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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文艺》2022年第9期|石钟山:风铃在吟唱
来源:《长江文艺》2022年第9期 | 石钟山  2022年09月06日08:32

刘岸是在后半夜被老许叫醒的。隔着门板,两短一长的拍门声。两短一长叫门,是两人早就约定好的暗号,不论白天还是夜晚,刘岸只要听到这熟悉的敲门声,他总会在第一时间把门打开。

如往常一样,刘岸侧着身子把门打开,老许从门缝里挤进来,带进来一股冷风。老许挥了一下手,率先向屋内走去。这是一条普通胡同内的小院,一间堂屋,一间正房,厨房挤在院落内的一角,剩下的空间,两个人同时站立,都显得有些拥挤了。

老许擦着他的身子走进屋内。他觉得老许今天有些特别,其实每次老许来都有些特别,匆忙又利索,但这次的特别和以往有些不太一样。他忙随身进门,轻着声音但用力地把堂屋门关上了。堂屋空地上摆了一张八仙桌,四把椅子,墙角还堆放着一些零乱的东西。以前老许每次来,总会轻扯下一把椅子坐下来说话,这次老许没有坐,而是站在暗影里,急促地道: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你马上离开这里。

他一下子怔在那里。在这之前他预想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那会只是想一想,干他们这行的,随时有暴露的危险,这是老许经常对他说的一句话。他自从接受发报和译电的培训,便被组织秘密地派到了这座城市来,肩负起了交通电台收发报和译电的工作。说是组织,其实都是老许单线和他联系,再也不认识组织上其他的人了,老许每次来,要么把一封要发的电文交给他,要么把他收到并译好的电报带走。老许比他年长几岁,但训练有素,每次见他,总是小心谨慎,来无影去无踪的样子,和他的交流并不多,除了工作之外并不多说一句话。就是上次,老许又来了,取走电报,走到堂屋门口又停下,回过头问了一句:风铃你今年多大了?风铃是他的代号,每次老许都这么称呼他。老许的代号是天涯路,他们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真实姓名,只记得对方的代号,其实也一个道理,真实姓名也就是个代号,习惯了就没有什么了。上次天涯路这么问他,他怔了一下,腼腆一笑道:我二十五。天涯路拍拍他的肩膀,小声地说:你该成家了。又抬眼望着他的眼睛说:组织上会替你考虑的。他明白天涯路所指,脸突然就红了。天涯路走后,他激动了好一阵子,自从接受组织任务,一切都不真实起来。他真实名字叫刘岸,来到这个城市之后,为了掩护他的身份,他在税务局里找了一个文案工作。当然不能报真实名字,便起了一个名字叫王大草,出出进进的,人们都把他当成王大草。他二十五岁了,组织要考虑他个人问题了,对方长什么样,年龄几何,又以什么身份出现,这一切都是谜,留给他无尽的想象。他期待着在未来的日子里,对方会突然出现,那将是怎样的美好呀。一想起这种神秘的美好,他就兴奋得睡不着。

可这次天涯路不是传递给他这些信息的,而是告诉他组织出现了叛徒。他对他们地下工作者的组织结构不太了解,只知道自己的上线是天涯路,自己工作的所有指令都是他传达的,既然组织上出现了叛徒,也就是说,他和天涯路上面的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他们的工作像链条一样,一节出现了问题,运转就都卡了壳。天涯路说:为了保证我们交通站不被破坏,上级决定,我把电台带走。

电台就放在他床下的一个装衣服的木箱子里,木箱里还有一个小提箱,提箱上有一把锁,有两把钥匙。钥匙小巧,镀了铜,黄灿灿的,这两把钥匙平时就放在抽屉的一个角落里,每到收发报时,他先把床下的木箱拖出来,再把装电台的提箱打开,收发完报之后,再复归原位。他听了天涯路的指示,很快把电台提出来,又想到那两把铜钥匙,从抽屉里摸出来,一同交给了天涯路。

天涯路把电台放在桌子上,看了眼手里的两把钥匙,想了想摘下一个,放到他的手里,在暗中望着他,半晌才道:风铃,你记住,不管以后谁来找你接头,你的钥匙一定和我手里这把对上。虽然周遭都是黑暗,他还是感受到了天涯路如炬的目光,他用力地把那枚钥匙抓在手心里,狠狠地点了点头。

天涯路又问:风铃,还记得我们的接头暗号么?

他想了一下答:你说的是,走尽天涯路,我答,风铃在吟唱。

天涯路把手拍在他的肩上,他感受到天涯路的大手很重又很温暖。

天涯路收回手,提起装着电台的手提箱,向堂屋走去,他跟随在身后。在堂屋门口,天涯路停下来,回过头来说:记住,没有人和你接头,任何时候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这是组织原则,他当年接受过培训,都懂。可这次不一样,想着即将离他而去的天涯路,不知何时再见,他鼻子一酸,带着哭腔道:同志,咱们何时才能相见?

天涯路似乎也动了几分情,侧转过身子:等一切都安全了,自然会来找你。记住,我不来,一定要对暗号和钥匙。

他又深深地点了一次头。

天涯路把堂屋门推开,又关上,背对着他说:同志,我姓许。

说完推开门,再也没有回头。院门又轻响了一下,天涯路彻底消失了。

他怔了好一会,才走到院内把门插上,再回到里屋,竟一点睡意也没有了。他们组织出现了叛徒,老许把电台拿走了,留下钥匙做接头信物。他们的组织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倒下一个,就会砸倒一片,他是最后一片,如果保证自己安全,必须做到自己的上线其中一个是不能倒下的。想到这,他恐惧起来,也许自己暂时是安全的,如果老许的上线倒下了,老许也倒下了,说不定就该轮到自己了。凭他对老许的了解,老许不会倒下,两年前组织上把他派到这座城市,就是老许找他接的头。天涯路是老许。之前他不知道天涯路姓许,这次他告诉了他姓许,当时他也想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告诉老许,可老许没问,他就不能说,这是他们的纪律和原则。想起老许,他有种不祥的预感。

自从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他一直和老许单独联系,老许与他接头每次都很小心的样子,如果是单纯的发报,老许甚至不进门,把发报的内容写在一张小纸条上,顺着门缝塞进来,然后两短一长地敲门,他应了,老许在外面咳一声,便神秘地消失了。在这之前他只知道老许的代号“天涯路”,老许的上线他不知道,老许住在哪里,靠什么工作掩护自己的身份他也不知道。这是他们的纪律,该知道的就会知道,不知道的就别打听。他牢记着他们的纪律。

老许走后,他还是留了个心眼,去税务局请了假,躲到城郊的一个客栈,只有吃饭时,他才会走出门去,其余时间,他都躲在客栈的房间里,把窗帘拉上,掀开窗帘一角,向外察看情况。一连几天,外面的世界一如往常,他利用吃饭的时间,在小酒馆里探听城里的动静,酒馆是消息的集散地,凡是有大事小情,都不会逃过南来北往的人一张又一张嘴。可他却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老许和组织上的点滴消息。

一个星期以后,他回到了居住的小院,他担心时间久了,老许有事联系不到他,他回来的路上,无数次地想过,也许老许已经来找过他了,也许此时就站在他的院门口焦急地等待着。他打开门锁,推开门,看见小院和走时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又推开屋门,除了多一层灰尘,也不见异样。他不知是该高兴还是失望。他站在屋子里愣了好一会儿神才突然意识到,老许一定是出事了。

