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塑料箱里，有十几只螃蟹。虽然没有像一般超市那样，用绳子捆成团形，但它们也没有爬得到处都是，只伏在箱底，安静地吐着水泡。只有一只，挥动双螯，从一边到另一边，正试着朝箱外爬。箱壁高，它纵有八只脚，也没法爬出去。很快摔下来，换一个地方，再接着爬。再掉下来。

魏馨拍我一下，问看啥呢，这么入神。我跟她说，看这只螃蟹。她问我，这只螃蟹怎么了？我想说，看这只螃蟹，多像我现在的样子。没说出口，怕她觉得我是抱怨，负面情绪太多。魏馨买好东西了，一包骨头，一包鸡胸肉，都是要弄给她家狗吃的。她和男朋友住郊区，养四条狗，分别是博美、吉娃娃、比熊和约克夏。她日常的生活，就是给这些狗做饭扎辫子戴红领结。如今要去美国一年，担心她男朋友只知道给狗吃狗粮，食物单一，四只狗掉毛，特地买一堆骨头和鸡胸肉，煮熟，用烘干机烘干，留给狗当零食。

结完账，我帮她提，实在是重。问魏馨，买这么多，要给狗吃多久？她说不多呀，这些最多只能吃一个月。我说，靠，你家狗比我吃得都好。她笑一下说，谁让我男朋友有钱呢。这是实话。这个世界上，有钱人很多，其中就包括魏馨男朋友。他是名校毕业的计算机博士，出来创业，挣钱比弯腰捡钱还快。不过我也不羡慕，钱虽好，总有比钱更好的东西。那才是我真正想要追求的。就像魏馨，她嘴上说只想安心过甜蜜日子，其实比谁都折腾。疫情这么严重，她还申请了耶鲁的交换生，行李箱里装一个锅，出去熬白菜煮面条吃。

魏馨打车，我把骨头和鸡胸肉给她放车上，关上门。她在车里挥手，跟我说再见。我说再见。转身朝旁边走。我骑车来的，天冷风大，吹得脸疼。不过吃完饭，又提东西运动过，身上暖和，便慢慢走回去。现在北京的天是好天，晴朗无云，没有沙尘，没有雾霾。不管白天黑夜，抬头看，天都是那什么，瓦蓝瓦蓝的。这大概是最专门的形容词，只此一处，别无他用。

天好，外面就热闹。也是因为周五的缘故。我想我住的地方，楼下酒吧，估计又要嗨到半夜。租房子的时候，我问中介，不会有什么坑吧？中介笑笑，说，这房子最大的问题就是外面马路，晚上吵，你不嫌吵就没事。那时正是晚上，我关上窗，听听，不吵。我哪知道楼下就是酒吧！我甚至不知道，那条街是著名的酒吧一条街。后来说起，都笑我傻，也不事先打听打听。其实也不是傻，是着急。来北京第一天，去学校安排的宿舍看过，闻见那股恶臭，我就一分钟也不想待下去。那天又下着雨，跟中介后面，实在不想多跑，看房间挺大，过得去，就定下了。不过抱怨归抱怨，说实话，都能忍受。就算吵，习惯后也能睡着。甚至这些天，我睡得比过去还好。也可能是因为天气，天冷总是比天热更适合睡眠。而且那房子还有一个好处，是在宇宙中心的五道口。在上海，我住五角场，嫌吵，嫌老小区房子破。搬到后滩，才知道寂静最难熬。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喜欢静。但我总结出来，我喜欢的静，是闹中取静。如今这样说，你可能会嘲笑我叶公好龙。不过我就是这么矛盾，明明最需要的是陪伴，可身边有人，又会觉得烦，疲于应付。萨特说过，他人即地狱。日本开始销售仿真机器人的新闻出来时，我曾激动过，以为终于有解决办法。但看价格，才知道是想多了。不过就算我这辈子都买不起，也不影响仿真机器人能够解决我们这一类人的难题。我相信，一定有很大一群人，他们跟我一样，既需要陪伴，又不愿陷入复杂的关系之中。过去一年，麦克尤恩和石黑一雄的小说，都选择这个主题去写，足可证是英雄所见略同。你不知道他们是谁？没关系。他们只是两个英国作家。我喜欢英国作家，也喜欢带浓厚英国味的作家。像亨利·詹姆斯，像南非的库切。放心，这不是一篇世界文学史书稿，但请你原谅，我没法不一直提到这些作家们的名字。毕竟我不像你，曾去过那么多地方，亲眼看过、感受过不同的生活。既在大堡礁看过鲨鱼，也在尼亚加拉瀑布淋过水。而我，只在这些作家的书里，才看见过这个世界。这些作家和书，是我的武器，我的马其顿防线。虚张声势，但没办法脱离。

