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我是一个饕餮之徒，保持着对未吃过的食物永不退潮的热情和兴趣。在街头或市场上，每逢碰到此类食物，我总是眼前一亮，不由自主地掏钱拎它们回家。待它们被端上餐桌，妻子和儿子却大都兴致索然，懒得下手多吃几口，最后不是我硬着头皮收拾残局，就是狠狠心一倒了之。

一次一次这样，我仍旧不长记性，下一次碰到其他没吃过的食物，还是满怀期待地拎回家，结局也都差不多。

印象深刻的食物有两种。一种是臭豆腐乳，它貌不惊人，混迹于超市货架上，灰黑色的豆腐块拥挤在浑浊的汤中，被密闭到了玻璃瓶里。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青方，抛却它舌尖上的味道，它与自己的孪生兄弟红方有着鲜明的色差，就像同一个春天的不同截面。我拿起它，掂了掂，瞧了瞧，顺手放入购物篮。我吃过各种各样的豆腐，却从未吃过眼前这种姓“臭”的豆腐乳，我不知道它究竟有多臭，但好奇心让我想尝一尝。提回家后，我将它丢到壁橱一角，转身就忘了。在这种事上，我的记性总是如此糟糕，常常丢三落四。有一天，我收拾壁橱，在堆积如小山的各种食物中，拨云见日似的发现了它。它畏畏缩缩地躲在那个角落，从一开始就在那儿，从未想过抬腿离开，它当然清楚想了也是白想。就这样，它被这个家的所有人遗忘了。待我发现它时，它已经过了保质期，没能在它安稳的现世经由我们的舌尖入肚为安。我仍然不知道它究竟有多臭，却一下子没了尝它的兴趣和勇气。对于它给我预设的悬念，时间已经替我轻松地超越了它，而将它留在了原地，它因为没完成使命变得毫无意义，我也找到了不吃它的最好借口，将它连同它幽闭的气息一起扔入了垃圾箱，这让我至今不识其臭滋味。

另一种是榴莲。我与它相遇在超市和水果摊上，在我面前的所有水果中，它是体积最大的。我对它有点望而生畏，不是因为它浑身长满棕绿色硬刺，它们像是牛魔王头顶两只牛角的微缩版，攒聚在这只球形体的表面，但它伤害不了我，我不会给它这个机会。我怕的是它的气息，我想象不出它究竟有多臭，我也无法将它长发飘飘的女性化名字与它的臭联系在一起，但吃过和没吃过它的人都在渲染它的臭，像我这种容易被别人左右的人也跟着相信了，成为它臭不可闻的对立面。我向前几步，没闻到它尖锐外表包裹着的臭，反倒闻到了其他水果呼吸的香气。和那瓶臭豆腐乳一样，它将自己与生俱来的臭封闭在了球形身体中。

但有一种食物，贯穿了我的成长，母亲的乳汁中都有它的踪影。我坐在它面前，注视着它，它居于各种餐桌的中央，冒着腾腾热气，刺鼻的气息像乌云相互纠缠，笼罩着我，炸窝似的一溜烟跑遍了所有房间。面对一锅或一盆真实的它，沐浴着它强大顽固的味道，我不止一次地怀疑过它是否真的存在，世上竟然有这样味道的食物，这让我从未举筷探向它，屁股下像生了刺，坐不住，然后逃之夭夭，边逃边暗自庆幸，自己如果再多待几分钟，从头到脚，一身气息会像耻辱轻易洗刷不净。

这同样是一种以臭为姓的食物。有好事者为了从字面上遮掩它的臭，自作主张地命它姓雅。然而，臭未必俗，雅也未必真雅，雅臭同体于它犹如强扭的瓜，好事者反而落个欲盖弥彰，唯有它流臭百世。

我承认，我没有尝它的胆量和勇气。

直至不久前，我才吃了它，这离我第一次接触它，差不多已经过去了四十年。

二

儿时在黔南山区沙包堡镇，父母的职业让他俩上起班来像两只陀螺，被无形之鞭抽打得歇不下脚。一直拖到除夕，他俩带着我和弟弟，早晨从沙包堡镇搭上式样老旧的长途客车。每一次都是那一辆客车，似乎开往荔波的客车就那一辆。它足够老了，看上去裹着仆仆风尘，脏兮兮的；有机玻璃的车窗本来是一帧帧移动的画面，但由于时间久了，表面被磨得模糊不清，由里向外看雾蒙蒙一团，仅有两三块磨损得较轻，勉强看得见外面，却因为下雨天一个个坑洼积满了水，车子来不及躲闪，溅上了泥浆，花花点点的，像生满了麻子。这情形让它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努力地张着瘪瘪的嘴巴，露出仅存的两三颗牙齿，吭哧吭哧地喘着粗气，沿着螺旋形攀升的盘山路，慢腾腾地翻山越岭。好几次我都担心它爬不上去，揪着一颗小小的心，怕它刹不住，一直往后退，坠到悬崖之下。我仿佛一只打瞌睡的猫，将头埋入胸前，逃避着接踵涌来的惊险，不敢向车窗外张望。车下是悬崖，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抬头迅速瞥了窗外一眼，啥都没看清，内心却像揣着一只小白兔，怦怦乱跳。但车子竟一次又一次地，奇迹似的爬了上去。经过大半天的跋涉，接近黄昏时，它终于驶到了荔波郊外的登高坡。窗外，山洼里，是浮在暮色里的外婆家。

恰在此时，鞭炮声由稀拉渐转密集，年夜的序幕被缓缓扯开了……

吃年夜饭、拜年、守夜、烤糍粑……时间短如我手中的“滴滴金”烟花棒，没等照耀开黑夜，就在“噼里啪啦”声中燃烧尽了。一眨眼到第三天早晨，三姨从她中学的家来到外婆家，邀请我们一家晚上去她家吃饭，她说，我家煮臭酸，今晚来吃饭。就这平淡简洁的一句话，我没听出啥来，也不知道煮的臭酸是啥东西，也许是因为这几天一直有好东西吃，我和弟弟对三姨的话反应冷淡。直至许多年后，我才认识到这句话对荔波人是多么地有吸引力，为了“臭酸”，他们甘愿放下手上任何事，乖乖地跟着邀请者走。生在长在荔波的母亲听后却欢欣雀跃，一脸神往，连声答应，说，好久没吃臭酸了，想死呐。父亲面露难色，迟迟疑疑地说，我还是陪爸妈在家里吃吧。我在旁边听着，心想这个叫母亲“想死”的臭酸竟然有如此大的魔力，能够让一贯行动一致的父母第一次出现分歧，而且是在三姨面前，这勾起了我的好奇。

挨到下午，母亲迫不及待地扯着我和弟弟，也不管父亲了，一路踏着青石板，穿过半个县城，与一片荷塘擦边而过。冬日的荷塘冷清萧索，残荷保持着各种奇形怪状，凛冽的寒风扫荡过后，它们就是这样子，一直到站在春天的门槛边，仍然是这样子。它们举着残肢断臂，一边听着风声和雨声，一边等待着春天降临，用不了多久，它们会重获新生，自渐暖的水中长出柔韧的新骨头，擎起万千头颅，捧出姹紫嫣红。

走到三姨家楼前，一股浓重刺鼻的臭味儿凶猛地扑向我们。这味儿飘自二楼三姨家敞开的窗户，一阵风刮过，它不仅没被吹散，反而像长了脚，借着风向外爬，跑得满世界都是，仍然从窗户间源源不断地飘散出来。路过的邻居抬头望了望，兴奋地嚷嚷道，哎呀，赵孃家煮臭酸了，我们剋（音译，读“kei”）她家吃啊！她们说的是纯正的荔波话，我不会说，但听得懂，就如实地记录了下来。我们前脚刚进门，她们后脚就跟了来，好像在自己家，没一丝生分，三姨热情地招呼着她们。三姨家的厨房正是路边敞开窗户的那间屋子，一个三只脚的铁炉稳稳地立在窗户下，炉门洞开，塞着木柴，正熊熊燃烧，炉上坐着一口双耳大铁锅，铁锅呈乌黑色，“咕嘟咕嘟”地正煮着一锅东西，热气袅袅蒸腾，锅内红翻了天。直至此刻，我都无法准确地描述出这锅东西散发出的气息，在我有限的经验和记忆中，尚找不到能与之相比拟的气息。这种我从未闻过的奇异臭味，争先恐后地掠过窗户，冲到路上，奔向其他屋子，弥漫在空气中。我承认我不喜欢这味道，它让我闻后感到窒息，甚至有张口呕吐的冲动。正当我站在一边难受之际，它已经煮好了，被一锅端上了桌子。那几位邻居见状挨着三姨和母亲坐下，她们每个人的面前都盛着一碗米饭，碗上搁着一双筷子，桌子正中央，这锅东西四平八稳，热气由稠渐稀，一张张脸也由模糊渐清晰，锅中东西仿佛不甘心，仍在有气无力地“咕嘟”着。那时我年少不懂事，现在忆起这一幕，我发觉这才是生活的本来样子，空气中飘荡的是荔波土生土长的滋味，所谓人间烟火、岁月静好、宠辱不惊之类的词语，以及由它们带来的幸福和满足，大抵就是眼前这样子。

