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那天我在开一个研讨会，一群人讨论的是一个二线城市的业余作者写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在这天之前，我既没有听说过这个作者的名字，也没有提前翻过会议的组织方寄给我的书。我一般是在来开会的路上开始翻，坐在出租车里。我有很多自认为还不错的习惯，而看这一类需要参加研讨会的书，我一般习惯在去往研讨会的出租车上看。当然，如果会议是在外地，我就在高铁或者飞机上看。一年甚至有那么几回，会议地点会是在国外某个风景优美的海滨小镇。不管需要研讨的作品是熟人还是陌生人，我都一视同仁，全都这么干。一个评论家就该一碗水端平，不能厚此薄彼。我的阅读习惯是每隔十页认认真真看一个自然段，然后让这些自然段所描绘的情节在脑海里旋转，左转右转，总会转成那么几个有可能说得通的故事。这是所谓的创造性写作里常用的一种创作方法，利用完全无关的几个关键词写一篇小说，这样可以起到开发脑洞、锻炼思维能力的效果。我熟悉这些方法。既然参会，总是免不了要发言几句。我一般会根据研讨作品的大致归类，先横向跟国内文坛的同类作家关注的题材扯上关系，然后纵向跟不同时代的同类作家比较一番，再放进研讨作品的叙述语境中，以我脑海中自己“创作”出来的那几个故事为蓝本，进行反向解读，将创作者可能没有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深层次思想“勾引”出来。是的，就是“勾引”，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正是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才成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如果世界上只存在一种哈姆雷特，创作者该有多么伤心。他创作出了唯一的解读方式，这对真正的文学来说绝对是灾难性的。正因为如此，我参加过的所有研讨会上，创作者都会对我表示感谢，因为我有可能解读出了他没有想象过的内涵，而那，恰恰有可能正是他创作的原动力。那天的研讨会是在北京胡同里的一家独立书店，举办方是某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已经A股上市的出版集团，声势浩大，请了很多文化记者和文化类新媒体，还有线上直播。我发言的时候就感觉到裤兜里的手机在微微跳动，一直跳了很久，我又不能伸手直接去把它拿出来。

会议终于开完之后，我才拿出手机。上面显示有五个未接电话，都是同一个人打来的。“湖北荆州-移动”，看到“荆州”两个字，我能感觉到我的心在微微颤动。并不是这座因《三国演义》而名垂青史的古城给过我什么美好难忘的记忆；相反，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但是那里的江汉平原，绵延千里的绿色麦苗灌浆后散发出来的甜腻香味儿，一下子就会渗进我的鼻腔里面。曾经有一个人，不厌其烦地为我讲述了关于那座小城的一切。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耳边还响动着他嘴里跳出来的“古城东门上红旗飘动的声音”。这个电话必然是跟他有关的。但是我犹豫了，我知道我一定会回过去，但是那不是现在，我得想想。

一大群人走在秋天的胡同里面，大片大片的黄叶子从头顶飘落，这是北京最容易产生诗歌的季节，也适合读书、看电影，特别是文艺片，像是秋天的童话。我走得很慢，落在人群的最后面。我知道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家越南私房菜馆，我会坐在主宾桌，今天讨论会的主角会走过来向我敬酒，称呼我为老师，让我指教。可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好指教的。他是一名业余作者，靠自己的工作生活，业余写一点儿小说，刚好碰上了这个集团想要做这个主题，所以写了这么一个小说，有了这么一场研讨会，于是我赶到了这里说了一些话。跟他一样，这就是我的工作，我还能怎么指教。另外，我是一名师范学院的特聘教授，是一个文化批评家，还是一名散文家、诗人，号称着想要我指教的人有很多，我知道，也许这些人是假装的，但是我不在乎。说到指教，此时，其实我是最需要人指教的那一个，比如指教我如何回拨这个电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话，跟他说什么。时隔这么久，我是不是应该再跟他说话？

这是一顿让人揪心的饭。他为什么会打来电话？他怎么会有我的电话？他到底想要干什么？还打了这么几个。

饭吃到一半儿，也就是作者敬过酒之后，我提着手机走出了饭店。我把手机握在手心里，但没有点开。午后的胡同里很安静，偶尔有三轮车骑过，橡皮车胎擦在水泥地上沙沙的声音，让人听得很舒服，类似一种“鸟鸣山更幽”的声音上的对比反衬效果。我试图不去想，但是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跟自己造反，你不能这么残忍，你不能这么残忍。我不能这么残忍？我所纠结的是，为什么当时你可以这么残忍，而我就做不到呢？这可能就是我和你之间的巨大区别。我做了几次刚刚在健身软件上学来的腹式深呼吸，才拨回那个电话。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哑在那里，因为我脑海里一直想的那个人是他，而不是她。

