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东：中南新邨
一
翠绿的塑料手枪。还没有忘掉的第一件玩具。残留在意识里对它的印象，就像它早就越来越老化的半透明质地，黯淡，模糊，难免裂碎开来。好几回了，记忆被梦唤醒，恍惚我看见穿开裆裤的我，摆弄这把玩具手枪，摇响其中所剩无几的彩色弹子糖，在形状与之相仿的一个小套间渐渐幽邃的黄昏之光里。
位于三层楼靠东南位置的这个小套间，里面长方形的那间南北通，好似手枪的枪杆部分。钢窗的边框油漆成橄榄绿，朝向正南落地的两扇推开，外面是方方正正的小阳台，瞄准一棵从楼下院子里升至红瓦坡顶的玉兰树树冠。
那么进门方形的外间就算手枪柄。外间东墙有个接通里间的门框，北墙上一方木窗（显然是建筑交付使用后另行凿开的），跟里间北墙的钢窗一样，可探看下面弄堂，张看对面的花园和房子。差不多纯属想象，我记忆底片里最初始的一帧，是在新晋成了我妈妈的那位年轻女演员抱紧的襁褓里，第一次见到的手枪柄外间——我真的注视过那张铺亚麻布的柱脚圆桌吗？桌上的工艺花瓶，插几枝来历不明的绢花。
不妨设想，子弹匣来不及完全推上，所以，手枪柄外间以外就还有个储物间，它的门不开在室内，在楼道上，但还是被叫作小套间的“壁橱”。里面有五斗柜、碗柜、斑竹书架、漆皮箱子和铁皮箱子。自从某一次我被没收了玩具手枪，禁闭其中将近五分钟，我就把那个黑暗的“壁橱”当成了自己的专用房间。
1964年夏天，是这把玩具手枪翠绿的全盛期。我快满三岁了，将它放在我斜挎着的花布小兜兜里，拍打屁颠屁颠的光腚；时而，我把它举在煞有介事眯起来瞄准的眼前。手枪要“睏睏”了，就会被藏进“壁橱”五斗柜最底层的抽屉里，让它侧躺在一张用糖果盒子做成的小床上。但只要我自己不睏睏，它一般不会有机会睏睏。
塑料手枪并不能发射，我记得，手枪崭新的时候，枪肚子里装满花花绿绿的弹子糖子弹。然而装进我和另几个小男孩肚子的其实很有限，它们许许多多都落在了各到各处——楼道和楼梯暗角，我家和邻居家的大橱下面、棕绷床底、地板缝、老鼠洞，几户合用的卫生间抽水马桶幽僻的背后、铸铁浴缸或搪瓷面斗落水管密布着铜绿的背后、公共厨房煤气灶具腻垢的背后、水泥水槽旁一条歇息的鼻涕虫背后，以及院子里暴怒般挣出泥土的粗壮根茎纠缠的背后，弄堂水泥地坪上的闪电纹豁隙，像是从倒置的望远镜看到的窈悠而清晰映现一张张小脸的深井镜面……那些弹子糖子弹还有更多一去不回的旅行，其中有几粒，滚进了覆着生铁盖头的阴沟、围墙边的冬青树丛、野花园旁的烟纸店、沿马路的棚户区、路灯光晕圈起来围观打扑克和康乐球人群的腿脚之间……
多少年过去了，要是我并不认为弹子糖子弹的甜蜜早已溶化殆尽，试图把遗失于岁月各到各处的它们每一粒都拾捡回来，我是否能依稀还原一个当初轮廓呢？我确切能做的，也许，不过是用一种仿佛的追忆，未免虚构的追忆，将有迹可循、还不算邈远的往昔寻访。
淮海中路1670弄——现在也仍然被叫作中南新邨的那条弄堂，原先为十三幢建筑三十六个门号，现由十一幢建筑三十二个门号（13号空缺）组成不规整的“非”字形，南北向一条大（主）弄堂，东西向几条小（支）弄堂。深绿色钢窗，水泥拉毛外墙，局部立面和转角饰以浅绿的长条釉砖，每幢建筑有二至更多个门号，每个门号皆为底楼带院子的三层红瓦坡顶洋房，据说是仿赖特样式。推出“美国风”（Usonian）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1867 —1959）最看重建筑改造生活方式的一面，刚建成的中南新邨——宽近八米和六米的大弄堂和小弄堂，每个门号一户人家的设置，底楼汽车间、灶间、大菜间、佣人房，大客厅四扇落地钢窗，外面是长方形庭院的盎然清新，每层各配一个设施高档齐全、白色瓷砖护墙和六边形马赛克镶拼地面的卫生间，二楼和三楼各两间窗扇开阔的宽敞正房（加长条阳台），一个客房套间（三楼加正方阳台）——也正是要把畅舒焕奕感交给住进去过日子的上海人吧……我1961年出生，未及一睹二十年前中南新邨的崭新模样，而在我身历其中住到二十七岁才离开的时段里，它那位（或那些）设计师的初衷、期望和意图，早已经大规模，且越来越加速地丧失，但却隐约又还在那里。
