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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2022年第8期|王选 :归去来兮
来源:《草原》2022年第8期 | 王选  2022年08月29日08:50

一楼角上那间房子一直空着,空了近两个月。

三眼似乎都忘了究竟是谁之前租着这房子,是一个在事业单位兢兢业业满脸疲惫的青年,是一对毛都没长齐已经如胶似漆的小男女,还是一个昼夜颠倒晚出早归的妖艳女人,或许都是,或许都不是,租过这间房子的人,走马灯似的,你来我往。三眼唯一记得的是这间巴掌大的房,一年四季人就没断过,每月二百元的房租总会准时到账。但最近来租房的人,门都不进,隔窗一瞅,嫌小,嫌贵或嫌没有光线。租房的人后脚刚出门,三眼边剔牙,边逗弄笼子里的画眉,压低声音嘀咕道,还嫌小,别墅大得很,有钱租去,这么好的房,在城中村莲亭再没,真是不识货。食指一弹,牙签上的一丝肉,飞了。

房子就这么空着。

窗户敞开,我从二楼下来,透过窗,可以看见狭窄的屋里堆满的烂报纸、横摆的破床板、遗弃的旧衣服,还有安家落户的灰尘。以前有人住,我倒没在意,现在空了,突然觉得有些凄凉。打开的窗扇,嘴一样,干巴巴张着,像喉咙里卡住了瓜子皮,咳不出,咽不下。

直到八月底,石榴花谢,紫薇花开,一个年轻女人领着一儿一女住了进去。他们没嫌小,没嫌贵,更没有嫌光线不足,就那样简简单单住下了。到院子提水时,我才看清那女人,三十出头,穿一件淡蓝色短袖,黑裤子,蝴蝶花凉鞋。头发梳起来,整齐地扎着,两腮泛红,(甘肃这一带乡里女人大都有“红二团”,像撕不去的两道标签)鼻尖上绣着几颗细密的雀斑。走路腰略弯,可能跟干农活有关,不像城里女人,恨不得把水桶腰拉成笔直的钢丝。她见我提水,点点头,让开了,说,你先打,你要上楼。

那女人住进去后,把破床换了,换成一张大的,在窗口下的墙角,支起锅灶,门口放着一个煤炉。原本不大的房子,这么一占,立脚的地方就和巴掌差不多大了。不过房子里面,她倒是收拾得干净整齐,原先油渍溅满的墙面,糊了塑料墙纸,靠床的墙上,贴了碎花墙裙。玻璃擦过,房里变得亮堂温馨了许多。

她是从天水西南路乡下来的,专门租房,供孩子在城里上学。我隔窗说,农村学校教学条件这些年也改善了很多啊,何必舍近求远。她站窗前,在案板上切辣椒,辣椒的辛辣在空气中浮游,刺激着鼻孔。她说,也是形势逼的,村里人把孩子一个个转进城上学了,跟比赛一样,我不转不行啊。她把辣椒放进油锅,刺啦声伴着油点,四处溅开。她提着锅铲,边炒边说,这两年,很多农村人把孩子带到城里念书,家长专门租房,不干别的,就负责做饭、接送孩子,都成了一股风气,跟赶集似的。辣椒炒好,盛进盘子,她接着说,大家觉得乡下的教学条件和质量就是比城里差一截,学生学得再好,也还要老师教得好,于是,每年春秋季开学,我们乡下学生就少一茬,用老师的话形容,他们是杨令公引儿——越引越少。

我想起父亲,一个即将退休的老教师。

初中毕业的他,十八岁起,就一直在我们那里当民办教师,这一教,就是一辈子,他几乎教遍了我们乡的每一所学校,无论村小、完小还是附中。后来有机会转正,却因为档案缺失等原因没转成,再后来转正要考试,他又过了年限,不能参加了。就这样,清贫而忙碌的父亲以民办教师的身份在讲台上一站,站了四十多年。

前年,父亲从十里外的一所附中调到了三里外的邻村。一个只有两个年级、二十几个学生的教学点。调动是父亲提出的,他嫌自己老了,身体不好。离家近点,早上去学校,晚上回家,跟四季病兮兮的母亲好有个照应。学区领导也顺水推舟,依了他的想法。反正邻村那么偏远的学校没有一个老师愿意来。