“李寒？”

“志伟，你好。”李寒的声音有些拘谨，而且跟以前相比，有些沙哑。

“好久没见了，有什么事吗？”我故意把语气调得轻松一点儿，好让她也放松下来。

停顿了好几秒，电话却异常安静，什么动静也没有。

“喂？”

静默依旧占据着手机的听筒。

“李寒？”我轻轻叫出她的名字。电话那头突然出声了，嘤嘤的声音，被粗暴闭住的哭声。

我不知道该做点儿什么。我看到前面胡同的拐角处放着两张掉皮的黑色皮沙发，走过去坐了下来。我有某种预感，而我的预感总是很准。电话那头断断续续的啜泣声慢慢止住了。

“是方念让我打给你的。”

我平复了一下情绪，经过这么几年大大小小的公共场合的锻炼，我已经跟那时不一样了。

“他人呢？”

“他失踪了。”

我等着她继续说下去。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找谁。我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了一封信，他让我找你。”

我压制住自己的情绪。“他会不会跟你开玩笑。”但是我知道，方念绝不是那种会开玩笑的人。

“他请求你来整理他的东西。”

我呆呆地握着手机，“请求”，她说的是“请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方念信里的原话。

“我……我还在上班，晚点儿打给你？”

“好，那你先忙。”

手机里响起了挂断音，我呼出一口气，其实是有些心虚，我以为我已经很习惯撒谎了，但是在她面前，我这么轻易就暴露了自己的内心，在这一瞬间我才感觉到，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我的身份、地位都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我还是跟他们在一起时候的那个我，我只是用了好几年的时间，为自己亲手织起了一层一层的厚茧，批评家、诗人、学者、特聘教授，这些头衔并没有真正地武装到我。从胡同里走出去的时候，我甚至在怀疑我刚才是否真的和李寒通过电话，电波在空气中传播几秒钟就能到达的距离，而我却等了这么久，那段时间，我几乎穷尽了所有能联系到他们的方式，电话、信件、快递，甚至委托大学的老同学。我相信他们一定通过各种途径都收到了我的种种尝试，但是他们却如此残忍，残忍地将我抛弃了。抛弃，这就是当时我给予他们对我所作行为的定论。但是现在他失踪，所以她打来电话，而且是他让她打来的电话。如果我把我们的关系比喻为一个庸俗的三角恋，那现在的情况就是情敌失踪了，而暗恋者打来的电话。呵呵，情敌？如果仅仅是情敌，他又怎么敢这样做，他怎么能这样做。我已经不知道我和他算是什么关系，无法定义，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说，那就是“仇人”。

打车回家后我将自己关进了书房，坐在书桌前面，做上几组深呼吸后闭上眼睛，任思绪自由流淌。将这些思绪整理成一个小方盒，放进循环流动的传送带，慢慢向前传递。这是冥想开始的固定步骤，我在运动打卡APP里面学到的一种放松方式。我已经很习惯用这种方式来整理自己的思路，向内审视自己。正是这种审视，让我能在内里自洽，而在外，可以做一个人文领域的专家。

二

网上有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说每个人身上的血液以七年为一个周期进行大循环，七年过后，你将不再是你，而是另外一个你。从科学上讲，我当然知道这是扯淡。荒谬的理由却往往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一个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即使在时间上无限接近也不行。七年前我刚好三十岁，应届博士研究生毕业。

我以前算是一个计划性比较强的人，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让父母操过心，在那个强手如云的中部教育大省都一直是尖子生。本科读的也是本省最好的人文类高校，保研成功之后我便确定了自己要坚持走学术研究这一条路。那时我还过于年轻，以为研究生毕业就能进入高校上班，开始按部就班搞自己的学术。没想到在我硕士毕业那年，就业形势极其不乐观，以我当时的身份，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力，唯一比较保险的便是回到县城所在的高中。我不甘心，于是利用硕士期间赚得的一点儿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专心备考。一年后，我顺利地考到了北京。

这个学校已经算是全国TOP级别的了，跟的导师也是学界的领军人物。在我所学的专业领域，这位导师是绝对的学术权威级别，他所主持编写的教科书是考试的指定参考书目。能进入他的门下，在当时，我归功于运气。