来到税务局上班,除了几天未见的同事和他热情地打招呼开玩笑外,其他的也一如往常。沉下去的心,也渐渐平静下来,他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生活,上班、下班,只有下班后,他坐在空荡荡的堂屋里,才体会到了孤独。他一次次顺着堂屋的门向外望去,小院静悄悄的,仿佛,老许压根就没有来过,以往的一切,只是他的一场梦。

从那以后,他经常会在梦里醒来,他梦见老许又来敲他的门了,两短一长,然后他快速地起床,衣服都来不及穿,趿着鞋子跑到外面,拉开院门,除了一股风兜头吹过来,让他清醒起来,并没有老许。他失落地把门关上,又查看院内地面,他打着手电,把角角落落都找遍了,连个纸片也没有。他知道,自己的梦是错觉,然而这种梦他还继续做,每次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向外跑。有时一晚上要重复许多次,直到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

恍惚着,不知过了多少天,突然一个同事凑在他耳边告诉他,东郊要杀人了,问他去不去看。他一惊,坐在椅子上,呼吸急促地问:杀什么人?同事就神秘地说:听说是共产党,好多人呢。

那是一天下午,阳光很好的样子,如果放在平时,他一定会站到窗前,让阳光照射自己,看着外面阳光洒满的风景,心里会平静得很,可这次不一样了,他眼前的世界变成了黑白的,不由自主地随着人流向东郊走去。他发现,人们都快步走着,有的还跑了起来,有人严肃,有人嬉笑着议论着被处决的人。虽然在这座城市里,处决人不是件稀罕的事,隔三差五总会有几起这样的事,但每次处决人,都能引起整座城市的关注,或兴奋或焦虑。终于,他在人流的裹挟下来到了东郊的刑场。不知从何时起,这里成了这座城市的刑场。一片洼地,四周是土坎,土坎上东倒西歪地长了几棵树,参观的人们站在土坎上,把洼地的刑场看得一清二楚。

不一会一辆卡车驶到刑场中央,车厢被七手八脚地打开,押送的士兵推搡着把几个人拖拽下来,这些人一律戴着手铐脚镣,他听到了铁器撞击在一起的叮当声。他躲在一棵树后,揉揉眼睛,看了几遍,终于在这群人中,认出了老许。老许仍然穿着那件蓝布长衫,没戴帽子,头发有些凌乱,有一绺还翘了起来,在风中飞舞着。看到老许那一刻,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他怕自己叫出了声,把拳头塞到了嘴里。

老许和那几个人站成一排,他们似乎都很镇定的样子,用目光在人群里扫视着,他怕老许看不到他,特意从树后站了出来,挺起胸,他想招一下手,觉得不妥,只把胸脯挺了起来。因为离得远,他无法和老许确认眼神,他相信老许一定看到他了。因为老许向他这个方向张望以后,便把目光收了回去。

一排持枪的士兵,在这些人身后把枪举了起来,然后就是一阵排子枪声,眼见着几个人趔趄一下,向前扑倒,他看见老许扑倒的一瞬间,手还挥舞了一下。

火药气息消失在空气里,他看见看热闹的人群散去,土坎上只剩下他一个人时,才回过神来,乱着脚步向回走去,在迈过一条小沟时,腿一软还摔倒在地上。他爬起来,趁着扑打身上灰土的空当,又向洼地方向望了一眼,那几个躺在血泊中的人,早就不动了。他已经分不清哪个是老许了。那排持枪的士兵,登上了卡车,卡车昂扬着声音消失在尘土之中。

他木木呆呆地回到了税务局,几个同去的人在议论着刚才刑场上的事。

老马说:人活着真没劲,砰的一声就完了。

小李说:人呢,不能和铁家伙较劲,得,吃饭的家伙都没了。

……

同行的人,似乎在刑场上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都噤若寒蝉的样子,行为处事一下子规矩起来。

他似乎听到了这些议论,又似乎没听到,他的灵魂似乎出窍了,一时不知身在何处。

不知何时,老马走过来,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道:大草,你是不是病了。要病了,就早点下班回去歇歇。

老马的话,引来同事关注的目光。人们这才发现,他脸色苍白,身子还颤个不停。

小李也说:大草哇,你刚才在刑场是不是被什么冲着了?

老马显得很有经验地说:大草,快回去吧,出了税务局大门,向东,第二个路口,有卖纸的,你买上一扎,晚上在十字路口把纸烧了,把不好的东西送走。

他知道自己快坚持不住了,便借坡下驴,一边点着头,一边抱紧自己的身子向外走去。在十字路口的墙上,他看到了白纸黑字的布告,在他之前几个人已经聚在那里仰望着看了。人群没有反应,没有议论,看上几眼,便都麻木着表情离开了。他凑过去,在那张布告上看到了一长串名字,这些名字他都陌生,只有“许其中”,他认定一定是老许。或许老许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才在见最后一面时说出自己的姓氏?他不知自己在那张布告下站了有多久,目光停留在这一长串的名单上,似乎想把他们记住,可大脑一片空白,还是只记住了“许其中”老许的名字。

他回到家里,似乎真的中了邪,身子一直抖个不停,上牙磕着下牙,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

他信了老马的话,夜晚降临时,真的在十字路口烧了一扎纸,纸被点燃那一瞬间,他果然不再抖了。他甚至感到了温暖,火光中似乎又看到了老许。老许的目光是温暖的,表情也是热的。还有那一长串他记不清的名字,他们一起扑倒的样子,都浮现在眼前。他们是他不曾谋面,不曾认识的同事,他们离开了他。不知不觉,他哭泣起来,泪水开了闸门似的流下来,又点点滴滴地落在纸灰里。

最后一片火光跳了一下,映红了他的脸,他突然觉得自己很孤独,像漂在汪洋中的一条小船。

老许不在了,连同那些他不曾认识的同志。老许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他此时的安全。想起老许最后在人群中寻找张望的眼神,他觉得老许一定看到他了。老许心里怎么想的,他不知道,可一想到老许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他的安全,他就忍不住了,用拳头堵在嘴上,哀哀地哭了一回。

他知道自己还有任务在身,悲哀是没有用的。这座城市的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了,迟早还要建立起来的,他还是这个组织中的一分子。从那天开始,他学会了漫长的等待。老许留下的接头暗号他早已烂熟于心,但只要一有空,他还要在心里默诵几遍:走尽天涯路,风铃在吟唱。他就是在风中等待的风铃,但此刻不能发声,他要沉默,蓄势待发。他开始寡言少语,平时的轻松欢乐不见了。

办公室内的老马和小李觉得他不对劲,便不停地猜测起来。

老马问:大草,上次我让你去十字路口烧纸,到底烧了没有?你这是被鬼魂冲着了。

他现在的化名叫王大草,刚开始,别人叫他王大草时,他总是会愣一愣,半晌才反应过来。久了,他和王大草已长在一处了,他就是王大草,王大草就是他。

老马这么说了,他想起那天在十字路口烧的纸,记得自己的身子一直在抖,火光温暖着他,一直到燃尽,他才停止了抖颤,他用这些火来祭奠老许还有那些他不曾认识的同志。心安了,身子不抖了,却发现心空了,被人挖去了一大块,又疼又空的那种感觉。老马当着他面这么说,他又想到了那片火光,温暖的感觉又一次在他周身涌过。

小李和他年龄相仿,平时总爱和他开玩笑,这次又拍了拍他的肩膀道:那天在刑场上,我看到了一个女的,又年轻又漂亮,当时我就想,要是她不被枪决该多好,能做我媳妇,这辈子当牛做马都愿意。

