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汽车穿过黝黑的隧道，进入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野。这里空气清新，稻谷铺成金色的海洋，从车窗飘进一股瀑布落地的声音，人们称这里为好水村。因为水质好，村里有很多百岁老人。许多年前，这里交通闭塞，属于人迹稀少的荒芜地带。现在搞开发，摇身一变，好水村成了休闲养生的古村，名字也改了，叫长寿村。路边有一条小河，河边对称排列着民宅，青砖黑瓦，栏杆与屋檐都被棕红色的木头装饰成统一风格。村里很安静，偶尔有白鹭飞过，老鸹从山上发出叫声，显得苍劲悠远。年迈的老人挨着墙根坐在一起。他们看着过往车辆，车窗里的人看着他们。这时候已是下午三点，暑气逐渐消退。

“把车窗全打开吧。”我说，“这地方空气好。”

开车的男人是我丈夫，叫方林。他一言不发，我猜想他内心正和我一样充满猜度。

我们是这条村道上仅有的来客。车子开得很快，有时又不得不在一群蹒跚穿行马路的鸭子前减速。

“还有多远？”我看了下手表。

“应该不远了，但导航已经不起作用了。”

“前面有个老人。”我说，“你靠边停车，我去打听一下怎么走。”

下了车一打听，老人告诉我，一直往前面走，走到人字路口右拐，再上个坡就到了。

“这把年纪了还能挑那么重的担子，身板真硬朗。”方林说，“父亲能在这里疗养一段时间，还真是有福了。”

这已经是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再不回去看看父亲母亲，孩子一开学，又得等到长假才有空了。一早上我这样对方林说时，心里七上八下，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

“那我们就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方林鼓励我。

“要不要先打电话告诉母亲？”我问他。

“给母亲一个惊喜！”方林还说，“也省得她又要着急去为我们准备各种带回来的菜。”

一进屋，没有看见父亲，我悄悄寻找，厨房里，猪栏牛圈旁，屋前屋后的菜地里，楼上楼下，不见人影。快要吃午饭了，父亲还是没有露面，我装作不在乎的样子，做什么说什么，都和父亲无关。

又悄悄去父亲的卧室，床上被子叠得整齐，衣柜里衣服虽然有翻乱的现象，却也能看出件数没有少。鞋子摆在墙角架子上。牙刷、洗脸毛巾都在，我摸了一下，应是多日没用过了。父亲有睡前听收音机的习惯，此刻收音机悬在床边，一半在床上，一半在空中。

母亲和父亲已经不和多年。现在我这样说，好像我什么都明白似的。父亲那年去修三线时，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个在家吃不饱穿不暖，等来的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人。母亲炖了只鸡，父亲连汤都没给母亲留一口……仿佛我知道父亲的所有过往，又好像是母亲有意在我心中埋下一颗种子——怀着怨恨去记住父亲的过去。可为什么要这样，我说不清楚，也从来没想去搞清楚。总以为过些年，事情远了，自然就好了。可我心里时不时会害怕，隐隐约约觉得有一场暴风雨候在某处，总觉得一切都没有过去。

吃午饭的时候，母亲不动声色地告诉我，父亲去疗养了。我和方林交换眼神，什么也没问，却在心里琢磨，这事怎么没人告知我们。对于父亲的事情，我们已经习惯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来讨母亲的欢心，以为这样就能证明我们更在乎她。

“你们工作忙，儿女一个也没有通知。恰巧你表哥在长寿村开了家疗养院，他们下乡来看我和你父亲，我说你父亲近来身体不好使，得去检查检查，他们就把你父亲接走了。”母亲的声调很平静，仿佛说一件和我无关的事情。

自从舅舅去世后，表哥就不和我们来往了，他怎么突然生出这样的好心？我觉得这事没这么简单。商量好似的，一吃完饭，我和方林都说，怕堵车，还是早些走比较好。

车子启动后，我摇下车窗。母亲走近，小声叮嘱：“你父亲好得很，过十多天，我就去接他回来。”

