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彦：我的西班牙人物辞典•室友的故事三则
老诗人路易斯
我上楼的时候路易斯已经把门打开了，像以往任何一次那样，他准备好两边干净的脸颊等在门边上。
尽管天很热，路易斯还是整齐地穿上了他挺括的白衬衣和黑皮鞋，我还能闻得到他身上临时喷洒的香水味。羊排都烤好了，这次比之前的都嫩，没有起壳，他还炸了几个金色的胡萝卜馅春卷。洁白的碟子也以三件套的造型摆放在餐桌两边。
就我们俩。
自从我搬走后回过这里两次，都是一大桌子人吃饭，新来的室友（我的继任）和他的女同学，路易斯的老朋友PP，另一个室友何塞（A的继任者），有时候还要加上内拉，闹哄哄的。现在我们像是回到了去年，当我们三人合租时，由于A大部分时间在外演出，多是我们俩在家里吃饭。
路易斯端详了好久发在我朋友杂志上的他的中文译名，他不知道哪首诗是写比塞塔的，哪首诗又是献给他的女儿们的。那些繁复的中文笔画让他头晕。
“如果我现在去中国，人们一定会指着我鼻子说：‘看，那就是诗人蒙戴诺。’”
路易斯的玩笑听上去显得有点心酸。
我搬来住的第一天，他在我房间的门缝上贴了一道黄色的宽胶带纸，递给我一把剪刀：“剪彩吧！”他脸上准备好笑容让我在剪刀落下的那一刻即时绽放。又有一天，他从外面弄来一辆帆布的超市小购物车，很认真地问我有没有驾照。
现在偌大的屋子里只有路易斯一个人了。A走后搬进来的何塞回巴塞罗那度假了，实际上这两个月他没怎么在这里住，内拉在上班，仍旧像以前一样晚上九点才到家。我的继任者上个月搬走了，之后这里一直空着。何塞说路易斯厌倦了老是睡客厅，现在我住过的那间房路易斯住着。
去年九月，为了收留当时身无分文几乎流落街头的内拉，路易斯让出了自己的大卧室，然后在客厅一睡就是七八个月，因为没有暖气冬天冻疮使他的两只手都变黑了，肿的地方还流脓，四月圣周过去很久他还戴着他那副厚厚的皮革手套。
因而每次我与PP见面，我们都会讨论路易斯和他的内拉。PP很明确地告诉我路易斯不会与内拉结婚。“这样再好不过了。”我对PP说。我们没有从内拉身上看到半点诚意，自从她来这里住后，她没付过一分钱房租，几乎不收拾房间，也没给路易斯买过哪怕一双袜子的小礼物。每次聚会一起吃饭，她也从不洗碗碟，而是像个贵宾在那里又是唱又是跳。或者拿起我们的手机一个个看过去，“我也要换个手机。”她看着路易斯的脸半是撒娇地说。
要知道她平时的工作就是帮人洗碗拖地的。
各种迹象表明内拉就是在利用路易斯。去年一度传说路易斯可能会与她结婚，因为她秘鲁的大儿子也想过来，两人都需要合法身份。只要她与路易斯结婚，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但路易斯和我说他与内拉只有过一个月的亲密关系。就是内拉刚来时的那一个月，两人缠绵过。此后再也没有了。
吃饭时我和路易斯一直谈着他的诗。我还告诉他我新近在写的东西。去年夏天我们俩作为A的“留守室友”经常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写诗，一个在阳台上写别的。他还帮摩洛哥女人改小说。因而我们会经常讨论文学话题，尽管我们之间隔了好几个时代，但有Google，一切隔阂都能在短时间内粗线条地解决。他还给我写过几首诗。而我写的几个随笔里都有他的身影。因而当我回望我的马德里生活时，与路易斯合租的那段时光最为重要，路易斯也更像是我的亲戚而不仅是一个年长的室友。我在西班牙度过的这三年时光，有些就是梗概，哪怕篇幅再长；而有一些再短也是正文，就像微型小说短短几个字也能讲述一切人生。
路易斯恨不得把羊排一股脑儿全拨到我碟子里，至于春卷，就是专为我炸的。他还在冰箱里准备了甜点。去年夏天，每天傍晚他都会给在阳台上彼时学习的我端来一份冰激凌，配上新鲜的花瓣（要是没有就摆上一朵塑料花），有时候上面还会覆着两片造型好看的饼干，然后挤上浓稠的巧克力酱。他是个浪漫的老绅士，讲究形式。可惜如今妻离子散，一个人孤独地和一些不停更换的外国室友在一套旧公寓里度他的老年光阴。