小李这么说,在他的印象里似乎有这么一个人,脖子上扎着一条红围巾,在人群中显得与众不同。那会他的注意力都在老许的一举一动上,他怕漏掉任何一个细节,只记得女人很年轻,人长得很白净。想到这,他的心又疼了一下。

小李就又开玩笑说:大草,你不是被那个女鬼缠上了吧,我看你这些天魂都丢了。说完笑着,露出一口白净的牙齿。

他盯着小李,觉得似乎做了一场梦。他想起老许生前和他说过的那句话:你年龄不小了,个人问题组织会考虑的。这时,他又想起那个扎红围巾的女人,虽然这种联想有些牵强。突然他有种想哭的欲望,他没忍住,终于哀哀地哭了起来。他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样子,把老马和小李惊住了,两人四目相视,不知如何是好。

他从两人目光中看清了自己,想到了自己的身份,突然,他止住了哭泣,用两只拳头把脸上的泪擦去,挤出一丝笑冲两人道:对不起,前两天接到家信,父亲不在了。

老马和小李释然了,冲他投来同情理解的眼神。

他这么说,真的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父亲是在他七岁那一年离世的。父亲是个乡间的算命先生。流行于乡间的算命先生大都是盲人,正如民间所说的那句俗话一样: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又打开了另外一扇窗。不知从何时起,民间都相信盲人算命先生的箴言,觉得只有盲人才代表了某种神秘的暗示。父亲不盲,却心明眼亮地预测别人的命运。在他们老家,父亲被封为“神算子”,从婚丧嫁娶,到人生预言,甚至小到谁家丢了东西,都要找父亲算上一卦。他不知道父亲算得到底准不准,反正在他的记忆里,父亲就曾无数次地不轻不重地摸着他的脑袋说:你呀,天生就是个少小离家的命。

父亲最后一次走街串巷为人算命之前,把他夹在两腿中间,摸着他的头说:爹的命是客死他乡,要是半年后爹还不回来,爹一定是不在了。你记着,不要去找爹,找了你也找不到。

那次他是亲眼看着父亲的身影消失在门前的小路上,一直到看不见。不知为什么,他的心特别沉重,也特别伤感。他从记事起,自己就没有母亲,他为此问过父亲,父亲看着他许久没有说话,后来目光又躲开了他的视线,父亲视线收回来时,他看见父亲眼里闪烁的泪光,父亲叹口气,把他揽到怀里,拍着他的脸说:你呀,是爹从野地里捡来的。

他不信,带着哭腔说:爹你骗人,我不信。那次他在父亲怀里又哭又闹。父亲没再解释,叹了几口气,才安抚他道:不管你是咋来的,你都是我儿子。

父亲那次离开后,果然没有回来。半年过去了,一年又过去了。父亲一直没有出现,在等待父亲的过程中,他一点点长大了。

后来,他随着一支路过的部队走了,人头还没熟,就赶上他参加的队伍改编,还没等他理解这次改编的意义,就被送到一个山沟里集训去了。在那个皖南大山里,有一片神秘的地方,来到这里的人都充满了神秘感,纪律不允许他们互相打探,更不允许聊家常,每个人都有一个另外的名字。为了保密,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停地重新编排学习小组,人还没认熟,就和新的一群人结合在一起。后来,他们这批电报员,被一辆卡车拉出大山,他被一个领导模样的人领着,送到了一列火车上,手里塞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此次的终点。

在终点,他见到了老许,那会他还不知道他姓许,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天涯路,他的代号是风铃。

起初他对老许的神秘、小心并不理解,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安全。他表面上有一份税务局文员的工作,老许从来不在他上班时间来找他,虽然老许知道他的地址,他对老许来说就是个透明人。老许从来都是遵守两人相见时的约定,在外面敲门,两短一长,他在屋内咳一声,然后起身去开门。老许有时过来拿他译好的电文,不论电文长短,老许都用目光一字一句地把电文内容吃到肚子里,然后当着他的面划燃一支火柴,把译电纸烧掉,然后才会离开。有时老许会送来要发的电报,他译成电码,把电报发送出去,确认对方电台收到。老许又会重复以前的动作,把纸片烧掉,拍一拍手,步履匆匆地离开。

他多么希望老许能够留下来,陪他聊聊天,哪怕什么都不说也行。起初他对老许印象并不好,觉得老许太冰冷了,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渐渐地他也习惯了。直到这次发生了叛徒事件,老许和战友们牺牲,他突然意识到,原来他们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平时的冰冷,就是为了以后的安全。

他依然住在那座小院里,天天等待有人来找他接头,一天天地等待,一次次地失望。

夜晚睡不着,就想起和老许交往的点滴,记得他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时,他从车站出口走出来,一眼就看到了老许,事前他们约好了,有人在出站口等他,穿长衫戴礼帽,左手拿一张当地报纸。他上前接头:我要去天涯路。老许答:你是卖风铃的?他再答:是。老许又说:走尽天涯路。他答:风铃在吟唱。老许就伸过一只手,用力地握了握他的手。头就接完了,老许并不多话,转身向前走,他在后面跟着。他走在老许身后,发现老许个子又高又瘦,长衫穿在老许身上有些宽大,风吹起老许的长衫,像一张鼓满风的帆。就是那一次老许把他带到了现在居住的小院,回头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递到他手里,交代道:这个房子是干净的,你放心住,没人找你麻烦。老许惜字如金,说到这便不再说了,上下认真地看了他一眼,又扔下一句话:有事我会找你的。转身快步地向胡同外走去,风撑起长衫,在后背鼓起一坨。

他有些遗憾,地下工作和他以前想的一点也不一样。在他的想象里,深入到敌后,一定是危机四伏,刀光剑影,他的日子却平静得出奇。只有老许到来下派任务,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做地下工作,电台平时就放在床下的手提箱里,外面用一个装鞋的盒子遮住,这是老许建议的。老许说:越不安全的地方越安全。

他记得在税务局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后,又一次见到了老许,他热情地说:天涯路同志,我想请你吃一次饭。咱们好好聊聊。他这句话说完,没想到老许用冷冰冰的目光望着他,又冷冷地说:咱们是工作关系,不要掺杂其他。说完就走了,背影也是冷冷的。

从那以后,老许非常有节制地和他交往着,除了工作,再也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老许牺牲后,他一下子清醒过来,敌人就在他的眼前和身边,他有处处小心、警惕。小心的不仅是自己,还有他身后的组织。虽然老许和同志们牺牲了,他一直坚信自己是有组织的,组织是不会忘记自己的。迟早有一天,组织会派人上门找他接头。

几年后,这座城市解放了。解放的城市到处张灯结彩,人们兴高采烈地议论着当下的局势,还有已经成立的新中国。

仍然没人来找他。他走在街上,看着穿黄军装的军人,还有穿便装在政府工作的人员,他在心底里说:这些都是他的同事,像亲人一样的同事,也许刚解放,工作忙,还来不及找他,他要耐心等待。

几个月过去之后,解放这座城市的部队又一次开拔了,一路向南,又去解放其他城市去了。部队走后,留下了一个新的政府在主持工作。解放了,他再也不是地下工作者了,他要从幕后走到台前,新政府有许多事情要忙,也许暂时把派人与他接头的事忘了,他要主动寻找组织,亮明自己的身份。

