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她从没感到如此绝望，当然还有些恐惧，但绝望来得更猛烈些。

十多年前，在老伴的弥留之际，她也有过这样的绝望。那些天她没日没夜地守候着他，生怕离开片刻，等待她的就将是一具冰冷的尸体。病痛的折磨下，老伴无法进食，靠营养液维持生命，身体瘦成了一把柴。她不时用棉签蘸水，帮他润润干裂且毫无血色的嘴唇。他间歇性地呻吟着，口中呼出的气体有股难以形容的恶臭。她不自觉地撇开脸躲闪，她知道，那是死亡的气息。

看着老伴痛苦的样子，自己却不能替他分担，也没法感同身受，自责的同时，她绝望地想，与其这么遭罪，还不如把所有管子拔掉一了百了。但他终究没有那么铁石心肠，也缺乏决断的勇气。

她抚摸着老伴干枯的手背：“你安心走吧，没什么好牵挂的。”

“我什么都放得下，”老伴气若游丝，眼神中无限依恋，“唯独放心不下你。”

“我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留下你一个人，以后可怎么办？”

她强忍着泪水，几番尝试，努力让自己的呼吸变得顺畅而均匀。

过了一会儿，她试探地问老伴：“你是不是害怕？”

老伴说：“倒也说不上害怕。我很好奇，接下来究竟会发生什么？”

他又开始呻吟起来，直说胸口憋闷得很。他张大嘴巴，像要把整间屋子的空气吸进肺里。

她轻抚着他瘦骨嶙峋的胸膛。老伴的心跳很快，恨不得挣脱掉他的身体。

“我去打点水给你擦擦。”她说。

那些天老伴总说憋闷。于是她去开水房打水，再兑些冷水，然后给他擦拭。医生和护士劝她别折腾了，但每次擦拭之后，老伴都说会舒服些。

开水房前排起了长队。她本想回去，过会儿再来一趟，但一想到老伴呻吟时的神情，令她揪心的监护仪，她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她漠然地望着那些打开水的病人家属，疲惫、焦虑、紧张的外表下，身体却都松垮垮的。这一时的逃避，自欺欺人的安慰，并不能改变眼下的困境，但至少好过每时每刻都深陷其中，神经紧绷到耳鸣、目眩、心悸。轮到她时，显示水温只有七十多度。其实她没必要非得接一百度的开水，可她却机械地靠在墙边，等待开水炉加热，脑中一片空白。

她打好开水，回到病房准备拿盆子把水温兑好。老伴一声不吭地躺在床上。她眼睛的余光只看到雪白的床单和床罩，他已经和病床融为一体了。她刚倒了点开水在盆子里，才突然注意到心电监护仪发出一种刺耳的没有间断的“嘀”音，这在此前从来没有过。她感到不妙，扔下盆子上前查看。老伴双眼紧闭，嘴巴微张，看上去像是睡着了。她将颤抖着的手指伸向老伴鼻孔，感觉不到丝毫呼吸。

她六神无主，冲出病房大喊医生护士。好半天医生才赶来。和护士一通忙活后，两指熟练地拨开老伴的眼皮，拿医用手电照了照，然后轻描淡写地向她宣布老伴已经临床死亡。

她本以为自己会哭得死去活来，但是她没有哭，甚至没有表现得多么悲伤。得知老伴患了不治之症那天，她独自一人关在屋里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场，那之后，她就再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这下好了，她自言自语，你终于解脱了。可是，留下我一个人怎么办？

她没有过分纠结这个问题，也没有抱怨命运不公，而是强打起精神，仔细地收拾那些陪护时带到医院的物件，水壶、脸盆、毛巾、毯子、牙刷、饭盒……当她提着大包小包走出医院，黄昏正在缓缓地落下，迎接她的是一道道灼目强光。她眯缝着双眼，直视夕阳虚张声势的面目，心想三个多月前陪老伴来医院时也是这样的天色，当时他们怀揣盲目的自信，希望会有奇迹出现，三个月弹指一挥间，世上终究还是少有奇迹。

