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报告文学，需要作家时时“自我更新”
随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的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美好前景。新时代也对报告文学提出了新的命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如何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进一步扮演好反映现实的“轻骑兵”角色？近期，三部报告文学《将军台——“时代楷模”张连印》（以下简称《将军台》）《库布其与世界》《幸福的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以下简称《幸福的旋律》）陆续举行的线上线下研讨会，也许是对此命题的回应：能够深入人心，不仅令人感悟和触动，也让人思考和自省的报告文学，永远是在大地上用足迹一步步丈量出来的。
为了写作《将军台》，作家刘世芬两次深入故事发生地山西省左云县，累计采访近百人。作品以大量生动的故事和感人的细节，写出了张连印将军功成名就之后，以“布衣”身份还乡，苦干加实干的荒山造林、绿化家乡、造福人民的感人故事，还原了新时代“时代楷模”的奋斗人生和光辉形象。在采写的过程中，刘世芬意识到，如何选择生活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张连印的事迹告诉我，一个人的不平凡之处正在于他人性的伟大。十八年青山，留下了张连印的足迹，两百多万株树记住了他的目光。楷模的力量是无穷的，而我有幸感受了这种力量。”
当提及英模题材的报告文学时，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媒体也会对各个领域、各个战线的先进人物、楷模人物进行多重角度的报道，这使得这类报告文学的实际创作存在一定难度。评论家潘凯雄认为，创作“出彩”的关键，在于要深入楷模或英雄人物的背后，与新闻报道形成差异，抓住其更深层、背后的故事来做文章。“这样的客观要求，实际上对写报告文学的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深入采访，寻找时代楷模之所以能成为楷模的动力、原因，以及其个性和特点，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作者更深入采访的基础上。”面对这样的课题，潘凯雄表示，刘世芬下了很多工夫，也将张连印极具个性的几个点都抓得很准，“整部作品的叙述质朴、平静，但在这种平静当中，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和强烈的情感灌注其中。这也使得这部报告文学与其他新闻类的报道相区分，使我们更深度、更立体地了解了‘绿化将军’张连印。”
从对南仁东、张桂梅等人物的书写，到《将军台》关注的张连印将军，对于“时代楷模”人物的书写，成为主题创作和出版的重要资源。与此同时，关注生态文明题材的作品屡创佳绩，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李青松的《一种精神》、唐似亮的《大 道健 行》、杨 贵峰 的《奔 跑的 绿洲》……再到今天刘世芬的《将军台》，为什么“种树”的故事蔚为大观，屡获大奖？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认为，《将军台》所关注的绿化改造主题，本就是当代报告文学中可以总结的一个重要现象，“这批作品的问世，赶上了倡导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新观念的好时代。”
无独有偶，报告文学《库布其与世界》也写了沙漠的“绿化故事”。作者肖睿将库布其放入全人类所面临的荒漠化困境中去探索追寻和思考，以库布其几代治沙儿女艰苦奋斗为横轴，以无数治沙实践总结的智慧成果库布其模式为体现，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思想。五年间，肖睿百余次踏入库布其沙漠腹地，进行大量采访，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忠实书写了治沙企业、林业工人以及世世代代与沙抗争的纯朴的劳动人民的辛劳和智慧，记录了六千多平方公里的沙漠从沙逼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颂扬了守望相助、百折不挠、科学创新、绿富同心的库布其精神，蕴含了中国绿色发展的理念和智慧。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认为，阅读《库布其与世界》的最大感受是成熟，首先是主题上的成熟。“在不断提炼和打磨中，这个作品的立意更高，政治上的站位更加明确、更加鲜明、更具当代性。”作者不是作为一个他者来库布其进行考察、采风、收集资料写作的，他就是生于此长于此的作家，这里是他的家乡，他个人对这片土地有着强烈的情感，但同时，因为他写的是治沙事业，他也有很多冷静的、客观的观察，这就会形成一种对比，这种对比本身使得这部作品有一个双相结构，作品也显得灵动、鲜活。