那所学校离镇子远,交通不便,又没有食堂,没有第二个老师,晚上还要一个人睡在宿舍,听空荡荡的校园刮着凛冽的西北风,还要面对屋子四周密密麻麻的孤单、寂寞和恐惧。于是,每学期结束,学区考核后,就将排名最后的那位老师打发来支教,既惩罚了老师,也保证了教学,一箭双雕。那个打发来支教的老师,极不情愿,又无能为力,带着上坟的心情骑着摩托来到学校,很是痛苦。后来,听说我父亲主动要去,大家拍手称快。

从那以后,在那段五里长的乡间小路上,一个穿藏蓝色中山装、黑绒面布鞋,戴旧式平顶蓝帽子的老人,半勾着腰,像一个问号,早上踩着露水走了,晚上披着夕阳回了,日复一日,烈日雨雪,除了寒暑假,从未间断过。

父亲在邻村带了一年课后,发现每次开学,学生都会少几个。父亲坐在办公室,等着学生来报名,从中午等到下午,稀稀拉拉来了十几个。到傍晚,倦鸟归来,牛羊下山,也不见另外几个学生。他到村里转了一圈,打问了一番,才知道转学了,转到城里念书去了。背着手弯着腰的父亲边走边自语:转学了,越转越少了,上学期二十二个转走了两个,这学期又是五个,仅剩十五个了,一辈子没教过这么少的学生。他折过身,回到学校,锁上了那扇木门,锁子在门上晃荡着,他衣兜里的那本掉皮的教科书,也晃荡着。

晃啊晃,一学年又晃结束了。麦子黄了一茬,割了一地,摊晒在场院里打碾。学生升了一级,走了一拨,到那个附中上三年级去了。

半个月前,我回了趟家。麦子碾了,铺在院子晾晒,金黄的麦粒在阳光下泛着光芒,这让梨树下捣罐罐茶的父亲显得异常陈旧。打过招呼,我进了屋,父亲没有跟进来。到吃饭时,他还在煮茶,没有多说一句话,透过玻璃窗,我看见父亲盯着门口啄麦子的一只麻雀发呆,忘了驱赶。腿边的电炉上,瓷缸里的茶水吐着泡,扑哧扑哧响着,溢了出来,落在炉盖上,刺啦一声,冒团白气,散了。父亲完全没有觉察到茶溢出来了。直到母亲端着饭碗走过去,喊了一声,他才回过神来。

父亲这是怎么了,变得心事重重。以前,我一回家,父亲在院子忙活,总是隔着窗户跟我拉家常,声音特别洪亮,像讲课一样。这次,他却像变了个人。

吃完饭,父亲掀开门帘,进来了。我看电视,他递来一杯自己煮的茶,茶很酽,我喝了一口,苦。父亲提了板凳,坐我对面,手心里揉着几粒带壳的麦子,说,你消息比我灵通,问你个事,听说省上有个教育布局调整啥的,要把人数少的学校撤了,真的吗?我想了一会,点点头,好像听说有这回事。父亲“哦”了一声,起身到柜子前开始整理那些教科书。他又说,还有一个多礼拜就开学了。他像在对我说,又似乎自言自语。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心事。我看见他戴了好多年的蓝帽子下,雪一样的白头发,忽然飘飘洒洒落了下来。

那女人每天一早,都会把院子扫一遍,好像院子是她家的,当然,这省了三眼的事,他倒是高兴。然后,她把小女儿送到尚义巷一家私人幼儿园,上大班。刚开始,那孩子死活不去,大声哭闹着,把莲亭都吵得心神不宁,后来渐渐习惯了,八点多,背个不协调的大书包,像背着半块磨盘,一颠一颠,上学去了。儿子上三年级,在附近小学,十分钟就走到,她很少送。送完女儿,似乎就消闲了,提个凳子,坐门口,绣十字绣。她身后的煤炉上熬着一砂锅中药,黑色的药水咕咚咕咚,冒着泡,药味在早晨的空气里四处游窜。