我曾答应过你，要好好跟你说一下我的生活。一直以来，我都在找一个时间点，一个开始之处。或是说，一个结束之处。做历史研究，我们总是很容易就找到那个点，一场战争、婚礼，或一个人出生，一个人逝去，以为坐标，就能划分出早期、中期和晚期。对我的人生阶段，该怎么划分？或许也可以参考历史研究方法。比如可以说在阿富汗战争以前，可以说在经济危机期间，也可以说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后。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不是都已经开始使用那个说法了吗，后疫情时代。你可能会说，这些说法太“大”，离我们的生活太遥远。其实也不是，这些历史事件，我们亲身经历过，不管多远，都对我们影响深远。我不记得有没有跟你说过，我一个初中同学，被阿富汗战争影响的故事。那时候刚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班上一个男生，痴迷历史和地理，像博尔赫斯笔下博闻强记的富内斯，将世界地图背得滚瓜烂熟。连地理老师都管他叫“活地图”。地理课作业，碰到不熟悉的国家和地区，又懒得去查墙上的地图，我们都是喊一句活地图，问他塞内加尔是在非洲还是南美洲。他立马就能说出答案。不仅能说出塞内加尔是在非洲西海岸，还能说出，塞内加尔比邻毛里塔尼亚、马里、几内亚和几内亚比绍。再问，他还能说出塞内加尔的首都是达喀尔，主要经济支柱是农业和旅游业。就这样一个人，在阿富汗战争开始后，痴迷于对战争的关注，成夜不睡，守着收音机收听广播消息。那可是初三呀，中考复习的关键时间，成夜不睡，白天自然没法学习。可想而知，他没有考上高中。退学回家，帮他叔看店，走村串户，安装铝合金门窗。

他的人生，自然就可以以阿富汗战争为中轴线，划分为阿富汗战争前和阿富汗战争后。但我呢？作为没有这样经历的普通人，或许在临终前，躺在病床上，可以总结出曾经的重要事件。不过现在身处人生正中，像站在太平洋正中，看见的都是蓝色海水，没有礁石，没有海岸，根本无法说出哪件事是重要的。既无法区分，或许就都没那么重要，任何一个时间拎出来，都可以作为开始。所以我想，那不如就从现在开始说起吧。就从我站在超市里，看着塑料箱里的螃蟹开始说起吧。

