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曾经幻想过一百种老去的方法：比如，头发牙齿都掉光，但神志是清醒的，我可以用残存的智力与体力为儿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打扫屋子，或者拆洗被褥；如果身体状况好一些，我大概还会自学一门乐器，葫芦丝或者长笛这种便于携带的。可是我的风湿病越来越严重了，只能坐在椅子上。我浑身上下像是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无处宣泄，只能整日对着天空和河岸眺望。有时我想冲楼下路过的行人打招呼，我用乡音大喊：“喂！你好！”可那些人却像不认识我一样瞪我一眼后就跑开了。

我总觉得一个长着老年斑的老头儿，会在某一瞬间敲开我的房门。老头儿穿着棕黄色的夹克衫，朝沙发一坐，便开始大口吸烟，毫不客气地打开我珍藏的红酒猛灌。我暗下决心，只要他能来，我决不会再因为吸烟饮酒之类的事和他吵闹，给他脸色看。

为了迎接某一天他的到来，我每天都穿着垂到脚踝的长裙。可是，我总是没有办法想起长裙被我放在衣柜的哪一个夹层里。我将衣柜翻了个底朝天，一件一件试穿，顺便丢掉一些无用的。哦，对了，我还能记起哪些是他买给我的。

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是一栋临近河岸的烂尾楼。父母已经不在了，但在各个房间留下了热腾腾的体温，我能敏锐地感知到，阳光和父母的体温叠加在一起的氛围是暖暖的。可我却是个十足的风湿病患者。我想顺着河岸撒开膀子奔跑，最好脱掉鞋子，让脚底板踩在冰凉的鹅卵石上，从朝霞升起一直跑到夕阳落下。算了，这是奢望，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安度晚年吧。但我心中却充斥着炙热的向往，有一点像新生儿对世界的贪欲，也像常年待在牢狱里的犯人渴望自由。

我坐在窗边，向远处望着，百无聊赖地望着。防盗栏将视野切割成菱形的碎片。有时我也打开窗，将头伸出去，让风大口大口地朝我脸上哈着带有沙尘的冷气。不一会儿，我的肠胃里就胀鼓鼓的。

这样的动作，像曾经发生过的某一个瞬间。正疑惑时，一辆棕色面包车呼啸而过，将尘土扬进我惊愕并张大的嘴巴。想起来了，还算年轻的时候，我坐在公交车靠窗的位置，打开车窗，将头伸出去向远方张望，路过工厂和稻田，情景中连飞扬的沙土都是同样的味道。

他是否也像我一样总是将头探出窗外？还是靠在座椅上，在车辆颠簸且晕晕乎乎的状态下一觉睡到终点站？这些我都无从得知。一想到他，我的身体就像被注射了令人兴奋的液体，我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的时光。

可是我已经老了。自知他真实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也无法像曾经那样生猛。我像一头犁够了地的黄牛，更大更饱满的眼眶浸润了更多更黏稠的液体。我心思平静了许多，一些本可以歇斯底里的质问，我也愿同他轻轻诉说了。我自认为我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便更加渴望一种欢愉的、忘我的状态。能有个伴儿陪着说说话就够了。

惊喜的是，他曾买给我的红色格子连衣裙，我依旧能穿。我瘦得成了皮包骨头，弯曲的脊柱将后背顶起一个大包，像背了一口锅。这不要紧，我想，他认得出我。这件衣服在床边红色的小木箱里放了近三十年，有股木质的淡淡的樟脑味。那是一种遥远的幽香，让我想起他胸口的烟草味，还有汗液发酵的味道。我每天都将它从箱子中拿出来，穿上，坐在窗边眺望，天黑之后，再换上睡袍，将它放进木箱里。

我确信他就在这里。无论失智还是残疾，只要在这里，对我而言就是好的。尽管我曾一度认为我已经将他彻底遗忘。

我仿佛能理解年轻的时候，他对城乡环线公交车的眷恋了。

我至今仍无法解释我们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在一起的。因为他是那么腼腆、木讷，又带着倔强的一个老实人。像所有攀缘在脚手架上的工人一样，他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在阳光下光着膀子自豪地抖动着隆起的肌肉。让他张口说话真是件困难的事，桥梁竣工之后，我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了。他还让我掌管着我们的生活开支，只管将按月发放的工资拿给我，至于每月有多少笔支出，从不过问。