1941年，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有几年了。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四大银行之一的中南银行将其投资的房地产项目中南新邨建造完工，交付使用，则在之前几个月。似乎，开发商和那些购买此物业的上海人都料定，既然维希政府投向了纳粹德国，那么法租界这块就仍可以偏安——当珍珠港被炸，日军踏过苏州河上的几座桥开进公共租界，却考虑到与德关系，果然并没有进入法租界。一年半以后，法租界交给了汪政府，中南新邨面前的霞飞路更名泰山路，“二战”结束后更名林森中路。1950年，又改其名为淮海中路。
再后来，我妈妈告诉我，1961年六七月间，她挺着大肚子跟我爸爸一起搬进中南新邨的时候，这条弄堂里竟然空着不少房子——大概，当每个门号住一户人家的设置被打破，变成甚至每个房间都可以住一户人家，就挤出了许多空房间来——她可以在当时只住着一两户人家的18号里随意挑选。我时而在她体内踹上一小脚的这位上海越剧院的小旦演员，和她原先在越剧院任乐队指挥，后来考进上海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尚未毕业的大学生丈夫，却过于规矩地只要了三楼手枪形状的客房小套间。她说：“那时还以为足够住了，又没什么家具……隔壁周家的两间房间，住了两个大人五个小囡呢……”
也许，人们当时对生活的心思全在填饱肚子，不太有别的想法。那正是最困难的三年，小夫妻俩有一回在煤气灶上蒸一笼馒头——我家跟隔壁周家合用二楼上到三楼的楼梯折转处那个北阳台改建的厨房间——待到以为蒸熟了，掀开笼屉，馒头早被周家的几个孩子全部拿光，没剩下半只……听我爸爸说，我妈妈生下我的前后那段日子，营养全靠他每个月从什么渠道买来的瓶装牛肉汁。我生于1961年10月，我懂得什么是钞票的时候，听说我爸爸月工资88元，我妈妈72元，每个月，他们各要往自己的父母那儿汇寄20元。
18号的整个二楼，到我出生时还没有人家搬来。然而，很快，这幢楼就都住满了。远去香港或更远的18号原先那个业主（我问过好几个邻居，没有人能说清楚他的身份和下落），多少年了，从来不曾在中南新邨露过面（估计后来房子充公，就更不敢露面了），他或许委托了两户人家住进来代为看管房子：底楼住进了凌家，丈夫（我叫他凌家伯伯）任职某能源公司，妻子被弄堂里所有孩子唤作凌家姆妈，起先没出去工作，后来在居委会做事，他们俩加二女一男三个孩子，占两间正房，一小间偏房，底楼公用厨房后面曾是锅炉房的另一个小间做凌家的卫生间，再加上，有着高大的玉兰树、馥郁的桂花香、葡萄藤架和一口深井的院子；二楼中间那间正房住进了一对年轻夫妇，造船厂的工程师李叔叔和中学数学老师丁阿姨，女儿1969年出生。
二楼西首的正房跟李家合用一个阳台，1965年住进了吴老先生，九三学社成员，从浙江的纺织工业厅退休。和他一起的老太太很可能不是正妻，大家叫她吴家阿婆——尽管已经老太太了，比老先生还是要年轻十几岁，先前小家碧玉的美人模样，后来在满头银发下也还能看出来。他们家的厨房是独用的，也作餐室，在18号的汽车间里。
二楼那个跟我家相似的手枪形状的套间，最后分配进了潮州人洪家，丈夫是厂里的工人，讲一口诘屈聱牙、很难听懂的潮州上海话；妻子在里弄生产组糊纸盒。这家跟住在三楼的周家一样，也有五个孩子（二男三女）。七个人如何在使用面积只有19平方米的小套间安顿下来？这是个不能确定答案的问题。
隔壁周家五个孩子（四男一女），最小的男孩小名毛毛，跟我同年，天然就成了我的玩伴，当然有时候也是我对头。跟他分享那把翠绿的塑料手枪，是我能记得的第一件让我既热衷而又揪心的事情——当玩具手枪终于在毛毛的手上解体，成了几块塑料瓣瓣的时候，我体验到了什么叫“撕心裂肺”。不过哭了没几分钟，我就被飞过中南新邨上空的喷气式飞机划在傍晚晴天里的漫长弧线转移了情绪。那一刻，弄堂里的许多孩子一定也一样，站在阳台或蹲在门洞的阴影里仰望，要从显得越来越悠远的那条渐渐淡开的烟痕，认出作为奇迹的现世。
于是，手枪之后我有了飞机。飞机从毛毛家阳台上抛出，折戟于中南新邨西侧（18号属于这片现代公寓式新里最西头的门号）上海交响乐团大草坪边上的柏油道之后，我又有了一只棕色小熊及两打以上别的玩具。有许多玩具，坏了，在那间我认为专属于我的“壁橱”堆放着，直到我们家搬离中南新邨，它们还在那里又待了一阵子。
