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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学》2022年第8期|陈蔚文:世声
来源:《上海文学》2022年第8期 | 陈蔚文  2022年08月23日08:07

楼下五〇一的人家如此安静,静得像只是几个影子在生活。人数有好一阵我没搞清过,两老两大一小,后来是两小,再后来是三小。最后加进的一小是个男婴,女主人含糊地说是妹妹的孩子——彼时二胎政策尚未放开。政策放开后,女主人不再说是妹妹的孩子,公开了这个儿子的身份。

这家人起先话少,见了邻居笑一下,不说什么,很谨慎的样子。他们是后来搬进的住户,从某个地级市来省城买了这套房,大女儿上小学了,上到二年级中途休学,去了一家传统文化中心上国学。女孩在楼梯见了人总要斯文地鞠个躬:阿姨好,奶奶好,爷爷好。那阵子,我父母住在我这儿,我妈对女孩的懂事赞扬不已,体会到传统文化的力量,动员我也送儿子去学国学。

女孩还学琴,越弹越好,可以弹理查德·克莱德曼的一些曲子,比如《致爱丽丝》,虽通俗但听上去颇悦耳。除了晚上的这点琴声,这户人家几乎就无什么动静了,像中年早逝的香港女歌手阿桑的那首歌,《一直很安静》。

我家里,好像正为了显出与这户人家的相反而特意住在他们楼上的,总是大音量,高分贝。父亲以一条从戎二十几年的军人的大喉咙讲话,母亲身体不好,但嗓门也不低,特别是和父亲意见不一时,分贝更不低。我平时声音小,但在饭桌边也不由自主大起来,为了紧紧围绕在以父亲的嗓门为主导的周围,只好大起来。

不仅是吃饭,还有其他时段此起彼伏的各种声音。母亲打电话的声音,电视连续剧声,夜里咳嗽声,父亲早上催我儿子乎乎起床上学的声音,“快点,要迟到了!”每天早上,他匆匆推开乎乎的卧室门,不管是否还来得及,他总要大声催促,就像一名雷厉风行的老军人催促一名新兵蛋子。

乎乎八岁的暑假,我们去加拿大旅行。姐姐在温哥华的UBC大学访学一年,租了一套校园内的公寓。校园位于温哥华市郊,周边是绵延的海岸线与沙滩。虽然这幢公寓住着世界各地各种肤色的人,但全都像做过消音处理。整幢楼安静得似可以听见几百米外的海浪。

公寓大厅、电梯、走廊、一楼的室内泳池,包括公寓外的洁净马路,都没有什么人声。只有风吹过树梢,以及更远处一些的大海的声音隐约传入耳膜。

姐姐每天出门前对她的女儿和乎乎叮嘱,“小点声!”——曾有邻居因为和女友吵架被投诉,但久别重逢的快乐让两个孩子总忍不住以“闹”来表达亲密。

突然间,声音成了让人提心吊胆的东西。也许是邻居的被投诉让姐姐留下了阴影,她常向孩子比出“嘘”的手势,提醒他们控制音量。我们尽量不去太高雅的环境,而去吃人气高的希腊餐厅、日本料理和中华火锅店,因为人气高意味着孩子们可以自由些说话,不用悄无声息。

一周后,我们飞往纽约开始一段短途旅行。飞机上,前排的金发父母带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我想这一夜他们可怎么对付?婴儿却完全不闹,中途小小地哭了几声,稍哄下便止住,—直到下机前,他都很安静。难道他装了“防闹”芯片?此前的异域飞行中,也有着若干次相同的经历——并不吵闹的婴孩,只是巧合么?又或者,这出自“小声说话”的文化基因的遗传?

一位旅居国外的女士也说到类似现象,她说,根据她的观察,其中秘诀其实简单却不易做到,正如二战时英国政府的宣传口号——“Keep Calm and Carry On”(保持冷静,继续前行)。有些老外父母其实也累,也烦,也会生气,却总能及时控制情绪,保持冷静。她女友的同事,一位有三个孩子的老外父亲就常用“很好,一切都好”来自我催眠:“我很好,孩子们也很好,一切都好,没有任何问题!”

