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雨花》2022年第6期|黄梵:江南德性
来源:《雨花》2022年第6期 | 黄梵  2022年07月01日08:37

1

我的老家,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黄州。当我考上南京一所大学,担忧就袭上了家人心头。湖北人把下游的人称为下江人,湖北的普遍舆论是,下江人“心机”最盛。

临行前,奶奶百般叮嘱我:“跟下江人打交道务必多个心眼,不然会吃亏。”

可能是七岁才回湖北的缘故,我心里并没有那样的舆论。当然,我对陌生人既不热络,也不怀疑。家人对下江人的“有罪推定”,并没说服我。可能是小时候跟江湖混混玩过的缘故,我心里很难抗拒“天下人皆兄弟姐妹”的幻梦。记得坐船赴南京的路上,事实给了湖北舆论致命一击。

叔叔一时疏忽,忘了给我办托运,他带人抬着两口重得吓人的大箱子,塞进我的卧铺船舱。这两口大箱子,让我一路的梦都变得惶恐。我忧心忡忡,到了南京,仅凭一己之力如何下得了船呢?没想到,船行至九江,船舱里的两位上海人看出了我的心思。他们望着舷窗下的两口大箱子,安抚我:“你不用着急,下船的时候,我们会帮你抬到行李寄存处。”

船抵南京,他们的热情叫我吃惊。他们分两趟抬箱子时,守在寄存处的我,内心经历了从将信将疑到完全放心的“漫长”历程。事后,我去信表示感谢,接到回信才知,其中一人是苏州人。信中,他再次打破陌生人间的戒备,邀请我去苏州玩。那时的我,若非囊中羞涩,定会罔顾湖北人的另一舆论——这类邀请不过是嘴上说说的客套话——真可能会去苏州找他呢。现在的我,内心早已填满中年的世故,庆幸自己当年没有贸然去苏州,没让对方厌烦自己。可是,我怎能替没有的经历分出高下呢?说不定,我丢失的是一份友谊的厚礼。

湖北人为使“心机说”更具说服力,常拿北方人的“憨”与下江人的“心机”对比,这把戏如同把丑衬在美的边上。有一年,我同时帮两位同学办妥出国手续。家在山西的那位,一去就绝缘,再无音讯,愣让北方人的“憨”里夹着冷漠。另一位身为下江人,却让自己有款款情谊,我也第一次从他的来信,得知美国还拍了《教父》续集。他至今与我联系不辍,让被湖北舆论冻得冰冷的“心机”,继续汩汩冒出暖心的情谊。

与其让友谊变成利用,倒不如不开始,这是“心机说”的郑重告诫。只是,这样的告诫不该分上下左右、东西南北。你以为憨的地方,定有城府深的心机,你以为心机盛的地方,也定有憨的实在。可怜的倒是,一刀切的“洞察”里,常夹着盲目、自得的地域歧视。

2

我爱上江南,是从南京的山开始的。听见这话的人,一定会以为我错乱,因为他们心目中的江南,是苏锡常,印象中没有山,只有富庶的平原,湖泊,运河,园林,美食。可能小时候在西北看过太多寸草不生的山,我对南方的山,情有独钟。

我眼中的山,有一种职责,它应该把人带向人世喧响的停歇之处。高而茂盛的树冠,蜿蜒幽深的小径、溪流,潜藏着人认识自己的时机。

来南京不久,我对钟山半山腰的紫霞湖就着迷不已。为了探索它,还下水横渡过。想象自己被水高举在山腰,心头便掠过飞翔之感。后来得知,我畅游的地方,曾是上定林寺。我不说刘勰当年的仕途宏志,只说他为踏入仕途,居定林寺写下的敲门砖《文心雕龙》。天才之作给他带来的仕途职位,与“纬军国”“任栋梁”的宏志,相去甚远。梁武帝倒识刘勰自己不识的文心,遣他回定林寺编纂经藏。他自感不济时,写下或编出的文字,皆成了经典。这就是江南暗示的文心,不是在世俗的失意中混日子,是让更识自己的文字,对等待它的人负起责任。

