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苏轼《留侯论》
一
张良为圯上老人拾履的故事，是见载于《史记》的。这件事当然很奇，读起来也甚有趣，但若追究起来，其真实性却是可疑的。苏轼有一篇《留侯论》，为自来传诵的名篇，坊间流行的《古文观止》也收入了——借此大发其议论，以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方可成就大事。这样的持说，虽不无掉弄之嫌，却也不妨一听。但另外的一段，就非得加以驳正不可了：“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据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第一册104页）
说得凿凿如见，乍读之下，字字在理，你不能不首肯，但一经查考，就知其实是想当然的谬悠之说，经不起覆按。老人让张良“下取履”，《留侯世家》中明明说“良愕然，欲殴之”（此六字《汉书》并同，《史记集解》引徐广所见的古本，作“良怒，欲骂之”），只“为其老，彊忍”了而已，而苏轼却说是“油然而不怪”！真可谓咄咄怪事。尤其那一句“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为大谬不然的话。张良的年岁，虽然史无明言，不能确知，但据《留侯世家》的所记，是可以估算的。在逢圯上老人之 时，张良早已不是什么“少年”了。《留侯世家》开头云：
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中华书局本，第六册2033页）
按张良之祖父张开地（《史记索隐》引王符、皇甫谧说，以为子房为韩之公族，本姬姓，以秦购索急，变名姓为张良，故开地不姓张。此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近人王叔岷《史记斠证》说，姑以张字冠之），为韩相的时间，最迟不晚于昭侯二十六年，即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年，据《韩世家》、《六国年表》。陈梦家《六国纪年表》作“釐侯二十九年”，釐侯即是昭侯；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则作“昭侯三十年”。其为昭侯的最后一年，及在显王三十六年，则并无不同）；可能的时间，则为昭侯二十三年（前336），因为据《韩世家》及《老子韩非列传》，昭侯八年至二十二年，韩相为申不害（按钱穆以不害相韩，前后得十九年，见《先秦诸子系年》七七《申不害考》；以其无确据，姑仍从《史记》）。其为韩相的时间下限，最晚可至襄王的最后一年，即襄王十六年、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假设开地初为相时，年三十岁，至襄王十六年，他也就是年近七十的老人了，按人世的一般情形，其孙张良也已在抱了。可是历史不凑巧，偏偏是小概率，那时张良并未出生。何以言之呢？很简单，因为前230年韩为秦所灭，张良正“年少”。张良若在前296年已生，则至前230年时，其年已六十七，皤然一公，何得谓之“年少”？那么，张良之生究在何年，为有最大的可能？据张良之父张平，为韩相而卒之年，是在悼惠王二十三年（前250年。《韩世家》、《六国年表》作“桓惠王”），可知张良之生，再晚也不得晚于此年；前230年秦灭韩，《留侯世家》明言其“年少，未宦事韩”，以此上推，至前250年，其间凡二十年，换言之，也就是韩灭之际，张良若二十岁，谓之为“年少”，是可以的。所以以最保守的算法，张良必不晚于前250年而生，考虑张良另有一弟，若其年长弟仅一岁，则张良之生，最晚也必在前251年，而不得更晚于此年了。
若张良最晚生于前251年，那么在其雇力士用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棰行刺秦始皇时，是多大的年岁？刺始皇的具体时间，《留侯世家》中未言及，《留侯世家》只说“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但这是可以考得的。据《史记·始皇本纪》及《六国年表》，其事在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始皇本纪》云：“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史记正义》云：“狼音浪。”“博狼”即“博浪”，《汉书·张良传》正作“博狼”，不过是古字的异写而已。此虽未及张良之名，但合《留侯世家》以观之，可知为一事。从前218年溯至前251年，为三十三年，换言之，张良在与力士刺始皇的时候，已是古人例以虚岁算的三十四岁的中年人了。这还是最保守的算法。如放宽五六年，实在说来，这也是最有可能也最接近历史之实际的，——因为假设张良之父生于前333年，也就是其祖父初为相时，那么到前251年，张良之父也就有八十余岁了，以八十余岁的老人而生子，在医学上是有绝大困难的，所以张良之父的生年必须后移，而张良的生年则须前移，如此才接得上——则彼时张良四十岁。对于年已四十的张良，苏轼还能说他是“少年刚锐之气”么？
晚于苏轼近九十年的洪迈，在其《容斋五笔》卷八“白苏诗纪年岁”条讨论及苏轼诗中的年岁之感云：