塑料手枪之后我的一系列玩具里，我最喜欢的恰好不是一件玩具。那是从我妈妈的梳妆箱里找来的一面小圆镜子，镶着铜边，背面另有一块玻璃，形成镜框，夹在里面的是背景绿盈盈的五彩古装小姐，崔莺莺还是祝英台？要不然就是林黛玉。在我家的方阳台或周家的长阳台上，有时候也在盖上了油毛毡屋顶，成了厨房的北阳台上，我和毛毛花了点时间，钻研如何用这面小圆镜子反射太阳光。
它成了我们的探照灯。那片月亮大小的光斑，没办法投向东面的17号，但可以掠过17号正对面的9号，移向更让我和毛毛感觉神秘的10号。隔着条小弄堂，后门洞对着18号院门的中南新邨10号几乎是空楼，只有三层那个跟我家相应的手枪形套间有一户人家。偶尔，10号三层楼梯口朝北的那扇窗打开，一个浅色头发的小姑娘会探出脸来——这成了我和毛毛的大好时机，小圆镜子一转，探照灯直晃她的眼睛。像是为了添加10号的神秘感，小姑娘的反应是立即缩回。这样，小圆镜子反射的太阳光就只好透过10号的另几扇北窗，草草去探照那几间空屋。
西面的交响乐团总是被反射日光的探照灯忽略，因为我们总也找不到投在大草坪上的那片月亮大小的光斑。我们的注意力很快投向了18号后面的25号。一般是近黄昏时，当夕阳照在二三楼之间楼梯折转处的北窗窗台上，我和毛毛就会挤在对位于10号那个浅色头发的小姑娘张望的位置，像她面对隔了条小弄堂的18号一样，去侦察对面的25号。小圆镜是我们必然的法宝。
25号整个住一户人家。“资产”——从毛毛的哥哥姐姐嘴里，也从带我的保姆嘴里，我不止一次听到对那户人家这样的称呼。我跟毛毛的探照灯会照向25号院子里为夏天的晚饭摆开的八仙桌，阳光被小圆镜反射到桌上的镂花玻璃杯，令金黄的啤酒颜色更迷人。不过，我们喜欢将投出的反光像舞台追光般跟踪紫膛脸老太太，她声音很大，讲那种有时候能从收音机的滑稽节目里听到的宁波话。她也许是25号的大家长，却更像个管家，一会儿靠在25号三层的阳台，朝院子里俯瞰，喊着什么，一会儿又出现在三楼另一间房间的窗前，没过多久，我和毛毛又能看见，她在25号二楼一扇向着18号敞开钢窗的房间里。终于，太阳沉沦的那一刻，她坐在了院里的八仙桌前，跟她的儿子儿媳在一起……我们在她硕大的身上和紫膛脸上晃动的那枚光斑月亮，她毫不在意，或根本没察觉，这让我和毛毛有点儿侥幸，也很失望，于是我们就越来越肆无忌惮地用小圆镜探照灯专门去挑衅25号。
那面小圆镜子，不知怎么搞的，后来到了毛毛的姐姐那儿，装进了她帆布书包的小夹兜里。有一天吃过晚饭，毛毛做中学校长的爸爸和做机关干部的妈妈，一派领导亲切视察的模样，带着毛毛的姐姐走进了我家的手枪形套间，把我妈妈的小圆镜子又交还到我妈妈手上。在我的记忆里，这是隔壁周家的大人唯一走进我家的一次。
周家的大人根本就不到邻居家串门，也不让他们的孩子串门。只有毛毛来我家跟我玩。更多的时候，是我去隔壁找毛毛玩。他们家的五个孩子住那间带一个窄长阳台的房间，二十多平方米，有一张吃饭的方桌，几张凳子，再就是单人木床和双人铁床（跟我家一样，家具大多是从单位租来的，钉着有编号的小金属牌）。在毛毛家，我最要去的地方是阳台，可以从那儿一览无余看到交响乐团的大草坪全景，要是交响乐团夏夜放映露天电影，他们家的阳台就成了绝佳的观影包厢。我还热衷于玩耍他家房间壁角的好几个老鼠洞，我看着——尽可能参与——毛毛的几个哥哥用粗黄的草纸卷成小纸棍，点着，吹阴它，让它冒着烟伸进其中一个老鼠洞，不一会儿，另几个老鼠洞就都会冒烟。我们听到，常常是想象，洞中小老鼠在熏烟的包围圈里吱吱乱叫，被呛得流着眼泪乱叫，我们套在老鼠洞口的广口玻璃瓶，却从没有迎来过半只小老鼠。
还想继续趴在壁脚再看个究竟，带我的保姆却跑来把我从毛毛家拽回，一边用她的家乡话（其实也是我的家乡话，而我却不曾学会一句）哄人：“小囡就要像小老鼠样听话，就算烟熏得来一塌糊涂，照样弗出洞。”这个三十岁出头的保姆来自我爸爸的老家，吴江芦墟，那地方紧贴着上海青浦。许多年后我妈妈讲起，有一回抱着我跟保姆聊天，保姆说：“乡下么伲就住倷房子呀。”（伲：吴语，上海话，意为我、我们。倷：吴语，上海话，意为你们。）我妈妈想了一会儿——原来这保姆家以前是我爸爸家长工……