我每次登钟山,都感觉紫霞湖在召唤我,仿佛它早已识我。进入中年才发现,置身山林才能理解古代。我曾探究过画家巨然居住的开元寺遗址,哪怕是一家之言,一旦获知我畅游的地方可能也是开元寺旧址,便忘了别的诱惑。与其说我与刘勰、巨然相隔千百年,不如说通过登山,我触摸到了他们的文心。山下的世人把心都紧闭的当儿,我的心已敞开,就像汽车加油那样,把他们的文心灌注进来……年轻时,我会把探幽访古视为腐朽,后来,寻访和略知一二的快乐令过去的我惭愧。

钟山是一座寻访不完的山。

一些矶石早在山头,暗自等着我。年轻时,我只知攀爬其上,乐趣在崖下的无尽风光。直到有一天,当黄公望的画作映入眼帘,我才真正看懂了那些矶石。黄公望总不忘把矶石画满山头或水边,让后人服膺它们是黄公望画作的标识。一旦想到,山上的巨石来自水的千万年冲刷,那是江南的前史,原本忽略不掉的人生烦恼,就化作矶石生命中的一秒,心还会纠结、挣扎吗?一切功名利禄、成败功过,哪样能抗得住矶石经历的漫长冲刷呢?

第一次登临南京燕子矶时,我曾带着恋情的苦恼。等第N次登临时,江边的山已是我心里的至福。它把豁然开朗和一切都会流逝的感觉,合为我在江边登高的清醒享受。那时,我极愿意自己是燕子矶顶上俯瞰江水的矶石,正是那样的巨大矶石,教会了我如何观察自己。人最容易忘记自己有种种毛病,南京以山水的完备、秀丽,让人不敢沾沾自喜。

我常独自攀登南京的山,全程不说话。可是,我好像命中注定懂山的哑语,愿意在沉默中领会它的教诲。譬如,作为一个异乡人,我中年时在南京的山上,才读懂苏轼的“此心安处是吾乡”。年轻时,我写过几行自鸣得意的诗:

我只剩一个旧的家乡,和它不能再生死离别

现在,家乡仿佛就是我自己……

我说出了苏轼没说出的东西?

3

友人黄砉,常给我没有工作的印象。当她邀我和内人去她家喝茶,我就被带进她的信仰中。她是服膺禅宗的居士,为了应对纷至沓来的世俗焦虑,她得靠坐禅安顿自己的心。

兴许是作家的缘故,听她讲述焦虑时,我倒两眼放光。有一次,我和内人被她的焦虑笼罩了数月。她的朋友麻利,从汽车肚里救下一只幼猫,奄奄一息,生殖器已被汽车底盘烫烂。他没有钱让幼猫活下来,就把它带给黄砉。

我和内人去喝茶时,幼猫刚出院,黄砉用倾倒的焦虑,令我们也担忧起来——万一伤口长好,幼猫的肛门、尿道被堵住,该怎么办?兽医说,被堵住的概率是百分之五十。如果堵住,幼猫还没到能做手术的年龄,就只能看它等死。

她的这个焦虑,打坐也不管用,每次喝完茶,还顺带进入我的梦中。

她开始谈论它“最后的日子”,就像谈论一位亲人最后的日子。走进幼猫占据的门厅,我看到的,是上下两层的豪华猫笼、猫专用的沙盆、玩具转盘、磨牙布偶。毫无疑问,她要让猫享受今生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快乐。这一念头,甚至让她娇惯起猫来,令原本战战兢兢的幼猫,变得放肆、难缠。幼猫知道抓伤她可以不受惩罚,知道她会用罐头换来它暂时的乖巧。据说,一旦对她的侍候不满意,幼猫还会低头盯着她生气。

有一天,我目睹了幼猫开门。它朝门把纵身一跃,靠体重将门把压下,门被推开了。直到这时,我才正视幼猫的智力,正视黄砉与它交流的那套语言,正视她与它天天进行的心理较量。换了别人,较量的胜方一定是人。偏偏,她是较量中的败方。她是故意把胜利拱手相让?也不是!我想,她是没有足够的心力战胜自己。如同淘气的孩子比母亲更懂母亲,知道母亲缺乏必要的狠心把孩子关进黑屋。她和猫,因斗争的激烈,情感也变得炽热。前一个焦虑尚未离去,新的焦虑又来叩门。战胜不了的焦虑,令她心力交瘁。

“本来是暂时寄养,怎么变成我的猫了?”