而这锅东西就叫臭酸。

三

在荔波，只有臭酸，才是人心人情和邻里关系唯一的黏合剂。谁家煮了臭酸，臭味四溢，左邻右舍闻到了，狠狠地嗅了嗅，仿佛要将这气息一股脑地吸入肚中方不觉浪费，他们不等主人邀请，风风火火地推开自家门，寻上对方门敲门蹭饭；也有主人主动邀请其他人一起来家里品尝，这片山清水秀的土地自由自在地生长幽默，天性诙谐的他（她）有时在电话中故意埋颗“地雷”，来我家吃饭啊！受邀者答，不来了，吃过啦！他（她）顿了顿，慢条斯理地说，我家今晚煮臭酸。这回轮到受邀者不淡定了，他（她）攥着手机，急吼吼地说，等我两分钟。话音刚落，已经夺门冲出，仿佛一眨眼的工夫，站在了主人家门前。好客的门总是虚掩着的，臭酸的味道顺着门缝儿，欢快地逃逸出来，推开门，更加浓郁的气息迎面撞了他（她）个趔趄，他（她）定定身，立住了。是臭酸二字，乍一出口，就像抛来一根绳子，牢牢地系在受邀者的腰间，不由分说又轻而易举地，将他（她）拽到臭酸面前。无论是受邀者还是不速之客（其实也没有客），进门都不拘束，都是一家人，添一只碗，加一双筷子，围桌坐下，信手拈着臭酸，有滋有味地吃着，谈笑风生之间，两三碗米饭下肚了。

三姨家的臭酸，来自她的婆婆陈奶。陈奶个矮，体胖，慈眉善目。她家住在向阳路的一个院落里。谁都说不清臭酸在荔波扎根流传有多少年了，老荔波人家中靠墙角处，都立着大大小小的酸坛，坛中盛着臭酸酵母（荔波人也叫母本），一勺勺酵母像一颗颗种子，被引种到千家万户，撒入他们生活的广阔原野。陈奶家的酸坛至少有上百年了，据说是荔波最老的酸坛。陈奶嫁入陈家时，它就已经在那个一直不变的角落站了许多年了，她从自己的婆婆手中接过它，好像接过了一个家族最为神圣的香火，日常对它呵护有加。这种坛子肚大口小，口端一圈儿坛盘，合上盖子，往坛盘里加些清水，水会自然蒸发，渐渐地少了；隔上几天，便要往坛盘里添些水，一直保持着有水，这样能够以水隔绝空气，使坛内臭酸始终保鲜。陈奶一个人在家，与她的酸坛相依为命，她每个月都要将酸坛中的臭酸酵母悉数倒出来，重新煮一遍，待晾凉后再盛入坛内；她还时时记得往坛盘里添水，过上些日子，摸着坛盘有点儿滑溜了，就得小心地略微倾斜着坛身，倒掉坛盘中剩余的水，轻轻地洗净坛盘，加满清水……向阳路是一条老街，青石板被来往脚步磨得光滑锃亮，住在这条街上的全是老荔波人，他们家家必备酸坛，每家味道却各不相同。但陈奶家的臭酸最好吃，也最讲究，她家煮臭酸很早就不用剩菜，而坚持到自家菜园子摘各种新鲜蔬菜，像红薯尖、广菜、牛皮菜、空心菜、红米菜、茄子、滑滑菜、薄荷等等，举凡土地里生长的东西，基本都可以采来煮臭酸；或去赶场买些必要的食材，譬如猪大肠、五花肉、豆腐、豆腐泡、魔芋豆腐、盐酸扣肉、平菇等。只要有陈奶坛中的臭酸酵母，人间任何东西都可以相互融合，轰轰烈烈地煮成一锅市井生活。陈奶每次煮臭酸，煮好临吃前总不忘舀出一小碗，冷却后倒入酸坛内，这样盛出一小碗陈酵母，倒入一小碗新臭酸继续做酵母，新与陈在时光的默默注视下，此消彼长，很快水乳交融到了一起，坛内风平浪静。

陈奶一家煮臭酸，熏倒一条向阳路，饱了街坊们的口福。他们本与陈奶交善，此刻闻到她家飘散出的臭酸味道，精神为之一振，肚子饿了，口水也流了出来，不等陈奶招呼，纷纷像赶在暴雨来临前搬家的蚂蚁，心急火燎地赶到陈奶家蹭饭，自己动手拿碗取筷，坐下一筷又一筷地夹着正中央的臭酸，臭酸永远在这个位置，这也是有臭酸的生活的中心。他们吃着臭酸，佐以米饭，请原谅他们主次或君臣顺序颠倒，他们就是奔臭酸来的，吃一次陈奶家的臭酸，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舌尖上的盛宴或狂欢，他们无不吃了三碗米饭，临走留下的永远是只有荔波人才听得懂的那句话：陈奶煮的臭酸味道一颗绿！这句尾随在大拇指后头的话，是对陈奶和她的臭酸的最高评价。有了普普通通的臭酸，长此以往，陈奶与街坊们的感情像烤熟的糍粑，黏稠绵长，拉扯不断。

在陈奶的街坊中，“黄四娘”是个有意思的人。他人近中年，又瘦又高，面相白净，举止忸怩，仿佛无形的绳索捆住了手脚，使他放不开。他本是七尺男儿身，在家中排行老四，唤作黄四郎，但大家都当他是女人，硬是面对面地叫他黄四娘。我理解这是对他的侮辱，他却似乎没觉得，别人叫他四郎他答应，喊他四娘他也不辩解，一来二去，几乎没人叫他四郎了，大家都改口喊他四娘，他似乎仍不计较。夏天太阳落山晚，等到太阳自斟自酌喝得酩酊大醉后，才想起降下夜幕与月亮交班的事儿，圆圆的脸儿羞得更红了，铺排得一条向阳路流金溢彩。向阳路是一条南北街，黄四娘家住南头，陈奶家在北头。仿佛是给太阳的盛大回家助兴似的，恰在此时，陈奶煮好了臭酸，街坊们熟悉的味道是尘世的光，搀着路上的阳光，温暖而熨帖地跑来跑去。黄四娘也闻到了，家中米饭上甑子蒸好了，但菜还没有炒。他面子薄，怕扎入人堆，看见生人还脸红，一个又一个街坊闻香去了陈奶家，他不好意思去，心头却像有无数馋虫在挠痒痒，齐声催促他快去，去晚了就空碗朝天了。他终于忍不住了，转身来到自家厨房，盛了一碗米饭，出门上了街。他一手捧碗，一手持筷，微仰着头，贪婪地吸吸鼻子，那味道冲决嗓子眼儿，汹涌地漫入肺腑，他有点儿不适应，压抑不住地打了个喷嚏，这喷嚏太响亮了，一条街上的人都听见了，他们不约而同地扭转目光，齐刷刷地投向黄四娘。黄四娘不认为是自己惊扰了大家，他沉浸在臭酸柔和美妙的味道中，继续若无其事地站在街口，夕阳将他的影子投映到青石板上，又瘦又长，黑如陈墨，像是谁拎了浇水壶，一路走一路浇了过去。他说不清他身体最近哪儿出了问题，老是觉得恶心，不想吃饭。突然，他正视前方，抬腿走路，走上几步，扒一口饭，也不住脚，继续走几步，又扒口饭。他面朝陈奶家的方向，敞开鼻孔和肺腑，拼命地吸着源源不断飘送来的臭酸味道，就像一个重度高反的人在饥不择食地饕餮氧气，神情痴迷而沉醉。他走路的姿势看上去很美，袅袅娜娜，像一株拔起自己迈开步子的柳树，一道夕阳的光像一束追光灯，在他身后追赶着他，仿佛有风吹过，他摇摇摆摆起来。就这样，他从南头走到北头，站在陈奶家门前，也不停留，又折返回来，从北头到南头，回到自己家，一碗米饭恰好扒完。是陈奶家的臭酸味道让他胃口大开，他似乎要偿还最近亏欠的胃口，变得如饥似渴了，他本来一顿只能吃一碗米饭，但接下来他像这样又来回走了两圈，吃下了两碗米饭，整个人红光满面，心满意足。

那些陈奶煮臭酸的日子，黄四娘每每如此，风吹杨柳似的走在向阳路上，走过大家面前，成为一景。起初，大家尚觉得新奇和好笑，慢慢地就适应了，黄四娘自有他自己的活法，就像街坊们蜂拥到陈奶家蹭饭，他当然也可以边走边嗅着陈奶家的臭酸味道扒饭，这是他个人的方式，细细想来，其实挺有仪式感的。

