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和光读书会”的成员是大连理工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点的师生，主持人戴瑶琴，启动于2018年6月。去年，读书会部分成员参与了中国作家网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专题的系列读书活动，“和光”已显示出更明确的定位：本硕贯通、“90后”及“00后”、文理交叉，以主题沙龙和作家课堂的形式把读书与创作同时推进。

主持人：戴瑶琴

日本“白桦派”强调以人为本，关注人道主义、社会议题，且支持创作者投身社会改造。“白桦派”主将志贺直哉被归入“调和型”私小说作家，文本的情感流动紧贴其本人的生命体验，这种“真实”由于立足在个人及私密，常令人感觉些微错愕或有悖常情。站在时代交界点，志贺直哉心怀惶惑，身为理想主义者，他常因过载的精神压力进退维谷。他保持对现代与传统关系的思考，描摹他能够理解却又颇为抵触的世态人情。志贺直哉被誉为“日本小说之神”，芥川龙之介评价其作品是“道德的清洁”。

“和光”本硕学生将从欲望、调和、和解、时刻、偶然、电车文化六个层面，阅读志贺直哉《在城崎》与《和解》两部作品集，并特邀日本华文作家协会会长、日本樱美林大学王海蓝老师为本期读书会进行导读。

导读人：王海蓝

志贺直哉是日本20世纪“白桦派”代表作家之一。1910年，他与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等人共同创办《白桦》杂志。在推崇自我主张和人道主义的“白桦派”中，志贺直哉以直觉观察为基础开创新领域。他生性喜欢自然，有着非凡的观察力和描写力，其朴实的作品被视为匠人技艺般的文章范本。芥川龙之介、小林多喜二等众多日本文坛大家都曾公开表示深受其创作观影响。

代表作首推短篇小说《在城崎》，1917年发表于《白桦》，小说以志贺在城崎的疗养经历为背景，通过观察小动物的生死，主人公对自身生命生发终极思考。谷崎润一郎将《在城崎》奉为“实用”且“清晰”的文章典范。日本高中国语教科书中无一例外地都收入该小说，推崇它为“无与伦比的名文”。志贺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暗夜行路》，1921-1927年间连载于《改造》，讲述人如何摆脱肉体痛苦和精神彷徨，从大山中寻获平安，完成自我救赎。作品成功实现了美与伦理的统一。由于志贺直哉在思想观念上与父亲长期对立，初期作品最大主题是“父子不和”，志贺后成实业家，终与父亲和解，之后他写作消除父子对立、寻求宽恕的作品，如中篇小说《和解》。

志贺直哉始终秉持“自然”之心写作，追求道德的纯粹性，正如芥川龙之介的评语：他是“干净地度过人生的作家”，他的作品具有“建立在东洋传统之上的诗性精神”。

陈稳：欲望

志贺直哉对人道主义的探讨，是一种“自我中心”式发掘，自我的欲望及对其的超越，是小说的主题。“自我”一旦摒弃知觉系统和唯实原则的影响，就会回归原始的、受本能及欲望支配的“本我”。志贺直哉对欲望—现实这组关系的书写，在《大津顺吉》《范的犯罪》《清兵卫与葫芦》等作品中都很清晰：顺吉出于本我的爱欲，期盼恋爱之乐，但本我在现实中难以获得满足，只能通过文字纾解；由本我驱使，范施行了犯罪；清兵卫无法保护本我，在家长严密压制下，只能放弃个人兴趣。“本我”与“自我”矛盾是志贺小说重要的情节设计。“本我”欲望虽在，反抗、压抑欲望的强烈“自我”也被着力展现，欲望因而包裹在理性认识和理智抗争之中。

“自我”中高级的、道德的、理想的成分被开发后，就成为由良知支配的“超我”。志贺直哉小说的调和性源于一种自我超脱。他成为父亲后，为人父的权责所激发的同理心催动他重新解读自己的父亲，使他开始愿意换位思考；而大自然的浸润与教诲，令他真正了悟生死。内外因孵化的“人类性的道德”，驱使其全然沉浸入和谐之心境。志贺直哉记录了明治时期知识分子挣扎在欲求与解脱之间，由对抗至和解的漫长心路。

孙艳群：调和

人物搭建意志擂台，上演精神格斗与调适。当三维现实被压缩为一维心境，自我意志与现实之间的互动成为解读文本的方法。

意志与现实之间的调和。意志滋生于外部世界圈定的温床，以自我幻想确定现实本相。世界并未改变既定时刻的既定内容。意志与现实短暂接触后，感知的断层与错位，不断吞噬自我，随之强大的割裂与苦痛重新集结成生活新旨意。新生的意志再次缠绕现实，于是，它再次进入设定好的生命游戏，重复幻象—断裂—弥合的新一轮循环。