“夜晚是它的白天,我睡觉的夜晚被它搅了。”

“今天又被它抓伤了。”

我渐渐听懂了她的抱怨。谁的错并不重要,烦恼的是,人兽之情已难以割舍。这只幸运的幼猫,正是靠着她的焦虑的日日护航,茁壮成长。

深秋时节,好消息传来,幼猫的伤口完全愈合,肛门尿道没有堵住。这是她花费数万元医疗费和日日禅修,一直盼望的结果。

我知道,该和内人去她家喝茶,听一听她的新焦虑了。

4

南方的夏天,需要树来遮阳。

密密麻麻的树叶,就像夏天的遮阳伞,在收割荫凉。小时候在湖北黄州上学时,鲜见南京这么密集的大树。黄州的每个居民大院,往往只有一棵大树。夏天的孩子们,就竭力发明与大树有关的种种游戏,力争让整个暑假都充满快乐。

南京的大树把夏天的荫凉铺得满地都是。听见人人都叫它法国梧桐,我内心倒有抗拒的感觉——明明散着幽古、厚重的气息,何来想象中轻盈的法国优雅?后来才知,比“法国梧桐”更早的树名,是“鸠摩罗什树”。相传,鸠摩罗什最早把这种三球悬铃木带到古时的长安。看来,扑面而来的强烈幽古气息,来自它基因中的历史。

我感激南京,刚照面就把这么古老的树栽进了我心里。遮天蔽日的树冠,数人才能合抱住的树干,让我油然生出谦逊感。打那以后,它成了我游走南京的路标。

多少人厌烦它漫天飞舞的白绒毛,我却欣赏它的锦囊妙计——你要么畏缩不前,要么戴上口罩,用敬畏欣赏它的繁衍仪式。我则选择另一种方式,不戴口罩,任由绒毛下雨似的落向我。它们掠过眼前时,我的眼里已满是想象:它们是微小的披着婚纱的新娘,还是用面纱遮脸的中东女子?

它们殷勤地拥抱我!热烈地授粉于我!但,如同在水泥上播种,一无所获,这会令它们多么失望啊。

我由此理解了“唤醒”一词的含义,它们实在盼着我被唤醒。于是,面对空中的这些弄潮儿,我愿意收敛骄傲,哪怕是为它们尽徒劳之力。我真做了徒劳之事,常把落在脚下的法桐果捡起一些,扔到可能长树的地方。我知道,期待长成树的愿望必定落空。可是,这样的徒劳之举,改变了法桐于我、我于法桐的意义。表明我不再只守着人的优越、矜持,愿意主动寻找沟通的语言,回应它们沐浴我的殷勤。

有时,身体真会被唤醒,它开始打喷嚏,宣告鼻子已被哪根绒毛相中。接着,身体像一位深陷爱中的痴情者,眼泪汪汪,仿佛难舍绒毛被喷嚏一掌推开,未能长久停留。倘若用科学解释,我当然已患上过敏性鼻炎,不是因为免疫力太懈怠,而是太殷勤。这殷勤,难道不是被绒毛的殷勤唤醒的?

说来也怪,能让我流泪、打喷嚏的大树,非法桐莫属。见到别的树,身体就非常安静。不管这是“冷战”,还是“爱”的纠缠,我已设法读懂法桐的沉默。某年夏天,园林局要砍掉某条街的法桐,市民不舍,纷纷给法桐戴上绿色丝带。他们都曾与法桐的白绒毛有过烦心的搏斗,可是,给法桐戴上丝带的那一刻,他们的爱何尝不是已被唤醒?

在梧桐面前,我显得废话连篇

冬天是它扎起长辫的时节

我嘴唇微启,无限感慨

一排梧桐在怎样忧戚地看着我呀!