我给他的译诗《无题》里，第一句是：“好人只满足于一个念头。”这是我给他加上的。路易斯并没有写。
好人只满足于一个念头
……
当水不再打湿河流
当酷暑和严寒不再彼此消失于时令和季节
当坏人在苍穹下枕着枕头入睡
当天使失眠 不再有悲痛 也没有眼泪
当时间不再有知觉
当我栖息于你们体内
当你们不再孤单
我
已离开
路易斯最小的女儿已离开了。五年前死于癌症。这正是他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去墓地的原因。他也提前给另外两个女儿写好了告别诗，就是上面这首《无题》。前年，他弟弟走了。今年，他八十岁的弟媳身体也不行了。
路易斯每天都一个人坐在客厅里，从客厅的落地窗望出去，可以看到马德里河对岸被距离切得粉碎的市中心老建筑和他早年结婚时用过的教堂。公寓三个卧室的门都关着，卫生间的门也半合着，阴影作为一种重要的事物从走廊的这头连到走廊的那头，厨房外的光线很强，但被两重门过滤了后无力地趴在那些炊具上，有一些则落在地板花哨的瓷砖上。在有些日子里，来打扫卫生的摩洛哥女人会在其中的一扇门板上晾路易斯洗净的床单，有时候椅背上会搭上一条晾衣架挤不下的他的花内裤。客厅的电视终日开着，却不再有路易斯感兴趣的节目。
路易斯对我说好久没有在电视上见到A拍广告片了。
我没吭气。
A上个月又搬家了。但搬去哪里他没告诉我。
我忽然有种感觉我还住在这里，仍旧在我光线非常多的房间里，窗外阳台上路易斯春天为我采摘的淡紫色的绣球花也仍插在红色的塑料桶里，阳台边上的电线杆上站着的鸽子也仍是我去年见到的那对鸽子夫妇，再远一点的小公园里也同样是那帮孩子在踢足球，菲律宾人的麻将圈也仍旧是那四个人，而A，也仍旧会在某天忽然令人惊喜地从他演出的城市回到马德里……
我眼眶里噙着泪，努力了很久才没让它滚下来。
我们把我们俩吃的食物照片发给PP，PP说他正在厨房里炸鱼排。和去年一样，六月中旬PP就和他妻子飞去伊比沙海岛了，他们在那儿有幢漂亮的避暑别墅，每夏天都去度假，一直到十月。但PP在那儿每天都不过是在厨房里做做饭，在院子里听听他的老爵士，要不就是跟在儿子女儿两家人屁股后头去海滩。他们很少与他说话。他与他们也没什么话。
我与路易斯玩多米诺骨牌。路易斯一边翻着手里的牌一边盯着墙上的挂钟，他数着离最近一班公交车抵达还有几分钟。从他家到我现在住的公寓其实只有半小时不到的车程，就隔着一条河。但我却觉得像是两个世界，因为一个属于过去，一个是现在。从现在跨到过去需要重新把那些陈旧又多色的感情翻出来放到阳光下晾晒， 有些属于纯友谊，有些属于亲情，有些则质地像爱情。有些禁得起光照和晾晒，有些则霉变消失了。
现在我傍晚散步总会把去马德里河边视作我最好的线路，尽管路途最远。因为马德里河离路易斯住处最近。那条会经过两个公园的路线还有一座跨越地铁轨道的天桥，之后就是那片去年我与A看过一次露天电影的空地。去年那个夏夜，为了给我御寒（那几天天气很凉，晚上温度很低），A把巴掌撑开捂在我穿短裤而大面积暴露的大腿上，这个姿势让他做得很别扭，可他保持到了电影结束。他可能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索性把我抱在怀里。他怕我拒绝。但又非常想这样做。第二天我们又去了另一家露天电影院，一个艺术中心的空地上，看的是库布里克的《2001年太空漫游》，电影看到一半，他忽然有点失望地盯着我叫起来：呵，你今天严防死守呢。
那晚我穿了条长裤。
这就是去年夏天。我们之间有很多美好的记忆。今年入夏我们只见过一次，在我们去年听音乐会的一家公园听了一场纪念登月五十周年的主题音乐会。我们坐在草地上，天气很热，离主席台很远，是众多盘腿坐着的观众中的一员，他一边听一边用舌头舔湿手里的卷烟纸。有时候我们靠得很近，膝盖就像即将出事的车辆那样彼此失控地碰触着，有时候他只是躺在我一侧连番打着哈欠。最后分别时我们俩在地铁里吻了吻彼此的脸颊。