在去找政府前,他又把自己的经历在脑子里捋了一遍,又一次想到老许,还有他早就烂熟于心的接头暗号,出门前他没忘了把老许留给他的那把电台钥匙带上。那是一枚小小的钥匙,此时揣在他兜里重如千斤。能够证明他身份的东西就这些了。

他被一位穿便装的政府工作人员,带到了一位领导面前。这位领导是从部队转业支援地方建设的,仍然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后来这位同志自报家门,告诉他自己姓高,是这座城市军管会的负责人。他见到高同志的一瞬间,心是热的,鼻子还有些发酸。他举起手,向高同志敬礼,又握住了高同志伸过来的手,仿佛自己是离家出走的孩子,终于又见到了亲人。

他磕磕绊绊地述说着自己的经历,从参军到皖南那个山沟里学习,又被组织派到这座城市,然后认识了老许,一直说到地下组织的同志们牺牲。他在等待组织来找他接头,一边说他一边开始哭泣。

高同志坐在他对面,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他说完了,高同志也放下笔抬起头,摘下帽子,用手抓抓头皮,嘬着牙花子说:同志,我是三野的部队,地下工作和我们不是一个系统。你说的情况我真的不了解。

他满怀期待的目光,再一次暗淡下去,站起来,无助地说:难道组织把我忘了么?高同志伸出一只温暖的手拍在他的肩膀上,语重心长地说:同志,如果你说的是真的,组织是不会忘记你的。说到这儿高同志把眼帘垂下:你知道,现在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情况是复杂的,给我们点时间,你的事,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那次,他失落又满怀希望地告别了高同志。他相信组织,觉得自己一定会验明正身,顺利归队。他还年轻,才二十七岁,就像当年老许牺牲的年纪,新中国成立了,他还能为组织工作好多年呢,他觉得自己浑身是力气,一身才华等着他奉献。

从那天开始,他又多了份期待,想象着组织派人来找他重新接头的情景,他又把早就烂熟于心的暗号在心里默背了几遍:走尽天涯路,风铃在吟唱。

他在期盼中一天天等待着,没过多久,他正在税务局上班,一位军管会的同志找到了他,又一次把他带到了政府机关那座办公楼。一路上他兴奋着,觉得自己的身份一定查清楚了,他就要重新归队了,心里这么想着,双脚就像腾云驾雾一样。

这次接待他的是一位地方上的同志,穿中山装,四十出头的样子,伸出手软软地和他握了一下,告诉他自己姓林,解放前,是这座城市的地下工作负责人。他审慎地打量着这位林同志,鼻子又一次发酸,他眼前闪过那次在郊外的刑场上,同志们在枪声中倒下的场景。他忍不住,放声地哭了起来。

林同志一直等到他平静下来,又一次仔细地询问了他的经历和身份,他这次流畅地回答了。林同志的表情很有节制的样子,在他叙述的过程中,一直用中性的目光望着他,不冷也不热。待他叙述完,林同志点点头才缓缓地说:几年前这座城市的地下组织曾经遭到了叛徒的出卖,全军覆没,我奉上级指示,来到这座城市重新建立地下组织。关于上一任地下组织的情况,我并不了解。我了解到的情况是,上届的地下组织全军覆灭。没想到还有幸存者,我这是第一次听说。

林同志这么说,他张口结舌,把刚才复述的重点又重新说了一遍,老许最后一次见面,向他下达的通知,把电台带走……林同志不动声色耐心地听完,最后保证道:同志,你的事特殊,我会向省委有关领导汇报的,关于你的身份只要有人证明,组织是欢迎你的。林同志站起来,摆出一副送客的样子。他只能站起身来,恋恋不舍地又一次离开政府机关。

别无选择,他只能等待。

他明白要证明自己的身份,首先要找到证人,他没有证人,唯一的证人老许已经不在了。就是老许在,又有谁能来证明老许的身份呢。

老许他们牺牲后,有许多好心的市民,趁着夜色把那些被执行死刑的地下党员,草草地埋在了刑场后面的山坡上,那是个乱坟岗子,埋葬了许多没名没姓的人。那天是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也参加了埋葬同志们的队伍,许多陌生的市民完全是自发来到这里,他们沉默不语,相互之间都不打一声招呼,冷漠又疏离的样子。他在人群中发现了老许的遗体,一个老大爷费力地拖拽着老许的身体,他忙奔过去,把老许抬起来。山岗上一排土坑,群众早就挖好了,到了坑前,他冲那位气喘的大爷小声地说了句:轻点。大爷很怪异地看了他一眼,并没说什么,配合着他把老许安放到土坑里。然后就是填土,在微光中,老许的身子一点点被碎土淹没了。那一瞬间,他竟然有了一个错觉,老许并没有死,而是在和他开一个玩笑。

一群收尸的百姓,来得迅速,走得也快,当十几个坟头立起来后,他们很快就散了,不说一句话,相互保持着距离,扛起铁锹铁镐,四散在暗夜里,就像他们从来没有来过一样。后来他了解到,这些人都是住在刑场附近的人们,山岗上的乱坟堆就是他们创造的。每次被执行枪决的人,都会被他们安葬在乱坟岗上。入土为安,这些孤魂野鬼就不会搅扰他们的生活了。

那天,他狠狠地记住了老许被埋葬的位置,后来他等待组织接头人时,多次来到这片乱坟岗前,远远地注视着老许的坟。那会他不敢接近老许,老许似乎还在,立在离他不远不近的地方,用冷冷的目光阻止着他。他从最初一无所知的一个电报员,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地下工作者,都是老许言传身教的结果。虽然老许没和他说过多余的话,但用行动教会了他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所应该具备的一切。

他站在这片乱坟岗子前,他不知道周围有没有目光追随着他。他是这座城市地下组织仅剩下的唯一了,不能因小失大,让自己的组织全军覆没。想到这,他竟有了一种悲壮感。那些日子,他多么希望有人来找他接头呀。只要有人来,他们这部地下电台就活了,他们的情报可以源源不断地汇报给上级,上级的指示也会顺畅地抵达他们的组织,看不见的地下情报网络四通八达地流动起来。那将是怎样激动人心的情景呀。可惜等的人总也不来,一切都沉寂起来,他在孤独的期待中,一天天消磨着希望。

本以为,这座城市解放了,组织已经从地下浮出到地面,会有人堂而皇之地找到他,道一声辛苦,家从此就找到了,他归队了。可他无法证明自己真实身份。他突然心生委屈,这种委屈的情绪一旦产生,就像潮水一样地包裹了他。

这阵子,他会经常来到老许的坟前。老许被埋的位置他不曾忘记,就在一棵歪脖树后,那棵树绿了,枯了,已经几个季节了。现在他可以光明正大地走到老许的坟前坐一坐,和老许说上几句话,他说:天涯路,你走后,一直没人找我接头,等得我好辛苦哇。咱们这座城市解放了,我找过组织了,可我还在等,你说总有人知道我的身份吧。说到这,他环顾了一下四周,没有人回答他的话,只有风吹过,还有身边的坟头,不见一个活物。这时,他想起了什么似的,把兜里的那把电台铜钥匙拿了出来,攥在手心里,小心地打开五指,恐怕丢失了似的,又把手指握拢。太阳下,那枚小小的钥匙闪烁着一层谜样的光芒,他似乎被这种光芒灼疼了,哆嗦了一下,把那枚钥匙又放到衣袋里,小心地按了按。

不知在老许坟前坐了多久,他站起身来,看着老许,还有那些不曾认识的同事,仿佛在开着一场秘密会议。他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背后似乎一直有老许一双冷静理智的目光在望着他。