被保姆拽回，无非去经历强制性喂饭的折磨，去经历为了吃几口饭而牺牲掉玩耍之乐的人生悲剧——至于吃饭的乐趣，我至今未能有深刻的体验，我是说吃饭这件事情，从来也不会让我像玩耍那样神魂颠倒。比强制性喂饭更折磨我的是强制性睡午觉——关上门，拉上窗帘，黑洞洞地陪在我妈妈身边睡午觉。只要有演出，每天下午四点，我妈妈就得赶到戏院去化妆，夜戏散场后消夜，回家总在将近零点，还要兴奋地跟我爸爸摆演出情况，不到凌晨一二点不会入梦……所以，午间这一觉对她来说就格外要紧，马虎不得。那么我陪在她身边实在压抑，一心想着再去找毛毛玩，根本就不想睡，睡不着，却溜不出去，而且在她身边不许有半点动作声响。有好几次，我的反抗吵醒了她，结果遭到斥骂，恶狠狠的，还打了手心（唯一为这件事打过我手心）。长大后我强烈杜绝睡午觉这种不良行为，显然跟这一“创伤性记忆”大有关系。
“社教运动”转向斗争阶段。1964年秋天，带我的保姆回了乡下——我对这个保姆的记忆，止于她用家乡话说“原子弹爆炸”的夸张表情……我妈妈和毕业后留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的我爸爸，随各自单位派出的队伍到上海远郊搞“四清”，一去几个月，大半年，很少能回市里。
我被送进了华山路上的中国福利会托儿所，全托，而且礼拜六还往往没人会来接，我就只能跟着一个托儿所阿姨，在她家里过礼拜天。我记得我像是被蒙骗着进了托儿所，进去时见一群小朋友正在草地上追逐从阿姨手上的镜中反射的太阳光斑，所以就兴奋地加入了这个我熟悉的游戏。游戏结束，送我的爸爸和妈妈已经不见踪影。这应该算是小老鼠真的出洞啦——缩在托儿所大房间夜半许多被窝的某一个被窝里，看街头掠过的车灯将长窗格影子从天花板这边移向那一边，我竟哭着第一次想念起中南新邨18号来了。很可能，我觉得家里那种压抑的午睡不算什么了，托儿所的睡眠（晚间和午间）才真的压抑……有所欣喜的是，突然，比如说，在一个不是周末的午间，我妈妈或我爸爸出其不意地现身在大教室门前，把我接回中南新邨——我那种兴奋，比过节还要大喜过望！我会被带去看最新的美术片（《半夜鸡叫》或《草原英雄小姐妹》），去淮海中路上的六一儿童商店买玩具和衣裳，会被带去吃其实是我妈妈最喜欢吃的城隍庙宁波汤团、鲜得来排骨年糕……
回到18号，我扮演一只新的小老鼠——那是童谣里的小老鼠, 我刚学来不久——托儿所的阿姨，曾将我变成那样一只游戏里“上灯台，偷油吃”的小老鼠，骨碌轱辘古陆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从积木搭成的斜坡上滚下来。所以，又到了午睡时间，我立刻就从手枪形套间那张才从乡下买回来不久的棕绷床上骨碌碌滚下来，又轱辘辘转过毛毛家门前，古陆陆出现在二楼李家的大衣镜前，然后，咕噜噜噜噜噜噜噜连滚带滑从二楼楼梯口直到底楼凌家院子的玉兰树底下……
自托儿所，我还将另外一支歌带回了18号，那差不多是从托儿所阿姨放映给我们看的某部东欧（波兰还是捷克？）电影里歪曲而来，却也说不定来自那个留大鬓角、穿火箭皮鞋的小朋友家长，不妨算作我最早的诗。我总是乐意把它唱给18号里的每一个人，赢取赞扬或一粒糖。凌家院子的玉兰树下有一只铜脸盆，里面游着两只巴西龟，我想，在我蹲下来跟它们玩耍之前，就像在托儿所跟新认识的小朋友玩耍之前的那种仪式，我也该为它们唱一唱吧——歌词全都是上海话发音，第一遍快速高昂，第二遍的起首句慢速低徊——
蛋挞面包甜来
摆了砂锅里伊矣
烘一烘
蛋挞……面包噢……甜亦来……
摆了砂锅里伊矣
烘一烘
正从作曲专业转而研究音乐学的我爸爸，或许对我的这支歌颇有点佩服，就用了一整个下午有滋有味地陪着我和两只巴西龟，直到暮晚。不过，也可能，他只是怕我跑到院子那头的水井边上去。对于父子二人和两只乌龟在玉兰树下这漫长的一幕，凌家两个女儿，差不多大我十岁上下的莉莉姐和蓓蓓姐一定觉得好玩，一再从她们的作业本抬起头来，朝玉兰树这边张望。
二