一阵眩晕向她袭来，她在马路边的石墩上坐下，好半天才缓过神。她望着那些半新不旧的物件，她一个人哪用得着那么多，它们显得可有可无。她突然觉得非常绝望，非常孤独。

就像现在，大年的清晨，无助带来的绝望如此宏大。屋外爆竹声声。小孩子们在院子里嬉戏，他们由衷地欢笑、尖叫，踩着兴奋的步点，到处都洋溢着幸福、喜庆、祥和的气息，唯独她屋子里冷清而幽暗，很不合时宜。

虽然一个人孤苦无依，多年来潦草的对付生活，但身体机能尚可，平常连头疼脑热都很少有。刚满八十那会儿，她甚至认为比之前更加精神矍铄。要是一直这样下去，她一点也不怀疑自己会活一百岁。老伴走的时候七十不到，她得替他把失去的年月活回来。

然而入冬后的一场重感冒，几乎将她完全击垮。她一个人强撑着身子，去街道卫生站打点滴；一个人煎中药，大口大口吞下苦水；一个人煮够两天的饭，吃得无滋无味直到饭菜冰凉；一个人蜷缩在被窝里，听北风在寒夜久久悲吟。她鼓励自己、强迫自己要努力振作起来，那么多困难的日子都熬过来了，一场普通的感冒怎能认输？可身体却每况愈下，让她越来越虚弱。

前些天她便感到头脑恍惚，一直烧到将近四十度。卫生站的医生建议她去人民医院，做一套详细的检查才好对症下药。都快到医院了她又折返回去。她迷信地想，当年老伴就是在那儿去世的，她何必再走那条老路。

从前天开始，她的病情愈发严重了。喝一口水就吐，眼前阵阵发黑，还老喘不上气。她感觉不到饿，所以也懒得去做饭。坐那儿都觉得很累，更不消说站立或走几步了。早上起来没过多久，她干脆又脱下外套躺到床上。起初像是有千斤石头重压在胸，她想翻身侧卧，但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她根本使不上力。后来呼吸越来越成问题，她艰难地张大嘴，发出一声短促而轻微的呻吟。这一幕和老伴临终前何其相似，她陷入无尽的悲凉中，不过这样似乎真的能减轻痛苦，于是她克制又恣意地不停呻吟着。

不知过了多久，她觉得舒服些了，身体能够自然辗转。她侧过身，面朝房门躺着。门口一道黑影，窸窸窣窣地向前移动。房间本就不够明亮，直到黑影在床前站定，她也没看分明。她用力地支起身子，按亮床头灯，才发现居然是老伴。

“你怎么回来了？”她惊讶不已，“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老伴在床边坐下，轻轻握住她的一只手：“你当然是在做梦。你难道忘了，我十多年前就已经死了？”

老伴的容貌和十多年没什么变化，看上去比她年轻不少，虽然脸色苍白，依然消瘦，呼吸有些急促，胸腔深处还沙沙作响。老伴去世后，她其实很少梦见他。不是对他的思念不够，恰恰相反，只要是头脑清醒的状态，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也许正因为如此，现实消耗掉太多回忆与想象，梦就越来越少了，梦里的人也全是些模糊面孔。

她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相聚，使劲捏了捏与她紧握的那只手。老伴的手又冷又硬。她想把他拉进被窝里暖暖，但是想到他是一个已死之人，死人的体温怎么可能回升？于是她放弃了。

“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舍得回来一趟？”她言语中带着一点埋怨情绪。

“还不是因为你。”老伴很不好意思地低垂着头。

“因为我？”

“是啊。”老伴温柔地为她掖了掖被角，“这些年我一直不放心你，天天都守在你身边。”

“我怎么不知道？”

“你糊涂啦？我们毕竟阴阳有别。”

“那你这会儿怎么好现身了？”

“这不是在你梦里吗！”

