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陈蔚文，女，1974年7月生。小说及散文随笔见于《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天涯》等刊，入选多种年度选本与排行榜。获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第三届人民文学散文新人奖、林语堂散文奖等奖项。出版专集《若有光》《见字如晤》等十余本。

 回瞻与远行

陈蔚文

那隐在闾阎深巷的“说”中，有生者与逝者隔着时光的对话。

——题记

1

“你好，我是谢钰辉。”微信新朋友跳出一个通过请求。

一位自称是“谢阿姨”的女人通过我舅舅找到我，说她是我母亲家族中的亲戚，管我母亲叫表姐，年龄与我母亲相仿，业已七十多岁。

她说她的爷爷谢贤庆是江西抚州的一位烈士，对八一起义做出过贡献，被捕后牺牲得非常惨烈。她在微信中说自己身体不好，想起这事就夜不能寐。她希望我能为贤庆公写些什么，以兹纪念。

上网查了资料，只有简短一段——谢贤庆，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1919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追求革命，为校内学生会骨干。1921年转入九江南伟烈大学读书，参加了方志敏领导的“读书会”。1923年回乡教书，并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当选为宜黄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宜黄支部干事会干事。大革命失败后，所率农民自卫军被“围剿”。10月，被捕入狱。狱中，敌人以烧铁烙肉的残酷刑法，逼其“悔过自新”，他毫不屈服。1927年11月1日，在县城英勇就义。

资料旁附了一张他的黑白小照，二八分头，浓眉直鼻，一如那个年代心存信念的志士，目光笃定。

仅此一段，我能为这位先辈写些什么呢？我想找个理由和谢阿姨说，写不了。她的微信又发来了，说自己体弱多病，她希望我能把贤庆公更详尽的事录下，那是从小听她父亲多次说起的。这些口述给她留下太深印象，以至于成为她的一个心结——她希望家族后代能多挖掘些谢贤庆的事迹，希望他们一定记住家族中曾有这样一位革命者。

我把准备发出去的“谢阿姨，抱歉，写不了”删除了。

再等等吧，这么快拒绝会让老人失望。

2

两天后的下午，在本地的青苑书店，我为好友章红的母亲杨本芬女士主持一场读书分享会。书名《秋园》。

“秋园”是书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在现实生活中，她真名梁秋芳，是杨本芬的母亲。2003年，梁秋芳去世，杨本芬和家人在母亲遗物中发现了一张纸条，是梁秋芳对自己一生的总结：“1932年，从洛阳到南京；1937年，从汉口到湘阴；1960年，从湖南到湖北；1980年，从湖北回湖南。一生尝尽酸甜苦辣，终落得如此下场。”

四个年份串起的是一个女人的一生。是年，杨本芬六十来岁，这张纸条让她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不久，她决定把母亲的故事写下来，能不能发表，甚至出书，她全没有想过。她不是专业作家，没受过正规的写作训练，虽然一直喜欢写，热爱读书，甚至手抄过不少借来的书籍，比如《第二次握手》（抄在她工作的汽车配件仓库的用料单上，用棉线缝起来装订成册），但她更多时间是在家事与厨房中度过。

她只是觉得，必须把母亲的故事，把中南腹地乡间那些人物的生生死死，写下来。

读者分享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杨本芬老人。八十多岁的她，短发，很精神，思维清晰，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她出生于湖南湘阴，十七岁考入湘阴工业学校，后进入江西共大分校，但未及毕业便下放江西铜鼓的农村，养育儿女，为生计奔忙，直至退休。

分享会上，她说到自己的求学经历，充满对读书的强烈渴望，那短暂的读书经历让她觉得“真是太幸福了”，然而她始终未拿到一个正式的毕业证。

江西共大，全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1958年创办的半工半读学校，1980年改制为江西农大。“二十多年间，开办一百零八所分校，培养了二十二万余名相当于初等技校至大专毕业不等并能扎根农村的建设人才”。十八岁的杨本芬读共大时，正是学校创办不久，她成绩很好，如果能顺利毕业，她或许会当一名老师，又或是从事其他工作，但因为家庭成分为旧官吏，一年后她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学业中断。

“1972年2月，她获得一个机会，进了县城一家国营企业当临时工，一心巴望着转正。终于，等来了一纸文件，凡是1972年1月31日之前参加工作的人都可以转为正式工。也就是说，2月份之前的都可以转正，而她偏巧就晚了几天时间。据说整个县城像这种情况的只有两个人。从此转正这件事就成了梦幻泡影，单位承诺不会辞退她，她身上有了一个标签，叫长期临时工”，这是章红写到的一段母亲经历。