中南新邨的弄堂口左边，沿马路是一小片棚户区，住洋房的人们通常不进去。直到我上小学以后，差不多快十岁了，这才由同年级的一个同学（她就住这片棚户区）带着去玩过几次。那是一个小型迷宫，狭窄的道路曲里拐弯，总是在分岔，总是把你引向更幽深处，而当你抵达某个尽头，你会发现，那其实是你更早的出发地点。大概那个水泥砌造的井台是棚户区中心，大小路径都会穿过它，一个大我五六岁的大男孩，穿着破了几个洞的汗背心和颜色褪到看不出颜色的平脚裤，肌肉发达，皮肤黝黑，一头髱发，跨起踩着木拖板的右脚踏在井沿上——他绰号小耳朵，因为显眼地左边耳廓像面疙瘩那样团起，挂了下来，而且眉眼，尤其嘴巴，被牵扯向他那只面疙瘩左耳。这个棚户区一霸，很有上升为弄堂一霸的气象，但他在中南新邨其实有劲敌，他的势力范围潮汐般扩张、回落，其绝对话语权，始终未真正超出那一小片棚户区。有事没事，他常常就摆着个架势，要让从他跟前经过的每一个孩子都对他害怕。之前我已经在弄堂里远远望见过他，保姆还在的时候，也曾拿他可怕的样子吓唬过我……大概，我一直克服自己的好奇心，没敢去棚户区乱转，而往往只是在18号院里的井边上打转转，跟小耳朵造成的心理阴影和障碍有关系。
那片棚户区留给我的另一些印象是脚下泥滑和头顶上晾满被单不停滴水形成的水帘，卷起裤管的女人抡木棒奋力敲打着水泥板上浸湿的衣裳，烧柴爿的洋铁皮炉和烧煤球的洋风炉上升起的一缕缕青烟和白烟，用竹竿、竹篾片和涂泥墙面筑起的矮房子，覆着油毛毡和瓦块，倾斜的屋顶上晒着咸鱼、大头菜、萝卜干，苍蝇在那里集结、盘旋……探头朝一家屋里看，看到的却是一尘不染的小几、低床和地面（也许恰是我探看的这家才这样清爽。不过，要知道，上海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把生活尽量收拾得干净……）。棚户区朝着淮海中路沿街，开着些剃头铺、缝补摊、倒粪站，都是住棚户人家的营生；我记得还有一个兼卖蔬菜的水果店，有一回，我从那儿偷了个橘子。
棚户区转角，水果店边上，是老虎灶，总是有人拿着竹壳热水瓶在那儿排队打水，一到冬天，弄堂里就有更多人光顾。本来，中南新邨的每一幢楼都有锅炉房，但那是老皇历，接在许多个铸铁搪瓷浴缸上的铜热水龙头早就废止不用了。反正，我不记得18号的热水龙头曾经出过水；反正，到了冬天，每次，棚户区老虎灶那个叫锡根的花白头发老头，用一杆都有了包浆的宽扁担挑着两大木桶冒白汽的开水吭哧吭哧爬上18号三楼，我就知道要洗澡了。锡根穿一件极其破烂的棉袄，棉絮都露了出来，耷拉的下嘴唇有一个大紫泡，大紫泡边上，老是有一截半灭的香烟黏在那里。他把两大桶五分钱的开水倒进白色的浴缸，连着浴缸的那个从不出水的铜热水龙头也一下就发烫了。
锡根大概就住在棚户区，他在中南新邨出现的频率并不高，而且似乎1966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据说他死在那一年。很可能，他最后留了一个挑着空木桶从18号三楼轻轻下楼梯的背影在我的记忆里。尽管是冬天，他仍然只趿拉着大脚趾破洞而出的烂布鞋，我注意到他的一只脚后跟已经冻得发青，却并没有冻疮暗红地肿起（那个年代，我以为弄堂里每个人的脚踵部位都是要生冻疮的），而是裂开一道边缘角质化的渗血的口子。
中南新邨弄堂口棚户区的那个老虎灶，尽管又要过好几年才告消失，但在锡根消失以后，我们家就再也没有去叫过开水。我妈妈备了一口大铝锅在煤气灶上烧洗澡水，我爸爸则开始带我去外头的公共浴室。
中南新邨弄堂口右边，有一家烟纸店，被弄堂里的人们随口叫作“门口小店”。这爿小店里，常常站一个女售货员，脸面洁净得特别惨白，后来我才弄懂，那是由于白癜风所致。她卖两分钱一盒的上海牌自来火（凭票，一张火柴券十盒），一分钱一捆的牛筋宽紧带；摆在木头架子和玻璃柜子里的还有蝴蝶牌雪花膏、飞马牌香烟、龙虎牌万金油和三星牌蚊虫香之类；另外，零拷料酒、酱油、菜油、豆油，也是这爿门口小店的日常经营；并且，门口小店把棒头糖、粽子糖、桃板、敲扁橄榄、盐津枣、盐水棒冰和赤豆棒冰、雪糕甚至小冰砖、中冰砖、难得的紫雪糕，提供给中南新邨的每一个馋痨坯……这些东西大多不敞开供应，有钱还不行，所以紧缺。而我想要的东西，是竹竿圆珠笔，售价八分或一角，有点贵，但不用票，好像在我读小学前夕，终于得到了一支。