母亲在担心什么？我没有去想人性里隐藏的风险，甚至心生喜悦，母亲和父亲分开几天，兴许是件好事，而这句话所含的深意我后来才知晓。

仿佛逃离某个真相，我们匆促离去时心怀忐忑。直到车子开进收费站，上了高速公路，我才意识到我错过了些什么。听母亲那口气，父亲去疗养院是心甘情愿的。可父亲，一个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舍得离开土地去疗养？这件事越想越蹊跷。突然紧张，一股无法抑制的力量提醒我：不能再置身事外。

“去长寿村疗养院。”我说，声音果断。方林似乎早有准备，立马掉头，加速前进。

“父亲在疗养院应该住得很舒服吧？”方林问得小心翼翼。

“今天没看见老黄出来迎接我们，难道父亲把它也带去了？”我说。

老黄是条狗，跟了父亲十多年，我这时才想起它，一切都有些离谱，我感到心慌。

“父亲已经七十七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他哪有疗养的命？”方林看了我一眼，说出意味深长的话。

也许方林想说，母亲不会疯了吧？听了这话，我感觉对我而言还有别的意义，可我只是那么觉得，还不明白那究竟会是什么。

我想提醒他，你最好什么话也不要说。可我没有搭理他，眼睛直直地看向窗外的房子和那些坐在墙根聊天的人，都是上了年纪的男男女女，他们的欢喜我未必懂得，可此刻的闲情与惬意却是我羡慕的。我甚至恍惚，正在回家的路上，那个壮实的男人是父亲，那个说得起劲的女人是母亲。

前面是人字路口，右拐，车往上爬坡，车窗内窒息般的沉默，仿佛我们都在等待某个真相的到来。

高高的围墙，泛着寒光的铁门，红色的十字架，写有“某某疗养院”字样的金属牌……它们一一排列出来，落入眼帘后又迅速消失，如同被一股风吹散的云，唯独那几个字，精神康复中心，仿佛有人将烧红的烙铁印在我眼里。

“精神康复中心”牌子异常矮小，挂在其他牌子的后面，再过去就是围墙的拐角。

门口空无一人，大门紧闭，敲了两下，无人应答。

从铁门的栏杆往里看，能看到一条宽阔的水泥道路，通往院子深处，水泥路的上面挂有红色的条幅，欢迎某某领导莅临某某疗养中心指导工作。水泥路的右侧是一堵高高的围墙，围墙上有一扇小铁门。门的四周没有挂牌。

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端着饭盆从小铁门里面走出来。他看见我们后，加快步伐朝门卫室走来。看样子他是守门人。铁门上的小门没有落锁。我们径直穿过，走进门卫室，按照他的要求填好表格。他打了通电话后说：“你们去那边门口等一下，会有人帮你们开门的。”

顺着守门人的手指，我们看见从他刚才出来的小门里探出一张年轻的脸，二十岁左右的男人，脸色蜡黄，头发是棕色的，眼睛显得有些浮肿，身子轻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刮走他。

“你们找谁？”年轻人走出来，站在门外问，他的手握在门把手上。

说出父亲的名字后，他上下打量我，说：“现在不是探视时间。”

“我有急事。”我的声音听上去平静，却因为坚持而显得坚定。

他侧身把小门推开一条缝，用身子挡住我们的视线。他朝门里做了个特别的手势，又打了通电话，才领着我们走进去。走过宽阔的院子，走进一幢老式二层楼。看上去，是从前的筒子楼，墙体是青砖筑就，颜色有些泛灰，结构却保持得比较完整。门从里面关，楼道是相通的，难得窗户比较宽阔。每间房的门是紧闭的，窗户上装了铁栏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穿衣的不穿衣的，目光从窗户的铁栏杆里挤出，落在来访者身上。

这些人的身份是什么？我在心里猜测，可我压抑内心涌动的力量，尽量不在脸上表露出异常的神色。我们跟着年轻人走进一间挂有“医生办公室”字样的铁门。

医生办公室的门关上了，里面的气温调得很低，我打了个寒颤。

年轻人看着我们说：“张医生查房去了。”他接着又说，“你父亲来了三天了，天天睡不着，这会儿刚刚躺下，看样子是睡着了。”他突然显得热情，还准备给我们倒茶，我连连摆手拒绝。