四

那个大年初三的晚上，在三姨家，母亲，三姨和她的那帮姨妈（荔波称呼经常在一起的女性朋友），她们簇拥着一锅臭酸，爽朗地有说有笑，说笑归说笑，却丝毫不妨碍她们手中的筷子一齐探向臭酸，搛一筷臭酸，扒几口米饭，吃得满头大汗，浑身舒服。

我和弟弟可就惨了。吃前，三姨跟我俩说，别看臭酸闻着臭，吃起来却香，就像臭豆腐一样。我俩懵懂地听着，其实我俩谁都没吃过臭豆腐，因此无法未吃先知地体会臭酸吃起来的香味儿，但在来的路上，臭酸已经先入为主地伏击了我俩，留下了恶臭的深刻印象，一个劲儿地将我俩的联想往茅厕里引，这让我怀疑自己是否吃得下它。果然，臭酸端上桌子，之前这恶臭味儿飘然路过，尚未觉得咋样，现在就在面前，热气弥漫中，这臭味儿仿佛夹带着一万只老鹰，它们用尖利的嘴巴，从我的鼻子开始，一眨眼到整个身体，狠狠地啄打着我。我一下子被臭晕了，一步一步地后退，被逼到了墙角，它仍不放过我，直至我退守到另一个房间，它的凌厉攻势才稍稍减弱。弟弟步我的后尘，也来到我身边。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在三姨上门邀请我们一家去她家吃臭酸后，会面露难色，宁肯在三姨面前表现出他与母亲对待臭酸的分歧，也不愿迁就母亲一起去吃臭酸。他是实在忍受不了这味儿啊！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因为支援三线建设，十几年前从山东来到黔南山区沙包堡镇，他在北方的时间总比在南方长，他的口味在北方的山水间已经养成了，他每天的主食是馒头，偏好黏住（音译，一种粥）、大葱和咸菜疙瘩，即使在南方的这山这水间生活得再久，也磨蚀不掉他舌尖上的胎记和记忆；而母亲生长在南方，她的主食是米饭，无辣不欢，喜欢辣椒和各种重口味的食物，譬如此刻让我彻底束手缴械、避之唯恐不及的臭酸。我和弟弟的口味一半从娘胎里带来，一半遗传自父亲，但这次却生了变异，我俩步调一致地往父亲身边靠了靠，眼巴巴地眺望着臭酸氤氲中的母亲，盼望着，盼望着，她早点起身领着我俩回外婆家。

外面漆黑一片，北风呼啸，三姨家在县城的最东头，外婆家在最西头。在黑夜中回旋曲折，穿过一间间面目一致的黑瓦木屋，对同为路痴的我和弟弟不是一件容易事。母亲仿佛无视我俩的存在，自顾自地和她们一起搛着臭酸，扒着米饭，溅起一桌笑声。我觉得今晚的母亲好奇怪哟，平常她总对我俩板着脸，在我们家，严父慈母的角色是倒置的，母亲以她的严厉纠正和规范着我俩的一言一行，可今晚她却“疯”了，完全释放着自己。这让我坚信臭酸天生有一种魔力，每一个女人身体内都隐匿着一个少女，是臭酸酣畅淋漓的臭与香，悄无声息地改变了她们，不可抗拒地放出了她们身体里的少女。面对冲刷着带走一切的时间，谁又舍得抗拒重新活成自己的少女模样呢？这不是镜花水月，而是这个冬夜，她们渴慕和憧憬的春天。

可怜我俩肚子饿得咕咕直叫。除了臭酸，三姨家也没有啥现成菜。母亲见状，说，你俩吃酱油泡饭吧。在卧室，我俩一人坐着一张小板凳，紧紧地挨在靠近窗户的墙角，手中各托着一碗黑乎乎的酱油泡饭，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扒着。似乎谁都挡不住臭酸的恶臭味儿，它飞扬跋扈惯了，在哪儿都臭名远播。这是在自己家，女人们无不疯狂地热爱它，路人肚子里的馋虫也被它轻轻松松地钩了出来，他们灵敏的嗅觉马上准确地找到了它正藏身在谁家中；它得意洋洋，忘乎所以，变得像个醉汉，踉踉跄跄，横冲直撞。我俩都不像黄四娘那样，仅仅闻着这味儿，就扒得下一碗碗米饭；我俩满屋子地躲避着它的追踪，但它太强大了，往往是我俩逃到另一间屋子，它已经在那儿等候多时了，再跑到一间屋子，它又充满了整个房间。逃来逃去，就那么两三间屋子，一会儿就跑遍了，却始终跑不出它的掌心。我俩无计可施了，相拥坐在离它最远的角落，平常只要见面就厮打的我俩在这时表现出了难得的同仇敌忾。我俩可以远离餐桌中央那一锅作为物质的臭酸，它其实是每一次一部分剩余物质的累加和释放，这样说你可能不太明白，没关系，我在前面已经写到，接下来我会继续写到，但我俩却无法逃避它无孔不入的气息，尽管这也是它作为物质存在的一种形态。就像一只气球贪得无厌地吸入气体，膨胀自己，我尖锐的指甲可以一针见血地戳破它，球炸气散，仿佛做了个梦。如果说此刻整个屋子是一只大气球，源源不断地充着的是臭酸的恶臭味儿，它当然不会自己爆炸，我也不能像戳一只真正的气球一样，把它戳破一个小洞，哪怕刻下一道指甲的划痕。我清楚，我啥都做不到。我恨不得用一旁的竹夹子夹住我的鼻子，但看到竹夹子窄窄的身段，努力地张开自己，像一把尖嘴钳，准确无误地夹住有点儿宽的鼻子，一定很疼，就放弃了。

更让我难堪的是，我明明一口臭酸都没吃，却由于在屋内待久了，沾上了一身恶臭味儿，就像掉进茅坑里被捞了出来，浑身上下臭气熏天。

那个深夜，母亲领着我俩，迎着西北风，走在石板路上。我脚上笨重的翻毛皮鞋发出咚咚的响声，击穿空洞的黑夜，传至很远很远。路上没有灯光，我俩不敢离开母亲半步，母亲熟悉由三姨家通往外婆家的路，即使在黑夜她也能领着我俩回到外婆家，黑暗中的母亲像一只老母鸡，我和弟弟是一对鸡娃儿，她继续领着我俩向前。偶尔三两行人迎面走来，远远地闻到我们仨身上随风飘散的臭酸味儿，陶醉地吸了吸鼻子，禁不住连声道，好香！好香！他们一路走一路吸一路赞，声音离我们仨越来越近，等到停下脚步，已经站在我们仨面前。我们仨看不清他们是谁，看清了很可能也不认识，我们仨对于这座小县城是匆匆过客，候鸟似的飞来飞去，从未像他们那样真正扎下根。他们也看不清我们仨长啥样，看不清没关系，只要能从我们仨身上闻到臭酸味儿，他们就确定我们仨与荔波有着不解之缘。我们仨刹住脚步，他们中的一位开口说话了，竟然问，恰的是陈奶家的臭酸吧？一口纯正地道的荔波话，“恰”是吃的意思，不是荔波人不会这样说。我们仨惊愕不已，用今天的话来说，他肯定是一位资深臭酸爱好者，而且是陈奶家臭酸的顶级发烧友，多次恰过陈奶家的臭酸，仅仅凭着我们仨身上随风飘散的臭酸味儿，就准确地认出了陈奶家的臭酸，就像寻到了某个记忆的入口。从此，幼小的我开始相信，味道是有记忆的，它会因为某个机缘，在你猝不及防时，轰然打开一扇记忆之门，伴随着灰尘飞舞，扑面涌来的一定是那个你熟悉的味道。

另一位咂着嘴，充满无限神往地说，陈奶煮的臭酸一颗绿哟！黑暗中，一串亮晶晶的东西，滑过他的嘴唇、下巴和胸前，径直落到青石板上，“啪嗒”一声，极轻极细，只有我听到了，因为它恰好与我的心跳产生了共鸣。也只有我看见了那串亮晶晶的东西，它是口水，我没觉得恶心，反而觉得这是他内心情感的自然流淌，是他孩子气的生动呈现，他太爱陈奶家的臭酸了，说着说着，舌尖自动回忆起了那味道，口水就不自觉地流了下来。不知咋的，我老是将他想成黄四娘，也许就是黄四娘也说不定，土生土长的他是不认识我的。

浓烈的西北风像我们一样，生来便有故乡。它带得走昨夜几乎所有的痕迹和秘密，譬如一些隐秘盛开的脂粉，某种果实酝酿的酒香，等等，却带不走我们身上的臭酸味儿，它陪伴着我们酣然入梦，第二天一早醒来，仍然浓重如昨。