嗓音洪亮在中国历来是种美德。孩子一出世,嗓门是否亮,可以此衡量孩子将来有无出息。凡豪杰好汉无不有把大嗓:关羽声如巨钟,赵云的嗓门能把树叶震得乱晃,张飞更是了得,“当阳桥头一声吼”,不但吼得长江水倒流,还愣把曹操的一名战将夏侯杰生生吓死。

而作为美德的反面——从文化追溯来说,中国古代时,人们认为小声或窃窃私语不是件好事,尤其在公众场合,包括客栈酒肆,这会让陌生人有种不安全感,谁知道那些私语在说什么,万一是商量谋财害命呢?所以,大声代表光明正大,理直者必气壮,声音喻示一个人的磊落与能量——这样的约定俗成派生出各种大声,大声又漫漶出各种噪声,譬如餐馆的喧闹、邻居的装修、深夜窗外的施工等等。

因为方便孩子上学,我住在市中心的一个小区,对这些“大声”再熟悉不过。有次凌晨四五点,窗外传来可怕的装卸建筑垃圾声,轰隆、哗啦、砰啷……寂静的清晨被这声音切割得四分五裂。忍无可忍,打110报警。“公共区域的嘈音不属于受理范围,我最多向有关环境部门反映,四十八小时内处理。”对方冷冰冰地说。

四十八小时?还有几个钟头,天就要亮了,孩子要上学,大人要上班。这令人抓狂的动静惊天动地。

这一刻,我真希望像电影《寂静之地》中那样,有一种神秘力量,能够立即制止窗外野蛮的声响——在电影中,世界被神秘力量入侵的第八十九天,纽约州北边的一座小镇一片萧瑟。空旷的街道,令人绝望的死寂,主人公一家出场,没有台词,没有对话,没有声响,他们沉默地踏着沿途细沙行走。

在这个寂静之地,任何声音都能招来死亡。于是,看电视的妈妈开启了静音,一家人愁容满面地用手语对话。甚至,怀孕的妈妈一人躺在浴缸里分娩时,表情扭曲,疼得几近昏厥,也不敢发出任何声响。因为按“追逐声音而来的神秘怪物”的设定,寂静是安全,是保护,任何一点声音都会成为死亡讯号。

当然这只是电影,现实中,巨大噪声正不管不顾,以与文明死磕的姿态回响着。譬如高铁上,每次乘坐都能碰到开着公放刷剧的乘客,如在无人之境般笃定。最近一次乘坐,和刷剧声同时响着的还有邻座女子高亢的打电话声,她向朋友吐槽自己的不走运,吐槽了几站还没吐完——她充满怨气的声音,也许正是构成这不走运的一部分?如果她肯把音量放低的话,会不会更走运一点?

“鸣噪自纷纷”,我突然惊觉自己是否也发出过类似聒噪,一定是有的吧,虽然方式和场合不同。可能在电话一头,或小茶馆、友人家客厅之类,想起有次和一位并不适合谈心者说了半天,像只是为了怕冷场,说到后来近似自语。边说边觉得不能再说了,一边却仍喋喋不休,像不由自主地被某种古怪力量所掣制,十分吊诡。

借由“不冷场”的由头,“说”成了一种倾泄。正如高铁上这个向朋友吐槽的女人。说的欲望一旦漫漶,语言便成为一种鸣噪。潜伏在“说”的欲望背后的,是一些未消化的情绪的残余,它们存留体内,时不时冒出,以批评他人的方式对自我发起攻击——那个我们并不喜欢的“自我”,在说中膨胀。而让这个“自我”缩小的方式就是停止说,让其在沉默中自我修正。