“让他先睡一会儿吧。”方林抢先回答，“他老人家第一次出来疗养。”

“疗养？”年轻人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们一眼，说，“来这里，不要交一分钱，管吃管住，衣服也有发，跟疗养差不多吧。”

“还要等多久？”我问年轻人。

“张医生才出去不久。”他把声音压得低低地说，“你们可以到院子里去走走。”

我和方林从医生办公室走出来，站在院子中间，四处打量。四周是两米多高的围墙，楼上楼下的窗户里，钻出目光，正在打量我们。我想到了动物园里的猴子。他们是观众，我们成了猴子。这一刻，我才感觉出他们的异常——打量的眼神，脸上的微笑都是空洞的。猛然醒悟，我所来何处，他们是何人，那块写有“精神康复中心”的牌子是为谁而设。我心里发慌，想到表哥是这里的合伙人时，我心里放松了些，可一直联系不上他。

一个穿白大褂的高个子男人走进了医生办公室，年轻人跑过来说：“张医生回来了。”我们赶了过去。

“你们想看哪个病人？”张医生问。

“刘有才。”我回答。

“谁？”

“刘有才。”我重复了一遍，口气愈发坚定。

张医生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是三天前，送来疗养的那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我忍住内心的愤怒，平静地说，“我是他女儿。”

张医生上下打量我。我反感他看我时的仔细。

我忍住内心的悲痛，双眼笔直地迎接他的目光。他躲避我的眼神，坐到办公桌前，一边询问，一边在纸上记录信息。我毫不迟疑，详尽准确地作了回答。张医生不时会抬头看看我，神情复杂。没有看见其他医生出进，仿佛这里再也没有第二个医生了。

“你父亲被送来时，什么也没带。”张医生告诉我。

他又说，“如果仅凭这点，不足以让人稀奇。我见过的病人中，有不仅不带东西，还有光着身子被捆绑到这里来的。你父亲不说话，独自坐在墙角流泪。来这里的人，要不是没有表情，要不是一天到晚傻笑，要不就是号啕大哭，像你父亲这样一天到晚流泪的还是头回见。”

我们默默地听着，房间里除了张医生的声音，还能听到空调压缩机发出的声音。

“这么说，你是他的亲生女儿？”

“是的。”我的回答很简短，口气非常坚定，不过声音听上去显得温和。

张医生脸上呈现出欣慰的神色。他走到门口的铁柜前，柜子里摆了好多钥匙，上面贴着写有号码的胶布。胶布原本是白色的，使用次数多了后，模糊成黑色或是其他混浊不清的颜色。

“你不知道你父亲来这了吗？”张医生取出一把钥匙，叹了一声气，接着说，“你是第一个来探视他的人。”

“没有人知道他来这里了。”我脸上开始发热，躲闪着他的目光说，“他一直很健康。”我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嘶哑。

张医生看看我，看看方林，用奇怪的腔调反问：“是吗？”

我继续说：“我父亲从不抽烟，也不喝酒。每天早早就上床睡觉，第二天早早就起床了，生活习惯非常好。”

“这两年他的腿有些不好使了，胳膊也出现了问题。”方林插嘴，“可精神一直不错，也异常清醒。”

“没错。”我肯定地说，“他干了多年的矿工，腿受过伤，留下了后遗症，但脑子一直没问题。”

“他年轻的时候是方圆几里的好身板，从矿里干完活回家时还要挑担煤，煤挑到家又立马制成煤球。”我想证明什么似的，只想多说几句。

“他一来，我就看出他这没病。”张医生指着自己的脑袋说。可很快，他又改口，“不过，检查结果还没有完全出来。你父亲血压很高，随时都有可能中风，估计还得多观察几天。”

在这里工作快一年，他已懂得如何拿捏：哪些人要说得病情重一点，哪些人要说得病情轻一点；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哪些人家属逼迫送到这里来的，哪些人来了很快就能出去，哪些人来了就很难出去了……