她细细想来，好像是这么回事。姑且相信他吧，谁会和一个死人、一场梦过意不去呢？

“其实你不用放心不下我，你看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话虽这么说，她心里却美滋滋的。

“你这叫活得好好的？要是你先走我一步，看到我这么孤苦伶仃，有时连口热饭都吃不上，你忍得下心？”

她撇了撇嘴，不再和老伴争辩。

老伴还健在时，他们不止一次讨论过谁先走的问题。好像死亡不过如此，而且离他们非常遥远，并不感到沉重。他们都觉得先死是上天的恩赐，是莫大的幸运，而留下的那个人，注定要孤独终老，与其说将受尽凄凉的折磨，不如说是命运的惩罚，生而为人的耻辱。后来讨论变成了争论，仿佛谁的理由更充分，谁的声音更大，就能获得先死的权力一般。

她喃喃低语道：“你倒好，撇下我一个人走了。你说你怎么那么自私？”

没有老伴的回应。她睁开眼茫然四顾，房间里只她一人，而且安静得可怕。

她好一番挣扎，总算从梦中醒来。当她意识到先前的场景不过是一时的幻想，压抑感和绝望再次占据了上风。她想借助呻吟来减轻身体的不适，但是一切都是徒劳。她的呼吸越来越重，越来越困难，她预感到死亡正在向她逼近。

她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昏沉，老伴也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她自己都分不清现实与梦境了。如果梦境能消弭病痛，她真想就这样长眠不醒。

但是昨天将近黄昏时，她再也无法承受疾病对身体和精神的摧残，她几乎用尽了最后的一丝气力，也没能换一个让自己舒服点的姿势，反倒重重地摔到了地上。一声闷响，或许还带有骨头碎裂的声音，她并没太多真切的感受。只觉得身体里还有另一个自己，倔强地想要逃离这老迈的躯壳。当窗台上的光亮由明转暗，她渐渐地失去了意识。

她没再做梦，睡得很沉很沉，灵魂几乎已经深入泥土。一觉醒来，外面天光微明，她不知道此刻是黄昏还是拂晓。全身都疼痛难忍，鼻翼间只剩下最后一丝呼吸。过了很久，院子里传来阵阵脚步声，过往的邻居相互问好，她才明白大年到了。她和他们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十来米，可就是这十来米，却隔断了希望和绝望，美好与痛苦，甚至生与死。

她想呼喊，让人听到她的声音，不至于一个人孤独死去。

她想呻吟，借助暗示或分散情绪，哪怕消减一星半点的痛。

她想多吸进一些空气，努力张大嘴巴，像只贪婪的兽类。

但是她什么也做不到，哀号被卡在喉咙里，只能发出短促而低沉的“呜呜”声。她虚弱到了极点，如何努力都无济于事，呼出的气多，吸进的气少，每分每秒都很煎熬。

而且地板坚硬冰冷，那坚硬和冰冷正在一点一点地吞噬她。要是能回到床上该有多好，就算立马死去也显得体面些。她有些后悔，她本可以不必如此不堪的，至少在临终时能够有一张温暖柔软的床。

老伴走之前，曾经郑重地跟她讨论过她以后的事。如果实在年老体弱，没法料理自己了，可以找个养老院安度晚年。她当时就态度坚决地否定了。在她看来，养老院再好，也没法和自己家比。

老伴说：“养老院那么多老头老太太，你去了一点也不会觉得孤单。”

“街坊没有老头老太太？”

“街坊们成天总在比上比下，养老院就不一样了，大家都是平等的，应该也更有共同话题。”

“我又不像你，没人说话能憋死。”

“你一个人太孤单了。”

“孤单怎么办？难道还要找个人过？”

“如果真能找到个聊得来的老头子，相互照应着过也不是不可以。”

“老不正经。”

她知道老伴是认真的。他说过，要是她先走，说不定他会再找个老伴。要是他自己先走，他也很希望她不要一直一个人。这不是背叛，不是遗忘，而是让先走的那个人更安心。

她对老伴说：“你放心，要是你真的走了，我难过几天还嫌不够？用不了多久，我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我不会让自己活得苦兮兮的。”