“长期临时工”的身份使杨本芬格外兢兢业业工作，小心谨慎做人，“她终生都有了一种弱势心态，从未感到安全”。

如果早几天参加工作，如果出身好一点——然而，命运从不接受“如果”这个前缀。

3

《秋园》分享会后，结束晚餐，回到家已近9点，微信上谢阿姨发来好多条留言。她介绍了自己大致的人生经历：1966年，她在南昌铁路局列车段当临时列车员，后分到橡胶制品厂当工人。1973年，调南昌手表厂当工人，有次车间着火，她第一个发现并参与救火，得到通报表扬。她的老伴是西南交大毕业生，分到南昌铁路五七干校劳动，后到铁路装卸厂当工程师。现在他们跟着独女在深圳生活。

“我喜欢说话，喜欢笑，喜欢热闹，喜欢人来我家做客，要能多活十年多好，我梦想能有尊严地活着，能自理，不麻烦别人才好。”

她说得最多的，还是贤庆公——

“我的太公叫谢吉生，是当时的国民议员，查禁烟土委员会委员。他修桥修路，办学校，启民智……他生有三个儿子，老大谢铨庆，是我爸的生父，他读的是工业大学，毕业就在抚州纱厂当夜校教员。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不聊生，他带领抚州纱厂工人罢工失败，被纱厂开除。他回乡搞农民运动，是当时宜黄共产主义小组组长，后被反对他闹革命的有钱势的叔伯以家法打伤至死。

“我爸谢煃那时才三岁，随母亲一道被娘家接回宜黄县城去住。太公谢吉生召集族人开会，宣布把我爸过继给婚后无子的三叔谢贤庆做儿子。贤庆公很喜欢我爸这个继子，教他读书识字。

“大哥谢铨庆对三弟谢贤庆走上革命道路的影响很大，他们兄弟情深。大哥死后，革命的种子在谢贤庆心里不但没有死掉，反而越长越大。他在南京金陵大学认识了周恩来，参加五四运动，被开除后又考取九江南伟烈大学（美国基督教教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批教会学校，后更名为‘九江同文中学’）。

“在南伟烈大学，谢贤庆认识了方志敏，参加了‘读书会’，接受了他布置的任务：回到故乡陂下开展农民运动，创办了一所小学，吸收农民子女读书。他白天教孩子，晚上办夜校。通过夜校拉近同群众的关系，开展宣传活动。不久，他以维持地方治安，防止北洋军阀散兵游勇洗劫村庄为由，动员组织农民参加‘民联’。他在这支民联队伍中处处以身作则，上阵冲在前，艰苦抢在先。由于防患周密，指挥有方，他们多次击溃了土匪。1924年秋，不少农民都要求加入‘民联’。此时，民联发展到七百多人。民联将谢家耕地一千亩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并向本族土豪征派民联经费，谢贤庆也由此成为豪绅地主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扬言要除掉这一祸害……”

在抚州市委党史办的资料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1927年8月13日上午10时许，八一起义军大部队来到宜黄，一部分留驻县城，一部分开往棠阴。他们分头做群众工作，动员劳苦大众团结起来开展土地革命。在林伯渠的直接领导下，部队与宜黄县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谢贤庆和农民自卫军积极参加筹建县民主政府，推举林伯渠为县长。县政府设在西门岭下元亨祥药店。经过充分准备，部队在器械山戏台上召开了群众大会，林伯渠登台讲话，宣布成立宜黄县民主政府，代表部队赠送给宜黄县民主政府九十支步枪和一批子弹。这是宜黄县历史上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当时8月的南方正是天气最炎热时，南昌到抚州一百余公里，士兵每人背负三百余发子弹，扛着机关枪、大炮，行军困难。加上一些反动势力大肆诬蔑共产党，沿途不明真相的农民闻风躲避。

谢阿姨说，贤庆公当时威信极高，他积极给大家做工作，让百姓打开大门欢迎起义部队。她父亲当时十五岁，跟随继父也帮农民自卫军做过一些工作，贤庆公的品格对她父亲产生了深远影响。贤庆公死时，谢阿姨的父亲十六岁。

“我父亲一生两袖清风，光明磊落。他在卫生局防疫站工作，那时工资微薄，他要养家，还常资助‘共大’的困难学生。人家学生来家里感谢，我们才知道。我们买给他的衣物补品，他都送给了家乡人。退休后他还在南昌做义工，免费培训医生。我哥给人看好病收了一盒鸡蛋，被他骂得要死。”