我之所以站在超市里看螃蟹，是因为陪魏馨去买骨头。陪魏馨，是因为她陪我吃火锅，过生日。我知道，你一直没记住过我的生日。就算是去年，三十岁，你也没记住。到那一天，还是我提醒，你才跟我发消息说生日快乐。不过也不怪你，我是在农村出生的，从小记的，都是农历生日。现在这个社会，除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放假，谁还会记得农历是哪一天？不瞒你说，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忘。所以没什么。而且对我这个年龄来说，生日也没那么重要，不会看重。看重生日的一般是两类人，小孩和老人，小孩急着长大，老人害怕岁月流逝。到生日的时候，都十分庆幸。一为庆幸又大一岁，一为庆幸又活过一年。我早已长大，也不害怕岁月老去，对生日，自然没有执念。我这个年龄，对任何事，似乎都没有执念。早几年，我曾执着于写小说，要写出庞大厚重的作品，一举成名，流芳百世。也确实构思过，甚至动笔写过家族故事。不成功，又换成历史故事，也没写出来。再后来，我开始认真做研究，写博士论文。稍有发现，便觉得是改写学术史，意义重大。博士论文出版，反响寥寥。我才明白，小说也好，学术著作也好，对这个世界都没意义。有意义的只是对我自己和我身边的人。你们会真心为我高兴，会因为我，感到骄傲。又或许，这才是我应该追求的？内心的满足，亲人和朋友的骄傲。而不是前人高唱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过不管哪一种，都没那么容易做到吧。尤其是像我这种，动辄又以文人自居的家伙，就算嘴上不停叫着只求此生安稳，也总忍不住会生出兼济天下的不实想法。像魏馨，她也一样。其实我以前也跟人讨论过，忘记是谁了，得出结论是说，我们这代人，既不像我们的父辈，有很高的思想觉悟，也不像再晚一点的年轻人，敢于以自私者自居。我们充满矛盾，在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间摇摆不定。一边念“关关雎鸠”，一边又热切关注载人航天飞船的新闻。这两者当然不矛盾，只是还需要找到一座桥梁，好过渡得不那么突然。当然也可以，就把“关关雎鸠”放在载人飞船里送入太空，播与宇宙共知。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干的，没什么不可以。心理学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多面体。我想我身体里，至少就住着好几个角色，其中最为矛盾的，是一个新时代的青年和一个善于妥协的老派文人。青年性格积极，奋发向上，偶尔也会愤怒。老派文人则保守、畏缩、懒惰。

还是接着说魏馨吧，你已经知道了，她是这边学校的博士，葡萄牙语专业。好几年前，我来开会，就认识她。研究需要，曾请她帮过忙，查葡萄牙语材料。也跟她一起合作报过课题。我到北京，人生地不熟，魏馨对我很照顾，陪我在校园里走过不少路。前几天，我请她吃饭，表示感谢。今天这顿饭，是魏馨陪我过生日，也是为她饯行。月底，她就要去美国。疫情原因，不能直达，得经由香港转机，总路程要二十多个小时。魏馨担心坐太久飞机，会脚肿，但除了准备拖鞋，又没有别的办法。一顿饭，我们都在聊这些。也聊最近北京又突然暴发的疫情，千万别影响她的行程才好。不过魏馨又说，疫情真严重了也没办法，多留一段时间也好。我问，你到底是想去还是不想去？她说，想去，也不想去。读硕士的时候，魏馨也曾申请过去日本，一年时间。每个月上旬，学校要求，要打卡报到，到中旬，她就买机票回国，月底再去。那时候还是“前疫情时代”，机票好买，不贵。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她说，就是想回来啊。然后魏馨问我，你现在呢，不想回上海吗？

我想回上海吗？魏馨回国，是因为有牵挂的人，就算没人，也有四条狗。我呢，对上海有什么牵挂？当然，我爸妈，大哥小哥，嫂子和侄子，我的亲人们，都在上海。还有我的朋友们，还有张志明，都值得我牵挂。张志明是我养的猫，蓝白英短，只吃猫粮，吃太多，体重超标，而且掉毛严重。我牵挂吗？似乎也没有。来之前，我已经托了小哥去我那里住，猫和房子，都拜托他照顾。小哥是靠得住的，完全可以放心。一年后，猫只会更肥，房子也会更干净整洁。我牵挂也好，不牵挂也好，他们都在那里。曾经，我跟你一起过红绿灯，出于担心，拉起你的手。你挣开，跟我说，你自己能安全过去就好了。危险境地，能全身而退，不成为亲戚朋友们的拖累，已属不易。

魏馨说，看不出你这样无情。

可她明明知道，我是最容易动感情的人。来北京这几天，和她之间，就发生不少故事。在图书馆里牵过手，也在没人的湖边接过吻。吻完，魏馨说，这就是美好的校园爱情吧。她男朋友是外面认识的，没有经历过校园爱情。我跟她说，很像，但不是。魏馨点头。校园爱情美好，并不只是因为发生在校园里，更多是因为年少懵懂，敢于把全部的自己都投入其中。至于我们，偷偷摸摸就算了，甚至还斤斤计较，哪里有美好可言。回到出租屋，我把她按在床上，跟她说，这才是真的美好。她别过脸去，任由我脱下她的衣服。如今她竟说我无情。我辩解，魏馨拈起桌上一片菜叶，砸向我，让我别再说下去。又拈起桌上的硬纸卡，指着上面的字说，你就是个恶魔。硬纸卡之前插在小蛋糕上，是万圣节包装的一部分，上面画一个恶魔形象，旁边写着“一只可爱的恶魔”。我说好的，浮士德博士。魏馨愣一下，说，我才没出卖灵魂。说完，突然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我马上明白过来，没出卖灵魂，那出卖的，就只有肉体。玩笑话说到事实，便无法再宣之于口。我也低头，夹起碗里的肉，认真吃起来。