“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重要？”

“你都想着再找老伴，我伤心难过干吗？”

老伴不再说话，欣慰地望着她，好像真的已经提前看到在没有自己的世界里，她放下悲伤，不怀想故人，不顾影自怜，而是勇敢坚毅地向着新的生活，过得充实、幸福、平淡而满足。

其实老伴走后没两年，她就深切地感受到了一个人的艰难。以前两个人生活，什么事看上去都理所应当，譬如看电视、饭后散步，譬如年节时置办吃的用的，可是当她一个人了，这一切就显得特别多余。她很少出门，成天在屋里打转，房间统共不过二十来平米，可还是觉得太大太空了。

刚得重感冒那会儿，她还真动过进养老院的念头。在疾病和药物的双重摧残下，她疲软无力地躺在床上喘息不断，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做不了，几乎是在垂死挣扎。她无奈地想，得找个能让自己度过余生的地方了，或者说，找个好死一点的地方。

这回她经过了深思熟虑，下定决心要让生活变得更好。身体稍恢复了些，那天一大早她便换好衣裳，搭公交车去城郊的夕阳红老年公寓。一路上她都在琢磨要怎么开口，既不表现得可怜巴巴，看似急不可待地想住进去，又能给人一个好的印象，觉得失去她这个顾客会特别遗憾。

走进老年公寓，院子里洒满了金色的阳光。她看到老人们乱七八糟地坐在椅子上，有的在流口水，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喃喃自语……老人们个个无精打采，神情淡漠地望着她。她小心地踩着那些柔软的阳光，心中又悲又喜。老人们看上去并不比她的年岁大，但她却感觉他们已经很老了，于是觉得自己也早就老迈不堪，急需人来照料。

一个四十来岁的微胖女人接待了她。女人看上去也无精打采的，像院子里的那些老人，张口便哈欠连天。当她说明来意，女人一下变得精神起来。女人殷勤地给她倒了杯白开水，然后拿来本子和签字笔，和她相对坐着开始一丝不苟登记。

女人问得很细，也记得很细。有时女人的问题让她感到阵阵不快，但她还是全力配合，把自己的情况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出去。

“你说你都八十三了，看起来可没那么年长。”女人埋头在本子上飞快地写着，并没有看她。

“老啰老啰！人一旦上了年纪，不是一年不如一年，而是一天不如一天。”她不免要客套一番，但突然觉得这么说非常不妥，又说，“虽然年纪大了，不过我的身体还算硬朗。”

“有没有什么慢性病？”

“没有。”话音刚落，感冒未愈的身体好像存心和她作对，一时间她咳嗽不止。她赶紧端起杯子喝水，缓过劲来，她补充道，“最近有点感冒。”

“不是病毒性感冒吧？”女人紧张地扫了她一眼。

“不是病毒性的，是前段时间着凉了。”

女人点点头：“办理入住前需要一份正规医院的体检报告。”

她有点心虚，不过转念又想，等感冒好彻底了再去体检，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她对自己的身体有把握。

“怎么就你一个人来？”女人问，“家里人呢？”

“家里就我一个人，我家老头子去世快十五年了。”

“子女呢？”

女人轻描淡写的话击中了她的痛处。多年来，她一直不愿提及那件伤心事。老伴还在的时候，他们也极少涉及那个话题。

她隐忍片刻，调整了下情绪才说：“我没有子女。”

女人停下正在书写的手，抬头望着她。

“没有子女？”

她皱了皱眉，又勉强地笑了笑，气氛变得有些尴尬。

女人又说：“你确定吗？这可关系到我们能不能接收的问题。接收前也需要监护人担保签字，没有子女签字怎么行？”

“我自己为自己担保行吗？我可以签字。”

“那不行，不过亲戚或朋友可以。”

“你放心，费用我会按时缴的。”

“这个我相信，但是上面有规定，入院必须要有监护人签字。”女人放下笔，为难地说，“你这样的情况，我们之前还没碰到过。你得去民政局问问。”