一个暖洋洋的春日，报纸刊登了桥梁通车的消息。下午，他像父亲一般拍拍我的脸，离开了。走之前，他一如既往地笑着，甚至更温柔，褪去了体力劳动者脸上的倔强，显得极有涵养。他笑着说：“总不能一直等着干一件事，我得出去看一看。”说罢，推门而去，但并没有说要去哪里。自桥梁建设完工，他总是窝在家里，等来的活儿要么太远要么价钱太低。从那以后，他每一次出门，我都害怕极了，担心他真的走远。那段时间，他读了大量《国家地理》杂志，还用彩笔在一些没有听过的地名旁做了标记。

他先是一两天不回来，逐渐延迟至一周，后来，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他真的走了。

关于我如何度过那段时日的细节我已记不清了，也许我蒙在被子里大哭过，或者像一个怨妇同朋友倾诉过一个夜晚。但是，无论以哪一种方式宣泄思念与愤怒，我都必须鼓足勇气面对朋友疼爱的目光。

他真的就这么一声不吭地走了。连我为他暂存的积蓄也没有叫嚷着拿去。我听一些值得信赖的人谈论说，像他这样性格的人，是走不远的。

那时还没有电话，我只能一边等待，一边寻找。在等待和寻找的同时，我不忘自省。我并没有归纳出在相处过程中自己做错了什么，相反的是，我回忆出一大堆相濡以沫过程中的美好记忆。有时我想将他的照片烧掉，在因思念而心烦气躁时，我真想扑在他身上扇他一记耳光，但这却万万不可。他终归是男人，有着比我多很多倍对尊严的需求。

我后来才知道，他其实哪儿也没有去，就在这个镇子上游荡。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先是吓了一跳。对他的怨恨也在一瞬间打消了。我只想立马见到他，告诉他寻找一个人的日子有多么痛苦。我开始期盼，盼望他能在一个晴朗的下午用布满铁锈的钥匙打开门锁，站在我面前。他最好能含泪凝视着我。

期盼无果后，我频繁沿着团结大道、北方公路转悠，对所有在路上行走的独身男子保持机警。因频繁在夜里哭泣，我的眼睛干痒难耐，视力下降得厉害，因认错人还闹出不少尴尬的笑话。由于在路上经常一边哭泣一边环顾四周地行走，遇到男人总是第一时间扑上去，有时还扒掉人家的帽子和口罩。我听到了不少关于我的传言，有一些是关于流氓和变态的说法，但这些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加之信得过的朋友说，他们偶尔又同他在街上照了面，只是他仿佛早已改名换姓拒不承认身份，我寻找他的热情又高涨了起来。

有一天我真的遇到了他。

他蹲在公交站牌前，注视地上一圈圈蠕动的蚂蚁。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或许是我含泪抽搐的面孔将他吓到了，他站起来，转过身子背对我，盯着广告牌上的电影明星缄默着。我瞬间失了声，一句话也说不出。“你好啊！”我在内心说了一遍又一遍，可舌头有如冻僵一般，无法转动。我反复鼓励自己，可他的确像是不认得我了。

公交车很快来了。

他上了车。

我也本能地跟随他上去了。

接近终点站，车上几乎无人，我并没有选择坐在他的旁边。

我坐在他身后的位置。

风从他的脸上吹过，又扑在我的脸上。尽管没有交流，我仍感受到经他的肌肤划过的温热气流。

这是一条环城的公交车线路。他始终没有下车，任车辆奔走一圈又一圈。一路上，我都在猜想他是否得了什么疾病，为我出走之后，渴望过一种随性而自由的生活了此残生。但他看起来面色红润，似乎并没有身体健康的问题。莫不是精神出了问题？

公交车行进至黄河铁桥，他下了车。

在车辆即将关门的一瞬间，我也冲了下去。

终于，他站在河岸边向我招手了。我也冲他拼命挥手，尽量让双臂摆动起很大的幅度，好让他看个清楚。我在心里默默对他大喊：“是我啊，是我啊！你没有忘记，你一定没有忘记。”我尝试着喊他的名字，他的名字火辣辣地在我口中燃烧着，怎么挣扎都说不出。我定住双腿，远远地看着。他走进河岸边的一间小屋，蜷着腿坐在地上吸烟。那简直是一处算不得房屋的住地，四周用铁皮草草地围着。我睁大眼睛才能看得清楚，屋子里摆着一张钢丝床、一套桌椅，还有一架蜂窝煤火炉。我慢慢向屋子走去，准备问个明白。