三眼在院子给鸟添水,皱巴巴的老脸,糊满睡意。三眼一年四季什么活也不干,整天遛他那只鸟,每月全靠一千多元的房租过日子。他老伴早死了,一个女儿也嫁了,生活对于他来说,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那女人给三眼说,她家里五口人,他们两口子,两个孩子,还有一个阿公,带孩子进城,阿公不同意,说我避清闲,我一走,地里的活全是他老汉一人的,是想要他的一把命。但她执意要进城,阿公也没辙,况且儿媳妇是为了孙子,他就是有理也得收着。她男人麦子一收,便打工去了,即使在,说话也不顶事,他只知道挣钱,孩子的事一分心也不操。她还说,给儿子在城里报个名真难,人托人,花了钱,送了情,结果被托的人调走了,后来又找到一个两辈人不来往的远亲戚,送了两条猪腿,一万元,总算把事办成了,勉强进了所很普通的小学。那中间受的气,看的脸色,一言难尽。有次在镇上托人请吃饭,那人带着一帮朋友,饭后,其他人都走了,留下其中一个马姓朋友,面红耳赤,酒气熏天。她收拾着桌上剩残的烟酒,没注意,一双大手从她腰里拦过去,将她卡入怀里,她回头一看,是那姓马的。本想挣脱,一只手又塞进了衣领,抓住了她的奶。姓马的醉眼迷离,脚下踉跄,嘟囔着,今晚你留下,你那孩子转学的事,包我身上。她摇着头,挣扎着,说不行不行。但手越卡越紧,屁股上有坚硬的东西顶了上来,她一低头,在姓马的胳膊上咬了一口。姓马的大叫一声,松开了胳膊,她趁机跑掉了。第二天,那人发来短信,说你不够意思。自然,事情没有办成,饭白吃了,钱白花了。她憋着一肚子气,眼泪汪汪的,不知该给谁说。

三眼敞着汗衫,露着白腻的肚皮,撮起豁牙的嘴,对着画眉打几个口哨,逗一逗,说,还是你们乡里好,吃喝不要钱,哪像我们城里人,除了呼吸空气放屁不要钱,再啥都花钱。三眼带着小市民那种油滑轻蔑的腔调,说了一串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女人停下手里的针,在膝盖上抹抹掌心的汗,说,还是城里好,要啥有啥,看的人眼花,孩子上学,怎么着都方便,不像我们,跟讨饭的一样,进城来租房子,供给娃娃,你说这娃娃学习好些,我们还心安,要是差的捞不上手,真就亏死人了,我回去脸都没地搁。人各有命,富贵在天,狗各有命,富贵在种,操那么多闲心干啥,把自己过好就行了。三眼提着鸟笼,哼着跑调的秦腔,出门了。

女人再没搭话,也不知如何搭话,起身换了炉子里一颗奄奄一息的蜂窝煤。

一天的时间,她给两个孩子做中午、晚上两顿饭,一送一接上幼儿园的女儿,基本就闲了。不比乡下,洗衣、喂猪、喂鸡、烙馍、烧炕、下地、赶集,一天总是忙忙乱乱,有点空当,还要串串门。在这里,没有随意进出的门可串,一院人,各过各的日子,照面了,点个头,再无瓜葛。

晚上,她督促两个孩子写作业,一个趴左边床上,一个右边,她坐中间,隔开,两个在一起总是打架。孩子写一会,分神,一个抠铅笔头,一个开始打盹,她屁股上一人一巴掌,骂开了:两个喂狼的,我背上一身骂,花了冤枉钱,把你们带进城,上个好学校,为的让你们以后出人头地,我图啥呢,我受的罪谁晓得,还说我躲清闲来了,不要你们两个累赘,我到外面啥地方混不了一口饭。她骂着,似有说不出的委屈,眼泪花儿开始打漂了。

毕竟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四处野惯了,一到中午,楼上楼下跑,儿子捣蛋,女儿跟着乱转。经常掀开门帘,瞅瞅这家,贴着窗子,看看那家。有一次,兄妹俩拿根竹棍捣三眼的画眉,直戳得鸟乱叫。三眼冲出门,大吼一声,干啥!两个孩子竹棍一扔,踢踢踏踏跑下楼了。三眼站二楼角上,气哄哄地说,把你两个碎鬼咋看着呢,刚才用棍子往死戳我的鸟,真没教养,再这么捣蛋害人,就换个地方去住。那女人一听,自家孩子闯了祸,忙上去道歉。刚一下楼,哇一声,两个孩子尖细的哭声,一瞬间撕裂开了。

我本来在午睡,结果被突如其来的哭声吵醒,准备继续装睡,母亲打来了电话,说,你爸那个老家伙不吃饭了,脾气大得害怕,你要不劝劝,我是说不下他了。母亲害怕被父亲听见,独自躲在厨房给我偷偷打电话。我问为啥,母亲说,还能为啥?人家学区说这学期学生要是少于十五个,就把他的学校给撤了,结果前段时间报名,才报了……母亲还没有说完,父亲给驴添草,经过厨房,还是听见了,他故意咳嗽了两声,母亲赶紧把电话挂了。