4

谢阿姨说起与外婆的交往，我突然想起——外婆在世时多次讲起家族里的事，其中就包括有位革命者惨烈牺牲的事，他是否就是谢贤庆？

从谢阿姨那，我得到了肯定答案。外婆常讲起的那位革命者正是谢贤庆。

那时，我没有耐心听外婆讲述这些往事，只觉隔阂，我那会儿关心的是爱情、文艺之类。而外婆，在她日渐衰老的躯干里，记忆反倒呈现不熄的回顾热情。

“起头发始”（在她家乡话中相当于“最初之时”），她总是这样开始一段讲述，而她的讲述，很少被我耐心听完。

她还在世时，我不是没有起过念：记录她老人家的口述，借此留住她讲过的家族史（譬如外公的父亲曾在南昌城经商，开过一家当时颇有名气的“豫章旅社”），还有那充斥着兵燹、灾变、逃难、白手起家的记忆，以及她和外公抚育八个子女的极度艰辛……

这一起念兴许是外婆在讲某一偏方（外公在世时通晓中医），又或是她说起故里当年一些事件时，突然觉得应把外婆这部“活化史”以文字定格。却一直没实践，每个时期我都能找到充足借口，最充分借口大概是觉得“尚有时日”。外婆那时听力日衰，也成为我与之交流困难的理由。

某年春末，八十六岁的外婆查出肝癌，半年左右辞世。

随她逝去的还有那些家族往事，那些我的长辈们多舛的命运——也是诸多同代人的命运。她逝后，我意识到，她的一次次讲述，类似某种树木在遭受自然外力损伤后，从伤口处分泌出树液，形成对树的保护。这些讲述就是树液，它稀释着老人心中的苦痛，润滑着岁月留下的伤痕。

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弗斯在1913年写道：“一位老人的过世同时也带走了一些永远无法代替的知识。”这“知识”，是老人们在时代中的遭逢，是他们对家国社会的记忆。

那些被录下、被看见的个人史，如同海的极小采样。更多被死亡带走的个人史，来不及记录与被看见的人影憧憧，永远潜入时间的深海。

5

读书分享会。杨本芬阿姨的写作是从63岁开始的。那时她和丈夫来南京帮女儿章红带小孩。在女儿家看到那么多书橱——章红当年装修的时候，把长达五米的过道，沿墙打了一排顶天立地的书架。杨本芬阿姨读了萧红的《呼兰河传》，赛珍珠的《大地》等书，这些书都状写着如此真实的人间与生活。她想她也可以拿起笔来写，写自己的家族，写自己的母亲。

她开始利用碎片时间写，比如把外孙女哄睡着了，或者在厨房里炖汤，等着水开的间隙写一点。写了八斤手稿，除了纸张的重量，还有眼泪的重量。

2020年，《秋园》正式出版，杨本芬年已耄耋。书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被评为豆瓣2020年度读书榜单中国文学第二名，新浪读书2020年度推荐图书，《文学报》2020年度好书，首届Pageone书店文学奖评审团奖，等等，并入围了十多种其他种榜单，这是杨本芬老人未曾料到的。

章红在《秋园》代后记中写道：“当之骅——我的妈妈——在晚年拿起笔回首自己的一生，真正的救赎方才开始。”不止一次，她被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问道：“这救赎是指什么呢？”

章红在分享会上解读了“救赎”的意思——我想，如果母亲人生大部分时光是“活着”，晚年的写作则意味着自救。这是回归人的主体意识之旅，对生命有所觉知而不再是浑浑噩噩。当你诚实地记录和认识自我的生命，那往往意味着更多：你还记录了时代，你留下了一个个体在时代中生活的样本。

那么这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做出的贡献了。这段话，也注解了当下兴起的家族史写作热。

2020年秋天，我供职的刊物请来中国人类学会会长方李莉教授做讲座。彼时，疫情刚平缓几月，人们从忐忑与动荡中略放松紧绷的神经，来到户外，回到阳光和植物中间。

照耀与开放——人们重新领受到这两个原本寻常的词对日常生活的意义。

方教授在有关人类学的著作中写道：“一种健康的族群文化从来不是一份被消极接受的来自过去的遗产。”其显示的是“共同体成员的创造性参与”，历史是可以让当代人参与其中，并得到再生或再产生新的创造力之物。