她没有径直去民政局，半道上她灵机一动，夕阳红老年公寓入住这么麻烦，其他养老院呢？然而她一连跑了三所养老院，一个条件不如一个，但是都像串通好了似的，必须手续齐全，不讲一点情面。

她失魂落魄地回到家，早过了午饭的时间，但她不想做饭，也不想吃饭，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和谁过意不去，她有点打退堂鼓了。感冒的症状还没消退，这样拖下去可不利于体检。思来想去，她还是服了药，即便空腹服药对胃不好。

她小睡了一会儿，忽然被一阵呼唤惊醒。

“妈，妈……”不知是谁在院子里喊，还是在她的心头喊。

她醒来四下却变得异常安静，一切仿佛是她的梦魇或想象。

“妈，妈……”

她放缓呼吸，仔细地听着，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是邻居的儿子没带钥匙，呼唤母亲帮他开门。随着老旧的木门吱呀一声，一切又回归平静。

她再也睡不着了，起身洗了把脸，然后出门去了民政局。下午的民政局非常冷清，好几个办公室都关着门。她扶着楼梯栏杆，缓慢地上了二楼，总算有开门的房间了。她向工作人员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人家告诉她找错地方了。不过那人还算负责，带她去了另一个办公室。

那个办公室的女孩年纪轻轻，却一直板着脸，很不好说话的样子。她又将自己的情况介绍一番。女孩没有理她，她像在自说自话。

过了一会儿，女孩说：“这事得找居委会。”

“可养老院让我找民政局。”

“这事不归民政局管，你去所在地居委会问问吧。我这儿还有别的事呢。”女孩一直望着电脑，自始至终都没有正眼瞧她一眼。

没有办法，人家都下逐客令了，她没必须死乞白赖地耗下去。

她颤颤巍巍地下楼，一路打听居委会的所在，像个没头苍蝇四处乱撞。好不容易找到了，才发现离家只有不到一公里的路程，她却兜兜转转地用了将近一个钟头。

居委会的人热情接待了她，像养老院的一样给她端茶倒水，这让她受宠若惊。

那人听她絮絮叨叨地述说完后，义愤填膺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来回在屋子里踱着步，他说：“民政局的怎么可以这样推诿？这明明就是他们的职务范围。”

听了那人的话，她觉得非常失落。看来又白跑一趟了。

不过那人并没有撒手不管，而是拿起电话拨了出去。

他对着电话道：“周股长，你们养老服务股的怎么回事？这个月都第五个了，你们怎么老往我们居委会推，不带你们这样的。”

她听不清电话那头说了些什么，那人只是不停地“嗯”着。他突然提高嗓门：“这么大年纪的老太太，你们也忍心让老人家跑来跑去。”

“……”

“我们也可以做意定监护，但好多养老机构都不认！我们的效力不如你们行了吧？”最后他几乎咆哮起来。

她想还是算了吧，别人已经够尽力的了。那人还在和电话那头争论，她识趣地出了房间。那人一边挂电话一边追了出来，告诉她已经和民政局的说好了，他和民政局管养老的副局长是朋友，要是他们再不办好，他就给朋友打电话。那人还好心地送她出了居委会大门。

她站在街边等红绿灯，感到一阵阵心慌气短。几个地方的辗转，她早已身心俱疲，而且有种被歧视、被抛弃、被当球踢的无奈感受。但她没有彻底放弃，她打算第二天再去民政局，都这个点了，就算她紧赶慢赶地跑过去，说不定别人也已经下班走人。

但是第二天她迟迟没能醒来，久久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在这半梦半醒中，她浑身酸痛难耐，还觉得如同置身劲风疾疾的旷野一般寒冷。当她完全清醒过来，被单已完全湿透。看来感冒加重了，外面已是向晚时分，只能再等等。可她的感冒并没有好起来的意思，这一等便等到了现在。