父亲一辈子是一个犟人,发火了,我跟母亲都害怕,在外面也一样,落下个“犟牛”的绰号。

去年有一次,学区校长给他谈话,说他年龄大了,早点内退回家,抱孙子。父亲说,我退了倒是清闲了,可那学校的学生娃谁管?况且,我又没孙子。校长给他递了烟,他没接。校长有点不高兴,说,王老师,你退了,我们大不了把学校撤并了,我们学校老师现在很宽裕,不像前几年。校长的意思很明显,不缺你王老师,反而是你太多余。父亲说,撤了,撤了你让指头长的小娃娃每天走六七里山路上学,他们才一二年级,六七岁的憨娃,晴天好办,雨雪天咋弄?那能撑得住吗?再说,我当了一辈子老师,打十几岁起就吃党的供应粮,吃了一辈子,我不到该退的年龄退了,能对得起那些粮食吗?父亲提起桌上的馍袋,黑着脸,愤愤然走了。

也许是因为他的资历,也许是因为他的固执。内退的事,校长再没有提过,撤学校的事情也就暂时搁下了。

一会,父亲回过来电话,似乎刚责怪过母亲,语气有些生硬,说,不要听你妈乱说,她啊,一天叽叽喳喳,就知道煽风点火,没一门子正事。

我知道父亲的脾气,很多事情,他宁可一肩挑了,也不给别人添麻烦。他不让母亲给我提这事,并非把我当外人,而是顾虑到我分心。最近县上选聘教育局副局长,我也报名参加了,一边上班,一边备考。他虽然性格倔,但当老师的人,毕竟心细。我只好安慰他,爸,人家学区既然要撤就让撤了,也没几个学生了,你早点退休,还能享点清闲,再说教育布局调整也是大政策。

你爸不是糊涂人,也懂政策,我就觉得,我一个民办教师,没学历,没贡献,就识几个字,一辈子了,党给我发工资,从没亏欠我一分一厘,还没到六十岁,我就这样退了,心里过意不去,我还想着再出点力,到了年龄,退下来,心里也就踏实了。父亲说得很慢,似乎努力压制着什么,但我分明听到了他声音的缝隙里,夹杂着悲伤。

你的心情我理解,当儿子的咋能不理解你了。我说。其实,我有多理解父亲呢,老一辈人的那种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是我这一代在物欲横流、狭隘自私的江湖里长大的人无法理解的。我们能理解的,或许就是金钱以及索取吧。

开学前,学区说这一学期要是能有十五个,就留下,暂不撤,结果,二年级七个,一年级收了六个,就差两个。我还想着,十五个学生好歹就收够了。可就是缺两个,没治,现在生源越来越少,加上一转学,可怜的不够掰指头数了。我年轻时啊,那学生,多得跟羊似的,一个学校十几间教室都挤不下,只差坐到房梁上听课了,一放学,漫山遍野全是学生娃,割草啊,放牛啊,拾柴啊,多热闹……父亲又开始自言自语了,他似乎陷入了回忆的泥潭,那些陈年旧事流水一样淹没了他的记忆,让他越陷越深。他只是自说自话,像一个需要倾诉的孩子。或许,说说,他心就亮堂了。

我是当了一辈子老师,起初我还想着多教几年,多做点贡献,六十二三退休也行,不拿工资,白干,但是没机会了。现在我就想着光荣退休,到六十岁,在全校师生面前体体面面歇了,可谁想到,我要在把学生教没了、撤了学校的情况下退休,退了也就退了,就是心里那道坎,过不去……父亲似乎哭了,一辈子没有哭过的父亲,在电话那头哽咽着。

人老了,心事就多了。心里有道坎,谁能一下两下迈过去。当了一辈子教师,或许父亲的愿望很简单,他就想着,像个人民教师一样,按时体体面面地退休,不要鲜花,不要仪式,不要掌声,就几百人,哪怕几十人把他送送,给他招招手,大家一起说声,王老师,回吧,回去休息吧,有空了常来学校看看。就这么简单,仅仅需要一双双目送的眼睛,是孩子的眼睛,是同事的眼睛,是时光深处回眸一看的眼睛。可这却成了父亲的奢望,成了他一辈子完不了的心愿。