刚向前迈了几步，他起身进屋关住房门，突然，我醒悟了。这里已经是他独自的家了，我没有进入的权利。

我等待，期盼着他换一身干净的衣服邀我进屋坐一坐。可直到夕阳染红了半边天，他也没有出来。

渐渐地，我掌握了他的行踪。他经常独自走到我家门口的公交站点，乘坐29路公交车，绕镇子好几圈，再回到住地。我很想让他进屋坐一会儿，顺便带走我们同居时他留下的物品。我们又见了几次面，他只羞涩地向我点头示好，却像个哑巴一样不开口。

有时，我也带着食物和生活用品乘坐29路公交车去河边看看。我想，这些东西多多少少会对他有些用处。可等我到地方后，小屋总是紧闭，河滩上也空无一人。偶尔看到一个光着膀子的像他的男人用水瓢撩着河水沐浴，我便耻于接近。

我曾猜想他得了不可告人的疾病，比如癌症，或者艾滋病。但他始终活得很好，除了神色暗淡，身体并无异常。他在铁皮屋子外围了一圈砖头加固墙体，还抹了一层水泥。不久，河滩上又多了两根耸立的木桩，时常悬挂着衣物，风一吹来像飘扬的彩旗。

我终于放下同他复合的幻想，结婚了，和一个几乎同龄的中学语文教师。我的丈夫延续了他朴实、坚毅、本分的性格特点。唯一不同的是，我的丈夫比他幽默乐观，在工作闲暇之余总会租一些喜剧碟片。我的丈夫仿佛有说不完的话，经常发表一些对当下时局不合时宜的看法。像所有没有爱情的伴侣一样，我们亲密地过着陌生的日子。

每当看到黄河涨水的新闻，我总能想起他。那间小屋简直不堪一击，一番狂风加暴雨足以将它摧毁。我开始留心天气状况。往日，我爱极了雨雪，如今却经常为他祈求晴天。

我怀孕了，终日无所事事。我控制不住抑郁烦躁，脸上时常挂着泪痕。丈夫是个无所求的人，我没有收入的日子紧紧巴巴。丈夫很会算账，即使我花一小笔钱，他都咄咄逼人地向我讨要说法。遇到生活开销说不清的时候，我真想去河滩看一看他。

终于，在丈夫工作的日子，我鼓起勇气又一次坐上了29路公交车。我坐车绕着镇子转了足足三圈。尽管对他早无眷恋，可一想到看着他无数次观望过的风景，我心中仍泛起阵阵涟漪。

近些年，河岸线层层攀升，高涨的河面将小屋逼到几乎靠近公路的地方。他一个人，哪里有那么大的力气将小屋拆除重建？

屋里走出一个女人。我一怔，难道他又离去了？女人体型瘦小，用惶恐不安的眼神看着我，同时放射出震慑的目光，像是在驱赶。这激起我一身冷汗，薄薄的衫子贴在我肉鼓鼓的凸出的肚皮上。她说着方言，听语气并不是什么好话。看我还不走，她转过脸向屋内的人求援——不，他没有走，他仍在这里生活。他正蜷缩在床上手握纸笔涂涂画画。看啊，他对我笑了，即使是迎着她的目光，他还是对我笑了，他还笑着向我比画着肚子凸起的手势。他年龄比我大很多，看起来足够慈祥。

就这样，我总在丈夫工作时偷偷去河边转悠。我早就做好了秘密败露的准备，如果被丈夫发现询问起来，我就说我去吹吹河风，认识了这样一位特别的友人。多年来，我与他达成了某种默契。这是一种无法割舍的却难以言说的情感，不同于爱与依恋，也不是亲情与友情，却又是那么一种奇妙的感觉，相安无事，却祈求各自安好。

那天晚上，我又抑郁失眠了。怀孕后，我始终被一些乱七八糟的遐想左右着情绪，苦不堪言。但那一夜，我所想象的都是无与伦比的幸福时光。

我曾恍惚地认为，我曾一次又一次在这张床上同他共赴云雨，腹中蠕动的肉体是同他结合的结晶。他什么都不用做，只在我站在公路边的时候，远远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就足够满足我精神方面的需求。

闲来无事，趁着丈夫不在家的时间我常去河滩走一走、看一看。每次都乘坐29路公交车环绕镇子三圈。次数多起来后，她仿佛接纳了我，不再像初见时惶恐地驱赶了。有时，她还对我笑一笑。像这样的闲逛，我一直坚持至肚子大到走不动为止。