除非洗澡后换衣服，这相当于脱胎换骨，在肉体上暂时消灭了它，一旦谁重新坐在它面前，痛快淋漓地沐浴在它的气息之下，它就又像一只打不死的蟑螂“死而复生”了，寄在你身体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条缝隙。

五

是臭酸，在那个平淡的冬夜，第一次臭到了我，我没晕倒已算幸运。我自知不敌它的臭味，向着没有臭酸的北方落荒而逃，一直来到山东。但那次它留给我的记忆太深刻了，许多次在睡梦中，它驾一朵我童年的祥云，穿过大半个中国来臭我，我也每每被它臭醒，漆黑沉寂的室内芳香四溢，梦宽床窄。

第二次遭遇臭酸，是在离开沙包堡镇近三十年后，我像一条洄游的鱼，带着妻子和儿子，辗转重回荔波。他俩是第一次来到这座藏在群山褶皱里的小城，却立刻喜欢上了它，但他俩对陌生的它过往的记忆连七秒钟都没有，倒是我，脑袋里装满了从那棵大榕树脚开始向四下里分岔和延伸的记忆，这是一个孩子成长的蛛丝马迹，里面飘萦着臭酸浓浓的气息。这时我的外公已经去世几年了，他是一个高而精瘦的老头儿，长着一张马脸，满头白发，看上去古板而严厉。我有些怕他，我淘气得实在不像话时，他也终于看不下去了，探出右手，掌心朝上，食指和中指弯曲，用这两根手指中间的骨节，在我头顶轻叩一下，他管这动作叫磕拽（音译），是他的家法之一。他从未动过我，我觉得委屈，虚张声势起来，“哇”地放声哭了。他慌了，竟手足无措，粗糙的手掌抚摩着我的头，连声问，不疼吧？不疼吧？我赌气似的答，疼！疼！他怕真叩疼了我，又不知如何安慰我，愈加手足无措起来。

外公是母亲家族中最老的一棵树，如今他没了，家族山顶上的消息树也倒了。我抬头仰望，再也看不见高而精瘦的他，马脸上顶着一头白发。

臭酸出荔波。这是我打小就根深蒂固的常识和记忆。这些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荔波人日常餐桌上的臭酸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许多人冲着它远扬的臭名，来到荔波寻觅这种古老味道。关于它的籍贯，邻县说是邻县的，荔波说是荔波的，各说各有理，谁都说服不了谁。其实两地的臭酸在制作上是有差别的，譬如邻县用凤仙花制作酵母，这种花我再熟悉不过了，它是我儿时的最爱，我们都叫它指甲花或指甲桃。它披针形叶子的边缘呈锯齿状，通常花开四色：白色、红色、粉红色、淡黄色，女孩子采了红色花瓣染指甲，白生生的指甲，一遍一遍地染了，变成了红艳艳的，心里美滋滋的，逢人首先想探出手指让大家看，我也染过，不过是偷偷地避开人染的，我怕小伙伴们笑话我像女孩子一样。我欢喜的是它网兜状的果实成熟后，大拇指和食指合起轻轻一捏，果实炸裂，果皮刹那翻卷，种子迸得到处都是，我乐此不疲，沾沾自喜于找到了最简单的快乐。那时我绝想不到也不知道，会有人采了它尚未开花的枝叶，洗净，晾干，切碎，塞入坛子封口，待其自然发酵，制成臭酸酵母。它有此用途，当然是蔬菜之一种，酵母呈淡绿色，保持了植物的本色。荔波则以鱼肉等荤腥为引子，倒入坛内，密封坛口，大约一个月后臭酸酵母恶臭扑鼻，酵母呈淡红黄色，这是荤腥物应有的颜色。我在这儿仅用一句话描述完了荔波臭酸酵母的制作过程，实际用到的食材还有一些，细节也远比我描述的丰富。荔波狂热的臭酸拥趸坤哥曾经当面向我讲述了荔波臭酸酵母的制作过程，听得我惊心动魄，瞠目结舌。大致程序是，先将生玉米粒在锅中炒熟盛出，添水放入新鲜猪大骨熬出高汤，滤出高汤后凉透，在坛中加入炒熟的玉米粒，倾盆倒入高汤，最后，捧入一尾活蹦乱跳的鲤鱼，或捏入两条左右扭动着身体的黄辣丁（我们叫黄颡鱼），盖上坛盖密封。高汤也是水，却不是任鱼自由游弋的水。鱼乍一游入有些浑浊的汤中，立刻被呛着了，没命地往深处扎，扑腾了几下，悄无声息了，汤平坛静了。一个月后，揭开坛盖，鱼儿已经化作渣滓和酱汤，扑鼻是浓重复杂到难以形容的臭味儿。无论邻县用凤仙花制作酵母，还是荔波以荤腥为引子，都只是抵达臭酸恶臭微酸境界的不同路径。它们是不同的君，仍要在几乎相同的臣辅佐下，蛰居在封闭黑暗的坛内，在时间一分一秒的注视和催眠中，有一天翻身醒来，重见天日，飘出一坛人间味道。像一坛坛窖酒一样，凡是被时间施了催眠术的物质，都在倒头酣睡中越沉淀越香。任何食材制成的臭酸酵母也不例外。

这次我们仨在荔波，一口气待了十几天，白天访山问水，夜晚环着小城散步。没有人向我提起臭酸，我似乎也没从小城热闹的烟火气中闻到它的味道，渐渐地就将它抛到了脑后。直至返回山东前，在贵阳的大舅家，闲聊中说到了臭酸。三十年前第一次被臭酸臭到，让我记忆犹新，我恶作剧般地微笑不语，等着看妻子和儿子的笑话。果然，大舅绘声绘色的讲述勾起了他俩的兴趣，他俩非要见识下臭名远扬的臭酸不可。恰好大舅也有一些日子没吃臭酸了，念起臭酸，舌底生津，来了兴致，叫上我们仨，到市场买了猪大肠、豆腐、豆腐干、牛皮菜、长茄子等食材，还不忘到人家地里掐上一捧嫩生生的红薯叶尖儿。大舅懂得烹调，一一向我们仨介绍着这些食材沐浴过臭酸汤后的妙处，譬如他说猪大肠与臭酸是旷世绝配，也是一锅臭酸的灵魂，少了它的臭酸空有一具臭皮囊，却没有一颗扣弹到回肠荡气的灵魂。天呐，他居然用上了“扣弹”这个词，我马上想到了在水泥地上玩的玻璃球，也叫溜溜蛋，相比之下我更愿叫它溜溜蛋。它从我弯曲的大拇指和食指构成的夹角间，被猛然挺身而起的大拇指弹射了出去，一蹦一跳的，比我还高。我想象切成一轱辘一轱辘的猪大肠，在臭酸汤里“咕嘟咕嘟”地闷煮后，入口像一颗一颗的溜溜蛋，在舌尖上欢快地蹦跳和冲浪，应该就是这种扣弹的感觉。他又说，你们别小瞧这红薯叶尖，它是臭酸中的主打蔬菜，平时没什么人想起吃它，但倒入臭酸中后，却总是人们下筷子最频繁、吃得最快的蔬菜，它的菜秆和叶子煮如泥，润滑鲜香，入口即化。豆腐、长茄子等，这些寻常食材本身无味，一旦与臭酸相遇，便敞开浑身孔眼，充分地吸收着汤汁和味道，咬上一口，丰沛饱满，臭酸本味尽藏其中，在窄窄舌尖上绽开一条小小的河流……大舅天性幽默，他本是一个理工男，但他对这些食材的介绍，让我听到了他隐匿在理工常识背后的文学表达，也感受到了他因臭酸而生的浪漫与激情。

大舅像樟江上的一个钓者，选择以臭酸为饵，成功地吊起了妻子和儿子对陌生臭酸的胃口，饶是见识过臭酸真面目的我，也禁不住蠢蠢欲动起来。大舅家的酸坛是一个小坛子，坛身绘着漂亮的花纹，坛里最初的臭酸酵母取自三姨家的酸坛，归根到底，仍然是陈奶家的酵母。大舅每次煮臭酸，都要从酸坛中盛出一小碗酵母，与各种荤腥和蔬菜一锅同煮，临吃前总不忘舀出一小碗新臭酸，彻底放凉后再倒入酸坛内做酵母，一次次下来，陈奶家的酵母与三姨家和大舅家的新臭酸混合在一起，究竟还剩下多少，就只有酸坛知道了。但谁都不能否认，在各地，在千家万户，陈奶家的酵母与后来加入的臭酸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或者说是母与子的血缘。说到陈奶，大舅叹了口气说，老太太不在了，有几年了，走时九十多岁。我也有些伤感，不仅仅因为她与三姨的婆媳关系，记忆中她矮矮的，胖胖的，一脸慈祥，头上喜欢戴着一顶黑色圆形软帽，好像颠着一双小脚，碰到孩子们，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的，刻满皱纹的脸上都漾开暖暖的笑意。大舅话头一转，说可惜了老太太那一口酸坛，她平时都拿它当宝贝待的，她没了，别人嫌麻烦，不想像她一样每个月将坛中的酵母倒出来，重新煮一遍，晾凉后再装回去，后来就坏了。荔波人都说，她与自己的酸坛培养出了生死感情，她走了，没有人再像她那样细心地呵护那口酸坛了，它散了一口气，也追随她走了。