这座城市虽然解放了,看不见的战斗仍然在进行着。突然在一天夜里,他被一种嘈杂又有力的声音惊醒了,他机警地走出小院,看见胡同内,几个穿军装的人,押着两个人向外走去。那是一男一女两个人,他似乎在胡同里上下班的时候见过,有几次,在胡同里还和他们走了个对头,他们侧着身子相互礼让对方,那个男的,三十多岁的样子,还礼貌地冲他笑过。

几天后,他在胡同口的墙上,看到了政府贴出的告示,有一批潜藏的特务落网了。在胡同里,他听到邻居的议论,前几天被抓到的两个人,就是一对潜伏特务,他们正在发报时,被军管会的同志抓个正着。

他的心都悬了起来,想起当年自己在夜晚门窗紧闭偷偷收发电报的情景,现在反过来了,轮到敌人潜藏在我们的身边,不断地盗取我们的情报,传达给他们的上级。

从那以后,整个城市就掀起了抓特务的运动,解放后的群众们经过洗礼,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三天两头就会有心明眼亮的群众来到军管会举报可疑对象。然后就不断地有特务落网,为了震慑特务的活动,政府把这些被抓了现形的特务,聚在一起进行游街,他们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牌子上写着他们的罪行。在这种强大的攻势下,不少小特务纷纷从暗地里走出来,自首,请求政府宽大处理。

这样的运动大约持续了两年之久,陆续地已有上百名特务落网了,似乎已被一网打尽,从此,很少有特务落网的消息。

不久,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在这座城市里传开了,市机关的一名科长被揪了出来,他去城外一片树林中送情报,刚把情报压到石头下,便被埋伏的公安战士当场拿下了。后来他才听说,这名科长以前是个大特务,在解放前就潜伏进了我们地下组织,解放后,又以一名地下人员的身份浮出水面,赢得了我们政府的信任,然而他毕竟是名特务,死性难改,仍积极地为台湾政府反攻大陆而卖命。纸里包不住火,这名潜藏多年的特务终于落网了。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每座城市的解放,后续的工作都是清理潜藏下来的特务,有的几个月、几年,有的甚至需要数十年的努力,才把深潜的特务挖出来。虽然解放了,但斗争还在延续。

他又找过政府的林同志,第一次见林同志时,林同志曾答应过他,落实他的身份。虽然林同志的口气并不乐观,但他仍抱有一丝希望。林同志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面对他充满希望的眼神,把目光躲开了,从抽屉里拿出一叠各单位的回函,这些回函都是林同志依据他提供的线索,以组织的名义,求得相关单位或个人证明他的身份的。所有回函对于他的身份都是未详,有些单位或个人,比如他曾经工作过的部队,只能证明他曾经在此工作,并不能证明他参加地下工作以后的经历。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组织原则,尤其是地下工作者,因为工作的特殊性,要证明起来,更为复杂。

林同志把这些回函展示在他的面前,悠长地叹了口气才道:王大草同志,目前我们仍无法证明你的身份,希望你耐心等待。一旦有同志能够证明你的身份,我们会立马联系你,恢复你的一切关系。

林同志的话,虽然温柔也算坚定,但还是像把刀子,把他最后一抹希望刺破了。他突然想哭,眼泪在眼圈里打转,还是忍住了。在机关门口,林同志伸出手,和他的手握了一下,他发现林同志的手是温暖的。这让他想起,第一次在车站出站口和老许握手的情景,老许的手也是这么温暖。

第二次见到林同志,让他彻底心灰意冷了,明白要想证明自己的身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想到了那次在刑场上看到老许和同志们一起赴死,才意识到那次是自己和组织最后一次发生联系了。老许在人群中寻找他身影时的眼神,永远定格在他的心里,就像他通过电台发出的最后一道电波,一切都戛然而止了。

日子还是那些日子,生活还得继续。老马早就娶妻生子了,就连岁数比他小的小李,在这座城市解放后,也结婚了。然后,老马和小李就开始齐心协力地关照起了他的个人大事。

他已经三十岁了,古人说:三十而立,不论在谁眼里,年纪都不算小了。同事关心他个人终身大事也纯属正常。

先是老马在一个周末把他约到自己家里,名曰请他相聚,在饭菜快做好时,来了位姑娘,这姑娘姓张,是老马夫人医院里的同事,也是名护士。在席间,老马和他的夫人齐心协力,热情地把他和那位张护士相互做了介绍。饭毕,张姑娘要走,老马自作主张地把他推出了门,让他送一送张姑娘。他在一个十字路口和张姑娘挥手告别了,看着远去的张姑娘被风吹起的裙裾一角,他一下子联想到在刑场上那位扎着红围巾的同事。老许走后,他无数次想起老许留给他的话:你个人问题组织会替你考虑的。他们当时是地下工作者,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承担着外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他们的婚恋只能在自己人当中寻找。可惜,老许说完这句话不久,便牺牲了。

他面对张姑娘,说不出一种什么感觉,甚至是没感觉。冥冥之中,总觉得说不定哪一天,组织上会派人来找他接头,然后他又会领受新的任务,从这座城市消失,到陌生的环境里继续执行特殊任务。

第二天一上班,老马就把他拉到一个角落里,热情又神秘地说:张护士怎么样,还满意吧?人家才二十三岁,整整比你小了七岁呀。

他望着热情的老马,像做了一场梦,虽然昨晚才见到的张护士,在心里却觉得那是件久远的往事了。他回敬着把手搭在老马的肩上道:马哥,谢谢你了。

听话听音,老马自然明白这是他不同意呀,没看上人家张护士,就又换了一种口气说:大草,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姑娘?他想了一下,马上又收住思绪,笑一笑道:马哥,别为我的事操心了。老马就说: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怎么不早说。他木然地点点头,又摇摇头。

新婚的小李,熬到孩子都生了,他个人问题,还没有一丝一毫的进展。这次是小李出面为其张罗了,小李吸取了老马的经验,在一天快下班时,从兜里掏出几张姑娘的照片。然后小李就如数家珍地介绍起了这些姑娘的年龄、工作和家庭。在这之前,他无数次地提醒过自己,该成家了,自己年龄已经不小了,可他不知为什么,想归想,一回到现实,却上心不起来。在这之前,有个单位的女同事对他很热情,约过他散步,还看过两场电影,但对方见他一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约了几次之后也不了了之了。

面对老马和小李的热情,他不忍心驳了面子,又不知怎么回绝,拿起一张又一张照片,真真假假地看了,然后留下一句:容我想想。他这一想再也没有了下文。

老马和小李平日无事再议论起他时,免不了摇头叹气,在心里都把他当成了各色之人。久了,老马和小李的热情也不在了,每日上班下班,过自己的生活去了。

唯有他,还形单影只,一如当年搞地下工作时一样,到点上班、下班,回到小院里,把院门关牢,剩下的时间他就在空寂中等待。他常常出现幻觉,门又一次被敲响,两短一长的敲门声。每次出现这样的幻觉,他会快速地越过堂屋,冲到院里,干净利落地把门打开,然而除了一股兜头而来的风,并不见任何人出现在那里。他就又会失望地把门关上,怅然若失地走回来。有许多次梦里,又出现了敲门声,他总是很快地起床,甚至来不及穿鞋,光着脚跑到门外,然后,又一次让他失望。有几次,门真的被敲响了,有两次是找错人的,还有几次是查电表和水表的,其他时间,那扇门就跟死了一样,无声无息。