门口小店边上及背后，中南新邨5号和水泥垃圾房前面，是唤作“野花园”的一大块空地。那儿满目杂草，斑斑土泥，几丛灌木，开放些连翘、迎春和月季什么的。到了需要疯跑的年龄，已经在福利会托儿所的大草地上疯跑过几趟，一旦被接回中南新邨，我就跟毛毛一起拐出18号，再拐出小弄堂，到大弄堂口那儿朝西一偏，去野花园里疯跑着兜圈子。我们经过放鹞子的人、跳橡皮筋的人、捏泥人的人、卖棉花糖和摆测字摊的人，一圈以后再经过一次……停下的时候，抬头又看见了航空公司的喷气式飞机，在又一个晴天里划出又一条优美的弧线……
……等到仰望晴天的眼睛把目光收拢，转头看一看野花园，已经有竹头架阵在其间排开，拉起绳子，挂上了标语和大字报。野花园朝着淮海中路方向，竖起一面巨大的锌铁皮牌板，漆成红底，用白色宋体字写了一段二百多字的毛主席语录。木头电线杆上多出了一只高音喇叭，开始大声用庄严的慢速念一些我头回听说的新鲜说法，什么“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来了，路过中南新邨，总会在野花园停留一阵子，穿绿色军装而没有领章的小青年套着红袖箍，从队伍里站出来演讲、批斗、喊口号，也跳造反舞……几个邋遢冲锋队队员（有一个唇上还爬着鼻涕）从那边棚户区奔出来凑热闹，不知其中有没有小耳朵，反正，我和毛毛就赶紧溜掉了。
这正是弄堂里的孩子们大开眼界的夏天，中南新邨的墙上涂写了很多叉叉，人们讲起话来更吐出很多叉叉，却又引经据典——马恩怎么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好像做什么事情都要找依据，18号三楼走道那面墙，被满满当当刷上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是不是要大家照着过日子？估计是觉得外面乱（到处都在撒传单），我妈妈干脆不再送我去托儿所（实际上我已超过四岁，本该从托儿所转幼儿园了）。也许正是那天，在她接我回家的路上（记得天将下雨），我看到几个小伙子风驰电掣追上一个精心打扮的漂亮阿姨，捉住，揿倒在地，哭号声中，剪开了她的小裤脚管；街边上有几只煤球炉，冒出焚烧皮鞋的难闻气味……很快就听说了“三包一尖”（包头、包屁股、包裤脚和尖头皮鞋），这是个新词，跟“四旧”一样新。
回到中南新邨，一下子好像就没了管束——大人们不是忙于搞运动，就是忙于被运动所搞，而后者明显在这条弄堂里多于前者——这让我跟毛毛可以开始又一番即兴的小老鼠出洞历险记。
许多个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被我们花在弄堂里，想要一个门号一个门号去探测我们在其中活了四五年的这个小宇宙。我们的险阻，主要是比我们大那么三四岁的“野蛮小驹”——这是我妈妈对他们的称呼。“小驹”其实该写作“小鬼”，不过上海话里，“鬼”听上去如“驹”，并且那些喜欢打赤膊的男孩子也的确精瘦有如“小驹”——我跟毛毛到野花园去疯跑的那一回，就曾被他们“请吃”过“毛栗子”（脑门上不轻不重给挨了两下），他们会躲在某个门洞或弄堂拐角，一下子冲出来，迅速扯下我和毛毛的平脚短裤，除了把我们弄哭，也引大家哄笑我跟毛毛周边还没长出一根毛来的小麻屌。我和毛毛赶紧提上裤子，发自内心地觉得没有长毛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这添加了宇宙探测的刺激——警惕、躲避和终于又遭他们的袭击都那么刺激——这也使得我跟毛毛的历险记没怎么展开，被限制在了18号前后的两条小弄堂。
像是为了解开一个谜，穿过18号底楼凌家敞开的房间，跨过院子，挤过正好留着一条缝的缠着铁丝的木头院门，我们去对面10号看个究竟。我们站在10号的空房间里，阳光明晃晃的，分外清晰地照着被我跟毛毛从木头地板上扬起的灰尘。10号二楼那个手枪形套间里，我们发现了一只袖套，还发现墙上有人用红笔写下的八个字，从其中唯一认识的“一”字，天才地去猜那写的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们没敢去找10号三楼那个头发颜色浅浅的小姑娘。
