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酒过从 人情冷暖
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在青浦重固镇西北不远处，有一个古老的章堰村。章堰村因北宋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章楶在此筑堰安家而得名，曾经商铺林立、繁华一时，有“金章堰”之誉。章楶在此处与大文豪苏轼诗词唱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佳话。
一首水龙吟，曲尽杨花妙
章楶，字质夫，堪称文武双全。史料记载，“章楶一生，早以荫补官，三十九岁试礼部第一，文采风流，与东坡、许将等人诗酒过从。临老守边，多有战事，克敌制胜，功绩卓著，亦一时良将”。
章氏乃世宦之家，应该说比苏轼家族显赫得多。章楶祖父、叔父均为朝廷重臣，章楶还因叔父补了官荫。嘉祐二年，苏轼进士及第，同科状元为章楶族侄章衡，同榜还有章楶族弟章惇。
章楶与苏轼之间的唱和，最为著名的是杨花词。元丰四年，章楶作《水龙吟·杨花词》，感叹“轻飞乱舞，点画青林……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
苏轼回应道：“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在柳花飞时出巡按，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去，亦告不示人。”这便是《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的缘起。此时，苏轼还因乌台诗案心有余悸，特意叮嘱章楶不要示人。
对两首词的评价，或有言章楶词工细委婉之至，曲尽杨花妙处，或有言苏轼才非章楶可比，或有言二首均为绝唱，不容妄为轩轾。其实，后人又怎能完全领会词人的心境呢？正如杨花轻飞点画，词人又何曾有意争艳，落入俗人心地。
杨花词二首既是吟杨花的绝唱，也是章苏二人友谊的见证。然而，章楶与苏轼并非“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是“君子之交、和而不同”。
并育而不害，并行而不悖
元丰元年，章楶在华亭任盐监官，筑室公堂之西，并让苏轼作文记之。章楶将居处取名“思堂”，其意提醒自己做事三思而后行，正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岂料，苏轼作《思堂记》，感叹自己是“无思虑者”，并从两个方面否定了“思而后行”：
其一，苏轼秉持道德直觉主义的观点，认为行为的善恶要通过道德直觉来确定，思虑计议反而会折损行为效果。
其二，苏轼融合道家思想，认为思虑比欲望更能戕害人的生命，“孺子近道”就因为少思寡欲。苏轼还大谈不可名状的不思之乐：虚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处而静，不饮酒而醉，不闭目而睡。
苏轼知道自己的观点不合章楶本意，又打圆场说：自己崇尚的是《易》的“无思无为”，而章楶所谓“思”不是俗人的思虑，是《诗》的“思无邪”，二者言各有当，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
苏轼后来被贬惠州，将书斋取名为“思无邪斋”，并作《思无邪斋铭》，其中的释道思想更浓了。
在这里，不同的思想倾向、不同的人生轨迹相映成趣。章楶一生仕途坦荡、事功卓著，自然更倾向于入世谋划；苏轼一生宦海沉浮、一贬再贬，渐渐倾心出世之学。
和而不同，自始至终
宋神宗时，王安石发动了一场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运动，主要措施有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保甲法等。如果将王安石、司马光分列变法光谱的左右两极，那么章楶处于偏左的位置、苏轼处于偏右的位置。
苏轼认为，变法措施过于激进。但当司马光废除所有新法时，他又觉得免役法等改革可以延续。
再来看章楶的立场：
其一，章楶在陈留县推行新法，得到王安石的肯定。治平二年，章楶试礼部第一，知陈留县，直到熙宁二年转赴他任。熙宁三年，陈留县抵制青苗法。熙宁五年，章楶再次知陈留县，推行新法，随民之便。《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安石曰，闻知陈留县章楶云，陈留县只有两户不肯保状，然亦未尝强之。”可以说，新党变法在陈留县取得了成功。
其二，不同于旧党的“苟安求和”，章楶在西北边务问题上是主战派。他主张积极进取、以战促和，并在平夏城之战中充分实践了自己的军事战略。
章楶的赫赫战功，与时相章惇的大力支持紧密相关。章惇主政、章楶主军，一文一武、一内一外，配合默契地解除了西夏之患。《宋史》评价：“楶之边功，为西方最。”
章惇是继王安石之后变法阵营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与中流砥柱。哲宗亲政后重拾新政，起用章惇为相。史书记载，章惇对元祐党人展开报复，包括不断贬逐苏轼到更远、更偏的“蛮荒之地”，且一旦发现其行经州郡的官员对苏轼提供帮助，就予以严惩。
尽管如此，苏轼被贬至惠州时，章楶知广州，两人依然过从颇多。苏轼《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就记载了章楶送酒的故事。绍圣三年，苏轼还在给章楶的书简中报知侍妾朝云之逝及其墓位置，可见二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感情深厚。
世事沧桑，人情冷暖。世间既有章惇与苏轼那样“昨日故人、明日寇仇”，也有章楶与苏轼那样“和而不同、自始至终”。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