我跟魏馨之间，也不能完全说没有美好可言，爱情主题的戏剧，表演得像，甚至比真的爱情还牵动人心。就像假笑和真的笑，用到的肌肉其实一样多。再说，我们是朋友。大概是去年，我看过一部电影，印象中是泰国的，讲一对男女，关系比朋友更亲密，却无法成为恋人。年少时，我们都曾遇到过这样的暧昧关系，有些能进一步发展，有些则错过，成为以后的遗憾。年少时的暧昧，总是充满期待，而两个成年人之间，则更多是无奈。彼此都很清楚，只能到此为止。再走一步，掉进悬崖，伤人伤己。就像魏馨在车里挥手，跟我说再见，我跟她说再见，就全都结束。她到美国，也许会再碰见另一个人，继续填补她校园爱情的空缺。而我，也会再在床上，帮另一个人宽衣解带。

我住的小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建筑，你最熟悉不过的那种。门洞低矮，上面永远挂着一盏昏黄的灯。可以想象，下雪的夜晚，昏黄的灯光照着雪纷纷落下，像是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里耶会描写的那种场景。进去，第一眼看见的，也永远是楼梯上的污斑，由痰渍、尿渍、食物蔬菜汁液等共同组成。沿楼梯上去，打开门，房间里一片漆黑。同住的室友一家还没出来活动，没打开灯。

这又是另一个坑。租房时，中介说室友只有一个人，男性，平时工作忙，早出晚归。进去看房，门都关着，看不出有人。中介敲门，也确实没人应声。可住进来，才知道隔壁至少住着四个人。男人和他老婆，还有他们的孩子，一岁不到。还有孩子的姥姥，性格爽朗的东北阿姨。我先是听到孩子哭声，以为是他们看电视，没在意。第二天，看见东北阿姨抱着孩子，才明白真相。东北阿姨热情，跟我打招呼，我回答着，急着冲到厕所去。等出来，她还在原地，一副要跟我聊天的样子。我将房间门开得大一点，好进去，她就在后面探头探脑，向里面看。我不好直接摔上门，扭头冲她笑笑。她脸上也堆起笑，用故作和善的语气问我在哪工作，多大年纪了，结婚没有。这样的和善最难应付。但为了不失礼貌，我还是手扶着门，一一回答她。答完，迅速把门关上。她女儿要好交流一些，当天见到，交流几句，她脸上就从头至尾都没有任何表情。她跟我说暂时在家，不上班。同时也欢迎我住进来，有任何问题，都请跟他们直接交流。我没意识到这是一个警告，连连说好的好的。几天后，才明白她当时话里已经暗示，他们会影响到我。声音开到最大的电视，总也哄不好的小孩哭闹，做饭，说话，一家人轮流洗手洗澡上厕所，各种声音轮番上演，无休无止。为了不受他们影响，我得想办法解决这件事，跟他们谈判，或者干脆退租，赔掉几千块押金。但身体里的老派文人又冒出来，劝我说，他们也只是普通家庭。一大家人，为了在这个城市活下去，已经是十分不易，又何必故意与他们为难。是啊，他们的吵闹，也只是生存需要，而不是针对我。我跟他们谈判，他们也一定没法理解吧。毕竟他们都是常人，我是怪人。更主要的，我想到我大哥大嫂，刚去上海的那几年，也是这样跟人合租住在一起。周末，我回去看他们，说话吵闹，又何尝顾忌过住在其他房间的室友？