在10号底楼杂草丛生的院子里，出现了最大的惊喜——密密一排栀子树后面，院墙上有个足够让我跟毛毛钻过去的大洞！洞那边，是交响乐团的一排栀子树，栀子树面前的柏油道，柏油道那边的一大片草坪……以后，每当交响乐团放映露天电影，我跟毛毛就会像《地道战》（1965年的新电影）里的假武工队员给日军带路那样，带着中南新邨里几个跟“野蛮小驹”差不多大的小姑娘，钻过10号院墙上的这个洞……凭着这个洞的发现，不久也换来了“野蛮小驹”和我跟毛毛的和平共处——平脚短裤不再有被扯下的危险。不过我跟毛毛，始终都没有加入“野蛮小驹”的行列。
中南新邨22号也像是整个都空着。从它院墙里伸出来，弯垂向小弄堂的几根石榴枝，曾经引来我跟毛毛，还有弄堂里许多孩子的一次次跳跃。一天下午，22号那扇常年关着的木头院门被打开了半扇，我跟毛毛踅进去，站在院子里（没敢迈上几级水泥台阶），透过已有些锈坏的落地钢窗，看到底楼那间大客厅里站满了人，主要是老人，一声不吭，长时间地朝挂在西墙上的一幅毛主席标准像低头请罪。可以猜到，这里面大概就是中南新邨的全体坏人了，那时候他们被叫作“坏分子”（可能稍稍好于“反革命”）。在表情阴沉的一排排沉默的面孔里，我认出了25号那个喜欢大声讲宁波话的紫膛脸老太，还有——很有点震惊——18号二楼吴老先生的那个鹰钩鼻（对他的称谓，于是立即改口为“吴老头子”）……
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在18号的汽车间门前，吴老头子和吴家阿婆要往一只熊熊燃烧的大号锌铁皮桶里扔进一本又一本书？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对面25号的紫膛脸老太一家，不久后空出了底楼和二楼的房间，住到三楼，后来甚至缩到了小小的手枪形套间？也没有人向我解释一下：18号三楼我家和毛毛家合用的那个卫生间里竟也出现了一只锌铁皮桶，周家的大人朝里面扔书去烧的时候，我爸爸何以也从我认为专属于我的那个“壁橱”的斑竹书架上，抱了一堆书和谱子扔进火里。
另一个下午，我去隔壁找毛毛，却遭遇了大为惊异的场面——毛毛父母住的那间房间里，橱柜门和抽屉全都大开，满地是凌乱的书报什物，毛毛做机关干部的妈妈低头站在屋子中间的小板凳上，周围站着十来个陌生人……楼里的家家户户都关上了房门，直到抄了毛毛家的十几个陌生人，跳上停在18号后门前的一辆解放牌卡车离去。当天晚上，很晚了，有个瘦高个子的中年人被人追着跑回中南新邨，直到小弄堂，追他的那些年轻人投掷出最后几个墨水瓶和砖块，这才收住了脚步。被追的那个人浑身淋满了红墨水、蓝墨水和黑色的墨汁，他奔进18号后门洞，大家看到，他竟是毛毛做中学校长的爸爸……
毛毛家的门关了好多天。才刚启动的弄堂宇宙探测也只好熄火了。
忘了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以一时不被管束的顽劣和不能不受到感染的造反精神，我和毛毛曾壮胆去“冲击”过一回吴老头子。由毛毛带头，我们挺进二楼吴家——或许因为好奇和气恼于只有他家才从早到晚永远关闭着——用力转动球形铜把手，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我们闻到了一股异香：这味道要是被记忆保存到现在，我大概能分辨其中的瓶插栀子花味道、印度香味道、雪花膏味道、白丽皂味道、故纸堆味道、绸缎和樟木箱混合的味道，也许还有将被晒干的文旦皮和已经衰耗变质的香肠味道……室内光线近乎昏暗，毛毛大概也跟我一样，并没有看清里面是一副怎样的景象。不过我们看到了吴老头子，正一脸不高兴地朝我们走来，我跟毛毛立即拉开了手上的橡皮筋，朝他弹过去——慌忙完成这组也许即兴，也许预先准备好的造反动作，我俩赶紧撤退，缩回了18号三楼。
实际上，弹出那两根从我妈妈的抽屉里偷来的橡皮筋，我和毛毛就被自己的壮举给吓坏了，逃回家里，惊恐地等着吴家阿婆找上门来跟大人告状，等着被大人臭骂一顿。还好，没有出现任何后果，几天后吴家阿婆见到我们，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分了两颗粽子糖给我和毛毛……这次“冲击”以后，我甚至可以偶尔到吴家玩一下了。
四十多年后（我家早已搬出了中南新邨），有一回我爸爸递给我一篇《书城》杂志上吴亮的文章：“你看看这写的是不是过去二楼的吴老先生呀？”——原来这个曾被我们袭击、名叫吴襄芸的吴老头子是吴亮的祖父！很可能，那时候有一天，我在小弄堂里见过的一个朝18号走来的大头男孩，正是后来的著名评论家——读了他那篇文章，我才终于辨清了在记忆的昏暗光线里模模糊糊的吴老头子屋里的景象。吴亮写道：