一个星期后他搬到新住处，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
时间过得飞快。可能在路易斯那里它运行的速度反而慢了，因为他有比以前更多的时间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现在我不在那儿看书了，他失去了傍晚给我调配冰激凌的机会，也不再有等待A回来的日子，而他原先寄予热情的内拉待他也一天比一天冷淡。路易斯经常在内拉还没下班时就把自己关进了梦乡，等早上从墓地散步回来时内拉已起床去雇主家了。两人正好错开。到了周末，五十出头的内拉打扮得漂漂亮亮去见她的朋友，路易斯则和往常一样上午去咖啡馆，中午和下午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何塞不在家让两人单独相处的时间陡然增多，但一切都与之前一样。
没有什么变化。
这段生活让我学会了拒绝任何多愁善感的东西，但从我的角度来看，这种东西仍旧很多。
我一写东西就面临危险。或者说一写这段生活就存在着危险。因为那是通过我自己多愁善感的眼睛来看待他们。就像门罗在小说《家具》里写的：看着词语像铁丝网一样不断增加，错综复杂，令人迷惑，使人不安——与丰富的物品、食物、花朵、编织的衣服，与其他女人的家庭生活背道而驰。越来越难说它到底值不值。
我写下的那些词语的铁丝也在我身上绞缠起来，让我碰触不到我写的那些人的真正性情，碰触不到他们在离开我的电脑屏幕后面的生活。马德里不大，可是有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会绞缠起来，过去、现在， 友谊不像友谊、好感不像好感的感情，前年、去年和今年的夏季，未来，我自己的写作理想、路易斯六本未出版的诗集、摩洛哥女人终止在60页上的传记小说、米盖尔（我现在的房东）发表在网上的建筑随笔、A的免费戏剧课、何塞那些乌托邦音乐专栏……空间的经纬度和时间的经纬度交织起来，在我电脑屏幕上闪烁着，却带不来任何务实的东西。
我等着夏季过去，因为夏季是最寂寞的。很多人都因为炎热离开了马德里，在这样的天气里我也一事无成。我等着秋季开学，等着乱糟糟的校园课堂，然后是圣诞节，然后是元旦，然后是又一年。
我等着时间。
非爱，亦非友谊。
我在A的房间里辨出了刚刚过去的那一年的时间：我曾经睡过几天的铺在他新床垫上的玫红和深蓝相间的被罩和床单，他经常在阳台上与我一起晾晒的带红圆点的紫色浴巾，我坐过几天如今显得有些凌乱的铁艺玻璃桌（那张玻璃桌曾经是路易斯公寓里唯一时髦的家具，他搬家时就带过来了）。他房间很小，窗户推出去是一个狭窄的小天井，光线不多，左边紧挨着厨房，右边是卫生间，往右边再过去一点是他朋友的主卧室，主卧室是开放式的，连着客厅，如果朋友带女的回来，“啪啪啪”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我不知道他是否有时也加入那种活动，如果他那朋友约了女友上门的话，是否也会顺便帮他约一个。
约炮很常见。我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女友，才20岁出头约炮友已成为她社交生活的一部分了，纯粹是为了寻刺激，或者是为了纾解压力。她还向我总结心得：千万不能和炮友产生感情。
我与A在一起从不谈论这个。
两周前我去看了他的演出。我终于可以在舞台上见到他，而不是我们曾经合租的公寓或者露天电影院露天音乐会之类的，但快演完时我才看到他出场，和他另一个同事，扮演的是两个不起眼的士兵，驭驶着两匹带轮子的表情呆滞的木马。他摘下头盔我就知道是他，尽管被主角挡住了小半个身子。我还熟悉他那有些灰白的胡子，它让他的俊俏加进了几分沧桑的色彩，但他的脸在他那些貌不出众的同事中不是一般的醒目。到了谢幕时，忽然，本已与另一士兵进去的他从幕布边窜出来，朝观众席上使劲挥手，就像在大街上与人快乐而无忌惮地打招呼。我怎能不知道？！他把手举得这样高正是为了让我看到。