我的老父亲,当了一辈子民办教师的老父亲。

我似乎看到了那个站在土坯教室里,年轻英俊的父亲,在讲台上,给塞满了一房子的学生上课。我似乎看到了那个坐在宿舍桌子前,鬓角微霜、成熟稳健的父亲,在昏暗的台灯下给学生批改作业。我似乎看到了那个穿着蓝布衫、黑布鞋,苍老厚重、腰干半弓的父亲,走在鸟群起落的山间小路上。其实,我什么也没看到,我只听见,一个老人曾经洪亮的嗓子,现在却啼出了血一般的声音。

住在莲亭,生活总是灰扑扑的。每天都活动在逼仄的院子、昏暗的屋子、幽深的巷道,时间久了,心也就麻木了。不经意,日子便过去了一大截。那女人换了纱布门帘,挂上了棉布的。她脸上的红血丝淡了,只是脸色没有了刚来时的圆润,有些蜡黄了。这期间,她阿公来过一次,背着半袋面、半袋洋芋,腿搭在床沿上,抽了一锅烟,问孙子学习咋样?女人说,就那样,跟不上城里娃。阿公在地上磕了磕烟锅,说苦瓜放进蜜罐里,货,还是苦货。然后饭也没吃,勾着腰走了。阿公的气没消,他觉得高山出锦鹞,只要娃娃争气,乡下城里上学都一个样。那女人还想问问家里麦子种上没,白露都过了。可追出门,阿公早没了影子。

期中考试成绩下来了,儿子考了个倒数。她知道儿子学习底子差,跟不上,但看到那张被红笔画得鲜血淋漓的试卷,晚上,她还是忍不住用笤帚把狠狠地在儿子屁股上敲打了一顿。为了不影响别人,她关了门,但儿子声嘶力竭的哭声还是挤破了门窗,在漆黑的夜色里摇晃。那一夜,门缝里还渗出了一个女人的哭声,湿漉漉一摊,充满了压抑、委屈、无助。

后来儿子似乎乖多了,也不贪玩了,中午写作业,晚上吃完饭,就趴在床上学习了。虽然她也小学没毕业,但二年级的有些内容,还是有印象。她边捏着针缝被角,边给孩子辅导。

有时,题确实难,她不懂,就打发孩子上来问我,或者,把我请下去,到她家房子教。时间长了,都在一个屋檐下过活,慢慢也就熟悉了。进了屋,屋里混杂着香皂和中药的味道,有点怪。墙上贴着几张喜羊羊的海报,特别显眼。她一看,笑着说,孩子贴着玩的。又指着孩子说,两个木头,赶紧站边上,让你王叔坐下,一点没礼貌。她把煤炉提到门外,坐上砂锅,添了凉水,又开始熬药。我上下楼,常看见她熬药,不知有什么病,当然,也不便询问。她在门外说,二年级的题有些我也不会,给孩子辅导都没本事,都怪读的书少。我边看题边说,还是现在学的课程难了,以前我们三年级学的内容,现在二年级就有了。她隔着门帘,说,我小时候,学习还可以,也爱读书,可家里穷,孩子多,小学一毕业就喂猪放牛了,后来家里不让上学,我哭闹了一个月,有时候割草割一半,把牛拴树上,偷偷跑学校去听课。有一次,牛挣断了缰绳,吃了人家玉米,人家主人找来让赔,我妈抹着眼泪把家里剩余的半袋玉米赔给人家,回来后,狠狠把我收拾了一顿。打那以后,我也就死心了。

我小时也老挨打,不过不是放牛,而是爱看动画片,你们家是哪个乡的?

西南路,杏树乡赵窑村,偏僻得很,你可能不知道。

赵窑,我爸就在你们村当老师。我有些欣喜,原来我们是邻村。

王老师!她有些惊奇,揭起门帘,伸进头,一双杏仁眼睁得老大,看着我。王老师是你爸啊,这么巧,王老师可是好人,孩子带去的饭凉了,他在炉子上经常帮着热,看孩子吃干馍,他就给倒杯开水喝,我去学校交作业本钱,就碰上了好几次,上学期,还在村里学校时,他感冒了(她指了指趴在床沿上写作业的儿子),王老师给他吃了自己的药,半天就好了,学校人少,他一个个都当自家孩子一样。哎,也不是当着你面恭维,实话,真是个好老师啊。她给我的杯子里添了水,看着我,问道,都快半学期没见他了,他还好吧?