白乐天为人诚实洞达，故作诗述怀，好纪年岁。因阅其集，辄抒录之：“此生知负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少年，百岁三分已一分”，“何况才中年，又过三十二”，“不觉明镜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复旦”，“非老亦非少，年过三纪余”，“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鸾”，“我今欲四十，秋怀亦可知”，“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忽因时节惊年岁，四十如今欠一年”，……苏公素重乐天，故间亦效之，如“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岁暮日斜时，还为昔人叹”，正引用其语。又“四十岂不知头颅，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满梳”，“忆在钱塘正如此，回头四十二年非”。（上海古籍出版社本，893-895页）
人生不过百年，三十三岁，为百年的三分之一，就算从宽算作“少年”，四十岁的或者至少三十四岁以上的张良，也不可能是“少年”了。其实，洪迈所引的白居易的诗，不是也把“过三十二”，算作“中年”了吗？而“三纪余”，也就是三十六七，——一纪为十二年——不更明言是“非老复非少”？苏轼本人的诗，在三十九岁时，也就自叹“岁暮日斜时”了。从洪迈所引的这些诗，不难看出人生的年岁，在苏轼意中的分别，如果他意识到张良在为老人拾履之时，已大于三十四岁，而极可能是四十岁时，料想他不至于写出那一句“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的。尤其是，在嘉祐六年（1061）作《留侯论》而大发议论的苏轼，据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本，上册93页），其本人也才二十六岁，要非说是“少年”，苏轼是更合适些的，但想来苏轼本人一定不同意。他二十七岁作的诗，就在未老而屡屡言老了，如嘉祐七年（1062）写的：“明年纵健人应老，昨日追欢意纵违”（《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愁肠别后能消酒，白发秋来已上簪”（《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之一）；“万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霜髭”（《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之三）。及至熙宁二年（1069），苏轼也到了三十四岁，他诗里就更写着“如今各衰晚，那更治刑名”（《次韵子由初到陈州二首》之一）了。所以，苏轼若知张良此时比其作文时要大得多，他是必不如此着笔的，他只是犯了未考据的错，而想当然地逞其聪明了。
二
也许有人要说，《史记》中圯上老人对张良本有“孺子，下取履”、“孺子可教矣”、“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之类的话，所以《留侯论》中说：“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苏轼也是语出有据，不能算错的。其实呢，苏轼所以有此误谬，就在“孺子”一词。他读《留侯世家》，一定是以为“孺子可教也”的“孺子”，就是指小孩子。按“孺子”作小孩子解，固是通义，《孟子·公孙丑上》：“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离娄上》：“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两处的“孺子”，都是指小孩。这也是苏轼自幼所烂熟的。但是，若只作小孩之解，那就不能以之称呼成年人的张良了。古人之用“孺子”，另有其义。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二“孺子”条云：
今人以孺子为童稚之通称，盖本于《孟子》。考诸经传，则天子以下嫡长为后者乃得称孺子。《金縢》、《洛诰》、《立政》之孺子，谓周成王也。《晋语》里克、先友、杜原款称申生为孺子，里克又称奚齐为孺子。晋献公之丧，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称为孺子，而舅犯亦称之，是时秦欲纳之为君也。孺子☐之丧，哀公欲设拨，亦以世子待之也。齐侯荼已立为君，而陈乞鲍牧称为孺子，其死也谥之曰安孺子，则孺子非卑幼之称矣。栾盈为晋卿，而胥午称为栾孺子。《左传》称孟庄子曰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泄。庄子之子秩虽不得立，犹称孺子，是孺子贵于庶子也。齐子尾之臣称子良曰‘孺子长矣’，韩宣子称郑子齹曰‘孺子善哉’，皆世卿而嗣立者也。《内则》：‘异为孺子室于宫中，母某敢用时日，祇见孺子。’亦贵者之称。唯《檀弓》载有子与子游立，见孺子慕者，《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为童子通称，与《孟子》同。又《左传》季桓子之妻曰南孺子，则又以为妇人之称。（上海书店本，25-26页；“秦穆公使人吊”句，原误标作“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称为孺子”，今改）