导师对我很不错，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学习上，都给我这样一个初来北京的外省人提供了巨大帮助。在学习上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到后来，导师参与各种级别的学术会议都会带上我，我已经在名义上成为导师的学术助手。导师在专业的高级别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某些文章，还会将我列为第二作者，而我知道，我所做的仅仅是帮助导师整理整理资料。在那个时候，我对导师是心怀感恩的。到后来，事情出现了奇怪的变化。我发现导师有些依赖我，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学习上。因为导师当时就带三个学生，而他习惯在家办公，所以我便经常出入导师所在的教师宿舍楼。他从未跟我说过他的家庭情况，但是以导师的年龄，而且独居，我当时猜测，要么师母早逝，要么离异，很可能是丁克，没有孩子，因为我在他家没有看到过任何一张年轻人的照片。当时的我“沉迷”于学术，对感情这事还来不及上心。或者说是我从来没有恋爱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要跟哪个女孩儿表白，也没有被哪个女孩表白过。更重要的是，我无所期待，似乎这事儿跟我无关。

我记得第一次是一个深夜。那天我和导师在讨论一篇论文，那是我准备在一个学术会议上的论文，算是我第一次以个人名义参加，所以我格外慎重。导师像往常一样，拿着钢笔和我逐段逐段修改。当时我有些困。突然导师轻轻地将一只手抓住了我的手掌，握住了，他迷迷糊糊地叫出了一个名字，我没听清，也没心思去听清。我一愣，想挣脱，但是我似乎忘记了怎么样动作才能挣脱，我不能挣脱，因为这是导师的手。他又一次叫出了那个名字，明明。我回头看着导师，书桌上的台灯发出昏黄的暖光，打在导师沟壑分明的脸上，他似乎是陷入了某种无尽的回忆。但是没一会儿，他就松开了手，像是从一个梦中醒来，继续指导我的论文。

当天晚上回宿舍之后我就失眠了。我有些疑惑，搞不清导师的那只手究竟是什么意思，以我对导师的了解，他不是那种人。虽然当时就已经有不少高校爆出关于教授的各种负面消息，但是我不相信导师也是那样的人。

在那之后又有好几次，导师指导着我的论文，突然像是进入了某个不可知的空间，握着我的手，开始给我讲“明明”的事。在一次次反复的叙述中，“明明”的人生经历和个人形象不断地在我脑海里慢慢补齐，但是我不能确定，学术上受到的规训让我很难再相信某个人的一面之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如果真的要了解“明明”的故事，导师嘴里说出的可能只是一个方面。但是我压制住了自己的好奇心，这是导师的家事，和我无关，即使他多次握着手对我忏悔，把我错认成他。如果事实真的像他所讲的那样，那他应该去警察局投案自首，而不是找我倾诉。流言最开始是从本校开始传出来的，说我和导师的关系有异，过于亲密。受到这样的中伤，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索性当做没有听到过，论文和会议还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如果不出大的差错，我很可能有留校工作的机会。

在答辩前半年，关于导师和我的风言风语已经传遍了京城的学术圈，因为导师的影响力过大。正因为有这样的影响力，势必会无形之中遮蔽某些人或者某些团伙的光芒，在高校学术圈，学术权力的形成和连接，大致可以参考政治势力的构成方式，这大概就是博士四年我学到的最大的最有用的生存知识，你不得不靠近某个团体，单打独斗绝无可能。导师年轻的时候才华横溢，却口无遮拦，跟好几个知名人士“打过大仗”，直接在同一张报纸上开专栏对战。也正因此，导师获得了比一般的坐在象牙塔里搞学术的老教授更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些跟导师“打过仗”的学者，现在也大多是把守一方的大教授。从世俗层面上来说，导师可以说是树敌众多。这样的中伤轻则可以让导师晚节不保、名誉扫地，重则有可能危及老师的学术地位，让他提前退休。而我也认真考虑过这事儿，这样的流言有可能是老师的“仇人”，也有可能是我的“仇人”。毕业答辩在即，现在正是比拼各种力量的关键时刻。不说别人，这稀缺的留校名额里，连我的那两位“同门”也是潜在的竞争对手。我甚至都可以确定他们中的两人或者至少一人参与了流言的制造过程，因为流言里的有些细节竟然是真实的。我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在和导师接触的过程之中。但是这起不到什么作用，导师还是一如既往会灵魂出窍似的握住我的手，开始讲“明明”的故事。我查过一些书，这有可能是精神分裂症，也有可能是多重人格。我不知道导师的这种行为是只在我面前才会表露，还是跟任何人单独待在一起都会。

我就在这种流言里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博士论文。打印完最终的版本之后，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面的书桌上，静静地坐了一个下午。可能是多年读书求学的行为算是告一段落了，也可能是潜藏在内心的压力使然，在那一个下午，我极度厌恶自己。我竟然认认真真地开始思考某些特别形而上的问题，一直追问到我自己在自己的面前跪下来。我感觉自己要发疯了。于是我决定逃离，不然我的精神很可能会出问题，我感觉得到，它像一根已经失去了弹性的橡皮绳，任何角度的拉扯都能导致它的断裂。