——黄梵《金陵梧桐》

5

小时候就知道,做事为人,不要把功绩都归于自己。这是爷爷用他的诗教向我昭示的德性。大概是为了纾解生活压力,常有陌生的乡村人士贸然上门,求得与爷爷谈诗半日的快乐。每当来人自认发明了什么,爷爷就引经据典,指出古时已有先例。等来人离去,爷爷会和我继续分享心得:读书少了,人就爱翘尾巴,甚至不如他写的诗比他更了解自己从哪里来。

有一次,我忍不住发出愚蠢一问:“爷爷,你的诗是从哪里来的?”他蓦地很兴奋,好像早等着我的愚蠢一问。他把双手拢进袖筒,耐心解释起来——哪怕他再喜欢李白、苏轼,终拧不过骨子里的黄庭坚,毕竟他是我们的老祖宗……可惜,我那时不懂黄庭坚,竟没有一丝激动。

中年某日,当叔叔寄来《黄氏大成宗谱》,我才当真把黄庭坚视为祖先。按照宗谱,我的名字列在黄庭坚第四十一代世孙的名单里。名字入宗谱的意义何在呢?较为庸俗的快乐是,以为能分享到祖先的荣耀。可是,对努力拥有个人声音的我,这是一剂抗拒努力的苦药。你会同情地看着自己,莫非一切的努力、突围,再也跳不出基因的如来佛手掌?好吧,就像爷爷当年说的,样样都有先例。或者,按博尔赫斯说的,作家就是找到自己的先驱。这样带来的好处,自然是不会翘尾巴。

这本厚厚的宗谱,也悄无声息地带给我布鲁姆说的“影响的焦虑”。譬如,如何能避开黄庭坚的奇崛和“无一字无来处”呢?有段时间,我写诗完全不用典故,为了躲避奇崛的命运,我造意象要求准确。

直到有一天,读到黄庭坚“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我那怪诞的抗拒才被缴了械。遇赦归来的黄庭坚,还没到家乡江西修水,已经欣然。那天,我极为高兴,发现九百年前的诗句,不经意把我带入爷爷的境遇,我总算认出了爷爷身上的江南气。

难怪董其昌要将画分南北。他要让后人,追慕南宗的表率江南;要让读书,胜过游历;要让绘画,成为对前人画作的“前移后挪”。当某部作品把我的心力耗尽,我便想起爷爷的引经据典,祖先的“无一字无来处”,它们与董其昌的“前移后挪”,何尝不是浑然一脉?都是不弃前人的江南传统。人从继承中得到的安慰是,你不再孤单,历史中到处隐居着你的同道。

何平说我,人被江南柔化,已了无黄冈人的血性,但作品深处却血性四溅。这是何故?我以为,答案就在那本宗谱和黄冈。黄冈的血性来自巴人,据说东汉时,为了制服爱揭竿起事的巴人,朝廷将巴人后裔“五水蛮”安置到黄冈的山水中,欲靠大别山磨掉其野性。我以为,“五水蛮”把血性给了我奶奶。十几年前,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奶奶的血性,把她的勇武写进了《阿须婆》,使她成为一个长胡子的奶奶。

爷爷身上的江南,如何辗转到了巴人领地?打开史书,能找到明代的“江西填湖广”。这一江西人的迁徙潮,也可以在安静的宗谱里窥见。

爷爷曾用点着煤油灯的夜晚,在我心里培育出另一段家史。我这一支的祖先,并没有那么早离开江西修水,直到晚清,因触怒朝廷,才溯江而上,一路西逃。先落脚湖北武昌县樊口,下一代才渡江至黄州。

两种截然不同的家史,我接受之时,一点也不困惑,两者都让江南来到血脉中。我着意的是,已藏在历史中的大江南,古江南。你到以前的大江南里,是找得到江西辖地的。你到以前的古江南里,甚至还找得到湖南和湖北。现在,我住在小江南的南京,身体里的血,仍把那些地方连在一起。相似的不是人,是对一脉文化的心理认同。博尔赫斯说写作是在寻找先驱,他何尝不是也站在江南的行列?布鲁姆反其道行之,宣称作家的主旨是要摆脱前人影响——这一反叛,何尝不铭刻着前人影响的影响?如同我不用典故,何尝不在时刻惦记着典故?