钱大昕的这一条考辨，引证甚博，发明亦确，但于一般读者，必须加些注，才能读得明白。如“《金縢》、《洛诰》”那一句，凤凰出版社本的《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七册69页，将其标作了“《金縢洛诰》‘立政之孺子’”，就是错得厉害的。这可见虽在专家，也有读不懂处。大概言之，钱大昕此节所言，是以为“孺子”一词，除指小孩之外，在经传古籍中，还可指年轻的或不年轻的嗣君，以及贵家的妇女。指年轻的嗣君，如《尚书·金縢》：“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孺子，幼少之称，谓成王也”（见《尚书正义》598页，上古本）。《洛诰》、《立政》中，也都有“孺子”，所指并同（可参看《尚书校释译论》第三册1236页、1475页及第四册1687页）。指不年轻的嗣君，则重耳之称孺子是。这是见于《国语·晋语二》及《礼记·檀弓下》的。据《史记·晋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晋献公二十一年，杀太子申生，次年又欲杀重耳，重耳出亡，“是年重耳年四十三”。献公之丧，在二十四年（前651），那时重耳四十五岁，而穆公称之为“孺子”。这是不年轻的嗣君，称为“孺子”的古例。虽然如此，但无论作钱氏的哪一义，也还不能移注圯上老人的称呼张良。
《汉语大词典》第四册252页“孺子”条又云：
犹小子、竖子，含藐视轻蔑意。《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吾事之去留在张君，孺子岂有客习于相君者哉？”司马贞索隐引刘氏云：“盖谓雎为小子也。”
按《索隐》所引刘氏，指唐学者刘伯庄，其解亦非是。《大词典》就更不足为据了。范雎更名姓为张禄，去秦国为相、封应侯，前后凡五年，须贾使秦，赠以绨袍的事，是在周赧王四十九年（前266），揆之事理，范雎就是再年轻，也必在三十外了。一般说来，较为可能的，应是在四五十间。以如此年岁的故人，而呼之为“孺子”，则“孺子”之称，在当时的社会，是不至有什么轻蔑的。不然，既有前仇，又加此辱，范雎便放不过他了。范雎说的：“公之所以得无死者，以绨袍恋恋，有故人之意。”绨袍之赠，固然是可念，但其口中的“孺子”，若为轻蔑藐视之称，则所谓的“故人之意”，也就大打折扣，不值得多感了。以范雎的为人，其事之不如此作了，可想而知。《史记》中另有一处，亦涉及“孺子”之称，可为旁证；《陈丞相世家》云：
（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及平长，可娶妻，……平既娶张氏女，赍用益饶，游道日广。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 是 肉 矣！”（中 华 书 局 本，第 六 册2051-2052页）
按陈平及长而娶，为分肉均故，得父老称“善”，而亦呼之为“孺子”，这就可见不是“藐视”，也非语带“轻蔑”了。此正如须贾对范雎之称，为彼时的一种通行的称谓，可为老人施之于晚辈的成年男子，且是颇客气的，至少在《太史公书》中，是必如此的。圯上老人之呼张良，也当作如是解。《汉语大词典》的那个义训，亟须修订。而所以有此一称谓，猜想起来，或即缘于嗣君之称“孺子”。古时的不少称谓，皆自上而下，僭窃而用之，一般人之乐于此，就仿佛妇女的“梳头学京都样”，这也就使得这些称呼，往往失去原义。“孺子”一词，自是其一例。《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漂母，呼落魄的韩信为“王孙”，则另是一例。“王孙”为美称，所以那时的人，就多取名作“王孙”，如专研《周易》的周王孙、田王孙及文君之父卓王孙、与田蚡合传的窦王孙、以裸葬著名的杨王孙等，都是。而名字“孺子”的，也屡见于史，最有名的，则是那位“下陈蕃之榻”的徐孺子了。以此而言，“孺子”之为佳称，是可以无疑的。
三
附带提一下。《太平广记》卷六引杜光庭《仙传拾遗》改写张良此事云：“张子房，名良，韩国人也。避地于南阳，徙居于沛，后为沛国人焉。童幼时，过下邳圯桥，风雪方甚，遇一老叟，着乌巾、黄单衣，坠履于桥下，目子房曰：‘孺子为我取之。’子房无倦色，下桥取履以进，老叟引足以纳之。子房神意愈恭，叟笑曰：‘孺子可教也。’”（中华书局本，第一册38页）改作“童幼”，固可与“孺子可教也”一句照应了，但顾此失彼，却忘了张良童幼时，韩国还没有亡，以张良的家世，他又何至徙居于楚国的沛呢？杜光庭到底也还是不解“孺子”之称，不仅可呼童子，也可以施之成人，他所犯的错，是和苏轼差不多的。
据说读了七遍《汉书》的翦伯赞，在《秦汉史》中叙项羽之死云：“项王走至乌江之滨，乌江的亭长，檥船以待，劝项王渡江。……于是这一位‘一声叱咤，千人皆废’的少年英雄，就用了带着敌人鲜血的宝剑，自刭而死了。”（北京大学出版社，115页）把项羽称作“少年英雄”，虽可表示“于项羽不胜其钦佩”之意，但现代的读者读了，一定是要疑怪的。项羽的年岁，是经前人考定了的，自刎时年三十一，确切无疑（见《史记集解》：“徐广曰：汉五年之十二月也。项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岁生，死时年三十一。”），并有虞姬在侧，如何可称得“少年”？不记得哪本书，说李肖聃痛恨白话文，学生作文若用“青年”，他必代改为“少年”，并批之云：‘“青年”两字不见经传，故改。’”《秦汉史》不是古文写的，还不能援此为例，不写“青年”两个字，也不能比于苏轼所仰的白居易，可以说三十还是“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