她伤感不已。要是住进养老院，有人服侍她的起居，按时吃饭按时吃药，她的感冒会不会已经痊愈？就算感冒尚未断根，这会儿躺在养老院干净整洁的床上，痛苦会不会有所消减？

她无力地闭上双眼，听任每个器官在体内发出最后的尖叫。它们都尽力了，但是衰老不可避免，疾病不可避免，它们只能绝望地衰竭下去。恍惚之间，她还听到许多别的声音——同伴欢快的歌声、夫妻的甜言蜜语、小孩嗷嗷待哺地哭闹……那些快乐的声音，揪心的声音，从前的声音。

突然，她听到开门声。心里一惊，居然轻易地坐了起来。

房门大开，强烈的光线照得她睁不开眼。强光之下，门口的人影有些闪烁。不过她慢慢地往前走了几步，走进房间，她打消了疑虑，是老伴又回来了。

“我又做梦了吗？”她好奇地问。

“不，你没有做梦。”老伴看上去和前天一个样。就像他自己说的，他从来就没有离开，天天都守在她身边。

“没做梦我怎么看得到你？”

“没做梦当然也可以看到我，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还以为我已经死了，”她长长地吐了口气，“我还以为要等到死了才能再见到你。”

老伴没吱声，上前拉了她一把。过了一会儿，老伴才说：“现在你觉得怎么样？”

她站起身，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感冒的症状一扫而空，呼吸变得均匀有力，身上的疼痛也消失了。

她说：“我觉得我能一口气吃三大碗饭。”

“正好，今天大年三十。我带了些东西来，我们可以做顿像样的年夜饭。”老伴去了趟门外，片刻便返身回来，手里提着一个又大又沉的塑料袋，不知他什么时候在哪儿置办了这么多年货。

跟所有平平常常的家庭一样，她和老伴一前一后去了厨房，他们一起择菜、洗菜、切肉、洗锅烧水，锅碗瓢盆叮当作响，屋子里仅仅多一个人，生活的气息就又回来了。老伴很沉默，好像有什么心事。她几次想问又忍住了。这么多年了，他们好不容易在一起过个年，不提那些糟心事也罢。

老伴的厨艺不怎么样。她负责烧菜，老伴打打下手。他们虽然多年没一起做过饭了，但老夫老妻之间的默契还在，没多大会儿工夫，一桌子像样的饭菜就做好了。有热菜，有凉菜，有炖菜，有蒸菜，还烧了一大盆热气腾腾的丸子汤。连她自己也惊讶不已，重感冒刚刚初愈，她竟然就能有这么好的状态，而且一点不像以前，干一点活就腰酸背痛，她觉得再做这么一大桌也不成问题。

老伴拿来了碗筷，一共三套。

她有点不高兴，家里就他们两人，而且历来就是如此，准备三套碗筷是什么意思？

老伴问：“喝点？”

她白了老伴一眼：“我感冒才好。”

“现在没事了，”老伴怂恿道，“再说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我们应该喝点。”

她没有再拒绝。老伴把她面前的酒杯斟满，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欲言又止地望着他们对面空着的位子。

她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老伴没有接话，而是端起杯子对她说：“喝酒。”

她抿了一小口，白酒顺着喉咙慢慢下滑，那浓烈的气味她有点招架不住，辣得她不停咳嗽，不过一种恰到好处的温暖很快溢满全身，她仿佛徜徉在春天的阳光下。

她把酒杯推到老伴面前：“都说了我感冒才好，不能喝酒。”

老伴也没推辞，端过她的杯子，将杯中酒一饮而尽。他又往杯子里填满，把酒杯放到对面的空位上。

她终究还是抑制不住好奇，问老伴：“还有谁要来吗？”

老伴好像需要些勇气，把自己那杯酒也干了，才不慌不忙地说：“没有得到你的同意，他有点不敢冒失进来，也不知道你还生不生他的气。”

“是谁？”

“不管是谁，你都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到底是谁啊？”

“你见了就知道了。”