“一个沙漠上成长起来的年轻的鄂尔多斯人，他写这部作品是必定流淌着沙漠人对沙漠的情感，也有着他对于生命的一种深沉的追问。”在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何建明看来，肖睿对于沙漠的描述，就像内蒙古的长号一样，特别让人产生一种悲悯之情，他在写作中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故乡，也在重新认识自己的父辈。
《库布其与世界》中呈现的那些治沙的人物，大多数都是普通人，正是这些人的行动和精神使得库布其治沙这项伟大的事业受到了世界的肯定，使其成为世界治沙经验的典型。这是作者的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创新。
生态环境复杂、气候恶劣，往往直接导致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生产“靠天吃饭”，生活积贫积弱。在脱贫攻坚伟大工程中，西藏历经沧桑巨变的故事，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故事最精彩的华章之一。以《幸福的旋律》一书，作家吉米平阶用文学的手法展现了这片土地旧貌换新颜的历程。“这曲‘幸福的旋律’最终得以奏响，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作者亲历亲为后的感动与冲动。”潘凯雄指出。2011年在全国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中，西藏创新模式，开展了覆盖全地区的强基础惠民生活动，吉米平阶受命带领西藏文联的12名同仁前往藏东昌都地区八宿县林卡乡的叶巴村、尼巴村和普龙村驻村。此后，他多次去往西藏的农牧区采访，深入切近多地的脱贫攻坚工作实际。潘凯雄认为，《幸福的旋律》既出自作家的心灵咏叹，也是追随自己脚步节拍的一种忠实记录，“这曲‘幸福的旋律’除去结构上存有‘序曲+四个乐章+尾声’的交响乐痕迹外，整个主体内容的构成倒不如说像一曲以最原始风貌出现的‘老腔’，那种‘土得掉渣’的原生态记录和质朴无华的叙述几乎贯穿全篇。”
不少脱贫题材报告文学作品中，作家是采访者的角色，而吉米平阶则拥有作家和驻村工作队队长的双重身份。在《中国作家》主编程绍武看来，这样的身份决定了他的创作不是外来者的视角，而是从内部展开的记录和思考。同时，作品实现了社会学、田野调查和扶贫工作的统一，从生产生活到文化习俗，以及人员社会构成等多方面的内容也均有呈现，“这既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是一部优秀的社会学、人类学的调查报告，实现了文学性、文化性和文献性的高度统一。”
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认为，区别于书写西藏地区时常见的激越与澎湃，《幸福的旋律》拥有独特的叙事节奏，“像融化的雪水那样舒缓，也像雪山那样宁静，带来了一种安详平和的阅读感受。”作品中充满与朋友聊天的叙述方式，充满亲和力与黏合度，从而使作品真实可信可亲，具有了一种以柔克刚的力量。
“扶贫脱贫是人与贫困的较量、人与贫困的斗争，但也是扶贫工作者和扶贫对象的结对，是人与人的交流、人对人的理解。实际上就是情感的投入、情感的互动、情感的呼应。”《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表示。他认为，吉米平阶亲历驻村工作队与藏族群众奋斗在一起的火热日子，“在书写人物和讲述故事时，他心中涌动着情感，笔端蕴含着情感，字里行间荡漾着情感。阅读《幸福的旋律》，能够领略到这是一部用力更用情创作的作品，能感受到这部作品之意重情更浓。”
“在西藏开展工作，是有很多困难的。吉米平阶把这里由于地势地貌、环境等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所造成的人民普遍生活状态写了出来，也将这里开展扶贫工作的难度和艰巨性表达得非常充分和清晰。”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学会会长白烨说。评论家胡平印象最深的也是吉米平阶对工作队如何开展巨细工作的书写。面对如前所述的重重困难，他带出了多个生动具体的人物形象，从细节入手展开描述，“人物有个性、有精神面貌、有命运轨迹，这是文学真正的、永恒的价值。”
如中国报告文学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在谈《将军台》的创作时所言，新时代的新书写，对报告文学作家形成了需要时时“自我更新”的挑战：“如何将自己的写作与时代相结合、与当下所发生的事情所结合，走近和与自己生活追求、境界完全不同的人，真正通过自己的创作去影响社会，这是文学和出版的重大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