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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沉迷而笃恋北京
来源:北京晚报 | 肖复兴  2022年09月06日08:37

民国文人中,对北京感兴趣并且染指笔墨的人有很多,作为清末名人之后,曾经亦官亦文、中西兼学的瞿宣颖是其中的醒目者。多年前我读过他为陈宗藩、张次溪的著作写的序,发现他对老北京所知甚深,但近几十年来鲜见相关的专著,这或许与他在日伪时期的个人经历有关;当然,这些文字也只是他做大学问之余的小作品,天女散花般散落在民国的报刊中,一时间难以找寻。近日,终于有侯磊这样的行家仔细搜集并加以整理与研究,推出《北京味儿》一书(北京出版社出版),这实在是一件好事,弥补了对旧时北京书写之疏漏。

读这类书,我的主要兴趣在于看书中有哪些内容是别人未曾涉及的——对旧时北京的书写,陈陈相因的很多,“功夫”多体现于“抄录”,鲜有自己的见识。“见”与“识”是两个方面,“见”是自己的见闻,“识”是自己的观点。瞿宣颖的《北京味儿》,“见”与“识”都有,很多内容让我耳目一新。

先说瞿宣颖的“见”。

在《故都闻见录》中,瞿宣颖洋洋洒洒写了七十三则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每一则都趣味横生。比如他说北京驴车、马车、骡车和欧式马车的演替时,引用清户部郎中的话:乾隆初只有驴车,而且只有先德浓中丞才可以坐。后有马车,则刘文正刘中堂可坐矣。从来坐车都是分等级的,驴马之分,便成了级别与身份显性的标志。骡车是雍正时有的,由举人进京和货物运输发展而成,欧式马车为马车的升级版,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后才有的,“然非达官莫敢御”。如果联系后来在北京出现的人力车、小汽车和当当响的有轨电车,这便是北京几百年来关于车的发展简史。

他说“市招”,也很有意思。市招即店家门前的招牌,当年,“正阳门东西街招牌有高三丈余者,泥金杀粉,或以斑竹镶之,又或镂刻金猪、白羊、黑驴诸形象”,那阵势,和如今的广告牌有一拼。他引《野获编》中关于店家市招上的名对:“珍珠酒”对“琥珀糖”;“诚意高香”对“细心坚烛”;“细皮薄脆”对“多肉馄饨”;“天理香皂”对“地道药材”;“麻姑双料酒”对“玫瑰灌香糖”;“奇味薏米酒”对“绝顶松萝茶”……纪晓岚从小爱作对子,瞿宣颖又举纪氏为市招所作之对“神效乌须药,祖传狗皮膏”“追风柳木牙杖,清露桂花头油”“博古斋装裱唐宋元明人字画,同仁堂贩卖云贵川广地道药材”。旧时市招上的对子对得如此工稳、有趣,如果用在当下改造后的老街店铺门口,该是怎样一种景致?

看瞿宣颖说前三门,也挺耐回味。为出入方便,庚子年(1900年),在崇文门和正阳门之间打通一便门曰“水关”;为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民国十二年(1923年),在正阳门和宣武门之间又新开一道门曰“和平门”。于是坊间流传这样一说:“水关开而崇文之运尽,是以科举废;和平开而宣武之运尽,是以北洋军阀败。”又说:“昔人谓北京前三门曰正阳、崇文、宣武。元亡于至正,明亡于崇祯,清亡于宣统。天下事固有巧合不可思议至此者!”虽都是坊间传说,却道出前三门在百姓心目中的位置。崇文与宣武的设置,和北京城市布局中“左祖右社”的讲究是一致的。

再看瞿宣颖的“识”。

瞿宣颖居京多年,对北京有赞美,有批评,批评时顺带着提了不少建议。

比如他批评北京爱改街名:“所可惜者,民国以来警厅屡改街名,如羊肉胡同改为洋溢,臭皮匠胡同改为受壁,奶子府改为乃兹,鸡鸭市改为集雅市。不知街名自含历史性,岂容任意易无意义之名,使后人忘其来历耶!”