三

夜里，我在书房里的单人床上翻来覆去，失眠了一整夜。我骗了李寒，我没有给她回电话，我不知她是不是忧心忡忡地等着我的电话。方念消失了，一个几乎只跟她一个人有联系的男人消失了。这个男人无缘无故地失踪了，也可以说是离家出走了，但是不让她报警，而是让她打给我。

方念，我怀疑在中国至少有一万个人叫这个名字，但是这唯一的一个，我有多久没在心里想起了？有一种说法，如果一个人不再被人提起，这个人就算是一个死人了。而他，在我心里恐怕早就算是死人了。我翻身起床，按开电脑，在搜索网站输入了这两个字，不出所料，什么也找不到。也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消息，但那不是关于他的。我加上其他关键词，“方念+文学”“方念+诗歌”“方念+北漂”……各种各样曾经加在他身上的标签组合进行搜索。确实能搜到一些东西，但是时间都是很久以前的，确切地说搜索结果就停止在了他离开的那一年。作为当年最具有代表性的北漂文学青年，方念无限放大了北京这个巨型城市对一个敏感的青年诗人的异化所产生的种种后果，他将自己的诗歌写作行为变成了一场具有某种观念艺术和行为艺术的艺术行为，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他奇迹性地做了一百种职业，并将每一种职业写成一首诗。先不说作为诗歌这种文学体裁，他是否是具有价值的，单说他的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成功了。一家专门针对打工者的公开发行的报纸追踪报道了方念的这一行为，这是一个为期两年的专栏。专栏进行到几十期的时候效果开始慢慢显露出来，开始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报纸杂志辗转找到方念，进行人物采写，还会配上一张或大或小的头像。那几年正是微博的影响力开始爆发的节点，一时间，方念成为一个具有某种标志性的人物。“方念事件”成为导火索，越来越多潜藏在北京的文学青年开始写作与此题材相关的文学作品，对“城市和外省青年”这一话题的讨论甚至成为当时最热门的公共话题。在影响力达到巅峰的时候，甚至有一名被称为“文坛教父”的大学者，在某权威学术期刊上给予方念以及“方念的追随者”命名。有人说这是一种戏谑，但是不管怎么讲，这都是方念最辉煌的时候。

与他的“成名”形成鲜明的对比，我那时正在为论文而煎熬着。在我刚到北京的时候，还和方念见过几面，作为本科同学，当时方念已经在北京待了好几年，据我当时所知，他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工作，长则半年，短则一两周就跳槽了，而且当时我就知道方念是一名“青年诗人”。作为一名有文学理想的青年，大概没有人会没有幻想过成为一名诗人，但是现实会教育每一个人，于是我们会很快放弃幻想，投入真正的生活之中。但是方念不是这样的人。在北京第一次见到方念的时候，我几乎已经认不出他了。研究生我是在一个沿海城市上的，当时和他已经整整四年没见过。在那次七八个人的聚会上，方念一个人说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话，讲政治和哲学的关系，讲伦理，讲德行，讲存在，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维特根斯坦、尼采。我是第一次见识这种场面，而且那次聚会就是我组织起来的。我记得在饭桌上我就脸红了，我很后悔，不知道为什么要组织这样一次尴尬的聚会。后来我跟其他同学聊过，他们对方念的行为已经见怪不怪了。“都是一个人憋的。”他们告诉我，那些年来，方念都是断断续续地工作，赚一笔钱，然后躲起来读书、写诗，钱用完了又去找工作，如此周而复始地循环着。“但是他人不坏，很单纯”，他们告诉我。

也许是我的生活过于乏味，方念就像一块从外星球飞进来的磁石一样吸引着我，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和渴望，想要去更多地了解这个人，了解他的一切。与其说好奇，也可以说是某种求知欲，他就像黑洞一样令人着迷。