隔几天，吵闹声忽然都停下来。原来东北阿姨有事回去，留下孩子，让男人和女人自己照顾。男人上班，早出晚归，我一直没见过他。女人犯懒，睡到中午起来，点外卖吃完。下午继续睡。只有孩子，仍一直哭。一次半夜，我被吵醒，听见女人说，让他哭去，哭够就不哭了。没有回答。我也翻个身，继续睡去。再过去几天，我才看见男人，皮肤很白，又留一头长发，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养家糊口的人。不过也是因为年纪轻，大学刚毕业的孩子，又能有几分稳重。我就是在大学毕业，读硕士时遇见你的。现在想想，我那时候，也很稚嫩。

我租的房间，大小是十平方米。不大，也不算小，除去床、衣柜和桌子，还能有一点活动空间。我曾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学校宿舍，十人间、六人间、四人间和两人间。毕业后，才开始租房子。最早，我租的房子，是由一个大房子的客厅隔出来的。阳台上装了马桶和淋浴设施，做成独立空间。阳台另一边，我甚至还能在一个台子上，用电磁炉做饭。你去过那里，应该还有印象。印象最深的，估计是我在一整面墙上都装了书架，摆满书。但那一年我刚参加工作，告别学生身份，进入社会，难免压力大。你又在那时离开我，我情绪低落，一年时间，过得糊里糊涂。回去五角场，觉得还是和家人住在一起，能得到更多安慰。于是就在五角场找了房子，一个独立的一居室。住得离我妈他们近，我妈就常来帮我打扫收拾，或者做好饭送过来，都很方便。那里靠近体育场，我最喜欢的，是到体育场散步，能走十几圈。累了，就在体育场门前的台阶上坐下来休息。看着商业广场的灯火，陷入思考。思考的事情，现在都已忘了，可我相信，就是那时的思考，构成了现在的我。在五角场那个房子里，我摔过一次，也食物中毒过一次，后来又检查出来生了肿瘤，我妈便觉得是风水不好。租约到期，我跟她说能申请政府的公租房，但又会离她很远。她仍然极力支持。再后来，我就搬到后滩去，住在二十一层的高楼上，每天看着黄浦江上卢浦大桥灯光闪烁，听着过往轮船的汽笛声。我跟魏馨说不牵挂，但写到这些，心里明明又是热的。到底还是忍不住怀念，无法免俗。

我已经跟你说过，我住的地方，正位于酒吧楼上。酒吧喧闹，有时也有好玩的事。有一次，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哭声，从窗户上看，是一个外国女人，高大健硕。边哭边用我没听过的语言，喊着一些话。天冷，女人头上缠着围巾，也看不出是哪里人。然后，女人走了，我听着她哭声越来越小，终于完全听不见。还有一次，我看到一群人站在路边，彼此递烟，说着话。一个人忽然给另一个人一巴掌，另一个人愣住，却没有任何反抗。这些都是足以支撑电影情节的场景，只是零零碎碎，无法勾勒。也许有一天，我会把他们拎出来，拼到某个故事中。写小说就像拼图游戏。

我在窗前站一会儿，看外面风景。外面是马路，白天的话，能看见马路对面的停车场和更远一些购物中心的大楼。晚上灯光明亮也看得见。只是离得远，灯光连成一片，无法区分。楼下酒吧，没有我预想的那么吵，门口也没有站着成群的人。为什么总有人站在酒吧门口？我曾问过经常去酒吧的朋友，他们说，为了烘托气氛吧，显得人多热闹。我听出来，这个回答，由之前流行过的咖啡馆“气氛组”衍生出来，是开玩笑。不过想想，可能也是因为酒吧热闹，人多，挤不进去。又或者，就是站在那里抽烟、醒酒。我只去过人不多的酒吧，也不抽烟，没有到酒吧门口去过，没法理解。也许是时间还早，再晚些，人就会聚集来。我关上窗户，拉紧窗帘，把自己从整个世界中孤立出来。

桌子上，还倒扣着我下午看过的书。威廉·特雷弗的短篇小说集。他也是我喜欢的作家，小说写得冷静而克制。也许是因为天气原因，爱尔兰的作家都有类似特点，最近在国内十分流行的科尔姆·托宾和克莱尔·吉根，他们的小说，无不透着一股清冷气息。我也试着把小说写得清冷，但很多时候，又忍不住抒情。或者大发感慨，或者议论。只能说，我还在摸索，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写作模式。也许能找到，也许终此一生都找不到。