加拿大之行过去了一半,我们和姐姐以及她的朋友三家人乘游轮去维多利亚。

在网上订了一家颇有历史的酒店,斜对面就是以喝地道英式下午茶著称的女皇饭店,也是维多利亚最古老的饭店,红色砖墙爬满常青藤,我们打算次日去喝个下午茶。

入住酒店,墙壁张悬油画,布置典雅,电梯是双层门的古老升降机式,酒店内弥漫咖啡的温暖香气。次日在一楼侧厅早餐,有两对夫妇已在安静用餐——静,也是这家酒店最重要的装饰,它附着在锃亮的餐具、皮质沙发、油画、植物与每一寸空气上。

改变了去喝下午茶的计划,酒店的静提醒了我们,三个孩子不一定能达到室内安静的要求,没准会对“地道英式”造成干扰。还是去海边,去绿地,去租辆马车在维多利亚广场兜上一大圈吧。就餐则选择了唐人街,这也是加拿大最古老的一条唐人街。找了一家潮汕腊卤店,老板是对中年夫妻,广东人,从维多利亚大学毕业后没找到理想工作,开了这家小店,生意还行。

饭毕,我们和老板夫妻聊天,孩子们凑在一起叽叽喳喳玩游戏。店外阳光正好。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对的选择,不论是一顿美味的中式午餐,还是异域中一次母语的聊天,都令人放松。

语言是交流,是辨认,是归属,人类依赖语言如同依赖空气。“说”带给人以慰藉,乃至疗愈。陌生人之间的邂逅言说,因着即将天各一方,充满语言被挑选后的善意。人们语气温和,在分手前尽量为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亲人之间的言说呢,却因为缺乏边界,不分你我,语言常会产生歧化反应。

生活教会我的重要一课是,你不知道别人内心经历了什么,所以,不要随便出手纠正。

尤其当那个“别人”是亲人的时候,保持不越界显得特别艰难。

不要评判。不要说服。不要改造。

如果你爱他(她),希望他(她)好,唯一能做的是默默陪伴。

在爱中所有的语言都显得太聒噪了。

陪伴,意味着忍受那些你不赞同的东西——这也是亲情比一般的人际需要更多付出的原因。

好友写的一段话。我们在一次聚会中聊到父母与家庭,聊到家庭中纠绊太深的关系,聊到过多的“说”令关系带来的磨损与变形……亲密关系中的“说”有时不是分享与分担,而是控制与破坏。

有位群友说,因为家里习惯大声说话,导致他长大后没办法小声说话,一旦小声说话就会变成呵气一般,“所以我一直都没办法说悄悄话”,他有些懊恼,问大家如何学会小声说话。另位群友回复,“不带感情,自然小声”。

让人莞尔。可谁说这个回复不无几分道理?联结过分紧密的关系中,声音中容易带了各种强烈情绪。当保持边界,声调回到原本的位置。

不仅是亲人,一旦关系密切,常伴随分贝的增大和语言的口无遮拦——就像要用口无遮拦来确认这份密切。结果就是,像往玻璃杯中注入过烫的水,杯子裂了。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发声学,更决定着人与世界的关系。

温哥华,上午十点左右,孩子们去社区的短期夏令营班游泳了。出公寓楼,信步朝海的方向走去。七月阳光有着春日的温煦,马路洁净,左边的矮楼多是白色,主妇在台阶旁晾晒。右边的树林草地突然蹿过几只小松鼠,消失在木亭长椅的方向。顺着那片草地再往右走,是一片生活区。花园,两个用日语交谈的女人,婴孩,秋千,木栅栏,童话般的尖屋顶,找一张长椅坐下,时间如云朵流过,又绕回。

只有一些自然的声响。那些尘世的声音:家常、争吵、情话、汇报、宣讲、辩驳……都消失在空气中。人的世界退场,世界回到自然之中。

到海边。仍然很静,只有轻柔的波涛声,一切都像微风悄声的耳语。人的念想仿佛也静止了。不念过往,不思将来,天地般渺渺。几年后读到在美国的友人王远的一首诗,就像海边的那一刻:

这一天我无处可去

互联网太吵

大自然太安静

软弱平庸的耳朵

受不了成捆成捆的声音

也受不了

大片大片的寂静

在海边,正是这样“大片大片的寂静”,海水泛着雾光……

寂静久了,又会想回到人的世界,看见孩子们的笑脸,听见他们的声音。

孩子们游泳回来,饭菜端上餐桌,伴随声音的此起彼伏。

“先洗手再吃!”