老伴起身去了门外，旋即带进来一个人。看来那人一直就在门外，大冬天的等了这么老半天，也真是难为他了。那人身材魁梧，高出老伴一个头，大约三十来岁。看着挺面熟，但她就是记不起是谁了。

老伴指了指空着的位子，对那人说：“坐吧。”

那人没有坐下，而是战战兢兢地望着她，像担心被她赶出去似的。

她看了看老伴，老伴心安理得地大口吃菜，美滋滋地喝酒，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她又看看那人，迟疑地问：“你是？”

“妈，是我啊！”那人扑通跪在地上，“我是小志。”

“小志！”

她上下打量一番，面前的人和她一样的眉眼，和老伴一样的面庞，她激动地站起来：“你真是我的小志？”

多年以前，他们的独子小志就已经永远离开了他们。她不愿回想那件伤心事，那是她一生的痛。她不敢相信竟然还有机会再见到他。可是眼前，儿子却好端端地站在这里，比他离开时更加成熟稳重、身强力壮。就好像只是出了一趟远门，经历了一些世事的沧桑和变幻，接受了命运和生活的洗礼。

“妈，真的是我，儿子不孝啊！”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妈，以前都是儿子不好，老惹你生气。”

“都过去了，我也有不对的时候。”

离散多年的母子重新相见，两人抱头哭得情真意切。

老伴说：“我们这是团聚，你俩哭什么？”

“我这不是高兴吗！”

她不停地往儿子碗里夹菜，空着的碗盘很快被添得满满当当。

昏黄的灯光下，他们一边吃着美味的年夜饭，一边回忆久远的往事，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她心情大好，也不管身体是否能够消受，她让老伴重新给她倒了酒，还郑重其事地跟老伴和儿子碰杯。后来她喝得昏昏沉沉，暖意洋洋，笑容也凝固在了脸上。

“该走了！”老伴突然站起身。他的声音沙哑而低沉，很不真实，好像来自地下，又像来自她的心底。

“该走了！”老伴又说了一声。这回她听清楚了。

“去哪儿？”

“时候到了，该上路了。”

儿子站起身，将她从椅子上搀扶起来。

“砰，砰砰……”

随着几声巨响，外面的夜空里闪烁着迷人而绚烂的色彩，有人开始放烟花了。她觉得莫名其妙，年夜饭才吃到一半，老伴这是要带他们去哪儿？话也说得不清不楚的。

但是她没有抗拒，她想，有老伴和儿子在，去哪儿都无所谓。在儿子的搀扶下，她跟随老伴一起往外走。老伴打开门，吱呀一声，迎面而来的不是茫茫夜色，而是宏大的白光。刚开始她有点害怕，有点不知所措，后来老伴和儿子都牵着她的手，她真切地感受到了柔软和温暖。想到自己并非孤身一人，而是全家结伴而行，她渐渐地放下不安，勇毅地迈开步子，融入白光……

与此同时，她家对面的一户人家也正围桌而坐。在间断的烟花声中，大家听到她家传来一阵不同寻常的响动。

女主人问：“是什么声音？”

男主人说：“好像是陈老太太家。”

“老太太几天没动静了，不会出什么事吧？”

家里的一个亲戚问：“哪个陈老太太？”

“就正对门那个。”女主人说，“你忘了，小时候你每回过来，都会跑去她家跟她儿子一起疯玩？”

“哦！想起来了。”亲戚点点头，“她儿子后来没了。”

“是啊。小时候就淘气，大人也惯着他，家里的独苗嘛。小小年纪和社会上的人搅在一起，不到二十就死了。肚子上被连捅十几刀，肠子都流出来了，真叫一个惨。”

“要不要过去看看？”男主人试探地问。

没有人搭话，大家自顾自地吃饭。大过年的突然说起这些，气氛有些凝重。好在电视里正播放春节联欢晚会。相声演员抖了个包袱，现场观众齐声鼓掌叫好，饭桌上的人也跟着一阵哄笑。没人关心她这个邻居，也没人在乎那些过去的事，这没什么不好，过年就该有个过年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