每天写作结束,我会下楼找那只麻色野猫,如果运气好,它会坐在路口等我。它赏识我给予的美食,我赏识它对等待的信任。等待何尝不是智慧?后人继承什么,何尝不是前人等来了预想的知音?

看来,智慧已在好中——好作品有对等待的忠诚和信任,足以等来好读者。

6

大二时,一位年过半百的物理教授来到热力学课堂。不知为什么,他的裤子没系皮带,只用一根布条拦腰扎住。每隔半小时,他不得不转身,撩起上衣,解下布条,把下溜的裤子往上提,再用布条扎紧。他神情自若,面对台下惊诧的目光,脸上没有半丝尴尬。我早厌烦了正襟危坐、照本宣科的老师,他在课上的种种“出格”,振作了我上课的精神。譬如,他表示否定时,不说“不”,而是剧烈摇头,用松弛晃荡的两腮,从嘴里挤出“呜噜呜噜”的大声响。第一次课结束,望着他从容离去的背影,我已决定追随他。

他叫汪庆永。校内没有人知道他心头的荣耀。当1977年普利高津获诺奖,只有他绕着礼堂转圈子——他一生的失败,已在普利高津那里化为胜利。20世纪50年代,他已开始研究非平衡态热力学,但他必须隐藏自己的心得,不止大家心头的正统理论令他不敢言,那时也没有让创新理论获得实验证据的条件。60年代末,普利高津隆重推出非平衡态热力学,挑战平衡态热力学的时间可逆说,这一创举令他摘走诺奖。而在汪庆永这边,他把时间不可逆的思考,始终藏在内心的安全地带。

我是能听懂他闲聊的少数学生之一。普利高津获奖后,他才把藏了那么久的心得,时不时作为闲聊在课堂上吐露出来。我问他,为什么不早公布?他说他的思考只触及热力学的哲学,普利高津的思考,后来已下沉至实验领地。这时,他用由衷的高兴,向我昭示了一种德性——不要在乎自己的得失,要在乎世人在真知上的得失,普利高津的胜利也是所有人的胜利。

可是,我读大学时,校内人并不在乎他的推崇,他们自得于平衡态热力学已经够用。我作为他最无知的追随者,给他带来了什么呢?可能,让他晚年的思考,有一位忠实的听众。更可能,让他产生了思想薪尽火传的幻觉,这兴许真正安慰了他。

那时,我不知收敛自己的无知,常径直闯入他家,与他高谈阔论宇宙学、黑洞、中子星、布朗运动。不管我的谈论多么虚妄,他都以专注的凝视给予回应。这些回应,加深了我已掌握物理学的幻觉。我急匆匆作出无知的惊人之举,撰写了一篇中子星论文。他始终用微笑回应我,踌躇着不知该如何判定。有一天,他告诉我,国内懂中子星的人都在中山大学,你该去信请教。中山大学的回信没有针对这篇论文,只是针对我本人——提醒我,如果想研究中子星,不妨报考中山大学的物理研究生。

这听起来很美好的建议,故意回避了我的失败。于是,汪庆永行动起来,给我写了推荐信,怂恿我报考李政道主持的赴美联合招生。问题再次出现,我尚未毕业就报考研究生,被学校视为出格,不予盖章批准。听到消息,汪庆永却继续微笑,说如果能把研究物理的渴望带到毕业以后,物理学就是你一生的家了。我当时的信誓旦旦,成了现在的惭愧。毕业后,我带着物理学的梦,漂泊进了诗的领地。

现在的我,再也无颜见他!

卡在物理学门槛的那颗心,从此留住的是波澜、不安、忧郁、感伤。日后,这些倒成了诗的营养。

7

上大学时,图书馆是我眼中的神,它知道一切的答案。那时,我相信科学就等于真相。直到有一天,刚体力学老师朝台下学生发出振聋发聩的一问:宇宙中有不可压缩的刚体吗?学生的答声胆怯:没有。