自从解放后,不论单位还是户籍等,填过许多个人身份信息的调查表,他约定俗成一律填写的是王大草。那是他参加地下工作后,给自己起的一个假名字,他的真实姓名——刘岸只有组织知道。他多么想在那些身份信息表格中填写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呀。可是他不能,因为没有人证明他就是刘岸——代号为风铃的地下工作者。他不知道,全国还有多少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和他一样,在隐姓埋名中等待被证明真实身份。

当年他参加地下组织时,领导曾找他谈过话,最后问了他几个问题。领导说:你愿意为革命牺牲吗?他答:我愿意。领导又说:你愿意隐姓埋名甘当无名英雄吗?他答:我愿意。领导又问:你愿意割舍一切社会关系,到陌生环境重新开始吗?我愿意……他不知道回答了多少个我愿意。

偶尔地,他因自己的身份无法被证实而感到委屈,可一想到老许等同志牺牲的样子,他又觉得现在自己还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终于,东郊乱坟岗前来了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有穿中山装的,也有穿军装的,所有人都表情凝重肃穆,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不久,在东郊乱坟岗上修起了一个纪念碑,草草埋葬的那些同事被重新挖出来,又放到一起,修建了一个宏伟的墓地,墓地用水泥修建,还有台阶,高大而又雄壮。碑正面刻了一行字“烈士纪念碑”,后面的碑文刻着他们这拨地下工作者们牺牲的经过,还有他们的姓名。

在纪念碑修建的过程中,引来了许多附近居民围观,他也在关注着修建工作中的动向,当年牺牲的战友终于得到了政府的承认,这标志着他们的历史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当看到刻好的碑文,他从头到尾一连看了几遍,才找到了老许的名字,许其中,年龄二十八岁。他记得老许牺牲那一年,自己二十五岁。如今十年过去了,老许和他的战友们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他们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一遍遍看着战友们的名字,突然另外一个名字扎进了他的眼睛,马妍丽,这显然是个女性的名字,名字后面写着二十三的字样。马妍丽就是扎红围巾的那个战友,那么年轻,才二十三岁。看着她的名字,他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刑场,在死亡面前战友们没有一丝慌乱,包括马妍丽,她站在战友们中间,小小的身躯并不起眼,唯有她脖子上那条红围巾是那么引人注目。她在枪声中,先是做出了一个卧倒的姿势,趴在地上,然后企图站立起来,昂起她的头,看到的人不知道她此时在想什么,又看到了什么。终于她还是没有站起来,吐出一口鲜血,脸变得苍白,半闭着眼睛望向天空,此刻,在她眼里,天空悠远,没有尽头的样子,她的思绪似乎就在这时飞到了天空上,轻灵,自由……

他望着马妍丽的名字,没想到想起了这么多细节,当时他在远处山岗看着,似乎什么也没看见,目光都被老许吸引了。老许倒地的瞬间,似乎目光捕捉到了他,嘴角还滑过一抹神秘的笑意,似乎在向他传递着一句话:风铃,你现在安全了。

有了纪念碑,还有烈士的坟茔,郊外这座山岗就建起了烈士陵园。上山的路都修好了台阶,直达烈士纪念碑。

从那以后,他成了这里的常客,每天下班回来,匆匆地吃口饭,先是漫无目的出门,一走出家门他的思路就清晰起来,一路向郊外走去。他走得迫切而又焦急,只要远远地看到了山岗上那座纪念碑,心便安静了下来。顺阶而上,来到墓前,他似乎觉得自己就站在同志们的中间,老许在向他介绍着战友们:任大兴、宋连成、国宏喜、江小川、马妍丽……这些名字他早就熟悉了,就像熟悉他们活着的样子,他们伸出手温暖地和他握在一起,用目光与他交流着。轮到马妍丽,她的脸颊是羞红的,羞答答地不敢正眼望他。在这座城市地下组织中,他和马妍丽年龄最小,当初老许说:你个人的事组织会考虑的。到现在他才明白,组织在考虑,一定是马妍丽。在做地下工作前,他听到了许多美好的传说,比如深入敌后,为了相互掩护身份,经常会有一男一女搭档,扮成假夫妻去执行任务。久了,便生出了情愫,真的成为了夫妻。他们的故事就成了传说。也许他个人的事,老许已经向组织上做了汇报,组织也找马妍丽谈过了,只是组织还没安排时间让两人见面,就出现了叛徒。他猜不出马妍丽会怎么想,也许她心里早就有他了,直到牺牲,还在想象他的样子。

他每天来到烈士陵园,在墓前站一会,也会坐一会,在没有外人时,他会和这些战友聊上一会。他一个又一个名字呼唤过了,再报上自己的名字,说当年他们地下工作的事,也说现在的变化。他聊得最多的,还是老许,他一遍遍地冲老许说:你当年留给我的接头暗号我还记得呢。说到这想起了什么,从衣服口袋中的一角,找到那把电台的铜钥匙,放在手心里,抖颤着身子:老许,钥匙还在,那部电台你提走了,不知放到哪里去了。那是我用了两年的电台,都顺手了,以后再有人接头,还能找到那部电台么?

他和老许说上一会,走到碑后,盯着马妍丽的名字,就觉得二十三岁、扎着红围巾的她就站在他的面前。他先是有些腼腆,低下头,还用脚尖碾了几下石子,才开口道:妍丽,不知组织找你谈过没有,关于我和你的事。老许是答应过我的,组织会考虑的,要是组织还没谈,我就先介绍一下自己。我的真名叫刘岸,笔名王大草,代号风铃,是电报员也是译电员。我是老许的下线,比你大两岁。也许这些组织上都和你谈过了,我再说就啰嗦了,咱们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见上面,在刑场上是第一次见你,也是最后一次见你。说到这,他已经潸然泪下了。仿佛,他们在诀别,亦或重逢,总之,各种滋味乱七八糟地涌上心头。这么说着聊着,仿佛和马妍丽已经熟悉了起来,在他的幻觉里,马妍丽就站在他的面前,不再羞怯,大胆地望着他,她的眼睛会说话,似乎在说:风铃同志,我相信你,我对你也是满意的。

他突然从脚底下就蹿起一股热流,让他幸福得浑身打着颤。他又有种想哭的感觉。

现在,他隔三差五地都会来到烈士陵园里坐一坐,聊上一会,他很满足,心里也很踏实。独自一人的生活似乎也有了盼头,不再孤独。

他一晃就三十六七岁了,在任何时代,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说小不小,说老不老,还形单影只,不能不引起别人的关注。

税务局的领导又亲自出面了,这几年税务局得到了壮大,隔三差五地会进来一批新人,大多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有男也有女。局长出面,这次给他介绍了一个老姑娘,姑娘姓何,叫何彩莹,之前他就见过。何彩莹是几年前进到税务局工作的,别人说,何彩莹年轻时谈过几个男朋友,不知为什么都无果而终,一拖再拖年龄就大了,如今已经二十九了。何彩莹在外人眼里,长胳膊长腿,性格开朗,没什么不好。有一次,局长热情地把他和何彩莹一起叫到了办公室。

局长毕竟是过来人,不拐弯抹角,开门见山地说:王大草,何彩莹,你们都老大不小了,我听同事们私下里议论,你们看着是挺合适的一对。要不你们相互多了解了解。

局长把话说完,露骨地用目光扫视着两个人,还上前抓住了他们一人一只手,把他们的手放到一起说:握一下,都是同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无力地握住了何彩莹的手,反倒觉得何彩莹的手用了些力气,摇晃了一下道:局长,听你的。说完把他的手放下,已经是满脸绯红了。