我一点都不在意他是否演主角。事实上我对他们这一行根本没有兴趣，尽管我自己也修过一些戏剧课，但我觉得他如果只是一个幕后人员甚至场记都比演员会更好。从巴斯克国立大学社会学毕业后他在一家跨国公司工作了五年，然后不知怎么的中了戏剧的邪，又去大学修戏剧课，之后去了毕尔巴鄂的一个小剧团。我猜想他可能不想浪费自己这张帅气过头的脸，他是我三年来见过的最为英俊的西班牙人，脸上没有一块肌肉或者一根毛发是多余的，如果有缺点，所有的缺点也是为了最后凑成他的完美形象。我非常坦率地对任何我认识的人承认我对他几乎是一见钟情，从第一眼看到他我就有点喜欢他了。
因而正是好色一点一点地啃噬着我最近这一年的定力和理智，我几乎每天都会花一点时间去想他，我还经常盯着WhatsApp上他的头像，希望他会忽然问候我。
事实上他很少主动联系我。我们见面时会有一些亲密的身体关系，但他很少像别的朋友那样对我嘘寒问暖，他还批评我写的东西赘语太多，应该也包括WhatsApp上的留言。因而我与他说话不论是现实中还是WhatsApp上都是干巴巴的，但他肯定知道这不是我的本性，而我也知道他并非像看上去的那么放浪不羁，他内心敏感得像一口发酵池，任何东西投进去都会起情绪的泡沫，但他非要在人前至少在我面前摆出一副叛逆者的模样。我们俩的关系其实就像一段弹簧，总是你进我退，也就是说，如果这几天近了接下来一段时间必定会远远地弹开，之后，在我的主动下又忽然靠近……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我们合租公寓已是几个月前的陈年旧事了，搬到这里后我很快成了这个区地道的公民，我熟悉这里的角角落落，从我租住的公寓到学校最近的小路也成了我自家花园的一部分，每周至少有一天，下午我会穿过只有我知道的去文学系最近的线路，如果没有课，傍晚，我则会沿相反的方向去散一个到两个小时的步。在去学校的一段下坡路上，有两个黑人每天都会在那里等候车主，因为树林里有个停车场，他们收取很微薄的服务费，帮他们引车和拿取东西，仅够的食物使他们能在这里生存下去并有力气等待未来更多的机会。林荫路再过去就是一系列的科研机构和大大小小更多的小树林，然后是没有大门的我们的学校。我的偶像奥尔特加就在其中的一个小树林里一动不动地站着。不知为什么我从未认真去找过他的雕像位置，光知道他每天在那里凝视我们就够了，只要他在，我在这里的一切行为就会变得合理，哪怕是对一个不合适的人的迷恋——因为我做什么都是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他文字里的磁力会把一切都吸附过去并对我们进行判断，经他判断过的世界才会清晰和让人信任，包括与他隔了大半个世纪的我现在的现实——奥尔特加有些用来审视世界的东西用上几个世纪都不会旧。他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既观点清澈又句式豪华的景区，去过那里一次后，文学公园就变得破破烂烂了，但目前我只能待在被文学辖管的小房子里。他在我现在就读的大学授过好几年的课，因而附近有一个全西班牙最权威的奥尔特加研究所——其实文学系对面就是哲学系。在战乱年代，这里曾是他的庇护所，他在这里写下他很多作品。我现在有限的西语书藏书里，一大半是他的。我经常防备自己一张嘴就要说“奥尔特加如何如何”。
因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半年前与A、路易斯一起合租的小区与现在我住的几乎算是学区的小区，A那种多变和凌乱的波希米亚与我目前整洁严肃的学院时光也迥然有别，但不知为什么，那段生活和他都还这样强烈地吸引着我。它们互为倒影却都不打算为对方改变什么。
“我不得不怀疑，是否记忆中的快乐，那些快乐和感情，那些处世之道，到头来都不过如此。或者不如说，一杯光彩熠熠的佳酿，放久了也会变味，变稀，变得平常；而我们也在困境中改变了——没有变得更好。”