“我去把你父亲领出来和你见一面吧。”张医生边说边往外走。我们没有留在办公室，一直紧跟在他后面。他也没有制止，任由我们跟着走到一道铁门前。这道铁门是双层的，外面一层是封闭的，里面一层是网状结构，可以看清门那边。等待张医生开第二道门的时候，我看向右手边，那是一个约莫两百平米的水泥坪，坪的西北角上有一个高高的瞭望塔，让我轻易就联想到监狱里的哨塔。有些地方已经露出泥土，长了些杂草。张医生回头看了我一眼，示意我们待在原地。我感觉出张医生以及刚才的那个年轻人都对我持有戒心。

已经五点半了，正是院里吃晚饭的时候。院子的西侧，男女老少排成长队站在两个铁皮圆桶后面，刚才接我进来的那个年轻人和另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队伍两侧，手里挥舞着木棍。

“老实点，站在原地，不要乱动。”年轻人像一个突然获得某种特权的人，他看起来显得威风凛凛，声音里有种主宰一切的得意。

我看见了，有棍子落在一个中年女人的头上。她哭着蹲下去时，中年男人一边挥舞木棍一边对她说：“再哭，抽死你。”

我正恍惚，只听咣当一声，铁门开了，父亲走了出来。他一脸寡淡，眼神看上去和那些人一样。他明明看向我所站的方向，却并不看我。等到我走到他面前，摇晃着他的手叫出“爸爸”，他脸上的表情才发生变化——凝固，苏复，是不相信这声“爸爸”是叫他的，还是不相信眼前这个人呢？

“你怎么来了？”他说得很低，眼里有明显的惊喜。可很快，我和他，都无法控制地失声大哭，仿佛人生的某些际遇在此刻得以宣泄。

“我没病，我哪里有病？”父亲连连说，双手不知所措地来回摆动。

我抱着他，把目光移向他背后的张医生，我发现他躲闪着，不敢迎着我的目光。

“你不来，我就这样了。”父亲抱着我，哭得愈发厉害。

“没事了。”我安慰父亲，“今天就跟我回家。”

“今天不早了。”张医生说，“你们先回去，可以明天再来。”他最后那句话想安抚我，却一下点醒了我。

我默默摆了摆手。

“这里不同于普通医院。”张医生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去找院长谈谈吧。”

我随着他的目光移向那些站在坪里领饭菜的人，排队的人相比刚才少了一半，一个老男人对着我们这边发出有节奏的笑声。

“这有什么好谈的？”我看着他，忍不住问，“为什么你会来这种地方？”

“总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他眼睛定定地看着我，他的回答带有几分机智。接着他指了指东面那栋二层小楼，“院长的办公室在二楼。”

“叫你丈夫去吧。你可以陪着你父亲多说说话。来这里的病人多少也是在心理上存在问题的。”

“我没病。我要回家。”父亲看着我，像个孩子般央求。

“回家！”我安慰父亲。心里却在琢磨，一个没病的人可以充当“有病”顺利进来，是否同样也会因为“有病”而无法出去？

“我去找院长谈谈。”方林抢先说出这句话。

我看着他，摇了摇头。“你在这陪爸，我去和院长谈。”我其实在害怕，显然，让方林知道更多真相，只会加剧我的痛苦。

起先，一切都很难，无论院长脸上的表情，还是他说话的语气，都让我异常难受，仿佛轻蔑，又仿佛他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但我能轻易判断出他不肯让我父亲出院的理由并非在意我父亲的健康。

“听张医生说，我父亲血压高得异常。”

“这个我们有考虑，已经给你父亲配了降压药。”院长一脸轻描淡写。

“若是我父亲突然死在这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你父亲来时很配合，又是由你母亲送来的。我们一直以为你们全家人都赞同这样安排。”院长的语气显得有些犹豫了。

“我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我掏出手机，还是联系不上表哥，已经是下午三点了，我心里着急，“你不让我父亲离开这里，我就报警了。”

院长警觉地盯着我，那双鱼泡眼睁得圆圆的。他突然站起来，在我面前走来走去。从窗户往外面看去，能看见方林和我父亲，他们的样子显得焦虑。其他人都没了踪影，也听不见一点声音。