不过回顾我写过的小说，很多都是乡村和小镇题材。乡土文学曾十分流行，现在却很遭唾弃，投稿时，杂志编辑也多次建议我写城市故事。我不是不想写城市故事，只是生活在其中，反而找不到抓手。乡村和小镇，是我曾十分熟悉的生活，现在跳出来，从远处看，看得更清。我听过一个作家的讲座，他说一个人写什么，是从娘胎里就决定的。当时觉得乖僻，不敢苟同。时间慢慢过去，却发现是经验之谈。自然，我也在构思城市故事。就像现在，我一直在想的，就是可以拿租房和室友一家的故事，写一篇小说。

小说里主要有三个人，我、室友男和室友女。我初来此地，没有朋友，没有爱人，处于性压抑状态。室友男上班，早出晚归，室友女一直在家带孩子。生活忙碌，室友女顾不上梳妆打扮，也常常衣衫不整。共用卫生间和厨房，自然会被我多次遇见。我有心偷窥，甚至也隔着门，看见室友女向杯子里挤奶的场景。然后就是我和室友女发生关系，从她那里得知，室友男其实是同性恋，孩子也不是他的，而是他朋友的。他喜欢那个朋友，朋友喜欢她，她却喜欢室友男。顺时针旋转的三角关系，像敦煌洞窟壁画，画在藻井上的三只兔子，永不停息地追逐。大学毕业，朋友去南方，退出三角关系，室友女却发现有了身孕。她不愿告诉已经离开的朋友，求助室友男。室友男出于对爱人的责任感，和室友女结婚，承担一切。

这样写，看上去还算精彩。但仔细推敲，就不难发现，故事前半截，其实来自金基德的电影《空房间》。后半截，是烂俗的青春题材，被许多人写过的。也有类似情节的电影和小说，最大的不同，只是填入一个同性恋角色，没有意义。不过什么又是有意义的呢？

低着头想太久，脖子酸疼，两边扭一扭，才好些。想的过程中，我用笔在纸上画着关系线，在纸上标记的几个人物之间，留下几条横线、几条竖线，和一个圆圈。懒得再仔细看，就丢下笔，不想了。

手机上有魏馨发来的消息，先是告诉我她到家了，又发来十几张狗的照片。我想起来，说到四条狗的时候，她给我看的照片，都是很早以前拍的，说过回家后再拍给我看最新的。我翻看着，四条狗都很可爱，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大型犬，阿拉斯加犬、秋田犬之类。不过还是回复魏馨说可爱，很漂亮。魏馨很快又发一张照片过来，是和男朋友一起，在楼下遛狗。我回她说，拒绝撒狗粮。她回我一个表情。我没再回复。

魏馨为什么要特意告诉我她跟男朋友在楼下遛狗？尤其是在今天之后，我们可能再没机会见面。是想告诉我她生活幸福，无须担心？还是想秀给我看，让我吃醋？又或许，两者都有？其实不管是作为情人，还是爱人，她都是一个不错的对象。聪明又很努力，既渴望成就又希望能有一个完美的家庭。未来，她也许会在矛盾中，选择放弃一些方面。但不管怎样，都一定能处理得很好。更可贵的，她还有些孩子气。女人发现她们比男人成熟后，就主动承担起母亲的身份，却不知道，永远长不大的男人，除了依赖母亲，更需要玩伴。也许魏馨跟我说她跟男朋友在楼下遛狗，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得太多，反而失去真相。就像读阿加莎的推理小说，贴着故事情节走就行，到最后，罪犯自然浮出水面。写给你的这些话中，我或者也只要陈述事实就好。就像我跟魏馨，也许你会想不通我们之间发生的事，但这是事实。很多事实，发生的时候就发生了，没有前因，也不会有后果。

【作者简介：于则于，本名于业礼，中医学博士，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写作小说、诗歌等，作品散见于《上海文学》《湘江文艺》《山东文学》《青年作家》《香港文学》等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