我知道，一些荔波人离开荔波，来到外地，不论远近，都会随身带着一坛臭酸酵母。这是伴随着他们成长的老味道，也是让他们唯一保有至今至死不渝的舌尖记忆。循着一碗臭酸，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穿过纷扰繁复，准确地找到一条回忆之路，重返故乡、童年，重返亲人和小伙伴中间。他们捧着一只酸坛，像擎着一粒火种，在离开荔波的日子里，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多个人聚在一起，簇拥着一锅热气腾腾的臭酸，此时两三勺臭酸酵母，由火种熊熊燃烧成了炉火，温暖和慰藉着他们漂泊的心，他们沉浸在臭酸中，安稳笃定如石。

大舅正是他们中的一个。他独自离开荔波到上海读书，毕业后分配回贵阳，在一所技工学校当老师，人生足迹跨过半个中国。后来成家立业，添了女儿。从住单身宿舍到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他总是将某个角落留给那只酸坛。它是他从荔波提来的，跟随着他东搬西迁，默默地见证了他这些年的生活。它永远在角落里，似乎可有可无，但从未被大舅遗忘，也只有他才珍惜它，懂得它对身在异乡的他的现实意义。臭酸是接头暗号，是唤起乡愁的引子，也是荔波人之间相互辨识的标志。在贵阳，大舅熟悉的荔波人至少有二三十人，他们几乎家家户户的角落里都立着一只酸坛，他们仿佛守着几世单传似的守望着它；他们平素不大联系，但每过上一段时间，便会有人约在一起吃顿臭酸。每逢这时，大家都会放下手头事，从这座城市的不同角落，像蚂蚁得到信儿一样，去赴一场以臭酸为名义的聚会。大家清爽地围坐在一起，土生土长的荔波人一辈子戒不掉臭酸瘾，他们因“臭”在异乡成为亲密的乡亲乡党，也成为兄弟姐妹。他们围着一大口锅，臭酸已经够辣了，他们仍嫌不够辣，各人面前都摆着一碟鲜红透亮的煳辣椒蘸料。他们不住筷地夹了臭酸，移到蘸料碟里红红火火地冲个澡，囫囵吞了下去，“咕咚咕咚”地一口饮尽一瓶啤酒，或喝一大口来自荔波的土酒。先是额头沁出密密的汗珠，很快满头大汗，前胸和后背也潮湿起来，有不耐此辣者“咝哈咝哈”地张口喘气，辣得脸膛红若盖头，像喝酒上了脸。米饭自然颇费，大米是荔波阳凤大米，连蒸米饭的甑子也来自荔波乡下，这种甑子蒸出的米饭实在太好吃了，洋溢着浓浓的故乡、童年、母亲和枫香树的味道，与饱含着同样味道的臭酸是伴侣，大家已经干完了一甑，又一甑正在热火朝天地蒸着。待到终于吃完，啥都没留下，反而带走一身臭味，回到这座城市的不同角落……

大舅的臭酸煮好端上了桌。说实话，它没有第一次我在三姨家闻到的那么臭，煮时散发出的味道不够臭，即使放在面前也如此。我猜测是酵母的问题，从源头上说，它虽然继承自陈奶，却经过了三姨这么一个中转站，这当中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让它的原汁原味受到影响。陈奶不在了，带走了她一个人的臭酸味道，我似乎再也闻不到那种曾让我怀疑人生的恶臭味儿了。

我尝试着夹了一轱辘猪大肠，硬着头皮吃了，又夹了一根红薯叶尖，勉强咽了下去，它们一点都不像大舅介绍说的那么美味可口。我想主要是我仍然无法从舌尖上彻底接纳臭酸的味道，尽管它闻上去不是那么臭，但吃起来也不是那么香。妻子和儿子潦草地动了动筷子，没见他俩夹起来，更别提下咽了，单单这味道已经足以让他俩闻而却口了。这顿晚饭，这锅臭酸备受我们仨冷落，大舅一个人承包吃完了它，留下那味道张翅飞舞，随处飘散，落到我们的头发里、肩膀上和手掌心，久久不散……

六

几年前的夏天，我到荔波考察少数民族文化。那天跑到了月亮山麓的大土苗寨，回到县城天色已经黑透了。陪同我的坤哥和兴露看了看我，征求我意见道，吃臭酸吧？他俩不知道我与臭酸的爱恨情仇，我也一路没跟他俩说起过。有人说，荔波臭酸臭到没朋友，事实是一旦你与荔波人坐在一起吃臭酸，马上就能和他们成为比朋友更亲的哥弟。他俩不辞辛苦地陪我跑了一整天，到晚上又要以他们最爱的臭酸招待我，我不忍也不能拒绝他俩，干脆地点了点头。

这次来，外婆也没了。六年前，外婆第一次离开荔波，辗转来到我们这儿。母亲陪她去东阿探望了她几十年没见过面的妹妹，姊妹俩抱头痛哭，流不尽的眼泪接续上了失散多年的亲情之线，她在东阿农村妹妹家中住了一个多月，最后她的外甥送她回到我们这儿。两年后，她的妹妹去世，她虽然悲痛，却因为妹妹生前终于得见一面，而且朝夕相处一月有余，弥补了几十年分离的遗憾。仅一年后，她也跟在妹妹后面，撒手走了。

上次我们仨来，外婆一个人住在马道街外公生前分得的房子中，这套不足70平方米的小居室曾经是县委最好的宿舍。那时她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见到我们仨也有说不完的话。离开荔波前，我们和她一起包了顿猪肉韭菜馅水饺，她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稀罕这永远吃不厌的面食，印象中她吃了一大盘。荔波人称呼男性和女性老年人为公和奶，我的公和奶，也就是我的外公和外婆去世前，都是母亲代表我们大家赶到荔波，陪伴他俩度过了人间最后的日子，最后又难舍难分地送他俩走向天堂。他俩之间相差没有几岁，他们都是母亲家族中最老的树，也是这个家族中来到荔波的第一代，正是在他们扎下根和挺拔起的树干之上，这个家族开枝散叶，至今已经繁衍到三四十口人。一直以来，我们每个人心中都矗立着一座山，山顶上并肩站着两棵树，一棵是外公，另一棵是外婆，我们都当他俩是这个家族的消息树，撑起自己健硕如华盖的树冠，替我们遮风挡雨，护佑我们健康平安。如今他们先后被岁月伐倒了，连根拔起，最终合穴葬在了那座叫马鞍山的山上。他们的子孙替他们选中了这儿，他们最后的家在这座山半山腰偏上的位置，以两棵树的形象俯瞰着我们。我们穿过荆棘和芭茅草的偷袭，一路不停地驱赶着嗜血的长腿花蚊子，爬到他们面前，这个距离没让我们觉得累，却也出了一身汗，站在上面俯瞰山脚，竟然与梦中的感觉是那么相像，就是他们并肩站在山顶上，时刻准备着放倒自己，为我们伸展身体铺路搭桥的感觉。

我正出神间，坤哥和兴露已经停好车，领着我来到夜市的一家摊位前。这其实是一家小餐馆，就是俗称的苍蝇馆子，店名叫荔波臭酸店。在荔波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有一大群人，都是外地人，到荔波旅游，他们在车上听导游介绍了臭酸，执意想见识下臭酸是怎样闻着臭吃着香的。于是，他们从一辆大巴车上下来，导游将他们带至这家臭酸店，后面跟着几个来看热闹的荔波人。当老板打开酸坛舀出一碗臭酸酵母时，那种浓郁的恶臭味儿已经熏跑逼走了一大半人，等到臭酸煮好恶臭味儿四下飘散，坚持坐着没走的那些人终于忍受不了愈来愈浓的臭味儿，他们神思恍惚中感到了窒息，慌不迭地起身全部作鸟兽散了。剩下的都是荔波人，他们神色怡然自得，陶醉于这恶臭味儿不能自拔，口中啧啧赞叹起这味道。在荔波的饮食中，臭酸只能算是小众食物，它不是一日三餐的必需。即便如此，这家馆子仍然坚持以臭酸为幌子招揽食客，食客中绝大多数是荔波人，这些人恋的是熟悉的传统老味道。现在街上开了不少像这样的臭酸店和三酸店，一般是十天半月左右，他们像被猫抓挠似的想吃臭酸了，懒得自己动手，觉得一样一样地准备食材，然后下锅煮好是一件麻烦事，不如到馆子里订上一锅，足够七八个人的量，用塑料袋装着就送来了；十天半月后又想吃了，打电话继续订，永远都有臭酸在馆子里等着他们。也有一些外地人，慕臭酸的臭名，一路打听着找到馆子里，一心想从舌尖上体验下这种臭名远扬的食物是咋回事，有人从此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它，也有人闻其臭就敬而远之了。