“快点上桌,别再玩游戏了!”

“不闹了,好好吃饭。”

“吃一块三文鱼好吗,就一块。不吃?算了。”

所有声音都回来了,“给外公打个电话,喂,听得清吗,喂!”

这样的热闹,操心,牵扯……这是家的声音,让人有些晕头胀脑,但同时,也如绳缆,把人从虚无中一次次拉回——总有那么些时候,一些灰色声音在耳际回荡,如海妖吸引水手的夜半歌声,蛊惑人滑向幽暗的渊薮。同时另一种声音响起,尘世的声音,它们对抗飘渺危险的歌声,将人锚定,赋予人维系正常生活的意志与力量。这些声音既是磨损,也是建设。当有一天,孩子大了,这声音会消失,分散——孩子们有了自己的家,会把这些声音带到他们自己的家中,而这个家,会重归安静。回忆的声音随暮色缓缓升起。

对楼五〇二有一对夫妻,大概三十左右的女主人常在开着的窗前讲电话,断续的方言,快而热络。她一只眼睛有点斜视,烫齐肩的栗黄卷发,某个角度看,离漂亮只有一公分。她似乎在经营一家网店,常在驿站取件时碰见她寄快递。她丈夫大她一些,身板敦实,急性子,爱抽烟,经过之处散发着浓重烟味。他们没有孩子,常在晚上甚至凌晨争吵,声音剖开夜的寂静扩散开来,吼声与歇斯底里的尖叫交织在一起,仿佛整个小区都卷入这场战斗中。

另一种同样折磨人的声音是——小区外马路边,一张歪斜小桌,年复一年的午后牌局。这一带做营生的男人,锁店、干洗店、水果店的小老板,午后顾客稀少时,便围住桌边,一嚷几个钟点,一些小钱来来去去,刺激如新。在牌局中,占主导的是一副急躁粗粝的男声,像个重要螺帽,稳固着这个牌局。有时喧闹会突然停止几秒,像他们被什么集体扼住咽喉,那是出牌前的一瞬。陡然,喧闹重新响起,以更肆意的空虚泼洒开来。

这个声音在夏天又增添了夜晚档,不是打牌,是就着啤酒议论时事。几个男人以响彻街道的嗓门争论,为时局操碎了心。

五〇二的声音是何时转换的?听说女人偶然查出重疾,住院,化疗。过去的吵架声消失了。女人出院后在家休养,男人负责采购,拎着大包小袋回来。初夏来临,他们养了条白色卷毛狗,傍晚时分,他们去附近公园遛狗,并肩走着,不说话,看上去温馨又从容。

一年后的夏天来时,女人又入院了,听说是复发。这次她没再出院,几月后病逝。听门卫说,她病逝前夜,大概有预感,让男人回来取她最喜欢的一套衣服。有邻居碰见男人,眼睛红红的,胡子拉碴。也许,他后悔之前和她吵过的所有架。那晚,那几个小老板仍在桌边为时局争论不休。

我楼下,那个当年学国学的女孩已上高中,个子比她母亲还高,不再见人鞠躬问好。她的母亲,生了三个孩子的精瘦女人,度过了对省城和小区的生疏期后,与几位女邻居热络建交,逢上便絮叨一番。原来她是个话多的人。她家的动静比过去大多了,弹琴声、连串响亮的喷嚏声、为小儿子播放的国学碟声……

我家倒安静下来。父母早搬回他们自己的房子,乎乎上中学了。有时我一人在家,泡壶茶,享受陈年普洱般的静。静久了,出去转一圈,糕点店、菜场、快递点,市声涌动,像从半空回到人间。