在与何彩莹短暂交往的过程中,她一直是主动的,约他轧过两次马路,看过一次电影。在一个周末,她还敲响了他的院门,自来熟地进来,要张罗给他拆被子洗衣服,最后还是让他拦下了。

他觉得何彩莹没什么不好,身材好,长相漂亮,性格又泼辣。可他和她在一起时,总是会忍不住想起马妍丽,在他的心里,马妍丽早就丰满具体起来了,不仅在墓地里和他交流,有几次还走到他的梦里,她是那么温婉,每次走出他的梦境时,都会留给他一抹甜甜的让人回味无穷的微笑。想起梦中的马妍丽,现实中的何彩莹怎么也让他热情不起来。他知道自己这样下去就要魔怔了,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情感了。他想挣脱出来,可又舍不得,只能在现实和幻想之间挣扎着。

何彩莹与他交往了几次之后,看出他的冷漠。最后一次他与何彩莹轧马路时,他心里已经长草了。如果何彩莹不耽误他的时间,这会他一定在烈士陵园里,和战友们聊天,与马妍丽约会了。

何彩莹终于忍受不了他的冷淡,停下一双向前迈动的大长腿,回过身望着他的眼睛说:大草,我该做的都做了,也焐不热你这块冷石头。我不再上赶子了。大草同志,咱们再见吧。说完迈开长腿,一路走去,最后消失在他的视线里。莫名地,他竟长吁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后来的日子就平静了许多,也经历了许多,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先是他居住的小院拆迁了。居住在这附近一片的邻居兴高采烈地搬走了,有的搬到了新居住上了楼房,还有一部分等待回迁。人们站在老屋前,想象着几年后这里的样子,充满了幻想。他和其他邻居的心情不一样,心里空落得厉害。这些年来,他习惯了这里的一切,更重要的是,他搬走了,万一有人找他接头怎么办?几十年的日子让他当成了一天来过,每天除了上班、下班,然后早早地回到小院里,不论刮风下雨,他一回到家门,便把门关上,耳朵十二分警惕地关注着外面。直到夜晚上床,耳朵仍然留在外面,只要外面有风吹草动,总能随时醒来,并保证足够的清醒,留意着外面的动静。天天如此,年年这样。

他有时也劝说自己,时代变了,他们那一拨地下工作者,只有他一个人还活着,没有第二个人会来联系他了,更别说有人证明他的身份了。可是,很快他又被另外的一个声音否定了。那是老许的声音,老许说:我们是有组织的人,不论何时何地,组织一定会派人来联系我们。老许这句话,是他们认识不久之后说的。那一次,老许给他带来一个消息,相邻的那座城市地下组织,遭到了敌人的破坏,他们也受到了影响,上级领导指示,让他们暂时停止一切活动,等待危险解除。那次老许来通知他,保持电台静默,走时给他留下了这句话。不久,老许才又开始联系他。

他坚信组织上会派人联系他,后来他认识的林同志,当上了这座城市的组织部长,又一次派人把他请了过去,又一次认真地听了他述说的过往。一次又一次的回忆、述说,让他这一次更加从容不迫,有许多以前忽略的人和事,以及细节,他都想起来了,然后串联在一起汇报给了林同志。林同志让人把他的话又详细记录了下来,然后就让他等待。很长时间过去了,林同志一直没有消息,他忍不住又找了两次林同志,林同志就很耐心地把一封又一封外调回函拿了出来,顺着他自述的线索,组织部门都按图索骥地把外调函发了出去,又一封封回来,结果都是没有任何关于他的证明人。

那次林同志给他倒了杯茶,坐在他的对面,同情地看着他说:大草同志,组织相信你是自己的同志,曾经做过地下工作,可我们组织有组织原则,现在没人证明你的身份和过往,甚至关于你以前的经历一点线索都没有。我们组织不好定性啊……他理解林同志的难处,更懂组织原则。比如他神秘地从部队调到皖南的大山里学习无线电技术,后来又被派到这座城市里做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的,他以前的经手人,因为时间久远,再加上是战乱年代,人不好找,或者当年这些经手人,早就不在了。他们都像老许一样,把秘密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冥冥之中,他又不甘心,总觉得当年他们一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某个人还在,经过周折,千辛万苦地又找到他,敲响他那扇门。

在被拆迁的日子里,他像一个失恋的少年,还经常回来,故居早已不见了,这里变成了一片繁忙的工地,他进不来,只能站在外面的马路旁看一看,工地每天都在变化,熟悉的一切早已面目全非,他心里的空落又增添了几分。

好在他还有老许的墓地,这段时间他更频繁地来到东郊烈士陵园,坐在烈士碑前,风习习地吹来,就像当年老许敲开他的门,带进来的冷风。这么多年,他该对老许说过的话早就说完了,包括他旧居动迁,当年的旧居,还是组织帮他选择的。实在没什么话可说了,他就坐在战友们面前,眺望着城市,隐约间,他似乎能看到旧居的工地上高高耸立着的天吊。眼前的城市,正日新月异地发生着变化。唯一没变的,就是这片陵园和他自己。

每当他坐在陵园里,似乎又回到了若干年前。此时,他坐在夕阳下的陵园里,也是相同的感受。不论他的心情是好是坏,是平静还是波澜,只要他来到烈士陵园,一切似乎都回到了初始,什么都没什么了。

他每天都在关注着新居的建设情况,每天下班都要到工地上看一看,生怕漏掉某个细节。终于在他搬出旧居两年零几个月后,新居盖好了。这是一片崭新的楼群,院子里栽了树,种了草,每家每户都窗明几净的样子,也有许多老邻居特意赶回来,远远近近地望着眼前的变化,嘴里啧啧有声地赞叹着。

终于如愿以偿地又搬了回来,依据拆迁时的面积,他的家并不大,只有两室一厅。他不在乎这个,迫不及待地回来,虽然还在原址,但已不是原来的样貌了。他别出心裁地,在自己的门口挂了一只风铃,每当他进出,风铃都会发出神秘又动听的声音。听着风铃发出的声音,便有一种情绪在心里弥漫开来。

后来他退休了,一直一个人生活着。在他二十几岁,三十多、四十来岁时,时不时地总会有热心人,偶尔地提及他的个人生活,还张罗几回让他去相亲,但一过了五十岁,便没人再提及了。他一个人生活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如果他突然和谁结婚,反而让人觉得不正常。

直到他退休,一直居住在那间两室一厅的房子里,房子早就不新了。他们这一片是这座城市第一批动迁户,当初设计者都没有设计地下车库,当初搬回来时觉得院子很宽敞,这几年私家车多了起来,渐渐地停满了院子,后来车又多了一些,把以前的绿地还有种花种草的地方都变成了停车场,不论从哪个角度望过去,都是车满为患的样子。

最初搬过来时门口挂的那串风铃还在,他没有换过,那串风铃的表面已不再新鲜,落满灰尘后,他总是找个抹布去擦拭一回,久了,灰尘和水渍浸入到铜制的风铃中,满是包浆的样子。走廊里有风吹过,风铃会发出细碎的响声,或者邻居关门手重一些,风铃也会发出一阵嗡声。他习惯了这一切。