老师乘胜追击:那为什么还要用刚体做力学的基本概念?台下终于有人醒过来:为了简化问题,方便分析。我永远难忘老师脸上的俏皮一笑,它的真正意味,我后来才领会。

那天之后,我看待科学的眼光开始改变。科学原来只是模拟真相,是逼真的模型而已。但我心绪不宁,伟大的科学崩塌之际,我希望用文史哲的书把它撑住。

我不认识图书馆文科部的老师,大概去得太勤,有老师记住了我。一次,她隔着窗口盯着我,说:“你以后每周来一次就够了,我允许你一次借六本。”我呆傻地点点头,一声不吭。等回到宿舍,才意识到她的伟大。她真伟大到,每周让我借六本,直至我毕业。每次听见同学抱怨图书馆只让借两本书,我都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

那时的图书馆,有不少等级规定。譬如,你要是想看外文资料,就得等自己留校成为教师。我等不及,跟踪物理前沿的研究时,常忘了自己还是学生。一天,我贸然向她吐露了苦恼,没想到,她二话不说,径直将我带入外文期刊资料室。等我再次去找她,她已备好一份日程表,表中列出了她在库房值班的日子,叮嘱我按表择日来库房找她,就能如愿进入资料室。

我永远难忘她对规定的理解。我和她只站在走道,有过几次短暂的交谈。她总说,规定是技术,求知是思想,让技术妨碍思想,等于想用绳子把想法扎起来,未免幼稚。她说话的声音很大,当她嚷嚷说:“我就要让这里的大门,对你这样的学生完全敞开,让规定见鬼去!”我不由得满脸通红。回到宿舍,扪心自问,我真当得起她用“你这样的学生”来表扬吗?

现在的我,思想深处仍藏着大学数位老师的教诲。她没教过课,没进过教室,却用寥寥数语、默默践行,成了影响我一生的数位老师之一。说来也怪,我至今不知她尊姓大名,也从未敢贸然问过。仿佛一旦问了,就会减损那层神秘的老师之光。更可能,是我对自己的原名过于失望,父母给我起名时,摆脱不掉时代烙印。我后来启用笔名,也是想走出一个时代。她只大我半代,不敢奢望她的父母能给她起一个超凡脱俗的名字。与其让名字时时刻刻减损她的伟大,还不如不知道。

不问姓名,只管求知,现在看来有些冷漠,那大概就是常言说的愣头青吧。我现在才想到,她要迎着这样的冷漠来帮我,只有圣徒才做得到。按规定,大学四年只许用一本借书证,用完不补。我一本不够用,她就给我补发一本。仍不够用,就给我的借书证不断贴纸。正是那些没有被规定挡住的书,才把我带到今天。

我留校后,偶尔能在校园里碰见她,我仍像从前那样,停下脚步和她聊几句,就仿佛是一个敬师仪式。最后一次碰见她,是十年前,她破天荒地谈到自己,说刚刚退休。我肃静地看着她,不知该说什么。回到家里,心里才涌出感伤。再后来,校园里就没有了她的身影。这样的人注定知道,退休后该去哪里。

现在,我走在校园的路上,常会想,她对于我人生的意义。与她交集的那些时刻,固然只捉得住寥寥数语,可是,她向我敞开了那扇图书馆之门。谁都知道,门里奇花异草或百花争妍的思想,对一位愣头青意味着什么。

8

女儿上幼儿园之前,家里雇了一位住家保姆,她是南京六合人。家人向别人谈起她时,都喜欢用“胖子阿姨”称呼她。“胖子”没有丝毫贬义,家人从传统得到的教诲是,胖子有福。再说,观音也以胖为美。“阿姨”更体现了对她的尊重,与她同龄的我们,都自甘降辈分,和孩子一起叫她“阿姨”。

母亲来自楚地,脑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颇为浓重。她常用责备的口吻,数落我们不成体统。她不习惯,一个晚辈因有了“阿姨”的护持,辈分上和她平起平坐。我没有多解释,而是让这种尊重成为家人的习惯。无数习惯里的神秘,谁说得清呢?我小时候,常听见奶奶把要饭的人喊作“爹爹”,她可是一向用“爹爹”称呼我爷爷的。一开始,我也不习惯,但很快就安心起来。从她把要饭的人接进家里吃饭,我看到陌生人的命运,也像爷爷的命运一样,令她牵肠挂肚。如果说得高大上一点,她已拥有文明的智慧——利他的火苗,不时也经得住利己狂风的吹折。