眼前这家馆子，屋子最里面隔开了一片厨房，头顶抽油烟机正亢奋地轰鸣着，分秒不停地往外抽送着油烟和臭酸的恶臭味儿，这味儿出厨房没了限制，散得到处都是，随风跑到远方，有人闻到了，勾起了乡愁，脚下一踩油门，头也不回地往荔波方向赶；屋外贴着两边的墙，摆开六张铁皮长桌，一边各三张，中间留出一条路。出馆子，下台阶，迎面立着四五张小矮木桌，清一色的小板凳。门前路上人来人往，受了臭酸味道的吸引，谁路过这家馆子，都会不自觉地眼睛向右一瞥，脚下变得黏稠起来，每拔起一步似乎都那么困难。这儿的环境就是这样，局促、嘈杂、凌乱，夹杂着灰尘、泔水和各种食物的味道，走进去像是在赶场，夜市也是个场，这样想就没啥好大惊小怪的了。进进出出端菜的就两三个人，应该是一家人，谁都可以是老板，也都可以是服务员，忙不过来了，厨师同样可以直接送菜上桌。每张小矮木桌上都放着一个电磁炉，我们要的是臭酸火锅，过了一会儿，端上来了，坐在电磁炉上，好大一锅，“咕嘟咕嘟”地兀自盛开，冒着腾腾热气。像前两次一样，我也是先闻其味、后见其物。大概是身处闹市的缘故，这儿本是各种味道的集散地，即使臭酸就在面前，我竟然也觉得它不是那么臭气冲天了，还似乎从它的臭中捕捉到了丝丝缕缕的香。今晚坐在这儿吃臭酸的都是荔波人，他们分散在我周围，带着他们的方言和胃口，也许在此刻，吃得吃不得臭酸是检验他们是否是真荔波人的唯一试金石。坤哥和兴露都是荔波原住民，他俩与周围的人热情地打着招呼，不同分贝的嗓音在我头顶撞击着，震得我的耳朵嗡嗡乱响。

也许是被他们感染了，又怕被他们嫌弃，划到臭酸的对立面，这样会拂了他俩的热情和好意，吃个臭酸倒整得跟上刑场似的，显得我小家子气了。我平生第一次主动将筷子探向沸腾的臭酸，夹起一块猪大肠……

那晚，给我留下印象的还有花蚊子，它们孳生在餐馆附近的下水道等潮湿的角落里，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无声息地咬人。兴许是坤哥他们臭酸吃多了，皮肤上弥漫着臭味儿，血液中也流淌着臭味儿，蚊子怕这种重口味，不爱吸他们的血。在这些人中，它们嗅到只有我一个人身上没有这种臭味儿，它们寻到了目标，兴奋若狂，隔着裤子，准确地咬中了我，我摸到几个包鼓了起来，痒得难忍，揪着裤子狠命地搓着，痒渐渐地转成了疼，我猜测是那几个包被我搓破了。

蚊子仍不放过我，它们仿佛在窃窃交谈，大意是总算逮住了一个不吃臭酸的人，咱们得吸饱他的血。它们继续叮我咬我，从双腿到双臂，飞上了脸，无边无际的疼在一刹那后，统统兑换成了痒，我防不胜防，绝望极了……

七

去年夏天，我到荔波参加活动，抽空去看小姨。久别重逢的小姨问我想吃啥，我答曰臭酸。对于臭酸，我逃避了快四十年，这一次终于鼓起勇气点了它。

小姨和我出家门，往西昌方向走去，这是我提出来的，我想寻访我童年的记忆，我已经到了怀旧的年龄，回首抚摸那些前尘是我的本能和需要。西昌是我儿时外婆家住的地方，路上有看上去无比宽阔的打米厂，穿过打米厂，拐个弯，是一溜儿平房，一律坐西朝东，自北边数第二户是外婆家。由外婆家向下有一间公厕，进去后臊臭不可闻，老式蹲坑，坑下很深，夜晚没有路灯，冬夜的月光似乎也不足以照明，那时我最怕的是晚上失脚掉下去。继续往下是一口井，四四方方，青石井台，井水清澈，水中畅快地游着小鱼儿，外婆家挑了这水煮饭烧汤，甘甜爽口。向上是外公工作的县粮食局，我记得是一幢二层楼房，门口栽着几棵卜柚树，都至少长了十几年了，大概是盖这楼时栽的，枝繁叶茂，在空中相互纠缠到一起，投下一大片凉爽的影子。卜柚树花开，纯白色的小花朵簪在枝上，空气中拥挤着清香，累累柚子挂上枝头，坠弯了树枝，仿佛受着地心引力就要落下来。有一次，真的鬼使神差地落下一个，恰好砸中了邻家小女孩的头，直砸得人向后仰，软软地晕了过去，我们都吓坏了，拼命地喊着大人，她却缓缓地自己醒了过来，直喊头疼。从此，她的头脑便变得不如以前灵光了，我们都说她被那个从天降临的柚子砸傻了。

到西昌要路过一条柏油路，这条路弓起脊背，一直通向登高坡。左边是一幢两层筒子楼，砖木结构，黑瓦覆顶，外墙斑驳，爬山虎的藤蔓寂寞地朝着楼上攀爬，屋顶有四五处地方都羞涩地张开了嘴巴。楼前晾着衣裳，挂着拖把，摆着一盆盆花，有一家自己加盖出了一间房，砌墙体用的砖既有灰砖也有红砖，我怀疑是从哪个拆迁工地捡来的旧砖，倒是两扇铝合金窗子和一台空调室主机，一眼看上去是新的。小姨说，这是县食品厂的宿舍，岁数比你的年龄还要大。这条通往外婆家的必经之路，我童年时不知走过多少遍，那时这楼房已经矗立在这儿了，我也肯定遇见过家家户户提出蜂窝煤炉，在各自门旁炒菜的场景，臭酸的气息一定浓烈地迎风飘扬，但现在我却什么印象都没有了。

在拐向打米厂的路口，一位穿着浅蓝色少数民族服装、头包青帕的中年妇女，用一根竹扁担挑着两只箩筐，箩筐里没多少东西，前后晃悠着，从上面走了下来。小姨看见她筐中的广菜，这是吃臭酸的必备食材，她摘的广菜每一根都有我的胳膊长，翠绿饱满，煞是喜人。小姨问她咋卖，她报了个价，经常买菜的小姨嫌贵，我却相中它是刚从地里摘来的，一口答应了。一大朵菌子卧在筐中，泛着白色，像一顶小伞，仿佛在向我招手，要我躲到它的伞下。我想买这菌子，小姨却担心老蛇爬过，有毒。那妇女听了说这菌子如何如何贵，只采了这一朵，便宜卖给我们。我和小姨都不认得这是啥菌子，说话间，她已经亮出二维码，我扫后付了款。我左手抓着捆成把的广菜，右手提着那朵菌子，跟在那妇女后面，向右拐向打米厂。

打米厂仍然在，门口两扇门冷漠地上着锁，拒绝着四十年后归来的中年的我。透过铁栏杆，我觉得眼前的打米厂仍是那么大，却不如童年时那么宽阔。院子中矗立的设备似乎仍与打米的老本行有关，我也说不清；面朝不同方向，停着四五辆车，有越野车，有客货车，有面包车，还有三轮车。唯有最里面那幢两层楼房我还有印象，它大概是存放稻谷或大米的，同样是砖木结构，长长的屋顶向两边倾斜，鱼鳞状的黑瓦覆顶，房子主体白色和砖红色混杂，两头有楼梯可以上到二楼，楼上的栏杆大方漂亮。我依稀记起几十年前似乎踩着楼梯爬上去过，靠在栏杆上痴痴地望着火烧云烧红了一水泥地晾晒的稻谷，还有一架架探出又长又宽的传输带的打米机……

外婆家所在的那一溜儿平房已经被夷为了平地，片瓦不存，地上堆积着一大片生活垃圾，无论咋看都看不出这儿曾经有一溜儿平房。天刚下过雨，脚下的红土有些潮湿，凌乱地生着野花野草，四棵树不管不顾地长着，其中有一棵是松树，另外三棵我不认得，它们都不认识我，它们肯定不如我大，因此不认识我也正常。粮食局没了，那几棵卜柚树也被伐倒了，人就是这么心狠，拆了屋子不算，还要与树过不去，非要伐倒它们才算斩草除根。我却觉得被斩草除根的是我的记忆，被连根拔起的也是我的记忆，没了那些房子和大树，我的记忆就没了坐标和参照，我迷路了，在这儿再也找不到我的童年了。

