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何小竹，苗族。1963年生于重庆市彭水县。198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曾参与“第三代”先锋诗歌运动，为“非非”诗派成员。199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代表作有诗歌《梦见苹果和鱼的安》《不是一头牛，而是一群牛》《与石光华在成都谈论李白》《送一颗炮弹到喜马拉雅山顶》；中、短篇小说《我一生中的色情念头》《圈》《动物园》；小说集《女巫之城》《他割了又长的生活》；长篇小说《爱情歌谣》《藏地白日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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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过书店，写过图书馆，但还没写过书房，这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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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卧室是我的书房。现在，我把书房当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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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妙，我现在就在我的书房里写这篇《书房》。毫无疑问，我的周围都是书。在书与书之间，又有许多杂物。这些杂物是：烟缸、烟盒、打火机、手表、开瓶器、药瓶、绒帽、旅行箱、挎包、皮夹克、牛仔裤、酒盒、扳手（很大一把扳手）、电源线、充电器、吸尘器，等等。而书也并不全在书架上，书桌、椅子、地上、床上也都堆有书。凌乱的书房。自然生长的书房。以至于我要找一本我想找的书，必须耗费半天的时间。也可以说，我喜欢这种凌乱，它让我放松；也可以说，我对这样的凌乱无能为力，我不知从何处开始收拾。收拾书房与收拾卧室不是一回事，差异与难度在分类上。卧室的卧具就那么几样，很好归类，叠一叠、顺一顺就整齐了。即便是复杂一点的衣柜，也不外乎外套、衬衫、T恤、内衣、长裤、短裤这些类别，很好整理。但书不一样。书的分类就像个迷宫，一旦陷进去没个十天半月是出不来的。有几次我找不到想找的书，瘫坐在地板上，也萌动过为我书房里的书做一次分类、整理的念头，但仅仅整理出一个“法国文学”类别，我就已头昏脑胀，再无勇气向“美国文学”伸手了。有一次，朋友洁尘来我家做客，顺便进我的书房浏览我的书架，这个有强迫症的人一看书架上那些无序的排列组合，顿时就遭不住了，要替我分类、整理。但她也仅仅是将十几本散落在各处的日本作家的小说抽出来归在了一起，就再无心力继续下去了，任凭夏目漱石依然紧靠着普鲁斯特，芥川龙之介继续隐藏在海明威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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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为这么多书买回来却没时间阅读而感到焦虑。买书的意义何在？我因此开始控制自己买书的欲望，许多年不进书店，也不上当当网。直到有一天，看见本雅明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买书与读书的关系，他的观点是，买回来的书不一定都读，许多书值得买，应该买，但要都把它们读完是不可能的，也没那个必要。他认为，那些书放在书架上，就已经与你发生了关系，你能感知到它们的存在，即使不读，看一看那些书名，或只是随便翻上几页，都算得上是一种交流。我一下释然了，从此可以毫无负担地买自己想买的书了。所以，我可以坦白地说，我书房里的书，百分之七八十都没读过，或者说没有通读过，最多就是翻过一下，但它们能够进入我的书房绝非毫无理由。我的书房虽然杂乱无序，但购买这些书的理由却是明确而清楚的。我选购的每一本书，都涉及我自己的知识系统和兴趣点，能看出我关心什么，想要知道和学习什么；或者，想要用什么来愉悦自己，即为自己准备一些在可能无聊的时间里能够抵挡无聊的填充物。有它们在我的书房，我就踏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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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书房是一个人的避难所，这说法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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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被困在浴室，能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只有恐惧和绝望。但一个人被困在书房，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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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个问卷题，问:如果送你到一座孤岛，只允许你带十本书，你会带哪些书？仿照这个问题，如果你被困在自己的书房，你最想读的是哪些书？我对这样的假设很感兴趣，常常躺在书房的床上，望着书架上那些落满灰尘的书籍，构想着自己在这种极端情景下，最想读的书目。奇怪的是，每次的构想几乎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些大部头的书籍。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拉伯雷的《巨人传》，《莎士比亚全集》，托马斯·曼的《魔山》（通读），埃科的《傅科摆》，波拉尼奥的《2666》和《荒野侦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重读）和《群魔》，《红楼梦》（重读），《金瓶梅》（重读），《史记》，金庸的《倚天屠龙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重读），《罗马帝国衰亡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及《新旧约全书》。这些大部头书籍都是在正常情况下不容易下决心去触碰的。而且，其中的一些书籍还不仅仅是因其“大”而构成了阅读的心理障碍，其文本的晦涩和枯燥，也让人望而却步。比如《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的弟弟就曾经说过，要让他从头到尾读完这部小说，除非腿断了，被困于床上。同样，当庞德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寻找出版资助的时候，资助人问他，你读过这部小说吗？庞德说，谁读得完？但我肯定它是一部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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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困于书房的假设也许永远不会发生，但被困之后读什么书这种构想还是颇有意义的。