祖父有两只一模一样的鸡翅木立式书柜，并排放，进房间就能看到。书柜的玻璃门是垂直的，要打开，先得用两只手抬起玻璃门，把它轻轻送进滑槽之后再推进去。……在书柜的远端，靠窗那边，祖父躺在宽大的床上打盹，盖着一条厚厚的毛毯……
这提醒了我，等到开始读小学，有几次我也仿佛费劲地托起过那两只书柜的几扇玻璃门（它们更像上悬窗）。我那时候对吴家书柜的兴趣实在要比对其中那些书的兴趣大很多，反复研究过藏在书柜门深处的机关，有一次硬是把一扇书柜门给弄脱槽了，急出一身汗，花了很大的工夫这才装回去——吴老头子的确并不来过问，只管打瞌睡。
大串联期间，作为“保守派”的我妈妈竟然也趁机到北京去逛了一圈。某一天一觉醒来，我发现家里多了两个大人，孃孃和姑夫，笑盈盈正俯身看着我。他们在上海铁路局蚌埠机务段供职，南京还没有建起长江大桥的某一年，利用工作便利，曾让一个同事（我叫他小刘叔叔，他有一根手指断了一截）带我乘火车去过蚌埠他们家，一个星期后再把我照样送回上海——我有火车被分节排在摆渡船上过扬子江的印象：望进贴近的另一排绿皮车厢的窗口，见一个小姑娘，穿花点罩衫，碰翻了小桌上一口大号的搪瓷茶缸……大概也是趁大串联之机，孃孃和姑夫躲到了上海。然而很快就有大字报大标语追杀进中南新邨18号所在的小弄堂，于是，身背“特嫌”问题的我孃孃（曾做过苏联铁路专家的翻译，俄语专业的她，在造反派看来就约等于“苏修特务”）和姑父，在手枪形状的我家没打几天地铺就赶紧“滚回去”了。这个插曲里的另一个小插曲：我妈妈连带着遭一张莫名其妙贴在弄堂里的大字报揭发，说她是日本特务——估计因我妈妈名“东珍”，而川岛芳子又称川岛东珍——还好那个川岛浪速的养女，1945年就被处死在北平监狱了。
那个夏天，据我爸爸的回忆，他在音乐学院党委宣传部的写作组里，一半受骗、一半被逼蹚浑水，遵命熬夜，浪费才智，违心写批判文章，积攒负罪感。到了晚夏，从乡下打来一个电话，告知我爷爷去世的消息，死因不明，事由不清，没有说法。我爸爸硬是被校党委书记“劝阻”，无法奔丧……不久，他下决心“自己解放自己”，离开了学院的那个写作组。十几年后，当我爷爷被“平反昭雪”的时候，他身负“右派”和“历史反革命”之罪，被从山东《大众日报》遣返回乡，1966年9月投河自尽的那些细节，才对我爸爸和妈妈有所披露。而在我将近五岁的时候，好几个炎热的秋老虎之夜，邻居们还是都要到弄堂里乘风凉，我爸爸却坐在家里的写字桌前，拉悲哀的二胡曲，也不开灯，我记得，只有稀薄的月光，透过阳台的落地钢窗映照进来……他大概以此排遣怨痛吧，就像他入睡前躺在篾席上，会给我和我妈妈讲聊斋故事以排遣怨痛。
我留有另一则关于我爸爸的深刻记忆：他喝得烂醉如泥，被几个音乐学院的同学和同事抬回家来。我特别忘不了（一定添加了想象），昏暗灯光下几个人抬着他转过楼梯拐角的滞重，一堆人差一点全体跌向二楼，场面混乱……过了那年国庆节，我爸爸跟他的几个同事和学生，也想去北京“串联”一下（出发之前，在我家喝了点酒），结果他在火车上发病（肾结石），只得脱离革命队伍自行返回。养病没多久，他又被弄进音乐学院的“牛棚”，监督劳动，写检讨认罪，被押上台跪着陪斗……
这限制了我在中南新邨瞎玩的好日子，但也许更方便我随意瞎玩——我爸爸和妈妈自顾不暇，白天就把我托管给了18号底楼的凌家姆妈。一度我被看守着再不让乱跑，而我也真的没有乱跑——学校里停了课，不再去上学的凌家两个姐姐：莉莉姐和蓓蓓姐，以一盒香烟牌子（绘着刘关张、一百○八将以及王昭君、杨玉环、罗成、程咬金、赵匡胤、严嵩和刘瑾等），几本小人书（大闹天宫或红楼二尤、牛郎织女或杨家将故事），种种剪纸刻花的图案，数枚飞鹰牌刀片，几枝彩色蜡笔，下五子棋的两缸围棋子，用于毛主席像和“林副主席”字体“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十字绣的塑料纱和各色丝线之类，一下子就把我吸引得团团转，变成了成天围绕她俩的一只“跟屁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