感谢艾丽丝·门罗为我描述了我和我目前的生活。就像她小说中所写的，我们其实都改变了，但不是在困境中，A、路易斯和我，也包括路易斯的现女友内拉和摩洛哥前女人（我在以前的随笔里写到过）。但我们都没有变得更好。我们只是与我们曾经相遇的那段生活不一样了，变得陌生了一点一点，然后继续陌生着。
我与A分开后约过去附近的一家公园抽烟，我们在公园的湖边发了一会儿呆，看了公园内的两场艺术展，之后我帮A拍了一段在湖边的视频。A说这段视频是给他年迈的老母亲准备的。我对他的生活缺乏一定上的了解，因而我宁愿选择相信他。他妈妈与路易斯同龄，七十年前曾在马德里一个富人家里做过帮佣，就在这家公园边上，因而这里是她当年推着某辆婴儿车散步的地方，之后她回北部与食品厂的一个工人完了婚。也就是A的父亲。A父亲去世后，A与母亲住到了一起，他的四个哥哥姐姐都比他年长很多也各自有家庭。在我们合租公寓的那段时间里，我有时候会听到A和母亲通话。
我所知道的就这么多。
门罗又说：“……而现在，我不再相信人们的秘密是确定的，可以言说的，也不再相信人们的感情是有形的，容易识别的。”
Sani Sidro节即将临近，我给A发信息。因为去年Sani Sidro节是我们关系发生质变的日期。A说他正在北部参加一个婚礼，回来后联系。但回来后他没找我，没与我说Sani Sidro见面的事。我也没有再约他。我于是一个人趁散步时去听了音乐会，没有了A，那些音乐会也像是变得没有了灵魂。音乐声很大，人很多，但一切像是电影，而我只是一名普通观众。站在人堆里我很伤感，去年我们听音乐会坐过的那片草地如今已一片狼藉，那儿已经堆了新的啤酒易拉罐，新的烟蒂，也在听音乐会的一些人中形成了新的伤害和新的怀念。
和我们一起听音乐会的A的朋友是政府里的一名公务员，但不知怎么的也爱上了戏剧，因而他与A是几年前戏剧班上的同学，去年他来时A正好在空档期，整天闲得没事干，于是我们三人连着四个晚上去公园听了各种主题音乐会，每天我们在路易斯蹊跷和愠怒的目光中离开家（路易斯总希望我们能在家陪他），然后深更半夜哼着歌摇摇晃晃地回来。马德里每年的Sani Sidro节都有很多音乐会，一个持续时间更长的是在一个著名的公墓边上，离我们的合租公寓也最近。有天晚上，音乐会上有个一直蹭着A的屁股在旁边扭来扭去的男生问A你女友为什么不跳舞？她是亚洲哪个村子里窜出来的？！她听不懂音乐吗？当A把这段半是玩笑的话转达给我时，奇怪的是我关心的不是我要不要立即前去报复性地承认我来自某个亚洲某原始部落，而是那位男生为什么要把我看成他的女友而不是A朋友的女友。显而易见，四天当中我们已经有一种微妙而明显的东西在滋长了，只是未加确认。A把这话传给我们似乎也是为了试探我，因为他分别看了看他朋友与我的脸，可能想从中找到一丝荣誉感或者让我主动确认，但这种感觉没有停留多久，他随即对那家伙说她是我室友。
今年A在马德里工作更多，整整两个月都有演出，再之前是在巴塞罗那。但他的戏剧排到这个月底就结束了，之后他又将开始居无定所的生活，去北部参加一个电影节和一个政府文艺活动，去南部给一个海神节助兴，然后整整一个夏季他可能都不在马德里，之后就是下半年了。
他于我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我无法掌握他，他不确定，从不在一个地方久留，永远在各种路上，他永远在扮演他人，他永远不会很及时地回你的信息且又不会记着你，他永远在近处又在远处……
二十年前我读的第一篇门罗的小说讲的就是一个给人做帮佣的女孩爱上了来村子里做飞行表演的一名男子，那名男子性格很讨人喜欢，但行踪不定，驾着一辆退役的旧飞机在不同的村子里以表演为生，有时候还去更远的北方。这让女孩很是着迷。她喜欢上了飞行员，而飞行员也许诺几天后再来这里带她走。很多年后，这个女孩与另一个人结了婚并且有了一个稳定幸福的大家庭， 有一天她想起了这个故事和那天之后再也没出现过的飞行员……