这意义就是，我可以反复确认它们的存在，而且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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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有一个类别的书排列得异常整齐，与凌乱的书房形成巨大的反差，它们就是朋友们写的书，书的扉页上有他们的题词和签名。我清楚地记得，我获得的第一本作家（诗人）签名赠送的书是于坚的《诗六十首》。他是我认识的朋友中第一个出诗集的，那是1989年，薄薄的一本，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而我最近收到他签名赠送的书是《朝苏记》（2016年，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一部探寻苏东坡足迹的长篇散文，其叙述结构与风格，颇像一部纸上纪录片。在这些朋友相赠的签名本中，数量最多的，是洁尘的随笔集。她算得上我朋友中最勤奋、多产的作家，这十多年来，她几乎每年一部书，甚至一年几部书。数量第二多的，应该就是韩东了。另外，在我的朋友中，跨文体写作最多的是于坚、韩东和杨黎。我获赠的签名本中，有于坚的诗集、散文集、摄影集；有韩东的诗集、小说集、长篇小说、随笔集；有杨黎的诗集、小说集、随笔集、访谈录、长篇小说。我很珍视朋友们送的书，相比于卡夫卡、博尔赫斯和纳博科夫，他们不仅与我有更近的时空，还有更近的血缘，他们是我写作上的亲戚。与那些遥远的作家一样，他们的书我也不是每一本都通读了的，但有它们陪伴在书房，我不单少了许多孤单，也增强了许多写下去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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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开始写作起，朋友的写作就成为了我自身写作的一种激励和滋养。他们也是我写作时潜在的读者。有这样一个特定的读者群，我想象着他（她）希望读到什么，猜想着他（她）读到这段文字会有什么反应和评价，心里是充实的。毫不讳言地说，是他们的品格决定了我写作的品格。因此，在我写作的时候，不仅他们的作品存在于我的书房，他们的身影，也时刻在我的书房游荡，像是我的监督者，又像是我的探照灯和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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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我在书房阅读与写作的经历已经快四十年了。我的第一个书房在涪陵，它算不上一个独立的书房，仅仅是寄生于卧室的一个角落，但是，书房的几个要素，书架、书桌、椅子，是齐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书架上的书由十几本，变成了几十本，几百本；书桌上的稿笺，也由几本，变成十几本。在这跻身于卧室的书房里，我阅读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科夫、阿赫玛托娃、叶赛宁、狄更斯、莎士比亚、罗曼·罗兰、毛姆、司汤达、雨果、福楼拜、杰克·伦敦、海明威、福克纳、艾·巴·辛格、索尔·贝娄、纳博科夫、加缪、卡尔维诺、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鲁尔福、舍伍德·安德森、贝克特、罗布·格里耶、史蒂文斯、弗罗斯特、T.S.艾略特、庞德、埃里蒂斯、瓦雷里、叶芝……等作家的经典作品，而最为打动我，对我的世界观和写作观产生了根本影响的，则是卡夫卡，尤其是他的《城堡》。我也在这个书房里，完成了《梦见苹果和鱼的安》《葬礼上看见红公鸡的安》《黑森林》《黑米》《一种语言》《牌局》《捉蚂蚁的人》《第马着欧的城》《组诗》《剩下一些声音，剩下一些果皮》等最初的诗歌作品。当然，最激动人心的，是在这个卧室兼书房里，诞生了我和安的女儿桑。我见证了她从零岁开始在这书房里的成长，学会爬行、走路，学会说话和认字，倾听从卡式录音机里放出来的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交响乐乃至邓丽君和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在搬离这个房间的时候，还在墙上留下了她用水彩笔涂鸦在A4纸上的绘画。我不能说她是我的一件作品，但我对她的期待与信心，远大于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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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到了成都，书房也随之搬到成都。在一套三居室的住宅里，我有了一间独立的书房。十二平米的空间，除了安置两只大书柜，一张大写字桌，还能放一张单人床。我在书房写作，也在书房睡觉。有几年，我靠给媒体写专栏文章为生，除了写小说之外，还要写大量的随笔，有关居家，有关旅行，有关足球，有关电影。没日没夜地写。就是在这间书房，在撰写专栏文章之余，我还完成了《潘金莲回忆录》《爱情歌谣》《藏地白日梦》三部长篇小说，以及《女巫之城》《他割了又长的生活》两部短篇小说集和《圈》《写作课》《苏无艳》等中篇小说。有长达十多年的时间，我都在写自己的书，没怎么读别人的书，乃至于患上了强烈的写作厌倦症，期待着哪一天自己不用写了，只读别人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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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有了书房之后，又搬过一次家，从神仙树搬到华阳。搬家最麻烦的就是搬书房里的书。连搬家公司都觉得，“你家书太多了，要加价”。对搬家工人来说，书的概念就是一种重量，它们比家具重，比衣物更重。但对我来说，搬这些书是一种时间和精力的负累，那就是分类整理。即，当一箱箱书从旧居搬到新居后，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和精力，将这些书取出来，分门别类地放到书架上去。但搬完家之后，总是精疲力尽，已经没有这个耐心了。我只是将它们一本一本地从纸箱和编织袋里取出来，不加区分地往书架上放，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上架的工作。的确是省心省力了，但后患也接踵而至，那就是，当我想要找寻某一本书的时候，就得花费很长的时间。很多时候，我都因缺乏耐心而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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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房就这样凌乱着，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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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要找一本艾·巴·辛格的小说，《卢布林的魔术师》。我突然很想读这本书。那么，我必须深呼吸，培养自己的耐心，然后，像一个侦探一样，在凌乱的书堆中，寻找它的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