“你母亲可不好惹。”他点燃了一根烟。

给父亲办住院的是母亲，签字人那栏填的也是母亲的名字。院长强调，来这里的病人都是特殊病人，按规矩，必须取得签字人的同意，病人才能出院。院长加重了“规矩”这个词的语调，口气坚定、严肃。

我父亲没有精神病怎么就住进来了？我并没有这样反驳他，只说：“是啊，有规矩就好办了。”

自然，医院需要打电话去和母亲沟通。不知出于什么意图，院长按了免提。

电话打了三遍才接通。

“不行。不能办出院。”母亲说话的声音并不大，却含有不可更改的威力。

“老先生血压一百八。我建议先从我们这里转去别的医院治疗。”这是院长打电话前和我商量好的对策。

“谁也别想带他出来。”母亲说这句话时，歇斯底里，仿佛疯了，又仿佛一阵猛烈的风刮过。

“谁接他出来，谁就是我的敌人。”母亲说得咬牙切齿，迅速挂了电话。办公室里一时安静得让人心慌。

院长的手机响了，他接通手机，说：“妈，今天晚上吃什么？”

他的声音变得那么温和，脸上露出和善的笑容，仿佛他母亲就站在他对面。

“我就回来。”他挂了电话，对我摆了摆手，说，“没有办法，我妈就这样，我不回去，她就不肯吃饭。”

我忍住悲痛，只是双眼直直地迎接他的目光。院长回避我的目光，一边摆弄手机一边询问父亲的相关信息，也问我和姐姐、弟弟的情况，我没有犹豫，一一作了回答。当我说，父亲胆小怕事，但精神没有问题时，院长的脸上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可很快就回到了自然的样子。“这天气太热了。”他擦了把额头上的汗说。

怎么把父亲接出医院的，我不记得任何细节了。走出那扇铁门时，我像一个穿越沙漠的行者，皮囊掏尽了般空虚，却深深记得，父亲那天一直在流泪。他围着院子一直转圈，一直流泪。还记得，那群男女老少已经吃完饭了，他们有的趴在窗口看父亲，有的被放出来排队洗澡，他们一边排队，一边看向父亲和我。

往回赶时，电话一直擦着我的大腿在裤袋里蜂鸣，是母亲在打我的电话。我希望有双手能帮我挂掉这个电话。

“你怎么不听我的话？我说了，过十多天我就会去接他回家的。”我接通了母亲的电话，按了免提。

“你这样对父亲，是不是太过分了？”

“这是我们的事。”母亲似乎在哭，又似乎在笑，“你不要管。”

“谁也没有权力去任意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我以为自己掌握着某个真理，说出的话也理直气壮。

“尽讲些没用的大道理。”母亲在咆哮，“身为女人，你什么时候真正关心过你妈的感受？”

“你爸在外人面前，在你们儿女面前都装成好好先生。”母亲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为什么恨了他这么多年，你们谁真正在意过我和他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也不至于把他当成疯子关进‘牢’里吧。”我越说越激动，仿佛被一根鞭子驱赶着。

“我就是想让他尝尝没人说话、没人疼、遭人嫌弃的滋味。”母亲的语调突然变软了，“那里管吃管住，一日三餐，有肉有菜。”

“爸爸他是个人。”我脱口而出。

电话沉默了。母亲有冠心病，我害怕了，没有去看方林，更不敢去看父亲，车厢里出现令人窒息的沉默。

等到车开进长寿村，途经那条小河，驶离河边对称排列的民宅时，我又开始说话了。尤其看着那些挨着墙根坐在那里的长寿老人，看见村后那团裹在山体上的白雾，以及扬翅飞过的一双白鹭，我说得更多，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掩饰心中的空虚与恐惧。

接近黄昏，腾起的雾裹在山上，山的模样正逐渐消失。我知道，明天太阳一出来，这些雾就会全部消失。

母亲的身上也一直裹着雾，她是否把三个孩子当成太阳，指望他们去照亮或冲散她身上的迷雾呢？我突然生出羞愧。父亲和母亲不和多年，这是个事实，我知道，姐姐也知道，弟弟也知道，可所有人都当作没有看见，都以为自己是局外人，甚至以为，总有一天，一切的怨恨都会自然消失。

