旁边有个人惊叹:“好家伙,这得值多少钱啊!”先生没言语,只用眼神剜了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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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1月,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来北京,老友相见,相谈甚欢。先生想借容庚所藏杨西亭临摹的宋元明古画袖珍小册,容庚答应赠送给他。可是容庚回去后又心生悔意,犹豫再三,仍恪遵前诺,寄赠先生。让容庚没想到的是,先生收到画册之后,临摹一过,不但将原物璧还,还书赠诗作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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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先生已是全国著名学者,慕名来访者络绎不绝,更多的人都是找他求字题词。当年在北师大院里碰见问路的,十有八九是找先生的。先生为人和善,总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结果弄得自己焦头烂额。学校在先生寓所门前贴上告示,劝说人们不要打扰多病的先生;著名画家黄苗子也在《人民日报》发表《保护稀有活人歌》,慨言“稀有动物争护珍,但愿稀有活人亦如此”;还有报纸为他呼吁:“愿天下爱启功者,为启功创造一个清静的写作环境!”所有这一切努力仍然挡不住“启粉”们汹涌的步伐。

谐谑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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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命途多舛,又长年体弱多病,却始终保持着自信、自爱和自尊,保持着一颗乐观辽远的赤子之心,保持着超脱旷达的宽广胸怀。有人说,启功就是当代苏东坡。

先生天生的一身幽默细胞,他常说自己“非常淘气,也时常犯点儿坏”。他拿好友寻开心:“挚友平生驴马熊。驴皮早已化飞鸿。鄙人也有驴肝肺,他日掏来一样红。”(《鹧鸪天·就医》)我对先生说“谢谢”,先生回我一句:“甭谢(卸)了,套着喂就行了(意指拉车的马)。”他“挖苦”自己比谁都狠:“中学生,副教授。学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自撰墓志铭》)“谁似我,真有名无实,饭桶脓包。”(《沁园春·自叙》)病危抢救,家人都急得不行,先生醒来却幽幽赋诗:“遥闻低语还阳了,游戏人间又一回。”(《心脏病突发,送入医院抢救,榻上口占长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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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先生的很多视频和逸闻在网上疯狂流传,不少网友惊呼:原来启功也是“段子手”啊!

先生与朱家溍先生去故宫,朱家溍对先生说:“到君家了。”先生马上回答:“不,到君家了。”

西泠印社在老社长赵朴初先生逝世后,公推先生担任社长。某年印社举行例会,先生在会上讲话,屡屡提及“西泠”如何如何。旁边一位好心人士小声提醒:“是‘西冷’呀。”如是者几次,先生烦了,应声道:“你冷,我不冷。”

有一次,先生给人题字,不料钤印时颠倒了,旁观者无不惋惜,先生笑而不语,又拈起笔在钤印旁补上一行小字:“小印颠倒,盖表对主人倾倒之意也。”于是举座重欢。

一次,有人来访,见到先生后恭维说:“您老精神真好,一定会长命百岁的。”先生立即反问道:“您姓阎吗?”问得来人一时摸不着头脑。先生哈哈一笑说:“阎王爷才知道我能活多大,您怎么也知道?”

一天早上,一位友人拜访先生,看到先生脚上没有穿袜子,脚腕有些肿。友人问先生的脚怎么了,先生说:“呀,我会发酵啦。”

某客人来到先生家拜访,进家落座后,先生照例礼让茶水。客人见先生年迈,为免劳顿,便紧张地客气道:“您老别麻烦了,我出门不喝水的。”先生应声说道:“你这不是‘进门’了吗?”客人顿感亲切。

亲朋好友见到先生总是关切地问:“您最近身体如何?”先生常回答:“鸟乎了。”不明就里的人总是莫名其妙地追问:“何谓鸟乎?”先生则笑眯眯地答道:“就是差一点就乌乎了!”