我在A朋友家喝了一杯A做的稠浓的草莓鲜榨果汁。离我上次来这里已经一个月过去了，他朋友家什么都没变，依旧有点小乱，朋友养的那只猫也还认得我，我一坐进沙发它就跳上我的膝头。朋友不在家，卧室和客厅交接处的一把椅子上搭着一件软塌塌的猩红色女式睡衣，不知怎么的，这件睡衣让这里有了一股性别不明的气息。朋友比A小很多，房子是他父母买下的，但他父母住在另外一个城市，除了偶尔串场接些小丑之类的小角色，A的朋友也没有正式工作。我们半年前在夏季的韩国电影节上一起吃过饭，还喝过东西，但我与他没怎么说过话。那天晚上我因为丢了皮夹一直在打各种电话。我也心不在焉。那时候我的全部心思都在A身上。
其实我还是因为孤独。
一切都是因为孤独。
去年六月，在我们密集的音乐会活动之后的六月，一直到七月，整整两个月我与A都没怎么说话，因为迅速走近的身体关系让我们有些不知所措。到了七月底，一位国内的朋友来西班牙看我，我陪他去北部旅行的第一站就是A的出生地，因为那儿有个举世瞩目的艺术博物馆。但我没告诉A我们的行程。车子沿着北部多雨的山丘一直前行，一直逼近法国的海边，那一带的植被特点与我之前在国内生活的南部很相似，树很绿，草很密，岩石上也嵌了潮湿的一朵朵苔藓，我看到了A无数次经过的那些沿线村庄和市内他入读的大学。路过每一个角落我都会想A在这里喝过咖啡，在这里约会过姑娘。A的第一个短片作品也是在这里拍的。那时候他扮演一只奔跑的兔子。那只兔子又肥又大，跑起来有点娘娘腔。
这一切我都没告诉A。A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去年七月我与一个被我称作前男友的朋友拜访过他出生和上学的城市。
那时候A在马德里拍一个广告片。
我们疲乏地躺在房间里说了会儿话，光线在窗户边一块很小的地方慢慢移动着，猫在客厅里寂寞地发着呆，厨房里的水有一搭没一搭地滴在水池中，滴水的声音恰好被用来当作安静的空虚节奏。我们靠得很近，能摸到彼此身体上最为隐秘的皮肤，他掀掉被子，而我则裹在他充满汗味的床单里。这气味我去年一度非常熟悉，浓郁的汗味夹带着隔夜的香水味有时候会从他的房间渗到隔壁我的房间里，白天我在阳台上看书时这气味也会通过他房间的窗户弥漫出来。有好一阵我们俩谁也没说话。我举起指尖捋了捋他手臂皮肤上那层薄薄的金色汗毛，一阵痉挛沿着血管的路径掠过他的身体，他假装很享受，但却掩饰不住地抖动了一下。那抖动是一种又轻微又深刻的电流般的动静。
再见，米盖尔
与米盖尔分开是注定的事，八月初我还没下定决心搬走他就问我了。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我对这个房间的不隔音仍旧不能习惯。“哦，”他思忖一下，“你还有个大问题呢……我没法给你提供住宿证明……”
他这么快就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这让我想到他就把这句话准备好了。这个理由听上去让我们俩都不尴尬，也合情合理。尽管我可以找其他朋友轻而易举就能拿到住宿证明。
从六月中旬安赫拉搬走，米盖尔就一拨一拨地在接待看房子的家长了，有时候是孩子们跟着一起来的，有时候只有家长本人。偶尔还有来这里上大学或读硕士的拉美学生会给他发邮件，约定看房日期。他还接待过几个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欧洲大学之间有很多本科交换项目，这些年住在米盖尔家的都是这类学生。但整整一个夏季过去了，米盖尔还没找到一个房客。
理由都很雷同。看房的学生和家长们不能理解好好的一套房子为什么要把装抽水马桶的卫生间安在厨房深处。还有一个更加致命的问题——淋浴房是透明的，与米盖尔住的房间只一块玻璃之隔。
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个，包括已经在这里住了七个多月的我。