“你妈不容易，以后一定要对她好。”父亲突然开口说出这话，接着父亲说出更多的话，似乎憋了许久，有说不完的话。

“我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去了许多地方，可你妈不能，她哪里也没有去过。”父亲看着窗外说。

看着父亲，像看着一个陌生人。他刚刚说出的所有话，让我意识到，我从来就不曾真正走进他的心里。

“妈那样刻薄你，你还袒护她？”我说。

父亲没有反驳，只是在猛烈咳嗽几声之后捂着嘴说：“希望你记住我今天说过的话。”

父亲断断续续又说了许多，我注视他的眼睛，试图听清楚他到底在说些什么，或是想弄明白他到底想向我表达些什么。他并不在意我的目光，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目光投向远处连绵起伏的山脉。

我心里明白，一个平时沉默寡言的人，为什么突然愿意和我说这么多，因为他正感叹于自己重新拥有了自由，而他的眼睛里隐含着深不可测的忧郁。

“你妈就是太好强了。”父亲说到这就闭上眼，不再出声。

接下来的路程，我和方林都没有开口说话。我在心里评判：母亲个性刚烈，遇事逞强，像个刺猬，和所有人战斗。父亲是孤儿，自小吃百家饭长大，小心翼翼和所有人相处，逃避一切的人事纷争。在母亲看来，父亲一直和别人站在一起反对她；在我们看来，父亲是个软弱可欺的男人。让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父母进行审判，这于我是很痛苦的事，但我必须保持警觉来思考是什么力量将父亲送去了那里。可我总想逃避，甚至不由自主地回忆过去，回忆小时候夜间隐约听到的声音，那是父亲爬上母亲身子后发出的声音；我品味母亲叫父亲“老傻瓜”时的表情，分明含有女人的娇嗔。这些都是属于他们的美好。它们一直驻留在我心中，是我期待他们能再次拥有的美好。

那天是重阳节，原本是开心的，姐姐和弟弟都回去了，我也回去了。母亲后来怎么掀翻了饭桌？“你们都不听我说话。”母亲躲进厨房哭泣。我跟进去试图安抚她。“你比他们更加过分，你看你父亲的眼神都特别些。”母亲拒绝我的态度让我感到恐惧。我的眼皮连连跳动，残留在嘴角的微笑消失在绝望的冷酷之中。

“妈是不是疯了？”我在心里想，姐姐和弟弟也先后对我说出这句话。

之前失去的记忆突然回来了。我已经泪如雨下，我的内心正忍受着巨大的悲伤。事实上，因为母亲的阻挠，我费尽周折才将父亲从“精神康复中心”救出来，我用了“救”字，这并不过分。因为父亲已经失去一切人身自由，他，一个清白无辜的男人，只因为生性懦弱、孤僻，却要遭受这样非人的待遇。我从前听说过“精神康复中心”的一些传闻，却并不了解实情。事实上，关在这里的人，已经不是人，一间三十平米的房子里，挤了二十多个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有的在自言自语，有的一言不发，有的在争斗。他们和那群圈养的猪没有两样，不，甚至更差。叫他们吃饭时，谁若是反应慢了，会有人用脚踢他们，甚至有拳头落在头上，还问你疼不疼，若是说疼，还会遭受更多的侮辱。

“你妈嫁给我时才十八岁，而我已经快三十了。”父亲的口气不像在忏悔，更像在陈述一个事实，“可我却把家交给她来支撑。”父亲说这话时，没有睁开眼。

原来深意早就存在了，只是我太过粗心。我忽略的何尝只是这些？我看向父亲，他正在看向窗外，脸上神情宁静，仿佛他刚才什么也没说，今天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前面是个路口，右拐通往父母的家，直行通往我自己的家。方林示意我赶紧决定去向。“回……回哪里？”我犹豫着问父亲。“送我回家。”父亲小声却果断地做了决定。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他说出这种声音。自此，我们一路沉默，直到将车开进村子。