老了之后,他会经常夜半醒来,便睡不着。夜还深着,一切都安静着,脑子清醒,有时也会有种时光倒错感,一时不知自己在哪。他自从到这个城市里,便有了王大草这个名字,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叫刘岸。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知道吧。他工作的履历表上填写的是王大草的名字,包括他的退休证上写的也是这个名字。刚开始入职单位时,总会遇到签名,比如每月领工资,工资表上都要签名。刚提起笔时,脑子会打架,同时会浮现出王大草和刘岸两个名字,久了,不再打架,王大草已经横冲直撞地走进他的生活,他的内心从里到外已经接受了王大草。

风铃这个代号,更没有人知道了,为了风铃,他已经等了大半辈子了。最初有了这个代号,只有老许知道,他不知道组织上的人知不知道,倘若自己也不在了,这个世界就再也没人知道了。组织上的接头暗号一直都清醒地记得:走尽天涯路,风铃在吟唱。一想到这个接头暗号,便在暗夜里把眼睛睁大,注意力又转向门口,夜晚没有风,邻居也没开门,风铃也在静默着。

郊外烈士陵园他还会经常去,每次去他都会呆上一时半会,陵园已不是新建时的样子了,一切都是旧的。墓地和碑都有了些裂纹,周遭都长出了荒草,清明或国庆,有单位或学校的人组织着到烈士陵园里看一看,有带头的人念着关于缅怀的稿子,然后就四散开来,在草地里嬉戏上一阵子,人群就散了,留下荒芜的墓地。只有他是这里的常客,几日不来,心里就空落得要死要活,丢了什么重要东西的样子。来了,坐在墓地旁,心一下子就静下来,一切熟得不能再熟了,仿佛这里是他的家一样,还有一群老朋友,围坐在一起,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就那么安静地簇拥在一起坐着,看天,看这周围的荒草……似乎世界在这里变得永恒。

林同志比他退休要早上几年,最初有作家要写这座城市的历史,会找到林同志采访,不知是哪一次,老林想起了他,便也把他推荐给作家或一些报纸的记者,家里就热闹了几分,男男女女,簇拥着他,让他讲一讲当年的往事。最初的时候,他不知如何开口,在心里问着:我是谁,风铃,王大草还是刘岸?自己说的经历,又有谁相信?作家们总是很急切,用尽各种办法,想让他开口说点什么,然后他只能舍近求远,从那天刑场上说起,十几个地下工作者,被拉赴到刑场,然后就是一排枪声,之后就有了烈士陵园。这段历史不仅他知道,单位的老马和小李也知道,想必林同志等人都已经说过了,作家们就流露出失望之色离开了。

后来再有人采访老林时,会叫上他,让他坐在一旁。老林叙述当年的历史时,勾起了他对当年的回忆,每个细节都能够想起来,看着老林对着记者或摄像机滔滔不绝的样子,他很羡慕。他在家里的电视上看过老林的采访,老林出现时,总会打出一排小字:原地下工作负责人。老林讲得很全面,地下工作者的细节逼真详实,似乎又带着他回到了过去。

当老林鼓励他也讲一些什么的时候,他就茫然地望着老林,心里又一次问自己:我是谁?恍惚间,他就失去了讲一讲的勇气,像害羞的小媳妇,躲到了一旁。

采访的人走后,老林就会拉着他的手,满是歉意地说:大草,我相信你就是当年的地下情报员,我没退休时,一直努力给你找当年的证明人,可我还是没找到,我对不起你,组织也对不起你,可你知道,我们党是有原则的呀。

他握紧老林的手,听了老林的话,他又想大哭一场,却不能哭,只是红了眼圈,眼泪汪汪地望着老林。老林当了一辈子领导,到了晚年了,还没有忘记他,他知足了。

老林是在一天夜里突发心梗去世的,当时他不知道,是老林的老伴顺着电话的名录查到了他,给他发了一条短信,通知他老林遗体告别的时间和地点。

他赶到老林的灵堂时,心里已经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了。他看着老林躺在灵堂里的遗体,突然发现老林是那么瘦,又是那么小。再看墙上挂着老林年轻时的照片,恍若隔世。

老林去世之后,他突然有了紧迫感,自己隐藏了一辈子的秘密,他要说出来,如果不说,就对不起老许和自己,还有那些牺牲的同志们。他有了倾诉的欲望,不是仅仅为了自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记住老许他们。

家里有以前电视台记者留下的名片,当记者在他眼前架好摄影机时,他又想起了老林,老林活着时,就在摄影机面前,无数次地说起过去。他对着灯光和摄像机镜头,呆怔了足足有几分钟才开口说话。从到这座城市讲起,讲到第一次到这座城市时,第一次见到老许,然后把他带到住处,留下一部电台,老许是他的上线,他突然想起,当时的地下省委还有一个电报员,他发报、收报,都是联系那个电报员,他的代号是风铃,对方的代号是“燕子”。他一直认为,对方一定是个女同志,要不怎么有“燕子”这样的代号呢。以前他几乎把“燕子”忘干净了,因为他们是通过电波联系的,对方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他并不知道,只知道对方的代号叫“燕子”。他向老林提起自己过往的线索,几乎把“燕子”忘干净了,是眼前的摄像机让他想起了“燕子”。

记者们走后,他激动起来,“燕子”虽然没有谋面,但他至今还记得“燕子”发报的风格,每个摩斯码发得流畅清晰。每个电报员都有自己的发报风格,就像个人的口音。虽然他想向记者倾诉自己的过去,以证明那些牺牲的同志,但组织的秘密他是不会说的,接头暗号和老许留给他的那把电台的铜钥匙。他等待着组织派人来找他接头,他又怎么能轻易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呢。

电视台的记者录像之后,他一直没有等到电视台播出,再后来,他就忘了采访这回事。

有一天,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又去了一趟陵园,走了一身汗,那天不知为什么,觉得自己有许多话要对老许他们说,他抱着烈士纪念碑就说了,一开口自己都吓了一跳:老许,我累了,怕是最后一次来看你们了。说完还嘤嘤地哭了一回。

那天从墓地回来后,被风吹着了,受了凉,他病倒了,一直晕晕乎乎的,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正巧老单位工会的人来看他,急忙把他送到医院,医生们抢救了几个小时,他还是走了。工会的一位老同志在收他的骨灰时,被一个金属一样的东西吸引了,戴上手套在他的骨灰里拿起一把面目全非的钥匙。说是钥匙,只是从形状上判断,经过高温已经变形了,但仍然有着金属般的光泽,在骨灰中显得十分不同。这枚金属吸引了众人的注意,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老王身体里怎么还有这种东西,咱们给他换过衣服了,兜里都是干净的。人们猜测一阵,议论几句,又把那枚金属一样的东西放到了他的骨灰里。

他去世之后,在建党八十周年,电视台播出了一档以“记住历史”为题的大型专题片,其中就有一段关于他的采访。在他的影像旁有一行对他介绍的小字:王大草地下工作身份未经组织核实。

这部纪录片播出不久,省城里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女同志,联系了当地政府,指名道姓地要见王大草。还是老单位的工会人员出面,陪同着这位老同志来到了公墓,找出了他的骨灰盒。

老同志抖颤着身体,望着他的骨灰盒,声泪俱下地说:风铃,我就是当年的燕子呀。

石钟山,作家,编辑,导演,影视制作人。发表长篇小说《大院子女》《天下兄弟》《五湖四海》《问苍茫大地》等三十余部,中短篇小说二百余部篇,创作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幸福像花一样》《军歌嘹亮》等三十余部,一千二百余集。作品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四次,飞天奖三次,北京市政府文学艺术奖等四十余次。有多部作品译介成英、法、俄文在海外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