米盖尔却振振有词：空间和结构是考验建筑师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我不想和他讨论这个。再好的结构能够消除菜味和屎味混杂的气味吗？再好的空间能够消除我每次冲澡时的那份提心吊胆吗？我开始收拾东西，同时也在网上找起房子来，没几天我就在同一地段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小房间，和一个罗马尼亚老太太合租。看房回来后我告诉米盖尔我月底走。米盖尔埋头继续在电脑上打字，对这个结果似乎不感到意外，感到意外的是我，我觉得他把我这个简单的陈述句放在牙齿嚼了一下——这次他居然那么有耐心地听我说完而没有中途插嘴。之后，他抬起头来说你是第三十个房客。
就像他那样，我也把“三十”这个数字放到嘴里仔仔细细地咀嚼了一下。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言之凿凿：住久了就不知道怎么与对方维持关系了，如果已经成了朋友就不好意思再收房客的钱了。因此他宁愿租给那些以四个月为期限的短租学生，在这里住得最久的要算两年前的一个玻利维亚女人，可能来这里培训，她给他做缝补活，打扫卫生，之后还想把年轻漂亮的女儿介绍给他。几个月后她女儿真的过来了，却看上了别人，没多久这对母女就与女儿新结交的男友搬出去了。
米盖尔本来还渴望媳妇丈母娘一锅端的，没想到人家最终没看上他。这几年他一心想找个年轻的，至少得有生育能力，因为他的理想是这辈子有个自己的后代，这样，空出来的那两间房就不用租出去了——一间给未来的儿女做卧室，一间给未来的儿女做书房。也算是对逝去的父母有个交代。不算上偶尔在工作场所遇上的那些客户，米盖尔寻觅范围也把房客囊括进去了，可他却不能放下那份戒心，他对所有的房客怀有很深的警惕，怕熟了后不交房租，因而拼命与他们拉开距离，正是在这样的矛盾心理下十多年来他一无斩获。我估计那位玻利维亚老女人对他就是这样，她可能刚住进来时对他有过幻想。毕竟他有房有博士学位，长得也很不赖。
我对米盖尔也有很深的疚意，因为这个夏天他邀请过我数次去他朋友家的游泳池消暑，他还想请我看展，可我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拒绝了他。最后一次是我搬家的那一周，他让我帮他在网上买票，因为马德里最近有个平克·弗洛伊德。他想和我一起去。
他问我知不知道平克·弗洛伊德。我说不就是那个唱《迷墙》的老家伙吗？
他大为惊喜。因为在他这套只租给学生的公寓里，平克·弗洛伊德属于无人问津的老人，那些在他这里短租过的年轻学生都不喜欢他，他们还把滚石、齐柏林飞船都视作古董，朋克和猫王则早已入土为安了，历史，不管是摇滚历史还是艺术历史在他们看来都是一片已经唤不起生气的坟地。而我却在二十年前就听过平克他老人家的专辑，我还能背出几句《迷墙》的歌词。于是他马上把我引到客厅，从灰蒙蒙的书架上抽出几本精装书和珍藏版海报，让我看年轻时这支乐队的风采。但很快像从前一样，我们闹不愉快了。当他指责我或是记忆模糊或者说根本没听懂他说而一个劲地点头说“是是是”时，我这次真的没能忍住。
“聊天不是考试……”我脸涨得通红，气得想把他那些展示给我看的书扔进抽水马桶里。
他说的那个叫一面是月亮一面是什么鬼玩意儿的平克·弗洛伊德的西语歌名怎么也无法在脑子里与我的中文名对应起来，他说的这首歌是我听的平克·弗洛伊德的第二张专辑中的一首，可我对此印象并不深，因为当时我对《迷墙》太迷恋了，《迷墙》之前和之后都不过是用于强化它身影的背影，它们的存在是为了召唤它来的。因而在浏览完他的那几本破书打开电脑售票网页的海报后我才想起来这正是我当年听的我并不是那么喜欢的专辑的封面。由于岁数大了我在唤起自己记忆上有个时差，加上经由语言和译名搭建起来的楼梯让我拮取那个准确的歌名显得更加困难，这本来对我这类才学了三年多西语菜鸟来说很正常，他却揪住这个不放，唠唠叨叨地数落了我半天，大致就是指责我这种不质疑事物的模糊处世态度最终会毁了我的西语和我的文学研究事业。