书桌一角还有几瓶酒精与消毒液，那是在疫情期间尤为重要的物资。口罩仍是出门必备之物，它们见证着人类正经受一段非同寻常的严峻考验。

网上，有个“万村写作计划”征集“疫情下1000个中国村庄的故事”，这个“写作计划”此前围绕家族史写作的征集，包括乡村家史——“我们是否真正地深入了生活，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与追问复杂又善变的人类母题？是否具有足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将自己的记录作为钩沉历史、直面当下、面向未来、可传后辈的东西？”

征集语中这一连串“是否”的追问之后，大概便是家族史写作的意义所在。

“在普通民众史、社会生活史、妇女史、城市史、灾难史等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口述历史可以驰骋的空间很大，它可以给那些原来在历史上声音微弱的普通人留下记录，给那些在传统史学中没有位置的事件开拓空间。”方教授赠了我一本签名书《最后的乡绅家族》，是她以非虚构方式写的家族史。她说起写此书的缘起：身为一名人类学家，她长期给各式各样的人做访谈、整理口述史，却忽然有一天发现，母亲已不在了，父亲也越来越老。父母很普通，两位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一辈子信奉“学而优则仕”。但他们所经历的恰恰是中国近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于是她开始给父亲做访谈，记录、整理口述史。

我想到自己，错过了外婆的口述，在父亲身上还能挽回这种失记之憾吗？他说得林林总总——江南故园、离乡从戎，辗转几省，终在赣地定居……我终未动笔记录什么。

也许，我对家族史写作有着“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惘惑：我该如何从那些重重叠叠、枝枝蔓蔓中，以一个旁观者身份，挑拣出值得记录的部分？又或许潜意识里，我觉得无论是外婆还是父亲，他们口述的种种不够“传奇”，不似台湾作家张大春的《聆听父亲》一书，写了“几代中国人的乡愁命运”。就连他创作这本书的缘起也颇有故事性——他第一次来大陆，出首都机场，路边树木都枯着。四十多天后回机场，路旁树木已发新芽，他的眼泪一下子下来，理解了《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中的季节转换。在台湾，四季如春，看不到此种景况。

他第一次回故乡济南，迈入从未到过的祖宅“懋德堂”，听长辈回忆往事，“五大爷和六大爷陪我住在宾馆，每晚给我讲老家的事，我还用小本子记”。那些人物包括以“牛肉馅必得配大葱”为家规的曾祖母，一辈子风雅却落魄的大大爷，壮游半个中国、言行吊诡的“怪脚”五大爷……张大春当时随口跟六大爷说，他应该把这些事写下来。几年后，老人过世前给张大春寄了一沓稿纸，题目是《家史漫谈》。

1997年除夕夜，张大春七十六岁的父亲意外摔伤了脊椎神经，身体日衰，父亲对他说：“我大概是要死了。可也想不起要跟你交代什么，你说糟糕不糟糕？”当时，张大春的儿子尚在妻子腹中孕育。张大春开始动手书写这个乡愁与命运的故事。

书还未成，已有这么多故事与场景，海峡两岸，家族六代，一条大河波浪宽。而我外婆与父亲口述的，只是许多普通家庭可能遭逢的命运，如山谷野溪——它们有被录下的意义吗？这样的发问还发生在我面对父亲的同乡，八十七岁的孙崇政老先生时，他在本地某报偶看到一篇我的采访，“籍贯浙江兰溪”一句令他欣喜不已，他当即向报社打听，联系上我。

孙老先生听力有碍，却不影响他的交流热望。他的老伴去世前患老年痴呆十年，陷于昏惘，他们原本感情极好。这十年，没了说话的伴，他主要精力用在家事，种菜蔬花木，养鸽子鸡鸭。再有闲，他扎粽子，做豆腐……读史亦是他所寄，书房里有几架用鸽笼和旧货架自己改造的书橱——在买书上，老先生却毫不吝啬，多年前《中国通史》甫一在上海出版，他即花一千八百元购回。

孙老先生说起从金华到南昌的种种经历，我建议老人家既有笔墨功夫，不妨为生平作传，他摇摇头，“没这精力了，写不动了。”他希望由他口述，找人代笔，将生平诸种梳理记录。我知道老人未说出的念头是，希望我这个小同乡代为执笔，为他录下生平，那会是一部庞杂的个人史，也折射时代。然而，我没有接话。

我承认，这缘自没有“必须写下”的冲动，代际间的沟通障碍，以及对历史的疏离。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