小姨和我并肩站立，脚下曾经是外婆家的地基。小姨是母亲最小的妹妹，也是这个家族中我最年轻的长辈。她的个子随外公，是母亲所有兄弟姊妹中最高的，而她的其他兄弟姊妹身材像外婆，都是中等个儿。小时候与小姨走在一起，我觉得她是如此高，像一棵苗条的白杨树，我必须仰起脸才能望见她，那时我沮丧地想，自己一辈子怕是都长不了小姨这么高了。想不到仅仅过了几年，我的个子就春笋似的猛蹿，等我回到山东读高中时，已经长得比小姨高了。此刻，我仍然比小姨高了一头多。小姨年过六十，已经退休了，岁月在她的眼角和鬓角之间甩了甩尾巴，就游出了深深的鱼尾纹。面对横扫无敌的时间，谁又能幸免于劫呢？我两鬓和头上的白发清晰可见，虽然我拒绝染发，十天一次地往理发店跑，妄图通过理短头发来掩饰难以计数的白发，但我无力阻止白发不屈不挠地生长，稍长一点，一眼看见的总是这些故意暴露行踪的白发，这情形显然不是几株稗草和无数水稻的关系所能说清的。

小姨指着对面绿树繁茂的山头说，你看你看登高坡。那是登高坡吗？咋离外婆家这么近？儿时坐上大半天长途客车，来到登高坡时，司机总会扯着嗓子提醒道，登高坡到喽。啊，登高坡！坡下就是外婆家。登高坡是当时通往县城的唯一的路，下了坡，拐个弯，进入县城，望得见大榕树浓浓密密散不开的树冠，缓缓地驶入空荡荡的汽车站停车场。下车后，我们一家拎着旅行包，爬上一面高高的坡，眼前是打米厂，向右一拐就到外婆家了。那时候，登高坡就相当于外婆家。因为，车到登高坡，离外婆家近了，近得来不及打个盹儿。

不知从啥时起，来往车辆都不走登高坡了，人们开拓出了更便捷的道路，无情地遗弃了原来的路，一丛丛芭茅草和狗尾草长着长着就上了公路，一大片一大片的，覆盖了路，湮没了路，都分不清哪儿是草哪儿是路了。渐渐地，野鸡和各种鸟儿将蛋下在了路上，筑起了巢，当作了家，人终于找不到曾经的车辙和脚印，他们彻底弄丢了自己。

离开沙包堡镇后重回荔波的这几次，我再也没走过登高坡，它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有关荔波和童年的文字中，每次写到它，我的笔端总涌出万般柔情，我记忆的触须缠缠绵绵，一如昼夜流淌不息的樟江水；一放下笔，它马上回到某一行文字中继续保持肃静，成为一个地名或名词，当我重新拿起笔开始写它时，它却变成了一个动词，像一尾鱼游了起来，龙腾虎跃，吟啸生风。我回到荔波，没人跟我提起它，它被粗暴地移出了荔波人的生活，他们早已淡忘了它，我也想不起它了。我每次回去都往来匆匆，目的性强，见一些人，看一些景，谈一些事，根本无暇想起它。一个已经淡出人们视野和日常生活的地名，任何风平浪静和惊心动魄都不再与它有关，它在生活现场之外，在古老的县志和文人的唱和中，偏偏被生活遗忘了。这次如果不是小姨提醒我，我也想不起它。可让我倍感困惑的是，不知因为啥，眼前的一切与记忆中的一切，貌似亲密地纠缠到一起，实际却相互排斥，激烈地掐架，它们在我的木鱼脑袋里争吵和搏斗，各自施展拳脚，闪转腾挪，一次次地碰壁，又一次次地被弹了回去。我头疼难忍，苦不堪言，这对分别叫“记忆”和“现实”的兄弟，属于我的过去和现在，最终记忆占了上风，它按下了暂停键，让一切都停留和静止在了四十年前，这是那时生活砌筑的铜墙铁壁，针刺不透，水泼不入。

八

小姨和我回到家里，小姨夫正在准备晚上煮臭酸的食材，他从市场上买来一挂生的猪大肠，就着自来水管，一遍又一遍地冲洗着，外面洗得差不多了，又整个翻过来，一点一点地洗净去油，然后，添水、开火、入锅，直至煮。他煮臭酸，喜欢买生猪大肠自己煮，这有些麻烦，但他不嫌并视之为乐趣，愿意享受这个水与火交织的劳动过程。他生在长在布依族村寨，四面青山环绕着他们，寨子前绿水滚滚向东流，与大自然亲密接触让他懂得许多自然之事，看见我手上的菌子，他欣喜地说，呀，这是包谷菌啊，一般生在好起大雾的山里，烧汤喝鲜得掉眉毛哟。小姨仍质疑会不会老蛇爬过有毒？他肯定地说，不会，它就长在起大雾的山里。

让我纳闷的是，小姨家竟然没有酸坛。这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大大小小酸坛的荔波，不能不说是一件稀罕事。小姨没解释，我也没细问，就是觉得有些奇怪。小姨捧着一只碗，到楼上的覃奶家去讨酸了。她敲开门，对着站在门口的覃奶说，覃奶，我来讨酸了。覃奶笑眯眯地将她让进门，引她到放酸坛的小屋，弯起五根手指，小心地抓起坛盖，探勺进去，一连舀了三勺酵母，有大半碗，递给小姨。小姨接过，也不坐，捧着这碗酵母回来了。她神色平静，没觉得有啥，我却从她捧碗进门那一刻起，迎面闻到了席卷而来的臭味儿，感觉嗓子眼儿被卡住，就要喘不过气了，我仍然不能适应这味道。听小姨说，覃奶家的酵母源头总得有几十年了，她是邻县人，沿袭的是用凤仙花制作酵母，属于绿色自然发酵。像小姨她们，有时会到三位邻居家各讨一碗酵母，可能酵母既有凤仙花制作的，也有以荤腥为引子发酵的，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风俗，寓意邻里和睦、分享美食。

我与小姨在客厅里说话，小姨夫在厨房里煮臭酸，正旺的火力顶开了锅中的臭酸，“咕嘟咕嘟”地笃（音译，荔波话，相当于闷煮）着，冒着热气儿。在这个寂静的傍晚，臭酸沸腾的声音是如此巨大，如此清晰，如此美好。我和小姨都捕捉到了，我俩停止了交谈，静静地听着。一条叫虎子的大黄狗和一只叫小花的狸猫，安静地相对卧在我俩脚边，谁都不出声。这一刻，我竟然觉得跑得满屋都是臭味儿的臭酸不再臭了，我闻出了隐隐约约的香味儿，油然生发出臭也是一种香的感慨，所谓臭香说的就是这样子。

臭酸被盛入搪瓷盆中端上桌子，小姨夫还用那朵包谷菌烧了一盆素汤。臭酸是我自己主动要的，吃前又经过一番铺垫和心理转变，我不再皱起眉头、面露难色、左右端详、举筷迟疑，而是鼓足勇气，坦然夹起一块猪大肠，细嚼慢咽，肠子软糯鲜香，煮得恰到火候，又夹起一根煮成墨绿色的红薯叶尖，接着是饱吸汤汁的广菜……我在面前的盐蘸里一一蘸着，像给它们披上一件红外衣，一口一口地吃着米饭，不时喝一大口包谷菌汤，这汤的确清淡鲜美，我好像从未吃得这么舒服过。我的眉眼舒展开了，春风拂过我的额头和脸……

这些年，我在各地吃过不少以臭闻名的食物，像老北京豆汁儿、臭苋菜、臭豆腐、臭鳜鱼、螺蛳粉等，它们中有的臭不符实，有的虽臭名在外，但经过精细炮制，上桌后其本来滋味已经踪迹难寻；有的闻着臭真吃起来却全无味道。它们都不似臭酸，说实话，我是一个北方人，但我的脾胃在南方养成，因此单论饮食习惯，我更像一个南方人。臭酸当然属于重口味的食物，在它浓重的恶臭之下，包裹着一种柔和的香，需要你细细地品尝，慢慢地适应，一旦你适应了，想它念它吃它便成为一种惯性，你也会被它的魔性所吸引，日思夜想着它，就像陷入与它的初恋无法自拔，一代又一代荔波人莫不如此，互为佐证。