在那之后，我和方念单独见了几次，全都是约在书店。在那个时候，方念还没开始公开发表诗歌，多是在一些网站和社交平台随手发布一点儿自己的短诗，而我几乎关注了他的每一个账号。在那个时候我就有那种感觉，我感觉到方念会成为一名诗人，但是我没有预料到，他会以那样一种方式成名，如此不诗人的方式，甚至可以庸俗地将之称之为“炒作”。他每次都会对我讲很多话，就像第一次在饭桌上那样，多数是关于哲学的，少数是关于诗歌的。作为一名听众，我毫无疑问是称职的，我几乎不提问，更不会提出异议。渐渐地，我竟然对方念拥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但是我不能对他说。他是一个如此简单而纯真的人，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存在比方念更好的人。是的，毋宁说他是一个好人。他以良善之心对待这世上的一切，而且不求回报，他过的是一种哲学家的生活，以诗人的身份。但是好景不长，我后来猜测是因为经济的窘迫，导致他不得不从形而上直接转向。他变得关注现实，而且是过度解读，在我看来。他甚至变成了一个暴虐的人，在那段时间，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恶意，新闻媒体上所有的信息集中在他的大脑里，都变成了一种阴谋论似的伪装。他的身份从诗人哲学家变回了一个比工地上只上过小学的农民工还不如的人，因为他觉得他没有那种体力。我甚至猜想，那个两年一百份工作的“行为艺术”有可能是他没有选择的选择，甚至他最初的时候是毫无规划的，只是事情逐渐发展到了那一步。

好几次晚上，我们从书店走向地铁站的时候，我都感觉到了紧张。特别是路上没有行人的时候，我听到自己胸腔里血液在奔涌的声音。我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手，想要去找到另外一只手，就像是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总想抓住一些什么。我看着方念的侧脸，他是如此纯粹，而又如此复杂。我能感觉得出来，经过短暂的几次见面，他已经完全信任我了，甚至到后来，他有些依恋我。从我们分开的时间就能很明显看得出来。我们说完话后会一直坐在书店，直到书店关门，或者马上要错过最后一班地铁。我们不想分开，我感觉得到。即使后来我忙于博士论文，而他在不停地写诗、发表，逐渐获得了名气，我们也没有中断见面。但是我们的关系，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们都在逃避。像是两块吸铁石，保持着一个奇怪的距离。

一时间获得的巨大关注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方念还是那个方念，没有工作，没有五险一金，甚至在某些他需要穿正装的场合，他连一套西服都没有。我利用自己不多的一点儿奖学金为他一点儿一点儿添置了许多东西。他租住的地方也越来越远。即使现实情况是这样，我的心里依然偶尔会感觉到幸福。我知道太多过往的诗人式的生活方式，对那些作为扩展人类语言边界的工程师，我一向是肃然起敬的，主要是我自认为我没有这样的才华，而方念有。随着方念的名声日盛，他认识的“朋友”也越来越多，需要参加的聚会也越来越多。这样的聚会一般不会让方念付钱，但是他们一般都会喝酒喝到很晚，而他又住得这么偏，每次回家打车的钱对于方念来说都是一笔不菲的开支。有一天我们坐在书店里，方念突然跟我说，他今年29岁，明年就30岁了，他准备30岁那天离开北京，回老家。我不知道说什么，以方念当时的状态，在经济上几乎是一条死路，是不可能有任何前途的，搞不好他会沦落成一个在天桥上乞讨的乞丐。让他真正决定离开北京的，应该跟他出版诗集不顺利有关。在他的诗歌专栏渐渐有了影响力的时候，北京一家专门做青春言情小说的出版公司和他签订了出版合同，但是迟迟没有任何进展。后来一再追问，出版公司也烦了，懒得回复。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个环节，所以他把问题都归于他自己。他最后一次发表就是在报纸上发表那篇著名的《去北京书》，在那篇小文里，他简短回顾了这些年在北京的经历，并写下了离开北京的日子。文章发表之后，方念又获得了一波关注，也可以说是同情，一位优秀的外省青年诗人因为生计问题而无法在北京生存下去，不得不卷铺盖回老家，这的确是足够让人同情的，而北京又一向标榜这是一座有知识有文化的城市。几乎方念所有在北京认识的人都跑过来跟他见面、吃饭、喝酒，喝到每一个深夜，他们在深夜饮酒，杯子碰在一起，都是梦碎的声音。方念借此重新获得了关注，被再次讨论，但依然不持久，不到两三个月，他们再次忘记了方念。他的积蓄已经消耗殆尽。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和导师的流言传得最疯。我的心理压力巨大，但不知道如何排遣，于是跟方念又频繁地见面。我后来甚至猜测，他仅仅是为了跟我在一起有免费的午餐吃。

方念以一种诗人的方式向我描述了他的家乡，荆州，一座湖北南部的小城市。那里的长江，那里的平原，石油，城墙，以及很遥远但是依然在史册里闪耀着的历史。他一遍一遍向我描绘他儿时的荆州，直到这座城开始在我的心里扎下根来，开始生长。我做了无数个身处在那座小城的梦。这梦很美，但不能救我于现实。

……

节选自《青年作家》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