离家越来越近了，能看见母亲站在家门口，往我们来的方向张望。

“妈在等我们回家。”我不知道说出这话是在安慰父亲还是安慰自己，可我需要讲点什么。

“妈把你的衣服都洗了，叠得整整齐齐的。”我又说。

“好好过！”父亲吁了口气，说，“我出来时，刚撒了萝卜菜秧子，不知道长得怎么样了。”

我们走出车时，母亲装作没有看见父亲的样子，招呼我和方林喝茶、吃西瓜。我偷偷扫了一眼，茶倒了三碗，有父亲的份。我又趁上厕所的时候走进父亲的睡房，床铺换了床单，衣柜也整理过了，地面有水迹，一定才拖过不久。

母亲心里有父亲。我心里一暖，甚至觉得父亲这趟苦没有白受。我还向方林挤眉弄眼，想讨取他的夸赞。他悄悄向我竖起大拇指。我们都觉得，今天幸好回家了，幸好在高速公路上及时掉转了头。

我去厨房里找母亲，她正在准备晚饭，看上去情绪稳定。我暗自得意，嬉皮笑脸对父亲说：“我刚才去地里看了，萝卜菜秧子长势很好，绿油油一片。”还说，“以后你可要主动多干些活。”母亲突然冲出来对我说：“你说什么？你要你爸少干活，你安的什么心？”我怔在那，想反驳母亲。可母亲一脸阴沉，样子让人恐惧。她又对着父亲说出许多难听的话。声音并不大，却自含摧毁一切的力量。奇怪，父亲竟然当作什么也没有听见的样子，既没有刺耳的回击，也没有低沉沙哑的吼叫。外面马路上有“包子、馒头、卷子”的叫卖声，两个女人站在我家前面的马路上谈论哪家的包子更好吃，一切都是平常的样子。

母亲并不追着父亲说，她站在厅堂里，有没有人听，她不在意，仿佛她是个配音演员，所有的台词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又或是这都是她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声音越来越大，反反复复。父亲一直沉默着，他楼上楼下走了一圈，仿佛在寻找什么，又仿佛在同一切告别。

外面马路上总有人来往，没有谁停下来故意聆听或是围观。他们脸上的表情令我大为困惑，对于这些声音，他们怎么如此无动于衷呢？

“一个疯子，就应该好好关在那里，你们接他回家干什么？”母亲这次的声音显得比刚才任何一次都要特别。此刻，我感觉惶恐，也在心里权衡，是否要带母亲去看看心理医生了？

“我就该死在那里。”父亲咆哮了，声音爆发出他生平所有的力量，仿佛从前的沉默都只是为这一刻在积攒力量。我明明听清了，却感觉什么也没听清似的，仿佛暴风骤雨，来势凶猛。失去理智的声音疯了般撞在墙上，形成巨大的回音。我希望方林能跑来告诉我些什么。可他去了哪里？我料想他是眼不见为净，这是我们一贯的回避态度，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争吵，也以为眼下只是阵雨，过一会，就自然风平浪静了。有个声音传出，有点大，也不是特别大，仿佛一截木头倒地的声音。接着，家里突然失去任何声响。我听出异常来，怀着忐忑跑过去，父亲已经倒在地板上，双手直直地伸向前方，手指都撑得异常开，双腿曲蜷，仿佛在努力挣扎什么。

我抱着侥幸心理去触摸父亲的动脉，什么也没有感觉到。我坐在父亲身旁，久久地端详着他的脸，他的样子就像睡着了，脸上还留有咆哮时的愤懑。我突然浑身颤抖，幸好方林抱紧了我，“父亲已经走了。”他说。我抱紧他，什么也没有说。

父亲离世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村子，甚至更远的村落。母亲的电话响个不停。“我是专门操办红白喜事的厨师长，要请我们办厨吗？”“我是器乐队的主管，你们准备请几支队伍？”……母亲任由电话里的人发出声音，她什么也不说，只是把电话放在我手里。

马路上来来往往的人都是出进我家的。仿佛周围的人都在往这里赶。哀乐开得很大，鞭炮声此起彼伏，十几米高的挽联被鼓风机吹起挂在马路上空。许多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有胆大的妇人找我说些细话。“好端端的人就这样走了。”她指了指自己的头，“你母亲这里有问题了。”