父亲病了,在卫生院住了几天。上周末,母亲打电话,我去看了一趟。

卫生院很安静,没有几个病人。惨白的阳光落在惨白的墙壁上,泛着凉意。白杨叶落了,在墙根处,黄叶子、绿叶子,铺了一层。父亲躺在病床上,消瘦了很多,眼圈发黑,皱纹深深刻在额头、眼角。父亲似乎一夜之间老了,老的让我有些慌乱。

看我进门,他点点头,没有说话,母亲蹲在地上洗毛巾。我询问了病情,大夫说,老人心脏不好,可能前段时间受到了刺激,有些影响,现在没有大碍了。我悬起的一颗心,才落到了实处。

我坐在椅子上,和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农活,我们尽量避免提及学校,免得父亲又伤心伤神。父亲眼睛闭着,他的蓝帽子摘了,我第一次看到了他白透的头发,像顶着一堆冰凉的雪。父亲突然问我,你说,我这一辈子算不算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

我觉得啊,不但合格,还很优秀,你数数,咱们家墙上贴的奖状、挂的镜框,地上放的水壶、脸盆,还有吃饭用的瓷盆,甚至刷牙缸子,还有我上学时写日记的钢笔、本子,哪一样不是你挣来的荣誉,它们都证明了你的优秀。

哦,也是,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一辈子桃李没几个,盆盆罐罐倒挣了不少。父亲睁开眼睛,定定盯着窗台上的一片阳光。

下午,父亲执意要出院,我和母亲再三劝说,还是无济于事,最后就依了他的意思,提着行李,回家了。

吃晚饭时,父亲盘腿坐在炕上,显得有些吃力,额头上渗着一层细密的汗珠。他只吃了半碗面条,就了几口咸萝卜,就说饱了。父亲以前饭量很好,大老碗,顿顿两碗,清了,不行,换碗,也不行。他老是批评我,一个男子汉,一顿拼死才吃一碗饭,不像话,他在我这年龄时,一顿吃了三碗半玉米面片,把祖母吓坏了。吃完饭,他说,你陪我去学校走走吧。你身体虚,要多休息,远路不能走,等过几天好些了,我陪你去。我说。远啥远啊,我三年时间天天走,也没觉得远。就担心你身体吃不消,加之天也快黑了。有多苦啊,还吃不消,我又不是闺房绣女,学校也撤了,学生也没有了,啥手续都办理了,就等明天人家来把钥匙取走,我就和学校再没啥关系了,今晚,看最后一眼。父亲看着我,突然像个孩子,眼睛里充满了祈求和悲伤。

我和父亲,并肩行走在那条他步行了三年时光的乡间小路上。夕阳西沉,最后一缕柔和的光芒,披在路畔青草的肩头上。风迎面吹来,凉飕飕的,吹乱了父亲帽子下的白发。父亲一语未发,只是走着,看着眼前熟悉的草木,消失在眼底,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这些曾日日陪伴过他的植物了,也是最后一次,把脚印落在这条满是虚土的路上。

门开了,锁子挂在门环上,晃荡着。

校园里,落满了寂静,静得甚至可以听见心跳,白白的墙面,贴着蜡笔画的窗户,还有光溜溜的白杨木旗杆,孤独地站立着。父亲站在院子,朝四周慢慢看了一圈。他说,才离开不到十天,院子的草就长满了。他来到教室门口、办公室门口,想开门,却犹豫了一会,最终还是没有开。他走到窗户前,透过玻璃,看了很久,教室里空空荡荡,还是他离开时的老样子,整齐的桌椅,他重新摆过,干净的黑板,他走前也擦过,办公室的桌子上,还躺着一本教科书,静静地躺着,像一个熟睡的孩子,渐渐披上了岁月的尘埃和此刻的暮色。

他摸了摸教室门上的锁,锁是冰凉的,他又摸了摸被学生蹭光了白灰的墙,墙也是冰凉的。父亲迟缓地走着,他就要告别这所学校了,也要告别这辈子的教师生涯了,他想把这里的每一粒土、每一寸书桌、每一个字、每一声诵读、每一次欢笑、每一句讲解,都摸摸,让捏了一辈子粉笔的手指,记住这最后的回忆。