可我还是不理解他选择在河岸驻扎，远离城镇的念头。我曾假设过能迫使他离开河岸的理由：一场大暴雨摧毁了铁皮房屋，河水淹没了公路；或是她为他生儿育女，为了孩子顺利生下，在合适的年龄接受免费的教育。想到这里，我又兀自伤感起来。我自认为我了解他。他是个对需求再清楚不过的人了，他完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无法想象的是，他在夜里听着冰凉的河水翻滚的声音如何入睡，又怎么能睡得踏实？风雨交加、严寒酷暑又是怎么度过的？而他又是那么不同，他大概也听不懂她的乡音吧。他对生命的流逝毫无察觉。他一定更加不明白，镇上的人们辛苦挣钱，舍不得吃穿用度只为尽快离开这令人落魄的地方。而他却安享清贫，丝毫看不出忧愁和慌张来。

他看起来始终很快乐。每每见到我，总是快活地向我挥手，只是，始终不和我说话。

当我抱着孩子舒适地躺在床上时，我总会想到他。想着他擦燃一根火柴用报纸将蜂窝煤火炉引着，并不盖上炉盖，借着蹿升的火苗的光亮在废旧的信纸上涂涂画画的情景。以前他当工人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喜好，下班后有时练习写字，有时摘抄报纸中缝的诗歌，后来自己也写一些令人费解的句子。我很担心他未曾打理过的长发垂在两腮，头稍有一歪便会将发丝引燃。我猜他的胡须也一定又密又乱，他的人瘦骨嶙峋，身上总带着塑料被炉火烤焦的味道。我很想告诉她，在他涂涂画画结束后，要为他冲泡一杯蜂蜜水，他的胃原先就很不好。

我渐渐地话少了，孩子一哭，我脸上就带着忧愁。按照丈夫的说法，我生产后性情大变。丈夫希望我找一份工作，开朗起来，比如去他工作的学校管理后勤事务。这下，我真的越来越像他了，木讷、沉默。我很想和他彻夜长谈，将生活琐碎的苦恼讲给他听，让他知道，是他的不辞而别害了我，而我用嫁给一个吝啬的人、过上寡淡的日子对他的行为实施打击报复。他虽不爱言语，可无论如何都是疼爱我的。

有时，我还很想让他看看我的孩子。我的怀里躺着一个漂亮的女婴，她有着和我几乎一样的杏眼，眉毛像远山一样延展。如果他不介意的话，我甚至想让她称呼他为父亲——他曾说过的，他想要一个女孩，沉默的人从不骗人。想到同他在一起时快乐的情形，我几乎在心里哀求他接受我和另一个人的骨肉。

孩子在我怀里嘻嘻地笑，他的脸凑上来后，孩子却大哭了起来。看来是被他满脸的络腮胡须吓到了。我很想他接过孩子抱一抱，伸手捏捏她的脸逗一逗也好。可他却不为所动，孩子一哭，更是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直到孩子停止哭闹吮吸手指，他才终于笑了一下。他是否还记得我们曾经快活的时光？为什么他不像我一样回归城镇，同一个很能赚钱的女人结婚，生一个自己的孩子？原因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吧。

镇子在不知不觉中变迁着，先是道路两旁种植了干瘪的洋槐树苗，接着，河畔连排的平房和木材厂化作废墟，被巨大的挖掘机铲除后丢在了西面的荒山上。我所居住的老楼也在劫难逃，年轻的工人用红色的油漆写上了大大的“拆”字，还潇洒地画了一个圈。一年过去了，“拆”字在楼体的四面八方写了很多，楼却仍端端地伫立在沟渠边上，即便四周开始开发旅游区域，却仍不见拆除的动静。

丈夫曾提议搬迁，搬到邻市新的开发区，再通过贷款买辆车上下班。我不肯。我并不想居住在闹市区，也不想因贷款有心理负担。但真正阻止我搬离的，还是河滩上荒凉的记挂。直到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一条关于荒野诗人的新闻报道。

有人说，他被杂念移了心性，用孤立的方式修行。更有甚者直言，他像圣者一样聪慧，早就预测黄河的一场大水会将整座镇子淹没，而他就是神灵指派用非物质的方式抵御洪水侵袭的使者。引起我激愤的是这样一套说辞：哗众取宠。我彻底不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了。