“你这个不要脸的娼妇，我要撕烂你的毒嘴。”母亲的骂声传来，越来越近。妇人生了怕意，双手作揖，匆匆逃走。

正是黄昏，天空突然乌云密布，要下雨了。来往的人的皮肤都带着汗水，通红通红，像被火烤过似的。丧事总管走近我：“不买些冰块来，你父亲很快就会发臭。”

我看着他，仿佛他正说出一个我不愿意承认的事实。父亲是真的死了。这就是人生的结局，我悲哀地想。一个人在太阳底下辛劳了一辈子，最后这样倒在地上。厨房里有人在大声说，现在的肉价可不是从前了，这锣鼓一响，钱就不是钱了。我想提醒丧事总管，不要考虑钱的事，怎么如意怎么来，但是我觉得此刻我什么也说不出口，我对着他点了点头。他用目光上上下下打量着我，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一定正在心理衡量我的身价，我在省城有份体面的工作，方林是一家公司的老总，他开的车是村里人羡慕的名车。村里人时常夸我母亲有福气，生了我这么好的闺女。我猜他在心里想，这次的丧事一定可以办得热闹体面。

老鸹的叫声从村子后面的山里传出，清脆响亮。我心中冒出一股莫名其妙的烦恼，仿佛这些叫声加剧了此刻的凄凉。

方林担心我会哭得死去活来，但是，像村里那片旱田，像那条蜿蜒曲折的马路，我的脸始终是干的。我竟然不难过，反而为父亲感到轻松。

“你姐姐和弟弟什么时候回来？”母亲问我。

“明天上午都可以赶回来。”

我希望母亲对我说，有你在，我就安心了，可她什么也没有说。她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总是不停地抓挠自己的脸，脸被抓得鲜血直流。我总是能听到母亲在抽泣，有时在厨房里，有时在卧室里，甚至厕所里。她不想让人听见，只好忍着，也因此，声音显得恐怖。

我和方林商量怎么向姐姐和弟弟说出父亲的死因，才不至于伤害到母亲，怎么解释父亲突然倒在了地上才合理？我总是自责，以为是我加速了父亲的死亡。事实上我因为太懦弱，从不敢在任何人面前坦白我在那里看见的一切，甚至我称“精神康复中心”为那里也是一种逃避。可方林安慰我说他不认为这是软弱或是逃避，而是最后的善意。

那晚，我在父亲的灵柩前伏地不起。我想母亲害怕吗？她和父亲的关系是否真的恶劣到了这个程度？或者，母亲对父亲说出那些话，她会不会为此后悔呢？可已经没有机会解释什么了。我寻思父亲走后，这对母亲而言是否会好过些呢？我想了许多，头痛得厉害，身子像走了千里万里，我累了，只想躺在地上。而母亲呢？她也是一个女人，她的渴望和诉求应该得到尊敬。可悲的是，无论是我，还是姐姐和弟弟，没有人在意这些。我的内心随着对面深山狂风穿过时发出的咆哮而剧烈起伏，一股再也压抑不住的气流从胸口往外喷涌，我突然哭出了声。

天色已经黑沉，村里闪烁的灯火是他人的温暖，而父亲母亲之间的这团火光，已经散了。一切都安静了。田野深处，蛙声此起彼伏，这是它们的生存方式。我想到母亲的声音，这何尝不是她和父亲之间相处的方式。

方林走过来，抱紧我，他的泪流下来，落在我眼里，我看向黑暗的眼睛洗涤般清亮。我看见了父亲，他也正看向我，眼里有微笑。突然，他身子长了翅膀般升腾起来，最后，消失在遥远的夜空。

简媛，女，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四十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2005年开始小说创作，著有长篇小说《空巢婚姻》《棘花》，中短篇小说《你不会每次都这么好运》《去喀纳斯》《美好的夜晚》《沉默的铁轨》《枯秋》《你为什么不哭》等。曾获长沙市文艺新人奖、梁斌小说奖一等奖，入选第二届成都商报读者口碑榜“中国文艺年度十大新力量”。现居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