父亲走着,慢慢走着,夜幕把阴影落在了他的背上,他的腰,弯得更厉害了。

父亲说,我原本打算教到六十岁,正式退休,干了一辈子老师,也就能画个句号了,可事不由人啊……我看最后一眼,也就没有啥惦念了……

那一刻,我看到了浑浊的眼泪流出了父亲的眼眶。他哭了,苍老的哭声,像另一个蓝色身影,巡游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天黑透了。

莲亭的日子,还是简单破旧,送孩子,做饭,监督写作业,那女人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生活,儿子的成绩还是老样子,考砸了,她照旧抽几扫帚把,骂一顿,就过了,她是有心无力,想帮着提高成绩,但也是老虎吃天,没处下手,就这样过吧。她甚至安慰自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学习也需要一个过程,或许慢慢就好了。

直到有一天,班主任突然给她打电话,叫她去学校,她蒙住了,不知何事,怀着忐忑,出了莲亭。到学校,她才知道,儿子玩同桌的手机时,不小心摔坏了,人家让赔,儿子不赔,打了起来,又把人家脸抓烂了。

班主任是个特别年轻的姑娘,画了浓妆,坐在办公椅上,跷着二郎腿,皮鞋尖如同锥子,高高戳着,咄咄逼人。她站在班主任跟前,一对比,像只丑小鸭站在天鹅旁。她拘谨、胆怯,双手吊着,抓着裤缝,低声说,刘主任,我来了。过了片刻,班主任抬起头训道,你们家娃,太捣蛋了,我们教不了了。她站着,勾着头,好像是她犯了错误似的。现在倒好,人家那孩子的家长直接把我们校长批评了,你知道吗?那孩子家长是谁?我们顶头上司……她感到眼前发黑,透不过气,双腿也抖了起来。她觉得大祸临头了。

训完,班主任转身,批起了作业,不再理睬她。每一本,随手一翻,都写个大大的“优”,很潦草的样子。过了许久,班主任又说,学校的意思是,你们家孩子是农村转过来的,希望还是转回去,可能好些,那里孩子更适应,在城里,学习跟不上,作业完不成,还经常捣蛋,你说呢?她一时无语,不知该如何回答。班主任说完,起身,高跟鞋踩着地面, 出了办公室,到门口时,补充了一句,这是学校的意思,可不要怪我。她蒙了半天,才反应过来,等跑出办公室,已经没有班主任的踪影。她去找校长,门锁着。去找教导主任,教导主任说找校长,他做不了主。找副校长,说还是找校长。最后,她真的不知该找谁了。她只能去教室,拉着儿子的手,抹着眼泪出了校门。

这一次,她再也没有力气打儿子了。

儿子哽咽着,鼻涕和泪水混在一起,挂在下巴上,小身子因为哽咽不住地打战。他哭着说,妈妈,我不是要玩他的手机,我是想借他手机给爸爸打个电话,告诉他前几天你昏倒了,我还想给王老师打个电话,他教过我一年级,前几天二楼叔叔辅导作业时,我从电话里听说王老师住院了。说完,孩子哇一声哭开了,哭成了泪人儿。她抱起儿子,一边揩着自己不断涌出来的泪水,一边用衣袖给儿子擦着断了线的泪珠。

当然,这些都是她退房时给三眼说的。她还想跟我告别,可我不在。后来,我突然想起,她的两个孩子要是不转学,父亲的学校是不就不撤了,现在,他们回去,村里的学校却没有了。

三眼一楼最角上的那间房子一直空着,好长时间了,没人来租,要么嫌小,要么嫌贵,要么嫌没光线。租房的人前脚刚出门,三眼一手关着那间房子的窗户,嘟囔道,毛病还多得很,嫌这嫌那,要有钱去住别墅,跑莲亭来挑三拣四,就这房,也是前几天人刚搬走,才腾出来的。三眼狠狠咳了一口痰,咽了。

我躺在床上,随手翻着书,听见三眼接了电话,压着免提,对方问,那间房子还没租出去吧?听声音,有点像那女人。刚准备听下去,我的电话响了,对方说,这里是县委组织部办公室,竞聘成绩出来了,请你明天到305办公室报道。挂了电话,我突然想起那女人熬着的中药。砂锅里,咕嘟嘟冒着泡,药味弥漫了院子。

王选,1987年生,甘肃天水人,出版有《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最后一个村庄》。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敦煌文艺奖等。作品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草原》《天涯》《散文》等刊,并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散文选刊》等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