难道是我疯了吗？他是多么真诚朴实的人！我一次又一次地乘坐公共汽车跑向岸边，夸张地抖动肩膀，向他招手，让自己出现在他的视线里。可是，我又强迫自己将呼唤憋在心里，默默对他真切地大声呼喊：“回来吧，快回来吧。我可以离开这里跟着你去别的地方，等你老去的时候，让我来照顾你。我们生一个孩子，最好是一个男孩，他会叫你爸爸。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愿意和你住在河岸边上。他也可以在岸边长大。”我内心哭泣着，表面上却始终装作一副笑的模样。别想了！他是不会回来的。他也许会将自己埋葬在河滩上化作一架白骨，或者，顺着河道向下游奔走，在一处山花烂漫的地方永居。无论如何，他都是个真诚的人。这件事沉沉地压在我心上。

我的心跳变得更加强烈了。

我始终关注着接下来的新闻报道。河岸被规划了，那间铁皮小屋也被规划掉了。不久，他摇身一变，作为纪录片《寻找》的主人公，出现在电视中，顶着油腻的头发穿着破旧的皮衣。他在一处郊区洋楼前现了身，还有他那位身形娇小的外地女人。

我为我的几乎半生的记挂而感到耻辱和罪过。

镇子刚规划到我家楼前的马路对面就停住了。只是墙体被重新粉刷，看上去很新。一走进楼道便能察觉到岁月侵袭的腐败与陈旧。我在水镇坚守了太多年了。

风湿病让我苦不堪言。从走不动路起，丈夫为我定制了一张躺椅，放在窗前。水镇居然有这么美丽的风景，尤其是傍晚的时候，怎么看也看不够。我时常想坐在黄河岸边的石头上，用一只脚拍打着水花，让五只脚趾同时体验河水冰凉的亲吻。我眺望夜空，看到远处的铁桥把蔚蓝色的夜空切割成尖锐的碎片，每一块蓝水晶一般的玻璃都刺痛着我的关节和身体。

29路公交车停运后，他彻底消失了。有时，丈夫想驾车载着我环绕镇子转一圈看看风景，可没走多远，我就只想回家静静地躺着。他只好扫兴地转动方向盘，沉默着。他不说话的样子令人惧怕，也不转过脸来看我。我只觉得愧疚，甚至在内心祈求丈夫的宽恕。

我已经很老很老了，或许他已经死了。仍让我费解的是，若是逃离城镇去河岸居住是他早有预谋的事，为什么连我也不肯告诉？如果他肯说的话，我愿意和他一同居住在河边的铁皮房里，我会替代她，像两个高智商的动物一样繁衍生息。

这样的想法让我又开始新一轮的期盼，盼望他没有死掉，仍活在人世，且大脑健康清醒地活着。

我走不动了，我没有办法出门寻找。我成天对着窗户眺望，渴望奇迹发生，渴望他从窗边路过，渴望他的身影恰好在我神志清醒的时候被我看到。

对于晚年，我是没有多少遗憾的，反而越来越通透了，任何花鸟都能引起我的欢笑。我不惧死亡，总爱打扮一下自己，坐在窗边眺望着。我脸上搽着厚厚的粉，渴望将老年斑全部遮住。但听到路过放学的孩子抬头冲我大喊“老妖怪”后，我又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总是幻想着和他再见上一面，哪怕像曾经那样，站在公路旁的空地上远远地向他招手，只要被他看见便足够了。一个生命会始终惦恋另一个生命的，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会有无尽的关于他的憧憬和痛苦。慢慢地，我说服了自己，我向活着的朋友打听关于他生死的下落。哪怕知道他埋葬在哪里也好啊！我终究还是想到了这样的情景。我又开始猜测了，他将死于晴朗的午后，或是淅沥下雨的夜晚，如果他死于早晨，当天送葬会不会太过于匆忙？

阳光刺得人头晕目眩。

迷雾中，我看到了他。他也很老很老了，长着和我一样的老年斑，穿一件棕色的皮夹克。他敲开房门，站在我面前。他对我笑着。他很优雅地坐在沙发上，点燃一根烟大口地吸着。他像年轻时那样吐着烟圈，一团团白雾在透明的空气中翻涌而上。我打开珍藏多年的红酒。我注视着火红的液体顺着他透明的食道流淌，流淌进心房，同血液一起汹涌。

他终于开口说话了。可他说的，我却因耳背一句都听不清。

我们喝了很多酒，然后，搀扶着，摇摇晃晃地走进卧室，并排躺在床上。他轻轻拍着我的肩膀。

天色很晚了。

我看不见他的脸，只能听到他沉重的接近死亡的喘息。

【作者简介：李沐蓉，本名李子园，女，00后，宁夏青铜峡人。就读于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宁夏文学艺术院第一期青年作家创作班学员。作品见于《中国校园文学》《朔方》等。曾获《朔方》文学新人奖、全区大学生主题征文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