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只是一本书
张教授是我二十多年前认识的一位师长。那年，我们一起去东北参加红山文化的研讨会。恰巧，我俩被安排在一个房间。对于红山文化，我没什么研究，就不可能写什么论文。主持这次活动的宣传部门的领导喜欢文学创作，他对我说，你来就行，最好会后能给写篇散文，也算支持我们地方工作。
我对张教授的过去不太了解，如同他对我也知之甚少。我是先于张教授报到的，他来到客房时，我已被当地的几个文友约出去喝茶了。等我回来，只见教授拿着自己的论文还在反复阅读修改。我冲他友善地一笑，说您这做大学问的就是不一样。张教授连忙说，哪里哪里。说完，他又安静地看他的论文。
晚上睡觉前，我们就彼此关心的话题交流了一会儿。张教授告诉我，他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现在社科院工作，从事历史考古研究。他有一个儿子，在美国博士毕业，办了绿卡，就定居在那里。我说，您老的身体看上去不错，肯定能再干个二三十年。张教授听后，又说了句：哪里哪里。
次日上午，红山文化研讨会顺利召开。张教授等一干学者、专家、教授纷纷发言，让我大开眼界。轮到我发言时，我只说这次来是向大家学习的，几位专家的发言引发了我对文学创作的很多联想。当然，我重点就张教授的发言表示了几多赞许。会后，主办单位邀请我们到就近的几个景区、文物单位进行参观考察。路上，张教授对我说，老弟的文学感觉不错，回京后我们要多交流，常联系。我说，那必须的。
经常外出开会、采风，认识的人很多，有的开始还热络得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地又成了陌路人。人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喜欢社会交往，特别希望结识有成就的人，他们会在许多方面给予你帮助。我从小就喜欢跟比我大一二十岁，甚至大上三五十岁的人交往。我不大喜欢同学会，同学之间往往因心存嫉妒而不愉快。等人过了五十，就不再想交往更多的人，更不喜欢有人在自己面前指手画脚、吆五喝六。
我和张教授开完会回到北京，最初的几个月还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半年后，就几乎不联系了。偶尔，在电视上会看到张教授对于某个新发现的文物进行讲解，有时也会看到他参加鉴宝类的节目，我知道，他对于当下的收藏热也是不甘寂寞的。据说，参加鉴宝类的节目出场费不低。不过，我有时也为张教授担心，这万一说错了嘴、打了眼，岂不毁了一辈子名声？
一晃几年过去了。我与张教授再相见，是在美术馆举办的一位留法画家的画展上。显然，张教授心思是不在画上的，他来完全是出于面子，那个留法画家是他儿子的中学同学。小的时候，那个孩子没少到教授家玩。他看着教授家一面墙的书籍感到很惊奇，这世界还真有嗜书如命的人。最让那个孩子颇为惊奇或者说有些心惊肉跳的是，教授家的书籍里居然有好几本裸体画册。那毕竟是上世纪80年代初啊!
我从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张教授，他尽管依然保持着过去的儒雅，但毕竟七十多岁了，背已经开始驼了。记得第一次相见时，他个头要比我高上四五厘米，现在他已经和我一般高了。在北京现代文学馆，我看过巴金、丁玲、郭沫若的雕像，看着他们不足一米七的样子，总觉得与他们在我心中高大的形象很不相称。后来细想，四川、湖南等地的人比起西北东北人，身高确实不占优势，好在他们有超人的文采，也算是平衡了。
张教授见到我，自然很高兴。他说，在报纸上经常看到我的文章，希望我坚持，等到他这个年龄，必然会有大的成就。我说，我那都是小打小闹，您那些学问才是真货、硬货。张教授听后还是像过去那样，连声说：哪里哪里，我那点东西真的不足挂齿。我问教授夫人可好，教授面带伤感地说，老伴儿去年走了，突发脑溢血。我问，那您现在一个人过，还是……张教授说，他目前身体还可以对付，等再过几年就准备去养老中心。我说，您儿子不能回来吗？张教授说，他在那里有他的工作，身边还有两个孩子，回来难啊！
在我接触的专家教授中，也包括一些老年人，像张教授这种孤独老人并不在少数。有的老人在去世前，远在异邦的儿女都来不及回来看上一眼，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其难度比登天还难。张教授曾对我说，他如果将来有一天死去，他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捐给国家，甚至是他的遗体。我说，您的儿子会同意吗？张教授说，我的东西孩子不要，他说他只把我有代表性的一本书带走，算做是一种念想。
如今，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张教授告诉我，他按照计划已经搬到北京昌平的一家养老中心了。教授在那里不再做他的文物考古研究，他只是听听音乐，和几个说得来的老伙计打打麻将，讲讲笑话罢了。至于他家里的那个一面墙的书籍，除了留给儿子的那一本，他都捐给了西部一所大学的图书馆。他唯愿那些书，能被热爱阅读的人们信手翻翻也就满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