“胖子阿姨”同样有文明的智慧。有一次,她说:财富太多并不好,人该为太有钱感到羞愧。刚开始,我不知她的思想从何而来。直到有一天,她抱着我女儿,去太平南路的圣保罗堂做礼拜,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她是清教徒。清教徒主张,追求利润的目的之一是做公益事业回馈社会。我那时事业初成,生活的每一行动,尚在考虑如何获得财富,给家人带来舒适的生活。她的话,不止令我心头一震,还在心里驻扎了下来。

普通人很难摆脱财富诱惑,可是,一位信徒心里涌出的东西,竟有诗一样的境界。诗,就是让人质疑俗见,就是在喧嚣的洪流中,找到让自己安静的支流。这样才触及生活的意义,财富不是万能的货币,它买不来“意义”。

几乎每周一次,阿姨会带着我女儿去圣保罗堂做礼拜,女儿常在圣歌和布道声中渐入甜梦。置身神秘的殿堂,酣然入睡,按说女儿未受信仰的熏染。但我以为,影响已在圣保罗堂外悄然启程。

没等女儿上幼儿园,胖子阿姨就回六合了,有个待产的孙子等着她照看。很小就离开阿姨的女儿,似乎没有白去圣保罗堂,她很小就有了底线意识。她不说谎,也不许家人说谎。每次带她出门,她就成了全家人的“警察”,不许家人随地吐痰、乱扔垃圾、闯红灯、插队等。我很高兴受到这样的“再教育”,每次都毫不犹豫站在她那边,哪怕那一次她审判的对象是我。

50后和60后,因成长环境的影响,毛病颇多。他们又不认为自己有毛病,这恰是他们的毛病中最重的一个。成王败寇的氛围,还令毛病雪上加霜。认识到自己的毛病,恰是女儿对我人生的贡献。在女儿面前,我的毛病没法藏匿。有一次,我带她在十字路口等红灯,红灯读秒没完没了,马路上没有一辆车,我按捺不住,刚跨出一步,就被她厉声呵斥,一把揪回来。周围站满了等红灯的人,我如同被拉到众人面前公审。若是外人,我可能会恼怒,偏偏出我洋相的是女儿,我不得不静下来,反省自己。

我这一辈成长在贫穷和机会稀少的年代,环境令我们容易成为机会主义者。丢失机会,如同丢失生命一般痛苦。各种说辞,甚至礼貌,是为了掩饰机会主义者的难看吃相。久而久之,机会主义者甚至会丢失目的,不问结果,只管抓住机会,使之成为习惯。我闯红灯过马路,只是为了省下半分钟,于我一天的意义何在?没有意义!我一天要做很多事,如果真在乎半分钟,就会很容易从每件事上省下半分钟。我没有去省,说明不在乎。为何站在马路上,就竭力想省?其实是害怕等待!

贫穷年代固然已过去,但“等待”这一贫穷年代最堆积如山的“日用品”,仍会让我睹“物”生情,生出恐慌、恐惧之情!那时,买衣服、布料,要等着凑够布票,买区区两斤肉,要等着凑够四个人两个月的肉票……可想而知,等待已成了不快乐的代名词,大家都避之若浼。

不愁吃穿的新环境,把德性教给了女儿,女儿再用此德性提醒我,对等待的恐惧,不只落伍,还会给新环境带来戕害。排放污水、砍伐树木、过度抽取地下水等,哪样不是因了对等待的恐惧而走捷径造成的?我很欣慰,女儿这一代已不屑走捷径,对等待不再恐慌。这一能让文明更持久的智慧,通过胖子阿姨的那类信念同样可以获得,这是我为女儿感到庆幸的事。她如同获得了双重智慧的加持。

只是,“有等待的耐心”这一文明智慧十分脆弱,难得易失。我们得时时用反省,用丰衣足食,甚至用信念侍奉之。

【黄梵,诗人、小说家,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已出版《第十一诫》《浮色》《南京哀歌》《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等。曾获“2015—2016年度十大好诗”提名奖、紫金山文学奖、《钟山》文学奖、《作家》金短篇小说奖、《北京文学》奖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德、意、希腊、韩、法等语种。】