少年不识“臭”滋味。从我第一次接触臭酸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年了。在三姨家的那个冬夜，是我记忆它的起点，此后我一次又一次地遇见它，心理上与它之间扎起了篱笆，对它产生了障碍。我以初识它为起点，画一个完整的圆，就想将它排斥在这个圆之外。这期间，外公走了，外婆没了，陈奶也走了，我熟悉和认识的一些人自觉地排着队，一个一个地从我面前走过，去了另一个世界。外婆一家搬离了西昌的平房，也搬离了粮食局、那口甜水井和那几棵卜柚树，最终平房被夷为平地，粮食局杳无踪迹了，甜水井找不到了，卜柚树被连根拔除了，就连印满我脚印和荡漾着我笑声的打米厂也变小了，拔不起自己跟着一棵棵大树进城的登高坡被废弃了，我想不起抬头仰望它，它曾经是外婆家的象征，也是当时我心目中荔波的高度。即使我仰望也辨不出它了，它已经被野草和绿树完全覆盖，密密麻麻，严严实实，没有狐狸和野鸡带路，很少有人能够寻出那条曾经通向自己家门的路。走着走着，在路上，我把他们和它们弄丢了，他们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们像一棵棵消息树，在人生的尽头扎下了根，给我预留了一个坑，等着我去与他们会合；它们曾经看着我蹒跚学步，陪着我成长，是我在自然界的监护人和小伙伴，但我的同类冷落了它们，放弃了它们，摧毁了它们，我同样弄丢了它们，它们都不要我了。

这几年，我继续画着这个圆。从那晚那个起点开始，要绕过一周，再回到那个起点，才算画满这个圆。我从胃口上一点一点地适应和接纳着臭酸，其实是在忏悔以往，重温过去。吃臭酸不仅是一种饮食习惯，也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环绕在它周围和附着在它上面的有那么多的亲人、亲情、童年、故乡等等，这些人和事物都散发着臭酸一样强大顽固的气息，岁月的风看似带走了它们，其实它们已经隐匿在了某个细节或某条褶皱深处，仅仅需要一枚鬼圪针或一颗苍耳就能唤醒它们，同时让我深刻地疼痛，温暖地回味。臭相当于愁，少不更事的我接纳不了臭，是不识不懂得愁，我在画这个圆的过程中离那个起点越来越近，眼看这个圆就要画满了，我也适应和接纳了臭酸。我才发现，臭酸的臭是乡愁的愁，它是从舌尖到肠胃持续发酵和保鲜的情绪，与忧伤无关，与故乡血肉相连、水乳交融。

小姨说，我的表弟表妹他们这些年轻一代，不仅喜欢麦当劳和肯德基，也热爱臭酸。他们到外地求学，一般在寒暑假才能回家。这几个月中，他们最想念的除了亲人，就是亲人一样的臭酸。他们也想过将臭酸带到学校去，啥时想吃就吃，他们中有人这样做了，宿舍里的同学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饮食习惯，待他在一双双期待的目光中打开坛盖，恶臭一刹那铺天盖地，他们掩鼻惊呼，像被马蜂蜇了，潮水似的夺门而逃，避之唯恐不及，仅剩下他一个人，一脸无辜地站在那儿。从此，没人再敢将它带至学校。他们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回味着它美妙的味道，像一头牛静静地反刍，日以继夜，刻骨铭心地想着念着它。终于盼到了放假，他们像脱缰烈马似的奔回家中，临来前打电话告诉了父母，进家时一锅臭酸已经热气腾腾地摆上了餐桌，他们忙不迭地坐下，一手托着米饭，一手连连夹着臭酸，狼吞虎咽地边吃臭酸边扒米饭，看得旁边的父母目瞪口呆，暗想他们究竟在外面吃了多少苦，回到家活脱脱一副饕餮相。第二天一早，父母到市场买了一大堆好吃的，做好端上桌，他们却像换了个人，仿佛拿不动筷子，懒得动几下。父母也终于明白了，他们的脾胃专属于臭酸，他们恋的只是臭酸这味道，其他倒在其次了。

还有，一个荔波人常年在外地做生意，一天，他上街碰到了一个老乡。他俩站着说话，说着说着就说到了臭酸，这个说好久没吃臭酸了，想得慌呐，那个不住地点头附和。最后，他俩约定在做生意者家里煮臭酸吃。当晚，他俩煮了一锅臭酸，吃着臭酸推杯换盏，正在兴头上，有邻居领着物业管理人员“嘭嘭嘭”敲门，说是怀疑他家的厕所漏了，进屋后，迎面涌来浓得化不开的恶臭味儿，像一块结结实实的板砖，一下子把他们砸晕了。掩鼻问清情况后，他们慌不择路地夺门逃遁。类似情形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在异地他乡，在列车上，屡遭举报和投诉甚至报警。“肇事者”大多为荔波人，也有一些一朝知其味、终身难割舍的外地人，总会惹起一阵阵骚动，在原本平静的生活现场，投下一枚枚石子，荡起一波波涟漪。至于其中蕴含的辛酸和谐谑，则是臭酸应有之味，是笑中的泪，泪中的笑。吃了臭酸，人人都是段子手，有关臭酸的段子像它的味道一样飘得满世界都是。

九

老天独独在产盐上不偏爱贵州，盐在贵州大地特别是像荔波这样的地方太珍贵了。荔波人习惯平素叫盐为盐巴，谐音“盐爸”，他们确是将盐当作了他们舌尖上的父亲。荔波地处十万大山包围之中，过去出来一趟殊为不易，荔波人肩挑和马驮着土布山货，一路结伴同行，他们中以青壮年居多。他们从黎明关出发，沿着黔桂古道，走出了一条盐马古道，接着顺龙江而下，到达广西宜州怀远镇码头，换得山中急需的盐，仅如此往返一趟至少七天七夜。清代郑珍纂《荔波县志稿》中记载荔波：“鲜食盐，淋灰水浸肉而食。或以牛豚等骨，用水浸，俟其酸臭以当盐。”这种饮食风俗可以上溯至一百五十多年以前。荔波至今保持着嗜酸的习惯，有俚语形容为“三天不吃酸，走路打圈圈”，酸笋、酸蕨菜、酸毛辣果等等，似乎啥食材都能发酵成酸，更有须臾不离的酸汤，都来源于以酸当盐的饮食文化。而用牛骨头和猪骨头发酵而成的酸汤，即为今日臭酸之滥觞。

臭酸是一种被逼无奈、应运而生的食物，逐渐地，衍生出流传至今的习俗和文化。盐巴贵如金，粒粒皆辛苦。在盐匮乏的贵州，一背篓盐和一锭金任你选择，你也许会选择盐，因为盐对维持一个人甚至一家人的身体平衡和生存问题太重要了，也因为你有时拿着一锭金却买不到一背篓盐。为了弥补盐在生活中的缺席和留下的空白，荔波人发挥他们的生存智慧，想尽各种办法，譬如他们曾烧糯稻草为灰来替代盐，这种草灰富含碱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盐，这儿出产一种灰粽，即是以此灰拌糯米包成，煮熟后仍吃得出草木滋味；又腌酸当盐，在贵州方言中，“腌”声读作“安”，意为腌制发酵。荔波人腌各种蔬菜为酸，也腌各种荤腥物为臭酸，随时捞来煮菜，也煮荤腥，丰富一日三餐，更缓解缺盐给日常生活带来的尴尬与困窘。

臭酸的臭最先在荔波人的舌尖上转化为了香。荔波人为了克服缺盐的困难，创造了盐的替代品之一—臭酸，是生存激发了荔波人的适应力和创造力，他们就地取材，巧妙地利用当地自然环境、地理气候、民族风俗和人文气质等条件，顺应自然的臭酸诞生了。任何食物都是人做出来的，是做给自己和别人吃的，它们从产生到消失，都离不开人，是人贯串了它们在尘世的每一个环节，因此，它们身上都打着当地鲜明的属性和烙印，体现着当地人的性格；任何从舌尖上开始被接纳和热爱的食物，最终都成为了当地乡愁的上游，一代又一代当地人味道上的胎记，也是从祖辈传承至今长盛不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包罗万物于一锅的臭酸，同样有着荔波鲜明的地域属性和文化特征，体现着荔波人包容、变通和乐观的精神气质与人生智慧。臭酸正是专属于荔波的个性化定制，也是荔波人的普世价值与情怀。

当晚，我与一身臭酸味儿互为形影，相随不离。我闻不到它，嗅到的只有樟江上湿润的空气，暗夜中悄然绽放的不知名的花香。我猜测是因为我的身心接纳了臭酸，它与我之间的篱笆被拆除了，我与这座我自小成长的小城没了障碍，也没了隔阂，横亘在我与它之间的最后一根骨鲠，被臭酸软化为了可吸收的钙质。

第二天上午，在座谈会上，轮到我发言，我说我昨晚在小姨家吃了臭酸，已经完成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蜕变，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荔波人了。

为此，我和我流浪的脾胃走过了四十年。

简默，本名王忠，男，70后，生于贵州都匀，文学创作一级。现为山东枣庄市文联专业作家，枣庄市作家协会主席。曾获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林语堂散文奖等奖项。著有散文集《活在时光中的灯》《时间在表盘之外》《身上有锈》等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