意志与自我之间的调和。意志成长于纷繁复杂的个体经验，当时空触感凝固，源于生命自省的内驱力开始确证意志的适存性。“我”希望阿石成为幸福的女人，与死神擦肩的恐慌触发“我”与野蜂、老鼠、蝾螈的生命对视。现实有固定的运作逻辑，触动特定的情感，已被现实驯化的生命力再获生长力，牵动慵懒意志的自省。个体开始清点混杂的人生，过滤独断和修正彷徨。自然与情感的一番冲刷，将带动生命的一轮升华。

小说将意志藏于现实之下，从矛盾中推出，又在顿悟时直抵真相。个体意志不断适应现实这片“实应土壤”，适时依托生命体悟完成自我重塑，两种调和形成承接而又嵌套的莫比乌斯环，意志以生命的名义凝视，对话过去及未来。

孙嘉悦：和解

志贺直哉用富有诗意的语言传达价值观与情感观。很多故事的内逻辑遵循“因物喜，因己悲”理念，试图探寻人类心灵中与美好伴生的恐惧，试图调制舍与得的最佳配比，最终发现与现实纠缠不过是一种精神内耗。他相信情感，能与时空共振，但却并不能与时刻同频。小说试炼出脱离个例的普遍孤独感。

死亡与伤痛是事实，促动主人公向往自然，长辈的误解扯开心灵旧伤，亲人的约束造成情感疏远，血缘关系竟成为主人公需要抵制的阴霾，每一次难得的家族相聚都错失着矛盾缝合。从小说完成的时间线可以看出，主人公最终达成与父亲的和解，其实是与自我的和解。志贺直哉作品之所以能够在真实与虚构中达成平衡，源于他对生活的敏感细腻。即使混杂人物不断登场，干扰阅读接受，但误解与和解仍在耐心搭建小说层次，使文本更饱满。

张林：时刻

松尾芭蕉有一俳句：“闲寂古池旁，青蛙跳进水中央，扑通一声响。”幽静凝滞的时间之潭中，有一个突然闯入的意外。志贺直哉小说里，就常有这样的时刻，就像一只青蛙，于人性之流的静谧深处，荡出一点惹人意外。比如其母去世后两个月，对于即将到来的美丽继母，“我”的心情竟然是期盼。对于“真实感到”但似乎不合常理的情绪流动，作者也从不试图解释，在感受层次的因与果之间留白，坦然地面对这种“异样”。另外，对情感中突现的晦暗之处，志贺直哉也并不回避，比如对鸟由生时的喜至死后的厌，为羊白头的死感到快活，或对吸引自己的流浪女艺人，想象其乘坐的火车脱轨，她的脑袋撞在岩石尖上。这种阴暗一闪而过，让人诧异，却有其真实之处，作者总是坦荡的，把流淌过心灵的所有情绪细节向读者剖白，且不为自己辩解，似乎记录就是全部。生命在其极幽微之处，也将与最广阔处接壤，生命情感从自我跃迁，向万事万物寻共情与佐证，故而志贺直哉小说常出现动植物，垂死挣扎的老鼠与受重伤时竭力自救的自己，长相普通被人忽视的葫芦与被父亲毁掉所爱的清兵卫，电线杆中重叠趴着的两只雨蛙和赞次郎与阿汐夫妻俩，外物与人彼此照拂，两相震荡，从漾开的纹路中接近宇宙的真相。

张晖敏：偶然

电车事故后的沉潜期，志贺直哉将根植于生命体验的种种不安具象化为三种寓言式形态。僵冷的野蜂和落水的老鼠是生死辩证的一体两面，二者殊途同归地应和志贺对自然的固执追求。

蝾螈毫无来由的枉死则不同。在投石的时刻，《范的犯罪》里那恍惚的丈夫片刻地与“我”相重叠。当恶作剧引发不期而至的灾厄，此种心境下，分化出来的、为自己辩护的法官却已不复存在，因此“我”未能因这讨厌的生物逝去而感到亢奋，也并不能为自己的幸存感到喜悦。相比野蜂的“静谧”，“被杀的范妻”或许更接近蝾螈的境地。她不是死于报复或仇恨的鲜明怒火。在荒诞的、无预谋的“谋杀”之中，与死亡同时降临的“偶然”连死亡的意义也一并取消了，只留下巨大的茫然。

读者很容易在志贺直哉小说中陷入一种茫然。故事几乎被淡化，激情也常常被延宕，因与果的衔接变得松散。大部分时间里，琐细白描般的笔触都聚焦于似乎无关紧要的细节。他对虚构的极度克制和大量留白，常使人在必须追寻某种确定意义的阅读努力中陷于挫败：《到网走去》中未读的明信片，佐佐木无疾而终的热恋，赞次郎在妻子出轨后无端生发的怜惜，撒谎的女佣小石未必迎接恶果，行善的议员没有收获宁和。“偶然”的力量不断切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生命彼此间无端的热爱与折磨近乎带着虚无的色彩。