想起一位四川的美食博主写的,“到街窄巷陋的海鲜鬼市,一脚跨进灯火通明的鼎沸人浪。摊档上的吆喝声、电动马达的突突声、火舌舔锅的嘶嘶声、长勺敲打锅沿的哐哐声、腾挪煤气罐的轱辘声交织到一起,让人发肤筋骨逐段逐节活络开来,毫无疏离感地融进这幅市井卷册。”

这位短发的美食博主是位文笔不错的姑娘,穿双球鞋到处走,每年冬天去深山收购岩蜜和山货,在货车后厢跟几吨香料待在一起,听外面旷野的呼啸风声——也许正是听惯了旷野的风声,才会对市声如此敏感。

乎乎在桌前总是戴着耳机,他听说唱、嘻哈、摇滚,有时他邀我听一支他认为“酷炸了”的歌,循环播放,陶醉于中。他跟着哼唱,自带拍子和节奏,唱得兴起比划几下Rap手势。

我承认,即使想努力表现得与时俱进,我还是投入不了。想起有次坐动车,坐在我身边的姑娘一直戴耳机听音乐,声音大到我可免费分享。电子摇滚透过耳机泄出,澎湃的荷尔蒙。车程中,她一直没挪窝地在听。她是个壮实的姑娘,短裙,长筒黑丝袜,球鞋,挎包上别着各种徽章。荷尔蒙正流经她人生里最湍急的一段水域,非喧嚣持续的伴奏才可匹配其汹涌。这就是青春啊,不折不扣。

人过中年的我正向暮岁而去,听流行歌越来越少——我曾是名积极的流行歌爱好者,把每月学会几首新歌作为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但不觉间,流行音乐淡出了视听,音箱里流出的多是纯音乐,钢琴或大提琴。我甚至开始听起了配音——乔榛、丁建华、刘广宁,《追捕》《吉卜赛女郎》《远山的呼唤》《佐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译制片里,这些潇洒迷人至极的声音为我推开了一扇外国文艺之门。

从流行音乐转向纯音乐,就如从各种饮料转向了茶。一小把茶叶在杯中舒展,释放出植物清远的味道。好音乐也是这样清远。有次在草原,傍晚听马头琴,只是两根弦,却拉出无比辽阔的低回婉转。琴声如诉,琴师哈斯把一切遭逢都拉进了琴声中,故而如此动人。他的现任妻子是蒙语歌手,会唱几乎所有与草原有关的歌曲,悠扬的长调尾音一如风吹过草原。歌声和马头琴是他们生活最日常的部分,就像奶茶,哈斯说,只要有哪里不适,喝杯热奶茶下去,人立时就舒坦了。

音乐,正应是日常的一部分,还有自然之声,它们是对生活的镀亮。

过滤掉那些刺耳的、廉价的、无效的、扰人的分贝,理想人间的声音应当是细水长流,温存平和,是中低音部,而不是充塞着叫喊、说教、争执、哭泣与口号的高亢音区。

疫情时期的春天,每天清晨,家里窗外会响起一串鸟叫,啁啾鸣啭,十分悦耳。或许是楼顶的植物把它们吸引来的,这些鸟鸣持续到初夏来临。连串的鸟鸣萃取了宁静,告诉人们——那些聒噪喧哗,那些嘈嘈杂杂,终会消逝。留下的,会是鸟鸣这样的恒常之声。它们和好音乐一样,都有一种持久的回归力量。

前几日,一位朋友聊起,她母亲临终时,一直看着窗外,说听见了鸟叫,“真好听”,老人喃喃地说。但当时窗外并没有鸟,正是赣北寒冬。朋友是想说,人在告别时可能会出现幻听吧。然而,那来自虚空中的鸟鸣声,我想确是来接引老人的,她是个命途坎坷的坚强女人,在各种失去与背叛中度过了磨难的一生。鸟犹如命运之神,了解她全副的甘苦。老人听到的那声鸟鸣,是与命运的和解么?最后一刻,鸟鸣代替了一切本该有的怨声,送老人离去。

每个最终与命运和解的人,离去时,是否都能听见那么悦耳的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