我气得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已经很多次了，他这种对不重要的细枝末节的较真让我们的谈话变得扫兴他自己却意识不到。细节固然重要，可是我们做不到只有掌握所有的细节后才能认识事物。上帝赐予我们记忆力，同时他还给了我们联想、自我修正以及自我扩展功能，为的就是弥补可能会掉链子的记忆力，因为仅凭记忆能力我们只能认识物理上的世界。只能认识我们视网膜上有的东西。我做不到在认识所有的单词之后再去阅读文章并做我的文学研究。米盖尔一直以来都有种和自己沟通过度的倾向，他受计较细节之苦，而我宁愿用混沌作为一种沟通工具，因为我相信世界的基本结构是一样的，我们能在一种模模糊糊的状态中掌握事物的真相并理解对方。米盖尔的情形用列维·施特劳斯《我们都是食人族》的话来形容“……厄科话太多，滥用了语言，因此被限制在了语言的最小的用途之中。”
我端起杯子于是头也没回地去了自己房间。
我们正是以这种方式相处下来的，因而这八个月让我对他始终情感复杂。落在我们虹膜上每一个影子都不应该成为我们的眼罩，而应该是风景本身。但是米盖尔不懂这个。他把每一个出现在他眼前的人都视作潜在的敌人和小偷，他想获得别人的怀抱，却背对着人家。他太重视无关紧要的细节也阻止了他对人的信任。
搬家前一天我帮他清洗了厨房和那个装在厨房内部的小卫生间，我还帮他打扫了客厅。在给客厅除尘时我忽然想这八个月里他无数次地在这里帮我改文学课上的作业，他用三种颜色标出我评论作业中的语法错误，而且每一次帮忙都很及时，因而米盖尔不是百分之百的恶魔，尽管他是我见过的最不好处的西班牙人。
我在一天内就收拾好了东西。为了不影响我进出，他整整一个白天都在朋友家里。我的三个行李箱里都装满了东西，因为体积太大我把它们推在角落里，和我的几盆植物个在几个背心袋里安息了，为的是明天朋友的车子一到我就可以拎上它们下楼去。米盖尔十点才到家。他开电脑时我站在他边上与他聊了一会儿。忽然间，过去的几个月里帮我改作业的场景也跳出了他的脑海，他搬出来他做博士论文时的资料和发表的文章一一展示给我看，为了向我证明明年我做论文将面临与他一样的困苦——就像头一天晚上我入住这里时他展示给我看的他出版的那六本建筑学方面的书。他忽然动情地说：“如果你愿意，拿到居住证明后明年你还可以搬来这里……你知道的，我这里都是四个月一个周期 ……”
但我知道我走了后就不会再回来了。
他别过脸去，又加了一句说：“今后我们仍旧可以一起在外面喝咖啡或一起看展览……”
我知道这也没有可能了。
有些人只能相处一段时间，尽管他真的不是恶魔也不是坏人。
第二天我走时他起了个大早，九点过半我就听到他在他自己房间里走动的声音了。还钥匙前，他在我房间里仔细查看了设备。我以为他不会那么干，到最后他还是对我疑心重重。他颇有目的地上瞄下瞟，甚至仔细看了那块已经卷起几个角的塑胶地板和那张从他祖母手里继承下来的包绒的枣红色小沙发——尽管房间里的一切不是很廉价就是很古老，他却仍要保证它们能正常运营。他是某种程度上的富翁，又真的是个穷人。他懂很多，但生活一塌糊涂。他关心世界大局，却计较次要的细节……列维·施特劳斯说很多美洲神话都会讲述一对双胞胎，一个善良一个邪恶，或者一个爱好和平，另一个热衷于战争，以两极和对称的模式来安排人类的品质，这个模式还延及了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但神话里的这对双胞胎最后其中一个人总是会死去，因为就宇宙层面，不同和对立的极端永远无法被调和，永远不可能变得一模一样。但当这对双胞胎经常寄生在我们个人性格身上时他们能够共存，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总能发现我们身上同时生活着这对矛盾的兄弟。在米盖尔身上也一样。
我把拉杆箱和我养的绿萝推进电梯时，米盖尔就站在他自家门口。他帮我把鞋擦拖到一边，然后费尽力气把我最大的那个箱子推离家门，并往电梯那边滑过去。我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