一日,先生与友人到无锡游玩,朋友买了条丝绸内裤,并对先生说:“虽然很贵,但穿着真舒服,真轻便,穿上就跟没穿一样。”先生应声说:“我不花钱也能得到这样的效果。”

方正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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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脾气好,很少对人说“不”;但凡碰到不好拒绝的事情,他会用特有的智慧巧妙地化解尴尬。

1987年9月,先生赴新加坡举办书画展,某一日去拜访弘一法师的弟子广洽法师,瞻仰弘一法师纪念堂。临别时,广洽法师给先生一行每人一个红包。先生坚辞不受,宾主几番推让。最后先生说:“那我就供佛吧。”然后将红包毕恭毕敬地放在供佛条案上,随行者也纷纷效仿。

某日,先生看到一家店的牌匾落款是自己的名字,再三回忆之下,他确定这字不是自己写的。他便走过去跟老板说:“我就是启功,这个字我没有写过。”老板说,这个题字是他花了3万块钱托朋友请启功先生写的。先生说:“这的确不是我写的。”老板说,那您既然来了,就帮我重新写一下吧。先生笑着说:“假就假到底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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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触碰底线的人和事,先生往往风轻云淡地一针扎将过去,直奔要害,令撒野者尴尬不已。

曾有一省长想见先生,先生没答应。省长秘书说:“我们省长轻易不见人。”先生淡淡地回了一句:“我也不轻易会见别人。”

一日,一自称空军首长秘书者登门替首长索字,先生客气地接待,让他把要写的内容留下来,容他缓两天再写。可秘书说首长让他今天就写,有急用。先生敛了笑容,缓缓问道:“我能请问您一个问题吗?”秘书说:“当然可以。”先生说:“如果我今天不写,今后也不写,你们首长会派飞机轰炸我吗?”秘书怔着了,说:“您您您,哪能呢?您老真会开玩笑。”先生说:“不会炸我吧?那您就告诉你们首长三个字:我不写。”

一位画商到先生家叩门拜访,想得到先生一件墨宝。但此人声誉甚不佳,先生久有耳闻,便走近廊前,打开灯后,隔着门问商人:“你来做什么?”商人说:“来看您。”先生贴近门窗,将身体不同方向一一展示给对方看,然后说:“看完了,请回吧!”来人尬然而退。

又一日,一个地产商准备好了笔墨纸砚,非让先生给自己的楼盘题词。先生脸一沉,道:“你给我准备好了笔,我就一定得写吗?那你准备好了棺材,我是不是还得往里跳啊?”一句话逗得在场的人都乐了。

一个时期,一些不法之徒仿冒先生名字在赝品上题字落款,以此牟利。先生得知,非常愤怒,郑重委托我代为发表声明:自今而后,启功不再为任何个人鉴定古字画真伪。凡有以启功名义在个人收藏的古字画上题签的均为假冒,概与本人无关,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永怀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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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14日,先生送我新出版的《启功口述历史》,那时他已坐上轮椅,视力几乎为零。他在扉页上摸索着写道:“徐可老兄教正 启功呈稿”。这是他老人家送我的最后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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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于2005年6月30日凌晨2时25分于北京逝世,享年93周岁。当日,北京师范大学悲声一片,前来吊唁的人们络绎不绝。晚上,师大学子自发在主楼广场举行烛光追思会,烛光点点,泪光点点。

2005年7月7日,启功先生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最后送先生一程。当天乌云低垂,悲伤逆流成河。我先后三次进入告别室,在先生灵前徘徊复徘徊,努力睁大红肿的双眼凝望先生的遗容,久久不忍离去。

2006年6月30日,一个低调、简朴的安葬仪式在北京万安公墓举行,先生最亲近的家人、好友前来送别。阴阳相隔三十年,先生终于与妻子在天国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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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又说:“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家。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遇也。”

愚以为,设若观堂在世,肯定会加上一个名字:元白。

先生远去,风范永存。夫子之德,山高水长。

徐可,江苏如皋人,文学硕士、哲学博士。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作家、评论家、启功研究专家。著译有《仁者启功》《背着故乡去远行》《三更有梦书当枕》《写在文学边上》《人间圣境》《汤姆·索亚历险记》《六个恐怖的故事》等二十余部。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报人散文奖、丰子恺中外散文奖、百花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