对胡同改名的乱象,瞿宣颖不止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在《北京建置谈荟》一书中,他还尖锐指陈:“总部胡同应作总捕胡同,盖以官名者。大小雅宝胡同应作哑巴胡同。如此类者,虽名不甚雅驯而见于故书载记,胜于今人杜撰者,多皆不宜改也。”可惜这本《北京味儿》,未能选入此书的片段。

在《从北京之沿革观察中国建筑之进化》中,瞿宣颖说:“试入北平而一游,殆无人不感觉其街衢之宏整,有异于其他城市,此固所谓历代城市之旧规……据《金吾事例》所载,知政府管理民居至严,有侵占及建筑不式者,立即强迫其拆毁也。”曾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将“建筑式者”强行拆毁。

他又以前门大街为例,说:“试向正阳门前观之,两旁楼房,已侵入大街,而天坛、先农坛两坛城墙,不能取一直线,以达正阳门也。”近百年后重读此文,或许明、清两代天坛和先农坛的外墙应紧挨北京中轴线,两坛在中轴线东、西两侧,方才显出坛的气势以及中轴线的魅力,与此同时彰显了北京城市整体布局的恢宏和讲究。可见如今改善中轴线南端的赋存环境,恢复旧时历史风貌,是多么的任重道远。

对北京的行道树,瞿宣颖在《北平》中说:“北平市政的最大缺点,就是街旁的行列树。”他建议:“北平最适宜的行列树有几种,第一是洋槐,洋槐在四五月间开花,有一种清香。第二种马缨花,就是古人所谓之合欢花。在六七月开一种红白的花,既美丽而又经久。第三是杨柳,凡是近于井边河道都可以种。这三种都很容易长成,不要三年的工夫,就可以成为美荫。”

在这本《北京味儿》里,最富有感情的文章,我认为是瞿宣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写就的《北京的人情味儿》。那时,他人在上海,距离让思念越发深刻。一开篇他就与众不同地表示“绝不愿意拿圆顶子的天坛、汉白玉的石牌坊、高大黑暗的太和殿和前门楼子”说事,他说:“北京之所以为北京,绝不在乎这个。”

他在乎哪个?

他以北京的春天为例:“要领略北京的三味,其实也不关乎公园的牡丹之类……赏花专车只是给有钱趁专车的人们预备的,这些人赏花,不见得就真正懂得‘赏’字,花也不需要此辈鸣锣喝道之徒来帮衬。若能够悠然步行,从彰义门大街到崇效寺去看牡丹,或者比坐汽车到中山公园北海赶热闹有点儿意思,尽管这里附近有的是菜园子和义地,远处陶然亭窑台有放风筝的顽童,粪车子也在左右播送木须香。我们还要缩小缩近观察的范围,连崇效寺也不须去,胡同里的春天,更有使人神往者在……连‘蛤蟆古都儿’(蝌蚪)全可以拿来卖,你就知道春天怎么送到每一个家庭中了。刚涮出子来子的小金鱼儿,衬上护城河捞来的绿英,多有生意!卖一冬天白菜的贩子,开始吆喝:‘菠菜呀,约斤的菠菜!’(冬天的菠菜是论把儿的),换些新鲜的颜色,就使你增加若干力气。”

他写得多好啊,有景有致、有香有味、有声有色、有情有感。接着,他笔一宕,以老北京人的口吻,不无骄傲地说起北京的局气和讲究:“大栅栏内联升不卖皮鞋,等于琉璃厂邃雅斋不卖《唯物论》。”“就不用奇怪,为什么吃丸药非上同仁堂,买酸梅汤非上信远斋,紫毫笔、白折子,讲究清秘阁了。我说,有中国一天,留一点这种老玩意儿也不错,其意义着实比用轮船把国宝运到伦敦展览大些。这才是活历史,活文献,比教科书上讲半天莫名其所以然强得多。”

看这感情,如水银泻地,畅快得淋漓尽致。他先说不在乎人们眼中那些颇具代表性的北京建筑,然后直接落地,落到普通百姓的眼中、心中、步履中以及吆喝中。一句“粪车子也在左右播送木须香”,一句“你就知道春天怎么送到每一个家庭中了”,让你读着那么亲切,那么感动,扑满的地气儿是那么浓郁!然后,他从同仁堂的丸药,信远斋的酸梅汤,清秘阁的紫毫笔、白折子入手,进一步说这样的老玩意儿是“活历史,活文献,比教科书上讲半天莫名其所以然强得多”,有理有据,节奏明快,感情充沛。读完《北京的人情味儿》,我想如果有人将这篇文章重新编辑一下,作为语文课本里一篇专门谈北京的课文,那该有多好!

瞿宣颖说自己是“沉迷而笃恋故都的一人”。还真是这样!这本《北京味儿》,可以为他的话出具生动而翔实的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