当文明、社会、政治加诸于个人心灵的冲突体验难以消化，在对微小无常的喟叹中，志贺直哉倾泻着怀疑与焦虑。然而即便有着避重就轻的嫌疑，这喟叹终究没有指向彻底的自我封闭，正如《和解》完稿前反复的自诘。志贺这有志于走入“真正的生活”的“范先生”，正是用忠实记录周遭一切吊诡、微妙、不可解事件的方式，向自然的调和做出了尝试。悲观却并不消极的开放性，或许正是志贺直哉异于同时代私小说作家的关键所在。

刘艳：电车文化

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成为日本现代化的嚆矢，自此日本铁路建设事业勃兴。1895年，京都诞生了日本第一辆路面电车，“电车文化”开始植根于日本诸多文艺作品，而志贺直哉是较早让“电车”进入小说的作家，《在城崎》《和解》即是例证。

作为便利的现代化技术产物，志贺直哉小说中频频登场的景观“电车”在重塑城乡物理空间的同时，搭建了崭新的人际关系。《到网走去》的电车从上野站驶向宇都宫，“我”为同车厢的妇女分忧，代为寄出的明信片无形中编织另一段联系的纽带；《在城崎》中“我”被山手线的电车撞伤后独自前往城崎温泉静养，从而借野蜂、老鼠、蝾螈的际遇，冥思生死；《学徒的神》里外濠线是东京最早的电车线路之一，既是学徒仙吉从神田前往寿司店的必由之路，亦是议员A行善后“逃跑”的电车大道。从19世纪80年代被普通大众抗拒到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动脉，“电车”已然在不经意之间抚平时代情绪的褶皱，成为现代化巨变的鲜活注脚。

“电车”这一庞然巨物对于彼时日本民众而言，绝非完满存在。《正义派》里日本桥方向驶向永代桥的电车轧死五岁女孩，从“兴奋—失落”的反复至烂醉如泥后放声大哭，铁路工人为满足“道德感”的证词或可能招致失业。《灰色之月》里二战后开往涩谷方向的电车上哄笑与逗趣不断，“我”面对体力不支而坐过站的少年工却黯然无力，觉察战后民众在精神“兜圈”的迷失。《到网走去》中即使“我”无多怨悱，妇女依然为孩子破坏公共空间的距离感而“过意不去”。电车被塑造为“耻感”的现代容器，仍为资本与权力代言。

志贺直哉审视电车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但当《真鹤》中开往热海的火车疾驰而过拐过海角，渴慕成为“水兵”的渔民孩子却空想着火车脱轨掉崖的图景时，其文字无意识追寻自然的意图便浮出水面：因为无法安享现代文明而从“耻感”中决绝出走。作家格非认为志贺直哉笔下的叙事者或叙事代言人为排遣窒闷，一如作者本人，皆遵循“离开大城市，去到远离尘嚣的乡间或深山之中”（格非：《志贺直哉及其“自我肯定”之路》）的固定路线，以期实现身体的逃离。《矢岛柳堂》中画家蛰居乡野，醉心自然；《篝火》更是着力描摹令人似有“重生”之感的雨后山间“饱含新绿芬芳的清冷空气”；“和解三部曲”（《大津顺吉》《和解》《一个男人和他姐姐的死》）亦莫不如此，离家出走和搬家乃常态。

《范的犯罪》被判无罪的魔术师、《赤西蛎太》无从查证的恋情、《雨蛙》末尾的外化隐喻，诸如此类的结局设置如同不期然放松绷紧的弓弦，在本该审判“道德”的环节，以虚构写作技巧完成叙事“耻感”的径走，达成令读者不解的“和解”。

看似无解的“和解”，一方面是源于志贺直哉出生于富庶的武士世家，祖母的疼爱与父亲的实用功利使得“自我主义”霸据性格主流，《佐佐木的遭遇》《学徒的神》《流行感冒》等篇暗合“上位者”与“下位者”的阶级参差。“无情节”的悠游文字和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物设置，或出于其“纯粹”的本能。尤其是受梅特林克思想影响的创作中期，为逃离武士世家与社会道德的鞭策，志贺直哉对于“调和”的青睐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文字的锋芒，郁达夫称其为“日本的鲁迅”略显过誉。

然而，并非志贺直哉所有作品皆趋于“调和”。他对于底层民众投以朴素的悲悯，如《正义派》《范的犯罪》取材日常见闻，《赤西蛎太》化用史实“伊达骚动”，《灰色之月》反映日本战败后社会情状。常被诟病为“利己主义”的志贺直哉，确有突围自我经验的尝试，接纳“电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如社会道德所希冀的那样去直面“耻感”。“对自己的未来我看不到一丝光亮。但自己心里还燃烧着寻求光亮的愿望，我要让它到燃尽为止”，或许志贺直哉已借《范的犯罪》主人公之口道出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